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第一章“执政”里，一共有十三条文字，都是表明着“执政”的权威
第一章“执政”里，一共有十三条文字，都是表明着“执政”的权威和尊严的：第一条 执政统治满洲国；
第二条 执政代表满洲国；
第三条 执政对全国国民负责任；
第四条 执政由全国国民推举之；
第五条 执政得立法院之协赞以行使立法权；
第六条 执政统督国务院以执行行政权；
第七条 执政依据法律组织法院以执行司法权；
第八条 执政为维持与增进公共之安宁福利或执行法律，得颁发命令，但命令不得变更法律；
第九条 执政为维持公安或防预非常之灾害，于不能召集立法院时可得参议府之同意而颁布与法律同一效力之紧急训令，但须于下次会议中报告立法院；
第十条 执政得制定官制、任免官吏，并定其俸给，但依本法或其他法律所特定者不在此限；
第十一条 执政有宣战、讲和及缔结条约之权；
第十二条 执政统帅陆海军及空军；
第十三条 执政有大赦、特赦、减刑及复权之权。
如果在每条的“执政”二字下面加上“名义上”三字，这个组织法倒也是真的。事实上，我这个“统治满洲国、代表满洲国……”的“元首”，从那次游公园被搜索回去之后，除了经过日本人安排好的以外，我再也没出过一次大门。“大同公园”到底是个什么样儿，我到现在也说不清楚。如果说到我的权力，那就只有对关东军的点头同意权和逢迎谄媚权。假若我竟敢认真地要按照“组织法”行使起那上面的权来，那就等于自己不要关东军给我装扮起来的尊严和赏赐的安全。
然而，这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我一开始竟有时会忘掉，在得了许多教训之后，才牢牢地记在心里。
我所以会忘掉自己的尊严是装扮起来的，也许由于是关东军起初做得太像了。首先，我脑中留下的天津七年的印象很深，那七年间，没有一个日本军人或官吏不是在我面前毕恭毕敬地呼我为宣统帝；其次，我到东北后，无论是板垣还是本庄繁，当着我的面都是彬彬有礼的，凡需用厉害颜色的时候，却都经过中国人向我转达，所以我从没有直接看见过他们的红脸。在三月九日那天，“满铁”总裁内田康哉的十分恭维的祝词和庆祝酒会上本庄繁的十分有礼地向我祝酒，又给了我一个深刻印象。我竟忍不住地想道：“看样子日本人是真的承认我这个元首的。陈曾寿和胡嗣瑗他们说得大概不错，日本人不请我出来不好收拾东北这烂摊子，既请我出来就得对我有所尊敬。他们劝我不要太让步，可能是有道理的。”
典礼后的第二天，我在兴奋之余，曾向胡嗣瑗和陈曾寿发过誓愿说，“我有三愿，现在告诉你们。第一，我要克除掉过去一切毛病，陈宝琛说过我懒惰和轻佻，从今誓不再犯，一定振作奋发，勤劳从公；第二，我将忍耐一切困苦，誓必由此开始，逐步恢复祖业，重登大宝；第三，求上天降一皇子，以承继大清基业。此三愿实现，我死亦瞑目。”
从这天起，我真的不再睡懒觉，早早起来便到“执政”办公室里去办公。我那时最忙的“公事”就是接见求见的人。求见的人很多，除了各部总长，还有前清遗老，当地绅商。我是有求必见，往往从早晨六时起，到晚上十一时止，除了吃饭，我都在“办公”。这些求见的人有的是来给我请安磕头，有的送点土产，有的和我叙叙家世，有的求我给个职业，有的则纯粹是怀着好奇心，要看一看我，要谈什么话他都没准备好。不久，我就发现这些人，包括总长们在内，有个共同特点，就是谁也不是找我谈“国事”的。那些总长们根本没有人向我请示什么“公事”，只不过和我闲聊天。当我向他们问起的时候，他们总是说：“次长办着了。”次长就是日本人，他们是向来不找我的。
唯一向我谈国事的是郑孝胥。他每星期按例要来向我报告一次“国务会议”通过的案件，这个国务会议，十足地证明了以我为首的这一伙人的身价。
所谓国务会议，“国务院”每周举行一次，由各部总长参加，主持者名义上是“国务总理”郑孝胥，其实是总务厅总务长官日本人驹井德三。驹井从前在满铁做过事，曾发表过一篇“满洲大豆论”的文章，在日本得到“中国通”的称号。他被日本军部请来担任“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总务长官之后，日本杂志《改造》称他为“满洲国总务总理”，“新国家内阁总理大臣”。每次举行“国务会议”，都是他给郑孝胥准备好议案，由郑在会上照本宣科。国务会议上的通过和郑孝胥向我报告，完全是走一下形式。在国务会议上没有人能反对，到了我这里依然是反对不得。据说在第一次会议上，讨论到各部各省机构日本人官吏的比率数字表。财政部总长熙洽打开牛皮纸口袋，一看那个准备好的数字，就不高兴了，居然向驹井德三提出质问：“新政府刚成立，第一次阁议还没开，这些表格是谁给作出来的？”不料驹井命令道：“别说话！”熙洽一听，火上来了，站起来问：“为什么不让说话？连日本军司令官也没跟我喊过，你喊什么？”驹井德三大怒，把桌子一拍：
“我叫你别说话，就是不许你说话！这是关东军决定的，你就得赞成！”
“我不干啦！”熙洽要走。
“你拿了钱，不干行吗？你们在座的，哪一个没拿关东军的机密费？你们要知道，满洲国可是日本人拿鲜血换来的！给你吃现成，你们还要想捣蛋，可要放明白点！”
本来有几个“总长”都很气愤，只要熙洽一走，就一齐给驹井亮一下台看，可是一听这话，都低下了脑袋，连熙洽也乖乖地坐回位子上去了。所谓机密费，郑孝胥最多，是一百万元，其他各“总长”各拿了二三十万不等。这笔数字是和忠顺程度成正比例的。这场风波也就是拿了一百万元的郑孝胥给圆了场，大家乖乖地通过了日本官吏比率表[26]。
我虽然不像熙洽那样被日本人直接骂过，可是在郑孝胥面前也听到不少对元首尊严大为贬价的话，这就是每当我对国务会议的议案有所挑剔时听到的：
“这是关东军决定的！这是不能改动的！”
在不多天前，伪满的中央银行行长荣厚，因为说话不慎，被关东军扣押了几天。驹井拍桌子和荣厚的事提醒过我，为了尊严和安全，还是不挑剔的好。但有时，另外一种想法又钻到我心里：“我总归是个元首，和熙洽、荣厚不同。难道驹井敢向我拍桌子，关东军能把我关进司令部吗？”
在关东军决定成立“协和党”的时候，我决定要反对一下。
这是“大同元年”（一九二二）七月间的事。郑孝胥在一次例行的国务报告中，提到国务会议通过了一项建立“协和党”的议案。我对于什么“接受旧海关”“追索关余”等议案全不留心，唯有听到这个“党”字像触了电似的吃了一惊，忙问他成立个“党”是什么意思。他说，世界先进国家全都有政党，所以“满洲国”也该有一个。“协和党”的用处是“组织民众协力建国”，让民众树立“尊重礼教、乐听天命”的思想，这是“王道乐土”所不可缺少的……
我不等他说完，便忍耐不住地打断了他的“朗诵”，摇头说：“我不要这个党！要党干什么？辛亥亡国就是叫乱党闹的，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又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你难道都忘了吗？不要！不要！”
“这是日本关东军决定的，这是不能改变的。”郑孝胥冷冷地说，“上头要是不愿意，就直接跟他们说吧。”
“好，我就要跟他们说！”我不在乎地说，“你去告诉他们吧，叫他们找我来！”
过了两天，关东军第四课的片念惠参谋来了，向我解释了成立“协和党”的必要，理由和郑孝胥说的没有两样。后来关东军的参谋长桥本虎之助又来向我劝说，桥本回去之后，板垣又亲自出马，但是不管谁来，都没能说服我。
我的理由越辩论越充足，我觉得连日本人也不该反对。我的最大理由是任何政党只会造成国家的不宁，“满洲国如果不安宁，对日本也颇不利，故将有碍于邦交”。我认为这样坚持下去，不会发生什么危险，所以我决定坚持下去，看究竟怎么样。
这次争论的结果，日本人表面上让了步，把协和党改名为协和会。后来我听说，这种更改，主要是因为日本人有了新的考虑，要用这个组织容纳下全体“国民”，才采用了“会”的名称。“协和会”规定凡二十岁以上的人全得做会员，十五岁到二十岁的青年则组织到“协和会青年团”中，十岁到十四岁的则是“协和会少年团”团员，妇女们另有一个组织，即“协和会”领导的“国防妇女会”。这样，协和会便成了一个网罗一切人口的进行奴化教育、监视人民和组织奴役劳动的庞大的特务性机构。
经过协和会这件事，我有了这样的一个看法：日本人毕竟还是尊敬我的，而郑孝胥却十分可恶，他是处处利用关东军的名义吓唬我，他竟敢不拿我当主子看待。
接着是发生了“日满密约”的事件。
这个密约的内容，我在前边已说过了。使我难忍的并不在于祖国的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的丧失，而是它不啻证明我这元首根本没有发言权和决定权。这个密约是八月七日由郑孝胥为代表和本庄繁签订的，过了一个多星期郑孝胥才拿来给我看，叫我承认。
“为什么你早不拿来？”
“这都是不关紧要的事。板垣在旅顺不是早提出过吗？”
“什么早提出过？就算提出过，就不该先问问我吗？”
“板垣说过，要是早送上来，免不了叫胡嗣瑗这些人多嘴添麻烦……”
“我这个执政还算不算哪？”我拍了一下桌子，心里恨透了板垣，但我更恨这秃头。
如果是在紫禁城里，我这一拍桌子等于是“跪下”的口令。可是现在这秃头面不改色地冷冷地答道：
“这也不是正式条约，等日本的正式大使武藤来了还要订立正式的。本庄这次调职，走得也太急……”
“走开，走开！”
郑孝胥一走开，胡嗣瑗就来了。
胡嗣瑗这时是我最信任的人。胡嗣瑗是“执政府”秘书处长，算是在我身边为我个人服务的差事，出了我的家门他也没有任何权力，地位是和郑孝胥比不上的。他的最大兴趣就是要弄倒郑孝胥和劝我向日本人争权。在郑孝胥拿来密约前不久，我们就听说本庄要调职回国，接替他的是武藤信义，与这消息同时传来的是日本将要承认“满洲国”，武藤兼日本大使。这给了我很大的希望，认为本庄之走和武藤之来，形势很可能发生变化，既然日本承认这个国家，一定能“平起平坐”地谈一谈。根据胡嗣瑗的意见，我派了两个人到日本，先和武藤以及天津时代的熟人香椎浩平和日本陆军总参谋长直崎这些军部人物联络一下。这两个人一个是给张园做过法律顾问的律师林廷琛，一个是叫蔡法平的台湾人，都是胡嗣瑗给找来的。他们带去了我向武藤等人提出的几点要求，主要是以下几条：
一、执政府依组织法行使政权；
二、改组国务院，由执政另提任命名单；
三、改组各部官制，主权归各部总长，取消总务厅长官制度；
四、练新兵，扩编军队；
五、立法院克期召集议会，定国体。
总起来一句话，就是要求用人权和改帝制。这都是胡嗣瑗给我出的主意。据他讲，他在东京有个叫徐丙的台湾籍朋友，和日本军部要人都有交情，通过这条路线活动，是很有希望的。正好我和郑孝胥发过脾气，胡嗣瑗就来告诉我，林廷琛和蔡法平来了信，消息非常之好，甚至帝制问题都大有希望。我于是更认为一切坏事都是郑孝胥干的，除了板垣，别的日本人并不坏。我的腰硬起来了。我又接受了胡嗣瑗的意见，决定免去郑孝胥国务总理职务。
郑孝胥也知道了我的打算。他先采取了以退为进的办法，向我告老辞职。我心里明白，这是奕劻从前对付我父亲的办法，但我有了东京的“好消息”，并不怕他。我说：
“你也到了休养的时候，我也不好留你，那么，你推荐谁来继任呢？”
秃头的脸上变了色，我心里非常得意。不料他看我一点儿不挽留他，又变了话：
“孝胥的意思，上头没有明白，是请上头给几天假……”
我想，你请假也好，你一走，我就派别人顶你。
我准了郑孝胥的假，立刻派胡嗣瑗去找臧式毅，授意给他，要让他当国务总理。这位臧式毅比我和胡嗣瑗聪明得多，他知道我这执政的命令的价钱，没有关东军说话，他答应了我只有找麻烦，就拒绝了。为了拉住他，我又叫他去代理国务总理，可是不等他表示态度，郑孝胥赶忙销了假，回到他的总理办公室去了。
我还没想出进一步的对策，他的儿子郑垂找我来了。他没有提他父亲的事，却先从更叫我生气的问题谈起。
“听说上头等武藤来，就要提出由满洲人主事，各部权力归满人，这件事要三思呵！”
“这有什么三思的？日本人都同意了，你倒不同意？”
“不是郑垂不同意，只怕日本人不同意。”
郑垂见我不高兴答理他，笑了一笑，接着说：“如果真的把权力全拿到满人手里，就怕各部长官驾驭不了吧？”
我听了这话，心中大怒。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说，从他父亲起到各部总长只不过听命于日本人，而不是我这个“真龙天子”。
“你说的是……什么话！”
我愤然站起来，走出我的“执政办公室”，不想再看见他那张可恶的笑脸。
我回到了“缉熙楼”，晚饭摆上来了，我不想吃，只是气愤地在地上来回走，寻思着撵走郑氏父子的方案。我没有想出任何办法来，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和武藤的会面上。
九月间，武藤来了，比武藤早到一步的是去东京活动的林廷琛和蔡法平。他们带来的消息还是那样美妙，说除了取消总务长官问题尚待研究之外，其余都不成问题。因此举行了日满议定书签字仪式之后，我单独和武藤会面的时候，我抱着很大希望正式地把那几项要求提了出来，在改组国务院那一条，我要求首先把郑孝胥免职。
武藤是日本大正时代晋升的陆军大将，做过参谋本部次长、教育总监、军事参议官，第一次世界大战率日军占领过苏联的西伯利亚。他这次以大将资格来东北身兼三职——关东军司令长官（从前都是中将衔）、关东厅长官（“九·一八”事变前日本设在辽东半岛的殖民总督）和“驻满洲国大使”，到任不久就晋升为元帅，是这块土地的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满洲国”的太上皇。日本报纸称他为“满洲的守护神”。在我的眼里，这个六十五岁的白发老头确实像一个神似的那么具有威灵。当他十分有礼貌地向我鞠躬致敬时，一种得天独厚、求必有应的感觉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等我把话说完，他很礼貌地回答道：
“对于阁下的意见，我必带回去认真地加以研究。”
他带走了胡嗣瑗写的那几条要求。可是一天一天过去，不见他的研究下文。
按规定，我每月有三次和关东军司令兼大使的会见。第二次会见时，我催问他研究的结果，他仍是说：“研究研究。”
研究的最后结果，驹井德三拿了一百万元的酬劳费下台去了，但另一个日本人坂谷希一又接替了他的职务，官衔虽然由总务长官降低为总务厅长，名义上位于各部长之下，而实际权力和从前一样。国务总理也仍然是郑孝胥，只不过他的儿子郑垂被免去国务院秘书官之职，给了个航空会会长的名衔。此外，可以说是一点儿没有变化。
过了不久，胡嗣瑗被“升”为参议府参议，实际是把他从我身边调走。后来，日本人索性请他退休，连生活也弄得非常困难，我只好每月供应着他。胡嗣瑗这一调走，我立刻又想起了熙洽和荣厚的遭遇，就再也不敢向武藤询问他的研究结果。从此，每次和武藤见面，只有陪他谈佛学、讲天气；每次听郑孝胥的国务报告，就只有点头、“裁可”。我又明白过来：这是保持尊严和安全的最好办法……
四、李顿调查团
在天津日本租界七年的影响和遗老们十几年的教育的基础上，又有了到东北后不到一年的训练，我已被造就成了一个完全的软体动物，已弄到了离开日本人就不能生存和思想的程度。为了虚假的自欺欺人的尊严，为了保住一条性命，为了“重登大宝”的幻想，我只有依附在关东军的皮靴上。一九三二年国际联盟派了一个调查团到东北，曾经引起郑孝胥父子发生过把东北变成国际共管的幻想，我却连这种幻想也没有过。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一再电致张学良，指示了“为免事件扩大，绝对不抵抗”，九月二十二日又在南京全市国民党员大会上说要“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所谓“国际公理”，照他说就是在国际联盟这儿。九月二十一日国联接到南京政府代表提出的“立即采取办法，使危害国际和平之局势不致扩大”的请求，九月三十日国联行政院（或译理事会）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南京政府又提出由国联派中立委员会到满洲调查的意见。国联在开了许多次没有结果的会之后，十二月十日，在日本人同意下，决议组织一个调查团，到东北调查“中日纠纷”的实情，并向行政院提出报告。这个报告自然要包括解决“纠纷”的意见，也就是蒋介石所宣传过的要等待的“公断”。
调查团由五国委员组成，即英国的李顿爵士、美国的佛兰克洛斯·麦考益少将、法国的亨利·克劳德中将、意大利的格迪伯爵、德国的恩利克希尼博士。团长是李顿，所以当时又被称为李顿调查团。与调查团同行的除了一批秘书人员和专家之外，并有中日双方各派委员一名协助工作，日本派的是驻土耳其大使吉田，中国是前外交总长顾维钧博士。
一九三二年二月三日，调查团出发了，先到日本，又到上海、南京、汉口、九江以及湖北的宜昌和四川的重庆，四月初到北平又停了十天，四月二十日才进入东北，到长春时已是五月。在这期间，南京政府宣传着等待“公理之判断”，而日本军队却占了锦州，发动了淞沪战争，逼着蒋介石签订了不得驻兵淞沪的协定，同时也制造出了“满洲国”的既成事实。究竟这个调查团到中国来是打算干什么，蒋介石希望的又是什么，我都被闹得糊里糊涂的。
五月三日这天，我和调查团的五位委员进行了十分钟的会见。在这十分钟内，他们向我提出了两个问题：我是怎么到东北来的？“满洲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在回答他们的问题之前，我脑中闪过了一个念头，大概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这五位绅士的彬彬有礼的风度让我回忆起天津时代我和他们同国人的交往。闪过我心里的念头就是：他们的那些同国人，特别是调查团长李顿爵士的同胞庄士敦，曾向我说过伦敦的大门为我打开着，如果我现在对他们说，我是叫土肥原骗来又被板垣威吓着当上“满洲国元首”，并且要求他们把我带到伦敦，他们干不干呢？这个轻微的念头刚一闪过，我就打了一个寒噤，因为我想起来身边还坐着关东军的参谋长桥本虎之助和高参板垣征四郎。我不由得地向那青白脸瞄了一眼，然后老老实实地按照他事先嘱咐过的，念我的台词：
“我是由满洲人民推戴才来的。满洲国是满洲人民自愿建立的……”
调查团的五位委员一齐对我点头微笑，然后我们一同照相，喝香槟。他们走后，板垣的青白脸上泛满了笑容，赞不绝口地说：“执政阁下的讲话响亮极了，风度好极了！”
引起我那个想入非非之念的，除了上面说过的天津时代的影响之外，还有我对日本人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影响和情绪，我发生了投靠其他洋人的幻想。但这个幻想和郑氏父子比起来，是太微弱了。
早在旅顺的时候以及调查团和我见面之前，郑氏父子就几次说过：“别看日内瓦、巴黎开会开得挺热闹，其实哪一国也不打算和日本硬碰。现在有点力气碰得动日本的，只有美国，可是美国头一个就不热心。美国虽然不是国联的会员国，国联可是要听美国的。”精通英日两国文字的郑垂还告诉我，美国的不少代表官方意见的报纸，时常登出一些袒护日本行为的舆论，甚至还告诉过我一件不知他从哪里听说的消息，说美国和日本曾经有过密约，美国对日本在东北的行动表示过谅解。郑孝胥还说过，美国早在“九·一八”以前就劝过中国政府，索性把满洲卖给日本，因为这样不但可以省掉许多麻烦，而且还可以让日本去对付苏联，于中美都有好处。这些情报都是令我半信半疑的。
“调查团到咱这来干什么呢？”郑孝胥在通知我将要会见调查团时说：“他们在咱们满洲建国前不来，建国后才来，可见他们不是打算否认新国家的，他们根本也不打算制裁日本，他们希望的是机会均等、门户开放。他们在东京跟内田（此时内田康哉已调任日本外务相）谈的也是这个。他们同时关心的是希望日本替他们打俄国。这也不是跟咱们过不去，对咱没坏处。”
郑垂摇头晃脑地给我讲了个比喻。他说，英国有位学者曾说过，英国的绅士们有如豪猪，因为是同类，所以相聚，又因为各个身上有刺，所以又都保留着一个距离，郑垂说：“我看列强也就是豪猪。用中国人的话说，他们是冤家，又是亲戚，既是亲戚，咱就得认他们是姑舅。”
