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1950）
一、疑惧和幻想
飞机飞到赤塔，天差不多快黑了。我们是第一批到苏联的伪满战犯，和我同来的是弟弟、妹夫、侄子们和一个佣人。我们这一家人乘坐苏军预备好的小汽车，离开了机场。从车中向外瞭望，好像是走在原野里，两边黑糊糊看不到尽头。走了一阵儿，穿过几座树林，爬过几道山坡，道路变得崎岖狭仄，车子速度也降低下来。忽然间车停了，车外传来一句中国话：
“想要解手的，可以下来！”
我不觉大吃一惊，以为是蒋介石派来接我们的。其实，说话的不过是一位中国血统的苏联军官。在我前半生中，我的疑心病可把自己害苦了，总随时随地无谓地折磨自己。明明是刚刚坐着苏联飞机从中国飞到苏联来，怎么会在这里向蒋介石移交呢！但我犯起疑心病来，不是根据事实，而是恐惧心理，我怕什么，就疑心什么。这时我最怕的就是落在中国人的手里。我认为这次未去日本，没被中国人捉去而落在苏联人手里，实在是万幸。我自以为对苏联没有过什么怨仇，其实这也是糊涂之极，我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伪满反苏的基地，好像可以不算在账上似的。我们解完手，上了汽车，又继续走了大约两个小时，进了一个山峡间，一座灯火辉煌的楼房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我们这一家人下了车，看见这座漂亮的建筑，就有人小声嘀咕说：
“这是一家饭店呵！”
大家都高兴起来了。走进了这座“饭店”，迎面走过来一位四十多岁穿便服的人和一些苏联军官。我心里想，那位穿便衣的大概是饭店经理吧？一听他说话，知道又弄错了。他庄严地向我们宣布道：
“苏联政府命令：从现在起对你们实行拘留。”
原来这是赤塔市的卫戍司令，一位苏联陆军少将。少将的样子，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严厉。他宣布完了命令，就很和气地告诉我们说，可以安心地住下，等候处理。说罢，指着桌上一个盛满了清水的瓶子说：
“这里是有名的矿泉，矿泉水是很有益于身体健康的饮料。”
这种矿泉水乍喝有点不大受用，后来却成了我非常喜欢的东西。我们就在这个疗养所里开始了颇受优待的拘留生活。每日有三顿丰盛的俄餐，在午晚之间还有一次俄式午茶。有服务员照顾着，有医生护士经常检查身体，治疗疾病，有广播收音机，有书报刊物，有各种文娱器材，还经常有人陪着散步。对这种生活，我立刻感到了满意。
这比我在伪满帝宫里的生活好多了。首先，我身边没有了那个吉冈安直，没有了随时被暗害掉的危险。其次，在这里还可以出去散散步，到山上玩玩雪，这在伪满帝宫里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只是但求活命，只要能保全性命，我的愿望足矣。
住了不久，我又生出一个幻想：既然苏联和英美是盟邦，我也许还可以从这里迁到英美去做寓公。我还带着大批的珠宝首饰，够我后半生用的。
但是，我在这里要拘留到何时呢？问不出来。会不会要引渡到蒋介石那里去呢？这个危险仍存在。于是，我又不安起来。忽然我想起了一个办法：上书给苏联政府。
我在苏联五年，除了口头以外，共上书三次给苏联当局，申请准许我永远留居苏联。到赤塔不久申请了一次，两月后迁到离中国不远的伯力，我感到十分不安，又申请了一次，后来又申请了一次。这三次申请，全无下文[28]。
伪满的其他拘留者，在这个问题上，自始至终与我采取完全相反的态度。他们的幻想和我不同。
我到赤塔后不几天，张景惠、臧士毅、熙洽等这批伪大臣也到了。大约是第二天，张、臧、熙等三人到我住的这边来看我。我还以为是来给我“请安”，不料这些“大臣”却是向我请愿。张景惠先开的口：
