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远东的商人集团”中，连着讲了几个真实历史上的“张顺”的故事：唐代的粟特商人，元末的蒲氏阿拉伯商人等。总结这三个故事后你会发现，中国古代商人和商贸秩序的生存空间，从来都是非常狭窄而恶劣的。
大一统王朝本质上都是成功实现李逵“杀奔东京，夺了鸟位”梦想的暴力集团。他们依靠暴力秩序建立的王朝又往往只能玩变换切蛋糕模式的“零和游戏”。
在这种游戏中，必然有大量人口因为没有分得足够的蛋糕而挣扎在生存线上。于是，底层之间的暴力就无处不在，逼迫他们不得不结成祝家庄式的宗族，或梁山式的帮会来以暴力自保。而这又反过来引发了最高暴力集团，也就是朝廷的高度警惕，逼迫着其进一步强化法家的驭民逻辑。
于是，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种暴力秩序的自激循环当中。而在这种生态里，最难做的，其实就是遵循商贸秩序的“张顺”们。
当整个社会上下都是想靠着拳头硬“把两尾鱼来与我”的李逵时，商人集团自己也必须像张顺拜宋江一样，主动接受暴力秩序，投效于其门下。
于是，粟特商人把最后的希望寄托给了安禄山，想靠叛乱换一个对他们更友好的朝廷；蒲氏阿拉伯商人动员了亦思巴奚军，试图实现地方割据。
然而，这些商人求存的投机，最终都归于失败。因为一旦商人们参与到暴力游戏中，他们就会发现，自己积蓄的那一点财富，相比中国这个如此庞大、幅员辽阔的帝国而言，不过就是沧海一粟。无论宋江还是朱元璋，都不会把投效自己的张顺或沈万三真的当成“入股股东”去尊重，所以商贸秩序的覆灭与商人自身的悲剧，是注定的。
但另一方面，商贸秩序的覆灭与商人的消逝，对大一统王朝来说也必然是个悲剧，因为中国土地实在太广大，人民实在太勤劳，我们不可能完全没有商贸秩序，将自己变回一个全然封闭的小农社会。
同时，一个大一统帝国想要成功，也必然需要接纳商贸秩序。
正如唐王朝之所以能成功经略西域，成为世界帝国，是因为有粟特商人、昭武九姓的协助，一旦没有了他们，“巨唐”立刻沦为“残唐”。
而已近垂暮的明朝之所以跟海上马车夫荷兰人打得有来有回，也是得了郑氏集团的协助，一旦清廷剿灭了他们视为大患的郑氏，开始压抑本国商贸集团，清朝离各种麻烦也就不远了。
用《水浒传》里的故事来讲，就是当张顺“魂归涌金门”，宋江与江淮牙商集团掰了交情之后，梁山的战斗力立刻就开始走下坡路。小说最终结局特别耐人寻味，当宋江打完方腊，受诏获封时，江淮牙商们对这份刀尖上拼出来的功名是“坚辞不受”，共推了他们团体中的二号人物、盐贩出身的混江龙李俊，“投化外国而去”，最终成为暹罗国之主。他们成为《水浒传》中唯一“解套”、结局也最好的一批人。
我觉得小说在这里隐喻了中国古代社会暴力秩序与商贸秩序无可避免的最终结局——从开始的矛盾，到后来的合作，再到最后的分道扬镳。
总之，古代中国似乎总难达到一个平衡点，让暴力秩序与商贸秩序和平互融，成就国家持久的强大与繁荣。
而在这里，张笑宇先生提出了一个“正增长”的概念。他把整个世界划分成了零增长社会和正增长社会，并指出，中国古代整体上是一个零增长社会，每一次战火之后，社会被破坏殆尽，于是人们从头开始积累财富，然而财富刚积累完毕，便又被战争全部毁灭。
商业与暴力集团之间互信机制的缺乏，导致人们无法长期积累财富。这种零增长的结果，是康乾时期的人并不比汉唐时期的人更好过，社会总在无穷无尽的治乱循环中消磨。
三
在点破了这个中华的千古难题之后，《商贸与文明》接下来谈的，是近代的西方怎样最终在博弈中促成了商贸秩序与暴力秩序之间互融，最终破局飞升为现代社会的问题。
在张笑宇先生的描述中，西方建立这种互融机制其实同样历尽艰辛，最早是发现了美洲和新航线的西班牙，之后是荷兰（尼德兰），它们都曾做过类似的尝试。
但这两次尝试依然以失败告终，其中的原因，依然是暴力秩序（王权）与商业秩序（商权）之间无法达成一种互信的平衡。
但相比同时代的中国，西方的好处是国家众多，每个国家的王权相比于商人阶级都相对弱小，所以双方合作的尝试时有发生，这就让西方可以在不断的“试错”过程中“碰”出一种商贸秩序与暴力秩序的平衡。
最终，这种平衡在英格兰出现，并稳定了下来——国王通过君主立宪的方式将自己的权力关进了宪法的牢笼。
暴力被商贸所说服，商贸秩序与暴力秩序的联盟促成了社会环境的持久稳态，大量像张顺那样想要让自己的人生向上增长的人从惨烈的暴力厮杀中金盆洗手，上岸做起了生意。不再执着于争夺“切蛋糕”的刀子，而是一起琢磨将蛋糕做大的“正增长时代”，终于在西方社会拉开序幕。
