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章 第七十七章 天很快就要亮了。
［1］
以“十年”计的跨度，对于任何人、任何事都不会是一个清浅的印记，时间的银幕上演着的是一出名为“人生”的电影。
不得不承认，人的记忆也会偏心，一生之中有些年份和季节因为无事发生，所以在回忆之中无足轻重。而2012年的春天的一切细枝末节，即便在十年之后，我仍然记忆犹新。
那个春天，长沙雨水过于充沛，潮湿的气味从墙壁缝和地板往外渗，甚至连衣物仿佛也有股挥之不去的霉味。
我刚结束风尘仆仆的长途旅行，尚未从极度的疲惫和失魂落魄中切换回日常状态，一天中的大多数时刻都不愿与人交谈，只想独处。于是一位好友将他尚未装修的毛坯房借给我住，让我至少有一个私密安静的空间可以写作。
那是一间只能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求的居所：一张简易的电脑桌、一
张单人床，厨房里有一个电磁炉和一只小奶锅。对于手握最新款智能手机和电子产品的现代人来说，或许无法想象如何在一个没有WIFI的环境里生活好几个月，但在旅途中充分适应了资源拮据的我，最需要的正是这份孤立和隔绝。
中午是一天的开始，洗漱之后，我穿着厚重笨拙的绒睡衣去楼下的快餐店随便吃点东西，再在小超市里买点零食和水，下午看书，晚饭的时候打开《老友记》，反反复复看。这部古早美剧之所以对我有特别的意义，就是因为在我最孤独的日子里，它一直陪伴着我。
这样蹉跎到天色彻底暗下来，我脑海中凌乱的思绪才收束成线，仿佛元神归位，终于可以进入写作状态。
电脑桌对着卧室窗口，半夜一定会下雨，玻璃上全是碎钻般的水迹。我在时而淅沥时而滂沱的雨声中，一边整理旅行时的日记，一边对着文档上写书稿，直到天边泛起微弱的浅白。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曾无数次想起那年春天—就像是已经形成某种自我提醒的机制。它是萧瑟寂静的，在方方面面我都没有期待，也没有希望，但同时它又给予了我一些灰调的安宁，让我在茧中完成了蜕变。
如果那时有人告诉我，未来会有更糟糕的春天，我绝然不会相信。
从2012年往后数的时间里，我仍然过得糊里糊涂，欠缺规划，一如既往地散漫和不上进。写了新的小说和游记，但创作远远称不上勤力。依然喜欢旅行，也身体力行地去过很多地方，有意识地拓宽我人生的疆域，可是外语水平还是没有多少长进。
年纪增长了许多，但心智没有与之相匹配的成熟。
2014年的秋天，我又从长沙回到了北京。并非是因为我有很清晰的目标要在北京实现，而仅仅是因为，某年某月某天的某一个时刻，有一个声音在我脑中响起，是这个声音将我拉到了北京。随波逐流如果有一个更好听的说法，大概就是服从于命运。
在如此便捷的时代，个体的迁移早已不是多需要决心和勇气的事情。我顺着那把声音来到北京，再次翻开了我在北京的篇章，和之前那几次不同的是，这次我少了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是个适应能力很强的人，也很擅长过一种自嘲的人生，本质上我对于任何城市、任何群体都没有归属感，同时也可以将任何短暂停留的地方看作是家。
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不可避免地会和许多曾经眷恋的人渐行渐远，但在时间的流逝中，也有些新的机缘。
我总以为，这会是我生活的常态：在一个长居的地方写作；出版了新的作品，去各地和读者们见见面，聊聊新书和女孩子们感兴趣的话题；收拾行李，出发去旅行，在途中见识新的人文风光，累积素材；回到长居的地方，写新的作品。
这个链条是我基于现实能够做出的最理想的预设，如果客观上允许，我觉得一直这样下去，直到七老八十也没问题。
我渐渐喜欢活在“已知”中，也能接受一定范围内的意外，虽然听起来有点不够勇敢，不过人在经受过一些惊涛骇浪之后，也许会本能地想要从可控中攫取些许安定感。
因为职业的原因，我的确非常幸运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度过了很长的时光。直到2019年的冬天，我都没有怀疑过这种生活规律会被打破—我想一定不止我一个人这么想，在那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到来之前，世界上大部分人都循着日常轨迹在往前走。我想，在当时，即便是身处低谷的人，总也是怀着一些对未来的憧憬、一些微小的愿景在努力生活。
2020年的春节，我在北京度过。对于所有人来说那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春节。整个冬天，我陷入了严重的失眠，睡不着的时候越看新闻就会越焦虑，过度接收信息无益于维护内心秩序。我恢复了深度的阅读，在暖黄的灯光下我彻夜读耶茨，读毛姆和茨威格，在这些属于上个世纪的作家的笔下，遥望着一个远去的旧世界。并没有怀着功利的目的阅读，却实实在在从字里行间得到了平静。
好作家和伟大的作家不同，好的作家能表述当下的困境或写出畅销的作品，但伟大的作家能超越时代和文化的藩篱。
读萧红，看到她写：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似，为什么这么悲凉。
想到她一生历经颠沛坎坷，早逝，文学天赋极高却没留下多少作品，一时内心伤感激荡，有种理解之后但无能为力的挫折感，令我流下泪来。
这场景和2012年的春天有些神奇的相似，我并没有太多改变，而世界已经面目全非。
区别也是有的，2012年的抑郁、焦虑和低落好像只属于我个人，而在2020年的春天，多种负面情绪混合而成的阴影是在整个社会弥漫延伸。
我家窗外的那条道路连接着东五环和机场二高，在过去平淡而正常的日子里，我不记得多少次坐车经过那条路去往机场—回家、出差、旅行。那是一条平时很拥堵的路，噪音会在夜晚影响睡眠，但在那个非同寻常的春天，那条路空空荡荡，红绿灯的变换都像是一种多余。
用作书签的登机牌上的日期是2019年12月5日，那是我和笨笨结束旅行从东京回国的日期。那一天的我不会想到，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未来里，这就是我最后一趟远行了。
［2］
“以前总觉得三十岁很遥远，现在一想到三十岁近在眼前，还是觉得有点可怕。”
大概是在2019年中的某天，笨笨在微信上对我这样说。
我们这代人生长于老旧观念和新思潮的交迭之中，在各种话语的影响下，人生观和价值观被不断冲刷，无论是看待自己还是看待世界的方式都反复被推翻继而重塑。我们既做不到将“责任”“义务”之类的东西置于“自我”之上，也无法彻底挣脱桎梏，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自由的人。
总之是，一方面我们清晰地知道三十岁绝非某种大限，而另一方面，
长期以来潜藏于整个社会的某些约定俗成的规则，对于女性的确谈不上友好。
