离婚到底有多可怕？设想一下，如果你年近三十，又带着四个年幼的女儿，可有决心离开曾经安逸的生活呢？
有多少人在婚姻里为了孩子、为了面子、为了经济上的考量，一忍再忍，日复一日，直到把鲜花熬成了稗草，直到自我的底线一退再退，退到无路可退，然后才决定离开？是不是我爱你，所以就可以没了自己？
1934年，上海一桩离婚案轰动一时。男方是曾经的四川都督夏之时，女方是已经离家五年的董竹君。
是他秋扇见捐，琵琶另抱？不是，非但不是，他可谓痴情。
离婚前他只有她一个妻子，连妾室都没有。虽然父母重压、同侪嘲笑，他却恪守着曾经的誓言，不再娶他人；离婚后，他病体沉疴，几个月才好转。每次握笔写信也都伤心落泪，他写下千言信，字字深情；离婚五年后他才娶旁人，却在新人前言说旧人的好；她经营饭店急需用钱，他托老友之名主动借了几千大洋，却不让她知道；烽烟四起时，即便他们已形同陌路，他仍旧写信叫她回川避乱。
是她移情别恋、另登高枝？不是，非但不是，她可谓忠贞。
离婚后她终身未嫁，生活一度陷入山穷水尽之中。经济最紧张的时候，她频繁地出入当铺，帮人推过大车，她甚至曾去赌过博。而他的相片摆在床头，一直陪伴她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弥留之际，让小女儿在她入葬时放一首叫《夏天最后一朵玫瑰》的歌。“夏天最后一朵玫瑰还在孤独地开放，所有她可爱的伴侣都已凋谢死亡。再也没有鲜花陪伴在她的身旁，映照她鲜红的脸庞，和她一起叹息悲伤。”
相爱至此的两个人，如何也会走到日暮穷途、君向潇湘我向秦的那一天呢？
1900年，董竹君出生在上海的一个贫苦人家。她的父亲是个拉黄包车的车夫，母亲则靠给人家洗衣服做粗活，挣取微薄的家用。
由于父亲病重无法再出去工作，董家几乎陷入了绝境。为了治病和养活全家人，董父不得不将她抵押在长三堂子做三年只卖唱不卖身的“清倌人”。长三堂子是当时上海的高级妓院。
有时候，一个人遇到的人往往能决定他的命运走向。
譬如同是德才兼备的女子，徐慧遇到李世民，所以她才能理直气壮地说：“以才事君者久，以色事君者短。”而班婕妤遇到的是耽于美色的汉成帝，所以她最终孤守长信宫中，死于成帝陵里。
董竹君长得漂亮，歌又唱得好。因为心情苦闷，她便不爱笑。而在那样的场合，越是不笑，客人偏偏就想逗她笑，反而更有了别样的情趣。点她唱歌的人很多，每日里挂在书寓上的水牌写满了名字。客人也越来越多，她很快就成了当红清倌人，堂子里的摇钱树。
灯红酒绿见多了，再多的风华也抵挡不了岁月的白马，繁华不过云烟。
她明白即使抵押到期，老板也是不会放她走的。大多数青楼女子都是年老色衰了，再也榨不出价值了才能真正得到自由。那么似乎只有在接客前找到一个靠得住的男人，跟着他离开，才是最好的归宿。
夏之时就是在这里遇到董竹君的。那时候董竹君还不叫董竹君，而是叫作“阿媛”的红倌人。
夏之时，字亮工，四川合江人。早年游学日本，在东斌学校步兵科学习军事。也是在日本受到了新思潮的影响，他加入了同盟会。后来回到四川在军中任职，在辛亥革命爆发后领导了龙泉驿起义，成立蜀军政府，通电全国宣告重庆独立。夏之时为副都督。
彼时，他不过二十四岁，盖世英豪，少年倾世。
1913年，夏之时来到上海和革命党一起筹划讨袁的二次革命。因为正被当局镇压，他们无法在饭店、酒楼公开聚会，因此三教九流聚集的妓院，成了他们秘密活动的最安全地点。
她因此接触到这样爱国志士的聚会。她最初的政治觉悟大约就是从此而来。
纵观整个民国历史，比她漂亮的、比她有才的、比她有成就的、比她受男人追捧的，大有人在。然而，说起能比她有政治觉悟和嗅觉的，大约无人能出其右。从最初接触革命党，到后来一直资助、帮助爱国进步人士，以至于最后将一生所得尽献于国家。她始终都能顺应时代的潮流，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大智慧。
