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第八章
制度性侮辱： 军队及体育中的权力不对等
逃不出的制度陷阱
在世界上所有的军队中，被广泛接受的游戏规则之一就是新兵要被严格规训，要无条件地服从。纪律和服从应该是军队最重要的基本规则，此外还有延续了几世纪的固定仪式、反复做的行为、严格按计划进行的日程。直接上级最被敬畏，因为他们要事无巨细地保证履行所有职责，遵守所有规则。他们通常也负责在有人违规和出现疏忽时进行惩罚。
当兵绝不仅仅是锻炼体格和学习使用武器，宿舍和柜子也必须整洁，衣物必须摆放整齐，规则必须严格遵守，否则就会受到在外界看来通常过于严厉的惩罚。但对新兵的要求那么多、范围那么广，新兵根本就不可能完全做到，而且规则有时甚至自相矛盾。
这可不是制定规则的人员粗心大意，而是暗藏玄机。若要早起之后立刻把衣服和床褥都整理得一丝不苟，并保证所有东西一尘不染，房间里没有一点儿人住过的痕迹，就无法同时以最快速度冲到操场，衣装笔挺地等待点名，两者无法兼顾。就算体格很好，一直困于各种内务和其他规矩中，也无法有良好的体能表现。
军队的规矩是特意这么设计的，就是为了要任务又多又难还无法兼顾，根本完成不了。这种“做不到”是算计好的，社会学家称之为“制度陷阱”，其目的是让人屈服，没有新兵能躲开，就算不是每个人都会被抓住。因此，在可预见的失败之后也不总跟随着惩罚。
军队的种种规矩从某些方面来说可算冠冕堂皇地不讲道理，有时甚至是危险的身体伤害，但其他一些有用的秩序和规矩，比如到约定的集合地点会合等，则是完全合理的。
总之，把被子叠得像豆腐块，把衣服和餐盘整理得无比整齐，使门框上和床框上都一尘不染，这些并不能保证军队赢得一场战争或只是赢得一场战斗。
虐待狂教官
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也可以从许多书和电影中生动地体会到年轻人在军队中常要遭受的折磨和侮辱。斯坦利·库布里克1987年的经典电影《全金属外壳》就把无意义的严酷训练表现得淋漓尽致。影片之所以这么逼真，可能也是因为库布里克让罗纳德·李·艾尔米出演虐待狂教官一角，他在越战中担任过参谋军士，本来只是在片场当顾问。
据说库布里克看了艾尔米的试镜：他变着花样地咒骂群演，几分钟不带停的。“那时我就非常确定，艾米尔是饰演这个角色的完美人选。”库布里克对《华盛顿邮报》说。艾尔米来到片场时带着一个150页的笔记本，里面记满了各种虐待方法。据库布里克说，其中一半都是艾尔米自己想出来的，尤其是各种与粪便有关的和下三路的招数。
在军队中，身体暴力和情感暴力互相融合、互相补充。训兵仪式中有一项要求特别高的运动——偶尔会造成身体伤害，甚至会导致死亡。这些训练手段是要让下属听话。这绝不仅仅属于早已过去的许多个世纪——那时新兵被残忍地折磨，让不听话的士兵从两排长矛中间跑过去还是非常流行的惩罚。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人民军流出了各种关于折磨和虐待的报告。乌韦·特尔卡普2008年的自传体小说《塔楼》就讲到一个士兵被折磨到差点儿死去，最终因意外身亡。就算在联邦国防军中，直到今日也依然反复出现丧失人性的折磨和恶意的虐待。
直到2017年夏天，一名21岁的预备军官死在了下萨克森州的蒙斯特。他被上级命令在30摄氏度的高温下进行“适应性行军”。路程太长，背包太重，衣服太厚，这个气温对这样的高强度训练来说显然也太高。好几个士兵中暑晕倒，那名预备军官10天后因多器官衰竭而去世，另一名直到今天还在和后遗症做斗争。联邦国防军方面声称这些士兵吸毒，但他们既没有基础病，也没有吸毒。其实是教官没有尽到自己的看护责任，也违反了联邦国防军的规定——按规定，一个人倒下，整支队伍都必须停下。而实际情况是第一个人倒下后，士兵们不仅没有足够的水喝，还不能休息。
在蒙斯特的那场身故意外之后，更多的类似暴力也出现了，比如，在2018年特别寒冷的春季，士兵要在零下9摄氏度的室外过夜，或者在严寒中遭受其他折磨。这类体罚的目的是要摧毁年轻人的意志，让他们无条件服从，不管施行的训练有多么不合理、危险。暴力拉练、过度身体训练都是实施精神暴力的一种方式。
