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牛津大学的那天，正是我感冒最严重的时候。
　　在停车场停好车之后，一看时间，已经快十一点钟。我一边打喷嚏一边给老歪发微信：“我到了。”她很快就回我说：“偶在来牛津的火车上啦，你先去逛一下吧。”
　　
　　这个自称“老歪”的家伙，其实年轻得要命，是个在英国留学的96年的小姑娘，之前得知我要去英国旅行，就在微信上跟我相约到时候一定要见个面。
　　我跟她讲，方便的话就见，不过你不要勉强哦。话虽这样说，但我心里觉得大概率是见见不上了，因为她上学的地方根本不在我的旅程区域里嘛。
　　我没有想到，就算是这样，她还是执意要跑一趟。
　　她学校在约克郡附近，到牛津要坐五个多小时的火车，为了赶来和我见面，她当天早上六点不到就出发了。
　　
　　一个人长时间的浸淫在社会里，做很多事情便会计算成本。试想一下，仅仅为了和一个人见个面、吃顿饭，就要在难得的休息日耗费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精力，实在有点儿不划算，而且也没有必要非这次见不可嘛……人们总会觉得，这次见不到，还有下次，机会多得是。
　　这样权衡一番，自然也就选择放弃了。
　　但那是成年人的处事方法，理性、节制但也冰冷。少年的心性不是这样看待得失。
　　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这一类的词语，天然就只属于热血的少年和女孩。
　　
　　我一边等她一边闲逛，碰巧在一片空地遇到了跳蚤集市，卖什么的都有。横着一条摊子卖小吃，有中国的包子饺子、日本的章鱼小丸子、印度的饼和一些我分辨不出国籍的食物。另外一条摊子卖的是手工制品、二手家具和上世纪流传下来的旧物件。
　　在一位老人的摊子上，我看中了好几样小东西。他或许是从我的眼神中看到了贪婪吧，把其他客人都抛在一边，非常热情的给我介绍每一样货品：“这个盘子，是黄铜的，来自印度。这个胸针是1950年代的，这个首饰盒是1970年代的，来自瑞士，背后有发条，可以当音乐盒……你听。”
　　他转动发条，示范给我看，果然有音乐声从盒子里流淌出来。
　　“太厉害啊，”我发自肺腑的惊叹着：“这几样都请给我吧。”
　　
　　与其说是这些小玩意吸引人，倒不如说，是它们所承载的故事吸引人。
　　
　　1950年代的胸针，年纪比我母亲还要大，不知道它在过去的一个甲子里曾有过怎样的际遇。我珍而重之的收下它们，像收集着时间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痕迹。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工业和科技都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似乎一切都可以量产了，购物也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变得极为简便，坐在家里动动手指头就可以下好单，等着快递员送货上门。东西用坏了，直接扔掉，很少有人还愿意动手修修补补。
　　但我总认为，人与物品的关系不应当只是如此，可以更厚重，更长久，是它们使无形的时间成为了有形。
　　
　　又逛到一个卖手工首饰的摊子，摊主是一对年轻人，男生有浓密的胡子，女孩一直笑嘻嘻的，摊子上所有的饰品都是他们自己手工制作的。我挑了一对形似小茶杯的耳坠，两只不完全对称，充满手作淳朴粗糙的趣味。
　　付钱的时候才发现，他们没有零钱包，硬币都装在一只厚袜子里，一拿出来，那只袜子就哗啦哗啦响。
　　
　　终于，收到老歪的信息：“老葛，我到餐厅了。”
　　那是一家川菜餐厅，老歪问了一圈朋友打听到的地方。我猜她是看我在伦敦时一直没吃好，又把自己冻感冒了，便想带我吃点合胃口的饭菜。
　　我在初时就被这种细微和善意所打动。
　　
　　真正见到面时，我有点惊讶：“我是不是见过你啊！”
　　“我参加过你的签售会啊，”她笑嘻嘻的，讲话有点儿NL不分，典型的南方孩子的口音：“还去了两场咧。”
　　“我给你带了点东西。”她说。
　　
　　接下来有几分钟的时间，一直是她在说话，我听着听着，整个人都听懵了。
　　她不是带了“点东西”，简直是带了一个家。
　　
　　她身旁的椅子上堆着满满的两个大纸袋，她从里面把东西一样一样拿给我看：“这是我在玛莎百货给你买的零食，都是我自己吃过觉得最好吃的，你开车累了可以吃。这个保温壶是给你喝热水的，英国卖的都是冰水，你感冒了要喝热水。这个我上次回国带来的纸巾，给你擦鼻涕，这个纸比英国的纸软……这两双长袜子也是上次回去买的，均码的，你肯定能穿……”又换了一个纸袋，继续说：“我把我最大号的加拿大鹅给你背来了，你不是要去爱丁堡吗，那边好冷好冷的，你身上穿的这个衣服不行，会冷死……感冒药我也给你带来了，是我们中国的，英国这边买药不方便，上次我身体不舒服去看医生，医生带我做了一套体操哈哈哈……对了，我带了一次性纸杯，你现在就泡一包冲剂喝了吧。”
　　
　　她絮絮叨叨，一直讲话，显然是有点儿紧张，完全无视于我的瞠目结舌。