事实上，喜欢吹牛的郑氏父子并没有撒谎。在当时的《东方杂志》上，就可以找到《纽约论坛报》和《纽约日日新闻》等报纸上的袒日言论的译文，比如前者有这样的话：“日人军事行动为对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政策所不能免之反响”，后者：“日本继承俄国在满洲开发，至于今日，其功绩之伟大，为世人公认。”国联通过派遣调查团的决议，确曾遭受到美国的反对，理由是“此种行动足以刺激日本国民的情绪”，国联在一次会议上，打算做出要求日军退出满洲的决议时，美国国务卿凯塞尔就公开表示，对此并未附议。这些事实的记载可以从当时的许多报刊上看到。后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些秘密文件，其中有个《一九三一年美国外交文件》一书，公布了那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美驻日大使福白斯交给日本外务大臣币原的一份密书，透露了美国政府当时“曾劝中国政府采取妥协步调”。至于日美秘密对东北问题的谈判，则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号的《国际事件》（International Affairs ，一九三五Dec.）上据西·莱特的一篇文章《美国人对远东问题的观点》（Q.Wright：American View of the Far Eastern Problem ）中揭露了出来。
虽然我当时不大注意《东方杂志》之类的报刊，可是调查团对于“机会均等”“门户开放”的关心，我也能很快就知道。这年10月，我从日本的《中央公论》上发现了驹井德三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满洲国是向全世界宣称着》，写的是他和调查团的会见。文章说第一个提问的是李顿，问他“满洲国的建设不稍嫌早些吗？”他回答了一大套“非但不嫌其早，且嫌其晚”的“道理”，然后——
其次麦考益将军问：“满洲国宣扬着门户开放主义，果真实行了吗？”
我立即回答说：“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是满洲立国的铁则。门户开放政策，在昔围绕着中国的诸国中，美国是率先所说的精神。但这主义政策是列国之所倡，中国本身是抱着门户闭锁主义，我们在中国的何处可以看到门户开放的事实？我们以极强的钥匙使满洲国门户开放，我们只有受诸君感谢的理由而没有受抗议的道理……不过我须附带声明的就是关于国防事业断不能门户开放，即在世界各国亦断无此例。”
李顿再询问着说：“满洲国实行着机会均等吗？”
我略不踌躇地说：“机会均等，贵国在中国已有其先例，即前清末叶，中国内政极度糜烂，几全失统一之际，罗浮脱·赫德提议于清廷说，倘然长此以往，贵国将完全失其作用于国际间，故此际不如依赖西洋人，即单是海关行政，亦有确定之必要。于是清朝立即任命罗浮脱·赫德为总税司，海关行政方得确立。在这海关上，使用着许多的英、法、日等国人，这海关在中国是被认为最确实的行政机关了。因此而列强借款给中国，中国遂得在财政上有所弥补。英国人亦以海关为施行机会均等者。但是我们日本人，要想做这海关的事务员，则非受等于拒绝的严格的英语试验不可。”
“……却说我们满洲国，是满洲国人和日本人协力而建设的国家，因之新国家的公文，均以满洲国语和日本语而发表的。所以任何国人，倘能完全使用满日两国语言，并能以满洲国所给与之待遇为满足，则我们当大大的欢迎。这就是我所说的机会均等。”
我继续着问：“你们各位还有旁的询问吗？”
旁的人都说：“此外已无何等询问的必要了，我们已能充分理解了满洲国的立场，愉快之至！”
国联调查委员在离开新京时，我送到车站上，那时候李顿握了我的手小声地说：“恭祝新满洲国之健全的发达！”同时用力地握了下手就分别了。
这篇文章使郑孝胥父子感到了极大的兴奋，郑垂甚至还估计国联很可能做出一个国际共管满洲的决议来。过了不久，即这年的十月，调查团的报告书公布了，果然叫郑垂猜中了。首先，调查团的报告书中所代表的国联，正是以郑氏父子所希望的那种中国的管理者的态度出现的。报告书明白地说：“目前极端之国际冲突事件，业经中国再度要国联之干涉……中国遵循与国际合作之道，当能得最确定及最迅速之进步，以达到其国家之理想。”其次，这位管理者确认它的同行“日本，为谋满洲之经济发展，要求建设一能维持秩序之巩固政权，此项要求，我等亦不以为无理。”但是，这位管理者认为最重要的是，“唯有在一种外有信仰内有和平，而与远东现有情形完全不同之空气中，为满洲经济迅速发展所必要之投资始可源源而来。”这就是说，要有列强各国共同认为的那种“信仰”才行，这就是郑氏父子所向往的由各国共同经营、利益均沾的局面。
郑氏父子关于反苏问题的估计，也得到证实。调查团说，它理解日本称满洲为其生命线之意义，同情日本对“其自身安全之顾虑”，因此，“日本之欲谋阻止满洲被利用为攻击日本之根据地，以及为在某种情形之下满洲边境被外国军队攻击时，日本欲有采取适当军事行动之能力，吾人均可承认”。不过调查团又认为，这样做法日本的财政负担必大，而且日本在满军队受时怀反侧之民众包围，其后又有包含敌意之中国，日本军队能否不受重大困难，亦殊难言。因此，可以考虑另外的办法，则“日本甚或又因世界之同情与善意，不需代价而获安全保障较现时以巨大代价换得者为更佳”。调查团于是提出意见说，问题的解决，恢复原状和维持现状都是不能认为满意的办法，认为只要“由现时（满洲国）组织毋须经过极端之变更或可产生一种满意之组织”，这就是实行“获得高度自治权”的“满洲自治”，由各国洋人充当这个自治政府的顾问；由于日本人在东北的权益大些，日本人比例也大些，但其他外国也要有一定比例。为实现这个新政体，“讨论和提出一种特殊制度之设立，以治理东三省之详密议案”，要先成立一个由国联行政院掌握最高决定权的，由中日双方和“中立观察员”组成的顾问委员会。调查团并且认为“国际合作”的办法不但适于“满洲”，也适于对全中国使用。其根据理由也是郑氏父子屡次表示过的，是因为中国只有劳动力，而资本、技术、人才全要靠外国人，否则是建设不起来的。
这个报告书引起日本的反应，是令郑氏父子很失望的。调查团尽管再三谈到尊重日本在满洲的权益，甚至把“九·一八”事变也说成是日本的自卫行为，日本人对它提出的这种列强分肥的想法，仍然表示完全不能接受。日本的外务省发言人只表示同意一点，就是“调查团关于满洲的建议，大可施于中国与列强间的关系而获得裨益，如制订国际共管计划”！至于对“满洲”本身的共管方案，根本给个不理睬。所以郑氏父子和蒋介石政府以及连声为报告书叫好，称之为“世界之公论”的胡适博士，都不免垂头丧气了。郑孝胥后来的失宠和被弃，也是因为在对“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问题存在幻想上。一九三五年，他在自己办的一个“王道书院”里演讲。宣传了这个理想，结果是日本人请他退休。他退休后，因为日本人不让他往北京迁移，存在银行里的那一百万元“机密费”又不给他兑现，一九三八年一气之下丧了生。至于郑垂的失宠和去世更早，是一九三三年年初暴卒的，究竟怎么死的，至今还是个谜。
在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发表之前，我也确曾有些想法，假如真的像郑氏父子希望的那样，将东北归为国际共管，我的处境必定比日本独占情形下好得多。但是，我还有两点不同的考虑，一是怕“共管”之中，中华民国的政府也有一份，如果这样，我还是很难容身；另一点是即使民国管不上我，国际共管也未必叫我当皇帝，如果弄出个“自治政府”来，那还有什么帝制？更重要的是，日本的横蛮，在国际上居然不受一点儿约束，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使我相信，自己是绝对逃不出它的手掌心的。因此，事后我一想起了调查团会见时我心里闪过的那个念头，不禁暗想道：“幸亏我没有傻干，否则我这条命早完了……现在顶要紧的是留下这条命，说不定日本人还让我当皇上呢！”
五、第三次做“皇帝”
……京津旧臣，闻皇上就任执政，疑尊号自此取消，同深悲愤。即曾任民国官吏如曹汝霖、汪荣宝等，亦以名义关系甚重为言。臣以皇上屡次坚拒，及最后不得已允许之苦心，详为解释，闻者始稍知此中真相，而终无以尽祛其疑……
这是我就任“执政”一月后，请假回津的陈曾寿寄来的“封奏”中的一段。来自京津的类似的封奏还有好几件，都曾引起过我的无限烦恼。
按照约定，我当“执政”一年期满，如果关东军不实行帝制，我是可以辞职不干的。胡嗣瑗和陈曾寿早在满期前两个月，就劝我催促关东军履行前约，他们认为关东军必不肯舍得我下台，因此是会接受帝制要求的。我没有照他们的办法去将关东军的军，我早已没有这样的胆量，而且万一关东军让我辞职，我能到哪里去呢？所以烦恼归烦恼，对关东军的顺从还是要顺从。
在将近我就职一周年的一天，出乎我的意料，在一次例行会见中，武藤先向我提起了这个问题。他说，帝制的问题现在日本还正研究着，意见尚未一致。据他看，到时机成熟时，这个问题自然会解决的。听了他的话，我自然就更不去想什么辞职不辞职的事了。
比我还着急的人倒有的是。除了胡嗣瑗、陈曾寿之外，郑孝胥、熙洽等人也忘不了这件事。郑孝胥在一九三三年的重阳节写过一首诗道：“雪后重阳夕照明，高台纵日俯神京，平原已觉山川伏，报老翻教岁月轻，燕市再游非浪语，异乡久客独关情，西南豪杰休相厄，会遣遗民见后清。”他不仅要在满洲行帝制，还想着回燕京，实现“后清”的幻想。熙洽不只是幻想，而且在我就职一周年时还有实际行动，他支使手下一名心腹叫林鹤皋的，借长春一个小学校的地方召集了一个五百多人的会议，到会的有满族“遗民”，也有前东三省国会议员，在会议上通过了一项请求实现帝制的决议。这个会没开完，叫日本宪兵给冲散了。但是关东军司令长官倒也没发脾气，却找了他去解释说帝制非不可为，不过是时机未至而已。
究竟时机什么时候来呢？我很想早一点知道。曾陪我到东北来的日本人工藤铁三郎，我的“侍卫处长”，这时他表示愿意为我到东京去刺探一下。我觉得这个日本人对我很好，我在旅顺时，有一次发现茶水变色，疑心有人下毒，叫人去化验一下，工藤拿起这杯茶，一仰脖喝了下去，这个举动使我相信他的忠心，于是赐改他的名字为工藤忠。现在他又提出这样的主意，我自然十分高兴，就把这个刺探时机的任务委派了他，并嘱咐他从侧面去活动，千万不要说是我派的。他到东京去了一趟儿，找到了南次郎，他探得来的消息虽非十分理想，也还是乐观的，据他说日本军部方面大致上同意实行帝制，实行的日期也不会太远了。
究竟时机是指的什么呢，我始终也没弄明白。这年的三月二日，日军已完成了东北四省的全部占领，三月二十四日，国联通过一项宣布日本为侵略者的决议，二十七日日本退出了国联，宣称再不受什么约束。五月三十一日，长城战役以塘沽协定宣告了结束，划定长城以南为非武装地带，中国军队也奉命全撤退了。在我看来，这些叫每个真正的中国人都不胜激愤的事件，都是做皇帝的时机，但一个一个的都过去了。一直到“时机”真的来临，继任的关东军司令菱刈隆在这年年底突然告诉郑孝胥说，日本政府可以承认我为皇帝时，我也没弄清楚“时机”是个什么东西。我由于过分的高兴，也没有心思研究它了。
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准备一套清朝皇帝的龙袍。我把帝制的实现，看做是走向大清复辟的起点。在日军发动长城战争时，我就幻想过由日军替我把“大清疆土社稷”全部恢复过来，送我到北京重登大宝。后来听说打到密云就停了战，心里很是不满意。现在我又想，我先把清朝皇帝的架子准备好，将来我必能走进我的紫禁城。谁知这套龙袍刚从北京敦庆隆买来（旧的全没带出来），就出了岔子。关东军派了人来告诉了郑孝胥，说日本承认的是满洲国皇帝，不是大清皇帝，因此，皇帝登极不能穿清朝衣服，要穿关东军指定的礼服，即陆海军大元帅服。
我这时又忘了日本人批准的皇帝身价，忘了日本人所以要实行帝制，不过为了好利用“皇帝”的名义更省事地统治这块殖民地而已。我的脑子只顾发热，就不知天高地厚地一定要郑孝胥给我向关东军去交涉，非得穿清朝服制不可。陈曾寿这时曾提醒我说：“皇上要争的不该是衣服，倒是应该把君主实权和关东军说好，如果有了实权在手，就是学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也未尝不可。”可是在脑子发热的时候，清朝袍褂——我从小看惯穿惯的服制，就像童话里的法宝似的那么代表权威，好像有了它，什么实权、威风就会一齐来到我身上一样，因此别人的话我全听不进去。
结果，挨了关东军一个硬钉子，关东军坚决表示，登极典礼是非穿指定的制服不可，这是没有什么商量的。最后，只允许在祭天的时候，穿一次清朝袍褂。我看实在没办法争了，才又有点清醒过来，明白了皇帝的称呼本是人家赏的，再争下去说不定连皇帝也当不成了，也只好答应下来。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这天，在长春郊外一个叫杏花村的地方，在临时垒起的一个土坛——代替天坛，举行了告天而后即位的祭天古礼。我总算穿了一次龙袍，过了一次瘾。
举行过登极典礼之后，日本天皇派来了他的弟弟秩父宫雍仁为代表，前来祝贺，并且给了我日本大勋位菊花颈饰和菊花大绶章，给了婉容一个宝冠章。真是“山河好改，本性难移”，日本人的这些举动，又让我飘飘然忘其所以。如果这是我的情绪的起点，那么，到一九三五年四月，我到日本回拜天皇时，则是到了高涨的顶点，也是我的美梦最浓的时刻。在这个美梦里，我把自己看做是和日本的裕仁的兄弟辈，认为开始“时来运转”了。
其实这次访日，全是关东军安排出来的。他们说，为了答谢日本天皇派御弟秩父宫来对我“即位”的祝贺，也是为了对“日满亲善”的躬亲示范，需要这样办一办。
日本政府以枢密顾问官林权助男爵为首组织了十四人的接待委员会，派了战舰比睿号来迎接，白云、丛云、薄云等舰护航。我从大连港起航时，又有球摩、第十二、第十五驱逐舰队接受我的检阅，到达横滨港时，又有百架飞机编队的欢迎……记得我在这次晕头转向、受宠若惊的航程中，写下了一首谄媚的四言诗：
海平如镜，万里远航。
两邦携手，永固东方。
▲ 溥仪在天一门前
▲ 婉容、文绣婚后和溥仪的弟妹们
照片左起：四妹韫娴、五妹韫馨、文绣、婉容、大妹韫瑛、二妹韫和、三妹韫颖，前排男童为四弟溥任。
▲ 戴着眼镜的溥仪
庄士敦发现溥仪眼睛近视，希望能为他配上眼镜，这在宫里引起轩然大波。在庄士敦的坚持下，请来德国医生为溥仪验光，溥仪的近视得以矫正。
▲ 溥仪穿上民国将领服的游戏照
▲ “丁巳复辟”的纪念照
▲ 溥仪“大婚”前
▲ “皇后”郭布罗·婉容（十七岁）
▲ 庄士敦和溥仪（右）、润麒（中）、溥杰（左）
▲ 溥仪雪后爬上养心殿顶远眺
▲ 溥仪、溥杰与润麒
▲ 溥仪和他的伴读及端康太妃
▲ 溥仪在日本公馆过二十岁的生日
▲ 溥仪和婉容在张园
▲ 溥仪在张园过生日
▲ 溥仪见外国友人
溥仪、婉容在张园会见外国友人，陪同有溥杰、韫和、韫颖等。
▲ 溥仪在张园
▲ 溥仪在张园过生日
溥仪过生日时，与婉容，庄士敦等在张园
▲ 溥仪与邓战等在张园
▲ 溥仪和婉容
▲ 溥仪在张园
溥仪在天津生活时，衣着和举止都相当西化。
▲ 溥仪和弟妹们在天津
后排左起：韫和、溥杰、韫颖，前排左起：韫娱、韫馨、溥任、韫娴、韫欢。
▲ 溥仪和网球爱好者在静园
▲ 送溥杰和润麒去日本留学
左起：润麒、溥仪、载沣、荣源、溥杰
▲ 溥仪与父亲和弟妹们
▲ 溥杰、润麒寒假归国
左起润麒、婉容、溥仪、溥杰
▲ 溥仪与郑孝胥在静园
▲ 溥仪、婉容与亲友在静园
左起：韫馨、韫和、韫颖、婉容母恒香、韫香、溥任、韫娱、载沣、婉容父荣源、韫娴、婉容兄润良
▲ 溥仪穿西装在办公室写文件
▲ 溥仪会见德国客人
▲ “伪满康德皇帝”溥仪
▲ 溥仪在远东军事法庭准备出庭作证
▲ 溥仪在远东军事法庭证人席上
溥仪的作证时间长达8天，是这个法庭作证时间最长的一个人
▲ 远东军事法庭
远东军事法庭设立于东京，主要审理“二战”中的日本战犯
▲ 溥仪浇菜
▲ 溥仪学习缝补
▲ 溥仪彻底认识自己之后在写检查
在航行的第四日，看了一次七十艘舰艇的演习，又在晕船呕吐之中写了一首七言绝句：
万里雄航破飞涛，碧苍一色天地交；
此行岂仅览山水，两国申盟日月昭。
总之，还未上岸，马屁先拍过去。因为我不仅对日本所示之威力深感惊异，我还把这看做是对我真心尊敬，真心帮助。过去的一些不愉快，只怪自己误会了。
到了日本东京，裕仁亲自到车站迎接我，为我设宴，然后又是向我住所回拜。我接见了日本元老重臣，受他们的祝贺，同裕仁一起检阅了军队。我也跑到他的家庙“明治神宫”去参拜，给他父亲“大正”上坟。我到日本陆军医院慰问那些侵略中国挨了打的伤兵伤官，又到裕仁的母亲那里，献献殷勤。日本报纸曾报导过我和她散步的情形，说有一次上土坡，我用手搀扶了日本皇太后，这和我在长春宫内府中，搀我父亲上台阶是一样的心情。其实，我还从来没有搀扶过自己的父亲，如果问到我扶搀裕仁的母亲的心情，坦白说，那纯粹是为了巴结。
最后一天，雍仁代表他哥哥裕仁在车站向我送别，他致欢送词说：
“皇帝陛下这次到日本来，对于日满亲善，是有重大贡献的。我国天皇陛下对此感到非常满意。务请皇帝陛下抱定日满亲善一定能做到的确实信念而回国，这是我的希望。”
我就又用了那种巴结的心情回答道：
“我对这次日本皇室的隆重接待和日本国民的热诚欢迎，实是感激已极。我现在下定决心，一定要尽我全力为日满的永久亲善而努力。我对这件事，是抱有确实信心的。”
临登船出发时，我向担任接待的林权助又讲了一遍，临了，我请他代向日本天皇和裕仁母亲致谢，提到裕仁母亲，我居然两眼含满了无耻的眼泪，而且这样一弄，把那个老头子也给逗哭了。回想起来，一点儿中国人味也没有了。
总而言之，日本皇室这次对我的招待，使我头脑更加发热，感到自从当了皇帝之后，连空气都变了味。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逻辑：天皇与我平等，天皇在日本的地位，就是我在满洲国的地位。日本人对我，当如对其天皇者同。
在这种飘飘然中，我回到长春，立即请来新任的关东军司令长官南次郎大将，向他发表了我的感想。次日（即四月二十九日），又到南的住宅，兴高采烈地参加了裕仁的生日庆祝会；再次日，我便急不可待地下谕，把在长春的所有简任职以上的官吏，不论中国人日本人全召来，听我训话，发表访日感想。我在事先全没有和日本人商议，我也没预备讲话稿，人到齐了，我便讲开了。我讲了访日的经过，绘形绘声地描写了日本天皇对我的招待，讲了日本臣民对我的尊敬。最后我说：
“为了日满的亲善，我一定拼命去干。因此，我认为：如果日本人有不利于满洲国者，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陛下，如果有满洲人有不利于日本者，也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的皇帝；如果有不忠于满洲国皇帝的，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有不忠于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皇帝……”
不料这些话讲过之后，“大臣”们单独来见我的，越来越少，终于成为绝迹，除了日本规定的例行官样文章的“上奏”和年节行礼之外，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早在我去日本之前，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就和我说过这样的话：我应当养“君之德”，所谓“君之德”，就是不要过问什么事，不要“察查为明”，一切都让“下边”办去就行了，他同时演出形象来，捂一下耳朵，捂一下眼睛，又捂一下嘴，说：“就这样子，我们当司令官的，也是如此。”这些话，我并没有十分注意。后来南次郎来当司令兼大使了，他倒简单，没有说这些话，也没做什么形象动作，我从日本回来发表了那篇演说之后，索性禁止了“大臣”们和我见面了。
从此以后，我除了和关东军指定的人见面之外，就不能任意地会见任何人。我办公的“勤民楼”也不去了，因为既无人可见，也无公可办。关东军要我办的公事，不过是要我在现成的文件上画上一个“可”字，这件事在我卧室、厕所里就都可以办了。
关东军指定我会见的人，除了每周一次向我报告“国务”的总理大臣、参议府议长之外，其余的“大臣”们只有逢年过节举行大典时见见面，当然说不上话。到了太平洋战争发生后，限制得更严，我的亲属除了在长春的妹妹、妹夫和留在“内廷”念书的侄子们之外，关内亲属只准关东军指定的几个人来看我。任何人如果想偷着来会见我，那根本办不到，因为“帝宫”里住着几个日本宪兵，来往人是瞒不过他们的眼睛的。这几个宪兵穿着非日非“满”的特制的墨绿色制服，他们的屋门口有一个木牌，没头没脑地写着三个字“宪兵室”。
最重要的是，一个过去有事才来、无事不来的关东军参谋吉闪安直，有了一个“帝室御用挂”的新官衔，成了每天有事无事必到的关东军代表，我的一切举动都必须在他的指导下进行。
六、吉冈安直
关东军好像一个强力高压电源，我好像一个精确灵敏的电动机，吉冈安直就是传导性能良好的电线。
