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第六章 伪满十四年
（1932—1945）
一、同时上演的另一台戏——摘录一个参与者的记述（1931—1932）
日本人建立这个“国家”组织，首先是建立地方的组织，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并不难，因为他们早已准备好培养好一批“人才”了。
九月二十三日，关东军大佐参谋兼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受本庄繁的命令，就任了沈阳市长。但是土肥原感到他到底是一个日本人，做事有些不太顺手，不如利用汉奸来做，既省事，收效也大。于是他把豢养多年的大汉奸赵欣伯拿出来做替身。
赵欣伯原是满族旗人，曾任清末禁卫军的卫兵，辛亥革命后，在北京参加文明新剧团，因其面首还不恶，常饰旦角，颇为某阔老（忘其名，据说是国民党某要人）所赏识，因而被拉进国民党。一九一三年，袁世凯驱逐国民党，赵欣伯也在北京站不住脚。他在演剧时曾与某王公的爱妾勾搭成奸，此时见事不妙，便诱拐她一同逃往大连。赵欣伯改名为刘笑痴；他拐带的王公爱妾改名为王爱痴。赵欣伯两手空空，生活困难，幸而他能说一口好的北京话，合乎那时某些日本人的要求，就以教日本人学中国语维持生活。王爱痴也粗知文字，经日本人介绍在大连公学堂（初高小和初中程度）做初小教员。同时，赵欣伯因国民党的关系，与逃往大连的国民党有联络，为当时大连日本财阀相生由太郎（此人因包办大连码头装卸车船货物，榨取中国劳动工人的血汗而大发横财）、石本贯太郎（此人包办贩卖鸦片致富）和日本大浪人大连泰东日报社长金子平吉这三个家伙所豢养。这三个人承担替日本军阀政党财阀豢养中国的胡匪党徒扰乱中国治安的任务，以便发动中国内乱，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侵华的机会，因此，赵欣伯夫妇得到这三个日人的资助，于一九一五年到日本留学，进入明治大学法科，这时才把刘笑痴的假名改为赵欣伯。他虽得到资助，生活仍不富裕，还是边读书边教中国话，因此认识了一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各高等专门大学的师生。王爱痴也因教中国话而结识了不少日本人。王爱痴后因怀孕难产，在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施行手术时死去。赵欣伯失去了这个摇钱树，生活收入大成问题，心殊不甘。日本军人和各大学教授素与王爱痴有来往的，也支持赵欣伯提起诉讼，控告东京帝大医师，要求赔偿损失。日本帝大医科以名誉关系，尽力运动东京地方法院不予起诉。该法院根据日本法律和法院判例，对于医师因用药或施行手术而危及病人的生命时，从来不以杀人论罪为理由，仅以“过失”的轻微处分了事，并没有判处任何赔偿。各教授们就以“刑法过失论”为题，让赵欣伯向东京帝国大学提出“博士论文”，赵在各教授帮助之下，抄袭一些前清“大清律”的旧东西，用日本刑法的条文加以解释，作为论文向东京帝国大学学士院提出。论文内容平常，实在没有通过学士院授予博士学位的价值，但是，日本有些人极力主张对于赵的论文，应当从政治意义方面去看，予以通过，授予赵以博士学位。理由是：出身日本各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还从来没有获得过法学博士称号者，这次赵欣伯享受日本法学博士的荣誉，一方面既可略酬赵夫妇多年来对于日本的各种贡献，又可以取得中国留学生的好感，使他们积极亲日，以便归国后为日本做更多的贡献，对于日本实现“大陆政策”也是有帮助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阀、财阀们都支持这个主张。加上赵欣伯到处奔走，哀求各方面帮助，因此，日本学士院居然通过了他这个毫无价值的论文，授予赵法学博士称号。赵在日本的社会地位，随之提高。日本军阀认为这只可以利用的走狗，长期放在日本，没有多大意义，让他回中国对于日本会有更大的作用，因而通过张作霖的日本军事顾问本庄繁（也可能是另一位日本军人，记不清楚了），于一九二六年把赵推荐给张作霖，并加以吹嘘，说赵欣伯博士品学兼优，尤其精通法学，为今日有名的学者。张作霖对于一个日本留学生本来无所谓重视与欢迎，现在赵欣伯既有本庄的介绍，每月拿出几百块钱赏他碗饭吃，也不算什么，便用赵为东三省巡阅使署法律顾问。赵欣伯获得了这个头衔，在东北政治舞台上总算有点活动资本，就大肆招摇起来，往来于军阀官僚与日本军阀之间，相当活跃。当时大多数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不屑与他来往，但是他总想联络一帮人造成一股势力，便以提倡研究中国法学为名，组织一个所谓“法学研究会”，地址设在沈阳博物馆内，又从张作霖那里每月骗去一千元津贴作为经费，从日本法学杂志里翻译一些没有什么价值的稿子，登载在他的《法学研究》刊物上，粉饰门面。从此，“赵欣伯”三字逐渐在东北政学各界露出头来，他也就越发招摇撞骗，拉拢一些日本浪人匪徒，以壮声势，尤其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最为亲密。因此，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土肥原居然就从衣兜里把他掏出来，叫他做沈阳市长，作为自己的替身。
赵欣伯钻营多年，一旦如愿以偿，就依靠他主子的淫威，勒索敲诈，大发横财，旧军阀官僚巨商如汲金纯、张仙舫等都遭殃及。他在三个月里获得巨款六十万元，贵重财物不计其数。这种行为也引起了其他汉奸头目的嫉恨和议论。十月二十八日袁金铠、阚朝玺等正在伪委员长室里和大家胡说乱讲赵欣伯的德行的时候，赵欣伯忽然带领伪警察五十多人闯进省政府院内示威，表面上说市面不靖，用来保护大家的安全，实际上是由于袁、阚在对赵的恶劣行为私下议论，为赵所知，致有此举。阚当时忍不住大怒，便和赵口角起来，并到庭中大喊大叫说：“我姓阚的外号阚大刀、阚屠户，从来不怕死，警察弟兄们如果和我过不去，不要客气，就把我枪毙好了。若是面对面不好意思开枪的话，我可以转过身来。”说着便把脸转向里面，大叫道：“请开枪吧！”当时大家把阚朝玺拉到屋里，并没开枪。赵欣伯耀武扬威而去，一场小小的闹剧至此收场。这时又有一个曾充北京政府财政总长、东三省边业银行理事长的阎廷瑞，持有某日本人的介绍信，来沈阳见关东军某参谋，自称以私人资格奉张作霖五妾之命，提取存款，求赵欣伯从中帮忙。赵要求先给他二十万元，才能相助。阎说，手下无钱，候款取出时再给。彼此相持多日未决，事为别人闻知。赵认为阎既不行贿，又破坏他的名誉，恼羞成怒，密告日本宪兵队长三谷清说：“阎廷瑞来沈阳表面上说是为人提款，实际上是为张学良侦探日军的秘密。”日本宪兵便把阎廷瑞抓起来拷打折磨，一星期后阎即惨死。