“听说您愿意留在苏联，可是我们这些人家口在东北，都得自己照料。再说，还有些公事没办完。还是请您跟苏联人说一说，让我们早些回东北去吧。”
他们有什么“公事”没办完，我完全不知道。后来明白，他们在被押解来苏之前，在长春已组织好了“维持会”，于静涛是他们内定的长春市长，就等国民党来接收。我不知道这些事，也不关心这些事，对于他们的请求，我心里毫无兴趣。
“这个我怎么办得到呢？连我是留是去，还要看人家苏联的决定。我没办法说！”
这些家伙一听我不管，就苦苦哀求起来，就像我真可以决定问题似的，他们说：“您说说吧，您一定做得到。这是大伙儿的意思，大伙儿推我们做代表来请求溥大爷的。”
他们现在不能叫我“皇上”“陛下”，就没口地乱叫起来。我被缠得没法，只好找负责管理我们的苏联中校渥罗阔夫。
渥罗阔夫听了我告诉他的伪大臣们的要求，便说：“好吧，我代为转达。”
在我提出要求留苏申请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回答的。以后的情况也相同，没有下文。
但是，这些大臣和我一样地不死心，迁到伯力市郊之后，我申请留在苏联，他们就申请回到东北，还是逼着我替他们申请。
我当时很不理解，他们何以与我如此之相反，何以这样对蒋介石感兴趣。那时我不明白，他们比我了解国民党的政治内幕，知道国民党那些人对他们的特殊需要，相信回去不仅保险，也许还能捞一把。也许这个诱惑太大了，有人想回去想得几乎发了疯。在伯力市郊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充当打扫职责的伪满俘虏大约是发羊角风之类的病（也许是故意寻开心），倒在地下胡说八道。有一位崇信乩坛的伪大臣，认定这是有大神附体，立刻跪在这个俘虏面前大叩其头，嘴里念念叨叨，恭请“大神”示知，什么时候他能离苏回家。
当然，这位大神更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
在苏联，苏联翻译人员常给大家讲新闻，我们还看到旅大苏军发行的中文《实话报》，经常可以听到国内的战事消息。我对这些很不关心，我认为无论是谁胜谁败对我反正是一样，都会要我的命，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永远不要回国。这些伪大臣们都很留心国内的形势。他们把希望放在蒋介石的统治上，他们相信，有美国的帮助，蒋介石是可以打败人民解放军的。起初听到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消息，谁也不相信。后来事实越来越真，又发起慌来。新中国宣告成立了，有个自认为经验丰富的人，又提出打个贺电的意见，这个意见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二、放不下来的架子
在苏联的五年拘留生活中，我始终没有彻底放下架子。
从赤塔到伯力，从伯力市郊到城里，我始终是和弟弟、两个妹夫、三个侄子和一个佣人在一起的。我们这“一家人”住处是和别人分开的。到伯力之后，收容所里没有苏联姑娘做服务员，就由家里人给我叠被，收拾屋子，端饭，洗衣服。不过我还算有点自知之明，不让他们再叫我皇上了，他们就用“上边”两字代替了那个称呼。
刚到伯力郊外的时候，有一天我从楼上下来，想在楼下散散步。楼梯底下椅子上坐着一个人，见了我眼皮也不抬一下，这人我认得是伪满的一个大臣。我心里很生气，为什么连个礼也没有了？从此，我就不想下楼了，终日在楼上泡，吃喝拉撒睡全不下来。我每天大部分时间用在念经上，一念便是整部的《金刚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还有大悲咒，饭前的往生咒等等。