虽然我自己已经平稳度过了三十岁和比三十岁要可怕得多的疾病，但她的惶恐，我很大程度上是理解的。
《我亦飘零久》这本书的前几个篇章，我写到和她一起从长沙出发，乘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去西安，在那里度过了我二十四岁的生日。而后我们结伴在大西北旅行，地点不断转换，住最廉价的青年旅社，吃简单朴实的食物，在路上结识不同的朋友……多年后回想起来，仍然是一段快乐充实的回忆。
我想，旅行这个动作的本质是为了削弱我们对于既定人生的恐惧，环境的变化除了能够开拓视野，最大的意义其实在于刺激逐渐麻木的灵魂。
我们约定，在她三十岁生日的时候，我们一起去一趟东京。
我在《万人如海一身藏》中描述过东京给我的感觉—喧闹的孤独。在我的视角里，这个城市有种奇妙的平衡。东京的人口密度很大，热门商区的街口和车站都十分拥挤，却是有序的拥挤。无论大小商店，店员们都是满脸微笑，语气轻柔，即使顾客试了很多东西最后什么也不买，店员还是会微笑鞠躬道别—但站在顾客的角度，我总替她们感到疲惫。
周到、礼貌、专业性的客气像一层糖衣包裹着淡漠和疏离。
我自认为比较熟悉东京，于是一手包揽了我们的出行计划。赴日旅行比去其他国家要准备的东西少得多，不需要提前换钱，银联卡能在当地的ATM机直接取日元。大大小小的商场和药妆店都支持支付宝和微信付款，人流量大的商店一定会有至少一位中文翻译。地铁和电车都有汉字站名，没有任何换乘难度。
比起我们二十多岁那些充满冒险色彩的征程，这是一次几乎没有悬念的出行。
在我的预想里，银座、涩谷和新宿的繁华商业，吉祥寺，中目黑和自由丘的清新文艺，六本木的美术馆和中野的中古玩具街，还有港区即将开幕的哆啦A梦百货商店……都值得去一去。
可惜的是，我们的时间不够充裕，只能在计划清单上做减法。
说起来也有些无奈，毕竟我们都不再是二十出头，可以散漫任性打发日子的年轻人，她有她的正式工作，我的电脑里也有尚未完成的书稿。我们的旅程从出发到返航前后总共只有六天时间，如果是以前的我们，大概会狂妄地说些“这么短的时间，还不如不去”之类的话。
时间太少，想去的地方太多，这是我们当时的感受。但在新冠疫情之后再回望这六天的出国旅行，非奢侈不能形容，简直像是某种神谕的指引，让我们在最后的期限之内完成了这次短暂的自我整合。
两年多的封闭生活已经将那短短六天的旅程覆盖得不见踪迹，如果不特地翻看当时拍下的照片，很多细节我根本已经忘记。
我们的体能和精力都不能与多年前那趟西北之行相比了，想买些化妆品，在柜台前站了半个多小时就已经倦怠，赤橙黄绿的彩妆盘子大同小异，口红颜色也相差无几，随便拣了几个扔进小小的购物篮便赶着去结账。
最喜欢的活动是找一个评分不错的咖啡馆坐着，喝咖啡，刷手机。
在中古玩具店，她买了袖珍的高达模型和村上隆的太阳花小挂件。我在一个堆放得满满的《龙珠》角色模型的玻璃柜子前驻足许久，这是我最喜欢的漫画，从小学四五年级开始看，几乎每个角色都很喜欢，也许是因为太贪婪了，我始终拿不定主意要买哪一件，于是最后只拿起手机对着玻璃柜拍了一张照片。
她开解我说，反正你可以经常来，回去想好了下次再来买。
我们都不会想到，似乎没有下次了。后来的日子里，每当我看到手机相册里的那张照片就感到无比懊悔，觉得自己就像人尽皆知的那个故事里的掰玉米的狗熊。
她生日的那天，我们在伊势丹地下一层的其中一个甜品柜台买了一只小蛋糕。晚上我们颇具仪式感的在蛋糕上插了蜡烛，然后迅速地把蛋糕吃完。
我记得那个蛋糕很好吃，两三口就吃完了，可它是什么味的？是用草莓还是栗子装饰的？我不记得了。就好像你记得自己过去很爱一个人，可是你已经不记得这个人了。
她生日过后的第二天，我们启程回家。她回江苏，我回北京，我们拉着箱子一起乘空港快线去羽田机场。过了海关之后我们很自然地分开，像过去很多次旅行结束时一样，连道别的话都省略，各自去找登机口。
从这个时刻开始，我又回到了那种惯有的独自一人的状态。
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机场，尤其是有许多国际航班起落的航站楼。我觉得，光是站在航班信息的电子屏下面注视着地点和时间的变换就很幸福。这种幸福感和自身其实是很割裂的—你必不能够去到电子屏上显示的所有地方，但它将宏观的世界以如此具体的方式呈现在你眼前，仿佛不断强化和验证一个事实：世界如此宽广辽阔，值得一生探究。
在2019年12月的那天下午，我在羽田机场的候机楼里想了些什么呢？
我想到，明年4月，我一个好朋友生日，我可以蹭这个机会和她一起再来东京。彼时离奥运会也很近了，一定会有很多新奇有趣的周边商品，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买个痛快。
我还想到，另一个好朋友向我提议，一起办理新西兰的签证。我们都是忠实的魔戒迷，《指环王》系列电影看了不知道多少遍，都很希望能够亲身去到霍比特人生活的夏尔，取景地就在新西兰。
总之在那个安宁的下午，我在一个迎来送往的场景中，所想所感都是深深的喜悦，仿佛福至心灵。喜悦来自于内心笃定，有期盼，有光明。
想要再拥有一个相似的下午，不知道会在多久以后了。
在免税店里给妈妈买了些护肤品，又买了两瓶本地酒作为送给朋友的礼物。
在速食店点了一份酱油拉面作晚餐，吃完之后拿着护照和登机牌，我拎着在免税店购买的商品走向登机口，结束了我在疫情前的最后一次旅行。
［3］
在目黑川赏樱，白天人太多，原本就很狭窄的街道被挤得水泄不通。每棵树下都是人，吵吵闹闹，根本无法静下来赏花。
深夜又去了一趟，白天熙熙攘攘的街道恢复了寂静。我总觉得，了解一处景色与了解一个人是相通的，要去了解它不声不响的时刻所呈现出来的真意，此种真意不在言语之间。
借着灯光，领略到夜樱之美。
同去的朋友跟我讲，日本明年就要改年号了，这是平成年代最后的樱花。
给旧时认识的人发微信，说：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想起你，距离我们认识已经过去十年了。这十年里，分开的时间远远超过在一起的时间。每当我想起这件事，就觉得我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不知道被什么偷走了。
对方没有回复，在我意料之中。有些信息你释放出去，原本也不是为了得到答复。
过了一阵子，他也在深夜给我发来一条微信，除了我的名字，他什么也没有说。
这种默契在人际交往中比较难得，情感寄出时没有避忌，得不到回声
时不会心慌意乱，不纠缠，不追问，懂得适时沉默。少时我也曾经埋怨过他的冷漠疏离，直到自己也被时间锻造成和他如出一辙的性情。
我见过许多关系走向失控和恶化，无一不是从默契破裂开始：一人已经心灰意冷，什么都不愿再说，另一人偏要寻根究底，分辨出是非对错。
世间真正长久的关系，本质上都是冷淡的，但年少时我不明白，冷淡中也有隽永。
有时我会梦见他。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他了，梦见的是他过去的样子，还有些少年气。在梦的世界里仿佛一切都还有转圜的余地，所有错过的事情还能够弥补，误会都能解释清楚。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即使在沉睡中我也知道，这只是梦。梦境可以绮丽温柔，而现实是铜墙铁壁。