九月下旬，本庄繁派板垣征四郎到辽阳城里见老牌汉奸于冲汉，说：“本庄司令官很挂念你，现在身体怎样？如果能到沈阳住，医疗既方便，早晚又可以和本庄司令官与我们谈谈，我想于先生不会拒绝吧。”
原来，于冲汉当日寇走狗的资格更老，与日寇的不少当权人物有来往，尤其是与日寇在华的人物更有其良好的关系。
于冲汉是辽宁省本溪县人，生于一八六九年，家里是大地主，有一所大院，并霸占了院的前后两个山头，此外还开了一个杂货店。他父亲曾在热河平泉当“州判”，不久即被因受不了蒙古王公压迫剥削借宗教力量起义的汉族农民杀死了，因此，清廷赏了他的子孙为世袭云骑尉，并赐给其“五品顶戴”的衔级。
于冲汉在前清时曾考上过秀才，一八九一年因镇压人民有功授县丞，一八九三年升候补知县。一九〇〇年于冲汉到了东京，在外国语学校中担任了中国语教师。从此开始，于冲汉与日本的统治者勾搭上了，走上了无耻的当汉奸的道路。日本统治者看到他能专心研究日本的情形，讲起日本话来也明晰流畅，认定他是奉天派唯一的“老日本通”。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爆发之后，日本派他到辽阳日本军司令部当翻译，以后又到沈阳日本军政署当翻译，因其肯卖力气，善于奉迎讨好，日本为了酬劳其功绩，赠予了一枚六等勋章。战后于冲汉当过“奉天省巡警总局提调（相当于参事）”，亲手创办了辽阳城内的巡警局，做过“奉天交涉司随办”“民国外交部特派奉天交涉员”。这时于冲汉已成了日寇的重要奴才之一，每当举行什么公开的活动都要让他参加。如一九一三年秋，日本“驻满洲师团”在长春到大连铁路沿线演习结束时，在“奉天附属地”举行了“师团长阅兵式”，也邀请了他去陪阅。
一九一五年日寇的走狗张作霖任二十七师师长时，于冲汉在张师中任顾问。张作霖凭着日本的势力当上了奉天督军兼省长，于冲汉也当上了“东三省官银行号”总办。这个肥职给了他尽情搜刮老百姓的大好机会，大大地发了洋财。特别是张作霖为了取得外汇，无止境地发行“奉大洋票”，以此来收买大豆去换“金票”，于是“奉大洋票”价值暴跌，造成了通货膨胀。为了把这个负担转嫁给劳动人民，就又发行“现银元票”，原来的一元“奉大洋票”只值二分“现银元票”。劳动人民吃了大亏，而这些军阀汉奸却朋比分肥发了洋财。于冲汉从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四年，仅仅红利就分得了五十余万元，其他用见不得人的手段搜刮来的更不用说了。于是新置了大批田地，修了华丽的住宅和别墅。
在这同时进行的另一件更大的卖国勾当是：袁世凯与日本订的二十一条卖国条款中，有一条是日本有鞍山铁矿的采矿权。根据这条，于冲汉的活动不遗余力，把祖国的权利拱手出卖给日本。一九一六年夏，日本在鞍山成立了一个名义上中日合办的“鞍山铁矿采矿振兴无限公司”，于冲汉出任中国方面的总经理。可是于冲汉对这条卖国条款的实现并不满足，为了取得主子的欢心，也为了自己更好地发洋财，他与张作霖一块儿在这条款的基础上更发展了一步，把开采出来的矿石就地炼铁，以便减低成本。所以在鞍山附近强买农民的土地万余晌，作为建设炼铁高炉、炼焦炉及修筑运输铁矿石的铁道用地。又在铁道沿线海城、盖平两县境内强买苦土矿、长石矿、骨石矿等十余处。由于这个汉奸的势力，使许多农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而于冲汉却又发了一笔洋财。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这个公司由“中日合办”名义改为“日满合办”名义。次年于冲汉死去，其子继承了其总经理职位。于冲汉一手出卖祖国矿权的结果，使国家的资源受到极大损失，供给了日本战略物资支持了其侵略战争，而于冲汉父子俩前后共捞到了一百八十万的横财。
因为于冲汉有了上述卖国“功绩”，一九一九年日本政府又赠给了他一枚“二等瑞宝勋章”。第二年，于冲汉又作为张作霖的特使，赴日本东京，乞求日本谅解，数次会见了币原首相，上原参谋总长，内田外相，田中陆相。日本见其对主子的忠实，对其更有好感，非常信任。
以后他官运亨通，先后兼任奉系保安总司令部总参谋，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等，直到一九二七年因病辞职闲居。
所以，板垣一见了于冲汉就说了上面一段话。在九月上旬，关东军司令部从旅顺移到沈阳时，本庄繁路过辽阳，借口慰问于冲汉的病，下车到城里见过他。本庄繁于一九二六年后充张作霖军事顾问时期，与于冲汉很熟悉，彼此可以谈心。这次见面，本庄繁把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东北局势的看法和将来的行动已暗示一些，于冲汉心中早已有数。他现在听到板垣的话，便知道本庄繁让他出来，因而想到他自己过去很得张作霖的宠信，和杨宇霆一样，充任张作霖的总参议。张学良当权以后，对于老一辈人很冷淡，自己也就只好待了下来。再说现在本庄既这样看得起我，我怎能不听命呢？因此，他便回答板垣说：“谢谢本庄司令官的关怀和你的厚意，我这几天就想到沈阳见见司令官，只是身体不大做主。请回答司令官，无论如何我明天一定到沈阳。”
当时于冲汉患的是“烟后痢”病，大便带脓血，病情不轻，但是他听到主子赏脸呼唤，怎敢不听从。果然，第二天他便到沈阳，住在军署前的通天街的自己住宅里。从此日寇大佐参谋板垣征四郎，中佐参谋石厚莞尔，少佐参谋和知清，大尉参谋今田四郎和满铁奉天公所长镰田谦吉等出入于家，催促他组织伪政权。
于冲汉在东北政界虽然是个老资格，要比赵欣伯高出多少倍，但终究由于他臭名远扬，人人齿冷。这次又是干的这样一种大逆不道的勾当，煞费力气，他也自知招呼不动，恐怕误了主子的大事，遭到责罚。因此，他想把自命为“关外大儒”的同乡老友袁金铠拉出来做帮手（袁曾做过张作霖父子的秘书长，借势力卖官鬻爵，赚了不少钱，在辽阳占买了一千多垧好地）。他把袁金铠请到他家里（袁住在于的对门），躺在大烟榻上作了如下一段谈话。
于冲汉说：“我看东北局面必将彻底改变。日本处心积虑想要占据满蒙，为日已久，这次得机会进军东北各地，是实现它的大陆政策的开端，不是简单能够退兵的，并且根本也没有退兵的样子。
“其次，老将（张作霖）在世的时候，还能听听我们的意见，遇事有个商量。现在小六子（张学良乳名）这孩子，子承父业虽有李世民的雄心（张学良曾以李世民自居），却没有李世民的才具。他跑到关里贪图玩乐，把军政中心无形中移到北京，置东北老家于不顾。我们还捧他有什么意义？