我自己不但不干活，还不愿意我家里的这些人给别人干活。我的弟弟和妹夫有一次吃饭时，给大家摆台子，叫我给禁止住了。我的家里人怎么可以去伺候别人！
后来，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间，我家里的这些人被送到同一城市的另一个收容所里去了，剩下我一个，被调到跟其他汉奸一起去住。我感到了很大的不方便。苏联当局还很照顾我，容许我单独吃饭，可是谁给我端饭呢？我的岳父自告奋勇，愿意伺候他的女婿。于是，我们这两个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地凑到一起了。更丢人的是，我连衣服也让岳父来洗。后来，自己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儿，自己也洗一点儿衣服，但他依然要抢着代劳。在苏联的五年，每逢过旧历年包饺子吃，第一碗还是要先盛给我吃……
总而言之，我的架子总是放不下来，我的生活方式总是和别人不能一样。那时，苏联的工作人员，曾诱导这批寄生虫做些轻微劳动，先从自己管理自己，从打扫住处讲卫生开始，但并没有要我也去做。我为了讨好，有一次也自动拿起了拖把，拖起了地板，一个苏联人员看见了，笑道：“好啊，连溥仪也干活了！”我听了，很得意。如果我能更自觉一些，还能更多放下点架子，这对我思想是会有好影响的。但是我的动机既如此不纯，架子又是如此放不下，洗起衣服来又是如此不情愿，所以，我家里的人一从另外的收容所转送回来，我又是依然如故，把架子完全恢复起来了。
收容所在我们院子里划出了一些地块，给我们种菜。我和家里人也分了一小块，种了青椒、西红柿、茄子、扁豆，等等。看着青苗一天天在生长，我很觉得新奇和高兴。每天提个水壶接自来水去浇，也很有趣味。这种趣味，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但主要的兴趣，还是在于我很爱吃西红柿和青椒，因此，有时也很着急，埋怨青椒和西红柿为什么不快点长起来，还常常想，这到底不如从菜铺买起来方便。这就是我的“劳动观点”。可是不管怎么说，这一段短短的种菜生活，在我身上埋下了我所意识不到的种子。虽然是非常微小的种子，毕竟是一颗好的种子，对我后来回到祖国进行改造，是有一定好处的。但那时我不懂得在这方面感激苏联，我感激的只是没让吉冈把我带到日本去。
收容所当局还给我们一些中文书籍，供我们学习。有一个时期，叫我的弟弟和妹夫给大家照着本子讲《列宁主义问题》和《联共（布）党史》。讲得莫名其妙，听得更是无精打采，糊里糊涂。我自己心里只是纳闷，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假如不让我留在苏联，一定把我送回去，我就是能背下这两本书，大概也救不了我的命吧？
“学习”这两个字，那时对我说起来，还不如青椒、西红柿现实一些。每次学习，我都坐在一个特殊的座位上（在讲桌旁边），一边听着“教员”结结巴巴地讲着听不懂的什么“孟什维克”“国家杜马”，一边胡思乱想：“如果能住在莫斯科，或者伦敦，这些珠宝首饰够我用几年……苏联人不吃茄子，这回收下的茄子，怎么个吃法……”