死于“戈尔希·福克号”
“戈尔希·福克号”是德国海军的骄傲。这是一艘风帆训练舰，快而宏伟，曾创下速度纪录。原来的10马克纸币上就有它的身影。2010年11月7日，在巴西海岸线附近，一名25岁的女性预备军官从27米高的桅杆上坠落，摔在甲板上身亡。1998年、2002年、2008年就已经出现过类似的悲剧，受害者都很年轻。这名预备军官在死前5天才刚刚上船。
这些意外死亡事件发生之后，船上的训练方式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据说，那名预备军官受到了压迫和排挤，多份关于其小组行为和情况的报告流传开来。船上训练的艰苦早已名声在外，甚至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有一首《“戈尔希·福克号”之歌》来形容：“教官不好惹，有些同伴也叫人害怕，靠近就忐忑，心中却还是要当成战友！”后来又有多名船员表示，上级不准他们哀悼，来自教官的压力和威胁极其大。一部分船员后来拒绝爬上桅杆。
在后续调查中以及听证会上，船上的训练方法被批评为老旧过时。
这些身亡意外发生之后，各个军种中的训练服从性的方式也被广为讨论。
“戈尔希·福克号”上的训练项目被暂停，但2013年又重启，训练军事服从性的各种传统方法有无改变也就不得而知了。
新兵训练有各种固定形式，要求多样，这些都只是为了让人服从，尤其是要让新兵在基础训练中变得顺服。弗莱堡的社会学家乌尔里希·布罗克林著有一部关于纪律历史的奠基性作品，37他说：“过度的规章形成一个系统，使错误不可避免。士兵因而有一种无力感，觉得自己不能胜任，受到惩罚也是应当的。他们觉得很愧疚，于是也准备好继续经受无理的锻炼。”
触犯规则一定会遭到无情的处罚，就算从被违反的规则上找不出一点儿军事上的逻辑（也极少有其他方面的逻辑）。这其实只是要让士兵顺服，所以专断的上级怎么折磨和侮辱都可以，规则有没有意义则很少被质疑。
各种要求的严格束缚让人感觉一直被监控着，觉得如果被上级盯上便难逃责罚，于是很快就会觉得自己总是有错，总是不够好，就算这次没被抓住，下次肯定也逃不了。这种规则系统起作用的关键就是期待下级违规并因此遭到惩罚。当几乎一切都被过度规范后，犯错最终是不可避免的。
参与者——不管是上级还是下级——看不看得出是在使用哪些规训技巧让人顺服并不重要，就算许多命令亟须拷问，也不会影响到这种威权结构。重点是稳固的上下级关系，以及形态的维护，而不是意义。
遵守一系列的规章和纪律也会花费时间，因此下级就基本没什么自由，只能被逼迫降为队伍中的无意志的一员。历史上已经有足够多的例子来说明这种盲目的服从会导致什么恶果。
某些公司的管理文化可能也是这样：制定一些不可能达到的要求。这时最重要的不是培养无意志服从命令的人，而是以各种无法兼顾的高要求让员工时刻处于一种愧疚的状态，这样他们就会甘心接受更多的工作任务而不怎么抱怨，因为觉得没资格要求别的，更不会抱怨工作条件，因为一旦抱怨，就可能被抓住不称职的地方。
比如，现代的传媒公司的员工要如何一边积极开会，分享自己的想法，听取别人的意见，一边还和世界各地的同事和合作伙伴交流，发邮件、消息，就因为时差导致只能在这时候联系到他们？这被默认为应该做到，但两边的工作都关注并高质量地完成是不可能的，肯定会出错，于是歉疚和挫败感的种子就埋下了。
卡夫卡和愧疚感、监视、躲不过的惩罚
卡夫卡的作品中贯穿着一种被纠缠的感觉。主人公觉得被逼到角落，总感觉被上级权力或威权结构观察着、规训着、监视着。一种说不清的愧疚感压在他们身上，他们却通常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只认为自己理应受罚，至少从逻辑上来说是这样。
卡夫卡的主角们都有一个特点：逃不过黑暗的命运。在他们躲不过的漫长而使人备受煎熬的审讯等场景中，他们要为自己正名，要为自己辩护。卡夫卡不仅将惊人的权威赋予严厉的父亲、手握大权的法官等角色，就连服务员领班、门卫都有相当厉害的手段来监视、惩罚、审判别人。
小说中很少有解脱之法，命运无可逃避。就算有出路，最多也只是理论上的，实际上几乎总是为时已晚，就好像卡夫卡的《小寓言》里那只跑进死胡同的老鼠：“‘你只要改变奔跑的方向就行了。’猫说着抓住了它。”