我曾经认为对方不明白爱情，后来才知道，其实是我不明白人生。
做梦可能是我们体内某种非自然的精神力量基于人生的种种遗憾对我
们做出的补偿。
［4］
我在2020年夏天写完了《此时不必问去哪里》，秋天出版，之后是二十多个城市的签售会。
借着出差的机会，我提前回长沙，原本是想多些时间和妈妈相处，但因为其他人在工作交接中出的纰漏，我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打电话解决问题。
心里有很多愤怒、郁闷、焦灼，这些情绪都从我的语气中流露出来。家里阳台贴的是地砖，我坐在冰凉的地砖上打电话，有时一通电话能打一个多小时。妈妈小心翼翼拿来布垫子从背后递给我，一言不发，我知道她担心，但她不会问更多。
然后她把客厅的大灯关掉，给我留一盏小灯，自己进去卧室睡觉。通常等我挂掉电话，她已经睡着了。
第二天她先起床，好像前一晚什么也没发生，高高兴兴地拿一个小锅去家附近的早餐店买牛肉米粉和豆腐脑回家，再叫我起床，一般她要叫三四遍才能把我叫起来。
也只有在妈妈身边才能这样任性，为所欲为，明知道在亲子关系中母亲总是承担着被剥削，被索取的角色，也仍然在某种程度上享受着这种
心安理得。
想也知道，她看到这副狂躁的样子，心里一定有忧虑，但她也帮不上任何忙。她曾经对我说，我一直不知道你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你从来也不把自己的书给我看，我还要自己去书店买。
她对我的职业所知甚少，在她的传统的观念里，我一直没有正经工作，在不写作的日子里，也不会有任何单位或公司支薪给我，这一度令她非常担忧我的生存状况。
我向她解释，随着时代发展，工种变得多元化了，不是非要坐在办公室里早九晚六上班才叫有工作。她便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自己朴素的疑问：那你老了怎么办？
老了的事，就等我老了再说吧—我也只能这样回答。
早些年我们还会讲些半真半假的玩笑话来消解这种隔阂，她会跟我讲，北京压力那么大，房价那么贵，不如你还是回长沙吧，你看你的好朋友们不都过得好好的，也都成家生小孩了。
但我很难讲清楚，我常年不快乐并不是城市的问题，而是我自己的问题。可具体该怎么做，该如何抵挡人生的虚无，我也并不确切知道。
她总希望我能早睡早起，尽量自己做饭，少点外卖，少喝冷饮，晚上不要关了灯躺在床上玩手机，保持一种健康的生活态度。
实际上这些事情我都没有做到。
有时我想，也许世界上所有的情感之中都夹杂着某种程度的失望，包括亲人之间。我没能够好好遵从她对我的期许，但我对她的建议她也未必真正听取。
我希望她不要轻信他人的话，掉进圈套里，不要成为流传于各个中老年人微信群的假新闻和假消息的受众，不要盲目地相信一些东西，而盲目地又仇视另一些东西。
但我们都很难说服对方改变自己的固执，这是一件无解的事情。
新冠疫情前和妈妈的最后一次旅行，去的是北海道和青森。
那趟旅行很糟糕，发生了许多预想之外的状况。在青森，我们遇到了
特大台风，导致列车全部停运，而我们回程的航班就在第二天。
那一整天我都怒气冲冲，在小车站里横冲直撞却无法找到一个人能解答究竟什么时候能恢复通车。和一头雾水、焦灼不安的外国游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地人木然的神情，他们在退票窗口排着长队，仿佛对此已经很有经验。
我差点哭出来，是妈妈在身边一直安慰我，不要着急，这么多人都跟我们一起在等呢，总会解决的。
在过去几十年中她遇到任何棘手的麻烦都保持着相同的态度：等时间过去，问题也会跟着过去。在以前，我会认为这种态度很消极、被动，缺乏勇气和挑战精神，但最煎熬的时刻，是妈妈的话抚平了我紧锁的眉头和心底里的焦火。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第一次明白，一些质朴的生活经验在经受了漫长的践行之后，它就是信念。
那一天我们在青森的车站总共待了近七个小时，白白浪费掉一天，是我近年来最沮丧的旅行。如果我能未卜先知几个月后的新冠疫情，我会不会在那六个多小时中表现得更耐心，更平和一点？
很有可能那就是妈妈和我最后一次一起出国旅行了，即便以后世界恢
复秩序，国际航班再次通畅，她大概也不会再有兴趣，再有热情跟我一起去异国他乡。她不喜欢外国无论点什么饮料都先给你一杯冰，不喜欢语言不通，不喜欢不能大声说话大声笑的拘谨环境。
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还是最喜欢自己家，晚上和邻居一起去浏阳河边散散步，在楼下超市买点水果和酸奶，这样过日子最舒服。
很矛盾的地方是，在我年少时，她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能力带我去旅行，见识新奇的事物，这是我们共同的缺失，但等到我长大，见识到世界的不同面貌并惊讶于它的丰富和辽阔，我试图将我的一切感触分享给她时，她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
人有一时一地的处境，每当我想到这种时间与心意的交错，像无法嵌合的榫与卯，就不免涌起微弱的悲伤。
［5］
在一年中秋节前，我和妈妈同去给逝去的老人扫墓。
我最难过的时刻是在得知老人去世的消息时，把自己关在家里痛哭了三四天之后，我知道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无法补救。
是枝裕和在给树木希林的悼词中说：“我总觉得人往生之后，会存在于万物。我失去母亲之后，反而觉得母亲存在在周遭的一切事物中，会在街头擦肩而过，会在陌生人中忽然发现她的身影。这样想着，就慢慢超越了悲痛。”
文学的语言可以将死亡美化出诗意，将生离死别表述成一种浪漫，但它无法改变一个事实—逝去的人永远离开了。如何让文学的语言呈现出最大能量，只有发自肺腑的相信可以实现。
从那一天开始，我要自己相信，逝去的人存在于我周遭的一切当中。
傍晚看落日时，我相信燃烧的夕阳是她。夜晚在小区僻静的角落里跳绳，气喘吁吁到几乎无力坚持时，我相信夜幕中某颗星星是她。我栽种植物，每当一片新叶自枝头舒展，我相信这是她想让我更开心一点的讯号。
当一阵风将我的长发吹起，我相信那是她轻抚过我的头顶。我每天为小区的流浪猫提供干净的食物和水，因为我相信如果她还在，她也会这样做。我救助生病的小猫，送它们去医院体检、治病，是因为我相信她会认为这是对的事情。
这份相信深深地渗透在我身体里，转化为一个又一个具体的动作，我无时无刻不感到她与我同在，所以当我真正站在她的墓碑前，并没有预想中那般排山倒海的悲恸。
妈妈显得比我更难过，她流着泪，说了很多抱歉的话，一时又凝视着墓碑上的照片摇头，说不像，不像。
