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和人性的深处
去看看更大的世界
某天写了一篇关于《西游记》的稿子，稿子发出去后，有朋友跟我提意见，说：小西，写《西游记》的人太多，你写的有意思也难出彩，还是希望你把之前的《指环王》解码系列还有许诺的《哈利·波特》《冰与火之歌》《沙丘》《黑客帝国》《帝国三部曲》等系列给圆了。
这话我同意，说实话，虽然从几次试笔收到的效果看，解读四大名著或者武侠小说收到的反馈比外国小说好很多，但我总觉得写《指环王》《哈利·波特》《冰与火之歌》这些系列的解读与介绍，会对大家裨益更大一些。
这倒不是说这些国外作品的文学价值比我们国内的小说作品更高，而是我觉得一个人的思维想要健全、想要开阔，就必须全面地去了解这个世界，本国的文学、历史固然要学，别国的相关知识也不可偏废。这样你才能够对自己身处的这个世界有一个全面的、清晰的了解。
我记得我刚毕业那年，唐世平教授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少沉迷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文明》，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唐教授当然不是要我们崇洋媚外，而是说在世界历史上，真正一流、能够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民族服好务的人才，都是具有世界眼光的。
我曾在一文中讲过俾斯麦的例子，讲了这个振兴德国的“铁血宰相”怎么对着留声机用四门语言惟妙惟肖地拟态了五个国家不同人群的情感，把来录音的爱迪生的手下都惊呆了——这个德国宰相居然是“精神法国人”，居然高唱《马赛曲》？
但仔细想想，你会发现，正是俾斯麦的世界眼光，对各国文化、历史都很熟悉，让他在决策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屡屡做出非常精准的预判，知道自己怎么做才是对国家最有利的。
相反，一个不屑于了解外部世界或者只愿意阴暗、片面地去理解外部世界的人，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一定是偏狭而错误的。
一个智慧的民族一定首先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民族，唯有如此它才能孕育出一批有世界眼光的精英。像所有强盛一时的大国，俄罗斯在历史上的辉煌，也是由一批有世界眼光的精英青年支撑起来的。彼得大帝为了开眼看世界，自己跑到欧洲去做学徒工。到了叶卡捷琳娜大帝时代，她干脆强行要求自己身边的贵族们全部说法语，接受法式的贵族教育。
这种矫枉过正虽然造成了“洋派”的俄罗斯贵族与下层农奴之间的分裂加剧，但确实给俄罗斯在欧陆争雄中的无往不利打下了基础。
文学界的普希金、莱蒙托夫、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艺术界的柴可夫斯基、穆索尔斯基、高沙可夫、列宾、库茵芝；科学界的罗蒙诺索夫、切比雪夫、门捷列夫；军事界的苏沃洛夫、库图佐夫……俄罗斯的国运就是被这璀璨的群星撑起的，而这群明星，又恰恰是被这个民族开眼看世界的时代所照亮的。
所以，一个民族，尤其是这个民族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有没有正确的世界观，能不能用世界公民的眼光以公正、客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去吸取其他文明的思想与优长，对这个民族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如果说有什么事情真的关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那就是这件事了。