在许多公司和机构中，为节省经费，总是有新任务加到员工身上。比如，医生早就不仅要治病救人，还要做大量文书工作：正确录入诊断代码、完成质量管理、将自己的工作记录下来。记者也不再只是写稿、改稿，还要越来越多地为在线版本配文，学习新的格式规则。每一种职业都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职场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导致工作内容发生了改变，新的技能和节奏被加了进来。有时这是不可避免的，有时却也导致了偏离核心工作，以及赶不上、做不到、完成不了原本工作带来的压力感。有些员工能够将自己抽离出来，或找到自己的一方天地，不用紧跟每一项新内容；有些则在情感上被消耗殆尽。
坐冷板凳的世界冠军
巴斯蒂安·施魏因斯泰格踢完了他在拜仁的最后一个赛季，因不再有前几年的世界级表现，于是在2015年夏末转会到了英超的曼联。这可能不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好的决定，因为他已不再年轻，而且在拜仁时他在球场上的表现就已退步明显。
但作为2014年的世界冠军以及多年的德国队主力，他在英国还是受到了很多球迷的崇敬。英国人尤其喜欢他强健的球风和无限的投入——这在世界杯决赛中德国对阵阿根廷时特别明显，他带着脸上肉眼可见的伤多次拼抢，并在捉对厮杀中赢过了对方。
2016年,曼联换帅，施魏因斯泰格的“伯乐”、前拜仁主教练路易斯·范加尔被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若泽·穆里尼奥，施魏因斯泰格在英国的苦日子开始了。穆里尼奥不再和他商量，并很快将他调到预备队。尽管他有时还以正式队替补的身份参加英超，并长期参与欧冠，但早已不被调遣。
32岁的施魏因斯泰格只得和二队一起训练，队里主要是预备球员。他作为世界冠军和曾经的德国国家队队长，竟要坐冷板凳，或者和一群十六七岁的孩子一起训练，很难想象职业体育中还有比这更严重的来自教练的侮辱。
2016年11月，施魏因斯泰格在255天没踢过比赛之后回归曼联主队，后来又被列入英国参加欧洲杯的阵容，不过这时他在英国的日子也屈指可数了。2017年春，这位曾121次以德国国家队球员身份出战的球员转会到了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的芝加哥火焰队。
这件事中值得关注的并不是赢得许多荣誉的运动员在职业生涯的末期经常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也抓不准超越的时机，而施魏因斯泰格的多年队友菲利普·拉姆在这方面就做得不错，而是施魏因斯泰格令人惊讶地以泰然自若的态度面对穆里尼奥带给他的挫折和对他的恶意，至少从表面上看是如此。施魏因斯泰格肯定不满于当替补、坐冷板凳，但他没有公开抱怨，也没有表现出受伤而让穆里尼奥得意。
他与塞尔维亚网球选手安娜·伊万诺维奇坠入爱河，两人于2016年7月在威尼斯成婚，从这也可以看出施魏因斯泰格没有陷入自怨自艾。比起和教练生气，他有其他事要做，这可能也是他能选择的最佳策略。另外，穆里尼奥在世界足坛上也被认为是最特别的教练之一，过去现在皆如此。他的指挥风格，用友好的话来说，也是充满争议。他自诩为“The Special One”（特别者），他的决定就连喜欢他的球迷也并不总能理解。
而施魏因斯泰格对这些羞辱的反应可说是模范。在极为成功的职业生涯之后，他有足够的自信，不会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危机。他当然清楚，自己已不再年轻，过了运动技能的巅峰时期。他淡然地面对教练使出的手段，没有煽动球队去反对教练，也没有到处说教练坏话。他没有把自己表现成受委屈的世界级老将，而是维持了外表的平静自如，享受自己的生活，等美国那边发来邀约，一有改变的机会就抓住。
从替补席到冠军杯