“第三，日本图谋侵占东北领土，已非一日，几个月来的情况尤为明显。蒋介石、张学良有兵有将，但是他们居然事前商量好，决心把东北奉送给日本。我们两手空空，无拳无勇，拿什么去抵抗日本，反对日本呢？我们既然离不开家乡，离不开东北这块土地，也不能像蒋介石、张学良那样狠心，坐视东北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去设法拯救。那么，只好将计就计，暂时答应日军的要求，起来组织临时地方政府，维持治安，恢复秩序，既可稳住日军，徐图挽救的方法，又可避免人民遭受日军的蹂躏，这也不失为救国爱民的义举。如果日后有了办法，国际出来干涉，日本能够撤兵，张学良重归东北，我们也不失为守土保民之士，于国于民，可告无愧。我身体本来不好，现又有重病，不能出去应付。你的精神还好，我希望你出头收拾这个难局。对于日军方面无论有何困难，我当负责交涉，尽力帮助你担当难局，你看怎样？”
袁金铠原是个张作霖手下的红人，但自张学良得势后，他这个“袁大儒”就被冷落下来了，他自然很不满意张学良。他本是个利欲熏心官瘾十足的家伙，听到于冲汉这番怂恿，早已心旌摇摇，认为好机会到了，但是他表面上却假惺惺地装着颇有难色的样子。他说：“这样做，岂不是有失我们一生的名节，叫人笑骂吗？并且我在东北的政治地位也不高，能力也有限，尤其对付日本人我是一点经验也没有。我看还是你出来撑着门面，我在后面帮助你比较妥当些。”
于冲汉大笑说：“你这个老奸巨猾，还在我眼前说假话！我问你：自古以来所谓名节二字值几个大钱？胜者王侯败者寇，识时务者为俊杰。关于这些，你要比我明白得多了，还装什么腔？我实在病得动不了，请你不要迟疑。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你放心，我说到哪里，就做到哪里。你只管出来，我决不能捧你上去，再撤梯子叫你摔下来。我明天就答复本庄。我们就这样办吧。”
袁金铠说：“假如我硬着头皮勉强出来，用什么名义呢？”于冲汉说：“先打出东北地方自治委员会的招牌来，还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袁金凯沉思了半天说：“不大妥当吧？”于冲汉说：“为什么？”袁说：“自治二字岂不是脱离中央独立了吗？”于冲汉说：“你又装糊涂了。南京的蒋介石、北京的张学良拿出不抵抗主义对付日本，就等于不要东北，置东北人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我们出来维持地方，保护广大人民安居乐业，这不是我们见义勇为、责无旁贷的好事情吗？还管那中央做什么，难道独立自治不是蒋、张逼着我们去做的吗？”袁说：“你说得固然有道理，只是东北二字我看用不得。据说熙洽已在吉林独树一帜，黑龙江群龙无首，正陷于混乱状态。我们的力量实际上达不到吉黑两省，我看用辽宁两字比较妥当。并且阚朝玺（张作霖时代的热河督统，奉军军长）这个家伙已纠合一帮无赖流氓，在沈阳城内打起所谓“四民维持会”的招牌，听说还利用一帮日本浪人小仓正治、水上等，勾结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作为靠山，想拥戴恭亲王溥伟为首领，恢复满清，进行复辟。我看可以把阚朝玺拉过来，加入我们的组织。我们的组织添了这样一个军人代表比较有利，又可以瓦解‘四民会’，恭亲王非分的野心，也就无从施展。你看怎样？”
于冲汉沉思半天说：“这也使得。但是委员人选不宜过多，越多越乱，不好办。据我看，你担任委员长，我和阚朝玺，再拉上赵欣伯担任委员，省得他们背后捣乱。本来还有些人可以拉出来，但是怕他们畏首畏尾，不肯出来，暂时只我们四个人也就够了。”
袁金铠说：“还是你担任委员长，对日军方面办事容易。你身体不好，一切事务由我来负责。”于说：“你担任委员长最相宜。你怕麻烦，就叫阚朝玺担任副委员长，麻烦事叫他去挡。我帮助你对付日本人。这样，赵欣伯就无从施其伎俩了。”
袁金铠还是半推半就地说：“好吧，待我明天召集大家商量一下再说吧。”
十月二日，袁金铠在辽宁省政府召集各厅处长开会。当时，财政厅长张振鹭，建设厅长鲁穆庭，警务处长黄显声等都在北京，只有教育厅长金毓绂和沈阳县长出席。此外，商务会长、农务会长、教育会长和各法团代表们也都参加。袁金铠说：“目前时局不定，群龙无首，人民无所适从。我们本诸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义，拟组织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代行辽宁省政府职权，以安民心。一俟秩序恢复正常，这个会立即解散，决不拖延，大家以为如何？”到会的人面面相覷，默无一言。还是沈阳县长很机灵，首先发言说：“我看洁老（袁金铠别号洁珊）的意见很对。事到今日，只好这样办。”大家原无成见，便说：“洁老识多见广，老成练达，看怎办就怎办吧。”于是沈阳县长又提议推举袁金铠为委员长，阚朝玺为副委员长，于冲汉、赵欣伯为委员，大家都无异议通过。袁金铠提议张某（忘其姓名）为该委员会秘书长，大家无意见，辽宁省伪政权就这样产生出来了。
十月三日，袁金铠即以伪委员长的名义把成立伪政权的经过通令各市县，并发出布告。
伪政权成立后，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以下僚属，都不满意，认为该委员会的声明，既无东北脱离中国、独立自治字样，却有等待张学良归来的说法，这等于是为张学良看家而敷衍日本的表示。因此，板垣征四郎等对于冲汉说，本庄司令官对于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的组织很不满意，认为不合乎日军的要求。于冲汉只得哀求日寇主子息怒，容许他日后徐图补救。同时，日军立派满铁公司卫生课长、满洲青年联盟理事长、医学博士金井章二为该委员会最高顾问，升巴二郎为顾问，监督指挥该会遵照日军的意旨办事。金井对于辽宁省政本来一窍不通，因又拉上阮振铎（当时吉长铁路局医院院长，曾在满铁公司设立的南满医科大学读过书，与金井有师生关系）为该会顾问，作为帮手。但是这个伪政权的政令，几乎不能出沈阳城一步，袁金铠坐在辽宁省主席办公室里所委任的一些伪县长，由于地方秩序没有恢复，也不能到差。一群大小汉奸聚在会客厅里，除了胡说乱道一阵，便大摆宴筵，每饭成席。金井、升巴、阮等除了作威作福，大吃大喝外，也无从施其伎俩。
日寇侵占了沈阳、长春、吉林各大城市，树立了地方的伪政权，组织了伪军警，但是沈阳的伪地方维持委员会，既不合于日军的要求，也无实际作用，除在满铁沿线上的六七个县外，对于其余全辽宁四十几县完全无力控制。加上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在九月底后都已移到锦州，并调辽西一带东北军队四五万人据大凌河南岸抵抗日军前进，使日军不能渡河。日寇采取以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手段，把豢养多年的流氓汉奸凌印清拿出来，委为东北自卫军总司令，占据盘山县一带，招集胡匪天下好（盖中华），老北风（张海天），项青山，卑庭秀等五万多人，由日寇供给枪械子弹，打起青天白日旗，以“救国救民，保卫地方，实行自治”为幌子，但不久即为东北军黄显声部所消灭，凌印清被枪决。
