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第五章里已经说过，自幼在宫里受的神话鬼话教育，早在脑中生了根
第五章里已经说过，自幼在宫里受的神话鬼话教育，早在脑中生了根。比如，在天津时，我住的静园外面正对着一个大烟筒，我在自己的楼上设置了许多木刻的剑头符咒等，以便镇压大烟筒的不祥，因为它高于住楼，据说所在地又不知犯了什么风水忌讳，虽然我当时不完全明白这个镇物的用意，但是我却很放心地住进这个大楼，认为纵有什么不祥也给这个镇物给镇住了，我在这里可以居住平安。在天津时，社会上的一些鬼名堂，又让我发展了一步。比如我岳父荣源迷扶乩，总和我宣传这一套，我也信了。有一次，我也想弄一弄，于是他便拿来一套家伙——沙盘、乩笔等。我和他扶了半天，也不见动。荣源后来告诉我：在别处，还是灵的，据他请来的大仙说，那次因为是皇帝扶的，大仙不敢上来，又说那位大仙因为迟到，还受了“上级”（我忘了是玉皇大帝还是谁了）的“处分”。我也就信了，而且内心很得意。我不但是一只狼，而且是一只带念珠的狼。我念佛、吃素，成天算卦拜神，迷信到了发狂的地步。
从前在北京、天津，我求签问卜所得到的解释，大都是关于复辟成功的乐观希望的。到了东北以后，我的迷信活动，就不再包含什么幻想和希望，而是充满了忧郁、悲哀，充满了阴森森的鬼气。
在长春我供的佛神和牌位，大概有这些角色：各种佛，天神地祗，关圣帝君，王爹爹王妈妈，神杆，满族历代祖先，清朝历代帝后，长白山天女，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历代帝王师，醇贤亲王侧福晋，醇亲王福晋，福神喜神财神贵神，太岁，灶神，四太妃。
我除了供祖宗，还杂七杂八地供了这些神与佛，我又看“佛学”和各种迷信书，看得入了迷。自从在书上看了什么六道轮回，说一切生物都有佛性，前世有德的升天，作了孽的变畜生变饿鬼，我紧张起来了。我生怕来世变畜生，又担心我吃的肉是死去亲人变的。我念起经来了。原先是每天早晚念，后来每顿饭都要念一遍“往生咒”，给吃的肉主超生。开头是我自己默默地念，后来我索性在饭前，让同吃的人先出去，我一个人嘟嘟囔囔念完，再让他们进来吃，以后他们每逢吃饭，都自动地先在外面等着我嘟囔完了再进来。有一次，在空袭警报中，我在同德殿的地下防空洞里吃饭，我念了咒还不算，还把要吃的一个鸡蛋拿起来，对它磕三个头，才敢把这个“佛性”吃进肚去。这时，我索性吃起了素，除鸡蛋外，荤的一概不动。厨房里的苍蝇也不许打，只许向外轰。所以厨房里常可以听见轰苍蝇的战斗的闹声，当然是无济于事。如果菜里发现苍蝇腿，还要罚钱。但我也知道苍蝇是会带病菌传染病的。苍蝇落过的饭菜，我就不吃，如果在我的嘴唇上落一下，我就拿酒精棉花擦一下——我身上总带着一个盛酒精药棉的小铁盒。
越看“佛书”越迷，有时做起梦来，游了地狱，就越发相信。有一次，因为从书上看到，念经多日之后，佛就会来，还要吃东西。我便布置出一间屋子，预备了东西。我念过经之后，对众人们宣布道：佛来了！我跪着爬进屋去。当然里面是空的，但连我自己也相信了自己的胡说八道了，战战兢兢地向空气磕起头来。
我家里的人叫我弄得也都是神神癫癫的，有时我还给他们讲课。于是家中终日佛声四起，木鱼铜磬响声不绝，像居身于和尚庙里一样。
与念经同时，我还自己给自己问卜算卦。算起来没完，不得上吉之卦，誓不罢休。避凶趋吉，几乎成了支配我一举一动的中心思想。弄得行路穿衣吃饭，脑子里也是想着哪样吉，哪样不吉。至于吉凶的标准，并无一定，不过见景生情，临时自定，然后有趋有避。比如走路时，前面有个砖头，心里便规定道：“从左面走过去，吉祥，从右边，不吉祥。”于是从左面走过去。什么迈门坎用左腿右腿，夹菜是先夹白先夹绿，真是无穷无尽。婉容也随我入了迷，她给自己规定，对于认为不吉的，就眨巴眨巴眼，或是吐口唾沫。后来弄成了习惯，时常无缘无故地眨巴一阵眼，或者是嘴里“啐啐啐”连着出声，就像患了精神病似的。这一家子，就这样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我的随侍们，真被我这种生活折腾得够戗。比如我打坐时，不准有一点声音。所有的人在我打坐时，都大气不敢出一声。我院里养了一个大鹤，它不管这套，高起兴来就要“鸣于九皋”一下子。我就交待给仆人负责，如叫一声，就罚钱五角。仆人们被罚了不少钱之后，也居然研究出一个办法，鹤一伸脖子他就打它脖子一下，这样就不叫了。
因为怕死，所以也怕病。我嗜药成癖，给我的家人和仆人不少罪受，也是给自己找罪受。我嗜药不但是吃，而且还包括收藏。中药有药库，西药有药房。我有时因为菜的口味差一些，硬叫扣出厨司务几毛钱来，但为了买药——特别是伪满末期药品奇缺时，可以花几千元几万元去向国外订购用不着的药品。我的一些侄子，上学之外要为我管药房药库。另外我还专雇了医生，他们每天为我打针，总要忙上几小时。我每天要打赐保命和葡萄糖之类的补品，打针的时候，我的侄子要从大量的注射剂中拣可用的药。因为存药太多，大都过了期，注射液类药往往都有毛状沉淀物。他们把这工作叫做“拣毛”，拣一次毛，就要两个钟头。然后由另一个侄子执行注射，医生则是一旁守候。就这样，要消磨掉好几个人半天的时间，而这大半是在夜里人家该休息的时候。
从前我在紫禁城里时常“疑病”，现在用不着疑心，我真的身体虚弱了。记得有一次例行“巡幸”，去看日本人新建的水丰发电站。到了那里，走了不多远，我已喘得透不过气来，由于穿着军服，还要在鬼子面前撑着架子。回来的时候，真的吃不住了，眼看就要倒下来了，随行的侄子们和医生赶快抢着给我打赐保命和葡萄糖，这才把我抢救过来。
这种虚弱的身体，加上紧张的心情，让我那时总觉得死亡迫在眉睫，日本人、中国人、我的虚弱，都在要我的命。这成了我那时思索一切问题的核心了。
十、“后”与“妃”的命运
我先后有过四个妻子，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一个皇后，一个妃，两个贵人。如果从实质上说，她们谁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没有一个妻子，我有的只是摆设，为了解决不同问题的摆设。虽然她们每人的具体遭遇不同，她们都是同一个制度的牺牲品。
在很长时期内受到我冷淡以及恼恨的婉容，她的经历也许是最使现代新中国的青年不能理解的。她如果不是在自己的家庭一出生时就被决定了后来的命运，也是从一结婚就被安排好了下场。我后来常想，她如果在天津时能像文绣那样和我离了婚，很可能不会有那样的结局。当然，她毕竟和文绣不同。文绣的思想里，有一个比封建的身份和礼教更被看重的东西，这就是要求自由，要求有一个普通人的家庭生活的思想。而婉容的思想里，她更看重了“皇后”的身份，她宁愿做个挂名的妻子，也不肯丢掉“皇后”的身份。即使她忽然想开了，也起了离婚的念头，她的处境也和文绣不同，文绣从亲友中还能找到一些支持的力量，而婉容的父亲、兄长、师傅都不但不会支持她，恐怕还要加以阻难，甚至是加以压力。
自从她把文绣挤走了，我对她有了反感，很少和她说话，也不大留心她的事情，所以，我没有从她嘴里听她说过自己的心情，苦闷和愿望。后来发生的事情说明，她究竟是个人，有一般人的正常需要。她是在一种非常奇特的心理下，一方面有正常需要，一方面又不肯或者不能丢开皇后的尊号，理直气壮地建立合理的生活，于是就发生了私通行为，还染上了吸毒（鸦片）的嗜好。
这种事情，无论如何不能由她负责任，至少不该全部都由她自己负责。事实上，当时我把全部责任都放在她身上，我根本没有责怪过自己，当然更谈不上责怪那个吃人的制度。
事实上是，她的吸毒是由于她的父兄给出的主意，甚至在私通问题上，也受过她哥哥（已死）的鼓励。直到很晚我才知道，早在她那次离津去大连的路上，她的哥哥就由于换取某种利益，把自己的妹妹卖给一个同行的日本军官了。
1935年，由于她有了身孕并且将近临产，我才发现了问题。我当时的心情是难于描述的，我又愤怒，又不愿叫日本人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她身上泄愤。我除了把和她有关系的人和有嫌疑的人，一律找词驱逐之外，还决定和她离婚，用当时我的说法，是把她“废”掉。由于当宫内府次长的日本人和关东军都不准许，我不敢冒犯日本人，于是又做出一个成心给婉容看的举动，即另选一个“贵人”。
婉容也许至死还做着一个梦，梦见她的孩子还活在世上。她不知道孩子一生下来就被填进锅炉里烧化，她只知道他的哥哥在外边代她养育着孩子，她哥哥是每月要从她手里拿去一笔养育费的。