这个高颧骨、小胡子、矮身材的日本鹿儿岛人，从一九三二年起来到我身边，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和我一起被苏联俘虏时止，始终没有离开过我。十来年间，他由一名陆军中佐，步步高升到陆军中将。起先，他的身份只有关东军高参，从一九三四年起又增添了一个“满洲国帝室御用挂”的官衔，这个官职是日本的名称，据说意思好像是“内廷行走”，又像是“皇室秘书”，究竟应当译成什么合适，我始终也没有认真去查问过。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它的字面含义无论是什么，都不会说明吉冈的实际职能的。他的实际职能就是一根电线。不过，这职务一连干了十几年，也必须有他的本事。
有的书上说，吉冈是我在天津时的好友，后来他当了关东军参谋，正好这时关东军要选一名帝室与关东军之间的“联络人”以代替解职的侍从武官石丸志都磨，觉得他最为合适，因此当选。事实上，我在天津时有一段时间，经常听他给我讲时事，谈不上什么好友，他被派到我这里当“联络人”，也不是先当了关东军参谋才恰逢其时的。如果说他是溥杰的好友，倒有一半是真的。伪满成立之后，溥杰进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吉冈正好在这学校当战史教官。几乎每个星期日，吉冈必将溥杰请到他家做客，殷勤招待，培养了“友情”。不久，溥杰就听吉冈透露出关东军有请他到我这里任职的意思。那时他曾表示，如果他不作为关东军的高级参谋而来到满洲，他就不想干，因为忠岛比多吉（任“执政府”的咨议）和石丸志都磨都由于没在关东军里扎下根，所以全没站住脚。
后来，他果然以关东军高参的身份来到我这里充当“联络人”来了。他在未上任之前，先请溥杰到他家去做客，请溥杰写信把这消息告诉我，并且说希望我能预先为他预备好一间办公的屋子。我接到溥杰的信，因为早知道他对溥杰的殷勤照顾，“九·一八”事变前他叫溥杰透消息给我的事当然我更不会忘记，我觉得吉冈对我不坏，于是欣然照办，在他还没到长春之前，就给他把屋子预备好了。这件完全多余的举动，过了许久之后我才明白，原来他这是有意给关东军看的。他在关东军眼里既有和我的不平凡的关系，在我的眼里以及其他“日满官吏”眼里又有关东军高参这张老虎皮，自然就左右逢源，得其所哉了。
吉冈很喜欢画几笔水墨画。有一次，他画了一幅墨竹，请郑孝胥题了一首诗，又请我题了几个字（什么字，早已忘了），然后带到日本，送给了裕仁的母亲——日本皇太后。不久，这幅画在日本报纸上刊登了出来，并称誉吉冈为“采笔军人”。吉冈的艺术声名是否就从这次出现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指望这幅画带给他的，并不是什么“采笔军人”的称号，却是比这称号更有价值的，位于日“满”皇室之间的身价。我从日本访问回来，日本皇太后和我有了经常的往来，不断互相馈赠些小礼物，“联络人”就是这位吉冈。从那次他送了墨竹之后，东京与长春的往来就更加频繁了。
他大约每年都要往返东京几次，每次临走之前，总要叫我做点点心之类的食品，由他带去送给日本皇太后，回来时还带回日本皇太后的礼物，其中必不可少的是日本点心。那位老太太和我都闲着没事，我们又都有现成的做点心的师傅，彼此送来送去也都不费什么事。不过由于我的疑心病，吉冈每次带回来的点心，我总是叫别人先吃，我才敢吃。
当然，吉冈每年一次往返于日“满”皇室之间，这决不是他的擅自专断，但每次往返的内容，我相信主要是由于他的独创设计。比如有一次，他看见了我的四用联合收音机，忽然像发现了奇迹似的问我：
“这个机器也能Record（录音）？”
他的中国话不大好，但我们交谈起来还不困难，因为他还会点英文，程度和我也差不多，我们平时就中国话夹着英文，同时又用笔谈帮忙，倒也能把意思说清楚。
“Record是大大的好。”我说，并且拿出一片录音片试给他看。
“好，好！”他高兴地笑着，看我安好片子，便说，“我教陛下几句日本话说说吧！嗯——我祝天皇陛下身体健康……”
我照他说的日本音说一遍，“我祝天皇陛下身体健康……”这句话录到唱片上了。他把那唱片放送了两遍，满意地拿了起来。
“好，这次我到东京，嗯！把它贡给天皇陛下！”
吉冈说话，总带几个“嗯！哈！”眼眉同时一挑一挑的。这个毛病，越到后来越多，我觉着越不受用。和这种变化同时发生的，还有他对于我们之间的关系的解释。
一九三四年我访问日本，日本皇太后给我写了几首和歌，那时吉冈的话是我最顺耳的时候。
“皇太后陛下等于陛下的母亲，我如同陛下的准家属，也感到荣耀！”
他那时对溥杰说：“我和你有如手足的关系。我和皇帝陛下，虽说不能以手足相论，也算是手指与足指关系。咱们是准家族呀！”
但是到一九三六年前后，他的话有了变化。这时他每天必到，我接见外国人时有他在旁“侍立”，他认为我该对什么人讲些什么话，也由他预先写好，由我照本宣科，每年一次“军管区司令”会议或“省长”会议，那是必定要叫我讲一次话，以示“鼓励”的。在他写好的台词上，免不了的是这类“协和语”：“努力日满亲善，作皇军的一翼”，“一心一德，达成大东亚圣战”，“断乎支援亲邦圣战”，等等。我可以见什么人、不可以见什么人，都由他决定。关于我祭祀祖先的事，关于各处陵寝的管理，田庄收入的处理，北京家族谁能来看我，他一概都要管。外边寄给我的信件，一律要先经过他看，起先，我还能看到外面寄来的信，帝制以后，一封也没有了。他这时最常说的话就是：
“日本犹如陛下的父亲，嗯，关东军是日本的代表，嗯，关东军司令官也等于是陛下的父亲，嗯！父亲的意思是要听的！哈！”
日本军队前线景况越坏，我在关东军和吉冈面前的辈分也越低，后来他竟是这样说的：
“关东军是你的父亲，我是关东军的代表，我是拿你当做自己的子侄看待的！嗯！”
有的书上说，吉冈和我的关系极亲密，这话也许是根据我对他的言听计从，向来不敢违犯一句说的。这也是实情，原因就是我就怕关东军怀疑我，而关东军是靠吉冈来了解我的。
“七七事变”后，关东军对我的监视特别加紧，如限制关内亲戚来长春，检扣我的信件，等等，原因是防止我和北京天津的王公旧臣们联结起来，共谋在关内复辟，这是不符合他们分而治之的方针的。其实，这时我已经不敢存这个幻想了。
吉冈后来每天进“宫”极为频繁，也并没什么非谈不可的事必须见我。有时来了不过十分钟就走了，走了不到五分钟又来了。去而复返的理由都是很不成道理的，比如刚才忘了说一句什么话，或者忘了问我明天有什么事叫他办，等等。因此，我不能不疑心，他是成心想用突然袭击的办法来查看我在干什么的。
我应付他的办法，就是只要一听说他到，我立即接见，尽力减少他等候的时间，免他起疑心。甚至他来时正赶上我在吃饭，我也立刻放下饭碗去见他。对于他，我算做到了“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的程度。
后来，我每次和他见过面之后，总是提心吊胆，不知其用意何在。因此，当他一走，我必拿出铜钱来算一次卦，算算这次见面给我带来的是吉是凶。
七、我的恐惧
经过十四年奴隶生活的东北人民，家家都有一本血泪账，都在我“裁可”的镇压人民的伪满法令下，遭受到程度不同的牺牲。起初，日本人根据这些法令所制造出的惨案，我还听不到，因为郑孝胥、张景惠向来对我不谈这些，关东军司令和我的御用挂吉冈安直更绝口不提。我从他们嘴里听到的和“满洲国通信社”的新闻一样，都是“王道乐土”的描写，或者“扫荡胡匪的赫赫成果”的报道。一直到一九三六年，即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夕，日本军阀需要以大规模的血腥镇压来为新的战争扫清道路了，情况发生了变化，日本关东军不但不想再瞒我，而且有时还有意要叫我知道一下。
凌升案就是一个例子。凌升是蒙古的贵族，前清蒙古都统贵福的儿子，他做过张作霖的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和蒙古宣抚使的顾问，是第一批投靠日本关东军的“满洲建国元勋”之一。伪满划东北为十四省时，他是第一任的兴安省省长。这年他刚和我结成亲家（我的四妹和他的儿子订婚）不久，我忽然听说他被关东军捉了去。是什么原因，是死是活全不知道，我正感到十分不安，盘算着是不是可以向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打听一下，植田却先找我来了，他像谈论天气似的那么平常地对我说：“前两天关东军特务机关处理了一个案子，这个人皇帝陛下大概记得，是凌升，他勾结外蒙（指蒙古人民共和国）图谋叛变，关东军已经将他正法了。”
“已经正……法？”我吓了一跳，疑惑我耳朵听错了。他的翻译官连忙重复一遍：“正法，不错，杀了。”植田也狞笑一下，点头说：“这是杀一儆百，陛下，应该杀一儆百！”
我吓得目瞪口呆，植田走了之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吉冈的意思，告诉人赶快把说好的这门亲事退了。
一连许多天，植田的“杀一儆百”在我耳边响着，我不住地揣摩它的含义。我早听人说过，日本关东军是最多疑的，总在疑心“满洲官员”是不是在反对它。而我也是个多疑的，总在疑心关东军不放心我。我不由得回忆起到东北后的一连串经历，从逛公园被宪兵包围起，一直到最近不准许我接见“大臣”，我肯定这都是关东军对我提防的表示。因此，我越想越觉着植田的“杀一儆百”这句话不妙。我怕他说这话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后来，给我当过英文翻译的吴沆业失踪了。听说他被调到驻东京的伪满使馆后，因为和美国使馆有来往，被日本宪兵逮捕。后来听溥杰说，这个翻译曾托监狱的看守带信出来给他，说他受的折磨实在忍不住了，求溥杰找我想办法救他，如果救不了，索性让他早点死，免得继续受罪。溥杰没有答应，因为他明白，如果他真的向我转达了，不但无效反而会挨我一顿骂的。
有一天，我的“警卫处长”佟济煦愁眉苦脸地告诉我，日本人正在哈尔滨附近建筑一个秘密工程，在将近结束时，将劳工全部秘密消灭，以图保密。他有个亲戚也是劳工之一，万幸地逃了出来。这件工程据我后来在战犯管理所和别人一起判断，大概就是平房区的日本细菌部队。当时虽然还不知道这个惨绝人寰的魔鬼事业，但成批消灭劳工也足够骇人听闻的了。可是我听了这个消息，唯一的反应就是嘱咐佟济煦千万不要和别人说。
然而我越怕牵累，事情却又像故意找到我头上来。有一天，佟济煦心神不宁地和我说：“咱们的护军，好像很遭关东军的忌。”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精神恍惚地说：“没发生什么事，可是我总觉着要有事情发生似的。”
佟济煦的担心，我是明白的。所谓护军，即在宫内担任警卫任务的军队，这不同于“军政部”统辖的宫内“翊卫军”，是由我自己直接供应和组织的一支三百人的部队。当初我建立这支部队原来有个用意，我想用它培养出一批军队骨干，以便将来建立自己的武装实力。为了这个目的，熙洽给我从旧东北军中调拨了一些兵士，我又叫人从京津、内蒙古一带招募了一批青年，这样编成了这支部队，名义上都是士兵，实际是按照军官的要求加以训练。这支队伍成立后，“军政部”不肯发供给，连枪支也不给，我从自己的收入中分出一部分供应它，并且枪支弹药也是自己派人买来的，因此这就遭到了关东军的忌讳。以前，我并不怎么注意到这件事，可是现在发生了“杀一儆百”的凌升案，加上佟济煦这一说，我全想起了，也担起心来了。我还没想好处理办法，事情也就发生了。
事情发生在一个星期日里。护军里几个士兵到大同公园游玩，因为管理游艇的朝鲜人不肯卖票给他们，他们和朝鲜人发生了口角，这时突然从四周来了一群便衣的日本人和朝鲜人，还带着狼犬，向他们动起手来。护军这次却也给逼急了，便使出了他们平时学的武术，居然打退了日、朝人的围攻，而且连狼犬也给踢死了。护军回队后，日本宪兵队立即用大卡车把他们抓走，施以酷刑，赤体鞭打，灌凉水和辣椒水，打了之后又叫他们赤体跳舞，以为取乐，并且逼他们承认“反满抗日”。原来，被护军打伤的日本人，里面还有穿便衣的关东军官佐，踢死的狼犬是关东军的军犬。这显然是关东军的一场预谋。当时我一听这情形又气又怕，忙托吉冈代向关东军说情，后来按照对方提出的条件，派了管理护军的警卫处长佟济煦去赔礼道歉，将肇事的护军逐出东北，保证了今后永不发生此类事件。这些条件一一照办后，护军又被缩减了编制，缴去了长武器，一律换上手枪，同时佟济煦被革职，警卫处处长换上了个日本人。自然，我的建立实力的梦也不用再做了。
应该提一下的是，我为了建设未来的军队，同时还送过一批青年到日本学陆军，其中包括在学习院毕业的溥杰和润麒。可是，这批青年学成回来之后，除了溥杰和润麒之外，我也无权支配，都在“军政部”的分配下，“化”到日本人指挥下的“国家”和军事机关里去了。
一九三六年在接连的恐惧、忧虑中过去了。到了一九三七年，关内风云日紧，平津附近日军剑拔弩张，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我已没有了一九三二年长城战争时等着日军进占平津以便重返故宫的心情，而是日益为自己的命运担着忧。这一年，我从日本军部为溥杰安排的婚姻等等的举动上，又感到了新的危险。
溥杰去日本留学前，和他的前妻就已经分居了。他一九三五年从日本回来，我从吉冈嘴里听到一个风声，说日本关东军想给他找个日本姑娘做妻子。这个消息令我非常不安，由于皇室贵胄的传统优越感，觉得爱新觉罗的正统男子如果选汉女为元配，已是破例，如果和外国人结亲，更是祖制所无的，何况日本关东军是不是在打主意，要制造一个混着日本血统的皇帝，更要提防呢。我和二妹商量了一下，认为必须赶快趁关东军的主意未定的时候，抢先一步，快给溥杰找个满族妻子。这意见溥杰也同意了，于是我二妹便和婉容家的一门亲戚商量，要把这家的女儿给溥杰撮合。双方都同意了，消息传到了吉冈的耳朵里，他把溥杰叫了去，提出了干涉，说关东军希望他和日本女性结婚，这是为了日满亲善的大事，他既为皇帝陛下御弟，自然应该出头做这个亲善的表率。最后他说：“这是军方的意思，因此你不要自己进行那边的亲事了，至于在日本方面的活动，有我为你张罗，你等着就是了。”
本来已接受了我的劝说的溥杰，现在又接受了吉冈的意见。据他后来自己说，几年的日本生活不但造就了对日本武力和政治的崇拜，就连日本人的妻子也使他不胜羡慕，所以，吉冈一说，他就点了头。
吉冈说服了溥杰，关东军司令官立即命令他到北京，去给溥杰办理和前妻离婚的手续。因为唐石霞早已搬到上海，吉冈扑了个空，他竟疑心唐家的人骗他，便拿出日本军队的威风，叫日本宪兵把住唐家的大门，他自己闯进内院，逼唐石霞的弟弟交出人来。这两个弟弟再三说明姊姊的确不在家，他没了办法，只好叫这两个弟弟替他们姊姊具结，承认和溥杰离婚。为了牢靠，他又把当地的警察派出所长找来，签字作证，这才算完事。
吉冈办完了这道手续，在日本的本庄繁和南次郎便又忙起来了。他们选中了日本华族嵯峨实胜侯爵这户人家，经过一番奔走和准备，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溥杰和嵯峨浩在日本东京的军人会馆结了婚。
在这个亲善婚姻之后不过一个月，“立宪院”在日本人授意下通过了一个“帝位继承法”，规定了：“皇帝”驾崩之后，由其子继之，无子，由其孙继之，无子无孙，由其弟继之，无弟，则以其弟之子继之……
溥杰和他的妻子回东北后，我拿定了一个主意：不在溥杰面前说出任何心里话，溥杰的妻子给我送来的食物我一口也不吃。假若溥杰和我一起吃饭的食桌上摆着他妻子做的菜，我必定等他先下箸之后才略动一点，也只是略动一点，绝不多动一口。
当我听说溥杰快要做父亲的时候，我整天提心吊胆，我为自己的前途不知算过多少次卦。我甚至也为我的弟弟担忧，因为我相信那个帝位继承法，前面的几条都是靠不住的，靠得住只是“其弟之子继之”这一句话。关东军要的是一个日本血统的皇帝，因此，我们兄弟两个都可能要做未来的混血儿的牺牲品。后来听说他得的是个女儿，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也曾想过，假若我自己有了儿子，是不是会安全？有了这个念头之后，我竟像个封建家庭的媳妇那样，盼望有个儿子来挽救自己的命运。可是，连我这完全渺茫的儿子，关东军也都打了主意。有了这个主意，即使我真的有了儿子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因为关东军叫我写下一个字据，在这字据上写明，我若有皇子出生，五岁时就必须送到日本，交由关东军专门指派的人从事教育。据吉冈说，这是日本皇室的制度，非这样办就不足以表示两国亲善。当然，我只好从命，写下了这个未来儿子的卖身契。
一九三六年，日本人在内蒙古扶持起蒙古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即被称为德王的，成立“自治政府”。德王我早在天津就见过，他曾送过我钱，送给过溥杰名种马。有一天，他得到关东军的允许来见我，当时吉冈还没有“侍立”，所以，只有我们两个在屋里谈话。谈着谈着，他发起牢骚来了，说日本人在他那里很跋扈，他样样都做不了主，不听日本人的不行。他的话触痛了我的伤口，我对他表示了同情，安慰了他几句。不料第二天，吉冈便来板着脸问我。
“陛下昨天和德王谈了些什么？”
我觉得有些不妙，就推说不过是闲聊而已。
他不放松我，追问道：“昨天的谈话，对日本人表示了不满了没有？”
我心里怦怦跳了起来，我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坚决不承认，而更好的办法则是以进为退，我便说：“那一定是德王故意编排出什么假话来了吧？”
吉冈虽然再没穷追下去，我却被他问得心惊肉跳，疑虑丛生。我考虑这件事只有两个可能，或者是吉冈在我屋里安上了什么偷听的机器，不然就是德王在日本人面前真的说出了真话。我为了解开这个疑团，费了好大工夫在屋里寻找那个可能的机器，自然我没有找出它来。因此，我又怀疑是德王成心出卖我，可是也没有什么根据。这两种可能都不能断定，也都成了我的新的魔障。
有一天，我忽然想到院里打打网球。我走到院子里，忽然看到迎门墙上有一行粉笔写的字：
“日本人的气，还没受够吗？”
看见了这行粉笔字，我连网球也忘了打了，赶紧叫人快擦了去，然后急忙回到我的卧室里，心里怦怦跳个不停。
这行粉笔字，引起的恐惧更大了。我怕日本人发现之后，不分青红皂白地在我这内廷来一个“大检举”，那不定会闹成什么样子。这行字是谁写的呢？显然在我这“内廷”之中，是有了“反满抗日分子”，他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写字，就不敢杀我吗？
从此我怕的东西更多了。我怕日本人，怕家里人，怕大臣们（像德王那样可能出卖我）。后来我连睡觉也怕人害我，我不敢叫随侍守夜，更不敢叫童仆们为我站岗，找护军来我也不放心。最后，我想出个依靠假人守卫的办法。我叫人给我用草和泥做了几个和真人一般大小的假人，给穿上军装，放在我的屋后。当然，我不把用途告诉别人。到晚上临睡时，我把它们搬到我的卧室里，排列在我的床前。我想，谁要是半夜里想进来害我，至少可以把他吓一跳。
在种种事件之后，我的神经变得十分衰弱，我的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在我心头的天平上，一边放的是虚假的尊严，一头是我的生命安全。生命安全越来越下沉，虚伪的尊严——皇帝的宝座、称呼等，越来越不值钱。我最后终于给自己得出这样的结论：
自由诚可贵，
面子价更高，
若为性命故，
二者皆可拋。
八、四大“诏书”及其他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来说，吉冈安直必定是个好人才，因为他确确实实把我弄得服服帖帖，百依百顺。到了后期，也就是他把天皇与我的关系说成父子关系以后，我不但早已不敢再生什么专制独裁的妄想，而且逐渐学会了逢迎谄媚。
“七七事变”后，日寇每攻占一个大城市，吉冈必定来向我宣传一番“大日本皇军赫赫战果”。每次说完，必定绷起了那张由颧骨撑起来的脸皮，面向南方站起来，念念有词：
“为圣战而死的忠勇武士，嗯，应该致默哀！”
说罢，他深深鞠了一躬，然后闭眼低头。我也忙不迭地照他的样子做。
到了武汉沦陷的时候，我已被他训练得不等他下命令，就会主动先站起来，向南深深一躬，低头闭眼。
从这次起他又给我添了功课。他指示我给攻占武汉的大刽子手冈村宁次亲笔写祝词，赞颂他屠杀的功绩，祝他“武运长久”。以后几乎每当日寇占领一个城市，每当又有数以万计的同胞遭到屠杀和奴役的时候，我都要给日本天皇去一封祝贺的电报。
这些恭维谄媚的辞令，还充斥于每一次的“皇帝诏书”中。这种“诏书”，不但是进行奴化思想宣传教育的材料，而且也是用来镇压任何反抗的司法根据。东北人民任何一种即使是消极的反抗，都可以借口违犯了“诏书”的某一句，而加以治罪。