讲课的地方是个走廊，走廊尽头的门外有苏联士兵巡逻。为了让他不至于看出我胡思乱想，我还能装得很像用心听的样子。但有的人却打起呼噜来。等我的妹夫把“国家杜马”和“克伦斯基”一讲完，这个大厅才又出现了活气。特别是晚饭后，更是人声嘈杂。几张桌子上有人噼里啪啦地打麻将，麻将牌有的是用木头自己做的，也有的是从东北带来的。我很奇怪，他们被捕的时候，还有心从家里带一副麻将牌走。在走廊另一头靠窗的地方，有人向窗外天空合掌，大声念着“南无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楼上日本的战犯那里传来“呜呜……”的日本戏的调子，楼下的对台戏是一把二胡和青衣小嗓，更稀奇的是有人摆起测字摊，四面围着一群人，问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家里发生什么事没有。还有些人背着苏联收容所当局，在宿舍里偷着扶乩，问的大都是有关回家的问题，闹得乌烟瘴气……总而言之，无奇不有。最初几天，门外的苏联哨兵被吵声惊动，曾经十分惊奇地瞅着这群人，直摇脑袋，后来连他们也习惯了。
我在这种时候，就像游魂似的，东转转，西望望。麻将、京戏、扑克我全不会，我也放不下架子和他们一起玩，结果还是回到自己的屋子，摇我的金钱课，念我的《金刚经》……
三、我不认罪
既然放不下架子，又不肯学习，我的思想根本不起变化，认罪自然更谈不到。
我知道，在法律的面前，我是犯有叛国罪的。但我对这个罪名和可能得到的惩罚，只看做是一种命运的偶然性的安排。“强权就是公理”和“胜者王侯败者寇”，这就是我那时的思想。我根本不去想自己该负什么责任，当然更想不到支配我犯罪的是什么思想，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思想必须改造。
为了争取摆脱受惩办的厄运，我采取的办法仍然是老一套。既然在眼前决定我命运的是苏联，那么，就向苏联讨好吧。于是，我便以支援战后苏联的经济建设为由，向苏联献出了我的珠宝首饰。
我并没有献出我的全部财产，我把最好的一部分留了下来。在献宝之后，我的侄子替我把留下的那部分藏进一个黑色皮箱的箱底夹层里，后来还剩下一部分，无法再装进去，弄得不知怎么办是好。我对苏联人说过我献出的是我的全部财产，我恐怕苏联人发现我说了瞎话，又怕别的拘押者知道了我的秘密。再藏吧，实在没处藏了。连肥皂里都已经塞满了。最后我决定，把它扔掉。
有一天，苏联的翻译和一个军官走进了我们的房间，手里举着一个亮晃晃的东西向大家问道：
“这是谁的？谁放在院子里的废暖气炉片里的？”
大厅里的人们都过去看，看出军官手里的东西是一些首饰。有人便说：“这上面还有北京的银楼的印记呢，奇怪，这是谁搁的呢？”
我立刻认出来，这原是我叫侄子们扔掉的。这时他们都在另一个收容所里，我也就不去认账，连忙摇头道：
“奇怪，奇怪，这是谁搁的呢？”
不料那翻译手里还有一把旧木梳，他拿着它走到我跟前说：
“在一块还有这个东西。我记得，这木梳可是你的呢！”
我慌起来，连忙说：“不是不是！木梳也不是我的！”
弄得这两个苏联人没办法，大概他们认为不便给我拆穿，怔了一阵儿，最后只好走了。他们可能到现在还没弄清，我这个人到底是什么心理。其实我只有一个心理：我怕这件事引起对我有什么猜疑来，不如一推干净少麻烦。我推得竟这样笨，不由得他们不发怔了。
我不但扔了一些首饰，还放在炉子里烧了一批珍珠。在临离开苏联之前，我叫我的佣人李焘把最后剩下的一些，扔到房顶上的烟囱里。我有这种糟蹋偷盗祖国人民的珍宝的行为，怎么谈得上认罪呢？
我对日本鬼子是怨恨的。苏联在向我调查日寇在东北的罪行时，我以很大的积极性提供了材料。后来我被召到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也痛快淋漓地控诉了日本鬼子。但当我每次谈起那段历史，从来都不谈到我自己的责任，而是把罪过全放在日本战犯身上去，尽力使自己摆脱出来。我怕的就是自己受审判。
四、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我到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是在一九四六年的八月间。我共计出庭了八天，据说这是这个法庭中的作证时间最长的纪录。那些天的法庭新闻，成了世界各地某些以猎奇为能事的报纸上的头等消息。