“八·一五”后她和我分手时，烟瘾很大，又加病弱不堪，第二年就病死在吉林了。
一九三七年，为了表示对婉容的惩罚，也为了作为“皇帝”必不可少的摆设而新选的牺牲品——谭玉龄，经北京一个亲戚的介绍，成了我的新“贵人”。
她原姓他他拉氏，是北京一个初中的学生，和我结婚时是十七岁。她也是一名挂名的妻子，被我像一只鸟儿似的养在“宫”里，一直养到一九四二年死去。
她的死因，对我至今还是一个谜。如果我的疑心属实的话，她还是双层的牺牲品。
她得的病，据中医诊断说是伤寒，医生并不认为是个险症，我也知道，中医对伤寒是有把握的。后来，我的医生黄子正介绍了市立医院的日本医生来治，吉冈表示“不放心”，破例地搬到宫内府的勤民楼里来住，说是要“照料”。日本医生来了，给谭玉龄诊断说是颗粒结核，在进行治疗的第二天，她突然死去了。
令我奇怪的是，日本医生一开始治疗，表现得非常热心，在她身边守着她，给她打针，让护士给她输血，一刻不停地忙碌着。这时吉冈突然出现了，他把日本医生找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关上门谈了很久时间的话。正当医生忙着治疗，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必须在这时候要谈，而且谈得这么久呢？更奇怪的是，那个热心的日本医生走出了那间屋子，再也没有了原来的治疗热情，没有再忙着注射、输血，而变成了沉默而悄悄的。吉冈这天在勤民楼里整夜不住地叫日本宪兵给病室的护士打电话，讯问病况。这样过了一夜，次日一清早，随侍报告我说：“贵人殡天了！”
她的死讯我刚听到不久，吉冈就来了，说他代表关东军司令官向我吊唁，并且立即拿来了关东军司令官的花圈。我心里越发奇怪，他们怎么预备得这么快呢？
由于我犯了疑心，就不由得回想起谭玉龄的生前，她是时常和我谈论日本人的。她在北京念过书，知道不少关于日本人的事，也说了不少学校里的抗日活动的事。自从德王那件事发生后，我有时疑心德王乱说，有时又不能不疑心日本人是用什么玩意儿偷听了我们的谈话。谭玉龄死得奇怪，我就又想起了这些事。
吉冈在谭玉龄死后不久的一个举动，更叫我相信，即使不是吉冈偷听了什么，她的死还是和关东军有关。吉冈的这件引人疑心的举动，就是他太快地给我拿来了一堆日本姑娘的相片，让我选妃。
我拒绝了。我说谭玉龄刚死，我很悲痛，无心谈这类事。他却说，正是因为要解除我的悲痛，所以他要早日为我办好这件大事。我只得又说，这确是一件大事，但总得要合乎自己的理想，能谈得来，不能这样草率地决定，此外语言不通，也是个问题。
“语言通的，嗯，这是会满洲语言的，哈！”
我怕他看出我的心思，忙说：“民族是不成问题的，但习惯上理想上总要合适才好。”
我是拿定了主意，绝不能要个日本妻子。这不是等于在我床上安上个耳目吗？这话不好明说，只好推三推四，找各式借题来抵挡他。
这个御用挂，真像挂在我身上一样，使我无法摆脱他。他死皮赖脸，天天纠缠我，我怕把他惹恼，又不好完全封口。后来他明白我是不要日本人的，也许关东军有了别的想法，吉冈又拿来了一些旅大日本人办的学校的中国女生的相片来。我后来在这批相片里，也挑出了一个对象，可是我二妹提醒我说，这是日本人训练好的，跟日本人还不是一样吗？我一想也对，又推回去了。吉冈催问我的时候，我就推说还没挑上中意的。当然，这样总拖也不是办法，我又怕总不挑出一个，也许关东军硬做主给我指定一个，那时我还不是也得认账？我忽然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挑一个年岁幼小的，文化程度也低些的，也就是说，要一个孩子。这样的对象，即使日本训练过，也还好对付，只要我功夫做好，还会把她训练回来呢。这个办法我认为不错，于是向吉冈说了，我要一个小学的，十四五岁的。
就这样，一个后来被称做“福贵人”的十五岁的孩子，成了第四名牺牲品。
十一、大崩溃
在战犯管理所的时候，有个前伪满军的旅长给我说过一件事。太平洋战争发生的那一年冬天，他在关东军的指挥下，率伪满军前去袭击“抗联”部队。他的队伍在森林里扑了一个空，只捉到了一个藏在地下小屋的生病的抗联战士。这个人衣服破烂，头发胡子挺长，提到他跟前审问的时候，就像关了很久的囚犯似的。他看这俘虏的这种外貌，不禁嘲弄地说：
“看你们苦成这副模样，还有什么干头！你知道不知道，大日本皇军把新加坡、香港都占领啦……”
“俘虏”突然笑起来。这位“满洲国”少将拍着桌子制止道：“笑什么？你知道你这是受审判吗？”那战士对他的威风的回答，叫他大吃一惊。
“谁审判谁？你们的末日不远了，要不了多长时候，你们这群人，都要受人民的审判！”
这类情形，别的伪满军官也有遇到过的。在一九四二年以前，也就是日本的败象还没有暴露以前，正是张牙舞爪、气焰不可一世的时候。他们都无法明白，武器简陋的抗联士兵，何以那么充满了信心，在死刑判决面前，竟然宣布审判者末日将至。我当时还不知道这类故事，但是我知道这样一件事：伪满的小学生在唱“国歌”时，竟普遍地敢于对“满洲国”进行嘲笑，把“天地间，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的歌词（这是郑孝胥的作品）唱成了“天地间，有了大馒头，大馒头，谁拿去喂了狗……”我从“福贵人”口中听到过不少这类故事。我只知道东北人民仇恨日寇汉奸，但不能理解他们何以有这么大的胆量，何以那么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强大的统治者会必败无疑。确实，很久以来我就把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看得强大无比，不可动摇。在我心里，勉强能放在日本统治者对比地位的只有清朝、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的中华民国。至于“老百姓”，是没有地位的，或者说，是更软弱无力、无关轻重的。
究竟是谁强大无比，又是谁软弱无力？其实这个问题早有无数的事实告诉过我，但是我极不敏感，一直到从吉冈嘴里给我透露了出来，才开始模模糊糊知道了一点儿。
有一次，关东军安排我外出“巡幸”（一年有一次），去的地点是延吉朝鲜族的地区。我的专车到达那里，大批的日本宪兵和多至六个团的伪军，把那里层层围住了。我问吉冈这是为什么，他说是“防土匪”。“防土匪何用这么多的兵力？”“这土匪可不是从前那种土匪，这是共产军啊！”“怎么满洲国也有共产军？共产军不是在中华民国吗？”“有的，有的，小小的有的……”吉冈含含混混回答着，转移了话题。我再不懂数学，也能发现了这个比例：小小的共产军，却要大量的宪兵和军队去防御。
又一次，关东军参谋在例行的军事形势报告之外，特地专门地向我报告了一次“剿匪”胜利，因为在这次战役中，找到了抗联的领袖之一杨靖宇将军的尸体。他兴高采烈地说，杨将军之死，消除了“满洲国的一个大患”。我一听“大患”二字，忙问他：“土匪有多少？”他也是这么说：“小小的，小小的有。”那时我还不知道“满洲国的大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也没明白“患”之所以大，这也是吉冈后来告诉我的。
那还是一九四二年前后，华北和华中的日本军队发动了“大扫荡”，到处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在南洋的日军也正横行无忌，“马来亚之虎”山下奉文来到东北向我吹过自己的战绩不久的时候。有一次，吉冈和我谈到日军对华北“共产军”的种种战术，如“铁壁合围”“梳篦扫荡”，等等；说这给“大日本皇军战史上，增添了无数资料”。我听他说得天花乱坠，也凑趣说：“共产军小小的，何犯上用这许多新奇战术？”不料这话引起了他的嘲弄：
“皇帝陛下倘若有实战体验，必不会说这话。”
我逢迎道：“愿闻其详。”
“共产军，这和国民党军不一样。军民不分，嗯，军民不分，举例说，嗯，就像赤豆混在红沙土里……”他看我茫然无知的样子，又举出中国的“鱼目混珠”的成语以及日本的某些我已记不得的故事来作比喻，说明日本军队和八路军、新四军作战时常常陷入“人山人海”的困境中。后来他竟不怕麻烦，边说边在纸上涂抹着解释：“共产军”不管到哪里，百姓都不怕他；当兵一年就不想逃亡（开小差），这实在是大陆上从来没有的军队。这样队伍越打越多，将来不得了。“可怕！这是可怕的！”他不由自主地摇头感叹起来了。看见这位大日本皇军将官居然如此评论“小小的”敌人，我惶惑得不知说什么才合适，拼命地搜索枯肠才想到了这么两句：