《商贸与文明》一书认为，这种平衡的达成和延续，其实才是人类文明真正最为划时代的创举。一个商贸与暴力相结合、达成契约、互不干犯的社会，即是现代社会，而工业革命则是现代社会的奠基礼。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世界，不过是这个创举的省略号中的一段。
是的，正是因为商贸秩序与暴力秩序达成了持久的平衡，现代社会才成为一个稳定维持正增长的社会。
对于生活在现代的我们来说，增长似乎是天然的、必须的，是司空见惯的正常现象，哪个国家如果哪一年的GDP增长率跌为负数，就会被怀疑是治理失败。
但人们常常会忘记的是，我们视为“天然”的这种正增长，在古代社会并不那么天然，因为那是一个零增长社会。生活在贞观之治时期的小民的生活水平与千年后“康乾盛世”的小民并没有什么不同（甚至前者比后者可能还要好一些）。
那时的人们像生活在乱纪元一样，每天都要祈祷自己的生意能照常做，祈祷李逵不要打上门，祈祷暴力秩序与商贸秩序此次的偶然合作，能长久一些再长久一些。
四
德国、日本等国都曾经享受过他们高速“正增长”的黄金年代所带来的红利。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高速发展，是因为他们在内部找到了一种制度互信，让商贸与暴力、权力，在不打破社会稳定的情况下，利用合作来寻求发展。只要这种制度互信还在，国家就能够发展。
可一旦这种互信的基础消失了，那么国家很可能要进入下一场颠簸了。
所以，人们急需反省的一件事是，从黄金时代里总结出经验，将这种平衡维持下去，让“正增长时代”保持下去。
同时，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张笑宇先生之前写的该系列的前作《技术与文明》。
简单说两句他的这个系列。对于现代社会是如何生成的，张笑宇认为应该有一个新的叙事框架。张笑宇是做政治学出身的，他认为现代社会的思想运动，从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再到现代革命，是一套很完整的内部脉络，他察觉到有大量的技术要素被学科内部的视角所忽视，这也是他写《技术与文明》的一个原因。
之后，张笑宇试图回到另外两个特别重大的因素中寻找文明发展的答案：一个叫商业，一个叫产业。
于是，就有了三部曲的概念。“文明”三部曲是一套另辟蹊径，重新审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和现代社会诞生史的作品，它将我们过去熟知的一些史料，以新的形式进行了重新组合。或许这更有利于我们得出某些新结论。
所以，该系列的第二本书叫《商贸与文明》。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简练的叙事线：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一个正增长社会。
终将杀死你的，一定是你最熟悉的那个野蛮人
有个故事，说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有位士兵在战场上看到一个铁球，它在以肉眼可见的慢速度在地面上打着漂。他当然知道那是一颗实心弹，但鬼使神差地，他伸出了一条腿，像踢皮球一样，想去“踢”一下那颗炮弹——这位士兵为他这个愚蠢的举动牺牲了自己的一条腿。
在17—19世纪的战场上，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其实发生过多次，心理学出现后，很多研究者开始讨论为什么会有士兵去“踢炮弹”。
后来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那颗打着漂的炮弹，其实超出了人类本能的认知范围。
漫长的演化史，让我们的大脑本能地觉得，这种慢速的物体应该相对安全，所以在你的逻辑思维能力告诉你不要这样做之前，有些人真的会本能地放下戒备，去触碰这玩意儿。
这有点像小说《三体》中，人类第一次接触“水滴”时的场景——因为这个造物所用的技术已经大大超出人类本能的理解范围，所以有人会把这颗足以毁天灭地的武器误认为是“圣母的眼泪”。
我觉得大刘在这里暗喻了一个很深的哲理——如果一种东西大大超乎了你的认知范围，那它越危险，反而看起来会越安全，因为你的理性思维能力对它已经失效了，你是在用自己的原始本能试图理解它。
