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之经济状况
中国的经济状况，清朝是一个大转变的时期。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实在还保守其闭关独立之旧。此时的农人，是各安耕耨。工业大都是家庭副业。商人亦不过较之农工，赢利略多，生活略见宽裕而已。到五口通商以后，情形就大变了，外国的货物，源源输入，家庭工业和手工业，逐渐为其所破坏，又收买我国的原料而去。我国对于新式事业，虽亦略有兴办。亦因资本微末，技术幼稚，不能和外厂竞争，遏止外货的输入。中国财政，向来持量入为出主义；所以进款虽少，收支是足以相抵的。即当叔季之世，横征暴敛则有之，却无所谓借债。其恃借债以救急，实在从近代同西洋各国交通后起。
闭关时代之经济状况
中国的经济状况，清朝是一个大转变的时期。鸦片战争以前，外人虽已来华通商，然输出入的数目并不大；输入的也不是什么必需品；所以当这时代，中国实在还保守其闭关独立之旧。此时的农人，是各安耕耨。他们的收入并不大，然而他们的支出，也是很节省的。工业：除较困难的，要从师学习，独立而成为一艺外，其余大都是家庭副业。出品并不甚多，营销的区域，也不很远。天产品亦系如此。所以当时的商人，除盐商由国家保护其专利，获利最厚外，只有典当、钱庄、票号等，资本较大，获利较丰。此外，亦不过较之农工，赢利略多，生活略见宽裕而已，并没有什么可以致大富的人。总之，生产方法不改变，社会的经济情形，是不会大变的。
传统社会的农工商
中国的人民，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农民的知识，大概是从经验得来的。其种植的方法，颇有足称。但各地方的情形，亦不一律，这是因地利之不同，历史之有异，如遭兵荒而技术因之退步等，所以其情形如此。但以大体论，中国的农民是困苦的。这因（一）水利的不修，森林的滥伐，时而不免于天灾。（二）因田主及高利贷的剥削，商人的操纵。（三）沃土的人口，易于增加。所种的田，因分析而面积变小。所以农民的生活，大多数在困苦之中。设遇天灾人祸，即遭流离死亡之惨，抑或成为乱源。工业：大抵是手工。有极精巧的，然真正全国闻名的工业品并不多。即使有，其销场实亦仍限于一区域中。流行全国的，数实有限。此因制造的规模不大，产量不多，又运输费贵，受购买力的限制之故。普通用品，大抵各有营销的区域。工人无甚智识，一切都照老样子做，所以改良进步颇迟；而各地方的出品，形式亦不一律。商人在闭关时代，可谓最活跃的阶级，这因为社会的经济，既进于分工合作，即非交换不能生存。而生产者要找消费者，消费者要找生产者极难，商人居其间，却尽可找有利的条件买进，又可尽找有利的条件卖出。他买进的条件，是只要生产者肯忍痛卖。卖出的条件，是只要消费者能勉力买，所以他给予生产者的，在原则上，只有最低限度。取诸消费者的，在原则上，却达于最高限度。又且他们手中，握有较多的流动资本。所以商人与非商人的交易，商人总是处于有利地位的。中国的商业，虽有相当的发达，但受交通及货币、度量衡等制度发达不甚完美的影响，所以国内商业，还饶有发展的余地。商人经营的天才，亦有足称。但欲以之与现代资本雄厚、组织精密的外国商人为敌，自然是不够的。加以他们（一）向来是习于国内商业的，对于国外商业的经营，不甚习熟。（二）资本又不够雄厚。（三）外国机器制品输入，在中国饶有展拓之地，即居间亦有厚利可图。所以海通以来，遂发达而成为买办阶级。（《中国近世史前编》，见《中国近代史八种》，第155—157页）
五口通商后的经济状况
到五口通商以后，情形就大变了，外国的货物，源源输入，家庭工业和手工业，逐渐为其所破坏，又收买我国的原料而去。于是中国的农人，也有为外国的制造家而生产的，经济上彼此的联结，就渐渐密切了。资本主义，是除掉低廉的原料以外，还要求低廉的劳力的；而劳力也总是向工资高的地方而移动。于是华工纷纷出洋谋生，遂成为外国的资本和商品输入，而中国的劳力输出的现象，其初是很受外国欢迎的，后来又为其工人所妒，到处遭遇禁阻，于是中国人谋生的路更窄了。（排斥华工，起于美国，其事在一八七九年，后来南洋亦有继起的）
清末的经济状况
资本主义，发达到一定的地步，是要将资本输出的。既要将资本输出，就要谋其所输出的资本的安全；就不免要干涉后进国的政治。于是资本主义，和传统的武力主义相结合，而成为帝国主义了。我国一通商，而沿海和内河的航权，即随之而俱去。（一）航业遂成为外人投资的中心。（二）又外国的银行，分设于通商口岸，亦能操纵我的金融。（《天津条约》定时，实际上，外船早在沿海自由航行了）至中日战后，则（三）通商口岸，既得设厂；（四）又得投资于我国的路矿；（五）而各种借款，又多含有政治意味。于是我国的轻工业、重工业，都受到外力的压迫；就是政治，也不免要受其牵制了。
我国对于新式事业，虽亦略有兴办。然如制造局和船政局，只是为军事起见。开平煤矿，大权旁落于英人。汉冶萍煤铁矿厂，因欠外债而深受日人的束缚。一个招商局，既不足和外轮竞争，铁路又多借外债。官私所办的纺织事业，亦因资本微末，技术幼稚，不能和外厂竞争，遏止外货的输入。再加以屡次战败，赔款之额，超过全年收入数倍（清朝光绪年间，全国的岁入，是七千万两。所以中、日之战的赔款，是当时岁入的三倍。庚子赔款四万五千万两，易成金款，实际上要加倍，那就十倍不止了。中国的借外债，是起于左宗棠征新疆时的。然自中日之战以前，所借甚少，且都随即还清），非借外债，无以资挹注；而借外债则既要负担利息、折扣，还要负担镑亏。国际收支，遂日趋于逆势，除掉华侨汇归的款项外，非靠外人投资，不能弥补；而外国资本，就竞以我国为尾闾了。
清末的借款
中国财政，向来持量入为出主义；所以进款虽少，收支是足以相抵的。即当叔季之世，横征暴敛则有之，却无所谓借债。预借租调等，还只算是征敛。其恃借债以救急，实在从近代同西洋各国交通后起。然而这不过济一时之急；在大原则上，收支还是相合的。其负担实在超出于财政能力之上，而靠借款以为弥缝，则从甲午、庚子两战役后起。然仍是为应付赔款起见，在内政上，仍持量入为出主义。至一变而为量出为入主义，而又不能整顿收入，乃靠借债以举办内政，则从胜清末叶的办新政起。这时候的危险，在于借口借债以兴利，其实所借的债，能否应付所兴的利的本息，茫无把握。傥使借债甚多，而所兴的利，毫无成效，便要一旦陷于破产的悲境了。至于一国的大柄，倒持在特权阶级手里。他要花钱，便不得不花。而国家的大局如何，前途如何，再无一人肯加以考虑。（《白话本国史》第四册，第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