起这样作用的“诏书”，主要的有四个，第一个是我第一次访日回来的“回銮训民诏书”。这是由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远藤柳作授意，由郑孝胥起草的。
朕自登极以来，亟思躬访日本皇室，修睦联欢，以伸积慕。今次东渡，宿愿克遂。日本皇室，恳切相待，备极优隆，其臣民热诚迎送，亦无不殚竭礼敬。衷怀铭刻，殊不能忘。深维我国建立，以达今兹，皆赖友邦之仗义尽力，以奠丕基。兹幸致诚悃，复加意观察，知其政本所立，在乎仁爱，教本所重，在乎忠孝；民心之尊君亲上，如天如地，莫不忠勇奉公，诚意为国，故能安内攘外，讲信恤邻，以维持万世一系之皇统。朕今躬接其上下，咸以至诚相结，气同道合，依赖不渝。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尔众庶等，更当仰体此意，与友邦一心一德，以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发扬东方道德之真义。则大局和平，人类福祉，必可致也。凡我臣民，务遵朕旨，以垂万。钦此！
其中“依赖不渝”“精神如一体”的话原来并没有，是吉冈奉关东军之命来告诉我，由我亲笔加上的。吉冈原说要写成“依存不渝”，后来因为郑孝胥说这话不通，结果将“存”改为“赖”。从此以后，伪满的司法和警察机关就有了治罪的一条，叫做“破坏依赖不渝”或“违反与友邦一心一德”。
第二个是“国本奠定诏书”，颁布时间是一九四〇年，事情却要从一九三九年说起。
有一天，我在缉熙楼和吉冈呆坐着。他要谈的话早已谈完，仍赖在那里不走。我正狐疑着，料想他必定还有什么事情要办。果然，他站起了身，走到那间屋子的摆佛像的地方站住了。这尊佛原是紫禁城里的，我供奉了已经几十年了，从我一到长春就把它供在那里，吉冈从前也看见过多少次，从来没有表示注意。他这回站在那里把这尊佛像注视了很久，鼻子发出了一阵嗯嗯之声，然后回头向我说：
“佛，这是外国传进来的。嗯，外国宗教！嗯，日满精神如一体，信仰自然应该相同，哈？”
我凭着经验，知道这又是关东军又通过这条高压线在送电。但是他说了这么几句，就没电了。叫我费了好几天工夫，也没思索出结果来。
事实是，关东军又想出了一件事要叫我做，不过，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被张鼓峰和诺门坎两次战事弄得心神不宁，一时来不及办这件事。植田指挥的这两次战役都失败了，终于被调回国卸职。在他临走的时候，大概又想起了这件没办完的事，所以在辞行的时候说了：日满亲善，精神如一体，因此，满洲国也不能信外教，在宗教上也该与日本一致才是。关于这件事，希望我要考虑一下。
我觉着日本关东军管得太宽了，这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考虑的事，而且我也不知怎么去考虑，就把这件事撂到一边去了。但是关东军并不把它撂到一边，继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到职后不久，就叫吉冈告诉我，日本的宗教就是“满洲国”的宗教，应当把日本的天照大神迎到“满洲国”来，立为国教，并且还要叫我亲自去迎接它去。
这个令我哭笑不得的决定，据说在日本军部酝酿已久，意见原来也很不一致。有一部分人，比如本庄繁，多少懂得一点中国人心理的，就不赞成这个只会引起更大恶感的举动，但是当权派还是坚持，认为暂时虽然会引起反感，但只要时间一久，就会发生预期效果。大概这派人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了，其实凡是认为自己最聪明的，往往就是最愚蠢的。他们不知道，这个决定不但遭到东北人民的极端仇恨和耻笑，就是在一般汉奸心里，也不是一件受用的事。以我自己来说，这件和我的敬天法祖思想完全抵触的事，是让我非常气愤的。
我当了康德皇帝之后，第一次要祭祖陵时，吉冈就出来拦阻过我，曾叫我心里非常不自在。他说我是“满洲国”的皇帝，不是清朝皇帝，因此不应祭过去的清朝皇帝。我解释说，我是爱新觉罗的子孙，我这是祭我爱新觉罗的祖先。他说，那可以叫爱新觉罗别的后人去祭，用不着我自己去祭。我没办法，只好一面派人去代祭，一面在家里偷着自己祭。现在事情竟发展到不但祭不了自己的祖宗，还要把别人祖宗请来认做自己的祖宗，这和我的思想更不相容了。
但是我还是答应了关东军。因为在我的心里，个人的安全超过了祖国，也超过了祖宗。
一九四〇年五月，我第二次访问了日本。这次和上次比起来，既没有那么热烈的欢迎仪式，也没那么多的来往，时间也短，一共只有八天，事情只有一件，就是按着关东军的导演，去向日本天皇裕仁要那个天照大神。
会见裕仁的时候，我拿出了吉冈安直给我写好台词的纸条，照念一遍。原话我已不记得了，大意是“为了体现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割的关系，我希望，迎接日本天照大神，到满洲国奉祀……他的答词简单得很，只有这一句：
“既然是陛下愿意如此，我只好从命了！”
我心里想：咱俩真是一对难兄难弟，专门被训练出来说反话的。我不由得想起了幼年时庄士敦教我念的《爱丽思漫游奇境记》，觉得真像爱丽思走到镜子里一样，一切都是反着的。
裕仁说完了反话，便站起来指着摆在一张桌子上的三样东西，一把剑、一面铜镜和一块勾玉，所谓代表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讲解了一遍。我心里想，听说在北京琉璃厂，这种玩意儿多着呢，太监从紫禁城偷出去的零碎，哪一件也比这个值钱，这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神吗？这就是祖宗吗？
我回到了长春之后，在“帝宫”旁修了一所称之为“建国神庙”的房子，成立了“祭祀府”，由做过日本近卫师团长、关东军参谋长和宪兵司令官的桥本虎之助任祭祀府总裁，沈瑞麟任副总裁。从此，就按关东军规定的，每逢初一、十五，由我带头，连同关东军司令和“满洲国”的官员们，前去祭祀一次。全东北各地也都建立了一个这种“神庙”，都要照章祭祀，任何人走过这种地方，都要行九十度鞠躬礼，并且立以法律，违者严惩。因为人们都厌烦它，不肯向它行礼，所以凡有神庙的地方，也都是门可罗雀的地方。据说有一个充当“神庙”的“神官”（即管祭祀的官员），因为行祭礼时要穿上一套特制的官服，样子十分难看，常常受到亲友们的耻笑，有一次他的妻子的女友对他妻子说：“你瞧你们当家的，穿上那身神官服，不是活像《小上坟》里的柳录景吗？”这对夫妻羞愧难当，终于悄悄丢下这份差事，跑到关内谋生去了。
在全东北的人民耻笑、暗骂中，我发布了那个定天照大神为祖宗和宗教的“国本奠定诏书”。这回诏书不是郑孝胥的手笔，（郑孝胥这时已死了两年）而是“国务院总务厅嘱托”，一位叫佐藤知恭的日本汉学家写的日本味的中国文言。其中有这样两句：“我国自建国以来，邦基益固，邦运益兴……莫不皆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这两句成了以后每次“诏书”都少不了的谀词。
为了让我们这些拔尖的汉奸首先接受这种神道思想，让我们真正奉信这邪门歪道，日本关东军不怕麻烦，特地请来一位著名神道专家叫笕克彦的，据说是位日本皇太后的神道讲师，给我和大臣们讲课。这个神道专家讲课时带来了不少奇奇怪怪的教材。比如一张纸上，画着一棵树。他讲道：这棵树的树根，是日本的神道，也是日本天皇的祖先。上面的枝，是各国各教。所谓八纮一宇，就是一切根源于日本这个祖宗。又一张纸上，画了一碗清水，旁边又画了若干酱油瓶子醋瓶子，说清水是日本神道，酱醋瓶子等，是世界各宗教如佛教、儒教、道教、基督教、回教等，说明全世界尽管有各种宗教信仰，但都不纯粹。只有日本神道如同纯净的水，别的宗教的发源本是来自日本的神道（净水），可是已经夹杂了各自的派别，所以不是净水，而是酱油，醋……还有不少奇谈，详细的已记不清了，后来我听到关于一贯道的说法，想起那棵大树来，觉得好像有点相像。这个笕克彦给日本皇太后讲课时，她听着有什么反应，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的伪大臣们，有的虽道貌岸然，也忍不住要笑，有的就索性睡着了。伪军政部大臣，绰号叫于大头的，就因为听道的时候歪着大头打呼噜，结果被撤了职。
这位笕克彦临走，还给我留了一大套画着大树和酱油瓶的书，总有一尺多高。我不知道日本这碗清水在酱油瓶子的占领之下，日本皇室的人是否还在听笕克彦先生的课程。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对美英宣战，在关东军的指示下，伪满也同时宣战，由我颁布了“时局诏书”。这第三个诏书也是佐藤知恭的手笔（原无标点，是我后加的）。
奉
天承运大满洲帝国皇帝诏尔众庶曰：
盟邦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兹以本日宣战美英两国，
明诏煌煌，悬在天日，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尔众庶亦与其臣民咸有一德之心，夙将不可分离关系，固结共同防卫之义，死生存亡，断弗分携。尔众庶咸宜克体朕意，官民一心，万方一志，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以辅东亚戡定之功，贡献世界之和平，钦此！
这些恭维谄媚的辞令，和“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一样，以后都成了我的口头禅，一用起来，顺理成章。
我见了每次来访我的关东军司令官，一张嘴便流利地说出：
“日本与满洲国乃是一体不可分的关系，死生存亡的关系，我一定举国力为大东亚圣战的最后胜利，为以日本为首的大东亚共荣圈、各国的共存共荣而奋斗到底。”
一九四二年，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到伪满作闪电式的访问，我见了他，便忙不迭地说：
“请首相阁下放心，我当举满洲国之全力，去支援亲邦日本的圣战！”
这时已经把“盟邦”改称为“亲邦”。这是伪满“建国十周年”所带来的新的屈辱。是写在第四个诏书“建国十周年诏书”里的。
在这个“十周年”（一九四二年）的前夕，吉冈和我说：“没有日本，便不会有满洲国，嗯，所以应该把日本看成是满洲国的父亲。所以，嗯，满洲国就不能和别的国家[27]一样，称日本国为盟邦友邦，那就没有区别。所以，应称做亲邦，同别的国家就有区别了。”
与此同时，“国务院”的真正统治者，“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也把“国务总理”张景惠和各部伪大臣召到他的办公室里，讲了一番称日本为亲邦的道理。接着“建国十年诏书”就出来了：
我国自肇兴以来，历兹十载，仰赖
天照大神之神庥，
天皇陛下之保佑，国本奠于惟神之道，政教明于四海之民，
崇本敬始之典，万世维尊，
奉天承运之祚，垂统无穷，
明明之鉴如亲，
穆穆之爱如子。夙夜乾惕，惟念昭德，励精自懋，弗敢豫逸。尔有司众庶，亦咸以朕心为心，忠诚任事，勤勉治业，上下相和，万方相协，自创业以至今日，终始一贯，奉公不懈，深堪嘉慰。宜益砥其所心，励其所志，献身大东亚圣战，奉翼亲邦之天业，以尽报本之至诚，努力国本之培养，振张神人合一之纲纪，以奉答建国之明命。
钦此！
从此，“亲邦”二字便按规定成了“日本”的代词。
这样自认是他的儿子还不够，武部六藏和吉冈安直又决定，要我写一封“亲书”，由伪总理张景惠代表伪满，到日本去“谢恩”。我在这里把“谢恩”二字加引号，并非是杜撰，而是真正引用原文的。张景惠的正式身份，就是“满洲帝国特派赴日本帝国谢恩大使”，这是写在“亲书”里的。
一九四四年，日本的败象越来越清楚，连我也能察觉出来，日本军队在倒霉了。有一次吉冈跑来，转弯抹角地说，“圣战正在紧要关头，日本皇军为了东亚共荣圈各国的共存共荣，作奋不顾身的战争，大家自应尽量供应物资，特别是金属……”最后绕到正题上来，“陛下可以率先垂范，亲自表现出日满一体的伟大精神……”
记得好像这回没有听到他的嗯、哈，可见其急不可待，连装腔作势也忘了。而我是浑身毫无一根硬骨头，立即遵命，命令首先把伪宫中的铜铁器具连门窗上的铜环、铁挂钩，等等，一齐卸来，以支持“亲邦圣战”。过两天，我又自动地拿出许多白金、钻石首饰和银器交给吉冈，送关东军。后来吉冈从关东军司令部回来，又说起关东军司令部里连地毯也都捐献了等等的话，我连忙又命把伪宫中所有地毯一律卷起来送去。我后来在关东军司令部看见，他们的地毯还是好好地铺着，究竟吉冈卷了我的地毯是为什么，金银首饰拿去了多少，我自然是不敢问了。
我又自动地拿了几百件衣服，让他送给山田乙三，即最末一任的关东军司令长官。
当然，经我这一番带头，报纸上一宣扬，于是便给日伪官吏开了大肆搜刮的方便之门。听说当时层层逼迫之下，小学生都要回家去搜捡一切可搜捡的东西。交不上来的，还要受体罚。
一九四五年，东北人民经过十几年的搜刮，已经陷入衣不蔽体、食无粒米的境地，几次的“粮谷出荷”“报恩出荷”的掠夺，弄得农民们更是求死无门。这时，为了慰问日本帝国主义，又进行了一次搜刮，挤出食盐三千担，大米三十万吨，送到日本国内去。
本来这次打算让我亲自带去，到“亲邦”进行慰问，我听到关东军有这个意思，心中怕得要死，因为日本已开始遭受空袭，我很怕在日本遇见炸弹。我不敢流露出不愿去的意思，只得推说“值此局势之下，北方镇护的重任，十分重大，我岂可以在这时离开国土一步？”不知道关东军是怎么考虑的，后来决定，我可以不去，派一个慰问大使就可以了。于是，张景惠又轮上这个差使，去了日本一趟。他此去死活，我自然就不管了。
九、在羊的面前是狼
我不能干涉政事，不能随便外出走走，不能找个“大臣”谈谈，当关东军那边的电流不过来的时候，我就无事可干。我发展了迟眠晏起的习惯，晚上总要后半夜，甚至过三点才睡，早晨要十一点起来，每日两餐，早餐在中午十二点至下午一两点，下午四点到五六点睡个中觉，九至十一点吃晚饭，有时十二点吃晚饭。我的日常生活，除了吃睡之外，大概用这八个字就可以概括了，即：打骂、算卦、吃药、害怕。
这四样东西是相互有着关联的。随着日本崩溃迹象越来越明显，我也越是恐怖，我害怕日本在垮台之前，杀我灭口。在这种心理下，我对外是越加积极看日本鬼子的颜色，谄媚逢迎，对内则是脾气越加暴躁，动辄对家人佣人打骂。同时，我的迷信思想也更发展，终日吃素念经，占卜打卦，求佛神保佑。在这种精神不宁和不正常的生活习惯下，本来就糟蹋坏的身体，越发虚弱，因此又拼命地吃药打针。总而言之，这四样东西构成了我的昏天昏地、神神癫癫的生活。
如果倒溯看一看，我的残暴、多疑的性格，早在紫禁城时代就种下了根子，到了天津，又发展了一步。如苛待佣人，在天津就订过这样的“家规”：
一、不准彼此随便说话，以防结党营私。
二、不准互相包庇袒护。
三、不准舞弊赚钱。
四、当同事犯有过错时须立即报告。
五、上级对下级犯过的人，须在发现之后立即加以责打。
如果放任看管，罪加一等。
因为我的性格中，既有统治阶级所具有的冷酷无情、残忍凶暴的一面，又有一种害怕因果报应，极其浓厚的迷信思想。所以，在定好这些杜渐防微的种种条款后，还在后面附加了一项预备好的誓词，叫他们对天盟誓。誓词是：
“如果我违背了上述规则，甘心承受‘天罚’，定让我遭‘天打五雷轰’的恶报！”
到了伪满以后，我在狼的面前是羊，在羊的面前却是只狼。在我的大门内，我的残忍暴虐行为，越发有了发展，例如除了打手心、打耳光和用板子打屁股，又有了“灌凉水”“跪铁链”“过电”“站木笼”之类的刑罚。打人的花样也很多，最常用的是叫别人代替我打。受到这种委派的人往往不是一两个，而是全体在场的人。在动手打的时候，必须打得很重，否则我便疑心他们朋比为奸，可能临时转移目标，让所有人改打这个不肯使劲打人的人。有时，我心里不高兴，对屋里的人都不满意，我就下令叫他们都跪下，成一环形，命令他们彼此互打耳光。
我的打骂对象除了我的妻子、弟弟和妹夫之外，几乎包括家里的一切人。那时我有七八个侄子，在宫里念书，这原是我培养自己亲信的意思，这些学生同时又是陪我说说话，伺候我的人。可是我一样的打骂他们。他们那时最怕我说的一句话就是“叫他下去”！这就是说，要叫这个人到楼下挨打去。
至于每次打人的原因，说起来更使我无地自容，除了说明我的蛮横、狂妄暴虐和喜怒无常的可耻性格之外，实在不能说明别的问题。有一次，一个童仆在我的椅子坐了一下，别人根据我订立的家规，把他告发了，我立即大怒，认为是冒犯了我，就命人重重责打了他一顿。其实，我这个宝座，不是我也坐得心惊肉跳吗？
在长春，我时犯痔疮，买了不少坐药。有个小侄子见到这种药很稀奇，无意中说了一句“很像个枪弹”，立刻触了我的忌讳，“这不是咒我吃枪弹吗！”我没有直接下令责罚，却叫别的侄子们给了他一顿板子。
在我这种统治下，境遇最惨的是一批童仆，这是我的“侍从武官长”张海鹏从长春的一个所谓慈善团体要来的孤儿，大约有十几个。他们的父母大都遭到了日本人的屠杀，把他们遗了下来，日本人怕这些后代记仇，便叫汉奸政权用慈善团体名义收养了他们，把他们完全改了姓名，进行奴化教育，同时又用奴役劳动摧残他们。这个慈善会的孤儿，在种种折磨下，很少有活得长的。这些孩子听说被送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有的还抱过很大希望，认为生活一定能比慈善会里好些，事实上不但没有什么改善，反而是更糟。他们在这里，被看做最低贱的人，任何人——包括男仆和女仆——都可以随便打他们，每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的活，白天干，晚上还要坐更守夜，吃的是最坏的高粱米，因为干活常误了饭，饭总是凉的，有时不管吃完没吃完，又被叫去干活，所以也总吃不饱。衣服是破烂不堪，成年不给他们洗澡，虱子会自动从破衣服里掉在地上。冬天因为又冷又饿，有的孩子在暖气管旁打扫，不知不觉地伏在暖气上睡着了，把皮肤烤焦了也不知道。挨打是比吃饭还容易的事，干活睡觉要挨打，扫地不干净要挨打，说话大声要挨打，被心里不高兴的男仆人（被称为随侍的）们碰上，也会打他们出气。为了处罚他们，负责管理他们的“随侍”还预备了禁闭室和设有木笼、铁链、电刑等刑具的刑室。这些被日本鬼子杀了父母的孤儿，在我的这个汉奸窝里的折磨下，长到十七八岁还是矮小得像个十岁的孩子。
有一次，一个专干打扫的童仆，因为经常吃不饱，饿得跑到我的厨房里拿点东西吃，也是挨了一顿打。
有一个叫孙博元的童仆，因为受不了这种家规的经常折磨，便想找机会逃走，其实他也是个孤儿，即使逃出去也无依无靠，但这也说明在伪宫里的生活实在是太难忍受了。他在逃跑时，不幸被抓住了，除了挨了一顿毒打之外，还被禁闭在空房子里，用铁链拴住了两腿。在这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折磨下，他苦苦哀求，立誓不逃之后，才把他放出来。当然，他的日子一点也没变好过，终于又跑了。禁卫森严的伪宫内府，是难于逃脱的，这可怜的孩子以为地下的暖气管道可以通到外面，便钻了进去，他在里面转来转去转了两天两夜也没找到出口，后来为了找一口水喝，被人发现抓住了。当我的随侍报告我这件事的时候，我便命令：“让他先吃点东西，然后再管教他！”可是这时他早被随侍管教得奄奄一息了。我一听说他快死了，又吓得个要命。我怕他死了变成冤鬼，来向我索命，便立刻命令把医生叫来。这时抢救也来不及了，这孩子终于在我的“家规”下，丧失了幼小的生命！
这件事发生后，我并没有受到良心的责备，由于害怕因果报应，我花了几天工夫在佛坛前磕头念经，超度亡魂，同时责令毒打他的随侍，在半年时间内，每天要用竹板打自己的手心，以示仟悔。好像这样措置之后，我便可以摆脱了一切干系。
我对使用的仆人的苛刻，到了后来，已经是到了神经过敏而又极无聊的地步。我经常像贼似的，防备厨司务买菜时赚我几角钱。我甚至于派人秘密跟踪，看他是怎么买的，或者向我的妹妹们调查：“你们吃的肉多少钱一斤？一只鸡多少钱可以买到？”有时候认为菜做得不好，或者发现有点什么脏东西，立刻口头发出谕旨：“罚他几块钱！”至于罚多少，是随心所欲，并无标准。有时因为做得好，也下旨赏钱，但总是罚的多赏的少。在物价飞涨时期，拿工资不多的佣人，自然禁不起这样罚，但是他们也有窍门，就是看我高兴的时候，可以哭穷，这叫做“求恩”。遇到这种时候，我常是有求必应，传旨给钱。我就是这样，对我的主子奴颜婢膝，谄媚讨好，对我的佣人则又凶残暴虐，苛刻刁难；我在自己屋子外面无权无力，只能在鬼子决定的法令上画可，我在自己屋子里面，则又作威作福，实行我自拟的“家规”。
