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要收敛的,必先扩张;将要削弱的,必先强盛;将要废弃的,必先兴举;将要取去的,必先给予。这就是几先的征兆。
柔弱胜过刚强。鱼不能离开深渊,国家的“利器”不可以随便耀示于人。(《老子注译及评介》)
这一章,常常被人们认为是阴谋家说,看上去也确实很像阴谋家的论调。《韩非子·喻老》就是这么来阐释的:越王勾践败给了吴王夫差,做了夫差的奴仆,怂恿夫差攻打齐国。夫差果然在艾陵打败了齐国,把吴国的势力扩展到长江和济水一带,又在黄池耀武扬威,控制了五湖之地。而就在这声势最盛的时候,被勾践抄了后路,夫差兵败而死。同样的道理,晋献公准备偷袭虞国,先向虞国国君赠送美玉和宝马;智伯打算偷袭仇由,先送给对方一辆大车,这就是《老子》说的“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的道理。
有必要说明的是,即便韩非子的解读完全符合老子本意,但这种物极必反、盛极而衰的观念在周代已经由来已久了,是很多有识之士的共识。
《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的正是《韩非子·喻老》刚刚讲过的吴越相争的事情。吴王夫差志得意满地想要和齐国开战,伍子胥劝阻无效,反而被逼自杀,死前哀叹说:“吴国就要灭亡了呀。‘盈必毁,天之道也。’”
所谓“天之道”,确实是从天道(即自然规律)观察得来的。譬如《左传·昭公三年》记载张趯以星象喻人事,说大火星位于天中的时候,寒暑就会消退,晋平公已经达到了他的鼎盛时期,接下来就该走下坡路了。
《战国策·魏策》记载晋国的权贵智伯向魏桓子索要土地,魏桓子不给。魏桓子的手下任章问道:“为什么不给他呢?”魏桓子说:“他无缘无故地要我的地,我能给吗!”任章说:“您还是给他的好。智伯的势力这么大,您满足了他的无理要求,他一定会更加骄纵,其他人就会更怕他,智伯的好日子也就不长了。《周书》说:‘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魏桓子听了任章的意见,真就把一座万户人家的城邑给了智伯,智伯果然更加骄纵无度了,又向赵襄子索要土地,赵襄子不给,两边打了起来,结果晋国四大家族里三家联手灭了智伯。(这就是“三家分晋”的开始,从此以后,曾经强盛一时的晋国就不复存在了。)
我们看任章所引的《周书》,“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和《老子》的“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如出一辙。
《吕氏春秋·行论》也讲过一段故事,齐国攻打宋国,燕昭王派出张魁带领燕国的军队去协助齐国,没想到齐湣王却把张魁杀了。这对燕昭王来说实在是奇耻大辱,当即便准备发兵伐齐。凡繇来劝谏,说国力弱的时候千万隐忍。燕昭王依言,反而派出使者向齐国赔罪,助长了齐湣王的骄纵。[88]后来燕昭王伐齐,连克齐国七十余城,险些灭了齐国。所以古诗说“将欲毁之,必重累之;将欲踣之,必高举之”(要想毁灭什么,一定先把它堆积起来;要想摔倒什么,一定先把它高举起来)。
《吕氏春秋·行论》引述的这几句诗在《诗经》里找不到,应该属于逸诗。既有《周书》,又有逸诗,应该都是《老子》这一章之所本。一部分学者认为,《老子》这一章只是客观陈述事物发展的一种规律,“不幸这段文字普遍被误解为含有阴谋的思想,而韩非是造成曲解的第一个大罪人,后来的注释家也很少能把这段话解释得清楚。”(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但是,如果我们采《周书》和逸诗为证,韩非子显然并没有曲解《老子》,这一章确实含有阴谋的思想。
这样一来,新问题又出现了:这一章里“将欲……必固……”的句式显然表达了一种处心积虑的姿态,这与《老子》在别处说的“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楚简甲本第一组)出现了明显的矛盾。能够把矛盾降低一些的情况是:“将欲……必固……”这一段在楚简本里并不存在。
这种阴谋的思想,使《老子》带上了兵家的色彩。历史上的很多名人,比如苏辙、王夫之,都曾把《老子》当作兵书来看。明太祖朱元璋亲笔注过《老子》,洋洋洒洒很能写,只是注到这一章的时候,只有短短一句“柔浅而机密,智者能之”,就辍笔不注了,不知道是顾虑什么。更有甚者,唐代研究《老子》的王真,是唐宪宗手下的一名将军,写过一部《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完全以《老子》论兵,只是见地并不高明,对这一章的阐释无非是说军国领袖应当小心谨慎,注意观察天道与人事,看看曾经对自己有利的因素是不是悄悄地变成不利因素了。
那么,《老子》和兵家到底有关系没有?李泽厚先生曾说《老子》的思想来源可能和兵家有关(《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现在看来,推断来源恐怕为时尚早,但两者的关系肯定是有的。
从兵书里来找同样的话,《六韬·发启》:“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圣有将动,必有愚色。”这段话在1972年出土的银雀山汉墓竹简里也有,是说猛禽和猛兽在发起行动之前,都要有一个俯身收缩的姿态(养过猫的朋友都会发现,猫在进攻之前就会很小心地把身子低伏下来),圣人在发起行动之前,一定会露出愚钝的神色。
这既是事物之常态,也是阴谋之常理。想想别人对你好,很可能是为了害你,这总是让人不舒服的,不过在诡谲奇幻的政治舞台上,往往只有精英中的精英、小人中的小人才能生存下去,尽管他们看上去往往都是那么淳朴、文雅和亲切。
《六韬·三疑》:“夫攻强,必养之使强,益之使张。太强必折,太张必缺。”《六韬·文伐》:“因其所喜,以顺其志。彼将生骄,必有奸事。苟能因之,必能去之。”这些文字全在阐释同一个道理:要想使谁灭亡,就先让他疯狂。怎么让他疯狂呢?顺着他,宠着他,满足他的不合理要求,助长他的嚣张气焰。这样的见解,在《左传》当中多有实例,应当是春秋时代上层社会的一大共识。
换一个角度来看,唐人李奚写过一篇《反五等六代论》,还是在谈封建制和郡县制孰优孰劣的老话题,不过在讲到诸侯们是否真的可以作为王室藩卫的时候,一针见血地说:哪家诸侯要想称霸,就打出勤王的旗号,安定王室的内乱,看上去忠心耿耿,也邀买了一个好名声,其实却包藏祸心、觊觎神器。名为尊王、勤王,实际是扩大自家的实力,这就是《老子》所谓的“将欲弱之,必固强之”的道理,这些诸侯真的能做王室的藩卫吗?
联系这一章,再看《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