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之成立
中国国土大，边陲的举动，不容易影响全局。要能够振动全国，必得举事于腹心之地。但是登高一呼，亦必得四山响应，而其声势方壮。此种情势，亦是逐渐造成的。革命党的运动，固然是最大的原因。党人乃于十九日，即阳历的十月十日，起义于武昌。革命军既起，清朝的官吏，都逃走。（一九一一年）阳历十二月，孙中山先生从海外归国。二十九日，十七省代表，公举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通电改用阳历，以其后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月元日。清朝乃授权袁世凯，和民国议定皇室和满、蒙、回、藏优待条件，于二月十二日退位。从一六二二年明桂王被弑，清朝占据中国，共二百五十年而灭亡。
清末的形势
清朝从德宗和慈禧太后死后，格外失其重心。一九一一年，说是预备立宪组织责任内阁，而阁员十三人（当时内阁总、协理外，有外务、民政、陆军、海军、度支、学法、农工商、邮传、理藩十部，及军咨府。内阁总理庆亲王奕劻，是清末宗室中久握政权的），满族居其九；九人之中，皇族又居其五。人民称为“御用内阁”，不合立宪精神，请愿改组，遭清廷拒。又以铁路国有之事，与人民大起争执。其时国民鉴于外人攘夺我国的路权，实寓有瓜分危机，群谋收回自办。川汉、粤汉，都组有公司。（粤汉铁路，清末本借美国合兴公司的款项建筑，因该公司逾期未曾兴工，乃废约收回自办）而清廷忽将铁路干线，都收归国有。人民起而争执，川省尤烈。清朝的四川总督，一味用高压手段，将代表拘押，群众驱逐。省城人民，聚众请求释放；外县人民，亦有续至的；彼竟纵兵残杀。清朝还要派满员端方，带兵入川查办，人心大愤。
革命的导火线
中国国土大，边陲的举动，不容易影响全局。要能够振动全国，必得举事于腹心之地。但是登高一呼，亦必得四山响应，而其声势方壮。此种情势，亦是逐渐造成的。革命党的运动，固然是最大的原因，而清廷的失政，亦有以自促其灭亡。清廷到末造，是无甚真知灼见的，只是随着情势为转移。当时的舆论，颇有主张中央集权的。政府亦颇想设法挽回。但不知道集权要能办事，其举动依然是凌乱无序，不切实际，而反以压制之力，施之于爱国的人民，就激成川、鄂诸省的事变，而成为革命的导火线。（《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下册，第157—158页）
革命军的起事
此时革命党人，鉴于屡次起事，都在边陲之地，不能震动全局，乃谋易地起义，武汉的新军，业已运动成熟，定于是年旧历中秋起事，旋改迟十日，未及期而事泄，清廷的湖广总督瑞澂，大肆搜杀。党人乃于十九日，即阳历的十月十日，起义于武昌。革命军既起，清朝的官吏，都逃走。革命军推黎元洪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收复汉口、汉阳。照会各国领事，各国都认我为交战团体。［按国际公法，列国承认一国革命军，既为“交战团体”（Belligerency），即为尔后承认为合法的革命政府之先声，关系甚重］清廷闻变大震，即派陆军大臣荫昌，率近畿陆军南下。这“近畿陆军”，原来是袁世凯在直隶时所练。（辛丑和议定后，袁世凯任直隶总督，练新兵，共成六镇，后来第一、第三、第五、第六四镇，改归陆军部直辖，称为近畿陆军。世凯后入军机，溥仪立后，罢居彰德）荫昌无威望，不能指挥。清廷不得已，起用袁世凯督军。攻陷汉口、汉阳，然各省次第反正；停泊九江、镇江的海军亦响应。清廷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载沣旋罢摄政职，大权全入世凯之手。乃由英领事斡旋，两军停战，在上海议和。
中华民国成立
是年阳历十二月，孙中山先生从海外归国。二十九日，十七省代表（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直隶、奉天） ，公举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通电改用阳历，以其后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月元日，中山先生，即于是日在南京就职。中华民国于是成立。