所以，请让你自己和你的孩子多看看世界，在读四大名著、武侠小说、中国历史的同时，多读读外国名著，《指环王》、罗马史、欧洲史、世界历史。
这件事，于己于国，都有百利而无一害。
历史一再验证，没有一个强盛的国家，是靠一帮目光偏狭的“愤怒青年”建造的。欲建强国，必先有强民。而欲有强民，必先有通达之世界观。
我在微信公众号上写文章也有一年多了，经常有人问我：小西，你有没有个准主意啊？一会儿写罗马史，一会儿又写三国，一会儿又写时事，一会儿又写武侠，过两天又跳到《指环王》，再一会儿又写艺术史。
说得没错，我写得就是这样杂，因为我这个人的爱好就是这么广泛。无论是中国的孔子时代，还是罗马的西塞罗时代，古圣先贤们都是不会给自己的知识画界线的。知识这东西就像马斯克星链上的卫星一样，越多面越广，你对自己和别人的定位和判断也就越清晰。偏狭、立场先行的知识，其实就是一种无知——甚至可能还不如单纯的无知。
所以，我真心希望读我微信公众号的朋友，也能同我一起享受这份无边界的知识。接下来的岁月里，我会带您品读《西游记》等四大名著，但也会写写《哈利·波特》《冰与火之歌》《指环王》。我希望您都能喜欢——如果您非要更喜欢其中一种文章，我更希望是后者，因为我们对自身的历史、文学的解读已经很多，我们更缺的是对外部世界的了解。
相信以后我写得会更好，因为我的文字为带您一起解读这个精彩的世界而存在。
是谁让中国人如此迷恋考试
一
某一天，我写了“修仙小说”的规律，有读者留言说：小西，其实你对“修仙小说”的规律总结得不全面，很多此类小说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往往都有诸如“升仙大会”“灵能测试”之类酷似高考的情节。
我想了想，好像是这样。但这就很奇怪，修仙小说的读者很大一部分是学生和年轻人，而我们都知道，在学生时代的现实生活中，大部分人都厌烦考试，尤其对高考最头痛。把这样一个给人压力山大的制度搬到虚幻世界中，这岂不是违背了网络爽文“看着爽”的第一原则？
想来想去，答案可能还是：我们在现实中痛恨的不是考试，而是那些我们考不好、不能把同学都比下去的考试。如果考试都能像修仙小说里那样，让主角一鸣惊人，从此扬名立万，那么中国的青少年们其实是不反感，甚至会非常热爱这种考试的。没有这种考试，我们这些普通人拿什么去跟家庭富裕的人竞争呢？
你看修仙小说里经常出现的桥段，就是主角在“升仙大会”上一鸣惊人后，获得了佳人芳心暗许、师长刮目相看，而把之前狗眼看人低的“富二代”气个够呛。想想真的很有趣，从《三剑客》到《圣斗士星矢》，无论西洋还是东洋的幻想故事里，主角挑战“高富帅”时，都是撸胳膊直接开干，最后用“青铜打败黄金”的方式完成自我证明。
唯独咱们，想出了“在考场上见真章”的神奇思路。是该说中国人比较含蓄，还是我们太热爱考试了呢？恐怕是后者，因为对考试的崇拜，不仅现代小说里有，你去翻翻《西厢记》《白蛇传》《窦娥冤》这些古代通俗故事，会发现当故事最后需要“机械降神”，强行来一个大团圆收尾，告慰观众时，无一例外都选择了让主角、主角她儿子或者主角她爹“科举得中”，当了个什么官回来主持公道。
就连高鹗续写《红楼梦》，想把这个故事由悲改喜，想到的方法也是让贾宝玉去考试。中国人对考试的痴迷、对其伟力的崇拜，从古至今，真的没变过。
基督教信耶稣，中国人信考试。这么坚定的信仰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呢？
二
司马迁的《史记》因为是纪传体小说，时代的片段被拆散在不同人物的传记当中。但如果你将同一时代不同人物的表态拼接起来，有时会发现一些惊人的真相。比如在秦末，刘邦和项羽这两位枭雄在见到秦始皇车驾后的表现就惊人的相似，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是”，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如果再加上不久后陈胜起事时喊出的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们能得到一个惊人的结论——至少在司马迁的描述中，秦朝社会上至项羽这样的破落贵族，中至刘邦这样的二流子，下至陈胜这样的“瓮牖绳枢之徒”，所有男人都觉得当皇帝这个事儿没什么了不起，觉得条件合适了自己也可以上去过把瘾。