　　而我在那个时刻，尽管心里非常非常感动，但更深切的却是一种自我怀疑——我觉得，自己何德何能呢？凭什么呢？我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值得一个小姑娘大早起床，拎着这么多东西，坐五个多小时的火车来见我。
　　我是什么人？我有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吗——并没有。
　　我不过是幸运而已。
　　
　　“谢谢你啊，谢谢。”我说了好几遍，知道远远不够，但已经词穷。
　　
　　感冒冲剂很快发挥效用，在饭桌上我已经开始发晕。
　　或许安眠的成分作祟，下午我完全在恍惚中度过，头重脚轻，迈出的每一步都像踩在厚厚的棉花上，也因此让我对那天的牛津之行有了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了牛津的基督教会学院，那是《哈利波特》系列电影里一个重要的拍摄地。在电影中，每年霍格沃兹开学的时候，全校师生都会在宴会厅聆听邓布利多校长的开学致辞，然后一边用餐一边看分院帽给新一届的学生分派学院，而基督教会学院就是这一场景的取景地。
　　跟电影中恢弘魔幻的宴会厅相比，实景显得要小很多，也简朴得多。然而周围有一些准备充分的哈迷，穿着格兰芬多的袍子，手里握着魔杖，当他们一出现，礼堂里的气氛立刻就不一样了。
　　我有点气自己。
　　好几年前我去日本旅行，在大阪的环球影城，哈利波特馆刚刚开馆，我本想买一套格兰芬多的袍子，却又因为转念想到“这种衣服平时也不能穿，有点浪费啊”而放弃了。
　　成为无趣的实用主义者之后，人生果然少了很多浪漫。
　　
　　短短的一个下午，我们在一家咖啡馆里喝完咖啡，到了该告别的时候。
　　天色已经阴沉，她也要赶火车回学校去。
　　我取了车，想送她去火车站，没想到刚开出停车场就堵住了，窄窄的一条车道堵得水泄不通。
　　“车太多了，怎么办呢……”我着急得不得了，生怕错过她的火车。
　　“我自己过去吧，很近的，跑一跑就到了。”她说完，背上包，推开车门跳了下去：“下次再坐老葛开的车吧。”
　　
　　我坐在驾驶座上，看着她的背影很快就被车流挡住，继而消失于道路尽头，那画面让我想到矫健的小鹿消失于森林深处。
　　见她之前，我本来预计自己会问她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比如“一个人常年在国外待着，有没有觉得孤单过”，但感受过她的活泼天真之后，我便知道，这个问题对于她来说是多余的。
　　她不是成熟，也不是那种让人想用“懂事”之类的词语形容的姑娘，而是一种更高级的状态——她拥有那种能令自己快乐、丰盛的能量。
　　
　　在爱丁堡，我们又见了一次。
　　她依然坐了很长时间的火车，又找了一家中餐厅带我吃中国菜。我穿着她的羽绒服，一起逛古董商店。我挑了一枚孔雀石的胸针，有细小破损，价格依然不菲。
　　商店的老先生讲，这是天然的孔雀石，18XX年代制成，如今市面上已经绝迹。现代的孔雀石大多是人工制造，就算还有少量天然的，成色也不可能比得上这个，
　　“好看吗？”我问老歪：“衬不衬我？”
　　“好看的！”她坚定的点点头：“是写着老葛名字的东西。”
　　
　　下着雨的黄昏，爱丁堡古城更添神秘感。我们穿过一条长长的坡，到了车站门口。她显然比上次放松多了，不再拒绝我送她。
　　“羽绒服等我离开爱丁堡的时候，寄给你吧。”我说。
　　“哎呀，不要紧的，怎么都行，随便。”她还是笑嘻嘻的，这么贵的衣服，却很不当回事的样子，好像也没想过我会据为己有。
　　“你好好读书哦。下次再见就要等你回国啦，”我竟然有一点惆怅，是那种是和好朋友分别的心情，而不仅当她是一个可爱的小妹妹：“要是在北京转机，就多待两天，可以住我家，还可以坐我开的车车，上次只坐了五分钟呢。”
　　“好呀，要得。”
　　
　　话已说尽，我想了想，说，老歪，抱一下吧。
　　
　　在我两年前的签售会上，她就想要一个拥抱，但后面排队的人太多了，这个总为别人着想的小姑娘便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安静的离开了。我也并不认为一个拥抱能够回馈她对我的好、善良和远超出她这个年龄的细心关照，但在彼时彼刻，我觉得，也没有更好的方式了。
　　后来的无数日子，我们经常隔着7个小时的时差聊天，我每去一个地方旅行都会拍一张固定的pose照片发给她，渐渐地，这成为了我们之间的默契。
　　一直到很后来，我在微博上关注了她，才看到她在很久以前给我发过私信。看时间，是在我生病的期间，她在私信里问我：“葛婉仪，我可以来看望你吗，我真的好爱你，你一定要好好的好好的。”
　　“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啊。”
　　配了很多流泪的小表情。
　　
　　我时常会想起她，但跟想起我的闺蜜们不同，并非是女子间的亲密与相惜，而是一种对生命的美好愿景的感激，像是感激我也曾经拥有过的年轻、纯净、澄澈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