但是日寇心殊不甘，声称为凌印清报仇，又想利用张学良的叔伯兄弟张学成（素与张学良不睦，有野心）。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把张学成找到沈阳旅馆（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利诱他说：“日本进军东北，原无侵占东北领土之意，本想促进令兄张学良的觉悟，脱离蒋介石的牢笼，速归东北，实行中日亲善，共存共荣，以便共同保卫满蒙，防御赤化势力的侵入。不想令兄张学良执迷不悟，反友为仇，因此请你出来，共同协力剿灭东北残军，恢复东北秩序。我保障你做一个东北军政两方面的大首领。请你想想，大好机会不可错过。”张学成是个利欲熏心不知国家民族为何物的家伙，当即向本庄表示愿做犬马。本庄就委他为东北自卫军总司令，供给枪械子弹，在黑山一带招收胡匪四万多人，打起红蓝白黑满地黄的旗帜，宣布独立自治，打击东北军。不料还不到二十天光景，就被东北军打散，张学成也被枪决于黑山县。
据当时南满铁路公司顾问日本陆军中将高柳保太郎说，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善后方案有三个。一个是估计张学良失去了老家，即丧失了政治上的根据地，等于丧家之犬。他为恢复实力，可能改变排日的态度，自动地投降日本，承认和履行所谓“二十一条”，和日本合作，实行中日亲善，开发满蒙资源，共同防御共同的敌人（指苏联）。另一个是，如果张学良不肯归来投降日本，日本就从现在东北的中国人物中选一个堪作东北代表的人物，支持他实行东北独立自治，组织一个实行中日亲善的政权。再一个是，如果找不到这样的人物，就把在天津的溥仪弄来做傀儡，组织伪政权，从历史关系来说也讲得下去。尤其大佐参谋土肥原贤二竭力赞成这个方案。高柳保太郎又说，无论哪个方案，都必须把整个满蒙完全侵占后才能实现。现在辽吉两省大部分虽已侵占，黑龙江省还没拿下，辽西一带也有问题，必须军事政治两方面双管齐下，才能较快地达到侵略的目的。
关东军因为现有的辽宁伪组织很无力，汉奸人物也不够用，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再三催促于冲汉成立新的伪组织。同时，本庄繁又和南满铁路公司总裁内田康哉联络，要他赶快选定大批青年人物以便应用。因此，十一月一日，所谓“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的伪组织便突然出现。这个伪组织设在沈阳城内女子同泽中学，内部组织为部长由于冲汉担任，他的长子于静远，沈阳税捐局长王家鼎，满铁公司文书科长中西敏宪，日本律师中野琥逸（大连民政署长，著名鸦片贩子中野有光的儿子）为顾问，辽宁省政府咨议、大连关东报总编辑王子衡为秘书，满铁公司庶务课长结城清太郎为总务科长，本溪湖煤铁公司秘书王秉铎为调查课长，满铁公司参事笠木良朋为联络课长，于静远兼任青年训练所长。担任参事的有：曲秉善、张贤才、吕作新、张汉江等二十多人，和满铁职员中参加日本青年联盟和雄峰会组织的其他各方面的日本人二百多人。这个伪组织的任务是宣传日寇侵占东北的大陆政策是“除暴安良，合理合法的义举”，监督指导各县行政，调查研究东北人的思想情况，以便做出对策，并且还要导演“民众自治”和“要求独立”的一出戏。因此派出大批日寇和汉奸，穿着中国旗袍马褂（当时东北人民爱国仇日情绪很高，日寇穿洋服怕遇害，因而都换上中国便服，避免招祸，进行所谓“宣传宣抚”工作也比较方便）。十二月下旬，他们叫嚷着要为凌印清、张学成复仇。这些人随着关东军第八师团前往锦州、锦西一带各县，大散宣传品，说什么“日军仗义兴师，讨伐残暴，如有暗藏敌军，援助匪徒，破坏日本军事行动者严加惩处，如有帮助日军密报敌人的行动者给以重赏。”东北军终以众寡不敌，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旬自动地向西退却。日寇军迫近山海关后即不再前进，整个辽宁省至此完全被日冠侵占。辽西八县政府改名为县公署，派有日寇充“县公署”参事，并有汉奸翻译，指导监督县政，进行所谓宣传抚慰以麻痹人民的“自治”工作，为进而建立伪国创造条件。
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因为拒绝与日军合作，于九月二十二日被监禁后，虽然物质生活供应不缺，鸦片也得以大吸特吸，而身体不自由，精神太苦恼，感觉生命根本没有保障，因而决定叛国投敌，服从日寇的驱使。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旬，本庄繁命令金田大尉把他接到沈阳旅馆内。本庄对他说：“委屈你了，对不起。因为阁下在中国的地位很高，影响也很大。听说阁下谅解日本的立场，愿意与我们合作，太好了。”臧说：“过去我想到自己身负政府的委托，个人出处如不审慎考虑，恐难见谅于国人。多日以来，熟思的结果，感到中国中央政府和张学良副司令既都没有抗日的心理，区区如我，更不应有违背中日提携的精神。愿尽绵薄，讲求两国亲善之道，以便对中日合作事业有所贡献，也无损于互爱自己国家的精神。”本庄说：“对了，那好极了。阁下疲乏了，请回去休息休息，我们再谈吧。”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三日，臧式毅由他家来到辽宁省政府。他看到省政府大门的左边挂着“辽地方维持委员会”的牌子，右边挂着“辽宁省政府”的牌子，心殊不快。走进屋里，他看到日寇金井章二和汉奸阮振铎高踞在省主席办公室里，袁金铠占据了主席小会客室。臧式毅由差役领到大客厅，愈发感觉到“衙门依旧，景物全非”。袁金铠等一群人都进来向臧道喜，由袁说明“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的一切情形。臧听后意气沮丧，激动地说：“我这次回来，是本庄司令官让我照旧支持辽宁省政府的，现在这样，我还像个什么主席？”袁说：“这只好请示本庄司令官取消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我们得以卸却重肩，倒是很愿意的。”又说：“即使能够这样做，恐也不能恢复辽宁省政府昔日的权威。一则日本最高顾问好像太上皇一样，坐在主席的座位上发号施令，已成为省政府的中心。二则现在又有个‘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的机关，监督指导各县行政，县长都得听他们指挥。并且他们任意更换县长，也不通知‘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今后是否能通知奉九（臧式毅别号）也未可知。”臧式毅被袁金铠奚落了几句，真是啼笑皆非，越发冲动起来，气愤地说：“于云章（于冲汉别号）也太胡闹了。他躺在家里做个维持委员，还不够瞧的吗？为什么又组织什么指导部来篡夺省政府的职权呢？岂有此理！”说着涕泪交流（并非义愤而是鸦片瘾发作起来），起身就走，回家吸鸦片去了。