“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真是可怕！”
“只有鬼才相信这个！”他粗暴地打断了我的话。我不敢说了，他又用嘲弄的眼神看着我说：
“我这并不是正式评论，正式的还是请陛下听关东军参谋长的报告吧。”说着，他把刚才涂抹过的纸片都收了起来，放进了口袋。
我逐渐地觉出了吉冈的“非正式评论”，比关东军司令官和参谋长的“正式评论”更近乎事实。植田谦吉发动诺门坎战役时，为了证实他的“正式评论”，把我和张景惠等都请了去，参观一架日本制飞机超过苏联制飞机的速度表演。事实上，那次日军被打得落花流水，损失五万多人，植田也因此撤职。吉冈在非正式评论时说：“苏军的大炮比皇军的射程远多了！”
藏在吉冈心底的隐忧，我渐渐地从收音机里越听越明白。日军在各个战场失利的消息越来越多，报纸上的“赫赫战果”“堂堂入城”的协和语标题，逐渐被“玉碎”字样代替。物资匮乏情况严重，我在封锁重重中也能觉察出来，不但是搜刮门环、痰桶等废铜烂铁的活动，伸进“帝宫”里来，“内廷”官员家属因缺乏食物，也纷纷向我求助来了。“强大无比”的日本统治者开始露馅，“无畏的皇军”样样表现出了畏惧。因为怕我知道军队供应质量低劣，关东军司令官特地展览了一次军用口粮请我去参观；因为怕我相信从收音机听到的海外广播，送来宣传日军战绩的影片给我放映……连我的侄子们看了这些，都表示不相信了。
我印象最深的，正是日本军人身上流露出来的软弱和恐惧。
占领了新加坡之后到东北来任关东军某一方面军司令长官的山下奉文，当时的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还留在我的记忆里，可是到了一九四五年，当他再次奉调到南洋，临行向我告别时，却对我捂着鼻子哭了起来，说：“这是最后的永别，此一去我是不能再回来了！”
在一次给“肉弹”举行饯行式时，我又看到了更多的眼泪。“肉弹”就是从日本军队中挑选出来的，受了“武士道”和“忠君”毒害的士兵，用肉体去和飞机、坦克碰命，日本话这叫做“体挡”。吉冈从前每次提到这种“肉弹”的“体挡”，都表示无限崇敬，那些所谓“英勇”的事迹也确实叫我很吃惊。这回是关东军的指示，叫我对这批中选的肉弹鼓励一下，为他们祝福，我才看出了“肉弹”真正的形象。那天正好是阴天，风沙大作，饯行地点在同德殿的院里，院里到处是一堆堆的防空沙袋，更显得气象颓丧。“肉弹”一共有十几个人，排成一列站在我面前，我按吉冈写好的祝词向他们念了，然后向他们举杯。这时我才看见，这些“肉弹”满脸灰暗，个个都是泪流双颊，有的竟哽咽出声。干杯后，一齐喊“天皇陛下万岁”时，声音都像是哭号了。
仪式在风沙中草草结束了，我心中慌乱，又急着要回屋里去洗脸，吉冈却不离开，紧跟在我身后不去。我知道他一定又有话了，只好等着他。他清了清嗓子，嗯了几声，然后说：
“陛下的祝词很好，嗯，他们很感动，嗯，所以才流下了日本男子的眼泪……”
听了这几句多余的话，我心说：“你这也是害怕呵！你怕我看出了‘肉弹’的马脚！你害怕，我更害怕啦！”
这时，我还不能明白，真正强大的是决定着历史命运的人民，反映着人民力量的盟国军力，我知道得也模模糊糊，我只能从日本这方面看出四面受敌的形势。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国战败后，这个形势就更明显了，苏联的出兵不过是个时间上的问题。日本过去给我的印象，不管如何貌似强大，我也明白了它的孤立劣势。孟子就说过：“以一服八，何异于邹于楚哉！”
“要完啦！”我恐惧地想……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晨，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参谋长秦彦三郎、吉冈安直和通译官们一阵风似的来到同德殿。
“苏联已经向日本帝国宣战，大日本皇军已有万全准备，具必胜之信念……”
山田乙三正说到这里，窗外传来了警报声和飞机声。“敌机来了！”山田叫了一声。我赶忙就出门奔防空洞跑，这一群人跟着我一窝蜂似的都钻进了防空洞。这是长春遇到的第一次空袭，苏联空军只投了两枚炸弹，是一次象征性的轰炸。有一颗落在离“帝宫”不远的监狱附近，响声也远比张勋复辟那回落在御花园里的大得多，我吓得不住地高诵佛号。警报解除后，山田又和我说了些什么，我也听不清楚了。我急忙叫人在关帝像前设供烧香，祈求保佑。
从这天夜里起，我再没有脱衣服睡觉。我的衣袋里总放着一支手枪，我亲自规定了“内廷”的戒严口令。
次日，山田乙三和秦彦三郎又来了，宣布日军要退守南满，“国都”要迁到通化去，并限我当天就动身。我也没工夫问他，怎么强大的“帝国之花”关东军这么没用，我只想到我的财物人口都太多，无论如何当天也搬不了，经我苦苦哀求，总算给了三天的宽限。吉冈临走狠狠地对我说：
“你如果不走，苏军来了首先就会杀你！”
我打了一个冷战。我怕的不是后一句话，而是前一句暴露出来的日本人对我的怀疑，怀疑我不想随他们走，怀疑我还不忠诚。
“他们怕我这个人证落在盟军手里，会不会杀我灭口？”这个问题一冒头，我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我想起了十多年的故伎，我得设法在吉冈面前表现“忠诚”。我灵机一动，叫人把“国务院总理”张景惠和“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找来。我向他们命令道：
“要竭尽全力支援亲邦进行圣战，要抗拒苏联军到底，到底……”
说完，我回头看看吉冈的脸色。但这个形影不离的“御用挂”，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去了。
我莫名其妙地起了不祥的预感。整天在屋子里转来转去，不知如何是好。我被死的恐惧折磨得不成人样了。
十一日这天，我走进了同德殿，“福贵人”正收拾东西，抬头看见我，脸上现出一种异象，对我就像看见一个生人似的。我吓一跳，忙问：
“你怎么啦？你瞅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皇上的头发怎么这样乱哪？”
我向镜子里照了一下，原来一向用油抹得亮光光的头发乱成一团。
“头发算什么？咱们要遭殃啦！”
我在她屋子还是坐立不宁，来回乱转。这时忽然我从窗子看见刚给伪宫增设的日本兵端着枪进了同德殿。我的魂简直飞出了窍，以为是来实现灭口毒手了。我觉着反正没处可躲了，索性迎上他们问：
“干什么？”
这个东张西望的日本兵看见了我，像放了心似的，支吾道：“好像有坏人进来，看看的没有……”他转身走了。
我对“福贵人”说：“这是来查看我是不是跑了，真可怕！”我拿起电话找吉冈，电话怎么也叫不通。我又以为日本人已经扔下我走了，这叫我同样地害怕。我发着抖说：“真没想到，这就要完啦？”
“皇上不会遇上危险的，皇上平时处处为百姓，吃斋念佛，自有菩萨保佑。”
“叫你跟我受苦啦。上‘缉熙楼’去吧，要死咱就一块儿死吧。”
后来我又给吉冈打电话，电话通了，吉冈接了我的电话，他的声音很微弱，说他病了。我连忙表示对他的关怀，说了一堆好话。听他说了“谢谢陛下”，我放了电话，松了一口气。这时我想起肚子饿了，原来一天没吃一点东西。我叫剩下来的随侍大李给我传膳，大李说厨师全走了。我只好胡乱吃点饼干。
十一日晚上九点多，吉冈来了。他对我和准备随行的一些人——只有我的妹妹、妹夫们，侄子们，“后和贵人”，以及一些“随侍”，其他的人全都遣散了——用命令的口气说：
“无论是步行，或是上下车辆，由桥本虎之助恭捧‘神器’走在前面。无论是谁，经过‘神器’，都须行九十度鞠躬礼。”
我知道这真到了出发时候了。我恭恭敬敬地站着，看祭祀长桥本虎之助捧着那个盛着“神器”的包袱，上了头辆汽车，然后自己进了第二辆。一个长长的汽车行列走出了“帝宫”。我回头看了一眼，在建国神庙上空，升起了一股火苗。
在通往通化大栗子沟的路上，火车走了三夜两天。本来想从沈阳走，为了躲空袭，走的是吉林——梅河口的路线。两天里只吃了两顿饭和一些饼干。沿途到处是日本兵车，队伍不像队伍，难民不像难民。在梅河口车停下来，从车窗的布帘缝隙里，我看到车站上布满了日本宪兵，正疑惑间，关东军司令官山田来到了车上。他向我报告日军打了胜仗，击毁了多少苏军飞机和坦克。在吉林站上，在瞬息间车站站台给我看到一副相反的景象：成批的日本妇女和孩子叫嚷着拥向火车，向拦阻她们的宪兵哀求着，哭号着……在站台尽头处，一个日本士兵和一个宪兵两人厮打着……