其中，又数陈胜的那句话最说明问题，他喊的不是“王侯将相无有种”，而是用了反问“宁有种乎”，这说明“王侯将相本无种”在当时已经是一个普遍被人们接受的概念，普及到不需要陈胜重新提出，跟听众振臂一呼，就能引发共鸣。这件事今天看来没什么，但如果结合当年的时代背景，你就会感觉特别奇幻——那可是公元前3世纪啊，中国的帝制才刚刚建立，怎么就有这么多人跃跃欲试地想要取代他们的皇帝呢？
我非常喜欢的通俗史作者张宏杰先生曾经在他的《坐天下》一书中深刻地指出过这个问题。他说：中国的农民起义，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自秦始皇以来，每隔百十年，华夏大地上就会有一次农民起义来“沉重打击地主阶级的统治，调整生产关系，迫使后继王朝调整统治政策，推动历史前进”。那些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我们耳熟能详：陈胜吴广、黄巾、瓦岗寨、梁山泊、李自成、洪秀全……除去这些大型起义之外，地区性、局部性的起义更是遍布中国历史的每一页。据学者们统计，仅清代近三百年间，散见于《清实录》的农民起义就在三百次以上，每年平均逾一次。然而，略略翻一翻世界史，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农民起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规律似乎主要在中国有效，西方的农民起义为数甚少。西欧从公元8世纪起，史书上才出现对农民起义的记载，从那时起到16世纪，八百年间，几十个国家里数得上的农民起义总共不过七八次。西方没有一个王朝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张宏杰先生说，如果将起义等同于革命，光看这些数据，你很可能会认为中国农民是全世界最革命、最尚武、最关心政治的群体，但事实上，中国农民是最吃苦耐劳、最能忍受社会不公正的群体。
而且，相比于欧洲的农民起义，中国的农民起义往往会提出“恢复村社制度”“农民有权按自己的法律来使用森林和水源”等切实的“革命诉求”。中国自古农民起义的主题，说到底，其实永远只有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当今的皇上不行了，换我来吧！伏尸百万，血流漂杵的战争，搞到最后，也就是让江山换个姓而已，其他基本照旧。
为什么我们会对这样的游戏乐此不疲，自帝制时代起两千年而从未疲劳呢？因为它是中式帝制不可或缺的一种“补完(1)”。
三
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是公平的呢？对于这个一直困扰人类社会的问题，其实有一个有趣的思想假设——假如一个社会的人类在出生前就有理性灵魂，大家在不知自己出生后会“投胎”到什么出身、得到什么能力的情况下讨论、投票，为自己设计出一个社会来投胎，这个社会会是怎样的呢？这个社会首先不能贫富差距太悬殊，不然所有人都会担心自己投胎到穷人家没活路，但也不应该太平均，因为大家又都担心万一自己投胎运气好，成为“强者”，一个绝对平均的社会岂不是让自己亏了？所以，最终博弈的结果一般会是一个贫富有差距，但又不那么大，各个阶层能各安其位的体系。这很接近于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思想家们所设想的“完美社会”。
