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少年卫玠在孩童时代就着迷于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人为什么会做梦。大人的解释不能使他满足，于是他连日来苦思冥想，但不仅不得其解，反而把自己弄病了。[34]（《世说新语·文学》）
梦，激起过人类经久不衰的神秘感和好奇心，于是有人因之推演命运，有人因之思考哲理。庄子，当然就是后者之中最著名的一位。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子·内篇·齐物论》）
庄周梦蝶的故事早已经是尽人皆知的，而这个故事的内涵却并不太容易搞懂。
庄子回忆自己曾经梦为蝴蝶，翩翩飞舞，悠游自得，当真觉得自己是只蝴蝶，而不知道庄周是谁。突然醒觉，自己分明是庄周，不是蝴蝶。这真让人迷惑呀，到底是蝴蝶梦为庄周呢，还是庄周梦为蝴蝶？何者是真，何者是梦？庄周和蝴蝶分明是两回事呀。这，就叫作物化。
笛卡尔曾经认为“我思故我在”是一则连最狂妄的怀疑论者也无法推翻的真理，不知道他会如何解释庄周梦蝶的故事。庄子显然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只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作为一只蝴蝶而存在，还是作为庄周而存在，或者“我”的存在只是其他什么人或什么东西的一个梦罢了。在庄子那里，“我思”不足以证明“我在”，这就是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的区别所在吧？这里我们有必要引入威廉·詹姆士的界定：“我们正常的意识，我们所谓理性的意识（rational conciousness），只是一种特种意识，同时在这个意识周围，只有极薄的帷幔将它与这个意识隔开的，还有完全不同的各种潜在意识。”（《宗教经验之种种》，第383页）
神秘主义重视“合一”的体验，化蝶正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但墨家学者肯定不以为然，他们和庄子的哲学途径恰恰相反，庄子要消弭分别，墨家则要明辨分别，所以《墨子·经上》给梦下定义，说“梦，卧而以为然也”，认为梦只是睡眠当中产生的误以为正确的知觉。
是的，这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看法。一个女人看到墙上的一个斑点，这是什么呢？是钉子的痕迹吗？这钉子曾经是用来悬挂肖像的吗？这肖像是前一任房主的吗？他家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呢？可这真的是钉子的痕迹吗？或许只是一些尘土，特洛伊不就是被尘土掩埋了吗？特洛伊的英雄们如今都在哪里呢……这就是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墙上的斑点》的没有情节的情节，一场彻底的白日梦。直到现实的声音把她带回了现实，她才凑上去仔细辨认，原来那个斑点既不是钉子的痕迹，也不是尘土的堆积，却是一只蹲伏的蜗牛。
重要的是，伍尔夫女士终于醒了过来，在光怪陆离的梦幻之后终于认清了她的“现实”。无论梦幻把我们带到多远，意识流的“印象的拼图”总会被打散，我们总会回到一片实地上来。但是，我们会不会再醒来一次呢？我们自以为的醒难道不会是真正的梦吗？——传说古莽国的人很能睡觉，一觉要睡上五十天，他们以梦中所见为实，以醒来后的所见为虚（《古今谈概·非族》），他们眼中的我们难道不是荒谬的吗？
幸而庄子不是古莽国之民，他和我们一样也有自己的“蜗牛”。他也曾对梦幻给出过相当朴素的看法，说梦是阳气之精，随心中的喜怒而发。（《庄子》佚文）但在《齐物论》里，庄子的意见却要复杂得多，也耐人寻味得多。的确，化蝶的故事很简单，也很优美，但庄子到底要表达什么呢？考虑到这个故事出现在《齐物论》的结尾，似是在说庄周与蝴蝶既恍然莫辨，又可以互相转化，那么这世界上的是非对错岂不也是如此这般的吗？
我是谁，你又是谁，我所认为的我当真是我自己，你究竟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还是我梦中的一个影像呢？——如果考虑到了这些问题，显然就是对感官的认知能力产生怀疑了。梦，确实是一个叵测的东西，笛卡尔也曾经为此疑惑，说视觉给了我们影像，但睡觉的时候明明是闭着眼的，为什么在梦里还能看到东西呢？
