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章 第四十五章

书名:白话中国史 作者:吕思勉 本章字数:2561 下载APP
八国联军之役
中国自和外国交涉以来,种种的吃亏,有些不忿,想要振作图强,原也是人情。然而图强的方法,却就很难说了。“蹈常袭故”之世,“读书明理”的人,尚且想不出一个适当的法子来,何况一班毫无知识的人?民本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也由来很久。不过在实际上,限制君权以成立宪,或除去君主而成共和,则不曾想得到办法。一旦和西洋人接触,看到他的政治组织,合于中国人固有的理想,自然易于激动。故庚子以后,立宪、革命两种思想就大盛。清朝并没有实行君主立宪的诚意,敷衍搪塞,所行的政治,又事事足以激起人民的反对,庚子以后,更其急转直下,而革命之祸,就因之激起了。
义和团的起源
义和团是八卦教中的一派,和白莲教同源的。自西人东来传教,中国积受欺陵,人心未免忿恨;而教民倚势横行,教士又加以庇护,辞讼不得其平,尤为人民切肤之痛。一般社会心理,以为西洋人所长,唯在枪炮;土著齐心,即可将少数客籍打退;这种观念,亦与日俱深。加以平话、戏剧、荒诞不经的教育,遂有练神拳可御枪炮的怪说。而民间的秘密团体,本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亦就一变而为扶清灭洋了。
义和团兴起的社会心理
中国自和外国交涉以来,种种的吃亏,自然是不待言而可知的了。有些不忿,想要振作图强,原也是人情。然而图强的方法,却就很难说了。“蹈常袭故”之世,“读书明理”的人,尚且想不出一个适当的法子来,何况处前此未有的变局,再加以揎拳勒臂的,又是一班毫无知识的人?专制之世,人民毫无外交上的常识,是不足怪的。却又有一种误解,很以一哄的“群众运动”为可靠。像煞交涉的吃亏,是官吏甘心卖国,有意退让的。傥使照群众运动的心理,一哄着说:“打打打!”“来来来!”外国人就一定退避三舍的了。这种心理,不但下流社会如此,就号称读书明理的人,也多半如此。(在庚子以前,怕竟是全国大多数的心理)所以总说官怕外国人,外国人怕百姓。这便是相信义和团的根源。(《白话本国史》第四册,第55—56页)
义和团的扰乱及联军入京
义和团盛于一九〇〇年,其初起于山东。巡抚袁世凯痛加剿办,其众遂流入直隶。此时中枢大臣,还有极其迂谬,全不晓事的;亲贵中又有想废德宗而立溥㑺的人,利于乱中行事(见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中华书局《中国近百年史资料》本)。慈禧太后因洋人庇护康、梁,亦生仇恨,乃亦加以奖励,其众遂大盛,京、津之间,到处设坛练拳。拆铁路、毁电线;烧教堂,杀教士;甚至见着洋服和用洋货的人,都加以杀戮;秩序大乱。而德国公使和日本书记官都被戕。[德使克林德(Ketteler),日书记官杉山彬。后议和条约中,定派亲王大臣赴德、日,表示惋惜之意]迂谬的亲贵大臣,又令驻京的甘军,合着他去攻公使馆,幸有暗中令甘军缓攻的,使馆才得不破。亲贵又伪造西人的要求条件,激怒太后,对各国同时宣战;而不知英、美、德、法、奥、意、俄、日八国的联军已到,大沽先已失陷了。(与各国宣战的上谕,在庚子五月二十五日,大沽口的失陷,在二十一日)当时的拳民,亦有相当的勇气。[当联军未来之前,英国提督西摩(Seymour)带着各国海军陆战队,进京援救,为义和团所阻。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第五讲载西摩的话,说:“当时义和团的勇气,如果他们所用,是新式枪炮,联军一定全军覆没。他们总是用大刀肉体,和联军相搏,虽然伤亡枕藉,还是前仆后继,其勇锐之气,再令人惊奇佩服。”]然既无训练,又专恃血肉之躯,自不足以当大敌。联军一到,就都溃散了。专靠一个聂士成,力战抗敌,到底因众寡不敌阵亡,联军进逼,德宗及太后走太原,旋又走西安。联军的兵锋,东到山海关,西到保定。
东南的互保和东三省失陷
傥使当时外省的督抚,亦像中央政府一般,轻举妄动,则战祸的蔓延,势必及于全国。幸而东南各督抚,不奉乱命,和各国领事立互保之约。(当时两江总督为刘坤一,两广为李鸿章,湖广为张之洞。三人会商,饬上海道和各国领事立约:租界归各国保护,内地归各督抚保护。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亦取一致态度)然黑龙江省,遵奉伪谕,攻入俄境,俄人从旅顺和阿穆尔省两路出兵,攻陷三省要地,挟奉天将军,以号令所属,三省遂几同沦陷。
辛丑和约
京城既陷,清朝乃再派李鸿章和各国讲和。各国要挟清朝,惩办排外的亲贵大臣,然后开议,议未竟而李鸿章死,代以王文韶。明年,和约成。其中要点:(一)划定使馆区域专由外人管理,禁止华人居住。(二)拆毁大沽口及从北京到海口路上的炮台。(三)许各国驻兵于一定地点,以保护北京到海口的交通。(四)赔款四万五千万两。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还清。还要按市价易成金款,于是按其实,就连九万万都不止了。
乱后的形势
和议定后,太后和德宗还京,实权仍在太后之手。排外失败,一变而为媚外,时时和各公使夫人等相联络,那更可笑了。闯下滔天大祸,贻累国民,未免有点说不过去。知道舆论主张维新,乃又伪行新政,以为揜饰之计,又谁不能窥其虚伪?人民到此,对清朝就绝望,而立宪的议论,革命的气势,就要日盛一日了。
立宪与革命思想的更替
民本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也由来很久。中国人看着皇帝,本来当他是公仆,好就承认他,不好就可以把他赶掉;这种道理,差不多是人人承认的。不过在实际上,限制君权以成立宪,或除去君主而成共和,则不曾想得到办法罢了。一旦和西洋人接触,看到他的政治组织,合于中国人固有的理想,自然易于激动。因此故,庚子以后,立宪、革命两种思想就大盛。清朝人自然是赞成立宪的,但是其初,还没有爽爽快快就答应人民立宪,直到日俄之战,俄国败了;于是“日以立宪而强,俄以专制而败”的议论大盛,乃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之举。以中国人民本思想蓄积之久,一朝觉悟,原不是区区君主立宪所能满足的。况且清朝也并没有实行君主立宪的诚意。(却又不是一味专制,硬和人民反对;不过是毫无实力,既不能强,又不能弱;看舆论倾向在哪一面,就把些不彻底的办法,来敷衍搪塞罢了)而从戊戌以后,所行的政治,又事事足以激起人民的反对,庚子以后,更其急转直下。一班亲贵愚昧无知,上头不自知其毫无实力,而还想把持朝权。中央一班人,鉴于前清末年,外权颇重,不知道是由于中央政府的无能为,积渐而致的,不是顷刻可变。要想中央集权,却又不知集权之法,误以压制施之人民。而革命之祸,就因之激起了。(《白话本国史》第四册,第72、73、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