证实日本侵略中国的真相，说明日本如何利用我这个清朝末代皇帝为傀儡以进行侵略和统治东北，这是我的作证任务，也是检察官要解决的问题。
被告日本战犯们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所作的努力，是要从质问中取得相反的证言，以证明我不是个傀儡。这种努力当然是失败了。
然而，我今天回想起那一次作证来，仍然感到很大的遗憾。由于那时我害怕将来会受到祖国的惩罚，心中顾虑重重，虽然我确实说出了日本侵略者的一部分罪恶事实，但是为了掩护自己，我又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
例如，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以我为首那个集团的秘密勾结，这本是在“九·一八”以前就开始了的，日本人对我这伙人的豢养、培植，本来也是公开的事实。“九·一八”事变后我这伙人的公开投敌，就是这场长期勾结和豢养的结果，这是帝国主义进行侵略活动的惯用手法之一。但是，我为了摆脱自己，把这一切都回避了。
不仅如此，我还力图把我历史道路上的几个关键事件，歪曲成为我希望别人能相信的那个样子。例如，我到东北，是被强迫的；我出任“执政”，乃是深入虎穴，以备将来“里应外合，收复失地”，等等。
外国的帝国主义和里边的反动势力的勾结，就和任何黑帮搭伙一样，内部摩擦是不可免的，俗语说，“狗咬狗，一嘴毛”。而我把这类冲突，说成好像是善与恶的冲突。
我在法庭上曾有几次表现了激动。谈到了迎接“天照大神”那回事，一个日本律师向我提出，我攻击了日本天皇的祖宗，这很不合乎东方的道德，我激昂地大声咆哮：“我可是并没有强迫他们把我的祖先当他们的祖先！”引起了哄堂大笑，而我犹愤愤不已。提起了谭玉龄之死，我把自己的怀疑当做了已肯定了的事实，并且悲愤地说：“连她，也遭到了日本人的杀害！”固然，这里面有我的（虽然纯粹的私人的）怨恨，但同时我也愿意人们把我看成是一个被迫害者。
法庭上所要知道的只是我是否是一个傀儡，从而由这方面证实日本战犯是东北的侵略者，至于我为什么要当这个傀儡，他们并不关心。这傀儡毕竟不是戏台上的，毕竟是个活人，是人就有其一定的灵魂，而法庭也不管这个。但是，我仍然要把自己的灵魂封得严严的，以致前后矛盾，暧昧含混，并且给辩护律师造成反扑的机会，我却仍然一步不肯放松，到作证结束为止。
第一次出庭是八月十六日。上午九时半开庭，检察官凯南（美国人）先进行讯问。他问了我的姓名、出生地、出生以来的经历，一直问到我如何离开的天津，我开始警惕了。我只讲了那时发生的“恐怖事件”，讲了“来历不明”的炸弹，当凯南问我有没有著名的日本人来访问我时，我只提到了香椎浩平，我说[29]：
“香椎强迫我去旅顺，我不得已才去的。”
“到了旅顺之后，做了什么？”凯南问。
“什么也没有做。后来，板垣来了。”
我讲了在会见中板垣对我说的要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新政权”的话，我承认板垣对我提出了由我充当“新国家的元首”的要求。
“你接受了吗？”
“我拒绝了。”
“为什么拒绝呢？”
“板垣希望新政权要用日本人做官，要求和满洲国人享同等待遇。”
关于我根据“不得不正统系”的理由，向板垣争皇帝来当的事，我根本一字不提。后来检察官问到板垣的反应和最后的结果，我描述了郑孝胥和万绳栻转达的板垣的恐吓之后说：
“我不得已而屈服了。因为首先是板垣说过，如果拒绝，将采取断然手段，其次是郑孝胥等人的劝告，第三是怕日本防我拒绝后泄露秘密，杀我以灭口。”