曾经属于哲学家的问题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地属于科学家了，不过，笛卡尔时代所不曾出现的知识在庄子时代当然就更没有了。梦境带给了庄子太多的思索，以至于他的哲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这种思索的，梦的主题在《庄子》后文里也不断地重现。《庄子·内篇·大宗师》有一段孔子与颜回的对话，对梦蝶的故事恰恰有着辅助说明之功：
颜回问仲尼曰：“孟孙才，其母死，哭泣无涕，中心不戚，居丧不哀。无是三者，以善处丧盖鲁国，固有无其实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
仲尼曰：“夫孟孙氏尽之矣，进于知矣，唯简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简矣。孟孙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后；若化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将化，恶知不化哉？方将不化，恶知已化哉？吾特与汝，其梦未始觉者邪！且彼有骇形而无损心，有旦宅而无情死。孟孙氏特觉，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与吾之耳矣，庸讵知吾所谓吾之乎？且汝梦为鸟而厉乎天，梦为鱼而没于渊。不识今之言者，其觉者乎，其梦者乎？造适不及笑，献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庄子·内篇·大宗师》）
大意是说，颜回请教孔子：“孟孙才以善于处理丧事而闻名鲁国，但我看他丧母之后哭泣不见眼泪，心中不见悲戚，居丧不见哀痛，这不是名不副实吗？”孔子答道：“孟孙才对丧礼的领悟已经到了极致，比那些只晓得繁文缛节的人强多了。丧事本该从简，只是在现实当中做不到罢了，孟孙才已经尽量从简了。他不知道生命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既不贪生，也不怕死，只是顺其自然，如果死而物化，那就随便自己变成什么东西好了。变化总是不可知的，你我是否只是梦中的角色呢？这也是不可知的。孟孙才认为人死之后，形体虽有变化，心神却不会损伤，精神也不会死亡，所以并不怎么伤心，人家哭他就跟着哭，仅此而已。世人似乎都知道自己是谁，但这真能确定吗？譬如你梦到自己是鸟，在天空翱翔；梦到自己是鱼，在水底嬉戏，你真的知道自己是谁吗？现在谈话的你我到底是醒着呢，还是正在酣然的梦中呢？”
庄子的这个故事对我们理解“物化”的概念很有帮助，如果我们再求助于下一个故事，眉目就会更加清晰了。——《庄子·外篇·至乐》讲了一段今天看来实在匪夷所思的进化现象，大意是说，有一种极小的生物叫作几，入水就会变成继草，在潮湿的土壤里就会长成青苔，若是生在高地上，就会长成车前草。车前草在粪土里会变成乌足草，乌足草的根会变成蝎子，叶子则变成蝴蝶。蝴蝶会变成一种叫作鸲掇的虫子，生在灶台底下，鸲掇在千日之后会变成鸟，叫作乾余骨。乾余骨的唾沫变成虫子，叫作斯弥。斯弥变成食醯，然后会从食醯当中生出一种小虫，叫作颐辂。黄軦生于九猷虫，瞀芮生于萤火虫，羊奚和久不生笋的竹子结合会生出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变回到几。万物都是从几演化出来的，最后也都会回到几的状态。
《庄子·杂篇·寓言》也讲到这个问题：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庄子·杂篇·寓言》）
大意是说万物都是“种”，以不同的形体相承接、转化，首尾如环，莫得端倪。
这是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对世界的一种朴素思考。知道哪种东西能够变成另外一种什么东西，这被看作相当高级的知识。古代的知识分子们很把这种知识当一回事，《墨子·经上》也讲过蛙能变成鹑，《淮南子·齐俗》认为这种不同物种之间的神秘转化只有圣人才晓得。[35]汉代易学大师京房的《易传》里更没少这种记载，还在“天人感应”的学术时尚里把特殊的变化解释出了特定的征兆，比如庄子讲到的“马生人”在京房那里就是“上无天子，诸侯相伐”的征兆。（《搜神记》卷六）即便是《礼记》这样的儒家经典也有同类的记载，而到了谭峭的《化书》，更把这类知识讲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庄子》佚文也多次讲过这种转化的知识，譬如朽瓜化为鱼，田鼠化为鹑，鱼卵化为虫，血化为磷，这大约就是郭象觉得“或类《山海经》”而删去的。