大栗子沟是一座煤矿，在一个山弯里，与朝鲜一江之隔。清晨，白雾迷漫着群山，太阳升起之后，青山翠谷，鸟语花香，景色极美。当时在我眼里，这一切都不过是灰暗的。我住的地方是日本矿长的住宅，有七八间房，这种日本式房间都不能很好地隔音，成天闹哄哄的。
八月十三日到了这里，过了两天惊惶不安的生活，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我的奴才相并没有因此告终。
当吉冈告诉了我“天皇陛下宣布了投降，美国政府已表示对天皇陛下的地位和安全给以保证”，我立即双膝跪下，向苍天磕了几头，念诵道：“我感谢上天保佑天皇陛下平安！”吉冈也随我跪下来，磕了一阵儿头。
磕完了头，吉冈愁眉苦脸地说，日本关东军已和东京联系好，决定送我到日本去。“不过，”他又说，“天皇陛下也不能绝对担保陛下的安全。这一切要听盟军的了。”
我认为死亡已经向我招手了。
张景惠、武部六藏和那一群“大臣”“参议”找我来了。原来还有一场“退位”的戏要演。他们拿来了那位汉学家的新手笔——我的第五号退位诏书。还是由当年做代表拥戴我的张景惠交给了我，我照着念了一遍。诏书的字句我全不记得了，我记得的是这件事：这篇诏书原稿上本来还有那少不了的两句“仰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的保佑”，可是叫桥本虎之助看出了不妥，苦笑着给划掉了。桥本任过守护天皇的近卫师团长，后来又做了守护天照大神的祭祀长，他是最了解天皇和天照大神的了。
我念完了“退位诏书”，就像要溺死的人抓稻草似的，当着吉冈的面，又跪在地下，向天空念念有词：
“我太对不住天皇陛下了！尽管我退了位，我仍和日本一心一德！”
我又打了自己几个嘴巴……
我假如知道，这时我的身价早降在张景惠那一批人之下，心情一定更糟。日本人在决定我去东京的同时，布置了张景惠和武部六藏回到长春，安排后事。他们到了长春，由张景惠出面，通过广播电台和重庆的蒋介石取得了联系，并宣布成立了“治安维持会”，准备迎接蒋介石军队接收。他们打算在苏军到达之前，尽快变成“中华民国”的代表。但没有料到苏军来得如此神速，而共产党领导的抗联军队也排除了日军的抵抗，逼近了城市。苏军到了长春，他们迎接到的第一位苏联指挥官说了一句：“等候吩咐吧。”张景惠他们以为维持会被承认了，不禁对苏联又产生了幻想。张景惠回家对他老婆说：“行啦，这又捞着啦！”不料第二天，苏联军官对“邀请”来的伪大臣们宣布道：“都到齐啦，好，用飞机送你们到苏联去！”
八月十六日，我的周围全换上了日本兵守卫。随我来的一连护军被缴了械，因为这里的日本人听说在长春的护军已和日军发生了冲突。这时吉冈通知我，明天就动身去日本，我当然连忙点头称是，装出高兴的样子。
吉冈叫我挑选几个随行的人。因为飞机小，不能多带，我挑了溥杰、两个妹夫、三个侄子、一个医生和随侍大李。“福贵人”哭哭啼啼地问我：“我可怎么办呢？”我说：“飞机太小，你们坐火车去吧。”“火车能到日本吗？”我不假思索地说：“火车能到。顶多过三天，你和皇后、二格格他们就见着我了。”“火车要是不来接呢？我在这里一个亲人也没有呀！”“过两天就见着了，行了行了！”
我心乱如麻，反复思索着如何能逃脱等着我的死亡，哪还有心顾什么火车不火车呢？十七日早晨动身时，我又当着吉冈的面，向告别的家人和“官吏”们讲：“我在满洲国没干好，我对不住天皇……”
但是我也知道，这些话早把吉冈耳朵磨出了茧子，必须换些新的。这时我一眼看见了向我举枪致敬的日本兵，于是我突然走近一士兵，做了一个拥抱姿势。这个举动给吉冈的印象如何，我不知道，我却听见那个日本士兵的嗓子眼咕噜咕噜直响。
古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实这也要看是什么人。有的人，在死亡临头时，是“其形益丑”的。
飞机飞行的第一个目标是沈阳，我们要在那里换乘大型飞机。从通化出发的我们分在两架小型飞机里，和我在一起的是吉冈、桥本、溥杰和一名日本神官（随桥本捧“神器”的），其他人和一名日本宪兵在另一架上。这天我先到了沈阳机场，在机场休息室里，等候着那另一架飞机。
等候了不久，我忽然从窗口看见天空出现了大批机群，接着是一片震耳的飞机马达声。先头的飞机盘旋了一下，低头下降了，接着又是一架，又是一架。着陆的飞机一停下，马上从里面走出一队队的手持冲锋枪的苏联士兵。他们走下飞机，立即将机场上的日本军队缴了械。不大的时间，机场上到处是苏联的飞机，也到处是苏联的军人。这是苏军受降的军使来到了。
这时我的心情，觉得平稳起来。我明白，我可以不去日本了！这是我的第一个念头。跟着第二个念头是：日本人看他们把我带走的计划失败，会不会趁现在苏联人未进门，先把我杀了？
这时，迟到的那架飞机也来了，我的妹夫侄子们到了我的身边，只有吉冈等日本人不在这里。我蓦地把身上的手枪掏了出来。家人们看见我这举动还以为我要自杀，就要上来夺，我忙向他们摆摆手，布置他们都掏出枪来，分别站在门口和窗口防备日本人。这样一直到旋梯口的日本兵也被缴械，换上苏联兵站哨时为止。
一个苏联兵士走进来，看看我们都站着，他做了一个手势，让我们坐下。我看他好像找水，就亲自倒水给他。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给别人倒水喝。我当时还以为人家和我一样，时时防备别人下毒，因此我倒了两杯，打算自己喝一杯，以示无妨，可是不等我喝完，他已经喝完了那一杯。
这时，那个桥本虎之助慌慌张张跑进来，直奔那堆和他形影不离的神器，伸手一掏，把那个天照大神的铜镜掏出来，鬼鬼祟祟地掖在怀里，又慌慌张张地出去了。后来，据一个苏联军官说，他从桥本身上检查出了这个铜质的镜子，莫名其妙，不知是干什么用的，桥本也不肯说明，在一旁急得手舞足蹈，又想要回，又不敢动手去夺，围着那军官直转。那军官后来明白了这不过是一面镜子，就扔还给他。
我们在屋里待了不久，吉冈和桥本陪着一位苏联将军进了屋子。这个将军朝我笑笑，和我握了一下手，就靠近一张圆桌子坐下来了。
原来桥本还会俄文，他和溥杰俩人，成了我们一俄一日的翻译，他们俩人和吉冈也随苏军将军围桌而坐。我独自坐在靠窗的沙发上，听他们开始了谈话。
吉冈后背正冲着我，我看不见他的脸，只听他说话声音直哆嗦。溥杰后来告诉我，吉冈的脸色苍白，说话时满脸是泪。他简直是用哀求的声音向那位苏联将军说：
“请允许让溥仪，随我们一同到日本去吧……”
溥杰把这话一翻译完，我的心几乎要跳出腔子来。我很想说我不去日本，又怕开口之后，苏联军不理，反而答应了吉冈的要求，那么我到了日本更要倒霉。我急得没法，只好在吉冈的背后，向苏联将军又打手势又努嘴，想叫苏联人明白，我不赞成吉冈的话。苏联将军对吉冈的要求和我的哑谜全无反应。等吉冈说完，桥本翻译完，他宣布道：
“所有的人，今后的一切行动，须全听从苏军的命令。”
这一下子，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吉冈却低下脑袋，再也不发一声。
将军站起了身，又和我握一下手，走了。
过一会儿，又进来一位将军，还带进不少的苏联军官。这位将军宣布道：谁有武器，就交出来。我们立刻把手枪、子弹都拿出来，放在桌上，由苏联兵收了去，也没有搜身。我的侄子给我携带的一只盛着珠宝首饰的大黑皮箱，也没有检查。
这时吉冈、桥本在门外，向里面伸头探脑，想进又不敢进，不进来却又像对我舍不得撒手。我想向苏联军官们暗示一下：“那里还有日本鬼子，你们快带走吧。”我没法子说话，就向他们挤挤眼示意，可是没有人理。有一个年轻的军官大概以为我是和他开玩笑，也向我挤挤眼。我干着了一阵儿急，也没办法。
后来我们被领出去搭乘苏联的巨型运输机。在飞机降落休息时，我看见了有一位少将在那里散步，我走到他跟前，想试一试能不能交谈。我用英文问了他好，巧得很，他也会说英文。他问明了我的身份，很有兴趣地和我交谈起来。我的英文很不够用，也凑凑合合表示了我的意思：我不愿意和日本人在一起，希望能把我们分开。他答应可以为我向上级转达，就去了。
这时，过来不少苏联兵。我一看，里面还有中国人，吓我一跳，我以为是蒋介石的人，后来听他们说，才知道是苏联籍的汉族人和其他东方民族的人，都是苏联军队的军官和兵士。有的还和我握握手，很好奇的样子看着我。我们言语不通，互相瞧着打手势的时候，那个少将请示回来了，笑道：
