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联军与中俄交涉
天下事情，本来只有强权，哪里有什么公理？何况平心而论，我们中国弄错的地方也很多，这“糊涂”两个字，我们从政府起到百姓止，实在是辞不掉的。僧格林沁在天津设防，把英、法两国的兵船打坏了，英、法两国的公使，只得退出去逃到上海。谁知道当时的中国政府，见打了一个小胜仗，便得意非常，把去年所订的条约废掉了，叫他们另外派人来，到上海重议。这么一来，把有理又变作无理了。《尼布楚条约》，中国看似胜利，然而自此以后，对于东北方，并没有加意经营；而俄人却步步进取，经过一世纪半之后，强弱自然要易位了。所以边疆的不保，是坏在平时边备的废弛，并不能专怪哪一个人。
广东交涉的纠纷
公元一八五八和一八六〇年，南方内乱正炽，北方又有英法联军和中、俄交涉，遂使外力的侵入，更深一层。先是耆英去后，徐广缙为两广总督，叶名琛为巡抚，两个人，都是有些虚之气的。时粤人自办团练，要想抵抗外人。英人要求入城，徐广缙自己到他船上去阻止，英国人想把他扣留起来。团丁同时齐集两岸，呼声震天。英人怕肇大祸，乃将徐广缙放还。并另订广东通商专约，把不入城列入约中。事闻，清朝大加奖励，广东人更形得意。后来徐广缙去职，叶名琛代为总督，对于外人，更持傲慢不理的态度。然实不知外情，亦无实力防备。一八五六年，中国水师，在挂英国旗的亚罗号船上，搜捕海盗。（当时香港政府许华船向其注册，这一只船，实在是注册业已满期的，英人借口中国搜捕海盗之际，侮辱其国旗，向叶名琛索还所拘捕的人，叶名琛即行送还，英人又不受，说要解决入城问题，遂径行进攻省城，以为迫胁）英领事巴夏礼（Harry Parkes），借此启衅，攻陷省城。然并无本国政府的命令，旋又退出，又因印度士兵起了叛变，而粤人以为英人惧战易与，烧毁各国商馆，反成为巴夏礼请本国政府用兵的口实。
英法联军的东来
此时英想联络法、俄、美一致行动，而美、俄都只愿改订商约；法则因拿破仑第三野心难戢，适逢广西西林县，又杀掉一个法国教士，法国亦想借此示威。于是四国各派使臣，英、法则以军队相随，攻陷广州，把叶名琛虏去，后来死在印度。英、法兵又北上，陷大沽炮台。清朝不得已，派大臣在天津，和英、法、美三国，各订条约，是为一八五八年的《天津条约》。明年，英、法使臣来换约，中国方在大沽口修理防务，命其改走北塘，不听，强行闯入，为中国兵击败，逃到上海。
木必自腐，而后虫生
古人说得好：“木必自腐，而后虫生之。”况且天下事情，本来只有强权，哪里有什么公理？何况平心而论，我们中国弄错的地方也很多，这“糊涂”两个字，我们从政府起到百姓止，实在是辞不掉的呢。这一次的条约，言明一年之后到中国的天津来彼此交换。这时候，英国的政府颇有些有意挑衅。咸丰八年（一八五八）五月，到了大沽口，便要硬走白河口到天津。这时候，正值中国的僧格林沁在天津设防，便照会他们改从北塘口，走蓟运河里进去。英、法的使臣不听，带了兵舰硬从白河里闯进来，中国的炮台上便开炮打他，把英、法两国的兵船打坏了四只。两国上岸的兵士，不是打死，便给中国人擒住了，一个也没有回去。英、法两国的公使，只得退出去逃到上海。这一次的事情，本是英、法两国错的。要是当时的政府据着理同他们交涉，英、法两国也未必有什么说。谁知道当时的中国政府又是糊涂的，见打了一个小胜仗，便得意非常。下了一道上谕，说什么“英夷狂悖无礼，此次痛加剿杀，应知中国兵威，未可轻犯”的话。把去年所订的条约废掉了，叫他们另外派人来，到上海重议。这么一来，把有理又变作无理了。（《国耻小史》，中华书局1917年版，第3、29、30、31页）
又明年，英、法兵再至，攻陷大沽，清朝再派亲王讲和。而亲王误信人言，说英人暗藏兵器，要想在会场上“劫我”。军官僧格林沁，竟把巴夏礼捉起，送往北京刑部牢里监禁。英、法兵进攻，清兵大败，文宗逃往热河，英、法兵胁开京城，把圆明园烧毁，才由文宗之弟恭亲王奕 ，和两国另订条约，是为一八六○年的《北京条约》。