除了血化为磷之外，其他的转化在今人看来都不能接受了，不过，庄子在当时所在意的并不是这些具体的知识，而是其背后那个抽象的规律。的确，庄子更深刻的地方就在于他看到的不仅仅是局部，而是整体。有了这个整体的眼光，一个个局部的神秘知识也就连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了。这理论颇有几分进化论的味道，以至于胡适在他1919年出版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1930年更名为《中国古代哲学史》）里当真跨过了训诂的限度，用进化论来做解释了：“‘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这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他说万物本来同是一类，后来才渐渐地变成各种‘不同形’的物类。却又并不是一起首就同时变成了各种物类。这些物类都是一代一代地进化出来的，所以说‘以不同形相禅’。”（《胡适文集》卷六，第330页）
进化论长久以来都被很多人视为对人类自尊的一种侮辱，但庄子的这番侮辱实在比达尔文更甚：从猿到人看上去好歹还算是一个上升的进化过程，而从几到人，再从人到几，进化完了居然还会退化回去，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循环系统。这也许会引起我们对微生物的怜悯之心，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哪天也会变成微生物的。
在庄子看来，人之所以成为人，并非出于造物主的特殊安排，只不过是一种偶然罢了，没什么值得骄傲的。人和蝴蝶、虫子、老鼠等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所以《庄子·内篇·大宗师》讲到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谈论生死问题的故事，他们认为生死存亡浑然一体，就算身体生了重病，有了严重的残疾，也无所谓。如果左臂变成了鸡，就用它来报晓；如果右臂变成了弹弓，就拿它打斑鸠吃。生为适时，死为顺应，安时而处顺，就不会受到哀乐情绪的侵扰。
后来，子来病得快要死了，妻子围着他哭泣，子犁却让子来的妻子走开，不要惊动这个将要变化的人。然后他又对子来说：“了不起啊，不知道造物主这回要把你变成什么东西呢，要把你送到哪里去呢？会把你变成老鼠的肝脏吗，还是把你变成虫子的臂膀呢？”
几乎在同一个时代，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也对万物的循环变化发表了朴素的认识：“在我们身上，生与死，醒与梦，少与老，都始终是同一的东西。后者变化了，就成为前者；前者变化了，又成为后者。”（《著作残篇》90）只要想通了这个道理，死亡似乎也就不再令人恐惧了，至少哲学皇帝马可·奥勒留和庄子想的是一样的：“最后，以一种欢乐的心情等待死亡，把死亡看作不是别的，只是组成一切生物的元素的分解。而如果在一个事物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元素本身并没有受到损害，为什么一个人竟忧虑所有这些元素的变化和分解呢？因为死是合乎本性的，而合乎本性的东西都不是恶。”（《沉思录》卷二）
马克·奥勒留是斯多葛派的哲人，同一系统里的著名人物还有一位波塞多尼奥斯，当他身患重病的时候，学生庞培前来探访——蒙田这样讲述道：“波塞多尼奥斯对庞培说：‘但愿我的病痛不至于妨碍我讲哲学！’于是他忍着病痛讲了起来，同样表现了对痛苦的蔑视。可是，痛苦仍对他大摆威风，不停地折磨他。他喊道：‘痛苦啊，如果我不把你当作不幸，你这样岂不是徒劳吗？’这件事被传为佳话……”这正是斯多葛哲学的精髓，和庄子简直如出一辙，但是，蒙田接下来不以为然地议论道：“可是，这对蔑视痛苦又有何意义呢？他不过从字面上去辩论罢了。如果他痛苦得不厉害，又何必中断谈话呢？为何要如此克制自己，不把它叫作不幸呢？”（《蒙田随笔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