臧式毅过足烟瘾后，寻思于冲汉这个老汉奸（他忘了自己也正做着汉奸）真是可恼，浑水摸鱼，投机卖国，我委屈了好几个月，好容易才出来了，他却躺在家里不动，也不来看看我。第二天，他到省政府，下条子撤销所谓“自治指导部”委任的十几个伪县长，使旧县长复职。“太上主席”最高顾问金井章二说：“这样做不好吧？请把条子收回，以后慢慢再说吧。”臧式毅碰了这个软钉子，气愤难平，便到于冲汉家里想跟他争论一番，出口闷气。于冲汉见臧面说：“恭喜恭喜！我近来老闹病，起不来，没能去看你，对不起。我以既老且病之身，替你维持了这几个月的局面，实在累得不得了。你出来了正好，我可得休息一下了。”实际上于冲汉早已知道臧式毅被放出的原因和他的行动，所以说一些先发制人的话逗逗他。臧式毅又被于冲汉奚落了一顿，只好说：“哪里的话，哪里的话。”便同于冲汉倒在床上边吸鸦片边谈话。臧说：“我们辽宁省现在有了三个行政机关（指省政府，委员会，指导部）并立，有些不好办，你看怎样？”于说：“你说得一点儿不错，一国三公，这教人民听谁的好呢？请你设法把三个摊子归拢在一起，我是很希望的。”实际上袁金铠坐上维持会委员长的高椅，岂肯轻易下来？于冲汉正想利用“自治指导部”的招牌扩张势力，做他的政治资本。臧式毅本想尽点儿犬马之劳，报答他主子不斩之恩，但又有个太上主席（最高顾问）掌握实权，岂能容他随便做去，真是内外交攻，很不得劲。他们三人之间的矛盾也就越来越深，日寇更是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加以操纵，因而发出了建立一个统一东北的伪政权的命令。
关东军因为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都不能回来，现有的张景惠、臧式毅、熙洽又都不是能够代表统一东北的人物，而东北则需要一个统一的政权。因此，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旬，本庄繁于沈阳旅馆特召于冲汉会谈。本庄繁说：“现在辽吉两省秩序基本上已经恢复，马占山已经投降，黑龙江省的治安也没有多大问题。只是各省分立，政治无法推行，经济不易恢复，人心不好安定。需要建立一个统一政权，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政策才能顺利进行。你看怎样？”于冲汉早已明白本庄的意图，便说：“阁下的意见很对，东北地方长此分立，不仅对于中国人的生活无法改善，贵国援助中国开发满蒙的大计划也无法实现。必须成立一个新政权，才能完成这个使命。”本庄繁说：“是那样的。那么，就请你研究一下新政权的名称、性质和内容，下次见面请你告诉我。再就是新政权出现以前，需要有一种民意的表示，才合乎要求，我看你的‘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正好做这一运动的先导者，请你筹划一下详细办法，回头我告诉他们（指‘自治指导部’的日人）办好了。”
于冲汉回家后，先把本庄的话告诉其子于静远（指导部顾问）。于静远说：“我留学瑞士，知道瑞士是个复合民族的国家，人民说的是德、法、意三种语言，风俗习惯各有不同，没有军队，只有少数警察维持秩序，人民安居乐业，倒很幸福。我们东北现在四五个民族，性质有些像瑞士，如果建立一个像瑞士那样的国家倒也不错。”于冲汉又请袁金铠、臧式毅到他家，对他们传达本庄繁的意见。袁金铠说：“这样说来，是要建立一个新国家，可得好好研究研究，不能马马虎虎的。我看尽可能让些权利给日本。经济尽管合作，政治却要独立。我们自己干自己的，不能让日本人乱参与。”臧式毅说：“实行东北联省自治，采用委员会制度，共同推出几个人来各负专责，再举一个总其大成的人来，也是一个办法。”于说：“二位的意见虽好，只是恐怕行不通。我们自己干自己的，不让日本人参与，这是办不到的想法。至于推举一个人总其大成的说法，将推举谁呢？谁是最有力的候选者呢？我们之中哪一位是合乎日本要求的人物呢？据说，宣统已到旅顺，你们听到这个消息没有？”袁臧二人都愕然良久。袁说：“汉卿（张学良别号）既不能回来，我们之中又没有一个适当的人物，宣统皇帝回主东北，于情于理也说得下去。”（袁原是个保皇党，曾充任清史馆馆长。）于说：“无论联省自治也好，民主共和也好，像日本那样君主立宪也好，只要能巩固东北的治安，咱们得以安居乐业，就是好政治。至于首领人物，我们选不出来，也没有成见，让关东军给想想。就这样答复本庄吧。”臧式毅被放出后，自己认为可能是将来东北首领的候选者，现闻溥仪已到旅顺，当然是将来的东北首领。他眼看大势已去，很不愉快，便说：“好吧，怎样办都可以。”袁的心中却很高兴，认为自己忠实于清朝，很得溥仪赏识，他当皇帝，则国务总理一席可能落在自己的头上，因此说：“那使得。”实际上于、臧、袁三人都有做伪总理的野心。一月底，于冲汉就把他们的意见告诉了本庄繁。
一九三二年二月上旬，关东军中佐参谋石原莞尔在沈阳八千代（日本饭馆）设宴，招待当时在沈阳的曾留学日本以及在东北的日本各专门学校和大学出身的中国人。日军方面出席的，还有少佐参谋和知清，大尉参谋金田四郎等。中国人方面除于冲汉、臧式毅、丁鉴修、赵欣伯等未出席外，其余阮振铎、徐绍卿、王庆璋、曹承宗、王子衡、王秉铎、曲秉善、王席珍、洪公余、张汉仁、王士香、庞奉书等五十多人（多半是在辽宁省政府、地方维持委员会、自治指导部各方面服务的汉奸）都出席了。首先由石原莞尔代表致辞，大意谓：“今天本庄司令官因为有事不能前来，派我代为招待，请诸位谈谈。我想诸位都是留学日本和日本在东北创办的专门大学读过书的有为青年，对于日本历史可能知道一些。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和现在的中国一样，是个遭受欧美强国侵略压迫的国家。明治维新以后，才一跃而为世界的强国，不但日本人享到文明国家的幸福，即东亚首先是中国在经济文化上也受到日本很好的影响。如果没有日本这一强国的存在，中国早已被瓜分了。但是中国不但不感谢日本，还排斥日本。尤其张学良受到日本的支持保护，才有今日，他反而采取远交近攻的中国传统方法，亲近欧美，压制日本，直至今日，还没有反省的表示，令人愤慨。回想满蒙地方是日本的生命线，我们流了无数的鲜血，才换来今日的地位，保持今天的繁荣。你们都是有为之士，张学良既不回来，你们应当和日本青年合作，积极起来吸取明治维新时日本青年的精神，进行一个建设新国家运动，促进中日亲善的实现，才能谈到中日共存共荣，进而保障东亚的安全。尽力于这样一个划时代的事业，我想是很有意义的。”