圆明园之毁，无足深惜
圆明园为清世宗在藩邸时赐园。即位后，亦于其中听政。累朝继续经营，法人称其建筑之精，珍奇之富，为欧洲之所无。一旦化为劫灰，实为我国有关文化的建筑古物，遭受损失之始。此后战事之所破坏，古董商人之所贩卖，以及各地愚民因外人收买之所毁损，更不知凡几。此次抗战以来，沦陷区域整批的毁坏、抢劫、盗窃，更其无从说起了。几世几年的菁英，一朝化为乌有，言之岂不可痛？但须知：（一）文化的进退，视乎其社会的情状，是否安和，物质所表现的文明，实在其次。（二）即舍此弗论，以现在文化的状态，虽有宝物，亦必不能终守。此岂独今日为然？亦岂独中国为然？（三）所谓有关文化的建筑品物，一方面固然代表学术技艺，一方面也代表奢侈的生活。后者固绝不足取，即前者，就已往的社会论，并不过一部分人能参与此等工作，大多数人，都是被摈于其外的。今后社会的组织果能改变，合全社会人而从事于此，已往的成绩又何足道？所以有关文化的建筑品物等，能保存固当尽力保存，如其失之，亦无足深惜。敢以此为国民进一解。（《中国近世史前编》，见《中国近代史八种》，第188页）
天津北京条约
天津、北京两条约，包含（一）赔款（英千二百万两，法六百万两）外，（二）许外国派使驻扎北京，是为中国中央政府和外人直接交涉之始。（三）沿海添开口岸，并及长江。于是内河航行权，就与人共之了。［《天津英约》，沿海开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沿江自汉口而下，开放三口（后开汉口、九江、镇江）。《法约》多淡水、江宁而无牛庄。《北京英约》又增开天津］（四）领事裁判权。（五）关税协定。（六）传教。前此仅以上谕解禁，许在海口设教堂，至此则明认外人到内地去传教，并可租买土地，建造房屋了。［领事裁判、关税、传教各协议，均在道光江宁、咸丰天津各条约中。道光二十二年（公元一八四二年）《宁约》第十款，议定英货纳税例。咸丰八年（公元一八五八年）《津约》第二十六款，定货物每值百两税五两。又是年《中英通商善后章程》第一项，定税则未载之货，估价值百抽五。以上皆关于关税者也。《津约》第十六款，英人犯事，归英惩办。但道光二十四年《中法条约》第二十七款，业已规定有领事裁判权。此关于法权者也。天津《英约》第八款即为保教。天津《法约》第十款，法人可以购地建礼拜堂、书院、学堂。第十三款，保护天主教士、教民，并在内地传教。此关于传教者也］
中俄划界交涉
自《尼布楚条约》订立以来，俄人对于东方，仍逐渐侵占；中国则以为边荒之地，不甚注意经营；黑龙江以北之地，遂多为俄所据。一八五〇年，俄人要求新疆通商，中国许开伊犁和塔城。一八五七年，又在天津订立条约，许其在海口通商。（当时中国本不许俄国在海口通商。此时想借俄国的力量，牵制英、法，所以许其海口通商，和他订约，反在英、法、美之前）然俄人要求变更《尼布楚条约》，则中国仍加坚拒。一八五八年，俄人乘中国多事，迫胁黑龙江将军奕山，订立《瑷珲条约》，尽割黑龙江以北之地，而将乌苏里江以东，作为两国共管。一八六〇年的英、法和议，俄使曾居间调停，事后又借此要功，迫中国再订《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亦作为割让。西北疆界，从沙宾达巴哈以西，都规定大概，订明另行派员会勘。新疆再开喀什噶尔，又许俄人从恰克图经库伦、张家口到京，零星货物亦得发卖。旋又订立《通商章程》，陆路税则，较海口三分减一。两国边界百里内，都为无税区域。（此条看似彼此一律，但中、俄接界之处，都是中国境内繁盛，而俄国荒凉，所以中国实在是吃亏的。此事可参看拙撰《白话本国史》第四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