我的迷信活动，
第二条 执政代表满洲国；
第三条 执政对全国国民负责任；
第四条 执政由全国国民推举之；
第五条 执政得立法院之协赞以行使立法权；
第六条 执政统督国务院以执行行政权；
第七条 执政依据法律组织法院以执行司法权；
第八条 执政为维持与增进公共之安宁福利或执行法律，得颁发命令，但命令不得变更法律；
第九条 执政为维持公安或防预非常之灾害，于不能召集立法院时可得参议府之同意而颁布与法律同一效力之紧急训令，但须于下次会议中报告立法院；
第十条 执政得制定官制、任免官吏，并定其俸给，但依本法或其他法律所特定者不在此限；
第十一条 执政有宣战、讲和及缔结条约之权；
第十二条 执政统帅陆海军及空军；
第十三条 执政有大赦、特赦、减刑及复权之权。
如果在每条的“执政”二字下面加上“名义上”三字，这个组织法倒也是真的。事实上，我这个“统治满洲国、代表满洲国……”的“元首”，从那次游公园被搜索回去之后，除了经过日本人安排好的以外，我再也没出过一次大门。“大同公园”到底是个什么样儿，我到现在也说不清楚。如果说到我的权力，那就只有对关东军的点头同意权和逢迎谄媚权。假若我竟敢认真地要按照“组织法”行使起那上面的权来，那就等于自己不要关东军给我装扮起来的尊严和赏赐的安全。
然而，这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我一开始竟有时会忘掉，在得了许多教训之后，才牢牢地记在心里。
我所以会忘掉自己的尊严是装扮起来的，也许由于是关东军起初做得太像了。首先，我脑中留下的天津七年的印象很深，那七年间，没有一个日本军人或官吏不是在我面前毕恭毕敬地呼我为宣统帝；其次，我到东北后，无论是板垣还是本庄繁，当着我的面都是彬彬有礼的，凡需用厉害颜色的时候，却都经过中国人向我转达，所以我从没有直接看见过他们的红脸。在三月九日那天，“满铁”总裁内田康哉的十分恭维的祝词和庆祝酒会上本庄繁的十分有礼地向我祝酒，又给了我一个深刻印象。我竟忍不住地想道：“看样子日本人是真的承认我这个元首的。陈曾寿和胡嗣瑗他们说得大概不错，日本人不请我出来不好收拾东北这烂摊子，既请我出来就得对我有所尊敬。他们劝我不要太让步，可能是有道理的。”
典礼后的第二天，我在兴奋之余，曾向胡嗣瑗和陈曾寿发过誓愿说，“我有三愿，现在告诉你们。第一，我要克除掉过去一切毛病，陈宝琛说过我懒惰和轻佻，从今誓不再犯，一定振作奋发，勤劳从公；第二，我将忍耐一切困苦，誓必由此开始，逐步恢复祖业，重登大宝；第三，求上天降一皇子，以承继大清基业。此三愿实现，我死亦瞑目。”
从这天起，我真的不再睡懒觉，早早起来便到“执政”办公室里去办公。我那时最忙的“公事”就是接见求见的人。求见的人很多，除了各部总长，还有前清遗老，当地绅商。我是有求必见，往往从早晨六时起，到晚上十一时止，除了吃饭，我都在“办公”。这些求见的人有的是来给我请安磕头，有的送点土产，有的和我叙叙家世，有的求我给个职业，有的则纯粹是怀着好奇心，要看一看我，要谈什么话他都没准备好。不久，我就发现这些人，包括总长们在内，有个共同特点，就是谁也不是找我谈“国事”的。那些总长们根本没有人向我请示什么“公事”，只不过和我闲聊天。当我向他们问起的时候，他们总是说：“次长办着了。”次长就是日本人，他们是向来不找我的。
唯一向我谈国事的是郑孝胥。他每星期按例要来向我报告一次“国务会议”通过的案件，这个国务会议，十足地证明了以我为首的这一伙人的身价。
所谓国务会议，“国务院”每周举行一次，由各部总长参加，主持者名义上是“国务总理”郑孝胥，其实是总务厅总务长官日本人驹井德三。驹井从前在满铁做过事，曾发表过一篇“满洲大豆论”的文章，在日本得到“中国通”的称号。他被日本军部请来担任“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总务长官之后，日本杂志《改造》称他为“满洲国总务总理”，“新国家内阁总理大臣”。每次举行“国务会议”，都是他给郑孝胥准备好议案，由郑在会上照本宣科。国务会议上的通过和郑孝胥向我报告，完全是走一下形式。在国务会议上没有人能反对，到了我这里依然是反对不得。据说在第一次会议上，讨论到各部各省机构日本人官吏的比率数字表。财政部总长熙洽打开牛皮纸口袋，一看那个准备好的数字，就不高兴了，居然向驹井德三提出质问：“新政府刚成立，第一次阁议还没开，这些表格是谁给作出来的？”不料驹井命令道：“别说话！”熙洽一听，火上来了，站起来问：“为什么不让说话？连日本军司令官也没跟我喊过，你喊什么？”驹井德三大怒，把桌子一拍：
“我叫你别说话，就是不许你说话！这是关东军决定的，你就得赞成！”
“我不干啦！”熙洽要走。
“你拿了钱，不干行吗？你们在座的，哪一个没拿关东军的机密费？你们要知道，满洲国可是日本人拿鲜血换来的！给你吃现成，你们还要想捣蛋，可要放明白点！”
本来有几个“总长”都很气愤，只要熙洽一走，就一齐给驹井亮一下台看，可是一听这话，都低下了脑袋，连熙洽也乖乖地坐回位子上去了。所谓机密费，郑孝胥最多，是一百万元，其他各“总长”各拿了二三十万不等。这笔数字是和忠顺程度成正比例的。这场风波也就是拿了一百万元的郑孝胥给圆了场，大家乖乖地通过了日本官吏比率表[26]。
我虽然不像熙洽那样被日本人直接骂过，可是在郑孝胥面前也听到不少对元首尊严大为贬价的话，这就是每当我对国务会议的议案有所挑剔时听到的：
“这是关东军决定的！这是不能改动的！”
在不多天前，伪满的中央银行行长荣厚，因为说话不慎，被关东军扣押了几天。驹井拍桌子和荣厚的事提醒过我，为了尊严和安全，还是不挑剔的好。但有时，另外一种想法又钻到我心里：“我总归是个元首，和熙洽、荣厚不同。难道驹井敢向我拍桌子，关东军能把我关进司令部吗？”
在关东军决定成立“协和党”的时候，我决定要反对一下。
这是“大同元年”（一九二二）七月间的事。郑孝胥在一次例行的国务报告中，提到国务会议通过了一项建立“协和党”的议案。我对于什么“接受旧海关”“追索关余”等议案全不留心，唯有听到这个“党”字像触了电似的吃了一惊，忙问他成立个“党”是什么意思。他说，世界先进国家全都有政党，所以“满洲国”也该有一个。“协和党”的用处是“组织民众协力建国”，让民众树立“尊重礼教、乐听天命”的思想，这是“王道乐土”所不可缺少的……
我不等他说完，便忍耐不住地打断了他的“朗诵”，摇头说：“我不要这个党！要党干什么？辛亥亡国就是叫乱党闹的，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又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你难道都忘了吗？不要！不要！”
“这是日本关东军决定的，这是不能改变的。”郑孝胥冷冷地说，“上头要是不愿意，就直接跟他们说吧。”
“好，我就要跟他们说！”我不在乎地说，“你去告诉他们吧，叫他们找我来！”
过了两天，关东军第四课的片念惠参谋来了，向我解释了成立“协和党”的必要，理由和郑孝胥说的没有两样。后来关东军的参谋长桥本虎之助又来向我劝说，桥本回去之后，板垣又亲自出马，但是不管谁来，都没能说服我。
我的理由越辩论越充足，我觉得连日本人也不该反对。我的最大理由是任何政党只会造成国家的不宁，“满洲国如果不安宁，对日本也颇不利，故将有碍于邦交”。我认为这样坚持下去，不会发生什么危险，所以我决定坚持下去，看究竟怎么样。
这次争论的结果，日本人表面上让了步，把协和党改名为协和会。后来我听说，这种更改，主要是因为日本人有了新的考虑，要用这个组织容纳下全体“国民”，才采用了“会”的名称。“协和会”规定凡二十岁以上的人全得做会员，十五岁到二十岁的青年则组织到“协和会青年团”中，十岁到十四岁的则是“协和会少年团”团员，妇女们另有一个组织，即“协和会”领导的“国防妇女会”。这样，协和会便成了一个网罗一切人口的进行奴化教育、监视人民和组织奴役劳动的庞大的特务性机构。
经过协和会这件事，我有了这样的一个看法：日本人毕竟还是尊敬我的，而郑孝胥却十分可恶，他是处处利用关东军的名义吓唬我，他竟敢不拿我当主子看待。
接着是发生了“日满密约”的事件。
这个密约的内容，我在前边已说过了。使我难忍的并不在于祖国的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的丧失，而是它不啻证明我这元首根本没有发言权和决定权。这个密约是八月七日由郑孝胥为代表和本庄繁签订的，过了一个多星期郑孝胥才拿来给我看，叫我承认。
“为什么你早不拿来？”
“这都是不关紧要的事。板垣在旅顺不是早提出过吗？”
“什么早提出过？就算提出过，就不该先问问我吗？”
“板垣说过，要是早送上来，免不了叫胡嗣瑗这些人多嘴添麻烦……”
“我这个执政还算不算哪？”我拍了一下桌子，心里恨透了板垣，但我更恨这秃头。
如果是在紫禁城里，我这一拍桌子等于是“跪下”的口令。可是现在这秃头面不改色地冷冷地答道：
“这也不是正式条约，等日本的正式大使武藤来了还要订立正式的。本庄这次调职，走得也太急……”
“走开，走开！”
郑孝胥一走开，胡嗣瑗就来了。
胡嗣瑗这时是我最信任的人。胡嗣瑗是“执政府”秘书处长，算是在我身边为我个人服务的差事，出了我的家门他也没有任何权力，地位是和郑孝胥比不上的。他的最大兴趣就是要弄倒郑孝胥和劝我向日本人争权。在郑孝胥拿来密约前不久，我们就听说本庄要调职回国，接替他的是武藤信义，与这消息同时传来的是日本将要承认“满洲国”，武藤兼日本大使。这给了我很大的希望，认为本庄之走和武藤之来，形势很可能发生变化，既然日本承认这个国家，一定能“平起平坐”地谈一谈。根据胡嗣瑗的意见，我派了两个人到日本，先和武藤以及天津时代的熟人香椎浩平和日本陆军总参谋长直崎这些军部人物联络一下。这两个人一个是给张园做过法律顾问的律师林廷琛，一个是叫蔡法平的台湾人，都是胡嗣瑗给找来的。他们带去了我向武藤等人提出的几点要求，主要是以下几条：
一、执政府依组织法行使政权；
二、改组国务院，由执政另提任命名单；
三、改组各部官制，主权归各部总长，取消总务厅长官制度；
四、练新兵，扩编军队；
五、立法院克期召集议会，定国体。
总起来一句话，就是要求用人权和改帝制。这都是胡嗣瑗给我出的主意。据他讲，他在东京有个叫徐丙的台湾籍朋友，和日本军部要人都有交情，通过这条路线活动，是很有希望的。正好我和郑孝胥发过脾气，胡嗣瑗就来告诉我，林廷琛和蔡法平来了信，消息非常之好，甚至帝制问题都大有希望。我于是更认为一切坏事都是郑孝胥干的，除了板垣，别的日本人并不坏。我的腰硬起来了。我又接受了胡嗣瑗的意见，决定免去郑孝胥国务总理职务。
郑孝胥也知道了我的打算。他先采取了以退为进的办法，向我告老辞职。我心里明白，这是奕劻从前对付我父亲的办法，但我有了东京的“好消息”，并不怕他。我说：
“你也到了休养的时候，我也不好留你，那么，你推荐谁来继任呢？”
秃头的脸上变了色，我心里非常得意。不料他看我一点儿不挽留他，又变了话：
“孝胥的意思，上头没有明白，是请上头给几天假……”
我想，你请假也好，你一走，我就派别人顶你。
我准了郑孝胥的假，立刻派胡嗣瑗去找臧式毅，授意给他，要让他当国务总理。这位臧式毅比我和胡嗣瑗聪明得多，他知道我这执政的命令的价钱，没有关东军说话，他答应了我只有找麻烦，就拒绝了。为了拉住他，我又叫他去代理国务总理，可是不等他表示态度，郑孝胥赶忙销了假，回到他的总理办公室去了。
我还没想出进一步的对策，他的儿子郑垂找我来了。他没有提他父亲的事，却先从更叫我生气的问题谈起。
“听说上头等武藤来，就要提出由满洲人主事，各部权力归满人，这件事要三思呵！”
“这有什么三思的？日本人都同意了，你倒不同意？”
“不是郑垂不同意，只怕日本人不同意。”
郑垂见我不高兴答理他，笑了一笑，接着说：“如果真的把权力全拿到满人手里，就怕各部长官驾驭不了吧？”
我听了这话，心中大怒。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说，从他父亲起到各部总长只不过听命于日本人，而不是我这个“真龙天子”。
“你说的是……什么话！”
我愤然站起来，走出我的“执政办公室”，不想再看见他那张可恶的笑脸。
我回到了“缉熙楼”，晚饭摆上来了，我不想吃，只是气愤地在地上来回走，寻思着撵走郑氏父子的方案。我没有想出任何办法来，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和武藤的会面上。
九月间，武藤来了，比武藤早到一步的是去东京活动的林廷琛和蔡法平。他们带来的消息还是那样美妙，说除了取消总务长官问题尚待研究之外，其余都不成问题。因此举行了日满议定书签字仪式之后，我单独和武藤会面的时候，我抱着很大希望正式地把那几项要求提了出来，在改组国务院那一条，我要求首先把郑孝胥免职。
武藤是日本大正时代晋升的陆军大将，做过参谋本部次长、教育总监、军事参议官，第一次世界大战率日军占领过苏联的西伯利亚。他这次以大将资格来东北身兼三职——关东军司令长官（从前都是中将衔）、关东厅长官（“九·一八”事变前日本设在辽东半岛的殖民总督）和“驻满洲国大使”，到任不久就晋升为元帅，是这块土地的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满洲国”的太上皇。日本报纸称他为“满洲的守护神”。在我的眼里，这个六十五岁的白发老头确实像一个神似的那么具有威灵。当他十分有礼貌地向我鞠躬致敬时，一种得天独厚、求必有应的感觉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等我把话说完，他很礼貌地回答道：
“对于阁下的意见，我必带回去认真地加以研究。”
他带走了胡嗣瑗写的那几条要求。可是一天一天过去，不见他的研究下文。
按规定，我每月有三次和关东军司令兼大使的会见。第二次会见时，我催问他研究的结果，他仍是说：“研究研究。”
研究的最后结果，驹井德三拿了一百万元的酬劳费下台去了，但另一个日本人坂谷希一又接替了他的职务，官衔虽然由总务长官降低为总务厅长，名义上位于各部长之下，而实际权力和从前一样。国务总理也仍然是郑孝胥，只不过他的儿子郑垂被免去国务院秘书官之职，给了个航空会会长的名衔。此外，可以说是一点儿没有变化。
过了不久，胡嗣瑗被“升”为参议府参议，实际是把他从我身边调走。后来，日本人索性请他退休，连生活也弄得非常困难，我只好每月供应着他。胡嗣瑗这一调走，我立刻又想起了熙洽和荣厚的遭遇，就再也不敢向武藤询问他的研究结果。从此，每次和武藤见面，只有陪他谈佛学、讲天气；每次听郑孝胥的国务报告，就只有点头、“裁可”。我又明白过来：这是保持尊严和安全的最好办法……
四、李顿调查团
在天津日本租界七年的影响和遗老们十几年的教育的基础上，又有了到东北后不到一年的训练，我已被造就成了一个完全的软体动物，已弄到了离开日本人就不能生存和思想的程度。为了虚假的自欺欺人的尊严，为了保住一条性命，为了“重登大宝”的幻想，我只有依附在关东军的皮靴上。一九三二年国际联盟派了一个调查团到东北，曾经引起郑孝胥父子发生过把东北变成国际共管的幻想，我却连这种幻想也没有过。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一再电致张学良，指示了“为免事件扩大，绝对不抵抗”，九月二十二日又在南京全市国民党员大会上说要“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所谓“国际公理”，照他说就是在国际联盟这儿。九月二十一日国联接到南京政府代表提出的“立即采取办法，使危害国际和平之局势不致扩大”的请求，九月三十日国联行政院（或译理事会）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南京政府又提出由国联派中立委员会到满洲调查的意见。国联在开了许多次没有结果的会之后，十二月十日，在日本人同意下，决议组织一个调查团，到东北调查“中日纠纷”的实情，并向行政院提出报告。这个报告自然要包括解决“纠纷”的意见，也就是蒋介石所宣传过的要等待的“公断”。
调查团由五国委员组成，即英国的李顿爵士、美国的佛兰克洛斯·麦考益少将、法国的亨利·克劳德中将、意大利的格迪伯爵、德国的恩利克希尼博士。团长是李顿，所以当时又被称为李顿调查团。与调查团同行的除了一批秘书人员和专家之外，并有中日双方各派委员一名协助工作，日本派的是驻土耳其大使吉田，中国是前外交总长顾维钧博士。
一九三二年二月三日，调查团出发了，先到日本，又到上海、南京、汉口、九江以及湖北的宜昌和四川的重庆，四月初到北平又停了十天，四月二十日才进入东北，到长春时已是五月。在这期间，南京政府宣传着等待“公理之判断”，而日本军队却占了锦州，发动了淞沪战争，逼着蒋介石签订了不得驻兵淞沪的协定，同时也制造出了“满洲国”的既成事实。究竟这个调查团到中国来是打算干什么，蒋介石希望的又是什么，我都被闹得糊里糊涂的。
五月三日这天，我和调查团的五位委员进行了十分钟的会见。在这十分钟内，他们向我提出了两个问题：我是怎么到东北来的？“满洲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在回答他们的问题之前，我脑中闪过了一个念头，大概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这五位绅士的彬彬有礼的风度让我回忆起天津时代我和他们同国人的交往。闪过我心里的念头就是：他们的那些同国人，特别是调查团长李顿爵士的同胞庄士敦，曾向我说过伦敦的大门为我打开着，如果我现在对他们说，我是叫土肥原骗来又被板垣威吓着当上“满洲国元首”，并且要求他们把我带到伦敦，他们干不干呢？这个轻微的念头刚一闪过，我就打了一个寒噤，因为我想起来身边还坐着关东军的参谋长桥本虎之助和高参板垣征四郎。我不由得地向那青白脸瞄了一眼，然后老老实实地按照他事先嘱咐过的，念我的台词：
“我是由满洲人民推戴才来的。满洲国是满洲人民自愿建立的……”
调查团的五位委员一齐对我点头微笑，然后我们一同照相，喝香槟。他们走后，板垣的青白脸上泛满了笑容，赞不绝口地说：“执政阁下的讲话响亮极了，风度好极了！”
引起我那个想入非非之念的，除了上面说过的天津时代的影响之外，还有我对日本人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影响和情绪，我发生了投靠其他洋人的幻想。但这个幻想和郑氏父子比起来，是太微弱了。
早在旅顺的时候以及调查团和我见面之前，郑氏父子就几次说过：“别看日内瓦、巴黎开会开得挺热闹，其实哪一国也不打算和日本硬碰。现在有点力气碰得动日本的，只有美国，可是美国头一个就不热心。美国虽然不是国联的会员国，国联可是要听美国的。”精通英日两国文字的郑垂还告诉我，美国的不少代表官方意见的报纸，时常登出一些袒护日本行为的舆论，甚至还告诉过我一件不知他从哪里听说的消息，说美国和日本曾经有过密约，美国对日本在东北的行动表示过谅解。郑孝胥还说过，美国早在“九·一八”以前就劝过中国政府，索性把满洲卖给日本，因为这样不但可以省掉许多麻烦，而且还可以让日本去对付苏联，于中美都有好处。这些情报都是令我半信半疑的。
“调查团到咱这来干什么呢？”郑孝胥在通知我将要会见调查团时说：“他们在咱们满洲建国前不来，建国后才来，可见他们不是打算否认新国家的，他们根本也不打算制裁日本，他们希望的是机会均等、门户开放。他们在东京跟内田（此时内田康哉已调任日本外务相）谈的也是这个。他们同时关心的是希望日本替他们打俄国。这也不是跟咱们过不去，对咱没坏处。”
郑垂摇头晃脑地给我讲了个比喻。他说，英国有位学者曾说过，英国的绅士们有如豪猪，因为是同类，所以相聚，又因为各个身上有刺，所以又都保留着一个距离，郑垂说：“我看列强也就是豪猪。用中国人的话说，他们是冤家，又是亲戚，既是亲戚，咱就得认他们是姑舅。”
事实上，喜欢吹牛的郑氏父子并没有撒谎。在当时的《东方杂志》上，就可以找到《纽约论坛报》和《纽约日日新闻》等报纸上的袒日言论的译文，比如前者有这样的话：“日人军事行动为对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政策所不能免之反响”，后者：“日本继承俄国在满洲开发，至于今日，其功绩之伟大，为世人公认。”国联通过派遣调查团的决议，确曾遭受到美国的反对，理由是“此种行动足以刺激日本国民的情绪”，国联在一次会议上，打算做出要求日军退出满洲的决议时，美国国务卿凯塞尔就公开表示，对此并未附议。这些事实的记载可以从当时的许多报刊上看到。后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些秘密文件，其中有个《一九三一年美国外交文件》一书，公布了那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美驻日大使福白斯交给日本外务大臣币原的一份密书，透露了美国政府当时“曾劝中国政府采取妥协步调”。至于日美秘密对东北问题的谈判，则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号的《国际事件》（International Affairs ，一九三五Dec.）上据西·莱特的一篇文章《美国人对远东问题的观点》（Q.Wright：American View of the Far Eastern Problem ）中揭露了出来。