其实，类似的“本能误认”在我们的生活中正不停地发生着。比如我之前写的文章中提到，现代社会中你遇上车祸的概率其实大大高于坐飞机遇上空难。中国每年车祸死亡人数都高于六万人，平均每天都有两百人在车祸中死亡（相当于每天发生一起空难）。可是为什么车祸现象如此触目惊心，交警再怎么严格执法，还是会有司机或行人公然违反交通规则呢？
原因也很简单：人类在之前数百万年的进化史上，其实没有遇到过在地面上行驶得这么快速的物体——我们本能地觉得飞起来很不安全，但在地面上走总还是放心的。
所以，无论是作为行人，还是作为司机，对于这个才出现了一百年的高速物体，都会感到不适应，我们大脑的本能无法警告蕴藏在其中的危险。我们的本能会告诉我们怕蛇、怕老虎，却不怕那些开起来的汽车，于是人们就懈怠、就横穿马路、就疲劳驾驶、就酒驾——从本质上讲，所有因疏忽酿成的车祸惨剧，其实都是那个在战场上“踢炮弹”的故事的翻版，是本能中的认知错觉在引导人们走向危险。
人类从树上的猿猴进化成为生物学上的晚期智人，用了数百万年时间，而文明真正诞生，仅仅是数千年的事。后者与前者相比是短暂的一瞬间。所以，人类的矛盾在于，我们必须用自己那颗适配于原始环境的大脑，去理解这个文明世界的游戏规则，而这种理解时刻会产生偏差——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偏差是致命的。且科技与文明越发展，离我们本能所熟悉的那种野蛮生活越远，这种致命偏差出现的可能性就越高。
这个结论，是我有一次跟一位医生朋友聊天后得到的，他告诉我说：“其实我们所有人，最终都一定会被脑袋里那个野蛮人杀死。”
他解释说，现代人活到三十五岁以后，遭遇的九成以上的疾病其实都是“你原始的生活习惯闹的”——你贪吃、不爱运动、喜欢熬夜，这些习惯在原始社会可能都是好习惯，因为在那个物资紧缺、充满危险的世界里，人们看到高热量食物就应该赶紧吃进肚里作为能量储存起来；除非迫不得已，没事儿就是要尽量减少运动；而一旦精神兴奋或紧张，你在晚上就是睡不着觉——因为黑夜正是最危险的猛兽出没之时，神经的兴奋和紧张有利于你的存活。
可是，这些被基因和本能固定下来的、原始社会的优良传统，到了现代，就都成了坏习惯。因为现代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极大丰富，让我们那个原始的身体感到陌生而无法适应。你这个时候再多吃、不运动、熬夜，就像“踢炮弹”或者横穿马路一样，是在看似安全地去做一些极为危险的事情。
所以我们到底是谁？
我们其实都是野蛮人，是用智能手机、在写字楼工作、西装革履的“野蛮人”。我们在现代社会中生活，需要不停地遏制那个“脑袋中的野蛮人”，不要让他冲出来胡作非为，把我们自己杀死。
为此，我们必须刻意做一些反直觉、反本能的事情，才能小心翼翼地在现代社会中活着。
其实上述这些反本能的事情（比如遵守交通规则、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是相对容易。
但另一些事，就不那么容易做到了。
其实我想提出的这个问题很简单：坐在一架乘坐了一百多人的在空中飞行的飞机里，和身处困境却还非要发动对外战争的地方，究竟哪一个更危险？
用哪怕最简单的逻辑去思考，你也应该知道，肯定是后者。因为没有客机机长会疯狂到在四台发动机已经坏了俩的情况下，靠表演飞行特技来挽回支持率。
可是这个世界就是有那么多人，觉得后者不仅更安全，还会为那战争而欢呼。
为什么？因为“现代战争”这种概念，虽然已经超出了很多人原始大脑的认知范围，却符合他们的原始本能。它像高热量食品、懒人沙发和电子游戏一样，刺激着你大脑中的那个“野蛮人”流口水，而完全忽略了其中的残酷与危险。
是的，我们必须承认，和平、安宁的生活，是违反很多人身为“野蛮人”的原始本能的。在机械刻板、遵守规则、日复一日的劳动中，“普通人”似乎永远都是“普通人”，无法像我们祖先在丛林社会中那样尽情体验杀伐的快感。
可战争这类巨大历史事件的突发，让不少人感到枯燥的日常生活突然中断，建功立业不仅“可望”而且“可即”，“普通人”开始成批成打地成为“英雄”，一大批原来不知名的“小人物”突然成为众人瞩目的叱咤风云之辈，而原始的杀伐野性在崇高目的的包裹下变得光辉神圣了，可以正常而骄傲地宣泄出来，生活因此而充满激情与浪漫。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崇拜战争，崇拜发动战争的“强人”——因为那正是他们枯燥生活的反面。