与简单粗暴的穆里尼奥相反，生于1945年的著名教练尤普·海因克斯多次证明了自己尤其善于和不够自信的球员打交道——被人看见，说的话别人听得进去，这才是最重要的。毕竟，不管是小职员、高薪者还是业界大牛，都需要时不时得到一些称赞和承认才能更上一层楼，不过，这种欣赏必须给人感觉是真心的，而不是在奉承恭维。
这在拜仁球员托马斯·穆勒和阿图罗·比达尔身上就可以看出来。曾被誉为“空间展开者”的穆勒在2016—2017赛季经常迷失在禁区之外，跑来跑去，基本只是作为拜仁本地代表在完成签约期。比达尔不再是“战士”，而成了垂暮英雄，与自己和世间的种种诱惑做斗争。两人都常常出现在替补席上。
然后在2017年10月，善于调教球员的海因克斯取代卡洛·安切洛蒂成为拜仁的主教练。他肯定用了什么心灵快速痊愈之法，因为很短时间之后比达尔就振作了起来，让拜仁的球迷非常开心，更令对手感到害怕，就连他身上的文身都突然显得更加可怕了。穆勒也再度以灵活的双腿实现了不可思议的进球，挑战着静力学和解剖学的法则。不仅在欧冠上，在整个2017—2018赛季他都表现优异。
彼得·亨宁森说：“最重要的是努力和认可之间的平衡。如果失衡，就可能导致认可危机，人会感觉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欣赏，表现就会变差，患病的概率也会上升。”
认可绝不只是物质上的。心理学家和心身科医生遇到过许多患有疑难杂症的病人，他们都觉得自己不够被重视，结果肠胃紊乱，全身都有不明原因的疼痛，心跳飞快，头晕目眩。
金钱作为奖励很快就会失效，尤其是在职业足球运动员这个收入阶层。真心的欣赏至关重要。海因克斯在接管球队后不久谈到比达尔时就说：“我认为他是一名非常出色的球员。”穆勒在欧冠联赛中对伊斯坦布尔进了两球后，海因克斯谈到他时也说：“那是穆勒，他能行。”
欣赏往往是相互的。穆勒对这位“边线上的最佳旁观者”赞不绝口，他说的可不是“边裁”。慕尼黑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迪特尔·弗赖表示：“人是社会性动物，自己对自己的态度取决于他人对自己的重要评论和想法。感觉别人相信自己，会转变成自己更相信自己，自信会因为别人相信自己的能力而增强。”
由此会发展出对自己能力的坚定信念：我能行，再试试，加把劲，不要那么轻易被打倒。如果还能接受失败，对挫折的容忍度和毅力也会提高。
亨宁森说：“不过，认可应该让每个人觉得自己这个个体得到了承认。要做好这一点，不必给每人不一样的赞扬，但个性化的表达更能让对方觉得是在和他说话。”
“你们踢的什么烂球。”
伤人的有时并不只是话语，更多的是说话的方式，以及表情、手势等非语言沟通。要注意语气语调，要看批评的情形，这都已是老生常谈，但还是常常被忘记、被忽略。
在球场上就经常可以看到球员怒气冲冲地向教练表达不满，有些媒体就想趁机编出球员和教练不和的新闻。但有经验的教练不会介怀，他们知道球员一时发怒是正常的反应。海因克斯甚至觉得是好事——球员如此投入，以至被换下或不让上场时会生气。
在小事上也如此，比如青少年队的教练尽管说话不好听，但能让人感觉到他一直关怀着他的小队员们。他说话真的直截了当，经常是“你们踢的是什么烂球”“啥也不是”“真烂”，有时听起来很是粗鲁，但他说话的方式让孩子和家长们明白，他没有恶意，只是对小队员们非常上心。
而另一位教练则正相反，他从来不说批评的话，但如果球员踢得不好，他就会用鄙夷的目光看着他。他不用发火，球员们就知道教练因为他们表现平平而瞧不起他们，他的表情说明了一切。只过了半年，球队就抗议了，不想在剩下的赛季中继续被这个教练训练。
内容要点
￭ 在威权体系中，侮辱下级甚至打碎他们的意志通常是制度的一部分，用来强化服从性。在军队、天主教会、体育队伍中，这些权力技巧都是流传已久的传统。
￭ 陷入“制度陷阱”的人无法避免违规，烦冗规矩设计成系统正是为此。个体会一直感觉愧疚、被监视，总觉得迟早会受到应有的惩罚，目前还未被抓住、受罚也只是走运，惩罚是应该的。
￭ 体育中也有无理的规矩和军事化操练。在足球领域，被发配去坐冷板凳或去预备队就好比军队中从两排长矛中间跑过去这样的惩罚。就算是顶级运动员，情感需求也需要得到回应，需要被给予尊重和真心的欣赏。