虽然我当时不大注意《东方杂志》之类的报刊，可是调查团对于“机会均等”“门户开放”的关心，我也能很快就知道。这年10月，我从日本的《中央公论》上发现了驹井德三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满洲国是向全世界宣称着》，写的是他和调查团的会见。文章说第一个提问的是李顿，问他“满洲国的建设不稍嫌早些吗？”他回答了一大套“非但不嫌其早，且嫌其晚”的“道理”，然后——
其次麦考益将军问：“满洲国宣扬着门户开放主义，果真实行了吗？”
我立即回答说：“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是满洲立国的铁则。门户开放政策，在昔围绕着中国的诸国中，美国是率先所说的精神。但这主义政策是列国之所倡，中国本身是抱着门户闭锁主义，我们在中国的何处可以看到门户开放的事实？我们以极强的钥匙使满洲国门户开放，我们只有受诸君感谢的理由而没有受抗议的道理……不过我须附带声明的就是关于国防事业断不能门户开放，即在世界各国亦断无此例。”
李顿再询问着说：“满洲国实行着机会均等吗？”
我略不踌躇地说：“机会均等，贵国在中国已有其先例，即前清末叶，中国内政极度糜烂，几全失统一之际，罗浮脱·赫德提议于清廷说，倘然长此以往，贵国将完全失其作用于国际间，故此际不如依赖西洋人，即单是海关行政，亦有确定之必要。于是清朝立即任命罗浮脱·赫德为总税司，海关行政方得确立。在这海关上，使用着许多的英、法、日等国人，这海关在中国是被认为最确实的行政机关了。因此而列强借款给中国，中国遂得在财政上有所弥补。英国人亦以海关为施行机会均等者。但是我们日本人，要想做这海关的事务员，则非受等于拒绝的严格的英语试验不可。”
“……却说我们满洲国，是满洲国人和日本人协力而建设的国家，因之新国家的公文，均以满洲国语和日本语而发表的。所以任何国人，倘能完全使用满日两国语言，并能以满洲国所给与之待遇为满足，则我们当大大的欢迎。这就是我所说的机会均等。”
我继续着问：“你们各位还有旁的询问吗？”
旁的人都说：“此外已无何等询问的必要了，我们已能充分理解了满洲国的立场，愉快之至！”
国联调查委员在离开新京时，我送到车站上，那时候李顿握了我的手小声地说：“恭祝新满洲国之健全的发达！”同时用力地握了下手就分别了。
这篇文章使郑孝胥父子感到了极大的兴奋，郑垂甚至还估计国联很可能做出一个国际共管满洲的决议来。过了不久，即这年的十月，调查团的报告书公布了，果然叫郑垂猜中了。首先，调查团的报告书中所代表的国联，正是以郑氏父子所希望的那种中国的管理者的态度出现的。报告书明白地说：“目前极端之国际冲突事件，业经中国再度要国联之干涉……中国遵循与国际合作之道，当能得最确定及最迅速之进步，以达到其国家之理想。”其次，这位管理者确认它的同行“日本，为谋满洲之经济发展，要求建设一能维持秩序之巩固政权，此项要求，我等亦不以为无理。”但是，这位管理者认为最重要的是，“唯有在一种外有信仰内有和平，而与远东现有情形完全不同之空气中，为满洲经济迅速发展所必要之投资始可源源而来。”这就是说，要有列强各国共同认为的那种“信仰”才行，这就是郑氏父子所向往的由各国共同经营、利益均沾的局面。
郑氏父子关于反苏问题的估计，也得到证实。调查团说，它理解日本称满洲为其生命线之意义，同情日本对“其自身安全之顾虑”，因此，“日本之欲谋阻止满洲被利用为攻击日本之根据地，以及为在某种情形之下满洲边境被外国军队攻击时，日本欲有采取适当军事行动之能力，吾人均可承认”。不过调查团又认为，这样做法日本的财政负担必大，而且日本在满军队受时怀反侧之民众包围，其后又有包含敌意之中国，日本军队能否不受重大困难，亦殊难言。因此，可以考虑另外的办法，则“日本甚或又因世界之同情与善意，不需代价而获安全保障较现时以巨大代价换得者为更佳”。调查团于是提出意见说，问题的解决，恢复原状和维持现状都是不能认为满意的办法，认为只要“由现时（满洲国）组织毋须经过极端之变更或可产生一种满意之组织”，这就是实行“获得高度自治权”的“满洲自治”，由各国洋人充当这个自治政府的顾问；由于日本人在东北的权益大些，日本人比例也大些，但其他外国也要有一定比例。为实现这个新政体，“讨论和提出一种特殊制度之设立，以治理东三省之详密议案”，要先成立一个由国联行政院掌握最高决定权的，由中日双方和“中立观察员”组成的顾问委员会。调查团并且认为“国际合作”的办法不但适于“满洲”，也适于对全中国使用。其根据理由也是郑氏父子屡次表示过的，是因为中国只有劳动力，而资本、技术、人才全要靠外国人，否则是建设不起来的。
这个报告书引起日本的反应，是令郑氏父子很失望的。调查团尽管再三谈到尊重日本在满洲的权益，甚至把“九·一八”事变也说成是日本的自卫行为，日本人对它提出的这种列强分肥的想法，仍然表示完全不能接受。日本的外务省发言人只表示同意一点，就是“调查团关于满洲的建议，大可施于中国与列强间的关系而获得裨益，如制订国际共管计划”！至于对“满洲”本身的共管方案，根本给个不理睬。所以郑氏父子和蒋介石政府以及连声为报告书叫好，称之为“世界之公论”的胡适博士，都不免垂头丧气了。郑孝胥后来的失宠和被弃，也是因为在对“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问题存在幻想上。一九三五年，他在自己办的一个“王道书院”里演讲。宣传了这个理想，结果是日本人请他退休。他退休后，因为日本人不让他往北京迁移，存在银行里的那一百万元“机密费”又不给他兑现，一九三八年一气之下丧了生。至于郑垂的失宠和去世更早，是一九三三年年初暴卒的，究竟怎么死的，至今还是个谜。
在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发表之前，我也确曾有些想法，假如真的像郑氏父子希望的那样，将东北归为国际共管，我的处境必定比日本独占情形下好得多。但是，我还有两点不同的考虑，一是怕“共管”之中，中华民国的政府也有一份，如果这样，我还是很难容身；另一点是即使民国管不上我，国际共管也未必叫我当皇帝，如果弄出个“自治政府”来，那还有什么帝制？更重要的是，日本的横蛮，在国际上居然不受一点儿约束，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使我相信，自己是绝对逃不出它的手掌心的。因此，事后我一想起了调查团会见时我心里闪过的那个念头，不禁暗想道：“幸亏我没有傻干，否则我这条命早完了……现在顶要紧的是留下这条命，说不定日本人还让我当皇上呢！”
五、第三次做“皇帝”
……京津旧臣，闻皇上就任执政，疑尊号自此取消，同深悲愤。即曾任民国官吏如曹汝霖、汪荣宝等，亦以名义关系甚重为言。臣以皇上屡次坚拒，及最后不得已允许之苦心，详为解释，闻者始稍知此中真相，而终无以尽祛其疑……
这是我就任“执政”一月后，请假回津的陈曾寿寄来的“封奏”中的一段。来自京津的类似的封奏还有好几件，都曾引起过我的无限烦恼。
按照约定，我当“执政”一年期满，如果关东军不实行帝制，我是可以辞职不干的。胡嗣瑗和陈曾寿早在满期前两个月，就劝我催促关东军履行前约，他们认为关东军必不肯舍得我下台，因此是会接受帝制要求的。我没有照他们的办法去将关东军的军，我早已没有这样的胆量，而且万一关东军让我辞职，我能到哪里去呢？所以烦恼归烦恼，对关东军的顺从还是要顺从。
在将近我就职一周年的一天，出乎我的意料，在一次例行会见中，武藤先向我提起了这个问题。他说，帝制的问题现在日本还正研究着，意见尚未一致。据他看，到时机成熟时，这个问题自然会解决的。听了他的话，我自然就更不去想什么辞职不辞职的事了。
比我还着急的人倒有的是。除了胡嗣瑗、陈曾寿之外，郑孝胥、熙洽等人也忘不了这件事。郑孝胥在一九三三年的重阳节写过一首诗道：“雪后重阳夕照明，高台纵日俯神京，平原已觉山川伏，报老翻教岁月轻，燕市再游非浪语，异乡久客独关情，西南豪杰休相厄，会遣遗民见后清。”他不仅要在满洲行帝制，还想着回燕京，实现“后清”的幻想。熙洽不只是幻想，而且在我就职一周年时还有实际行动，他支使手下一名心腹叫林鹤皋的，借长春一个小学校的地方召集了一个五百多人的会议，到会的有满族“遗民”，也有前东三省国会议员，在会议上通过了一项请求实现帝制的决议。这个会没开完，叫日本宪兵给冲散了。但是关东军司令长官倒也没发脾气，却找了他去解释说帝制非不可为，不过是时机未至而已。
究竟时机什么时候来呢？我很想早一点知道。曾陪我到东北来的日本人工藤铁三郎，我的“侍卫处长”，这时他表示愿意为我到东京去刺探一下。我觉得这个日本人对我很好，我在旅顺时，有一次发现茶水变色，疑心有人下毒，叫人去化验一下，工藤拿起这杯茶，一仰脖喝了下去，这个举动使我相信他的忠心，于是赐改他的名字为工藤忠。现在他又提出这样的主意，我自然十分高兴，就把这个刺探时机的任务委派了他，并嘱咐他从侧面去活动，千万不要说是我派的。他到东京去了一趟儿，找到了南次郎，他探得来的消息虽非十分理想，也还是乐观的，据他说日本军部方面大致上同意实行帝制，实行的日期也不会太远了。
究竟时机是指的什么呢，我始终也没弄明白。这年的三月二日，日军已完成了东北四省的全部占领，三月二十四日，国联通过一项宣布日本为侵略者的决议，二十七日日本退出了国联，宣称再不受什么约束。五月三十一日，长城战役以塘沽协定宣告了结束，划定长城以南为非武装地带，中国军队也奉命全撤退了。在我看来，这些叫每个真正的中国人都不胜激愤的事件，都是做皇帝的时机，但一个一个的都过去了。一直到“时机”真的来临，继任的关东军司令菱刈隆在这年年底突然告诉郑孝胥说，日本政府可以承认我为皇帝时，我也没弄清楚“时机”是个什么东西。我由于过分的高兴，也没有心思研究它了。
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准备一套清朝皇帝的龙袍。我把帝制的实现，看做是走向大清复辟的起点。在日军发动长城战争时，我就幻想过由日军替我把“大清疆土社稷”全部恢复过来，送我到北京重登大宝。后来听说打到密云就停了战，心里很是不满意。现在我又想，我先把清朝皇帝的架子准备好，将来我必能走进我的紫禁城。谁知这套龙袍刚从北京敦庆隆买来（旧的全没带出来），就出了岔子。关东军派了人来告诉了郑孝胥，说日本承认的是满洲国皇帝，不是大清皇帝，因此，皇帝登极不能穿清朝衣服，要穿关东军指定的礼服，即陆海军大元帅服。
我这时又忘了日本人批准的皇帝身价，忘了日本人所以要实行帝制，不过为了好利用“皇帝”的名义更省事地统治这块殖民地而已。我的脑子只顾发热，就不知天高地厚地一定要郑孝胥给我向关东军去交涉，非得穿清朝服制不可。陈曾寿这时曾提醒我说：“皇上要争的不该是衣服，倒是应该把君主实权和关东军说好，如果有了实权在手，就是学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也未尝不可。”可是在脑子发热的时候，清朝袍褂——我从小看惯穿惯的服制，就像童话里的法宝似的那么代表权威，好像有了它，什么实权、威风就会一齐来到我身上一样，因此别人的话我全听不进去。
结果，挨了关东军一个硬钉子，关东军坚决表示，登极典礼是非穿指定的制服不可，这是没有什么商量的。最后，只允许在祭天的时候，穿一次清朝袍褂。我看实在没办法争了，才又有点清醒过来，明白了皇帝的称呼本是人家赏的，再争下去说不定连皇帝也当不成了，也只好答应下来。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这天，在长春郊外一个叫杏花村的地方，在临时垒起的一个土坛——代替天坛，举行了告天而后即位的祭天古礼。我总算穿了一次龙袍，过了一次瘾。
举行过登极典礼之后，日本天皇派来了他的弟弟秩父宫雍仁为代表，前来祝贺，并且给了我日本大勋位菊花颈饰和菊花大绶章，给了婉容一个宝冠章。真是“山河好改，本性难移”，日本人的这些举动，又让我飘飘然忘其所以。如果这是我的情绪的起点，那么，到一九三五年四月，我到日本回拜天皇时，则是到了高涨的顶点，也是我的美梦最浓的时刻。在这个美梦里，我把自己看做是和日本的裕仁的兄弟辈，认为开始“时来运转”了。
其实这次访日，全是关东军安排出来的。他们说，为了答谢日本天皇派御弟秩父宫来对我“即位”的祝贺，也是为了对“日满亲善”的躬亲示范，需要这样办一办。
日本政府以枢密顾问官林权助男爵为首组织了十四人的接待委员会，派了战舰比睿号来迎接，白云、丛云、薄云等舰护航。我从大连港起航时，又有球摩、第十二、第十五驱逐舰队接受我的检阅，到达横滨港时，又有百架飞机编队的欢迎……记得我在这次晕头转向、受宠若惊的航程中，写下了一首谄媚的四言诗：
海平如镜，万里远航。
两邦携手，永固东方。
▲ 溥仪在天一门前
▲ 婉容、文绣婚后和溥仪的弟妹们
照片左起：四妹韫娴、五妹韫馨、文绣、婉容、大妹韫瑛、二妹韫和、三妹韫颖，前排男童为四弟溥任。
▲ 戴着眼镜的溥仪
庄士敦发现溥仪眼睛近视，希望能为他配上眼镜，这在宫里引起轩然大波。在庄士敦的坚持下，请来德国医生为溥仪验光，溥仪的近视得以矫正。
▲ 溥仪穿上民国将领服的游戏照
▲ “丁巳复辟”的纪念照
▲ 溥仪“大婚”前
▲ “皇后”郭布罗·婉容（十七岁）
▲ 庄士敦和溥仪（右）、润麒（中）、溥杰（左）
▲ 溥仪雪后爬上养心殿顶远眺
▲ 溥仪、溥杰与润麒
▲ 溥仪和他的伴读及端康太妃
▲ 溥仪在日本公馆过二十岁的生日
▲ 溥仪和婉容在张园
▲ 溥仪在张园过生日
▲ 溥仪见外国友人
溥仪、婉容在张园会见外国友人，陪同有溥杰、韫和、韫颖等。
▲ 溥仪在张园
▲ 溥仪在张园过生日
溥仪过生日时，与婉容，庄士敦等在张园
▲ 溥仪与邓战等在张园
▲ 溥仪和婉容
▲ 溥仪在张园
溥仪在天津生活时，衣着和举止都相当西化。
▲ 溥仪和弟妹们在天津
后排左起：韫和、溥杰、韫颖，前排左起：韫娱、韫馨、溥任、韫娴、韫欢。
▲ 溥仪和网球爱好者在静园
▲ 送溥杰和润麒去日本留学
左起：润麒、溥仪、载沣、荣源、溥杰
▲ 溥仪与父亲和弟妹们
▲ 溥杰、润麒寒假归国
左起润麒、婉容、溥仪、溥杰
▲ 溥仪与郑孝胥在静园
▲ 溥仪、婉容与亲友在静园
左起：韫馨、韫和、韫颖、婉容母恒香、韫香、溥任、韫娱、载沣、婉容父荣源、韫娴、婉容兄润良
▲ 溥仪穿西装在办公室写文件
▲ 溥仪会见德国客人
▲ “伪满康德皇帝”溥仪
▲ 溥仪在远东军事法庭准备出庭作证
▲ 溥仪在远东军事法庭证人席上
溥仪的作证时间长达8天，是这个法庭作证时间最长的一个人
▲ 远东军事法庭
远东军事法庭设立于东京，主要审理“二战”中的日本战犯
▲ 溥仪浇菜
▲ 溥仪学习缝补
▲ 溥仪彻底认识自己之后在写检查
在航行的第四日，看了一次七十艘舰艇的演习，又在晕船呕吐之中写了一首七言绝句：
万里雄航破飞涛，碧苍一色天地交；
此行岂仅览山水，两国申盟日月昭。
总之，还未上岸，马屁先拍过去。因为我不仅对日本所示之威力深感惊异，我还把这看做是对我真心尊敬，真心帮助。过去的一些不愉快，只怪自己误会了。
到了日本东京，裕仁亲自到车站迎接我，为我设宴，然后又是向我住所回拜。我接见了日本元老重臣，受他们的祝贺，同裕仁一起检阅了军队。我也跑到他的家庙“明治神宫”去参拜，给他父亲“大正”上坟。我到日本陆军医院慰问那些侵略中国挨了打的伤兵伤官，又到裕仁的母亲那里，献献殷勤。日本报纸曾报导过我和她散步的情形，说有一次上土坡，我用手搀扶了日本皇太后，这和我在长春宫内府中，搀我父亲上台阶是一样的心情。其实，我还从来没有搀扶过自己的父亲，如果问到我扶搀裕仁的母亲的心情，坦白说，那纯粹是为了巴结。
最后一天，雍仁代表他哥哥裕仁在车站向我送别，他致欢送词说：
“皇帝陛下这次到日本来，对于日满亲善，是有重大贡献的。我国天皇陛下对此感到非常满意。务请皇帝陛下抱定日满亲善一定能做到的确实信念而回国，这是我的希望。”
我就又用了那种巴结的心情回答道：
“我对这次日本皇室的隆重接待和日本国民的热诚欢迎，实是感激已极。我现在下定决心，一定要尽我全力为日满的永久亲善而努力。我对这件事，是抱有确实信心的。”
临登船出发时，我向担任接待的林权助又讲了一遍，临了，我请他代向日本天皇和裕仁母亲致谢，提到裕仁母亲，我居然两眼含满了无耻的眼泪，而且这样一弄，把那个老头子也给逗哭了。回想起来，一点儿中国人味也没有了。
总而言之，日本皇室这次对我的招待，使我头脑更加发热，感到自从当了皇帝之后，连空气都变了味。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逻辑：天皇与我平等，天皇在日本的地位，就是我在满洲国的地位。日本人对我，当如对其天皇者同。
在这种飘飘然中，我回到长春，立即请来新任的关东军司令长官南次郎大将，向他发表了我的感想。次日（即四月二十九日），又到南的住宅，兴高采烈地参加了裕仁的生日庆祝会；再次日，我便急不可待地下谕，把在长春的所有简任职以上的官吏，不论中国人日本人全召来，听我训话，发表访日感想。我在事先全没有和日本人商议，我也没预备讲话稿，人到齐了，我便讲开了。我讲了访日的经过，绘形绘声地描写了日本天皇对我的招待，讲了日本臣民对我的尊敬。最后我说：
“为了日满的亲善，我一定拼命去干。因此，我认为：如果日本人有不利于满洲国者，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陛下，如果有满洲人有不利于日本者，也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的皇帝；如果有不忠于满洲国皇帝的，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有不忠于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皇帝……”
不料这些话讲过之后，“大臣”们单独来见我的，越来越少，终于成为绝迹，除了日本规定的例行官样文章的“上奏”和年节行礼之外，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早在我去日本之前，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就和我说过这样的话：我应当养“君之德”，所谓“君之德”，就是不要过问什么事，不要“察查为明”，一切都让“下边”办去就行了，他同时演出形象来，捂一下耳朵，捂一下眼睛，又捂一下嘴，说：“就这样子，我们当司令官的，也是如此。”这些话，我并没有十分注意。后来南次郎来当司令兼大使了，他倒简单，没有说这些话，也没做什么形象动作，我从日本回来发表了那篇演说之后，索性禁止了“大臣”们和我见面了。
从此以后，我除了和关东军指定的人见面之外，就不能任意地会见任何人。我办公的“勤民楼”也不去了，因为既无人可见，也无公可办。关东军要我办的公事，不过是要我在现成的文件上画上一个“可”字，这件事在我卧室、厕所里就都可以办了。
关东军指定我会见的人，除了每周一次向我报告“国务”的总理大臣、参议府议长之外，其余的“大臣”们只有逢年过节举行大典时见见面，当然说不上话。到了太平洋战争发生后，限制得更严，我的亲属除了在长春的妹妹、妹夫和留在“内廷”念书的侄子们之外，关内亲属只准关东军指定的几个人来看我。任何人如果想偷着来会见我，那根本办不到，因为“帝宫”里住着几个日本宪兵，来往人是瞒不过他们的眼睛的。这几个宪兵穿着非日非“满”的特制的墨绿色制服，他们的屋门口有一个木牌，没头没脑地写着三个字“宪兵室”。
最重要的是，一个过去有事才来、无事不来的关东军参谋吉闪安直，有了一个“帝室御用挂”的新官衔，成了每天有事无事必到的关东军代表，我的一切举动都必须在他的指导下进行。
六、吉冈安直
关东军好像一个强力高压电源，我好像一个精确灵敏的电动机，吉冈安直就是传导性能良好的电线。