可是，就像“踢炮弹”的士兵并不理解那颗炮弹、横穿高速公路的行人并不理解汽车一样，他们只是本能地欢呼着迎向那滚滚开动的战争列车，然后瞬间被压碎，至死都来不及发出一声哀号。
结尾我再讲一个故事吧，有关一战，有关茨威格。
据说一战即将爆发的时候，茨威格正在比利时度假，身为奥匈帝国的公民，他跟人打赌自己的国家绝不会卷入这场可怕的战争——打什么打啊，好日子才过几年啊，矛盾又不是不可调和。“如果战争真要爆发，我就把自己吊死在那根夜灯杆子上。”茨威格这样赌咒发誓。
可是回国后他就惊呆了，他发现维也纳的街头竟充满了一种节日的气氛。到处是彩带、旗帜、音乐，全城的人此时都开始头脑发昏，处于亢奋状态，本该对战争无比恐惧的人们此刻却满腔热情。
茨威格顿时明白了一个道理：他的同胞们并不是在用理性认识战争，他们只是在用本能幻想战争。“热烈的陶醉混杂着各种东西：牺牲精神和酒精；冒险的乐趣和纯粹的信仰；投笔从戎和爱国主义言词的古老魅力。那种可怕的、几乎难以用言词形容的、使千百万人忘乎所以的情绪，霎时间为我们那个时代的最大犯罪行为起了推波助澜、如虎添翼的作用。”（据《昨日的世界》）
然后，一战就爆发了，血流漂杵，惨不忍睹。
“你最终会被你脑袋里住着的那个野蛮人杀死。”这真是一句至理名言，因为有太多人有着一颗并不适应现代生活的原始大脑，且还不愿意承认。所以，我们在不停地被杀死——死于暴食、死于车祸、死于战争，如此种种死法，其实本没什么两样。
王阳明说，破心中贼；而我说，我们需要跟自己本能中的那个“野蛮人”作战，为了我们能在这个现代社会里，更好地活着。
你得接受，有时真相不是只有一个
一
先说个我很久以前听来的段子：
20世纪80年代，美国有位社会学家在调查了全美斗殴致人死亡的事件后，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根据案卷记载，在所有斗殴致死事件中，有80%以上是先发出挑衅的那一方最终死亡。这位社会学家基于这个统计结果洋洋洒洒写了篇论文，寄给学术期刊，等着拿奖。
当然，这篇论文后来被打回来了，期刊主编用语委婉地提醒了该学者这样一个问题：人们斗殴，大都发生在黑灯瞎火的犄角旮旯，一旦一方死无对证，肇事者人嘴两张皮，当然会把寻衅的罪责推给死者，以帮助自己脱罪了！这样的数据，能拿来当立论的基础吗？
不过，这个故事并没有结束。20世纪80年代正是美国警界测谎仪推广最普遍的时期，上述命案中，不少嫌犯都上过测谎仪。
也就是说，当这些人一口咬定是对方首先寻衅滋事时，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说的是真相。虽然从宏观结果上看，这么多主动找碴儿的人遭遇“反杀”，是不符合常理的。
结论是，大量的人在回顾案件时进行了“自我催眠”，在内心默认了自己是被动的一方——反正斗殴这种事，谁先“挑衅”也确实很难界定。
那么，到底有多少嫌犯这样做了呢？很遗憾，这件事我们也永远不得而知。
再后来，美国人对测谎仪一度高涨的迷信和热情就消退了不少，因为他们逐渐明白了人是一种多么不诚实的动物。
我想到这个段子的原因，是某天写了一篇文章，基于当地警方公布的最新信息，谈了一种对长沙货拉拉事件(1)我认为合理的真相。
文后就有朋友留言说：警方的还原是基于司机事后的单方面供述，而受害的姑娘人死不能复生，无法提供对自己有利的证词，实在太不公平了，不如让司机上测谎仪，看看他说的到底是真是假。
我很敬佩这位读者还原真相的理想，但是你看，即便是使用了测谎仪，人们对某些案件也是束手无策的，因为人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理解事物，或者说自我欺骗。
我曾反复提到，历史学上有一个普通人不太容易接受的观点：一个事件在发生之后，真相便消弭了，所残留的只是对真相的解释。
历史学家一般都不太赞同有破解历史真相的“柯南”。
一段真相还原得比较贴近历史原貌，往往并不是因为某部官修史书编得特别好、特别权威，而是因为存在大量不同角度的一手记录，这些史料彼此互相印证，也互相驳斥，人们才能从中去芜存菁，逼近（但永远无法达到）那个真相。
而如果以历史学的这种思路去考量长沙货拉拉事件，你会发现此事的真相查起来异常之难。
诚然，确实存在很多客观证据，比如录像监控、事发地点有无刹车痕迹、死者身上有无打斗痕迹，等等，来印证司机说的事件大体流程是否属实，但这些证据缺失了最关键的一环：
在车上，司机到底用怎样“恶劣口气表露对车某某的不满”？这个问题找不到客观旁证，我们似乎只能听信司机的单方面供述，这是个孤证。