逃不出的制度陷阱
在世界上所有的军队中，被广泛接受的游戏规则之一就是新兵要被严格规训，要无条件地服从。纪律和服从应该是军队最重要的基本规则，此外还有延续了几世纪的固定仪式、反复做的行为、严格按计划进行的日程。直接上级最被敬畏，因为他们要事无巨细地保证履行所有职责，遵守所有规则。他们通常也负责在有人违规和出现疏忽时进行惩罚。
当兵绝不仅仅是锻炼体格和学习使用武器，宿舍和柜子也必须整洁，衣物必须摆放整齐，规则必须严格遵守，否则就会受到在外界看来通常过于严厉的惩罚。但对新兵的要求那么多、范围那么广，新兵根本就不可能完全做到，而且规则有时甚至自相矛盾。
这可不是制定规则的人员粗心大意，而是暗藏玄机。若要早起之后立刻把衣服和床褥都整理得一丝不苟，并保证所有东西一尘不染，房间里没有一点儿人住过的痕迹，就无法同时以最快速度冲到操场，衣装笔挺地等待点名，两者无法兼顾。就算体格很好，一直困于各种内务和其他规矩中，也无法有良好的体能表现。
军队的规矩是特意这么设计的，就是为了要任务又多又难还无法兼顾，根本完成不了。这种“做不到”是算计好的，社会学家称之为“制度陷阱”，其目的是让人屈服，没有新兵能躲开，就算不是每个人都会被抓住。因此，在可预见的失败之后也不总跟随着惩罚。
军队的种种规矩从某些方面来说可算冠冕堂皇地不讲道理，有时甚至是危险的身体伤害，但其他一些有用的秩序和规矩，比如到约定的集合地点会合等，则是完全合理的。
总之，把被子叠得像豆腐块，把衣服和餐盘整理得无比整齐，使门框上和床框上都一尘不染，这些并不能保证军队赢得一场战争或只是赢得一场战斗。
虐待狂教官
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也可以从许多书和电影中生动地体会到年轻人在军队中常要遭受的折磨和侮辱。斯坦利·库布里克1987年的经典电影《全金属外壳》就把无意义的严酷训练表现得淋漓尽致。影片之所以这么逼真，可能也是因为库布里克让罗纳德·李·艾尔米出演虐待狂教官一角，他在越战中担任过参谋军士，本来只是在片场当顾问。
据说库布里克看了艾尔米的试镜：他变着花样地咒骂群演，几分钟不带停的。“那时我就非常确定，艾米尔是饰演这个角色的完美人选。”库布里克对《华盛顿邮报》说。艾尔米来到片场时带着一个150页的笔记本，里面记满了各种虐待方法。据库布里克说，其中一半都是艾尔米自己想出来的，尤其是各种与粪便有关的和下三路的招数。
在军队中，身体暴力和情感暴力互相融合、互相补充。训兵仪式中有一项要求特别高的运动——偶尔会造成身体伤害，甚至会导致死亡。这些训练手段是要让下属听话。这绝不仅仅属于早已过去的许多个世纪——那时新兵被残忍地折磨，让不听话的士兵从两排长矛中间跑过去还是非常流行的惩罚。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人民军流出了各种关于折磨和虐待的报告。乌韦·特尔卡普2008年的自传体小说《塔楼》就讲到一个士兵被折磨到差点儿死去，最终因意外身亡。就算在联邦国防军中，直到今日也依然反复出现丧失人性的折磨和恶意的虐待。
直到2017年夏天，一名21岁的预备军官死在了下萨克森州的蒙斯特。他被上级命令在30摄氏度的高温下进行“适应性行军”。路程太长，背包太重，衣服太厚，这个气温对这样的高强度训练来说显然也太高。好几个士兵中暑晕倒，那名预备军官10天后因多器官衰竭而去世，另一名直到今天还在和后遗症做斗争。联邦国防军方面声称这些士兵吸毒，但他们既没有基础病，也没有吸毒。其实是教官没有尽到自己的看护责任，也违反了联邦国防军的规定——按规定，一个人倒下，整支队伍都必须停下。而实际情况是第一个人倒下后，士兵们不仅没有足够的水喝，还不能休息。
在蒙斯特的那场身故意外之后，更多的类似暴力也出现了，比如，在2018年特别寒冷的春季，士兵要在零下9摄氏度的室外过夜，或者在严寒中遭受其他折磨。这类体罚的目的是要摧毁年轻人的意志，让他们无条件服从，不管施行的训练有多么不合理、危险。暴力拉练、过度身体训练都是实施精神暴力的一种方式。
死于“戈尔希·福克号”