“你看，苏维埃的兵士和皇帝握了手了，哈哈。”
他告诉我，我的要求已经得到了准许。他说：
“由你叫吧，你叫谁谁就跟你一起。好，开始！”
我把我们那一堆中国人一个一个地叫了过来，中国人都过来了，可有个日本宪兵，也偷偷摸摸地想混过来，我发现了，忙嚷道：
“他不是！他不是！”
于是，这家伙又给苏联士兵赶回去了。吉冈安直远远站在那里，瞪着眼。
这天晚上，苏联军官把我们送到苏军的一个临时医院（中国人开的）里，休息了一夜，次日上午便从通辽乘飞机飞往苏联。
从前在北京、天津，我求签问卜所得到的解释，大都是关于复辟成功的乐观希望的。到了东北以后，我的迷信活动，就不再包含什么幻想和希望，而是充满了忧郁、悲哀，充满了阴森森的鬼气。
在长春我供的佛神和牌位，大概有这些角色：各种佛，天神地祗，关圣帝君，王爹爹王妈妈，神杆，满族历代祖先，清朝历代帝后，长白山天女，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历代帝王师，醇贤亲王侧福晋，醇亲王福晋，福神喜神财神贵神，太岁，灶神，四太妃。
我除了供祖宗，还杂七杂八地供了这些神与佛，我又看“佛学”和各种迷信书，看得入了迷。自从在书上看了什么六道轮回，说一切生物都有佛性，前世有德的升天，作了孽的变畜生变饿鬼，我紧张起来了。我生怕来世变畜生，又担心我吃的肉是死去亲人变的。我念起经来了。原先是每天早晚念，后来每顿饭都要念一遍“往生咒”，给吃的肉主超生。开头是我自己默默地念，后来我索性在饭前，让同吃的人先出去，我一个人嘟嘟囔囔念完，再让他们进来吃，以后他们每逢吃饭，都自动地先在外面等着我嘟囔完了再进来。有一次，在空袭警报中，我在同德殿的地下防空洞里吃饭，我念了咒还不算，还把要吃的一个鸡蛋拿起来，对它磕三个头，才敢把这个“佛性”吃进肚去。这时，我索性吃起了素，除鸡蛋外，荤的一概不动。厨房里的苍蝇也不许打，只许向外轰。所以厨房里常可以听见轰苍蝇的战斗的闹声，当然是无济于事。如果菜里发现苍蝇腿，还要罚钱。但我也知道苍蝇是会带病菌传染病的。苍蝇落过的饭菜，我就不吃，如果在我的嘴唇上落一下，我就拿酒精棉花擦一下——我身上总带着一个盛酒精药棉的小铁盒。
越看“佛书”越迷，有时做起梦来，游了地狱，就越发相信。有一次，因为从书上看到，念经多日之后，佛就会来，还要吃东西。我便布置出一间屋子，预备了东西。我念过经之后，对众人们宣布道：佛来了！我跪着爬进屋去。当然里面是空的，但连我自己也相信了自己的胡说八道了，战战兢兢地向空气磕起头来。
我家里的人叫我弄得也都是神神癫癫的，有时我还给他们讲课。于是家中终日佛声四起，木鱼铜磬响声不绝，像居身于和尚庙里一样。
与念经同时，我还自己给自己问卜算卦。算起来没完，不得上吉之卦，誓不罢休。避凶趋吉，几乎成了支配我一举一动的中心思想。弄得行路穿衣吃饭，脑子里也是想着哪样吉，哪样不吉。至于吉凶的标准，并无一定，不过见景生情，临时自定，然后有趋有避。比如走路时，前面有个砖头，心里便规定道：“从左面走过去，吉祥，从右边，不吉祥。”于是从左面走过去。什么迈门坎用左腿右腿，夹菜是先夹白先夹绿，真是无穷无尽。婉容也随我入了迷，她给自己规定，对于认为不吉的，就眨巴眨巴眼，或是吐口唾沫。后来弄成了习惯，时常无缘无故地眨巴一阵眼，或者是嘴里“啐啐啐”连着出声，就像患了精神病似的。这一家子，就这样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我的随侍们，真被我这种生活折腾得够戗。比如我打坐时，不准有一点声音。所有的人在我打坐时，都大气不敢出一声。我院里养了一个大鹤，它不管这套，高起兴来就要“鸣于九皋”一下子。我就交待给仆人负责，如叫一声，就罚钱五角。仆人们被罚了不少钱之后，也居然研究出一个办法，鹤一伸脖子他就打它脖子一下，这样就不叫了。
因为怕死，所以也怕病。我嗜药成癖，给我的家人和仆人不少罪受，也是给自己找罪受。我嗜药不但是吃，而且还包括收藏。中药有药库，西药有药房。我有时因为菜的口味差一些，硬叫扣出厨司务几毛钱来，但为了买药——特别是伪满末期药品奇缺时，可以花几千元几万元去向国外订购用不着的药品。我的一些侄子，上学之外要为我管药房药库。另外我还专雇了医生，他们每天为我打针，总要忙上几小时。我每天要打赐保命和葡萄糖之类的补品，打针的时候，我的侄子要从大量的注射剂中拣可用的药。因为存药太多，大都过了期，注射液类药往往都有毛状沉淀物。他们把这工作叫做“拣毛”，拣一次毛，就要两个钟头。然后由另一个侄子执行注射，医生则是一旁守候。就这样，要消磨掉好几个人半天的时间，而这大半是在夜里人家该休息的时候。
从前我在紫禁城里时常“疑病”，现在用不着疑心，我真的身体虚弱了。记得有一次例行“巡幸”，去看日本人新建的水丰发电站。到了那里，走了不多远，我已喘得透不过气来，由于穿着军服，还要在鬼子面前撑着架子。回来的时候，真的吃不住了，眼看就要倒下来了，随行的侄子们和医生赶快抢着给我打赐保命和葡萄糖，这才把我抢救过来。
这种虚弱的身体，加上紧张的心情，让我那时总觉得死亡迫在眉睫，日本人、中国人、我的虚弱，都在要我的命。这成了我那时思索一切问题的核心了。
十、“后”与“妃”的命运
我先后有过四个妻子，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一个皇后，一个妃，两个贵人。如果从实质上说，她们谁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没有一个妻子，我有的只是摆设，为了解决不同问题的摆设。虽然她们每人的具体遭遇不同，她们都是同一个制度的牺牲品。
在很长时期内受到我冷淡以及恼恨的婉容，她的经历也许是最使现代新中国的青年不能理解的。她如果不是在自己的家庭一出生时就被决定了后来的命运，也是从一结婚就被安排好了下场。我后来常想，她如果在天津时能像文绣那样和我离了婚，很可能不会有那样的结局。当然，她毕竟和文绣不同。文绣的思想里，有一个比封建的身份和礼教更被看重的东西，这就是要求自由，要求有一个普通人的家庭生活的思想。而婉容的思想里，她更看重了“皇后”的身份，她宁愿做个挂名的妻子，也不肯丢掉“皇后”的身份。即使她忽然想开了，也起了离婚的念头，她的处境也和文绣不同，文绣从亲友中还能找到一些支持的力量，而婉容的父亲、兄长、师傅都不但不会支持她，恐怕还要加以阻难，甚至是加以压力。
自从她把文绣挤走了，我对她有了反感，很少和她说话，也不大留心她的事情，所以，我没有从她嘴里听她说过自己的心情，苦闷和愿望。后来发生的事情说明，她究竟是个人，有一般人的正常需要。她是在一种非常奇特的心理下，一方面有正常需要，一方面又不肯或者不能丢开皇后的尊号，理直气壮地建立合理的生活，于是就发生了私通行为，还染上了吸毒（鸦片）的嗜好。
这种事情，无论如何不能由她负责任，至少不该全部都由她自己负责。事实上，当时我把全部责任都放在她身上，我根本没有责怪过自己，当然更谈不上责怪那个吃人的制度。
事实上是，她的吸毒是由于她的父兄给出的主意，甚至在私通问题上，也受过她哥哥（已死）的鼓励。直到很晚我才知道，早在她那次离津去大连的路上，她的哥哥就由于换取某种利益，把自己的妹妹卖给一个同行的日本军官了。
1935年，由于她有了身孕并且将近临产，我才发现了问题。我当时的心情是难于描述的，我又愤怒，又不愿叫日本人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她身上泄愤。我除了把和她有关系的人和有嫌疑的人，一律找词驱逐之外，还决定和她离婚，用当时我的说法，是把她“废”掉。由于当宫内府次长的日本人和关东军都不准许，我不敢冒犯日本人，于是又做出一个成心给婉容看的举动，即另选一个“贵人”。
婉容也许至死还做着一个梦，梦见她的孩子还活在世上。她不知道孩子一生下来就被填进锅炉里烧化，她只知道他的哥哥在外边代她养育着孩子，她哥哥是每月要从她手里拿去一笔养育费的。
“八·一五”后她和我分手时，烟瘾很大，又加病弱不堪，第二年就病死在吉林了。
一九三七年，为了表示对婉容的惩罚，也为了作为“皇帝”必不可少的摆设而新选的牺牲品——谭玉龄，经北京一个亲戚的介绍，成了我的新“贵人”。
她原姓他他拉氏，是北京一个初中的学生，和我结婚时是十七岁。她也是一名挂名的妻子，被我像一只鸟儿似的养在“宫”里，一直养到一九四二年死去。
她的死因，对我至今还是一个谜。如果我的疑心属实的话，她还是双层的牺牲品。