那一天的墓园安静得好像风都无心打扰。我们顺着一排墓碑走过，我看到其中一块属于一个年仅七岁的孩子，落款是父母和哥哥。这样幼小的生命，最后只在地球上留下这样一个小小的标记，无法想象这背后是一个多么痛心的故事。
人世一场大梦，有时真宁愿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界，虽然这会无缘探索它的美好，但也避免了终结带来的伤痛。
［6］
自2015年开始，我每出版一本新作都会参加十五场以上的签售会。藉着这样的机缘，我在不同的城市见到了许多从前未曾谋面的读者，她们之中有许多人是从我还在给杂志供稿时跟随。在前互联网时代，文字是人与人之间最坚实的桥梁。
一年年过去，小姑娘成为大姑娘，大姑娘风尘仆仆走四方，等到真正相见的时候，互相都感到一种陌生的熟悉。
每年都会有读者问，你什么时候再写《我亦飘零久》那样的书呢？我知道这本书对于她们有着特殊的意义。
即便我在2018年写了同样题材的《万人如海一身藏》，我自己看来，它更精炼，笔力更成熟，表达上更克制，但读者还是认为，它不能替代《我
亦飘零久》。这是同一个写作者在两个不同的生命阶段的产物。
《我亦飘零久》是我过去所有作品中最特殊的存在。在它之前，我已经完成了三本长篇小说，两本集子和无数短篇小说，它们为我带来创作生涯的第一批读者，但我很清楚地是，彼时我尚未真正形成独属于自己的文字风格。
那时候我有一个文青好友，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他推荐我读村上春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将他喜欢的音乐介绍给我。在我刚喜欢上摄影却对相机和镜头一窍不通时，他领着我去器材店选相机，帮我跟老板砍价。
我们曾经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将许多好的东西带到了我的世界里。在我感情上最失意最挫败的日子里，不厌其烦地听我诉苦，从不借机贬损和轻视我的痛苦。
在成长过程中，我从来没有质疑过异性之间的友谊，正是因为我的确拥有过这种珍贵的情感。
他对我说，一个作家的第五本作品至关重要，究竟适不适合走写作的道路，到这个节点就很明白了。
我无从得知他这套关于文学的理论从何而来，却毫不迟疑地选择了相信。于是我捧出真心书写《我亦飘零久》，那时我正处于一生之中情感最饱满充沛的时期，在获取资讯远不如现在方便的条件下，去到了我能够去到的最远的地方，完成了我个人历史上最艰难的旅程。
这样的作品是协助读者走进写作者精神世界的无二的路径，它全非虚构，字句真实，唯有真实蕴含万钧之力。
我是在多久之后才领悟到，人与人的关系不可能一成不变，它是流动的，总在你不经意间发生变幻。
正是这位带给我许多启发和帮助的朋友，几年后向我借了一笔钱，接着拉黑了我所有的联系方式。这件事令我对人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有了全新的认识，虽然我完全无法理解这种带有欺骗性质的背弃，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朋友”这个词无比失望，但等我从情绪的泥潭挣脱之后，最终还是释然了。
我想，这不是什么独一无二的经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经历过友
情渐行渐远。以前的欢笑和肝胆相照的确真实存在过，我们曾经无限蔓延自己的触角想要缔结更多的关联，从而确定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但那些也不过是生命中最寻常的记录。我们在少年时代和青葱岁月将这些看得太重要，不忍看见它的幻灭，但这些情感本就诞生在一个无菌的环境里，而后，人会长大，心灵会被侵蚀，能够经历欲望的熏染还始终保留清白底色的人，终究是太少。
破碎的友谊不会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如果非要说有的话，就是我的确是在那份鼓励下写出了我的第五本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文学理论是成立的—第五本书是一张能够令我自己满意的答卷，它建立了读者和写作者之间的信任，我也因此在混沌中确认了自己真正想要走的道路，确认了属于自己的文字风格。
［7］
在蒸蒸暑气中我最想念的是北欧森林皑皑无尽的白雪，是圣诞老人村的木头房子，万籁俱寂的夜晚只有壁炉中木柴燃烧的声音。穿着肥大的防护服躺在驯鹿拉着的雪橇车，穿过黑暗的森林，雪和木头的气味至今萦绕在我的鼻尖。
当北京的公园里第一片银杏彻底失去叶绿素变成金黄色，我想念的是佛罗伦萨冬日的暖阳。这个和文艺复兴时期诸多伟大艺术家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意大利古城，我一共去过两次，时间跨度为五年。
很多文化界的名人都说，佛罗伦萨是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我也曾以为，它永远在那里，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可以再去第三次，第四次。
2021年《指环王·双塔奇兵》在院线重映，之后我将三部曲重新再看了一遍，看到山姆对弗罗多说，你还记得夏尔吗，MrFrodo？春天马上就要来了，果园里会盛开花朵。鸟儿会在榛树丛里筑巢，他们会在低地播种夏麦……吃着第一个草莓，沾着奶油。
你还记得草莓的味道吗？
我在屏幕前泪流满面，不仅是为他们经历千难万阻护送魔戒这史诗般的旅程，也是为我心里也许再难实现的关于夏尔的梦。
在每一个我曾经去过的远方，我都带回了数量不等的纪念品，它们有些价格贵重，而另一些千金难换。但其中我最为珍视的，一是当年在菩提伽耶，僧人赠予我的干枯的菩提叶，二是我从撒哈拉沙漠带回来的一小瓶沙。
我将这些沙子装在密封的玻璃瓶中，摆放在书架上，和我最喜欢的文学书籍在一起。
很久以前我和妈妈第一次一起去日本，刚好撞上了坂本龙一的作品展。我久久地驻足在一面白墙前，咀嚼着墙上的句子：
你会想起多少次童年中某个特定的下午，某个深深成为你生命一部分的下午，如果没有它，你甚至无法想象自己的人生？
你会看到满月升起几次呢？也许二十次。
然而这些都看似无穷。
人的思念其实非常具体，你触摸过的东西里藏着灵魂的去向。
十多年前，我是孤独的少女，心底里有一股狠劲，仿佛在跟全世界赌气。我想走得远一点，更远一点，要看到梦想的疆界。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世界没有教授我什么，它只是沉默地陪伴着我度过了一些自由自在的日子。
而现在这股狠劲已经消失殆尽，转为了深沉而绵长的温柔。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明白了，世上没有一条道路可以逃离命运，人从来都只在命运之中。