“戈尔希·福克号”是德国海军的骄傲。这是一艘风帆训练舰，快而宏伟，曾创下速度纪录。原来的10马克纸币上就有它的身影。2010年11月7日，在巴西海岸线附近，一名25岁的女性预备军官从27米高的桅杆上坠落，摔在甲板上身亡。1998年、2002年、2008年就已经出现过类似的悲剧，受害者都很年轻。这名预备军官在死前5天才刚刚上船。
这些意外死亡事件发生之后，船上的训练方式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据说，那名预备军官受到了压迫和排挤，多份关于其小组行为和情况的报告流传开来。船上训练的艰苦早已名声在外，甚至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有一首《“戈尔希·福克号”之歌》来形容：“教官不好惹，有些同伴也叫人害怕，靠近就忐忑，心中却还是要当成战友！”后来又有多名船员表示，上级不准他们哀悼，来自教官的压力和威胁极其大。一部分船员后来拒绝爬上桅杆。
在后续调查中以及听证会上，船上的训练方法被批评为老旧过时。
这些身亡意外发生之后，各个军种中的训练服从性的方式也被广为讨论。
“戈尔希·福克号”上的训练项目被暂停，但2013年又重启，训练军事服从性的各种传统方法有无改变也就不得而知了。
新兵训练有各种固定形式，要求多样，这些都只是为了让人服从，尤其是要让新兵在基础训练中变得顺服。弗莱堡的社会学家乌尔里希·布罗克林著有一部关于纪律历史的奠基性作品，37他说：“过度的规章形成一个系统，使错误不可避免。士兵因而有一种无力感，觉得自己不能胜任，受到惩罚也是应当的。他们觉得很愧疚，于是也准备好继续经受无理的锻炼。”
触犯规则一定会遭到无情的处罚，就算从被违反的规则上找不出一点儿军事上的逻辑（也极少有其他方面的逻辑）。这其实只是要让士兵顺服，所以专断的上级怎么折磨和侮辱都可以，规则有没有意义则很少被质疑。
各种要求的严格束缚让人感觉一直被监控着，觉得如果被上级盯上便难逃责罚，于是很快就会觉得自己总是有错，总是不够好，就算这次没被抓住，下次肯定也逃不了。这种规则系统起作用的关键就是期待下级违规并因此遭到惩罚。当几乎一切都被过度规范后，犯错最终是不可避免的。
参与者——不管是上级还是下级——看不看得出是在使用哪些规训技巧让人顺服并不重要，就算许多命令亟须拷问，也不会影响到这种威权结构。重点是稳固的上下级关系，以及形态的维护，而不是意义。
遵守一系列的规章和纪律也会花费时间，因此下级就基本没什么自由，只能被逼迫降为队伍中的无意志的一员。历史上已经有足够多的例子来说明这种盲目的服从会导致什么恶果。
某些公司的管理文化可能也是这样：制定一些不可能达到的要求。这时最重要的不是培养无意志服从命令的人，而是以各种无法兼顾的高要求让员工时刻处于一种愧疚的状态，这样他们就会甘心接受更多的工作任务而不怎么抱怨，因为觉得没资格要求别的，更不会抱怨工作条件，因为一旦抱怨，就可能被抓住不称职的地方。
比如，现代的传媒公司的员工要如何一边积极开会，分享自己的想法，听取别人的意见，一边还和世界各地的同事和合作伙伴交流，发邮件、消息，就因为时差导致只能在这时候联系到他们？这被默认为应该做到，但两边的工作都关注并高质量地完成是不可能的，肯定会出错，于是歉疚和挫败感的种子就埋下了。
卡夫卡和愧疚感、监视、躲不过的惩罚
卡夫卡的作品中贯穿着一种被纠缠的感觉。主人公觉得被逼到角落，总感觉被上级权力或威权结构观察着、规训着、监视着。一种说不清的愧疚感压在他们身上，他们却通常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只认为自己理应受罚，至少从逻辑上来说是这样。
卡夫卡的主角们都有一个特点：逃不过黑暗的命运。在他们躲不过的漫长而使人备受煎熬的审讯等场景中，他们要为自己正名，要为自己辩护。卡夫卡不仅将惊人的权威赋予严厉的父亲、手握大权的法官等角色，就连服务员领班、门卫都有相当厉害的手段来监视、惩罚、审判别人。
小说中很少有解脱之法，命运无可逃避。就算有出路，最多也只是理论上的，实际上几乎总是为时已晚，就好像卡夫卡的《小寓言》里那只跑进死胡同的老鼠：“‘你只要改变奔跑的方向就行了。’猫说着抓住了它。”
