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德里那条著名的背包客街上有很多条小巷子，其中有一条在七拐八拐之后能够看到一个专做日本食物的小餐馆。
　　　与加尔各答那些小餐馆一样简陋，店主兼厨师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印度
　　　年轻人，手下两个弟弟负责收拾和结账。
　　　我们在这个小餐馆里吃了在印度的最后一顿饭。
　　　等待的时候，我百无聊赖地从随身携带的日记本上撕下一张纸，信手写了一句词。
　　　三个小时之后，在新德里机场的航站楼里，我站在巨大的透明玻璃前，脑袋里一片空白。
　　　我难以相信，真的要回去了吗？真的又要回到从前日复一日的那种生活里去了吗？
　　　亲朋好友都在等我，甚至网络上不计其数的陌生人都在等我报一声平安，我已经消失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连我是死是活都无从得知。
　　　如果我说，在那一刻，我想消失，会不会显得太过卑鄙？
　　　候机大厅里人声嘈杂，我回过头去看着那些不同肤色的人，那一刻世界仿佛无边无垠，随处可去，又好像画地为牢，无处可逃。
　　　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朋友讲过，我是带着不情愿的心情，看着工作人员在我的护照上盖上出境章的。
　　　旅程中种种艰辛不快，在那“啪”的一声之后，都化成了乌有。
　　　不必非得是印度，随便哪里都好，让我的灵魂借居在任何一具躯壳中，只要不做我自己，让我游离在我的人生轨迹之外，哪怕再多一天也好。
　　　
　　　在D镇的最后那几天，我一直在负隅顽抗，借着雪后路滑不安全的借口，将离开的日期一天天往后推，一直推到了不走不行的那一天。
　　　夜班车上，一车旅客都沉默不语，我塞着耳机，目光失焦地看着窗外越来越远的小镇，一恍神，巨大的黄色月亮就在身旁。
　　　那是只能用奇迹来形容的景象，我把瞌睡中的Jenny摇醒：“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她不解地看着我，不明白我为何如此激动。
　　　我急得眼泪凝聚在眼眶里，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只有我看到了，巨大的，圆润的，温柔的黄色的月亮，最后一个属于D镇的夜里，它为我们送行。
　　　
　　　在清迈时，Jenny把她从国内带去的中文版《夜航西飞》送给了我，从清迈到曼谷的飞机上，我读了一半，后来它被放在箱子里一同去了印度。
　　　在大吉岭的时候，我们认识了一个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念书的姑娘，她无意中谈起白芮儿·玛克罕，我微微一笑，意味深长地告诉她，我身上就带着这本书。
　　　在她离开大吉岭时，这本书跟她买的茶叶一起，被塞进了她鼓鼓囊囊的背包。
　　　我当时站在旁边静静地看着书的封面，忽然惊觉，原来这就是人生的缩影。
　　　
　　　可为什么，人生好像已经寸步难行？
　　　我须得透支着每一个明天的勇气，才得以度过每一个煎熬中的今天。
　　　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你看世界上依然还有那么多快乐的人，而为什么我们不行？
　　　
　　　北岛在《波兰来客》中写过这样的句子—
　　　
　　　那是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在深夜饮酒，杯子碰在一起，都是梦碎的声音。
　　　
　　　梦碎的声音，你听见过吗？
　　　每一个夜晚都是一次死亡，到了天亮，生命重新生长。
　　　这个孤单的星球上有多少孤独的灵魂反复经历着这样的朝生暮死。我们活着是如此行将就木，死后也不知道要去何处。
　　　那这汲汲营营的几十年，究竟所为何事？
　　　
　　　有梦想，却没有方向，日日夜夜，活得像一头找不到出路的困兽。
　　　吃完最后那顿饭，结账时，我们给了那个收钱的小男孩一些小费，一路上因为不宽裕而造成的拮据和小气，最后只能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稍做弥补。
　　　我转身拿行李时，注意到了一个小细节。
　　　小男孩在收拾餐具时，把那张我信手写了一句词的白纸塞进了口袋。
　　　
　　　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
　　　
　　　以我所见，中国的古诗词中最凄楚无奈的，非这句莫属。
　　　
　　　面对小男孩这个善意的小把戏，我微微一笑，悲从中来。
　　　一个外国小孩，要学会认这些字，并不困难，若要真正领悟字里行间的每一丝韵味，恐怕终其一生，也难以实现。
　　　
　　　未长夜痛哭者，不足语人生。
　　　在回国的夜航途中，我在日记本的最后一页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趟印度之行解放了我，它的各种出其不意，令一个原本对生活诸多挑剔和抱怨的姑娘，从此百无禁忌。
　　　
　　　我到长沙的那天中午，天空中下起了纷纷扬扬的雪，一群朋友来机场接机，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邋里邋遢、蓬头垢面的我。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我知道，在我的生命中，这只是一次暂时的歇息。
　　　
　　　在找到那个可以被称为信仰的东西之前，我无法停下脚步。
　　　大雪弥漫在视野之中，我靠在车窗玻璃上，疲倦得一句话都不肯说。
　　　
　　　2012，传说中，将有末世光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