以“十年”计的跨度，对于任何人、任何事都不会是一个清浅的印记，时间的银幕上演着的是一出名为“人生”的电影。
不得不承认，人的记忆也会偏心，一生之中有些年份和季节因为无事发生，所以在回忆之中无足轻重。而2012年的春天的一切细枝末节，即便在十年之后，我仍然记忆犹新。
那个春天，长沙雨水过于充沛，潮湿的气味从墙壁缝和地板往外渗，甚至连衣物仿佛也有股挥之不去的霉味。
我刚结束风尘仆仆的长途旅行，尚未从极度的疲惫和失魂落魄中切换回日常状态，一天中的大多数时刻都不愿与人交谈，只想独处。于是一位好友将他尚未装修的毛坯房借给我住，让我至少有一个私密安静的空间可以写作。
那是一间只能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求的居所：一张简易的电脑桌、一
张单人床，厨房里有一个电磁炉和一只小奶锅。对于手握最新款智能手机和电子产品的现代人来说，或许无法想象如何在一个没有WIFI的环境里生活好几个月，但在旅途中充分适应了资源拮据的我，最需要的正是这份孤立和隔绝。
中午是一天的开始，洗漱之后，我穿着厚重笨拙的绒睡衣去楼下的快餐店随便吃点东西，再在小超市里买点零食和水，下午看书，晚饭的时候打开《老友记》，反反复复看。这部古早美剧之所以对我有特别的意义，就是因为在我最孤独的日子里，它一直陪伴着我。
这样蹉跎到天色彻底暗下来，我脑海中凌乱的思绪才收束成线，仿佛元神归位，终于可以进入写作状态。
电脑桌对着卧室窗口，半夜一定会下雨，玻璃上全是碎钻般的水迹。我在时而淅沥时而滂沱的雨声中，一边整理旅行时的日记，一边对着文档上写书稿，直到天边泛起微弱的浅白。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曾无数次想起那年春天—就像是已经形成某种自我提醒的机制。它是萧瑟寂静的，在方方面面我都没有期待，也没有希望，但同时它又给予了我一些灰调的安宁，让我在茧中完成了蜕变。
如果那时有人告诉我，未来会有更糟糕的春天，我绝然不会相信。
从2012年往后数的时间里，我仍然过得糊里糊涂，欠缺规划，一如既往地散漫和不上进。写了新的小说和游记，但创作远远称不上勤力。依然喜欢旅行，也身体力行地去过很多地方，有意识地拓宽我人生的疆域，可是外语水平还是没有多少长进。
年纪增长了许多，但心智没有与之相匹配的成熟。
2014年的秋天，我又从长沙回到了北京。并非是因为我有很清晰的目标要在北京实现，而仅仅是因为，某年某月某天的某一个时刻，有一个声音在我脑中响起，是这个声音将我拉到了北京。随波逐流如果有一个更好听的说法，大概就是服从于命运。
在如此便捷的时代，个体的迁移早已不是多需要决心和勇气的事情。我顺着那把声音来到北京，再次翻开了我在北京的篇章，和之前那几次不同的是，这次我少了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是个适应能力很强的人，也很擅长过一种自嘲的人生，本质上我对于任何城市、任何群体都没有归属感，同时也可以将任何短暂停留的地方看作是家。
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不可避免地会和许多曾经眷恋的人渐行渐远，但在时间的流逝中，也有些新的机缘。
我总以为，这会是我生活的常态：在一个长居的地方写作；出版了新的作品，去各地和读者们见见面，聊聊新书和女孩子们感兴趣的话题；收拾行李，出发去旅行，在途中见识新的人文风光，累积素材；回到长居的地方，写新的作品。
这个链条是我基于现实能够做出的最理想的预设，如果客观上允许，我觉得一直这样下去，直到七老八十也没问题。
我渐渐喜欢活在“已知”中，也能接受一定范围内的意外，虽然听起来有点不够勇敢，不过人在经受过一些惊涛骇浪之后，也许会本能地想要从可控中攫取些许安定感。
因为职业的原因，我的确非常幸运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度过了很长的时光。直到2019年的冬天，我都没有怀疑过这种生活规律会被打破—我想一定不止我一个人这么想，在那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到来之前，世界上大部分人都循着日常轨迹在往前走。我想，在当时，即便是身处低谷的人，总也是怀着一些对未来的憧憬、一些微小的愿景在努力生活。
2020年的春节，我在北京度过。对于所有人来说那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春节。整个冬天，我陷入了严重的失眠，睡不着的时候越看新闻就会越焦虑，过度接收信息无益于维护内心秩序。我恢复了深度的阅读，在暖黄的灯光下我彻夜读耶茨，读毛姆和茨威格，在这些属于上个世纪的作家的笔下，遥望着一个远去的旧世界。并没有怀着功利的目的阅读，却实实在在从字里行间得到了平静。
好作家和伟大的作家不同，好的作家能表述当下的困境或写出畅销的作品，但伟大的作家能超越时代和文化的藩篱。
读萧红，看到她写：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似，为什么这么悲凉。
想到她一生历经颠沛坎坷，早逝，文学天赋极高却没留下多少作品，一时内心伤感激荡，有种理解之后但无能为力的挫折感，令我流下泪来。
这场景和2012年的春天有些神奇的相似，我并没有太多改变，而世界已经面目全非。
区别也是有的，2012年的抑郁、焦虑和低落好像只属于我个人，而在2020年的春天，多种负面情绪混合而成的阴影是在整个社会弥漫延伸。
我家窗外的那条道路连接着东五环和机场二高，在过去平淡而正常的日子里，我不记得多少次坐车经过那条路去往机场—回家、出差、旅行。那是一条平时很拥堵的路，噪音会在夜晚影响睡眠，但在那个非同寻常的春天，那条路空空荡荡，红绿灯的变换都像是一种多余。
用作书签的登机牌上的日期是2019年12月5日，那是我和笨笨结束旅行从东京回国的日期。那一天的我不会想到，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未来里，这就是我最后一趟远行了。
［2］
“以前总觉得三十岁很遥远，现在一想到三十岁近在眼前，还是觉得有点可怕。”
大概是在2019年中的某天，笨笨在微信上对我这样说。
我们这代人生长于老旧观念和新思潮的交迭之中，在各种话语的影响下，人生观和价值观被不断冲刷，无论是看待自己还是看待世界的方式都反复被推翻继而重塑。我们既做不到将“责任”“义务”之类的东西置于“自我”之上，也无法彻底挣脱桎梏，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自由的人。
总之是，一方面我们清晰地知道三十岁绝非某种大限，而另一方面，
长期以来潜藏于整个社会的某些约定俗成的规则，对于女性的确谈不上友好。
虽然我自己已经平稳度过了三十岁和比三十岁要可怕得多的疾病，但她的惶恐，我很大程度上是理解的。