凯南问了一下我所知道的东三省人口、面积等，就宣布休庭。我回到苏联陪同人员给我准备的安歇地方，思忖了这天的讯问，觉得自己还是太老实。我认为我必须说的，应该还要多一点儿。八月十九日，我第二次出庭，当凯南再问起我接受板垣要求的理由时，我又说：
“当时我年轻，也没有政治经验，由于郑孝胥等人的劝说，如果拒绝也许要遭到杀害，我有了恐惧心理。另一方面，我又为满洲的人民着想，在中国军队用武力尚不能抵抗日军之前，我可以在满洲秘密地训练军队，培养人才。如果得到了机会，就和中国军队互相呼应，收复失地。我就是在这种理想之下跳入虎穴的。”
这番话引起了座无虚席的大厅里一阵低语声。检察官却未因此而对我这类的表白发生什么兴趣，他把问题转向我在伪满时实际作用方面的问题上去，而这也正是我要说的。在一系列的问题下，我讲了自己在颁布法令、签订条约、决定政策、任命官吏等重大事情上的无能为力；讲了处于日本人直接监视下和李顿调查团的会见；讲了连会见自己的亲属也没有自由；讲了“火曜会议”；讲了日本总务长官日本人次长和关东军参谋第四课操纵一切的真实情况。我讲到了谭玉龄的死，大厅里陷入一片沉寂；我讲到了“天照大神”的可耻的来历，引起了一个日本律师的争辩。我最后回答了关于日本的鸦片政策，显然引起了各类人物的注意。这一天的法庭历时比上次长得多，到结束时，我觉到有一种胜利者的滋味。第二天，我第三次出庭的前一段时间里，检察官凯南继续讯问我日本在伪满的各种有关掠夺、奴化、奴役、备战等政策的时候，我满怀信心地继续提供出了我所知道的一切事实材料。但是，凯南结束了讯问，到了被告们的律师走上来开始了质问，样样问题都触及了我个人的时候，情形就越来越不对了。
第一个上来质问的是日本律师团的首席，提过东方道德问题的鹈泽聪明博士。他问：
“证人在一九〇九年继承清朝皇帝之位后，是在北京的天坛，行过祭天告祖之礼的吗？”
“那是不消说的。”我答，“当时我还年幼，那是由我父亲代祭的。”鹈泽得到了我的答复，一下子扯到我一九三四年当伪满皇帝，也曾在长春南郊举行同样的告天之礼，以此证明我是成心要做皇帝的。这时凯南检察官提出了抗议，说这是超出了范围的讯问，但是韦伯庭长驳回了抗议，说这种讯问是针对证人是否真正帝王问题的，可以问。于是，那位对东方文化具有热忱的博士就问我在辛亥退位后，是否也曾经希望过重现康乾盛世的事业。我明白了他的意图，含混地答道：
“由伟大的人物办卓越的政治，这希望是自然的。如果孔子出世治世，世界自然要好些。”
“离题太远了！”庭长插言：“双方的问答，不论何方所谈，都离题太远了！”
在哄堂大笑中，痩小的白发博士严肃地继续问我：
“郑孝胥和罗振玉等人，是否想把清初的王道政治，在现代的条件下加以重现呢？”
“这不只他们吧，人们都愿意出现好政治。”我越发觉得他在弄圈套。这时，庭长不耐烦了，阻止道：
“离题太远了，对法庭没有价值。”
这位先生最后又解释一番，他这是为了使法庭重视东方文化，等等；才告结束。这个圈套虽然消失了，但我知道从律师团那边来的名堂只是开头。果然，跟着就来了猛烈的火力。
担任“主攻”的是梅津美治郎的律师布累尼克。这位美国律师的讯问历时三天，占了全部反讯问时间的一半。东京的报纸把他的讯问形容为“令人恐怖的冲锋肉搏式的”。当律师们发现了无法证明我在伪满不是个傀儡的时候，布累尼克律师首先声言，他要使我丧失我的证人资格。他明白地说，我的证言基础既然是说我的行为出于被迫，那么，他如果证明了我的行为实非被迫，就推翻了我的证言，宣告我是个说话不可靠的人。因此，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我由于不肯把某些历史真相赤裸裸地泄露出来，就在他一系列的逼问下，陷入了几乎不可自拔的困境。我在法庭上的其余六天，真像俗语说的是过了六天的“热堂”。