自古美女爱英雄，更何况夏之时仪表堂堂、俊逸昂扬，一见倾心是意料中的事情，而英雄爱上美人也是情理之中。
不久后，袁世凯以三万大洋悬赏夏之时的人头，他只能藏身在日本租界的旅馆里，准备逃亡日本。
那时候多勇敢，只要有爱，除了自己，没有什么能让我们分开。
董竹君借机偷偷找到了夏之时，而他一见到她，拥着她失声痛哭。
中国是一个特别讲究男儿有泪不轻弹的国度。比女子的眼泪更动人的，大概就是硬汉的眼泪了吧。一个女人见到男人因为自己而流泪，这个男人不是感情细腻的诗人、学者，而是杀伐千里、横扫沙场的铮铮男儿，那种震撼不言而喻。
如果说这之前还存着寻找一个靠山离开火坑的投机心思，这一刻的董竹君怕是真正地爱上了这个男人。
夏之时提出帮她赎身，向她求婚，然而她却拒绝了。
十五岁的董竹君，有着超乎这个年纪的睿智和主见。虽然她也有一颗急切逃离的心，却是有更深层次的考量。她不是他的商品，不愿意重蹈被买卖的命运。她要独立地站在他面前，以一个平等的姿态，是可以肩并肩、面对面地站在一起的。
她要他答应三件事情：不做小老婆；到了日本送她读书；将来从日本读书回来组织小家庭，男主外女主内。夏之时全然答应了她。
不久，她终于找到机会逃离了虎口。她有捐金沉珠的魄力，走时穿着最朴素的贴身衣服，身上只带了两毛钱的车资，把在长三堂子里赚的钱统统留下。
贝阙珠宫、金钗钿合、绫罗绸缎都是属于那个繁华的烙印。而新生的董竹君是全新的，是和过去没有分毫纠缠的。
洪应明《菜根谭》里说：“声妓晚景从良，一世之烟花无碍。”此刻的董竹君正抱着这样的信念奔向新生活。
虽然由于她的出身，两个人的婚事被夏之时的一众同志反对，董竹君和夏之时还是在松田洋行里举行了仪式简单的婚礼，他为她取名“竹君”。
然而爱得既深，便会有一种天然的占有欲，尤其是夏之时这样旧式风度的传统男子。他一面希望她好，享受着她的热烈奔放和积极向上，一面又害怕她耀眼的光芒会成为他们爱情的阻碍。患得患失，总是恋爱中人的通病。
婚后几天，两个人一起去了日本。在日本，夏之时确实履行了曾经的诺言，送她去读书。然而却不允许她去学校学习，而是请了家教在家中授课。
她从小学习音律，曾经听到一个青年人在吹尺八。曲子缠绵悠扬，她露出赞赏的神情，靠到窗前仔细聆听。然而他却以为她在向往吹曲子的人，因此心中不悦，便冷嘲热讽。他无法理解她对文艺和音乐的爱好和追求。
1915年，夏之时奉命回川。此时虽然两人已经育有孩子，他仍然觉得不放心。不仅急招了四弟来日本陪伴她，更是给她留了一把枪。告诉她，如果有危险就防身，若是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那么就自杀。
后来分居后，风言风语传到他那里，夏之时真正气坏了，他甚至找到上海的朋友去绑架她。
他爱她，是大男子主义者的爱，她不仅是爱人，更是私有财产，不容他人染指。他的爱情单纯而粗暴，容不得半点的犹疑背叛，这多是秉性刚毅者爱情的常态。
然而这却离她想要的婚姻越来越远。尊重在哪里？信任在哪里？平等在哪里？我爱你，但不能允许你恃爱行凶，让我没了自己。
1917年，董竹君从东京御茶之水女子高师毕业后，本想去巴黎留学，然而夏之时却不同意，坚持让她返回四川。为了家庭，她不得不让步妥协，放弃了自己的理想。
十七岁的董竹君准备了一箱厚礼，走进了传统的旧式大家族生活。从开始的夏家人冷眼相待，到后来最终被认可和接纳，并赢得婆婆和家人的尊重，她倾注了无数的心血和努力。
而他不仅一直坚持董竹君的正室地位，还处处给予她做人处世的指导。
到这里本应该是琴瑟和鸣、举案齐眉、白首到老的故事，然而命运却从来不按常理出牌。
1919年，由于在四川派系斗争中失败，夏之时被解除了公职。本就是望族之后，衣食无忧。下野之后因为仕途不如意，夏之时开始吸食鸦片，蜗居不出，脾气也越来越坏。