《我亦飘零久》这本书的前几个篇章，我写到和她一起从长沙出发，乘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去西安，在那里度过了我二十四岁的生日。而后我们结伴在大西北旅行，地点不断转换，住最廉价的青年旅社，吃简单朴实的食物，在路上结识不同的朋友……多年后回想起来，仍然是一段快乐充实的回忆。
我想，旅行这个动作的本质是为了削弱我们对于既定人生的恐惧，环境的变化除了能够开拓视野，最大的意义其实在于刺激逐渐麻木的灵魂。
我们约定，在她三十岁生日的时候，我们一起去一趟东京。
我在《万人如海一身藏》中描述过东京给我的感觉—喧闹的孤独。在我的视角里，这个城市有种奇妙的平衡。东京的人口密度很大，热门商区的街口和车站都十分拥挤，却是有序的拥挤。无论大小商店，店员们都是满脸微笑，语气轻柔，即使顾客试了很多东西最后什么也不买，店员还是会微笑鞠躬道别—但站在顾客的角度，我总替她们感到疲惫。
周到、礼貌、专业性的客气像一层糖衣包裹着淡漠和疏离。
我自认为比较熟悉东京，于是一手包揽了我们的出行计划。赴日旅行比去其他国家要准备的东西少得多，不需要提前换钱，银联卡能在当地的ATM机直接取日元。大大小小的商场和药妆店都支持支付宝和微信付款，人流量大的商店一定会有至少一位中文翻译。地铁和电车都有汉字站名，没有任何换乘难度。
比起我们二十多岁那些充满冒险色彩的征程，这是一次几乎没有悬念的出行。
在我的预想里，银座、涩谷和新宿的繁华商业，吉祥寺，中目黑和自由丘的清新文艺，六本木的美术馆和中野的中古玩具街，还有港区即将开幕的哆啦A梦百货商店……都值得去一去。
可惜的是，我们的时间不够充裕，只能在计划清单上做减法。
说起来也有些无奈，毕竟我们都不再是二十出头，可以散漫任性打发日子的年轻人，她有她的正式工作，我的电脑里也有尚未完成的书稿。我们的旅程从出发到返航前后总共只有六天时间，如果是以前的我们，大概会狂妄地说些“这么短的时间，还不如不去”之类的话。
时间太少，想去的地方太多，这是我们当时的感受。但在新冠疫情之后再回望这六天的出国旅行，非奢侈不能形容，简直像是某种神谕的指引，让我们在最后的期限之内完成了这次短暂的自我整合。
两年多的封闭生活已经将那短短六天的旅程覆盖得不见踪迹，如果不特地翻看当时拍下的照片，很多细节我根本已经忘记。
我们的体能和精力都不能与多年前那趟西北之行相比了，想买些化妆品，在柜台前站了半个多小时就已经倦怠，赤橙黄绿的彩妆盘子大同小异，口红颜色也相差无几，随便拣了几个扔进小小的购物篮便赶着去结账。
最喜欢的活动是找一个评分不错的咖啡馆坐着，喝咖啡，刷手机。
在中古玩具店，她买了袖珍的高达模型和村上隆的太阳花小挂件。我在一个堆放得满满的《龙珠》角色模型的玻璃柜子前驻足许久，这是我最喜欢的漫画，从小学四五年级开始看，几乎每个角色都很喜欢，也许是因为太贪婪了，我始终拿不定主意要买哪一件，于是最后只拿起手机对着玻璃柜拍了一张照片。
她开解我说，反正你可以经常来，回去想好了下次再来买。
我们都不会想到，似乎没有下次了。后来的日子里，每当我看到手机相册里的那张照片就感到无比懊悔，觉得自己就像人尽皆知的那个故事里的掰玉米的狗熊。
她生日的那天，我们在伊势丹地下一层的其中一个甜品柜台买了一只小蛋糕。晚上我们颇具仪式感的在蛋糕上插了蜡烛，然后迅速地把蛋糕吃完。
我记得那个蛋糕很好吃，两三口就吃完了，可它是什么味的？是用草莓还是栗子装饰的？我不记得了。就好像你记得自己过去很爱一个人，可是你已经不记得这个人了。
她生日过后的第二天，我们启程回家。她回江苏，我回北京，我们拉着箱子一起乘空港快线去羽田机场。过了海关之后我们很自然地分开，像过去很多次旅行结束时一样，连道别的话都省略，各自去找登机口。
从这个时刻开始，我又回到了那种惯有的独自一人的状态。
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机场，尤其是有许多国际航班起落的航站楼。我觉得，光是站在航班信息的电子屏下面注视着地点和时间的变换就很幸福。这种幸福感和自身其实是很割裂的—你必不能够去到电子屏上显示的所有地方，但它将宏观的世界以如此具体的方式呈现在你眼前，仿佛不断强化和验证一个事实：世界如此宽广辽阔，值得一生探究。
在2019年12月的那天下午，我在羽田机场的候机楼里想了些什么呢？
我想到，明年4月，我一个好朋友生日，我可以蹭这个机会和她一起再来东京。彼时离奥运会也很近了，一定会有很多新奇有趣的周边商品，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买个痛快。
我还想到，另一个好朋友向我提议，一起办理新西兰的签证。我们都是忠实的魔戒迷，《指环王》系列电影看了不知道多少遍，都很希望能够亲身去到霍比特人生活的夏尔，取景地就在新西兰。
总之在那个安宁的下午，我在一个迎来送往的场景中，所想所感都是深深的喜悦，仿佛福至心灵。喜悦来自于内心笃定，有期盼，有光明。
想要再拥有一个相似的下午，不知道会在多久以后了。
在免税店里给妈妈买了些护肤品，又买了两瓶本地酒作为送给朋友的礼物。
在速食店点了一份酱油拉面作晚餐，吃完之后拿着护照和登机牌，我拎着在免税店购买的商品走向登机口，结束了我在疫情前的最后一次旅行。
［3］
在目黑川赏樱，白天人太多，原本就很狭窄的街道被挤得水泄不通。每棵树下都是人，吵吵闹闹，根本无法静下来赏花。
深夜又去了一趟，白天熙熙攘攘的街道恢复了寂静。我总觉得，了解一处景色与了解一个人是相通的，要去了解它不声不响的时刻所呈现出来的真意，此种真意不在言语之间。
借着灯光，领略到夜樱之美。
同去的朋友跟我讲，日本明年就要改年号了，这是平成年代最后的樱花。
给旧时认识的人发微信，说：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想起你，距离我们认识已经过去十年了。这十年里，分开的时间远远超过在一起的时间。每当我想起这件事，就觉得我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不知道被什么偷走了。
对方没有回复，在我意料之中。有些信息你释放出去，原本也不是为了得到答复。
过了一阵子，他也在深夜给我发来一条微信，除了我的名字，他什么也没有说。
这种默契在人际交往中比较难得，情感寄出时没有避忌，得不到回声
时不会心慌意乱，不纠缠，不追问，懂得适时沉默。少时我也曾经埋怨过他的冷漠疏离，直到自己也被时间锻造成和他如出一辙的性情。
我见过许多关系走向失控和恶化，无一不是从默契破裂开始：一人已经心灰意冷，什么都不愿再说，另一人偏要寻根究底，分辨出是非对错。
世间真正长久的关系，本质上都是冷淡的，但年少时我不明白，冷淡中也有隽永。
有时我会梦见他。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他了，梦见的是他过去的样子，还有些少年气。在梦的世界里仿佛一切都还有转圜的余地，所有错过的事情还能够弥补，误会都能解释清楚。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即使在沉睡中我也知道，这只是梦。梦境可以绮丽温柔，而现实是铜墙铁壁。