在许多公司和机构中，为节省经费，总是有新任务加到员工身上。比如，医生早就不仅要治病救人，还要做大量文书工作：正确录入诊断代码、完成质量管理、将自己的工作记录下来。记者也不再只是写稿、改稿，还要越来越多地为在线版本配文，学习新的格式规则。每一种职业都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职场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导致工作内容发生了改变，新的技能和节奏被加了进来。有时这是不可避免的，有时却也导致了偏离核心工作，以及赶不上、做不到、完成不了原本工作带来的压力感。有些员工能够将自己抽离出来，或找到自己的一方天地，不用紧跟每一项新内容；有些则在情感上被消耗殆尽。
坐冷板凳的世界冠军
巴斯蒂安·施魏因斯泰格踢完了他在拜仁的最后一个赛季，因不再有前几年的世界级表现，于是在2015年夏末转会到了英超的曼联。这可能不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好的决定，因为他已不再年轻，而且在拜仁时他在球场上的表现就已退步明显。
但作为2014年的世界冠军以及多年的德国队主力，他在英国还是受到了很多球迷的崇敬。英国人尤其喜欢他强健的球风和无限的投入——这在世界杯决赛中德国对阵阿根廷时特别明显，他带着脸上肉眼可见的伤多次拼抢，并在捉对厮杀中赢过了对方。
2016年,曼联换帅，施魏因斯泰格的“伯乐”、前拜仁主教练路易斯·范加尔被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若泽·穆里尼奥，施魏因斯泰格在英国的苦日子开始了。穆里尼奥不再和他商量，并很快将他调到预备队。尽管他有时还以正式队替补的身份参加英超，并长期参与欧冠，但早已不被调遣。
32岁的施魏因斯泰格只得和二队一起训练，队里主要是预备球员。他作为世界冠军和曾经的德国国家队队长，竟要坐冷板凳，或者和一群十六七岁的孩子一起训练，很难想象职业体育中还有比这更严重的来自教练的侮辱。
2016年11月，施魏因斯泰格在255天没踢过比赛之后回归曼联主队，后来又被列入英国参加欧洲杯的阵容，不过这时他在英国的日子也屈指可数了。2017年春，这位曾121次以德国国家队球员身份出战的球员转会到了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的芝加哥火焰队。
这件事中值得关注的并不是赢得许多荣誉的运动员在职业生涯的末期经常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也抓不准超越的时机，而施魏因斯泰格的多年队友菲利普·拉姆在这方面就做得不错，而是施魏因斯泰格令人惊讶地以泰然自若的态度面对穆里尼奥带给他的挫折和对他的恶意，至少从表面上看是如此。施魏因斯泰格肯定不满于当替补、坐冷板凳，但他没有公开抱怨，也没有表现出受伤而让穆里尼奥得意。
他与塞尔维亚网球选手安娜·伊万诺维奇坠入爱河，两人于2016年7月在威尼斯成婚，从这也可以看出施魏因斯泰格没有陷入自怨自艾。比起和教练生气，他有其他事要做，这可能也是他能选择的最佳策略。另外，穆里尼奥在世界足坛上也被认为是最特别的教练之一，过去现在皆如此。他的指挥风格，用友好的话来说，也是充满争议。他自诩为“The Special One”（特别者），他的决定就连喜欢他的球迷也并不总能理解。
而施魏因斯泰格对这些羞辱的反应可说是模范。在极为成功的职业生涯之后，他有足够的自信，不会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危机。他当然清楚，自己已不再年轻，过了运动技能的巅峰时期。他淡然地面对教练使出的手段，没有煽动球队去反对教练，也没有到处说教练坏话。他没有把自己表现成受委屈的世界级老将，而是维持了外表的平静自如，享受自己的生活，等美国那边发来邀约，一有改变的机会就抓住。
从替补席到冠军杯