这个高颧骨、小胡子、矮身材的日本鹿儿岛人，从一九三二年起来到我身边，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和我一起被苏联俘虏时止，始终没有离开过我。十来年间，他由一名陆军中佐，步步高升到陆军中将。起先，他的身份只有关东军高参，从一九三四年起又增添了一个“满洲国帝室御用挂”的官衔，这个官职是日本的名称，据说意思好像是“内廷行走”，又像是“皇室秘书”，究竟应当译成什么合适，我始终也没有认真去查问过。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它的字面含义无论是什么，都不会说明吉冈的实际职能的。他的实际职能就是一根电线。不过，这职务一连干了十几年，也必须有他的本事。
有的书上说，吉冈是我在天津时的好友，后来他当了关东军参谋，正好这时关东军要选一名帝室与关东军之间的“联络人”以代替解职的侍从武官石丸志都磨，觉得他最为合适，因此当选。事实上，我在天津时有一段时间，经常听他给我讲时事，谈不上什么好友，他被派到我这里当“联络人”，也不是先当了关东军参谋才恰逢其时的。如果说他是溥杰的好友，倒有一半是真的。伪满成立之后，溥杰进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吉冈正好在这学校当战史教官。几乎每个星期日，吉冈必将溥杰请到他家做客，殷勤招待，培养了“友情”。不久，溥杰就听吉冈透露出关东军有请他到我这里任职的意思。那时他曾表示，如果他不作为关东军的高级参谋而来到满洲，他就不想干，因为忠岛比多吉（任“执政府”的咨议）和石丸志都磨都由于没在关东军里扎下根，所以全没站住脚。
后来，他果然以关东军高参的身份来到我这里充当“联络人”来了。他在未上任之前，先请溥杰到他家去做客，请溥杰写信把这消息告诉我，并且说希望我能预先为他预备好一间办公的屋子。我接到溥杰的信，因为早知道他对溥杰的殷勤照顾，“九·一八”事变前他叫溥杰透消息给我的事当然我更不会忘记，我觉得吉冈对我不坏，于是欣然照办，在他还没到长春之前，就给他把屋子预备好了。这件完全多余的举动，过了许久之后我才明白，原来他这是有意给关东军看的。他在关东军眼里既有和我的不平凡的关系，在我的眼里以及其他“日满官吏”眼里又有关东军高参这张老虎皮，自然就左右逢源，得其所哉了。
吉冈很喜欢画几笔水墨画。有一次，他画了一幅墨竹，请郑孝胥题了一首诗，又请我题了几个字（什么字，早已忘了），然后带到日本，送给了裕仁的母亲——日本皇太后。不久，这幅画在日本报纸上刊登了出来，并称誉吉冈为“采笔军人”。吉冈的艺术声名是否就从这次出现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指望这幅画带给他的，并不是什么“采笔军人”的称号，却是比这称号更有价值的，位于日“满”皇室之间的身价。我从日本访问回来，日本皇太后和我有了经常的往来，不断互相馈赠些小礼物，“联络人”就是这位吉冈。从那次他送了墨竹之后，东京与长春的往来就更加频繁了。
他大约每年都要往返东京几次，每次临走之前，总要叫我做点点心之类的食品，由他带去送给日本皇太后，回来时还带回日本皇太后的礼物，其中必不可少的是日本点心。那位老太太和我都闲着没事，我们又都有现成的做点心的师傅，彼此送来送去也都不费什么事。不过由于我的疑心病，吉冈每次带回来的点心，我总是叫别人先吃，我才敢吃。
当然，吉冈每年一次往返于日“满”皇室之间，这决不是他的擅自专断，但每次往返的内容，我相信主要是由于他的独创设计。比如有一次，他看见了我的四用联合收音机，忽然像发现了奇迹似的问我：
“这个机器也能Record（录音）？”
他的中国话不大好，但我们交谈起来还不困难，因为他还会点英文，程度和我也差不多，我们平时就中国话夹着英文，同时又用笔谈帮忙，倒也能把意思说清楚。
“Record是大大的好。”我说，并且拿出一片录音片试给他看。
“好，好！”他高兴地笑着，看我安好片子，便说，“我教陛下几句日本话说说吧！嗯——我祝天皇陛下身体健康……”
我照他说的日本音说一遍，“我祝天皇陛下身体健康……”这句话录到唱片上了。他把那唱片放送了两遍，满意地拿了起来。
“好，这次我到东京，嗯！把它贡给天皇陛下！”
吉冈说话，总带几个“嗯！哈！”眼眉同时一挑一挑的。这个毛病，越到后来越多，我觉着越不受用。和这种变化同时发生的，还有他对于我们之间的关系的解释。
一九三四年我访问日本，日本皇太后给我写了几首和歌，那时吉冈的话是我最顺耳的时候。
“皇太后陛下等于陛下的母亲，我如同陛下的准家属，也感到荣耀！”
他那时对溥杰说：“我和你有如手足的关系。我和皇帝陛下，虽说不能以手足相论，也算是手指与足指关系。咱们是准家族呀！”
但是到一九三六年前后，他的话有了变化。这时他每天必到，我接见外国人时有他在旁“侍立”，他认为我该对什么人讲些什么话，也由他预先写好，由我照本宣科，每年一次“军管区司令”会议或“省长”会议，那是必定要叫我讲一次话，以示“鼓励”的。在他写好的台词上，免不了的是这类“协和语”：“努力日满亲善，作皇军的一翼”，“一心一德，达成大东亚圣战”，“断乎支援亲邦圣战”，等等。我可以见什么人、不可以见什么人，都由他决定。关于我祭祀祖先的事，关于各处陵寝的管理，田庄收入的处理，北京家族谁能来看我，他一概都要管。外边寄给我的信件，一律要先经过他看，起先，我还能看到外面寄来的信，帝制以后，一封也没有了。他这时最常说的话就是：
“日本犹如陛下的父亲，嗯，关东军是日本的代表，嗯，关东军司令官也等于是陛下的父亲，嗯！父亲的意思是要听的！哈！”
日本军队前线景况越坏，我在关东军和吉冈面前的辈分也越低，后来他竟是这样说的：
“关东军是你的父亲，我是关东军的代表，我是拿你当做自己的子侄看待的！嗯！”
有的书上说，吉冈和我的关系极亲密，这话也许是根据我对他的言听计从，向来不敢违犯一句说的。这也是实情，原因就是我就怕关东军怀疑我，而关东军是靠吉冈来了解我的。
“七七事变”后，关东军对我的监视特别加紧，如限制关内亲戚来长春，检扣我的信件，等等，原因是防止我和北京天津的王公旧臣们联结起来，共谋在关内复辟，这是不符合他们分而治之的方针的。其实，这时我已经不敢存这个幻想了。
吉冈后来每天进“宫”极为频繁，也并没什么非谈不可的事必须见我。有时来了不过十分钟就走了，走了不到五分钟又来了。去而复返的理由都是很不成道理的，比如刚才忘了说一句什么话，或者忘了问我明天有什么事叫他办，等等。因此，我不能不疑心，他是成心想用突然袭击的办法来查看我在干什么的。
我应付他的办法，就是只要一听说他到，我立即接见，尽力减少他等候的时间，免他起疑心。甚至他来时正赶上我在吃饭，我也立刻放下饭碗去见他。对于他，我算做到了“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的程度。
后来，我每次和他见过面之后，总是提心吊胆，不知其用意何在。因此，当他一走，我必拿出铜钱来算一次卦，算算这次见面给我带来的是吉是凶。
七、我的恐惧
经过十四年奴隶生活的东北人民，家家都有一本血泪账，都在我“裁可”的镇压人民的伪满法令下，遭受到程度不同的牺牲。起初，日本人根据这些法令所制造出的惨案，我还听不到，因为郑孝胥、张景惠向来对我不谈这些，关东军司令和我的御用挂吉冈安直更绝口不提。我从他们嘴里听到的和“满洲国通信社”的新闻一样，都是“王道乐土”的描写，或者“扫荡胡匪的赫赫成果”的报道。一直到一九三六年，即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夕，日本军阀需要以大规模的血腥镇压来为新的战争扫清道路了，情况发生了变化，日本关东军不但不想再瞒我，而且有时还有意要叫我知道一下。
凌升案就是一个例子。凌升是蒙古的贵族，前清蒙古都统贵福的儿子，他做过张作霖的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和蒙古宣抚使的顾问，是第一批投靠日本关东军的“满洲建国元勋”之一。伪满划东北为十四省时，他是第一任的兴安省省长。这年他刚和我结成亲家（我的四妹和他的儿子订婚）不久，我忽然听说他被关东军捉了去。是什么原因，是死是活全不知道，我正感到十分不安，盘算着是不是可以向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打听一下，植田却先找我来了，他像谈论天气似的那么平常地对我说：“前两天关东军特务机关处理了一个案子，这个人皇帝陛下大概记得，是凌升，他勾结外蒙（指蒙古人民共和国）图谋叛变，关东军已经将他正法了。”
“已经正……法？”我吓了一跳，疑惑我耳朵听错了。他的翻译官连忙重复一遍：“正法，不错，杀了。”植田也狞笑一下，点头说：“这是杀一儆百，陛下，应该杀一儆百！”
我吓得目瞪口呆，植田走了之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吉冈的意思，告诉人赶快把说好的这门亲事退了。
一连许多天，植田的“杀一儆百”在我耳边响着，我不住地揣摩它的含义。我早听人说过，日本关东军是最多疑的，总在疑心“满洲官员”是不是在反对它。而我也是个多疑的，总在疑心关东军不放心我。我不由得回忆起到东北后的一连串经历，从逛公园被宪兵包围起，一直到最近不准许我接见“大臣”，我肯定这都是关东军对我提防的表示。因此，我越想越觉着植田的“杀一儆百”这句话不妙。我怕他说这话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后来，给我当过英文翻译的吴沆业失踪了。听说他被调到驻东京的伪满使馆后，因为和美国使馆有来往，被日本宪兵逮捕。后来听溥杰说，这个翻译曾托监狱的看守带信出来给他，说他受的折磨实在忍不住了，求溥杰找我想办法救他，如果救不了，索性让他早点死，免得继续受罪。溥杰没有答应，因为他明白，如果他真的向我转达了，不但无效反而会挨我一顿骂的。
有一天，我的“警卫处长”佟济煦愁眉苦脸地告诉我，日本人正在哈尔滨附近建筑一个秘密工程，在将近结束时，将劳工全部秘密消灭，以图保密。他有个亲戚也是劳工之一，万幸地逃了出来。这件工程据我后来在战犯管理所和别人一起判断，大概就是平房区的日本细菌部队。当时虽然还不知道这个惨绝人寰的魔鬼事业，但成批消灭劳工也足够骇人听闻的了。可是我听了这个消息，唯一的反应就是嘱咐佟济煦千万不要和别人说。
然而我越怕牵累，事情却又像故意找到我头上来。有一天，佟济煦心神不宁地和我说：“咱们的护军，好像很遭关东军的忌。”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精神恍惚地说：“没发生什么事，可是我总觉着要有事情发生似的。”
佟济煦的担心，我是明白的。所谓护军，即在宫内担任警卫任务的军队，这不同于“军政部”统辖的宫内“翊卫军”，是由我自己直接供应和组织的一支三百人的部队。当初我建立这支部队原来有个用意，我想用它培养出一批军队骨干，以便将来建立自己的武装实力。为了这个目的，熙洽给我从旧东北军中调拨了一些兵士，我又叫人从京津、内蒙古一带招募了一批青年，这样编成了这支部队，名义上都是士兵，实际是按照军官的要求加以训练。这支队伍成立后，“军政部”不肯发供给，连枪支也不给，我从自己的收入中分出一部分供应它，并且枪支弹药也是自己派人买来的，因此这就遭到了关东军的忌讳。以前，我并不怎么注意到这件事，可是现在发生了“杀一儆百”的凌升案，加上佟济煦这一说，我全想起了，也担起心来了。我还没想好处理办法，事情也就发生了。
事情发生在一个星期日里。护军里几个士兵到大同公园游玩，因为管理游艇的朝鲜人不肯卖票给他们，他们和朝鲜人发生了口角，这时突然从四周来了一群便衣的日本人和朝鲜人，还带着狼犬，向他们动起手来。护军这次却也给逼急了，便使出了他们平时学的武术，居然打退了日、朝人的围攻，而且连狼犬也给踢死了。护军回队后，日本宪兵队立即用大卡车把他们抓走，施以酷刑，赤体鞭打，灌凉水和辣椒水，打了之后又叫他们赤体跳舞，以为取乐，并且逼他们承认“反满抗日”。原来，被护军打伤的日本人，里面还有穿便衣的关东军官佐，踢死的狼犬是关东军的军犬。这显然是关东军的一场预谋。当时我一听这情形又气又怕，忙托吉冈代向关东军说情，后来按照对方提出的条件，派了管理护军的警卫处长佟济煦去赔礼道歉，将肇事的护军逐出东北，保证了今后永不发生此类事件。这些条件一一照办后，护军又被缩减了编制，缴去了长武器，一律换上手枪，同时佟济煦被革职，警卫处处长换上了个日本人。自然，我的建立实力的梦也不用再做了。
应该提一下的是，我为了建设未来的军队，同时还送过一批青年到日本学陆军，其中包括在学习院毕业的溥杰和润麒。可是，这批青年学成回来之后，除了溥杰和润麒之外，我也无权支配，都在“军政部”的分配下，“化”到日本人指挥下的“国家”和军事机关里去了。
一九三六年在接连的恐惧、忧虑中过去了。到了一九三七年，关内风云日紧，平津附近日军剑拔弩张，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我已没有了一九三二年长城战争时等着日军进占平津以便重返故宫的心情，而是日益为自己的命运担着忧。这一年，我从日本军部为溥杰安排的婚姻等等的举动上，又感到了新的危险。
溥杰去日本留学前，和他的前妻就已经分居了。他一九三五年从日本回来，我从吉冈嘴里听到一个风声，说日本关东军想给他找个日本姑娘做妻子。这个消息令我非常不安，由于皇室贵胄的传统优越感，觉得爱新觉罗的正统男子如果选汉女为元配，已是破例，如果和外国人结亲，更是祖制所无的，何况日本关东军是不是在打主意，要制造一个混着日本血统的皇帝，更要提防呢。我和二妹商量了一下，认为必须赶快趁关东军的主意未定的时候，抢先一步，快给溥杰找个满族妻子。这意见溥杰也同意了，于是我二妹便和婉容家的一门亲戚商量，要把这家的女儿给溥杰撮合。双方都同意了，消息传到了吉冈的耳朵里，他把溥杰叫了去，提出了干涉，说关东军希望他和日本女性结婚，这是为了日满亲善的大事，他既为皇帝陛下御弟，自然应该出头做这个亲善的表率。最后他说：“这是军方的意思，因此你不要自己进行那边的亲事了，至于在日本方面的活动，有我为你张罗，你等着就是了。”
本来已接受了我的劝说的溥杰，现在又接受了吉冈的意见。据他后来自己说，几年的日本生活不但造就了对日本武力和政治的崇拜，就连日本人的妻子也使他不胜羡慕，所以，吉冈一说，他就点了头。
吉冈说服了溥杰，关东军司令官立即命令他到北京，去给溥杰办理和前妻离婚的手续。因为唐石霞早已搬到上海，吉冈扑了个空，他竟疑心唐家的人骗他，便拿出日本军队的威风，叫日本宪兵把住唐家的大门，他自己闯进内院，逼唐石霞的弟弟交出人来。这两个弟弟再三说明姊姊的确不在家，他没了办法，只好叫这两个弟弟替他们姊姊具结，承认和溥杰离婚。为了牢靠，他又把当地的警察派出所长找来，签字作证，这才算完事。
吉冈办完了这道手续，在日本的本庄繁和南次郎便又忙起来了。他们选中了日本华族嵯峨实胜侯爵这户人家，经过一番奔走和准备，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溥杰和嵯峨浩在日本东京的军人会馆结了婚。
在这个亲善婚姻之后不过一个月，“立宪院”在日本人授意下通过了一个“帝位继承法”，规定了：“皇帝”驾崩之后，由其子继之，无子，由其孙继之，无子无孙，由其弟继之，无弟，则以其弟之子继之……
溥杰和他的妻子回东北后，我拿定了一个主意：不在溥杰面前说出任何心里话，溥杰的妻子给我送来的食物我一口也不吃。假若溥杰和我一起吃饭的食桌上摆着他妻子做的菜，我必定等他先下箸之后才略动一点，也只是略动一点，绝不多动一口。
当我听说溥杰快要做父亲的时候，我整天提心吊胆，我为自己的前途不知算过多少次卦。我甚至也为我的弟弟担忧，因为我相信那个帝位继承法，前面的几条都是靠不住的，靠得住只是“其弟之子继之”这一句话。关东军要的是一个日本血统的皇帝，因此，我们兄弟两个都可能要做未来的混血儿的牺牲品。后来听说他得的是个女儿，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也曾想过，假若我自己有了儿子，是不是会安全？有了这个念头之后，我竟像个封建家庭的媳妇那样，盼望有个儿子来挽救自己的命运。可是，连我这完全渺茫的儿子，关东军也都打了主意。有了这个主意，即使我真的有了儿子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因为关东军叫我写下一个字据，在这字据上写明，我若有皇子出生，五岁时就必须送到日本，交由关东军专门指派的人从事教育。据吉冈说，这是日本皇室的制度，非这样办就不足以表示两国亲善。当然，我只好从命，写下了这个未来儿子的卖身契。
一九三六年，日本人在内蒙古扶持起蒙古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即被称为德王的，成立“自治政府”。德王我早在天津就见过，他曾送过我钱，送给过溥杰名种马。有一天，他得到关东军的允许来见我，当时吉冈还没有“侍立”，所以，只有我们两个在屋里谈话。谈着谈着，他发起牢骚来了，说日本人在他那里很跋扈，他样样都做不了主，不听日本人的不行。他的话触痛了我的伤口，我对他表示了同情，安慰了他几句。不料第二天，吉冈便来板着脸问我。
“陛下昨天和德王谈了些什么？”
我觉得有些不妙，就推说不过是闲聊而已。
他不放松我，追问道：“昨天的谈话，对日本人表示了不满了没有？”
我心里怦怦跳了起来，我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坚决不承认，而更好的办法则是以进为退，我便说：“那一定是德王故意编排出什么假话来了吧？”
吉冈虽然再没穷追下去，我却被他问得心惊肉跳，疑虑丛生。我考虑这件事只有两个可能，或者是吉冈在我屋里安上了什么偷听的机器，不然就是德王在日本人面前真的说出了真话。我为了解开这个疑团，费了好大工夫在屋里寻找那个可能的机器，自然我没有找出它来。因此，我又怀疑是德王成心出卖我，可是也没有什么根据。这两种可能都不能断定，也都成了我的新的魔障。
有一天，我忽然想到院里打打网球。我走到院子里，忽然看到迎门墙上有一行粉笔写的字：
“日本人的气，还没受够吗？”
看见了这行粉笔字，我连网球也忘了打了，赶紧叫人快擦了去，然后急忙回到我的卧室里，心里怦怦跳个不停。
这行粉笔字，引起的恐惧更大了。我怕日本人发现之后，不分青红皂白地在我这内廷来一个“大检举”，那不定会闹成什么样子。这行字是谁写的呢？显然在我这“内廷”之中，是有了“反满抗日分子”，他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写字，就不敢杀我吗？
从此我怕的东西更多了。我怕日本人，怕家里人，怕大臣们（像德王那样可能出卖我）。后来我连睡觉也怕人害我，我不敢叫随侍守夜，更不敢叫童仆们为我站岗，找护军来我也不放心。最后，我想出个依靠假人守卫的办法。我叫人给我用草和泥做了几个和真人一般大小的假人，给穿上军装，放在我的屋后。当然，我不把用途告诉别人。到晚上临睡时，我把它们搬到我的卧室里，排列在我的床前。我想，谁要是半夜里想进来害我，至少可以把他吓一跳。
在种种事件之后，我的神经变得十分衰弱，我的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在我心头的天平上，一边放的是虚假的尊严，一头是我的生命安全。生命安全越来越下沉，虚伪的尊严——皇帝的宝座、称呼等，越来越不值钱。我最后终于给自己得出这样的结论：
自由诚可贵，
面子价更高，
若为性命故，
二者皆可拋。
八、四大“诏书”及其他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来说，吉冈安直必定是个好人才，因为他确确实实把我弄得服服帖帖，百依百顺。到了后期，也就是他把天皇与我的关系说成父子关系以后，我不但早已不敢再生什么专制独裁的妄想，而且逐渐学会了逢迎谄媚。
“七七事变”后，日寇每攻占一个大城市，吉冈必定来向我宣传一番“大日本皇军赫赫战果”。每次说完，必定绷起了那张由颧骨撑起来的脸皮，面向南方站起来，念念有词：
“为圣战而死的忠勇武士，嗯，应该致默哀！”
说罢，他深深鞠了一躬，然后闭眼低头。我也忙不迭地照他的样子做。
到了武汉沦陷的时候，我已被他训练得不等他下命令，就会主动先站起来，向南深深一躬，低头闭眼。
从这次起他又给我添了功课。他指示我给攻占武汉的大刽子手冈村宁次亲笔写祝词，赞颂他屠杀的功绩，祝他“武运长久”。以后几乎每当日寇占领一个城市，每当又有数以万计的同胞遭到屠杀和奴役的时候，我都要给日本天皇去一封祝贺的电报。
这些恭维谄媚的辞令，还充斥于每一次的“皇帝诏书”中。这种“诏书”，不但是进行奴化思想宣传教育的材料，而且也是用来镇压任何反抗的司法根据。东北人民任何一种即使是消极的反抗，都可以借口违犯了“诏书”的某一句，而加以治罪。
起这样作用的“诏书”，主要的有四个，第一个是我第一次访日回来的“回銮训民诏书”。这是由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远藤柳作授意，由郑孝胥起草的。