她得的病，据中医诊断说是伤寒，医生并不认为是个险症，我也知道，中医对伤寒是有把握的。后来，我的医生黄子正介绍了市立医院的日本医生来治，吉冈表示“不放心”，破例地搬到宫内府的勤民楼里来住，说是要“照料”。日本医生来了，给谭玉龄诊断说是颗粒结核，在进行治疗的第二天，她突然死去了。
令我奇怪的是，日本医生一开始治疗，表现得非常热心，在她身边守着她，给她打针，让护士给她输血，一刻不停地忙碌着。这时吉冈突然出现了，他把日本医生找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关上门谈了很久时间的话。正当医生忙着治疗，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必须在这时候要谈，而且谈得这么久呢？更奇怪的是，那个热心的日本医生走出了那间屋子，再也没有了原来的治疗热情，没有再忙着注射、输血，而变成了沉默而悄悄的。吉冈这天在勤民楼里整夜不住地叫日本宪兵给病室的护士打电话，讯问病况。这样过了一夜，次日一清早，随侍报告我说：“贵人殡天了！”
她的死讯我刚听到不久，吉冈就来了，说他代表关东军司令官向我吊唁，并且立即拿来了关东军司令官的花圈。我心里越发奇怪，他们怎么预备得这么快呢？
由于我犯了疑心，就不由得回想起谭玉龄的生前，她是时常和我谈论日本人的。她在北京念过书，知道不少关于日本人的事，也说了不少学校里的抗日活动的事。自从德王那件事发生后，我有时疑心德王乱说，有时又不能不疑心日本人是用什么玩意儿偷听了我们的谈话。谭玉龄死得奇怪，我就又想起了这些事。
吉冈在谭玉龄死后不久的一个举动，更叫我相信，即使不是吉冈偷听了什么，她的死还是和关东军有关。吉冈的这件引人疑心的举动，就是他太快地给我拿来了一堆日本姑娘的相片，让我选妃。
我拒绝了。我说谭玉龄刚死，我很悲痛，无心谈这类事。他却说，正是因为要解除我的悲痛，所以他要早日为我办好这件大事。我只得又说，这确是一件大事，但总得要合乎自己的理想，能谈得来，不能这样草率地决定，此外语言不通，也是个问题。
“语言通的，嗯，这是会满洲语言的，哈！”
我怕他看出我的心思，忙说：“民族是不成问题的，但习惯上理想上总要合适才好。”
我是拿定了主意，绝不能要个日本妻子。这不是等于在我床上安上个耳目吗？这话不好明说，只好推三推四，找各式借题来抵挡他。
这个御用挂，真像挂在我身上一样，使我无法摆脱他。他死皮赖脸，天天纠缠我，我怕把他惹恼，又不好完全封口。后来他明白我是不要日本人的，也许关东军有了别的想法，吉冈又拿来了一些旅大日本人办的学校的中国女生的相片来。我后来在这批相片里，也挑出了一个对象，可是我二妹提醒我说，这是日本人训练好的，跟日本人还不是一样吗？我一想也对，又推回去了。吉冈催问我的时候，我就推说还没挑上中意的。当然，这样总拖也不是办法，我又怕总不挑出一个，也许关东军硬做主给我指定一个，那时我还不是也得认账？我忽然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挑一个年岁幼小的，文化程度也低些的，也就是说，要一个孩子。这样的对象，即使日本训练过，也还好对付，只要我功夫做好，还会把她训练回来呢。这个办法我认为不错，于是向吉冈说了，我要一个小学的，十四五岁的。
就这样，一个后来被称做“福贵人”的十五岁的孩子，成了第四名牺牲品。
十一、大崩溃
在战犯管理所的时候，有个前伪满军的旅长给我说过一件事。太平洋战争发生的那一年冬天，他在关东军的指挥下，率伪满军前去袭击“抗联”部队。他的队伍在森林里扑了一个空，只捉到了一个藏在地下小屋的生病的抗联战士。这个人衣服破烂，头发胡子挺长，提到他跟前审问的时候，就像关了很久的囚犯似的。他看这俘虏的这种外貌，不禁嘲弄地说：
“看你们苦成这副模样，还有什么干头！你知道不知道，大日本皇军把新加坡、香港都占领啦……”
“俘虏”突然笑起来。这位“满洲国”少将拍着桌子制止道：“笑什么？你知道你这是受审判吗？”那战士对他的威风的回答，叫他大吃一惊。
“谁审判谁？你们的末日不远了，要不了多长时候，你们这群人，都要受人民的审判！”
这类情形，别的伪满军官也有遇到过的。在一九四二年以前，也就是日本的败象还没有暴露以前，正是张牙舞爪、气焰不可一世的时候。他们都无法明白，武器简陋的抗联士兵，何以那么充满了信心，在死刑判决面前，竟然宣布审判者末日将至。我当时还不知道这类故事，但是我知道这样一件事：伪满的小学生在唱“国歌”时，竟普遍地敢于对“满洲国”进行嘲笑，把“天地间，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的歌词（这是郑孝胥的作品）唱成了“天地间，有了大馒头，大馒头，谁拿去喂了狗……”我从“福贵人”口中听到过不少这类故事。我只知道东北人民仇恨日寇汉奸，但不能理解他们何以有这么大的胆量，何以那么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强大的统治者会必败无疑。确实，很久以来我就把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看得强大无比，不可动摇。在我心里，勉强能放在日本统治者对比地位的只有清朝、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的中华民国。至于“老百姓”，是没有地位的，或者说，是更软弱无力、无关轻重的。
究竟是谁强大无比，又是谁软弱无力？其实这个问题早有无数的事实告诉过我，但是我极不敏感，一直到从吉冈嘴里给我透露了出来，才开始模模糊糊知道了一点儿。
有一次，关东军安排我外出“巡幸”（一年有一次），去的地点是延吉朝鲜族的地区。我的专车到达那里，大批的日本宪兵和多至六个团的伪军，把那里层层围住了。我问吉冈这是为什么，他说是“防土匪”。“防土匪何用这么多的兵力？”“这土匪可不是从前那种土匪，这是共产军啊！”“怎么满洲国也有共产军？共产军不是在中华民国吗？”“有的，有的，小小的有的……”吉冈含含混混回答着，转移了话题。我再不懂数学，也能发现了这个比例：小小的共产军，却要大量的宪兵和军队去防御。
又一次，关东军参谋在例行的军事形势报告之外，特地专门地向我报告了一次“剿匪”胜利，因为在这次战役中，找到了抗联的领袖之一杨靖宇将军的尸体。他兴高采烈地说，杨将军之死，消除了“满洲国的一个大患”。我一听“大患”二字，忙问他：“土匪有多少？”他也是这么说：“小小的，小小的有。”那时我还不知道“满洲国的大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也没明白“患”之所以大，这也是吉冈后来告诉我的。
那还是一九四二年前后，华北和华中的日本军队发动了“大扫荡”，到处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在南洋的日军也正横行无忌，“马来亚之虎”山下奉文来到东北向我吹过自己的战绩不久的时候。有一次，吉冈和我谈到日军对华北“共产军”的种种战术，如“铁壁合围”“梳篦扫荡”，等等；说这给“大日本皇军战史上，增添了无数资料”。我听他说得天花乱坠，也凑趣说：“共产军小小的，何犯上用这许多新奇战术？”不料这话引起了他的嘲弄：
“皇帝陛下倘若有实战体验，必不会说这话。”
我逢迎道：“愿闻其详。”
“共产军，这和国民党军不一样。军民不分，嗯，军民不分，举例说，嗯，就像赤豆混在红沙土里……”他看我茫然无知的样子，又举出中国的“鱼目混珠”的成语以及日本的某些我已记不得的故事来作比喻，说明日本军队和八路军、新四军作战时常常陷入“人山人海”的困境中。后来他竟不怕麻烦，边说边在纸上涂抹着解释：“共产军”不管到哪里，百姓都不怕他；当兵一年就不想逃亡（开小差），这实在是大陆上从来没有的军队。这样队伍越打越多，将来不得了。“可怕！这是可怕的！”他不由自主地摇头感叹起来了。看见这位大日本皇军将官居然如此评论“小小的”敌人，我惶惑得不知说什么才合适，拼命地搜索枯肠才想到了这么两句：
“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真是可怕！”
“只有鬼才相信这个！”他粗暴地打断了我的话。我不敢说了，他又用嘲弄的眼神看着我说：
“我这并不是正式评论，正式的还是请陛下听关东军参谋长的报告吧。”说着，他把刚才涂抹过的纸片都收了起来，放进了口袋。