与简单粗暴的穆里尼奥相反，生于1945年的著名教练尤普·海因克斯多次证明了自己尤其善于和不够自信的球员打交道——被人看见，说的话别人听得进去，这才是最重要的。毕竟，不管是小职员、高薪者还是业界大牛，都需要时不时得到一些称赞和承认才能更上一层楼，不过，这种欣赏必须给人感觉是真心的，而不是在奉承恭维。
这在拜仁球员托马斯·穆勒和阿图罗·比达尔身上就可以看出来。曾被誉为“空间展开者”的穆勒在2016—2017赛季经常迷失在禁区之外，跑来跑去，基本只是作为拜仁本地代表在完成签约期。比达尔不再是“战士”，而成了垂暮英雄，与自己和世间的种种诱惑做斗争。两人都常常出现在替补席上。
然后在2017年10月，善于调教球员的海因克斯取代卡洛·安切洛蒂成为拜仁的主教练。他肯定用了什么心灵快速痊愈之法，因为很短时间之后比达尔就振作了起来，让拜仁的球迷非常开心，更令对手感到害怕，就连他身上的文身都突然显得更加可怕了。穆勒也再度以灵活的双腿实现了不可思议的进球，挑战着静力学和解剖学的法则。不仅在欧冠上，在整个2017—2018赛季他都表现优异。
彼得·亨宁森说：“最重要的是努力和认可之间的平衡。如果失衡，就可能导致认可危机，人会感觉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欣赏，表现就会变差，患病的概率也会上升。”
认可绝不只是物质上的。心理学家和心身科医生遇到过许多患有疑难杂症的病人，他们都觉得自己不够被重视，结果肠胃紊乱，全身都有不明原因的疼痛，心跳飞快，头晕目眩。
金钱作为奖励很快就会失效，尤其是在职业足球运动员这个收入阶层。真心的欣赏至关重要。海因克斯在接管球队后不久谈到比达尔时就说：“我认为他是一名非常出色的球员。”穆勒在欧冠联赛中对伊斯坦布尔进了两球后，海因克斯谈到他时也说：“那是穆勒，他能行。”
欣赏往往是相互的。穆勒对这位“边线上的最佳旁观者”赞不绝口，他说的可不是“边裁”。慕尼黑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迪特尔·弗赖表示：“人是社会性动物，自己对自己的态度取决于他人对自己的重要评论和想法。感觉别人相信自己，会转变成自己更相信自己，自信会因为别人相信自己的能力而增强。”
由此会发展出对自己能力的坚定信念：我能行，再试试，加把劲，不要那么轻易被打倒。如果还能接受失败，对挫折的容忍度和毅力也会提高。
亨宁森说：“不过，认可应该让每个人觉得自己这个个体得到了承认。要做好这一点，不必给每人不一样的赞扬，但个性化的表达更能让对方觉得是在和他说话。”
“你们踢的什么烂球。”
伤人的有时并不只是话语，更多的是说话的方式，以及表情、手势等非语言沟通。要注意语气语调，要看批评的情形，这都已是老生常谈，但还是常常被忘记、被忽略。
在球场上就经常可以看到球员怒气冲冲地向教练表达不满，有些媒体就想趁机编出球员和教练不和的新闻。但有经验的教练不会介怀，他们知道球员一时发怒是正常的反应。海因克斯甚至觉得是好事——球员如此投入，以至被换下或不让上场时会生气。
在小事上也如此，比如青少年队的教练尽管说话不好听，但能让人感觉到他一直关怀着他的小队员们。他说话真的直截了当，经常是“你们踢的是什么烂球”“啥也不是”“真烂”，有时听起来很是粗鲁，但他说话的方式让孩子和家长们明白，他没有恶意，只是对小队员们非常上心。
而另一位教练则正相反，他从来不说批评的话，但如果球员踢得不好，他就会用鄙夷的目光看着他。他不用发火，球员们就知道教练因为他们表现平平而瞧不起他们，他的表情说明了一切。只过了半年，球队就抗议了，不想在剩下的赛季中继续被这个教练训练。
内容要点
￭ 在威权体系中，侮辱下级甚至打碎他们的意志通常是制度的一部分，用来强化服从性。在军队、天主教会、体育队伍中，这些权力技巧都是流传已久的传统。
￭ 陷入“制度陷阱”的人无法避免违规，烦冗规矩设计成系统正是为此。个体会一直感觉愧疚、被监视，总觉得迟早会受到应有的惩罚，目前还未被抓住、受罚也只是走运，惩罚是应该的。
￭ 体育中也有无理的规矩和军事化操练。在足球领域，被发配去坐冷板凳或去预备队就好比军队中从两排长矛中间跑过去这样的惩罚。就算是顶级运动员，情感需求也需要得到回应，需要被给予尊重和真心的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