但任何发过火的人都知道，你在盛怒之下说的那些话，平静后再重述一遍，其杀伤力也会大大减弱，因为语气、嗓门、脸色全都变了。
所以，司机即便无心隐瞒，也还原不了当时事件的全貌。
而任何一个被人吼过的人都知道，语言的杀伤力可以是极高的。尤其是语言暴力的施加方，同时又是体力的优势方，被施暴者真的可以被恐吓到慌不择路、生不如死的地步。
那么，在货拉拉这个事件中，司机周某到底用了什么量级的“恶劣口气”对女孩表示过“不满”？女孩又到底是心理脆弱，还是承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恐惧？
很遗憾，这个真相永远消失了，而它如此至关重要。
二
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曾拍摄过一部电影《罗生门》。
这部电影的主要架构其实取材于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竹林中》。
小说的故事其实非常简单：大盗多襄丸某天在路途上偶遇了一位武士和他的妻子，心生歹念，于是就将他们诱骗进了竹林中，绑架了武士并奸污了其妻子。
但案件的真相也就到此为止了，武士最终死亡，而究竟是谁杀的，真相则晦暗不清。武士的灵魂说自己是自杀，而多襄丸和武士的妻子又各自承认自己杀了武士。
单独来看，他们每个人的话似乎都能自圆其说，但如果拼合起来看，这些陈述却彼此矛盾。此事的真相究竟如何，作者直至行文的结尾也没有向读者阐明，真相被永远遗留在了那片竹林当中。
我看过很多对这篇小说的解析，网上某位有影响力的历史学人物，曾用史料互证的手法试图还原《竹林中》案件的真相，解读得非常精彩。
但这样的解析其实偏离了小说和电影的本意，无论原作者芥川龙之介，还是导演黑泽明，想表达的都是一种对“真相”深深的失望：人的确渴求真相，但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得到真正的真相，因为人性使然。
在竹林中的三人，虽然各执一词，却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承认自己的过错，却都不愿彻底否定自己。在承认自己杀人（自杀）的同时，还将自己的形象树立得令人同情。
他们都想要掩盖自己的丑恶面，每一句话都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去说，最终当事人都确信了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真相——即便是已死武士的灵魂，到了九泉之下，也拒绝自我检讨。
在货拉拉事件中，我听到有朋友说：“司机干了什么他自己清楚……”
我觉得他把人性想简单了，司机干了什么，他可能自己也不清楚，他只有一段基于自己立场的回忆。
导演黑泽明在将小说翻拍成电影时，将原标题《竹林中》改为了《罗生门》。原标题的意思还只是人性当中有一些幽暗的“竹林”，一旦你走进去，真相就晦暗不明，而黑泽明则干脆说，人的本性就是习惯于自我欺骗，连罗生门的鬼在遇见自我欺骗的人时，也会害怕地逃走：你们实在太多变了。
所以，在警方公布了对该案的调查报告之后，我觉得我们应该慢慢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此案将成为一场现实版的罗生门。真相消弭，唯留阐述——各方各自能接受的各种阐述。
这其中，也包括我之前的文章，它是我对此事的理解和阐述，但也仅此而已。
三
剩下的问题是，对这样一个案件，法律会怎么判呢？
有些人认为，事件届时会盖棺论定，但我认为没那么简单，在这件事上，法院的判决也不会成为争论的终点。
20世纪至今，有三种司法学派在世界法学界呈现三足鼎立的态势，分别是：自然法学派、分析实证法学派和社会法学派。它们对法律的意义有截然不同的认知，对同一案件的判决也往往大相径庭。
这个世界上，有些真相就是早已死去，哪怕你义愤填膺，哪怕它早已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
我们能吸取的教训就是：不要轻易跟陌生人走进那幽暗的竹林。
(1)长沙货拉拉事件：2021年2月6日晚，湖南长沙年仅二十三岁的女孩车莎莎从货拉拉车上“跳窗”，后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