朕自登极以来，亟思躬访日本皇室，修睦联欢，以伸积慕。今次东渡，宿愿克遂。日本皇室，恳切相待，备极优隆，其臣民热诚迎送，亦无不殚竭礼敬。衷怀铭刻，殊不能忘。深维我国建立，以达今兹，皆赖友邦之仗义尽力，以奠丕基。兹幸致诚悃，复加意观察，知其政本所立，在乎仁爱，教本所重，在乎忠孝；民心之尊君亲上，如天如地，莫不忠勇奉公，诚意为国，故能安内攘外，讲信恤邻，以维持万世一系之皇统。朕今躬接其上下，咸以至诚相结，气同道合，依赖不渝。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尔众庶等，更当仰体此意，与友邦一心一德，以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发扬东方道德之真义。则大局和平，人类福祉，必可致也。凡我臣民，务遵朕旨，以垂万。钦此！
其中“依赖不渝”“精神如一体”的话原来并没有，是吉冈奉关东军之命来告诉我，由我亲笔加上的。吉冈原说要写成“依存不渝”，后来因为郑孝胥说这话不通，结果将“存”改为“赖”。从此以后，伪满的司法和警察机关就有了治罪的一条，叫做“破坏依赖不渝”或“违反与友邦一心一德”。
第二个是“国本奠定诏书”，颁布时间是一九四〇年，事情却要从一九三九年说起。
有一天，我在缉熙楼和吉冈呆坐着。他要谈的话早已谈完，仍赖在那里不走。我正狐疑着，料想他必定还有什么事情要办。果然，他站起了身，走到那间屋子的摆佛像的地方站住了。这尊佛原是紫禁城里的，我供奉了已经几十年了，从我一到长春就把它供在那里，吉冈从前也看见过多少次，从来没有表示注意。他这回站在那里把这尊佛像注视了很久，鼻子发出了一阵嗯嗯之声，然后回头向我说：
“佛，这是外国传进来的。嗯，外国宗教！嗯，日满精神如一体，信仰自然应该相同，哈？”
我凭着经验，知道这又是关东军又通过这条高压线在送电。但是他说了这么几句，就没电了。叫我费了好几天工夫，也没思索出结果来。
事实是，关东军又想出了一件事要叫我做，不过，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被张鼓峰和诺门坎两次战事弄得心神不宁，一时来不及办这件事。植田指挥的这两次战役都失败了，终于被调回国卸职。在他临走的时候，大概又想起了这件没办完的事，所以在辞行的时候说了：日满亲善，精神如一体，因此，满洲国也不能信外教，在宗教上也该与日本一致才是。关于这件事，希望我要考虑一下。
我觉着日本关东军管得太宽了，这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考虑的事，而且我也不知怎么去考虑，就把这件事撂到一边去了。但是关东军并不把它撂到一边，继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到职后不久，就叫吉冈告诉我，日本的宗教就是“满洲国”的宗教，应当把日本的天照大神迎到“满洲国”来，立为国教，并且还要叫我亲自去迎接它去。
这个令我哭笑不得的决定，据说在日本军部酝酿已久，意见原来也很不一致。有一部分人，比如本庄繁，多少懂得一点中国人心理的，就不赞成这个只会引起更大恶感的举动，但是当权派还是坚持，认为暂时虽然会引起反感，但只要时间一久，就会发生预期效果。大概这派人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了，其实凡是认为自己最聪明的，往往就是最愚蠢的。他们不知道，这个决定不但遭到东北人民的极端仇恨和耻笑，就是在一般汉奸心里，也不是一件受用的事。以我自己来说，这件和我的敬天法祖思想完全抵触的事，是让我非常气愤的。
我当了康德皇帝之后，第一次要祭祖陵时，吉冈就出来拦阻过我，曾叫我心里非常不自在。他说我是“满洲国”的皇帝，不是清朝皇帝，因此不应祭过去的清朝皇帝。我解释说，我是爱新觉罗的子孙，我这是祭我爱新觉罗的祖先。他说，那可以叫爱新觉罗别的后人去祭，用不着我自己去祭。我没办法，只好一面派人去代祭，一面在家里偷着自己祭。现在事情竟发展到不但祭不了自己的祖宗，还要把别人祖宗请来认做自己的祖宗，这和我的思想更不相容了。
但是我还是答应了关东军。因为在我的心里，个人的安全超过了祖国，也超过了祖宗。
一九四〇年五月，我第二次访问了日本。这次和上次比起来，既没有那么热烈的欢迎仪式，也没那么多的来往，时间也短，一共只有八天，事情只有一件，就是按着关东军的导演，去向日本天皇裕仁要那个天照大神。
会见裕仁的时候，我拿出了吉冈安直给我写好台词的纸条，照念一遍。原话我已不记得了，大意是“为了体现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割的关系，我希望，迎接日本天照大神，到满洲国奉祀……他的答词简单得很，只有这一句：
“既然是陛下愿意如此，我只好从命了！”
我心里想：咱俩真是一对难兄难弟，专门被训练出来说反话的。我不由得想起了幼年时庄士敦教我念的《爱丽思漫游奇境记》，觉得真像爱丽思走到镜子里一样，一切都是反着的。
裕仁说完了反话，便站起来指着摆在一张桌子上的三样东西，一把剑、一面铜镜和一块勾玉，所谓代表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讲解了一遍。我心里想，听说在北京琉璃厂，这种玩意儿多着呢，太监从紫禁城偷出去的零碎，哪一件也比这个值钱，这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神吗？这就是祖宗吗？
我回到了长春之后，在“帝宫”旁修了一所称之为“建国神庙”的房子，成立了“祭祀府”，由做过日本近卫师团长、关东军参谋长和宪兵司令官的桥本虎之助任祭祀府总裁，沈瑞麟任副总裁。从此，就按关东军规定的，每逢初一、十五，由我带头，连同关东军司令和“满洲国”的官员们，前去祭祀一次。全东北各地也都建立了一个这种“神庙”，都要照章祭祀，任何人走过这种地方，都要行九十度鞠躬礼，并且立以法律，违者严惩。因为人们都厌烦它，不肯向它行礼，所以凡有神庙的地方，也都是门可罗雀的地方。据说有一个充当“神庙”的“神官”（即管祭祀的官员），因为行祭礼时要穿上一套特制的官服，样子十分难看，常常受到亲友们的耻笑，有一次他的妻子的女友对他妻子说：“你瞧你们当家的，穿上那身神官服，不是活像《小上坟》里的柳录景吗？”这对夫妻羞愧难当，终于悄悄丢下这份差事，跑到关内谋生去了。
在全东北的人民耻笑、暗骂中，我发布了那个定天照大神为祖宗和宗教的“国本奠定诏书”。这回诏书不是郑孝胥的手笔，（郑孝胥这时已死了两年）而是“国务院总务厅嘱托”，一位叫佐藤知恭的日本汉学家写的日本味的中国文言。其中有这样两句：“我国自建国以来，邦基益固，邦运益兴……莫不皆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这两句成了以后每次“诏书”都少不了的谀词。
为了让我们这些拔尖的汉奸首先接受这种神道思想，让我们真正奉信这邪门歪道，日本关东军不怕麻烦，特地请来一位著名神道专家叫笕克彦的，据说是位日本皇太后的神道讲师，给我和大臣们讲课。这个神道专家讲课时带来了不少奇奇怪怪的教材。比如一张纸上，画着一棵树。他讲道：这棵树的树根，是日本的神道，也是日本天皇的祖先。上面的枝，是各国各教。所谓八纮一宇，就是一切根源于日本这个祖宗。又一张纸上，画了一碗清水，旁边又画了若干酱油瓶子醋瓶子，说清水是日本神道，酱醋瓶子等，是世界各宗教如佛教、儒教、道教、基督教、回教等，说明全世界尽管有各种宗教信仰，但都不纯粹。只有日本神道如同纯净的水，别的宗教的发源本是来自日本的神道（净水），可是已经夹杂了各自的派别，所以不是净水，而是酱油，醋……还有不少奇谈，详细的已记不清了，后来我听到关于一贯道的说法，想起那棵大树来，觉得好像有点相像。这个笕克彦给日本皇太后讲课时，她听着有什么反应，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的伪大臣们，有的虽道貌岸然，也忍不住要笑，有的就索性睡着了。伪军政部大臣，绰号叫于大头的，就因为听道的时候歪着大头打呼噜，结果被撤了职。
这位笕克彦临走，还给我留了一大套画着大树和酱油瓶的书，总有一尺多高。我不知道日本这碗清水在酱油瓶子的占领之下，日本皇室的人是否还在听笕克彦先生的课程。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对美英宣战，在关东军的指示下，伪满也同时宣战，由我颁布了“时局诏书”。这第三个诏书也是佐藤知恭的手笔（原无标点，是我后加的）。
奉
天承运大满洲帝国皇帝诏尔众庶曰：
盟邦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兹以本日宣战美英两国，
明诏煌煌，悬在天日，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尔众庶亦与其臣民咸有一德之心，夙将不可分离关系，固结共同防卫之义，死生存亡，断弗分携。尔众庶咸宜克体朕意，官民一心，万方一志，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以辅东亚戡定之功，贡献世界之和平，钦此！
这些恭维谄媚的辞令，和“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一样，以后都成了我的口头禅，一用起来，顺理成章。
我见了每次来访我的关东军司令官，一张嘴便流利地说出：
“日本与满洲国乃是一体不可分的关系，死生存亡的关系，我一定举国力为大东亚圣战的最后胜利，为以日本为首的大东亚共荣圈、各国的共存共荣而奋斗到底。”
一九四二年，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到伪满作闪电式的访问，我见了他，便忙不迭地说：
“请首相阁下放心，我当举满洲国之全力，去支援亲邦日本的圣战！”
这时已经把“盟邦”改称为“亲邦”。这是伪满“建国十周年”所带来的新的屈辱。是写在第四个诏书“建国十周年诏书”里的。
在这个“十周年”（一九四二年）的前夕，吉冈和我说：“没有日本，便不会有满洲国，嗯，所以应该把日本看成是满洲国的父亲。所以，嗯，满洲国就不能和别的国家[27]一样，称日本国为盟邦友邦，那就没有区别。所以，应称做亲邦，同别的国家就有区别了。”
与此同时，“国务院”的真正统治者，“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也把“国务总理”张景惠和各部伪大臣召到他的办公室里，讲了一番称日本为亲邦的道理。接着“建国十年诏书”就出来了：
我国自肇兴以来，历兹十载，仰赖
天照大神之神庥，
天皇陛下之保佑，国本奠于惟神之道，政教明于四海之民，
崇本敬始之典，万世维尊，
奉天承运之祚，垂统无穷，
明明之鉴如亲，
穆穆之爱如子。夙夜乾惕，惟念昭德，励精自懋，弗敢豫逸。尔有司众庶，亦咸以朕心为心，忠诚任事，勤勉治业，上下相和，万方相协，自创业以至今日，终始一贯，奉公不懈，深堪嘉慰。宜益砥其所心，励其所志，献身大东亚圣战，奉翼亲邦之天业，以尽报本之至诚，努力国本之培养，振张神人合一之纲纪，以奉答建国之明命。
钦此！
从此，“亲邦”二字便按规定成了“日本”的代词。
这样自认是他的儿子还不够，武部六藏和吉冈安直又决定，要我写一封“亲书”，由伪总理张景惠代表伪满，到日本去“谢恩”。我在这里把“谢恩”二字加引号，并非是杜撰，而是真正引用原文的。张景惠的正式身份，就是“满洲帝国特派赴日本帝国谢恩大使”，这是写在“亲书”里的。
一九四四年，日本的败象越来越清楚，连我也能察觉出来，日本军队在倒霉了。有一次吉冈跑来，转弯抹角地说，“圣战正在紧要关头，日本皇军为了东亚共荣圈各国的共存共荣，作奋不顾身的战争，大家自应尽量供应物资，特别是金属……”最后绕到正题上来，“陛下可以率先垂范，亲自表现出日满一体的伟大精神……”
记得好像这回没有听到他的嗯、哈，可见其急不可待，连装腔作势也忘了。而我是浑身毫无一根硬骨头，立即遵命，命令首先把伪宫中的铜铁器具连门窗上的铜环、铁挂钩，等等，一齐卸来，以支持“亲邦圣战”。过两天，我又自动地拿出许多白金、钻石首饰和银器交给吉冈，送关东军。后来吉冈从关东军司令部回来，又说起关东军司令部里连地毯也都捐献了等等的话，我连忙又命把伪宫中所有地毯一律卷起来送去。我后来在关东军司令部看见，他们的地毯还是好好地铺着，究竟吉冈卷了我的地毯是为什么，金银首饰拿去了多少，我自然是不敢问了。
我又自动地拿了几百件衣服，让他送给山田乙三，即最末一任的关东军司令长官。
当然，经我这一番带头，报纸上一宣扬，于是便给日伪官吏开了大肆搜刮的方便之门。听说当时层层逼迫之下，小学生都要回家去搜捡一切可搜捡的东西。交不上来的，还要受体罚。
一九四五年，东北人民经过十几年的搜刮，已经陷入衣不蔽体、食无粒米的境地，几次的“粮谷出荷”“报恩出荷”的掠夺，弄得农民们更是求死无门。这时，为了慰问日本帝国主义，又进行了一次搜刮，挤出食盐三千担，大米三十万吨，送到日本国内去。
本来这次打算让我亲自带去，到“亲邦”进行慰问，我听到关东军有这个意思，心中怕得要死，因为日本已开始遭受空袭，我很怕在日本遇见炸弹。我不敢流露出不愿去的意思，只得推说“值此局势之下，北方镇护的重任，十分重大，我岂可以在这时离开国土一步？”不知道关东军是怎么考虑的，后来决定，我可以不去，派一个慰问大使就可以了。于是，张景惠又轮上这个差使，去了日本一趟。他此去死活，我自然就不管了。
九、在羊的面前是狼
我不能干涉政事，不能随便外出走走，不能找个“大臣”谈谈，当关东军那边的电流不过来的时候，我就无事可干。我发展了迟眠晏起的习惯，晚上总要后半夜，甚至过三点才睡，早晨要十一点起来，每日两餐，早餐在中午十二点至下午一两点，下午四点到五六点睡个中觉，九至十一点吃晚饭，有时十二点吃晚饭。我的日常生活，除了吃睡之外，大概用这八个字就可以概括了，即：打骂、算卦、吃药、害怕。
这四样东西是相互有着关联的。随着日本崩溃迹象越来越明显，我也越是恐怖，我害怕日本在垮台之前，杀我灭口。在这种心理下，我对外是越加积极看日本鬼子的颜色，谄媚逢迎，对内则是脾气越加暴躁，动辄对家人佣人打骂。同时，我的迷信思想也更发展，终日吃素念经，占卜打卦，求佛神保佑。在这种精神不宁和不正常的生活习惯下，本来就糟蹋坏的身体，越发虚弱，因此又拼命地吃药打针。总而言之，这四样东西构成了我的昏天昏地、神神癫癫的生活。
如果倒溯看一看，我的残暴、多疑的性格，早在紫禁城时代就种下了根子，到了天津，又发展了一步。如苛待佣人，在天津就订过这样的“家规”：
一、不准彼此随便说话，以防结党营私。
二、不准互相包庇袒护。
三、不准舞弊赚钱。
四、当同事犯有过错时须立即报告。
五、上级对下级犯过的人，须在发现之后立即加以责打。
如果放任看管，罪加一等。
因为我的性格中，既有统治阶级所具有的冷酷无情、残忍凶暴的一面，又有一种害怕因果报应，极其浓厚的迷信思想。所以，在定好这些杜渐防微的种种条款后，还在后面附加了一项预备好的誓词，叫他们对天盟誓。誓词是：
“如果我违背了上述规则，甘心承受‘天罚’，定让我遭‘天打五雷轰’的恶报！”
到了伪满以后，我在狼的面前是羊，在羊的面前却是只狼。在我的大门内，我的残忍暴虐行为，越发有了发展，例如除了打手心、打耳光和用板子打屁股，又有了“灌凉水”“跪铁链”“过电”“站木笼”之类的刑罚。打人的花样也很多，最常用的是叫别人代替我打。受到这种委派的人往往不是一两个，而是全体在场的人。在动手打的时候，必须打得很重，否则我便疑心他们朋比为奸，可能临时转移目标，让所有人改打这个不肯使劲打人的人。有时，我心里不高兴，对屋里的人都不满意，我就下令叫他们都跪下，成一环形，命令他们彼此互打耳光。
我的打骂对象除了我的妻子、弟弟和妹夫之外，几乎包括家里的一切人。那时我有七八个侄子，在宫里念书，这原是我培养自己亲信的意思，这些学生同时又是陪我说说话，伺候我的人。可是我一样的打骂他们。他们那时最怕我说的一句话就是“叫他下去”！这就是说，要叫这个人到楼下挨打去。
至于每次打人的原因，说起来更使我无地自容，除了说明我的蛮横、狂妄暴虐和喜怒无常的可耻性格之外，实在不能说明别的问题。有一次，一个童仆在我的椅子坐了一下，别人根据我订立的家规，把他告发了，我立即大怒，认为是冒犯了我，就命人重重责打了他一顿。其实，我这个宝座，不是我也坐得心惊肉跳吗？
在长春，我时犯痔疮，买了不少坐药。有个小侄子见到这种药很稀奇，无意中说了一句“很像个枪弹”，立刻触了我的忌讳，“这不是咒我吃枪弹吗！”我没有直接下令责罚，却叫别的侄子们给了他一顿板子。
在我这种统治下，境遇最惨的是一批童仆，这是我的“侍从武官长”张海鹏从长春的一个所谓慈善团体要来的孤儿，大约有十几个。他们的父母大都遭到了日本人的屠杀，把他们遗了下来，日本人怕这些后代记仇，便叫汉奸政权用慈善团体名义收养了他们，把他们完全改了姓名，进行奴化教育，同时又用奴役劳动摧残他们。这个慈善会的孤儿，在种种折磨下，很少有活得长的。这些孩子听说被送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有的还抱过很大希望，认为生活一定能比慈善会里好些，事实上不但没有什么改善，反而是更糟。他们在这里，被看做最低贱的人，任何人——包括男仆和女仆——都可以随便打他们，每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的活，白天干，晚上还要坐更守夜，吃的是最坏的高粱米，因为干活常误了饭，饭总是凉的，有时不管吃完没吃完，又被叫去干活，所以也总吃不饱。衣服是破烂不堪，成年不给他们洗澡，虱子会自动从破衣服里掉在地上。冬天因为又冷又饿，有的孩子在暖气管旁打扫，不知不觉地伏在暖气上睡着了，把皮肤烤焦了也不知道。挨打是比吃饭还容易的事，干活睡觉要挨打，扫地不干净要挨打，说话大声要挨打，被心里不高兴的男仆人（被称为随侍的）们碰上，也会打他们出气。为了处罚他们，负责管理他们的“随侍”还预备了禁闭室和设有木笼、铁链、电刑等刑具的刑室。这些被日本鬼子杀了父母的孤儿，在我的这个汉奸窝里的折磨下，长到十七八岁还是矮小得像个十岁的孩子。
有一次，一个专干打扫的童仆，因为经常吃不饱，饿得跑到我的厨房里拿点东西吃，也是挨了一顿打。
有一个叫孙博元的童仆，因为受不了这种家规的经常折磨，便想找机会逃走，其实他也是个孤儿，即使逃出去也无依无靠，但这也说明在伪宫里的生活实在是太难忍受了。他在逃跑时，不幸被抓住了，除了挨了一顿毒打之外，还被禁闭在空房子里，用铁链拴住了两腿。在这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折磨下，他苦苦哀求，立誓不逃之后，才把他放出来。当然，他的日子一点也没变好过，终于又跑了。禁卫森严的伪宫内府，是难于逃脱的，这可怜的孩子以为地下的暖气管道可以通到外面，便钻了进去，他在里面转来转去转了两天两夜也没找到出口，后来为了找一口水喝，被人发现抓住了。当我的随侍报告我这件事的时候，我便命令：“让他先吃点东西，然后再管教他！”可是这时他早被随侍管教得奄奄一息了。我一听说他快死了，又吓得个要命。我怕他死了变成冤鬼，来向我索命，便立刻命令把医生叫来。这时抢救也来不及了，这孩子终于在我的“家规”下，丧失了幼小的生命！
这件事发生后，我并没有受到良心的责备，由于害怕因果报应，我花了几天工夫在佛坛前磕头念经，超度亡魂，同时责令毒打他的随侍，在半年时间内，每天要用竹板打自己的手心，以示仟悔。好像这样措置之后，我便可以摆脱了一切干系。
我对使用的仆人的苛刻，到了后来，已经是到了神经过敏而又极无聊的地步。我经常像贼似的，防备厨司务买菜时赚我几角钱。我甚至于派人秘密跟踪，看他是怎么买的，或者向我的妹妹们调查：“你们吃的肉多少钱一斤？一只鸡多少钱可以买到？”有时候认为菜做得不好，或者发现有点什么脏东西，立刻口头发出谕旨：“罚他几块钱！”至于罚多少，是随心所欲，并无标准。有时因为做得好，也下旨赏钱，但总是罚的多赏的少。在物价飞涨时期，拿工资不多的佣人，自然禁不起这样罚，但是他们也有窍门，就是看我高兴的时候，可以哭穷，这叫做“求恩”。遇到这种时候，我常是有求必应，传旨给钱。我就是这样，对我的主子奴颜婢膝，谄媚讨好，对我的佣人则又凶残暴虐，苛刻刁难；我在自己屋子外面无权无力，只能在鬼子决定的法令上画可，我在自己屋子里面，则又作威作福，实行我自拟的“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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