我曾经认为对方不明白爱情，后来才知道，其实是我不明白人生。
做梦可能是我们体内某种非自然的精神力量基于人生的种种遗憾对我
们做出的补偿。
［4］
我在2020年夏天写完了《此时不必问去哪里》，秋天出版，之后是二十多个城市的签售会。
借着出差的机会，我提前回长沙，原本是想多些时间和妈妈相处，但因为其他人在工作交接中出的纰漏，我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打电话解决问题。
心里有很多愤怒、郁闷、焦灼，这些情绪都从我的语气中流露出来。家里阳台贴的是地砖，我坐在冰凉的地砖上打电话，有时一通电话能打一个多小时。妈妈小心翼翼拿来布垫子从背后递给我，一言不发，我知道她担心，但她不会问更多。
然后她把客厅的大灯关掉，给我留一盏小灯，自己进去卧室睡觉。通常等我挂掉电话，她已经睡着了。
第二天她先起床，好像前一晚什么也没发生，高高兴兴地拿一个小锅去家附近的早餐店买牛肉米粉和豆腐脑回家，再叫我起床，一般她要叫三四遍才能把我叫起来。
也只有在妈妈身边才能这样任性，为所欲为，明知道在亲子关系中母亲总是承担着被剥削，被索取的角色，也仍然在某种程度上享受着这种
心安理得。
想也知道，她看到这副狂躁的样子，心里一定有忧虑，但她也帮不上任何忙。她曾经对我说，我一直不知道你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你从来也不把自己的书给我看，我还要自己去书店买。
她对我的职业所知甚少，在她的传统的观念里，我一直没有正经工作，在不写作的日子里，也不会有任何单位或公司支薪给我，这一度令她非常担忧我的生存状况。
我向她解释，随着时代发展，工种变得多元化了，不是非要坐在办公室里早九晚六上班才叫有工作。她便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自己朴素的疑问：那你老了怎么办？
老了的事，就等我老了再说吧—我也只能这样回答。
早些年我们还会讲些半真半假的玩笑话来消解这种隔阂，她会跟我讲，北京压力那么大，房价那么贵，不如你还是回长沙吧，你看你的好朋友们不都过得好好的，也都成家生小孩了。
但我很难讲清楚，我常年不快乐并不是城市的问题，而是我自己的问题。可具体该怎么做，该如何抵挡人生的虚无，我也并不确切知道。
她总希望我能早睡早起，尽量自己做饭，少点外卖，少喝冷饮，晚上不要关了灯躺在床上玩手机，保持一种健康的生活态度。
实际上这些事情我都没有做到。
有时我想，也许世界上所有的情感之中都夹杂着某种程度的失望，包括亲人之间。我没能够好好遵从她对我的期许，但我对她的建议她也未必真正听取。
我希望她不要轻信他人的话，掉进圈套里，不要成为流传于各个中老年人微信群的假新闻和假消息的受众，不要盲目地相信一些东西，而盲目地又仇视另一些东西。
但我们都很难说服对方改变自己的固执，这是一件无解的事情。
新冠疫情前和妈妈的最后一次旅行，去的是北海道和青森。
那趟旅行很糟糕，发生了许多预想之外的状况。在青森，我们遇到了
特大台风，导致列车全部停运，而我们回程的航班就在第二天。
那一整天我都怒气冲冲，在小车站里横冲直撞却无法找到一个人能解答究竟什么时候能恢复通车。和一头雾水、焦灼不安的外国游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地人木然的神情，他们在退票窗口排着长队，仿佛对此已经很有经验。
我差点哭出来，是妈妈在身边一直安慰我，不要着急，这么多人都跟我们一起在等呢，总会解决的。
在过去几十年中她遇到任何棘手的麻烦都保持着相同的态度：等时间过去，问题也会跟着过去。在以前，我会认为这种态度很消极、被动，缺乏勇气和挑战精神，但最煎熬的时刻，是妈妈的话抚平了我紧锁的眉头和心底里的焦火。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第一次明白，一些质朴的生活经验在经受了漫长的践行之后，它就是信念。
那一天我们在青森的车站总共待了近七个小时，白白浪费掉一天，是我近年来最沮丧的旅行。如果我能未卜先知几个月后的新冠疫情，我会不会在那六个多小时中表现得更耐心，更平和一点？
很有可能那就是妈妈和我最后一次一起出国旅行了，即便以后世界恢
复秩序，国际航班再次通畅，她大概也不会再有兴趣，再有热情跟我一起去异国他乡。她不喜欢外国无论点什么饮料都先给你一杯冰，不喜欢语言不通，不喜欢不能大声说话大声笑的拘谨环境。
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还是最喜欢自己家，晚上和邻居一起去浏阳河边散散步，在楼下超市买点水果和酸奶，这样过日子最舒服。
很矛盾的地方是，在我年少时，她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能力带我去旅行，见识新奇的事物，这是我们共同的缺失，但等到我长大，见识到世界的不同面貌并惊讶于它的丰富和辽阔，我试图将我的一切感触分享给她时，她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
人有一时一地的处境，每当我想到这种时间与心意的交错，像无法嵌合的榫与卯，就不免涌起微弱的悲伤。
［5］
在一年中秋节前，我和妈妈同去给逝去的老人扫墓。
我最难过的时刻是在得知老人去世的消息时，把自己关在家里痛哭了三四天之后，我知道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无法补救。
是枝裕和在给树木希林的悼词中说：“我总觉得人往生之后，会存在于万物。我失去母亲之后，反而觉得母亲存在在周遭的一切事物中，会在街头擦肩而过，会在陌生人中忽然发现她的身影。这样想着，就慢慢超越了悲痛。”
文学的语言可以将死亡美化出诗意，将生离死别表述成一种浪漫，但它无法改变一个事实—逝去的人永远离开了。如何让文学的语言呈现出最大能量，只有发自肺腑的相信可以实现。
从那一天开始，我要自己相信，逝去的人存在于我周遭的一切当中。
傍晚看落日时，我相信燃烧的夕阳是她。夜晚在小区僻静的角落里跳绳，气喘吁吁到几乎无力坚持时，我相信夜幕中某颗星星是她。我栽种植物，每当一片新叶自枝头舒展，我相信这是她想让我更开心一点的讯号。
当一阵风将我的长发吹起，我相信那是她轻抚过我的头顶。我每天为小区的流浪猫提供干净的食物和水，因为我相信如果她还在，她也会这样做。我救助生病的小猫，送它们去医院体检、治病，是因为我相信她会认为这是对的事情。
这份相信深深地渗透在我身体里，转化为一个又一个具体的动作，我无时无刻不感到她与我同在，所以当我真正站在她的墓碑前，并没有预想中那般排山倒海的悲恸。
妈妈显得比我更难过，她流着泪，说了很多抱歉的话，一时又凝视着墓碑上的照片摇头，说不像，不像。
那一天的墓园安静得好像风都无心打扰。我们顺着一排墓碑走过，我看到其中一块属于一个年仅七岁的孩子，落款是父母和哥哥。这样幼小的生命，最后只在地球上留下这样一个小小的标记，无法想象这背后是一个多么痛心的故事。
