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法律仅规定大概，实用之时，不能不参考判例，这个历代都是如此。清朝将两者合编一处称为《律例》。（例是随时修纂的，把新的添进去，旧的删除）刑法亦历代相沿，唯明朝有所谓充军，系将犯罪的人，勒令当兵，实为最不合理的制度。清朝既不靠这法子取兵，却也沿袭其制（清朝的充军，实际上是较重的流刑）， 那就更为荒谬了。通商以后，外人借口中国法律不完备，刑罚残酷，于是有领事裁判权。清末，想将此权收回，仍将刑法加以修改（笞、杖改为罚金，徒、流改为工作）。预备立宪时，又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以为最高审判机关，其下分设高等、地方、初等三级审判厅，检察厅，亦未能实行。法律太简的弊端
中国历代的所谓法典，只有行政法、刑法两种。而这两种法典，只有唐、明、清三代编纂的较为整齐。法律要随时势为变迁。中国历代，变更法律的手续太难；又当其编纂之始，沿袭前代成文的地方太多，以致和事实不大适合，于是不得不补之以例。到后来，则又有所谓案。法学家的议论大抵谓“律主于简，例求其繁”，“非简不足以统宗，非繁不足资援引”，“律以定法，例以准情”。这也是无可如何之势。但是例太多了，有时“主者不能遍览”，人民更不能通晓，而幕友吏胥等，遂至因之以作弊。这正和汉朝时候，法文太简，什么“比”同“注释”等，都当作法律适用，弊窦相同。都由法律的分类，太觉简单，不曾分化得精密的原故。（《白话本国史》第四册，第89—90页）
清朝的赋税
明初，定“黄册”“鱼鳞册”之法。黄册载各户人口及当差丁数，所有田地之数，据之以定赋役。鱼鳞册记土田字号、地形、地昧，及其属于何人，以便田地有所稽考，其法颇为精详。但到后来，两种册子，都失实了。人户丁口，及其所有田地之数，都不能得实，赋役就不能平均。历代的田赋，征收是有定额的。（加赋还是有定限的。浮收是事实问题）派人民当差，或折收实物、货币，则系量出为入，征收的数目和次数，都没有一定。所以役的病民，更甚于赋。役的负担，是兼论人丁和资产的。人的贫富不均，以丁的多少，定负担的轻重，本非公平之法。况且调查不易得实，资产除田地外，亦是不易调查的。于是征收之法，渐变为计算一年需用之数，并作一次征收，谓之“一条鞭”。负担之法，名为专论丁粮，实则不查其丁，但就有粮的人，硬派他负担丁税，谓之“丁随粮行”。（丁税既不按人丁征收，所以各地方略有定额，并不会随人口而增加的，清朝的免收新生人丁丁税，实在是落得慷慨。许多无识的人，相信他真是仁政，那就上他的当了）实际上，变为加田税而免其役了。所以到公元一七一二年时，清圣祖便下诏说：此后新生人丁，不再收赋，丁赋之数，即以该年为准。如此，新丁不收赋，旧丁是要死亡的，现有的丁税，不久就要无法征收了。所以世宗以后，就将丁银摊入地粮，加田赋而免丁税，是赋税上自然的趋势，历代都是照此方向进行的，至此而达于成功。
“永不加赋”的真相
（明）一条鞭之法总算一州县每一年所需用之数，按阖境的丁粮均摊。自此以外，不得再有征收。而其所谓丁者，并非实际的丁口，乃系通计一州县所有的丁额，摊派之于有田之家，谓之“丁随粮行”。明朝五年一均役，清朝三年一编审，后亦改为五年，所做的都系此项工作。质而言之，乃因每隔几年，贫富的情形变换了，于是将丁额改派一次，和调查丁口，全不相干。役法变迁至此，可谓已行免役之法，亦可谓实已加重田赋而免其役了。加赋偏于田亩，是不合理的。因为没有专令农民负担的理由。然加农民之田赋而免其役，较之唐宋后之役法，犹为此善于彼。因为役事无法分割，负担难得公平，改为征其钱而免其役，就不然了。况且有丁负担赋税的能力小，有产负担赋税的能力大，将向来有丁的负担，转移于有粮之家，也是比较合理的。这是税法上自然的进化。
一条鞭之法，起源于江西，后渐遍行于全国，其事在明神宗之世。从晚唐役法大坏至此，约历八百年左右，亦可谓之长久了。这是人类不能以理智支配事实，而听其自然迁流之弊。职是故，从前每州县的丁额，略有定数，不会增加。因为增丁就是增赋，当时推行，已觉困难；后来征收，更觉麻烦；做州县官的人，何苦无事讨事做？清圣祖明知其然，所以落得慷慨，下诏说；康熙五十年以后新生的人丁，永不加赋。到雍正时，就将丁银摊入地粮了。这是事势的自然，不论什么人，生在这时候，都会做的，并算不得什么仁政。从前的人，却一味歌功颂德。不但在清朝时候如此，民国时代，有些以遗老自居的人，也还是这样，这不是没有历史知识，就是别有用心了。（《吕著中国通史》上册，第154—155页）
“地丁”是全国农民的负担。此外江、浙、两湖、安徽、江西、河南、山东八省，又有“漕粮”。初征本色，后来亦改征折色。地丁、漕粮而外，重要的，要算关、盐两税。关分新、旧。旧关是明朝因为收为亩钞而设的，后来就没有撤废，所以又称“钞关”。新关是和外国通商之后，设立于水陆各口的。盐法，由有引的盐商承销（盐多引少，临时招商承销的，谓之“票盐”），各有一定区域，谓之“引地”。引地是看水陆运道，计营销之便而定的，每一区域中所销的盐数，则视其地的人口多少而定，两者都不能没有变更，而引地引额，却不能随之而变，于是官盐贵而私销盛了。“厘金”起于太平军兴以后，设卡多而征收的方法不一律，更为恶税。（厘金是钦差帮办军务雷以在江北创行的。沿途设卡，凡商人货物过境的，照物价抽收几厘，故名厘金。嗣后各省仿行，至民国国民政府成立后，始行裁撤）
清末的宪政运动
清朝的政治制度，大体都是沿袭前代的，只好处闭关独立之世，不足以应付新局面。至于实际的政治，则当咸、同之间，清朝实已不能自立，全靠一班汉人，帮他的忙，才能削平内乱，号称“中兴”。这一班中兴将帅，本也是应付旧局面则有余，应付新局面则不足的；而清朝的中央政府，又极腐败；如此，国事自然要日趋于败坏了。戊戌维新，是清朝一个振兴的机会，不但未能有成，反因此而引起义和团之乱，人民对清政府就绝望，而立宪、革命的运动就日盛。立宪之论，起于拳乱以后。到日、俄战争，日以立宪政体而胜，俄以专制政体而败，就更替主张立宪的人，增加了一种口实。清朝鉴于民气之盛，也就假意敷衍。于公元一九〇六年，下预备立宪之诏。公元一九〇八年，又定以九年，为实行之期。这一年冬天，德宗和孝钦后，先后死了，溥仪继立。其父载沣摄政。一班亲贵握权，朝政更形腐败，人民多请愿即行立宪。清朝勉强许将预备期限，缩短三年。再有请愿的，就都遭驱逐。又因铁路国有之事，和人民大起冲突，革命军乘机而起，清朝就要入于末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