但有时我会想，除了这种所谓的“完美社会”，还有另一种社会也许能完成这种“灵魂投票”——如果参与投票的灵魂们风险偏好比较高的话，他们可能会选择一个上层过得极爽而底层活得极惨的模式，但同时要至少在名义上取消掉对阶层跃迁的“身份限制”，即给每个底层人以渺茫的希望，许诺他们有一定概率能咸鱼翻身、鲤鱼跃龙门而上去爽一把。这样，底层就能抱着那微渺的翻盘希望甘于过卑微的生活，而社会整体则是可以维持稳定的。这样的社会，就是中国秦以后延续两千年的帝制王朝。在先秦以前，中国社会资源分配与欧洲中古时代类似，无论天子、诸侯、卿、大夫还是士，都没有绝对垄断社会资源，即所谓的“利出多孔”。孔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上下各安其位，在那个时代是有空间的。但法家要求君主的极端集权，将中下层精英视为“五蠹”来消灭，又教会皇帝必须“利出一孔”，垄断社会资源分配的权力。
这就让整个社会的中下层都焦躁了起来，大量想要“立世出身”却又苦无门路的人满腔雄性荷尔蒙无处发泄，于是纷纷做起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皇帝梦。因为若非“取而代之”，他们实在不知道还能如何在这个已经被皇上管得死死的世界中“逆天改命”。
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秦朝帝制在中国确立的那一刻起，“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皇帝梦，就成了发给所有中国男人的“命运彩票”。就仿佛我们所处的时代越没有致富希望的人越希望靠买彩票中奖一样，权力越是集中、阶层越是分化的时代，就越是有人铤而走险，愿意押上身家性命去买这个高风险高回报的彩票。而这个博彩游戏，在中国一玩就是两千年。中间无数场血腥的屠戮，无非赌局的一次次换庄。
四
而这种游戏玩多了以后，总会有聪明人想到改良的方法，而这个方法，就是考试。
中国最著名的考试制度——科举，起源于隋朝，但真正开始走向完善是在唐初。十分明白自己要干什么的唐太宗在设计这项制度之初就把这事儿做得十分“体面”，后世精明的皇帝不断累加。状元郎在得中的那一天可以享受类似天子的待遇，骑马游街，走平素天子才能走的御道，风光无限。而在风光之后，皇帝真的会拿出皇权的一小部分，有限地跟这些幸运儿去分享，让他们走上仕途，封官进爵。“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那种穷人乍富的幸福感，真的与造反当皇帝神似。而这条道路虽然收益远较造反小，却免去了掉脑袋的风险，于是吸引了大多数的中下层精英，一辈子皓首穷经想靠科举“改命”。但一番账算下来，真正最得利的还是皇上。所以，后人说：“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唐太宗也很诚实，“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彀是什么，是圈套。
原来中国人最痴迷的考试，在最开始只是皇上给“英雄”下的一个套。
是的，中国版的考试（科举），从诞生之初起，最根本的目的就不是进行人才选拔，而是试图给已经“江湖潜沸”的社会减压。用不流血的方式完成对社会资源分配的微调。是的，中式考试，从来不是单纯的人才选拔，而是一种“去毒”版的造反，一场中国式的“光荣革命”。但这个设计虽然经过了千年的不断调整，却从未完美过。因为“英雄”们不是傻子，他们愿意“上套”，仅仅是因为风险与预期回报比还可以接受。一旦社会出现阶层固化、增长停滞甚至衰退，皇帝拿不出足够多的利益来作为诱饵，“英雄”们就不再被考试所套牢，天下立刻无缝转入“江湖潜沸”的状态。唐末的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就是个特别好的例子。很多人中学的时候都学过这位屡试不第的“起义领袖”的诗：“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按照中学课本的说法，这诗据说反映了什么感叹命运不公、同情劳苦大众、立志重建社会公平正义的理想。但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流行版只是节选，这诗还有前两句，“堪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赭黄衣”，把它们加上，全诗的感觉就完全变了。你会看到，参加科举的黄巢并非在咏叹世道的不公，而只是在咏叹自己的不得，他要当“百花总首”，要穿“赭黄衣”。这样野心勃勃的逆天改命的理想，唐末那个自身难保的朝廷当然无法通过科举满足他，于是黄巢起兵造反成了一种必然。黄巢攻陷长安，同时代的诗人韦庄说：“家家流血如泉沸，处处冤声声动地。”老百姓“烟中大叫犹求救，梁上悬尸已作灰”，当时全球最大的城市长安经此一劫一蹶不振，此后再没有成为过中国的经济、文化或政治中心。