清朝的灭亡
先是上海和议，议决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至是，清朝的代表，以和议失败，电清政府辞职。和议由袁世凯和中华民国的代表，直接电商。孙中山先生提出“如袁世凯赞成共和，则自己辞职，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的条件。袁世凯也接受了。其时清朝以吴禄贞为山西巡抚。禄贞屯兵石家庄，截留清朝运赴前敌的军火，虽然给清朝遣人暗杀，然满人中最持排汉主义的良弼，也给革命党人炸死。滦州的军队，既表示赞成共和；前敌将领，又有要带队回京，向亲贵剖陈利害的。清朝乃授权袁世凯，和民国议定皇室和满、蒙、回、藏优待条件，于二月十二日退位。从一六二二年明桂王被弑，清朝占据中国，共二百五十年而灭亡。
清室之优待条件
清室之退位也，民国与订《优待条件》。其中第一款，许其存尊号，民国以外国君主之礼待之。第二款，与以岁费四百万。第三款，许其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第四款，许其奉祀宗庙陵寝，民国为之保护。第五款，民国许代完德宗崇陵工程。第六款，宫内执事人员，许其留用。唯以后不得再阉人。第七款，民国许保护清室私产。于清皇族，亦许仍其世爵，公私权同于民国国民，而不服兵役，且保护其私产。于旗民，许为代筹生计。未筹定前，八旗兵弁俸饷，照旧发给。亦可谓仁至义尽矣。乃清室仍居宫禁，迄不迁移。违背条件之事，尤不一而足。民国六年，又有复辟之役。京师既复，民国本应加以彻究。徒以是时执政柄者，为清室旧臣，自谓不忍于故君，遂忘服官民国应尽之责任。多数议员，醉心禄利，纵横捭阖，日争政权，但图苟全一己生命财产，不复计纲纪顺逆，无能督责政府者。（《中国社会史》，第343—344页）
临时政府北迁
清朝既亡，孙中山先生即向参议院辞职，并推荐袁世凯。参议院即举袁为临时大总统，派人欢迎其南下就职。袁氏不欲南来，故意暗唆兵变，不能离开，乃许临时政府移设北京。参议院亦随之而北迁。当民军起义之后，各省都督府，曾派出代表，组织联合会议，议决《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参议院即是据此而设立的。至此，乃由参议院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修改为《临时约法》，并制定《国会组织法》《参众两院选举法》，据以选举、召集，于二年(1)四月八日开会。
都邑选择当首重社会风纪
都邑的选择，我是以为人事的关系，重于地理的。古人有治，首重风化。以今语言之，即国家之所注重者，不徒在政治、军事，而尤重视社会风纪，人民道德，此义论政之家，久已视为迂腐，然在今日国家职权扩大之时，似亦不可不加考虑。欲善风俗，必有其示范之地，以理以势言之，自以首都为最便，故京师昔称首善之区。自教化二字，国家全不负责以来，人口愈殷繁，财力愈雄厚之地，即其道德风纪愈坏，京师几成为首恶之地。人总是要受社会影响的，居淫靡之地，精神何能振作？所耗费既多，操守安得廉洁？吏治之不饬，道德和风纪之败坏，实为之厉阶。值此官僚政治为举世所诟病之秋，安可不为改弦更张之计？然欲图更化，旧都邑实不易着手，则首都所在，似以改营新都为宜。昔时论建都者，多注重于政治军事，而罕注重于化民成俗，有之者，则唯汉之翼奉，唐之朱朴，宋之陈亮。翼奉当汉元帝时，他对元帝说：文帝称为汉之贤君，亦以其时长安的规模，尚未奢广，故能成节俭之治，若在今日，亦“必不能成功名”，他主张迁都成周，复位制度，“与天下更始”。朱朴，当唐末亦说“文物资货，奢侈僭伪已极”，非迁都不可。陈亮当宋高宗时，上书说：“钱塘终始五代，被兵最少，二百年之间，人物繁盛，固已甲于东南，而秦桧又从而备百司庶府，以讲礼乐于其中，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台榭，以乐其生；干戈之余，而钱塘遂为乐国矣。”窥其意，宴安鸩毒，实为不能恢复的大原因。三家之言，皆可谓深切著明，而陈亮之言，实尤为沉痛。（《南京为什么成为六朝朱明的旧都》，原刊1946年5月5日《正言报》）
(1)　即1913年。下文各处的“×年”，均为民国纪年，不再一一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