我逐渐地觉出了吉冈的“非正式评论”，比关东军司令官和参谋长的“正式评论”更近乎事实。植田谦吉发动诺门坎战役时，为了证实他的“正式评论”，把我和张景惠等都请了去，参观一架日本制飞机超过苏联制飞机的速度表演。事实上，那次日军被打得落花流水，损失五万多人，植田也因此撤职。吉冈在非正式评论时说：“苏军的大炮比皇军的射程远多了！”
藏在吉冈心底的隐忧，我渐渐地从收音机里越听越明白。日军在各个战场失利的消息越来越多，报纸上的“赫赫战果”“堂堂入城”的协和语标题，逐渐被“玉碎”字样代替。物资匮乏情况严重，我在封锁重重中也能觉察出来，不但是搜刮门环、痰桶等废铜烂铁的活动，伸进“帝宫”里来，“内廷”官员家属因缺乏食物，也纷纷向我求助来了。“强大无比”的日本统治者开始露馅，“无畏的皇军”样样表现出了畏惧。因为怕我知道军队供应质量低劣，关东军司令官特地展览了一次军用口粮请我去参观；因为怕我相信从收音机听到的海外广播，送来宣传日军战绩的影片给我放映……连我的侄子们看了这些，都表示不相信了。
我印象最深的，正是日本军人身上流露出来的软弱和恐惧。
占领了新加坡之后到东北来任关东军某一方面军司令长官的山下奉文，当时的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还留在我的记忆里，可是到了一九四五年，当他再次奉调到南洋，临行向我告别时，却对我捂着鼻子哭了起来，说：“这是最后的永别，此一去我是不能再回来了！”
在一次给“肉弹”举行饯行式时，我又看到了更多的眼泪。“肉弹”就是从日本军队中挑选出来的，受了“武士道”和“忠君”毒害的士兵，用肉体去和飞机、坦克碰命，日本话这叫做“体挡”。吉冈从前每次提到这种“肉弹”的“体挡”，都表示无限崇敬，那些所谓“英勇”的事迹也确实叫我很吃惊。这回是关东军的指示，叫我对这批中选的肉弹鼓励一下，为他们祝福，我才看出了“肉弹”真正的形象。那天正好是阴天，风沙大作，饯行地点在同德殿的院里，院里到处是一堆堆的防空沙袋，更显得气象颓丧。“肉弹”一共有十几个人，排成一列站在我面前，我按吉冈写好的祝词向他们念了，然后向他们举杯。这时我才看见，这些“肉弹”满脸灰暗，个个都是泪流双颊，有的竟哽咽出声。干杯后，一齐喊“天皇陛下万岁”时，声音都像是哭号了。
仪式在风沙中草草结束了，我心中慌乱，又急着要回屋里去洗脸，吉冈却不离开，紧跟在我身后不去。我知道他一定又有话了，只好等着他。他清了清嗓子，嗯了几声，然后说：
“陛下的祝词很好，嗯，他们很感动，嗯，所以才流下了日本男子的眼泪……”
听了这几句多余的话，我心说：“你这也是害怕呵！你怕我看出了‘肉弹’的马脚！你害怕，我更害怕啦！”
这时，我还不能明白，真正强大的是决定着历史命运的人民，反映着人民力量的盟国军力，我知道得也模模糊糊，我只能从日本这方面看出四面受敌的形势。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国战败后，这个形势就更明显了，苏联的出兵不过是个时间上的问题。日本过去给我的印象，不管如何貌似强大，我也明白了它的孤立劣势。孟子就说过：“以一服八，何异于邹于楚哉！”
“要完啦！”我恐惧地想……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晨，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参谋长秦彦三郎、吉冈安直和通译官们一阵风似的来到同德殿。
“苏联已经向日本帝国宣战，大日本皇军已有万全准备，具必胜之信念……”
山田乙三正说到这里，窗外传来了警报声和飞机声。“敌机来了！”山田叫了一声。我赶忙就出门奔防空洞跑，这一群人跟着我一窝蜂似的都钻进了防空洞。这是长春遇到的第一次空袭，苏联空军只投了两枚炸弹，是一次象征性的轰炸。有一颗落在离“帝宫”不远的监狱附近，响声也远比张勋复辟那回落在御花园里的大得多，我吓得不住地高诵佛号。警报解除后，山田又和我说了些什么，我也听不清楚了。我急忙叫人在关帝像前设供烧香，祈求保佑。
从这天夜里起，我再没有脱衣服睡觉。我的衣袋里总放着一支手枪，我亲自规定了“内廷”的戒严口令。
次日，山田乙三和秦彦三郎又来了，宣布日军要退守南满，“国都”要迁到通化去，并限我当天就动身。我也没工夫问他，怎么强大的“帝国之花”关东军这么没用，我只想到我的财物人口都太多，无论如何当天也搬不了，经我苦苦哀求，总算给了三天的宽限。吉冈临走狠狠地对我说：
“你如果不走，苏军来了首先就会杀你！”
我打了一个冷战。我怕的不是后一句话，而是前一句暴露出来的日本人对我的怀疑，怀疑我不想随他们走，怀疑我还不忠诚。
“他们怕我这个人证落在盟军手里，会不会杀我灭口？”这个问题一冒头，我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我想起了十多年的故伎，我得设法在吉冈面前表现“忠诚”。我灵机一动，叫人把“国务院总理”张景惠和“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找来。我向他们命令道：
“要竭尽全力支援亲邦进行圣战，要抗拒苏联军到底，到底……”
说完，我回头看看吉冈的脸色。但这个形影不离的“御用挂”，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去了。
我莫名其妙地起了不祥的预感。整天在屋子里转来转去，不知如何是好。我被死的恐惧折磨得不成人样了。
十一日这天，我走进了同德殿，“福贵人”正收拾东西，抬头看见我，脸上现出一种异象，对我就像看见一个生人似的。我吓一跳，忙问：
“你怎么啦？你瞅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皇上的头发怎么这样乱哪？”
我向镜子里照了一下，原来一向用油抹得亮光光的头发乱成一团。
“头发算什么？咱们要遭殃啦！”
我在她屋子还是坐立不宁，来回乱转。这时忽然我从窗子看见刚给伪宫增设的日本兵端着枪进了同德殿。我的魂简直飞出了窍，以为是来实现灭口毒手了。我觉着反正没处可躲了，索性迎上他们问：
“干什么？”
这个东张西望的日本兵看见了我，像放了心似的，支吾道：“好像有坏人进来，看看的没有……”他转身走了。
我对“福贵人”说：“这是来查看我是不是跑了，真可怕！”我拿起电话找吉冈，电话怎么也叫不通。我又以为日本人已经扔下我走了，这叫我同样地害怕。我发着抖说：“真没想到，这就要完啦？”
“皇上不会遇上危险的，皇上平时处处为百姓，吃斋念佛，自有菩萨保佑。”
“叫你跟我受苦啦。上‘缉熙楼’去吧，要死咱就一块儿死吧。”
后来我又给吉冈打电话，电话通了，吉冈接了我的电话，他的声音很微弱，说他病了。我连忙表示对他的关怀，说了一堆好话。听他说了“谢谢陛下”，我放了电话，松了一口气。这时我想起肚子饿了，原来一天没吃一点东西。我叫剩下来的随侍大李给我传膳，大李说厨师全走了。我只好胡乱吃点饼干。
十一日晚上九点多，吉冈来了。他对我和准备随行的一些人——只有我的妹妹、妹夫们，侄子们，“后和贵人”，以及一些“随侍”，其他的人全都遣散了——用命令的口气说：
“无论是步行，或是上下车辆，由桥本虎之助恭捧‘神器’走在前面。无论是谁，经过‘神器’，都须行九十度鞠躬礼。”
我知道这真到了出发时候了。我恭恭敬敬地站着，看祭祀长桥本虎之助捧着那个盛着“神器”的包袱，上了头辆汽车，然后自己进了第二辆。一个长长的汽车行列走出了“帝宫”。我回头看了一眼，在建国神庙上空，升起了一股火苗。
在通往通化大栗子沟的路上，火车走了三夜两天。本来想从沈阳走，为了躲空袭，走的是吉林——梅河口的路线。两天里只吃了两顿饭和一些饼干。沿途到处是日本兵车，队伍不像队伍，难民不像难民。在梅河口车停下来，从车窗的布帘缝隙里，我看到车站上布满了日本宪兵，正疑惑间，关东军司令官山田来到了车上。他向我报告日军打了胜仗，击毁了多少苏军飞机和坦克。在吉林站上，在瞬息间车站站台给我看到一副相反的景象：成批的日本妇女和孩子叫嚷着拥向火车，向拦阻她们的宪兵哀求着，哭号着……在站台尽头处，一个日本士兵和一个宪兵两人厮打着……
大栗子沟是一座煤矿，在一个山弯里，与朝鲜一江之隔。清晨，白雾迷漫着群山，太阳升起之后，青山翠谷，鸟语花香，景色极美。当时在我眼里，这一切都不过是灰暗的。我住的地方是日本矿长的住宅，有七八间房，这种日本式房间都不能很好地隔音，成天闹哄哄的。
八月十三日到了这里，过了两天惊惶不安的生活，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我的奴才相并没有因此告终。