徐绍卿代表大家致辞，略谓：“石原参谋所讲的，实在是披肝沥胆的话，我们深受感动。我们都在日本学校念过书，知道日本为何这样富强，同时，也知道中国为何这样贫弱的道理。东北是我们的家乡，张学良只顾骄奢淫逸，不爱惜故土，但是我们爱惜它。贵军仗义，除暴安良，我们很感激。援助人民建立新政权，这是当务之急，是人人希望的事情。我们基于善邻友好、互助共存的精神，愿尽绵薄，促进新局面早日见诸事实。”
此后，这些人就向各方面散布空气，宣传为了发展经济，安定民生，必须树立一个新政权。同时，于冲汉也将本庄繁叫他制造一个民意运动的话，告诉了于静远和自治指导部的日本顾问等。因此，这些人即以自治指导部为中心，开始伪造民意的活动，为制作传单、标语和各种旗帜，筹备召开省、市、县各界代表大会，等等，终日奔走，忙碌不休。
二月十八日，张景惠（东北特别区行政长官）奉行本庄繁的命令，利用“东北政务会议”（张学良时代的组织）的名义，召集沈阳臧式毅，吉林熙洽，黑龙江马占山和于冲汉，袁金铠、赵欣伯等，在沈阳大和旅馆举行所谓东北政务会议（外传四头会议，实际是七头会议），出席者除上述七人外，日军方面为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石原莞尔和驹井德三等。会议开始时，本庄繁高居上座，其余诸人分左右围坐。张景惠说：“本会基于本庄司令官的意旨，以东北政务会议的名义，请诸位到此商议一下。目前，东北各省分立，终非常局，需要有一个统一组织才好。究竟用何形式，请大家研究一下。”臧式毅说：“现在南京政府和张汉卿既都放弃东北不管，我看就组织一个东北联省自治政府，推行一切政治如何？”大家还没有如何表示，赵欣伯便抢着说：“我这里倒有一个方案，也是本庄司令官所同意的。”说着就把那个方案拿出来念道：“东北地方脱离南京政府的统治，另组织一个新满蒙国家，名叫满洲国，暂设执政府、参议府、国务院、立法院、监察院。国务院下分设总务厅、民政部、军政部、财政部、外交部、司法部、文教部、实业部、交通部。执政一席，拟请清朝宣统皇帝担任。国务总理由执政推荐任用，各部长除由现任各省省长兼任外，其余各院部长另由别人专任。首都原拟在沈阳或者哈尔滨，但是沈阳偏南，哈尔滨又偏北，都不相宜。长春位于东北的中心，最为适宜，并且便于建设，因此，首都拟设在长春，改名为新京。大家以为如何？”大家沉默了一下，于冲汉说：“我想此案已经过本庄司令官考虑再三，很完善，没有什么研究的必要吧？”张景惠说：“我们就照这个方案赶快开始筹备吧。”熙洽说：“宣统皇帝回主满洲，名正言顺，可以不称执政，即登上皇帝宝座，亦有何不可？”本庄说：“满洲国是新国家，不是满清的继续。溥仪皇帝就任执政，是新国家的元首，不是满清宣统的继续。宣统皇帝将来如何登极，这是另一个问题，现在还不能研究。”熙洽不语，他心中以为：总理一席既取决于溥仪，我是皇族，当然有望。袁金铠也以为自己是保皇党，曾任清史馆馆长，很为溥仪皇帝赏识，也有总理的希望。臧式毅本来认为关东军释放他，就是为了让他收拾东北政局，无论如何变动，东北首领位置是非他莫属的，可是现在听说主席和总理两席人选已定，很觉失望，因而无精打采地说：“既然这样就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就推叙五（张景惠别号）为东北政务会议委员长，负责筹备一切吧。”本庄说：“诸位阁下如果没有什么异议，就请签字决定吧。”张景惠、臧式毅、熙洽都签了字。马占山说：“黑龙江省现在情况还复杂，我想回省同大家说一下后再签字，比较妥当。”本庄明知马占山还有反复的意思，如果马上逼他签字，恐怕这个会议流产，惹起麻烦，好在别人都签字，他一个人不签，也没有多大关系。便说：“马阁下回省商量一下再签字，也可以。大家既推张阁下（张景惠）负责筹备，我很赞成，就那样办吧。但是本月底必须筹备妥善，越快越好。”袁金铠推荐辽宁省政府秘书长金毓绂担任伪建国宣言的起草人。臧式毅说：“他还年轻，不大相宜。”熙洽说：“叫荣叔章（荣孟枚别号，当时是吉林省政府的秘书长）干吧。”大家又说：“叫叙五的秘书长宋文林和荣叔章共同负责起草吧。”大家都无异议。这一出卖祖国，建立伪国的会议，就此闭幕。
本庄繁指挥的建立伪国会议成功以后，为了欺骗世界，制造民意，把建立伪国说成是出于东北人民的要求，便催促于冲汉快搞一个民众运动，召开民众代表大会，以促进伪国的建立。这个运动由留日出身的汉奸和满铁公司的日本社员（主要是青年联盟和雄峰会的会员）以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作中心，筹备多日早已妥善。二月二十日，在自治指导部大礼堂，有辽宁省各县长带领各县的所谓法团代表，满铁沿线各组织单位和沈阳城来的各种人物共一千多人，开了促进建立伪国运动的所谓代表大会。首先，由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部长于冲汉致辞（于冲汉有病，坐在台上，由秘书王子衡代读），大意说：
“慨自辛亥革命，清室退位，民国成立，二十年以来，中国兵连祸结，迄无宁日。北洋旧军阀混乱火并，恶斗不已。南方新军阀又复穷兵黩武，方兴未艾，胡匪称王，流氓称霸，横征暴敛，奸淫掠夺，未有甚于今日者。以致政治废弛，经济凋敝，民生困穷。我东北人民朴质，土地肥沃，素称富饶之区，地上地下宝藏无穷，一切资源不仅应有尽有，并且他地所未有者我东北也一一俱有。似此大好河山，欧美侵略者垂涎于前，赤色威胁者觊觎于后。张作霖统治十余年，敲骨吸髓，榨尽人民的膏血。张学良子承父业，变本加厉，勾结流氓政权于南京，骄奢淫逸于北平，举其罪恶，擢发难数。又复以远交近攻，以夷制夷的手段拜倒于西方，竟至背信弃义，反友为仇，不惜开罪于邻国，不幸事件经常发生，侨居东北之友人感到人人自危。此世人之所愤，群情所不容也。善邻日本，本着悲天悯人的意志，兴起吊民伐罪的义师，今日恶军阀铲除净尽，旧势力不复留存，建设新邦，化地狱为天堂，安居乐业，拯斯民于水火，此吾人之所志，想亦天下所乐闻也。我等不敏，生居东北，爱护桑梓，不敢后人，本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义，召开此会，愿听舆情的呼吁，出任艰巨，端赖众擎以共举。凡我邦人君子，盍兴乎来。”
各县各界各单位代表听到这一套丧心病狂的鬼话后，争先发言（事前准备好的），表示拥护建立新国，并由大会做出决议书，向东北政务会议请愿，促进新国早日实现。散会后，一千多人敲锣打鼓，游行示威，大街小巷贴满了标语传单，如“打倒张氏父子的家天下”，“铲除两张（张学良，张作相）、一万（万福麟）的恶势力”，“建设安居乐业的天堂”，“欢迎吊民伐罪的日本王师”，“实现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的理想政治”，等等。这样乌烟瘴气地闹了三个多小时，才在人民群众的嘲骂声里解散。