布累尼克律师开头先让我确认一些事实：我退位后仍保留着帝号，我历史曾有过一次复辟（我说“是张勋搞的”），我曾因民国当局不履行《优待条件》而不满（我说“不太知道”），等等。然后，又为了给他的某种逻辑创造前提而拿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或无中生有的“历史”，叫我承认：“一九二四年满洲不是土匪横行吗？”“一九二四年满洲治安混乱，外国不是为了保护本国的权益而必须出兵吗？”“那时不是俄国侵略北满吗？”“张作霖张学良统治之下，算是善政吗？”我一概回答以“不知道”，但是他仍然不放松，像连珠炮似的放出了一连串问题：
布：“是不是可以说：当时满洲如果没有个善良的统治者出现，是可以统治好的？”
我：“张学良统治时期的满洲是中国领土，与满洲国情形根本不同，但如果你说张学良统治下的情形不够理想，那我也可以承认不够理想。”
布：“证人自己是否有过要在满洲施行善政的理想？”
我：“唔——请再说一遍，没听明白。”
布：（又说了一次）
我：“这种事情嘛，我，连想也没想过。”
布：“证人对满洲的情况，一向是如何了解的？”
我：“那很难说，可能有各种方式。”
布：“比较经常的呢？看不看报纸呢？”
我：“报是人人看的。”
布：“当时的报纸上的满洲消息，治安情况如何呢？”
我：“隔了那么多年，我怎么能记得？”
布：“那么，你看过李顿报告书吗？”
我：“记不清了。”
布：“三百年前，你的祖先不是想到中国建立王朝的吗？”
我：“那是因为明朝已经处于混乱中，吴三桂邀请满族入关的。”
布：“证人没想到过自己的复辟的可能性吗？”
我：“我没这种想法。我想的是要以人民的幸福列为第一位。”
布：“一九三一年以前，没有向任何人提到过希望复辟的话吗？”
我：“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我想似乎没有向任何人提过。”
布：“究竟说了还是没说？”
我：“忘了。”
布：“是有说与没说的两种可能吗？”
我：“记不起的事，我说不出来。”
在我步步设防之下，第二天，布累尼克把问题追到我为了当皇帝，曾派郑孝胥和板垣办交涉的事上来了。
布：“在会见板垣之前，为了商量让证人当执政或皇帝，曾派郑孝胥和罗振玉去找板垣吗？”
我：“根本没这回事！连执政都是后决定的，更谈不到皇帝的问题。”
布：“当时罗振玉是什么身份？”
我：“私人朋友，没什么身份。”
布：“他作为你的代理人，是否有关于政治和复辟问题的发言权呢？”
我：“他的个人行为，我不能负责。”
布：“板垣有没有和你说过，他是听了罗振玉说你要复辟，才找到你的？”
我：“不记得了。也许罗振玉说过，但他不能代表我。”
我开始感到了情势越来越严重了。我料想很可能是郑孝胥和罗振玉之流留下的什么文字落到日本人的手里，现在又转到了律师的皮包中。但是我没料到，还有比郑孝胥之流的文字对我更不利的东西，已到了他们的手里，这却是我自己亲笔写的证据。
“在一九三一年九月之后，在会见板垣之前，你曾经给日本政府高级官员两封信，希望复辟，是事实吗？”
自从这个问题提了出来，虽然我还是用“没有这回事”一推了事，但是我知道危机是到了。我心中慌乱起来，我要在庭长给律师决定的交验证据实物的时间（下午）到来之前，努力扎好阵脚。所以，当他们在反讯问中提出了就任执政的动机，我就又说了一遍是要利用这个机会以图谋恢复失地。我又说：
“我接受了板垣的要求，到了长春，我又想出一个新方法，就是伪装自己，取信日本人，以便能掌握军队。这是个冒险的办法，能成功则为爱国者，否则，即身败名裂……”
这时，布累尼克突然又出我意料地提到从前庄士敦介绍的英国记者伍德海作的一本书[30]中的记载，说我在长春时告诉过他我是凭着两点理由而就任执政的，一是由于民国当局毁弃了《优待条件》而生的仇恨，一是由于清朝“让政”之后，二十年来的民国搞得很糟，因此，我要出来改变这种局面，“以救民于水火”。这也是实有其事的。现在律师根据这本书证明我现在是对法庭撒谎的。我听了慌忙说：