而从前的经历却让董竹君太明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了。她不愿在安逸的生活里迷失自我，对挣钱有一种特别的热情。在她看来，只有经济上独立才能有人格上的平等。
虽然他反对她抛头露面，但还是帮助她开办了富祥女子织袜厂和出租黄包车公司。董竹君初显了她的商业天分，赚了一些小钱。她不仅热心社会事业，并且私下里还资助“进步人士”。
而这些都让思想传统的夏之时非常不满。他信奉儒家学说，不能容忍他的女人把心思和金钱花在不相干的人身上，而这些不相干的人还怀着他所不能理解和赞同的思想和主义。
两个人，一个停步不前，一个已经走得太远。
有一回金星采访杨幂，问她给父母买房子要不要和老公商量。杨幂说，不用啊，因为我买得起。
为什么嫁作人妇后还要努力、还要赚钱？就因为可以在花钱的时候底气足足地说一句：我买得起。
本就琐碎的家庭生活，又因为她父母的到来雪上加霜。夏之时并不喜欢董家人，他看不上卖女儿的父母。然而身为人女，天下间无不是之父母。他对她父母的轻蔑，落在她的眼中便成了对自己的轻视。
争吵和言语的侮辱渐渐磨去了爱情在心底的分量。在他看来，争吵不过是夫妻间寻常不过的口角，也许还算得闺中情趣的一种，她却认为那是触及尊严的问题。
他不是不爱，只是，不是以她想要的方式去爱。有时候不会爱，比不爱更让人觉得神伤。
她也不是不爱，只是，不能理解和接受他的那种爱。她有着超乎那个时代的女子的觉悟，如果没有对她人格的尊重，谈什么爱呢？她应该是可以携手共进退的妻子，而不是他的商品，他的宠物。
两个要强的人凑在一起，如果一个不能退步柔软，那么结局自然是强极则辱，两败俱伤。而子女教育的问题更让婚姻雪上加霜。
董竹君一共为夏之时生下四个女儿一个儿子。然而在重男轻女的封建大家族里，她希望女儿受到良好教育、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愿望落了空。这一次，董竹君独自带着四个女儿又一次地出走了，她不愿意再为爱妥协。
当时四川的八卦新闻写有这样的标题：“夏之时家中难都督，将军街出走女娜拉。”
娜拉出走以后怎样？易卜生并没有给予解答，只是给了一个响彻世界的关门声。鲁迅先生却说了——要么堕落，要么回来。
那些出走的娜拉，“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人生不是戏剧，关门之后就可以落幕。董竹君的出走，不过只是人生另一场戏的开幕。这一幕戏，她独自演出，她既没有堕落，也没有回去，而是努力活出自己的精彩。
外出养病的夏之时在报纸上看到她出走的消息，急忙找到她。温柔的劝解、铺天盖地的怒火，都没有动摇她离家的心。
最后，他丢下一句：“你将来在上海滩站得住的话，能把这个女儿养活养大，不要说受教育了，我在手板心里煎鱼给你吃。”
每个女人的内心都有一处不能被触及的柔软，也许是不可言明的自恋，也许是不肯变质的骄傲，也许是不可思议的自卑。那些柔软，是不能被理解、不能说出来的纯自我的地带。
这世界呼啸着想要把你揉捏成它想要的形状，然而心里这一处小小的柔软才是内心最坚强的所在。抵抗着这世界，不让自己轻易被它改变。你可以说那是顽固，也可以叫作不忘初心。
夏之时的这句话，不仅没有阻止她离家的脚步，反而真正把她推离了家门。
董竹君留下男孩给夏之时，自己带着四个女儿在上海打拼。两人协议分居五年，夏之时付给女儿抚养费。这一年，董竹君二十九岁，结婚十四年，是五个孩子的母亲。
在离家的最初几年，她的经营并不顺利，几乎做什么赔什么。好不容易稍有起色的纱厂也被日本人的飞机一夜之间夷为平地。
四个年幼的女儿和两个老人都要靠她一个人负担。为了逼她回家，他一度停止了抚养费。她很快陷入了贫困，靠典当物品、做粗活度日。
他苦等五年后，兴冲冲地赶到上海，一见面说的却是：“几年不见，事业有什么成就？”