二月下旬，关东军政治部长驹井德三，满铁参事松本侠等在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的指挥下，已将伪满洲国政府的临时组织法草拟完毕。各府、院，部单位的日本负责人员，已于三月一日前受到内部任命，前往长春筹备，安排人事，准备庆祝伪国建立典礼等事。
二月下旬，张景惠奉行本庄繁的指示，率领辽宁臧式毅，吉林熙洽和赵欣伯等到旅顺“请愿”……
二、登场
我和板垣谈妥了交易——以一年为期，如届时不改为帝制，我就不做这个“临时执政”，上角利一来告诉我说，军方的意思是由郑孝胥出任第一任国务院总理。我点了头。他又拿来第一任各部总长的名单，我也点了头。过了几天，即二月二十九日，关东军参谋部四课包办的“自治指导部”在沈阳搞了个“全满洲会议”，作出了“拥戴”我为执政的“决议”，并选了九名请愿代表。上角和郑孝胥都来告诉我说，在请愿代表团第一次来请愿的时候，要表示谦逊辞谢，第二次请愿时，才应允。我又点了头，并且叫陈曾寿替我把“辞谢”和“应允”的台词都给我准备好。在旅顺的最后几天里，还有些其他的嘱咐，我都一律照办，一律点头。
我从此开始了对日本人百依百从的历史。这并非完全由于害怕，也不像后来关内某些报纸上揣测的“迫不得已”。固然自从和板垣打过交道之后，我有了“瓷人”的感觉，觉得处境有如踩着老虎尾巴，但另一方面，有了日本租界的七年生活，我的灵魂的根子已深深扎在这种特定土壤内。我相信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从最低的生命安全到最髙的复辟清朝，只有借用日本人的势力，求得日本人的庇护和慷慨。我这种思想经过胡嗣瑗、陈曾寿这些重新得到我宠信的旧臣的一番引经据典，很快就明确地树立起来，而且扫掉了满天愁云。
胡、陈等人这时又自由地回到我的身边。虽然他们的复辟大清的主张失败了，“正纪纲”、争用人权等等也未成功，但是他们对于能回到我的身边任职是满意的，因此就劝我不要着急，举出历史上晋重耳、汉刘秀等等的例子说明，中兴大业都免不了委曲求全。
这时，表示后悔的罗振玉也如此主张，商衍瀛则以“老祖”的乩语证实这个想法的正确。有了这些理论和预言，我的懊丧心情逐渐平复了，甚至郑垂的通权达变论我也认为有道理。最后，我不再对“执政”的称谓觉得是侮辱，而看做是通往皇帝宝座的阶梯了。
这种思想，反映在我叫陈曾寿写的两篇不可少的祭文中：
祭告关帝文
伏维护国英灵，赫昭显应，深蒙加被，久矢皈依。今以丰镐旧邦，渝于水火；群情推戴，勉为其难。拨乱反正，懔大义于春秋；尝胆卧薪，效畏天于勾践。变五铢钱之业，窈有慕于前规；秉九顿首之诚，惟祈夫灵佑。
祭告列祖列宗文
二十年来，视民水火，莫由拯救，不胜付托，丛疚滋深。今以东三省人民之拥戴，邻邦之援助，情势交迫，不得不出任维持之责。事属创举，成败利钝，非所逆睹。惟念自昔创业之君，若晋文之于秦穆，汉光武之于更始，蜀先主之于刘表、袁绍，明太祖之于韩林儿，当其经纶未展，不能不有所凭借，以图大举。兹本忍辱负重之心，为屈蠖求伸之计，降心迁就，志切救民；兢兢业业，若履虎尾。敢诉愚诚，昭告于我列祖列宗之灵，伏祈默佑。
我的“降心迁就”和“兢兢业业”的表演，由逼真、认真而日趋神形合一。
三月一日，“全满洲会议”的请愿代表等九人到达旅顺，这是上角说的第一次“请愿”，是要辞退的，我于是拿出了第一次用的台词表演了一番，并且把那个三天前写好的台词交给了“代表”们：
予自经播越，退处民间，闭户读书，罕闻外事。虽宗固之玷危，时轸于私念，而拯救之方略未讲。平时忧患余生，才微德鲜。今某某等前来，猥以藐藐之躬，当兹重任，五中惊震，倍切惭惶。事未更则阅历之途浅，学未裕则经国之术疏，加以世变日新，多逾常轨，际遇艰屯，百倍畴昔。人民之疾苦已臻其极，风俗之邪诐未知所届。既不可以陈方医变症，又不可以推助徇末流。所谓危急存亡之秋，一发千钧之会，苟非通达中外，融贯古今，天生圣哲，殆难宏济，断非薄德所能胜任。所望另举贤能，造福桑梓，勿以负疚之身，更滋罪戾。
三月五日这天，“代表团”二次出场，人数增加到二十九名，张燕卿、马涵清、林鹤皋、谢介石、赵仲仁和蒙古王公凌陛等人都来了。于是我又拿出了另一个台词，表演之后交给了他们。这里面说，“承以大义相责，岂敢以暇逸自宽；审度再三，重违群望。”并且说，“勉竭愚昧，暂任执政一年，一年之后，如有陨越，敬避贤路。傥一年之内，宪法成立，国体决定，若与素志相合，再当审慎，度德量力，以定去就。”
“代表”们当然也有备好的台词，表示了同意。当天，胡嗣瑗和后赶到的前内务府大臣宝熙，押了行李先去长春准备。次日，我和婉容以及郑、罗等人先到汤岗子，张景惠和赵欣伯等人也到了这里来迎接。过了一夜，动身去长春，三月八日这天的下午三时，火车到了长春站。我的脚踏上了长春的站台，我的神形也达到了完全合一的程度。在军乐声中我看见了一列列的人，手里握着太阳旗和板垣给我看过的黄色旗子，在这种行列间发现了一群拿着黄龙旗的跪在地上的满族，我竟忽然流下泪来……
汽车穿过了沉默的街道，穿过了扎着纸花的粗陋的彩牌楼，把我送到一座古旧的院落中。这是从前清朝道尹衙门的旧房子，这就是匆忙拾掇出来的“执政府”。第二天，在这里举行了所谓执政就职典礼。关东军的本庄、三宅光治（参谋长）、板垣（高级参谋）、石原莞尔（参谋）和“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一律参列。参加典礼的旧臣除了郑、罗之外，还有商衍瀛、宝熙、陈曾寿、胡嗣瑗、万绳栻、林棨、王季烈、三多、善宝、赵景祺、毓善、凌升等。同时登场的还有被称为“建国元勋”的张景惠、臧式毅、马占山、熙洽、张海鹏。那天我穿了西式大礼服，接受到场的中国人三鞠躬，我行了一鞠躬答礼，然后由臧式毅和张景惠送上黄绫包的“执政印”。郑孝胥代我念了“执政宣言”。完了就是接见外宾，内田康哉致“祝词”，罗振玉代我致答词。然后，到院子里升旗、照相。照完相，在院子里举行了庆祝酒会。
酒会未散，一个发光的秃头晃到了我的身边，我耳根响起了一种非常恭顺的声音：
“本庄司令官向孝胥表示了，要孝胥担任国务总理的重担。孝胥固辞不受，可是这是日本军方的意思，再说也要上头同意呀……”他把写得很整齐的任命书送到我的眼前，除了特任总理的之外，还有各部总长的。我自然又是点头，一声不响地在公文上签了字[24]。
经我亲手升起的“满洲国国旗”，像一块黄色的破补丁，贴上了祖国东北的天空。在这块天空下面，二百万平方公里的山河从此完全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三千万同胞成了地狱中的奴隶。日寇有了日后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基地，为“南进”或“北进”铺起了启程的道路。