当吉冈告诉了我“天皇陛下宣布了投降，美国政府已表示对天皇陛下的地位和安全给以保证”，我立即双膝跪下，向苍天磕了几头，念诵道：“我感谢上天保佑天皇陛下平安！”吉冈也随我跪下来，磕了一阵儿头。
磕完了头，吉冈愁眉苦脸地说，日本关东军已和东京联系好，决定送我到日本去。“不过，”他又说，“天皇陛下也不能绝对担保陛下的安全。这一切要听盟军的了。”
我认为死亡已经向我招手了。
张景惠、武部六藏和那一群“大臣”“参议”找我来了。原来还有一场“退位”的戏要演。他们拿来了那位汉学家的新手笔——我的第五号退位诏书。还是由当年做代表拥戴我的张景惠交给了我，我照着念了一遍。诏书的字句我全不记得了，我记得的是这件事：这篇诏书原稿上本来还有那少不了的两句“仰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的保佑”，可是叫桥本虎之助看出了不妥，苦笑着给划掉了。桥本任过守护天皇的近卫师团长，后来又做了守护天照大神的祭祀长，他是最了解天皇和天照大神的了。
我念完了“退位诏书”，就像要溺死的人抓稻草似的，当着吉冈的面，又跪在地下，向天空念念有词：
“我太对不住天皇陛下了！尽管我退了位，我仍和日本一心一德！”
我又打了自己几个嘴巴……
我假如知道，这时我的身价早降在张景惠那一批人之下，心情一定更糟。日本人在决定我去东京的同时，布置了张景惠和武部六藏回到长春，安排后事。他们到了长春，由张景惠出面，通过广播电台和重庆的蒋介石取得了联系，并宣布成立了“治安维持会”，准备迎接蒋介石军队接收。他们打算在苏军到达之前，尽快变成“中华民国”的代表。但没有料到苏军来得如此神速，而共产党领导的抗联军队也排除了日军的抵抗，逼近了城市。苏军到了长春，他们迎接到的第一位苏联指挥官说了一句：“等候吩咐吧。”张景惠他们以为维持会被承认了，不禁对苏联又产生了幻想。张景惠回家对他老婆说：“行啦，这又捞着啦！”不料第二天，苏联军官对“邀请”来的伪大臣们宣布道：“都到齐啦，好，用飞机送你们到苏联去！”
八月十六日，我的周围全换上了日本兵守卫。随我来的一连护军被缴了械，因为这里的日本人听说在长春的护军已和日军发生了冲突。这时吉冈通知我，明天就动身去日本，我当然连忙点头称是，装出高兴的样子。
吉冈叫我挑选几个随行的人。因为飞机小，不能多带，我挑了溥杰、两个妹夫、三个侄子、一个医生和随侍大李。“福贵人”哭哭啼啼地问我：“我可怎么办呢？”我说：“飞机太小，你们坐火车去吧。”“火车能到日本吗？”我不假思索地说：“火车能到。顶多过三天，你和皇后、二格格他们就见着我了。”“火车要是不来接呢？我在这里一个亲人也没有呀！”“过两天就见着了，行了行了！”
我心乱如麻，反复思索着如何能逃脱等着我的死亡，哪还有心顾什么火车不火车呢？十七日早晨动身时，我又当着吉冈的面，向告别的家人和“官吏”们讲：“我在满洲国没干好，我对不住天皇……”
但是我也知道，这些话早把吉冈耳朵磨出了茧子，必须换些新的。这时我一眼看见了向我举枪致敬的日本兵，于是我突然走近一士兵，做了一个拥抱姿势。这个举动给吉冈的印象如何，我不知道，我却听见那个日本士兵的嗓子眼咕噜咕噜直响。
古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实这也要看是什么人。有的人，在死亡临头时，是“其形益丑”的。
飞机飞行的第一个目标是沈阳，我们要在那里换乘大型飞机。从通化出发的我们分在两架小型飞机里，和我在一起的是吉冈、桥本、溥杰和一名日本神官（随桥本捧“神器”的），其他人和一名日本宪兵在另一架上。这天我先到了沈阳机场，在机场休息室里，等候着那另一架飞机。
等候了不久，我忽然从窗口看见天空出现了大批机群，接着是一片震耳的飞机马达声。先头的飞机盘旋了一下，低头下降了，接着又是一架，又是一架。着陆的飞机一停下，马上从里面走出一队队的手持冲锋枪的苏联士兵。他们走下飞机，立即将机场上的日本军队缴了械。不大的时间，机场上到处是苏联的飞机，也到处是苏联的军人。这是苏军受降的军使来到了。
这时我的心情，觉得平稳起来。我明白，我可以不去日本了！这是我的第一个念头。跟着第二个念头是：日本人看他们把我带走的计划失败，会不会趁现在苏联人未进门，先把我杀了？
这时，迟到的那架飞机也来了，我的妹夫侄子们到了我的身边，只有吉冈等日本人不在这里。我蓦地把身上的手枪掏了出来。家人们看见我这举动还以为我要自杀，就要上来夺，我忙向他们摆摆手，布置他们都掏出枪来，分别站在门口和窗口防备日本人。这样一直到旋梯口的日本兵也被缴械，换上苏联兵站哨时为止。
一个苏联兵士走进来，看看我们都站着，他做了一个手势，让我们坐下。我看他好像找水，就亲自倒水给他。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给别人倒水喝。我当时还以为人家和我一样，时时防备别人下毒，因此我倒了两杯，打算自己喝一杯，以示无妨，可是不等我喝完，他已经喝完了那一杯。
这时，那个桥本虎之助慌慌张张跑进来，直奔那堆和他形影不离的神器，伸手一掏，把那个天照大神的铜镜掏出来，鬼鬼祟祟地掖在怀里，又慌慌张张地出去了。后来，据一个苏联军官说，他从桥本身上检查出了这个铜质的镜子，莫名其妙，不知是干什么用的，桥本也不肯说明，在一旁急得手舞足蹈，又想要回，又不敢动手去夺，围着那军官直转。那军官后来明白了这不过是一面镜子，就扔还给他。
我们在屋里待了不久，吉冈和桥本陪着一位苏联将军进了屋子。这个将军朝我笑笑，和我握了一下手，就靠近一张圆桌子坐下来了。
原来桥本还会俄文，他和溥杰俩人，成了我们一俄一日的翻译，他们俩人和吉冈也随苏军将军围桌而坐。我独自坐在靠窗的沙发上，听他们开始了谈话。
吉冈后背正冲着我，我看不见他的脸，只听他说话声音直哆嗦。溥杰后来告诉我，吉冈的脸色苍白，说话时满脸是泪。他简直是用哀求的声音向那位苏联将军说：
“请允许让溥仪，随我们一同到日本去吧……”
溥杰把这话一翻译完，我的心几乎要跳出腔子来。我很想说我不去日本，又怕开口之后，苏联军不理，反而答应了吉冈的要求，那么我到了日本更要倒霉。我急得没法，只好在吉冈的背后，向苏联将军又打手势又努嘴，想叫苏联人明白，我不赞成吉冈的话。苏联将军对吉冈的要求和我的哑谜全无反应。等吉冈说完，桥本翻译完，他宣布道：
“所有的人，今后的一切行动，须全听从苏军的命令。”
这一下子，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吉冈却低下脑袋，再也不发一声。
将军站起了身，又和我握一下手，走了。
过一会儿，又进来一位将军，还带进不少的苏联军官。这位将军宣布道：谁有武器，就交出来。我们立刻把手枪、子弹都拿出来，放在桌上，由苏联兵收了去，也没有搜身。我的侄子给我携带的一只盛着珠宝首饰的大黑皮箱，也没有检查。
这时吉冈、桥本在门外，向里面伸头探脑，想进又不敢进，不进来却又像对我舍不得撒手。我想向苏联军官们暗示一下：“那里还有日本鬼子，你们快带走吧。”我没法子说话，就向他们挤挤眼示意，可是没有人理。有一个年轻的军官大概以为我是和他开玩笑，也向我挤挤眼。我干着了一阵儿急，也没办法。
后来我们被领出去搭乘苏联的巨型运输机。在飞机降落休息时，我看见了有一位少将在那里散步，我走到他跟前，想试一试能不能交谈。我用英文问了他好，巧得很，他也会说英文。他问明了我的身份，很有兴趣地和我交谈起来。我的英文很不够用，也凑凑合合表示了我的意思：我不愿意和日本人在一起，希望能把我们分开。他答应可以为我向上级转达，就去了。
这时，过来不少苏联兵。我一看，里面还有中国人，吓我一跳，我以为是蒋介石的人，后来听他们说，才知道是苏联籍的汉族人和其他东方民族的人，都是苏联军队的军官和兵士。有的还和我握握手，很好奇的样子看着我。我们言语不通，互相瞧着打手势的时候，那个少将请示回来了，笑道：
“你看，苏维埃的兵士和皇帝握了手了，哈哈。”
他告诉我，我的要求已经得到了准许。他说：
“由你叫吧，你叫谁谁就跟你一起。好，开始！”
我把我们那一堆中国人一个一个地叫了过来，中国人都过来了，可有个日本宪兵，也偷偷摸摸地想混过来，我发现了，忙嚷道：
“他不是！他不是！”
于是，这家伙又给苏联士兵赶回去了。吉冈安直远远站在那里，瞪着眼。
这天晚上，苏联军官把我们送到苏军的一个临时医院（中国人开的）里，休息了一夜，次日上午便从通辽乘飞机飞往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