人世一场大梦，有时真宁愿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界，虽然这会无缘探索它的美好，但也避免了终结带来的伤痛。
［6］
自2015年开始，我每出版一本新作都会参加十五场以上的签售会。藉着这样的机缘，我在不同的城市见到了许多从前未曾谋面的读者，她们之中有许多人是从我还在给杂志供稿时跟随。在前互联网时代，文字是人与人之间最坚实的桥梁。
一年年过去，小姑娘成为大姑娘，大姑娘风尘仆仆走四方，等到真正相见的时候，互相都感到一种陌生的熟悉。
每年都会有读者问，你什么时候再写《我亦飘零久》那样的书呢？我知道这本书对于她们有着特殊的意义。
即便我在2018年写了同样题材的《万人如海一身藏》，我自己看来，它更精炼，笔力更成熟，表达上更克制，但读者还是认为，它不能替代《我
亦飘零久》。这是同一个写作者在两个不同的生命阶段的产物。
《我亦飘零久》是我过去所有作品中最特殊的存在。在它之前，我已经完成了三本长篇小说，两本集子和无数短篇小说，它们为我带来创作生涯的第一批读者，但我很清楚地是，彼时我尚未真正形成独属于自己的文字风格。
那时候我有一个文青好友，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他推荐我读村上春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将他喜欢的音乐介绍给我。在我刚喜欢上摄影却对相机和镜头一窍不通时，他领着我去器材店选相机，帮我跟老板砍价。
我们曾经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将许多好的东西带到了我的世界里。在我感情上最失意最挫败的日子里，不厌其烦地听我诉苦，从不借机贬损和轻视我的痛苦。
在成长过程中，我从来没有质疑过异性之间的友谊，正是因为我的确拥有过这种珍贵的情感。
他对我说，一个作家的第五本作品至关重要，究竟适不适合走写作的道路，到这个节点就很明白了。
我无从得知他这套关于文学的理论从何而来，却毫不迟疑地选择了相信。于是我捧出真心书写《我亦飘零久》，那时我正处于一生之中情感最饱满充沛的时期，在获取资讯远不如现在方便的条件下，去到了我能够去到的最远的地方，完成了我个人历史上最艰难的旅程。
这样的作品是协助读者走进写作者精神世界的无二的路径，它全非虚构，字句真实，唯有真实蕴含万钧之力。
我是在多久之后才领悟到，人与人的关系不可能一成不变，它是流动的，总在你不经意间发生变幻。
正是这位带给我许多启发和帮助的朋友，几年后向我借了一笔钱，接着拉黑了我所有的联系方式。这件事令我对人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有了全新的认识，虽然我完全无法理解这种带有欺骗性质的背弃，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朋友”这个词无比失望，但等我从情绪的泥潭挣脱之后，最终还是释然了。
我想，这不是什么独一无二的经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经历过友
情渐行渐远。以前的欢笑和肝胆相照的确真实存在过，我们曾经无限蔓延自己的触角想要缔结更多的关联，从而确定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但那些也不过是生命中最寻常的记录。我们在少年时代和青葱岁月将这些看得太重要，不忍看见它的幻灭，但这些情感本就诞生在一个无菌的环境里，而后，人会长大，心灵会被侵蚀，能够经历欲望的熏染还始终保留清白底色的人，终究是太少。
破碎的友谊不会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如果非要说有的话，就是我的确是在那份鼓励下写出了我的第五本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文学理论是成立的—第五本书是一张能够令我自己满意的答卷，它建立了读者和写作者之间的信任，我也因此在混沌中确认了自己真正想要走的道路，确认了属于自己的文字风格。
［7］
在蒸蒸暑气中我最想念的是北欧森林皑皑无尽的白雪，是圣诞老人村的木头房子，万籁俱寂的夜晚只有壁炉中木柴燃烧的声音。穿着肥大的防护服躺在驯鹿拉着的雪橇车，穿过黑暗的森林，雪和木头的气味至今萦绕在我的鼻尖。
当北京的公园里第一片银杏彻底失去叶绿素变成金黄色，我想念的是佛罗伦萨冬日的暖阳。这个和文艺复兴时期诸多伟大艺术家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意大利古城，我一共去过两次，时间跨度为五年。
很多文化界的名人都说，佛罗伦萨是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我也曾以为，它永远在那里，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可以再去第三次，第四次。
2021年《指环王·双塔奇兵》在院线重映，之后我将三部曲重新再看了一遍，看到山姆对弗罗多说，你还记得夏尔吗，MrFrodo？春天马上就要来了，果园里会盛开花朵。鸟儿会在榛树丛里筑巢，他们会在低地播种夏麦……吃着第一个草莓，沾着奶油。
你还记得草莓的味道吗？
我在屏幕前泪流满面，不仅是为他们经历千难万阻护送魔戒这史诗般的旅程，也是为我心里也许再难实现的关于夏尔的梦。
在每一个我曾经去过的远方，我都带回了数量不等的纪念品，它们有些价格贵重，而另一些千金难换。但其中我最为珍视的，一是当年在菩提伽耶，僧人赠予我的干枯的菩提叶，二是我从撒哈拉沙漠带回来的一小瓶沙。
我将这些沙子装在密封的玻璃瓶中，摆放在书架上，和我最喜欢的文学书籍在一起。
很久以前我和妈妈第一次一起去日本，刚好撞上了坂本龙一的作品展。我久久地驻足在一面白墙前，咀嚼着墙上的句子：
你会想起多少次童年中某个特定的下午，某个深深成为你生命一部分的下午，如果没有它，你甚至无法想象自己的人生？
你会看到满月升起几次呢？也许二十次。
然而这些都看似无穷。
人的思念其实非常具体，你触摸过的东西里藏着灵魂的去向。
十多年前，我是孤独的少女，心底里有一股狠劲，仿佛在跟全世界赌气。我想走得远一点，更远一点，要看到梦想的疆界。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世界没有教授我什么，它只是沉默地陪伴着我度过了一些自由自在的日子。
而现在这股狠劲已经消失殆尽，转为了深沉而绵长的温柔。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明白了，世上没有一条道路可以逃离命运，人从来都只在命运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