她的自尊被他凌迟得片甲不剩，她最终提出了离婚。这一次他的眼泪没有能留下她，她一滴眼泪也没有流，留给他一个决然的背影。
虽然生意上没什么斩获，但是经过这几年的打拼和凭借前四川督军夫人的名号，董竹君还是在上海积累了许多人脉。
她有独特的商业眼光，离婚后的她看中了川菜馆的前途，于是开始筹划在上海开一间川菜馆。她亲自到四川请了著名的川菜厨师，并且培训了一批专业的餐饮服务人员。
1935年3月，锦江川菜馆挂牌营业了。广阔的人脉在这时候突显出它的深藏的能量，川菜馆一开张便是开门红。不仅南京、上海的军政要员出入于此，上海滩几大帮会巨头杜月笙、张啸林、黄金荣也都常来捧场。这其中很多都是夏之时的故交。卓别林访问中国时，也曾光顾菜馆的生意。
既是看中了锦江的前途，也是看好董竹君的个人能力。杜月笙又出资扩大了饭店的规模。
她日夜操劳，天没亮就要去店里，晚上又披星戴月地回到家中照顾四个女儿。上有老，下有小，家务也亲力操持。很快，积劳成疾，她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
她却乐在其中。她是天生的职业女性，每天都在想新的主意。不仅监管菜色的口味，更以多年来的经验制定了一整套科学的管理方法和制度。
菜馆的成功并没有让她停止前进的脚步，这是她的不凡之处，也是常人不能理解之处。1936年初，董竹君又办了锦江茶室。这时候，曾经留学日本的阅历和见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茶室环境整洁，布置考究：荷兰的风景画、西班牙的蜡烛吊灯、法国的壁灯，色彩和光影的搭配在细节上别具匠心。
茶室甫一开张，便轰动上海，也成为在上海的社会名流、文人雅士聚会的地方。在这期间，她也一直没有停止和进步人士的接触，一直从事秘密帮助、掩护共产党的地下革命工作。
她终于成功了，赚了钱，也赢得了她想要的尊重。
不仅自己要求独立，她还致力于宣传倡导中国普通女性的独立。1937年，董竹君和《大公报》的女记者蒋逸霄、许广平等人创办《上海妇女》杂志，投入到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中。
日军侵华后，国内局势日紧。生逢乱世，董竹君以一弱女子之力既无力反抗，也不愿做汉奸，无奈将店务托付于他人，带着女儿流亡菲律宾。
1945年初，董竹君回到上海，面对一个烂摊子，她卷起袖子从头再来。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坚强地经营着自己的事业。
有智慧的女人，懂得什么时候该争取，什么时候该舍得。或说是投机，或说是识时务者为俊杰，都无所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将十六年所赚得的十五万美元全部捐献给了政府，并且还交出了自己的花园住宅。公私合营时，又主动把当时价值三千两黄金的锦江菜馆和锦江茶室奉献给了国家，改建成了如今享誉全国的锦江饭店。
看到时代的潮流，她明白她的时代结束了。于名利场中决然抽身，毫不瞻前顾后、拖泥带水，是一份魄力，也是一份难能的睿智。也是凭着这份坚毅和智慧，她熬过了动荡年代的五年牢狱之灾。
就在董竹君交出锦江饭店的那一年，夏之时却因为冤案被判死刑。他们一生的恩怨在1951年画上了一个句号。
岁月何其残忍，将相爱生生写成相爱过。可是，虽然爱你，但更不能没有自己。
好的爱情，只要相爱就足够；好的婚姻，却需要彼此的包容，丈量好自己的底线。在最好的时间，遇上最对的人，也不一定能白头不相离。路是自己选的，未尝不曾后悔。
但不论是为爱折了自我，还是为了自我抛情弃爱，都没有岁月可回头。那么不如好好走下去，一样能走出一个宽广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