很难想象这样的情形，居然是一个几年前还在这座城市中考进士的读书人做出来的。但也可以猜想，正是这一次又一次的屡试不第，积攒了黄巢的怨气，让他一点点产生了毁灭这个花花世界的恶念。那是一个考试失败者对“辜负”他的社会最疯狂的报复。“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文学修养还不错的黄巢，当然不会做什么“土猪拱白菜”的粗俗比喻，但在考试失败后，对社会不公的那种愤恨，掺杂在早已萌动的雄心之中，酝酿出的那种肃杀之气，却让人感到更加不寒而栗。
考试是中国社会的减压阀，但也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潘多拉，它承载了太多本不应当用一张试卷承载的希望、梦想甚至戾气。而难办的是，当压力超过一定极限，我们还无法让它骤然减压，就像你不敢去开一个已经承压到极限的压力锅一样。
五
在一个最为良性的社会中，社会资源的分配其实应该“利出多孔”，每个阶层、每种职业都应该可以拥有自足的生活，这样这个社会中就不会产生那么多每天想着“逆天改命”的“有志者”，这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如果社会资源必须“利出一孔”，那么靠近这个“孔”的个体就一定会分得比其他个体多得多的利益，人群就会像蜂群一样聚集，在通往抢占资源分配优势节点的道路上“千军万马抢过独木桥”，拥挤和争抢就将是必然的。解决拥挤的方式如果不靠考试，就只能靠金钱、裙带关系甚至暴力。
相比之下，一场统一、公平的考试就成了最不坏的选择。但随着社会增长趋缓甚至陷入停滞，争抢资源的人越来越多，考试这个减压阀就会失灵。早晚有一天，任你满腹诗书，也未必科举得中，任你是“小镇做题家”、名牌大学生也不敢保证一定能走上“人生巅峰”。如今，我们将这样的时代称呼为“内卷”。在这种时代里，有人选择“躺平”，有人则像黄巢当年一样咬牙切齿。空气中充满了诡异而焦躁的气氛，这种气氛让人担忧。所以，在考试还有效的时代，我们未必是幸福的，但如果连考试都失效，我们则一定是不幸的。基于此，我当然希望考试能继续有效下去，一场公平的考试，是当下中国人最不坏的那个选择。
愿所有考生都能考出一个他们理想中的好成绩，也愿他们的好成绩都能“购买”到一个让其满意的锦绣前程，更愿依靠考试分配社会资源的机制，能持续更长的时间。
(1)补完：意思为补全，补之使完整。
“从良”做点正经生意，咋就这么难呢
一
在《水浒传》的108将中，若说有哪一个人的命运最耐人寻味，我觉得应该是“浪里白条（跳）”张顺。
首先从出身上讲，其他“梁山好汉”要么原本就在贼窝里混（如朱武、王英），要么是在正常体制内因为际遇而成为边缘人（如林冲、宋江），要么原本吃着火锅唱着歌，突然就被麻匪给劫了，被迫沦为同伙（如卢俊义、朱仝、秦明、扈三娘），总之，他们上梁山，都是在日子越混越差的时候。
唯独张顺好像不太一样。
他原本也跟他哥哥张横一起，干的是冒充艄公，把人骗到江心，杀人劫财的罪恶勾当。
可是与甘于此道的哥哥张横不同，张顺知道这样“终非长久之计”，他主动跑到了江州城改做正经生意，当了“卖鱼牙子”。
用今天的话说，张顺这是当上了江州渔业联合会的会长，老百姓见了他，不会再骂他一句“天杀的草寇”，而会改叫一声“张总”了。
别人落草以后，都是被动地乞求朝廷大赦或者招安，唯独这个张顺，走的是一条不等不靠，自己经商来自我救赎的“上升之路”。翻遍整本《水浒传》，你会发现这也是独一份的事情。