“伍德海的事，我全不记得了，但是可以肯定那会儿是反宣传。因为我在那样环境下，如果不对日本人作出那种欺骗来，是什么也干不了的！”
法庭的空气，逐渐地紧张起来，到了下午，当那个证据——我给南次郎的亲笔用黄绢写的那封信——被拿出了来，而且传到我的手要我辨认的时候，这种紧张就达到了极点，而我的神经也快要拉断了——我把那黄绢一下子扔到地上，大声嚷道：
“各位法官，这完全是捏造的！”
“上面的宣统御墨也是假的吗？”布累尼克似乎有点慌张。
“完全是假的！”
这时候最高兴的是检察官凯南——我现在心里对他真是充满了歉意——立时提出：这封信应当作为集团阴谋的证据。庭长同意了这个要求。
布累尼克显然不甘失败，他又追问我这是谁的笔迹。（我说不知道。）是不是副署人郑孝胥写的？（我说不像，而且他的签字也是假的。）印鉴归谁管？（我说小印鉴在我自己手里，这个上面盖的是大的，我不知道，在天津我是个平民，没盖过皇帝玉玺。这时我暗暗庆幸：幸亏中国皇帝向来没有那种签名的外国规矩）在天津用过“皇帝的黄纸”写信吗？（我说向来用中国普通信纸。我又庆幸：中国皇帝向来不使用那种带着皇冠徽号的御用信笺信封）……他问来问去，不得要领，于是使出了他的撒手锏：
“一九三一年，中国政府把你当做卖国贼通缉，你知道吗？”
这简直是向我的要害刺来了。布累尼克大概看出了这种战术的效用，也许是太控制不住自己，所以，后来他竟对我更直接地咆哮起来：
“你把一切罪行都推到日本人身上，可是你也是一名战犯，你知道中国也要审判利敌行为的人吗？”
这正是我最最担心的，正是我掩盖某些真相的根本原因。但是我越是担心，越把那一部分掩盖得严密，或者歪曲得不像样儿。同时，我越是觉得没办法应付他的追问，反而越是有了办法，这就是万变不离其宗，说什么我也是那几句：不知道，记不得，记不得，不知道！
前后有六位律师上阵，都想尽办法地打算叫我认输，可是都在我的“不知道、记不得”面前弄得束手无策。他们曾拿出了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中的一段——说我预先就告诉了庄士敦要去东北——依然不能改变我的答案。他们翻来覆去讯问我是不是在受着威胁，是不是与“某方”作了某种约定。他们再次用李顿调查报告书上的材料证明东北从前有土匪，用只有他们自己才讲得通的道理来说苏联对满洲的“侵略”，以便根据某种特殊的逻辑，使我得出满洲民众有“望治之心”，我有治乱之意，日本有出兵之权。总之，我的回答有真有假，他们的问题也有是有非。质问与答辩，乱成一团，不得结果。后来，法庭庭长说，问题既然在于我当时是不是傀儡，而我为什么要当傀儡，就没有再问的必要。因此，虽然后来原告被告双方都有专家进行了黄绢上的笔迹的鉴定（根据庄士敦书上我写的一个扇面的照片），而且据说得出了两种不同的结论，可是法庭没有再给继续争辩的时间，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第八天临退庭的时候，检察官照例地问我下次要谈什么。这时我想起还漏了一件事要说，就声明：“我还要谈谈日本天皇的问题。”可是这次退庭之后，就再没有召我出庭。
关于南次郎那封信的问题，在一九五三年以前，我只对五妹夫悄悄地说出过事情的真相，其余的人（无论是中国人和外国人）我对谁也没有坦白过。一九五三年我向抚顺战犯管理所自动作了交代，以后，曾在东京法庭上被我严密地封锁起来的内心世界，逐渐地全展露出来了。
那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然而也是一个获得新生的，通向我今天的幸福的唯一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