《水浒传》的好汉中，很多人喜欢共情林冲。但其实相比于林冲，我觉得张顺更像我们现代的普通人。我们没有林冲那样的编制，不是“八十万禁军教头”，甚至可能原本也出身草莽，经历过惨烈的内卷与厮杀。但只要日子能稍给我们喘息，我们就希望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又能长久维生的“正经营生”——哪怕摆个地摊、卖个鱼呢？
所以，我们的心中是有安居乐业的志向的，我们的人生是不断“正增长”的。
可是《水浒传》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向你论证了“百样人”最终都会被卷入那个黑暗逻辑当中去。
你看，这样一个人生逐渐向好的“有志青年”张顺，最终还是遇到了他命中的天煞孤星——狱卒李逵。
那一天，身为“鱼头”的他得到手下来报，说有个黑厮在浔阳江边打砸渔市，恶意扰乱市场秩序。张顺赶到现场一看，发现闹事的那个家伙不仅蛮不讲理、有膀子力气，居然还是个官府“在编人员”——李逵当时在江州大牢里当一个小牢子，与江州两院押牢节级戴院长相熟。
用今天的话说，这就叫背后有保护伞的黑恶势力。
遇上这么一个家伙耍刁，你说张顺他能怎么办？
如果他不替底下人出头、主持公道，他这个“鱼头”的位置也就保不住了。
可若他真敢教训李逵——官府的人你都敢惹？那在江州城你还想不想混了？
这是一个怎么答都是错的问题。
所以，当张顺把李逵拖到水里，靠着自己熟识水性狠命教训这黑厮的那一刻，他应该知道，他人生的“正增长”也就这么终结了，自己又被那无常的命运拖下水了——此番若是把这黑厮淹死，他就是打死镇关西的鲁达、砍了牛二的杨志的翻版，要“吃官司”。可若不淹死他，与这么个有编制、有背景、有后台的家伙结了仇，日后他的生意也是不能做了。
当然，小说在这里出其不意的安排是，突然又杀出了另一个更黑的“黑厮”，靠自己江湖大哥的地位协调、摆平了此事。
可是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张顺欠了一个更黑的老大更大的一份人情。日后劫法场、上梁山、受招安、打方腊，以至最后“魂归涌金门”，都是他那天“受恩”于“公明哥哥”的代价。
可是仔细想想，在张顺经历的这场人生上升曲线的突变中，宋江有何恩于他呢？这档子破事本来就是宋大哥的亲信小弟挑起的！当他在涌金门被踏弩硬弓、苦竹枪打得万箭穿心的时候，我不知他有没有怀念当年在浔阳江头卖鱼的快活日子——不拼爹、不杀人，靠正经做生意安安生生地奔自己的好日子，这多好啊！他的人生，凭啥就不能享受这种越过越好的幸福呢？
会水的张顺，最后还是没能逃出他人生中那注定的黑色旋涡。
《水浒传》的那个世界里，为何竟容不下这样一个想维持人生“正增长”的张顺？
这个疑问，一直埋在我的潜意识里，直到最近我读了张笑宇先生的新作《商贸与文明》后，才把它解决。
二
张笑宇先生在书中也提到了李逵和张顺打的这一架，可是他的分析是更加精妙的。
他说，李逵和张顺的这场斗殴背后，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秩序的争夺。
李逵作为一个传统王朝底层受豢养的暴徒，无论黑道白道，他所处的环境从来都是一种“暴力秩序”——爷爷我的拳头硬，你就得“把两尾鱼来与我”，甚至是“吃你两个烂西瓜还要钱”。
可张顺是个“鱼牙”，他负责维护的是渔民卖鱼的那种“商贸秩序”。不给钱就是不能拿鱼，主人不来、纸未曾烧，就是不能给你鱼。
一个讲商贸、做生意，要你情我愿、互惠互利才能卖鱼；一个却重暴力，讲拳头大、关系硬的是哥哥。双方都觉得自己理直气壮，就像李逵觉得自己在陆上怎么打都能赢，而张顺知道自己在水里怎么战都能胜一样。
所以，这两种秩序形态，是一定会发生冲突的。就像小说所暗喻的一样，在古代中国社会，“商贸秩序”与“暴力秩序”互殴的结果，几乎从来都是前者打不过后者。商人们的最终结局，都是被李逵或宋江这种“黑厮”所吞噬、同化，沦为后者的小弟和附庸，跟小说里的张顺一样，结局总是个悲剧。
作者在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