我当时即使能看出祖国人民以至东南亚人民将要为我付出的代价，但为了我的欲望，也是在所不惜的。一九三五年我做了“康德皇帝”，我的欲望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满足。这时，我不是完全看不到掠夺，不是完全听不到屠杀，但我仍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在整整十四年中，在人民的反抗、痛骂、怨恨和呻吟声中，我为了一项私欲——从君临天下的野心降到维持皇帝的招牌，再降到生命的安全——我尽力讨好强盗和凶手们，顺从地为他们效劳，给他们搽脂抹粉，把掠夺和屠杀都变为合法的行径。
我和强盗凶手们的第一个交换条件，是我和本庄繁签订的《日满密约》。在这项交易中，日本人允许承认我为“满洲国”的“元首”，我允许就任“执政”后实行这五项条款：
一、将满洲国的国防及维持治安权委托于日本；
二、日本军在国防上认为必要时，得以管理满洲国的铁路、港湾、水路和空路等，并得增设；
三、对于日本军所需要的各种设备，满洲国须加以援助；
四、推荐日本的贤达名望之士为满洲国参议；
五、以上各条，作为将来两国向正式条约的基础。
根据这个密约，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新任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带着“日本驻满洲国大使”的头衔来到“执政府”的“勤民楼”[25]上，煞有介事地宣称日本承认“满洲国”，并且签订一个公开的“日满议定书”：
日本政府因确认满洲国系根据其住民之意志而自由成立一独立国家之事实，而满洲国又宣言中华民国所有之国际协定，凡可适用于满洲国者，概予以尊重之事，故日本政府及满洲国政府为使日满两国间永远巩固其善邻关系，并互相尊重其领土权，以期确保东洋和平起见，乃订立左之协定：
（一）满洲国除将来日满两当局未另缔结协定外，对于满洲国内之日本国或日本臣民根据从来中日间之条约协定及其他公私契约所获得之一切权利利益，应予以确认尊重。
（二）日本国及满洲国对于缔约之一方其领土及治安蒙一切之威胁，确认为缔约国之他方之安宁及存立亦同时受威胁之事实，故约定两国共同以任国家之防卫，为此所需之日本国军乃驻扎于满洲国内。
……
原来的密约成了议定书的不公开的附件，在议定书的烟幕下，日本“主人”从我手里拿去了一切要拿的东西。
根据“主人”的意志，我亲手“裁可”了他们需要的和拟好了的一切政策法令。为了奴役和镇压东北人民，经我“裁可”了“治安警察法”“暂行保甲法”“暂行叛徒惩治法”“思想矫正法”“保安矫正法”……建立了各级警察机构，豢养着十万多名警察，在日本警官和特务们操纵下，制造了一连串的惨案。
经我“裁可”，把全东北划为十二个军管区，先以所谓“寓征于募”的办法，后来实行“国兵法”，强征东北青年当炮灰，组织“讨伐队”，“搜查班”，采用“集家并村制”，制造“无人区”，协助日本侵略进攻华北，侵犯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在一九三二至一九四四年间，杀害了杨靖宇、赵尚志、王凤阁等抗日爱国的人民战士六万七千二百余人，烧毁住房三千一百余处，屠杀居民八千八百余人。
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二年间，经我“裁可”了“物价物资统制法”“株式会社法”“钢铁统制法”“矿业统制法”“重要产业统制法”“物品贩卖统制法”“贸易统制法”，把所有行业统交到“满洲产业开发株式会社”等六十家日本财阀手里。同时，又“裁可”了“米谷统管理法”“粮谷管理法”“特产物专管法”和一系列的“税法”“储蓄法”“金融法”。每年强征粮食，输日和交关东军，数量年年增加，一九四四年增到一年强征粮八百万吨。到一九四四年止，滥发钞票一百二十多亿，苛税四十七多亿，强迫储蓄八十多亿，公债三十三多亿。
一九三七年，又签订了“日满拓植条约”，规定日本在二十年内移民五百万人。到一九四四年实移了三十九万人，强占土地二千六百五十万公顷。
我颁布了所谓五大诏书：“即位诏书”“回銮训民诏书”“国本奠定诏书”“建国十周年诏书”“时局诏书”，将“日满精神一体”作为学校教育方针，建立“神社”，规定了东北人民要称日本为“亲邦”，深入奴化思想教育。
我“裁可”了“劳动统制法”，实行所谓（公务员）“勤劳奉仕”“学生奉仕”和“全民皆劳制”（十八岁～五十岁），每年强征奴隶劳工五十万以上。一九四四年辽阳市的一次“防水事业”强征两千名青年中，其中就有一百七十人因过劳而死亡。
我“裁可”了“鸦片法”，据此各地设立专卖公署及十几个大制毒厂，据一九三七年统计，种烟面积四百六十二万一千亩，年产一千多万两，烟民登记的有八十一万余人。鸦片获利在一九四四年的收入是一点一四亿元，成为日本军费的一项重要来源。
最后，还有“日满华宣言”“日德意反共同盟协定”的参加，和德意日的“防共协定议定书”的签订……
在密约掩护下，由日本统治者直接犯下的滔天罪行还没有在这笔血腥账之内。
在那十四年间，“傀儡皇帝”曾经成了我的绰号。诚然，一切听从别人的摆布，这像是个傀儡的行径。但是，肯于听从，而且为了某种欲望而自以“听从”为得计，这正是“傀儡”的灵魂。
三月九日和我一起登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傀儡。但同时又都具有灵魂，而且各有一套理论，作为以升官发财或复辟满清（大清）为目的的行动根据，各有具体的思想活动，使他甘愿听从摆布并自以为得计。这里面有于冲汉的“成者王侯败者寇”，袁金铠的“不甘寂寞”，赵欣伯的趁火打劫，郑垂的“通权达变”。臧式毅的话最有代表性：“中央既无抗日心理，区区如我又将如何……”
我和他们不完全相同。我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复辟。后来我的目标由复辟降低到只求苟全性命，我的理论也与别人不同，因为我认为“我在，即大清在”，我即国家和大清，我自己就是国家的化身。我，是最高利益的代表，我爱自己的生命，就是爱“国”。为了保存我自己，我可以牺牲一切——除了我自己之外的一切。
所以，十四年的血雨腥风没有使我的灵魂感到不安，所以，我欠下祖国人民一笔不能偿还的血腥账，直接间接地造成祖国人民一千万人口的死亡和相当五百亿美金的财产的损失……
三、“元首”的“尊严”
就职典礼之后不多天，我忽然起了散步的兴头。我带了婉容和两个妹妹，坐上汽车，来到了“大同公园”。我还没有看清楚这个小花园究竟是个什么样儿的，忽然听见四处响起了摩托声，接着便看见游人们有的惊惊慌慌地乱奔着，好像遇到了什么祸事。摩托的响声越来越大了，似乎园子外面来了成群的汽车。过不大时间，走道上远远地出现了日本宪兵、伪满警察，还有外貌颇似官员模样的人，纷纷向我这里走来。原来我这次出游把日本人惊动了。起初他们都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日军司令部下了全城戒严令，到处搜索失踪的元首，很快地在公园门口发现了我的汽车，于是把公园包围起来，把我找到，劝我回家。我看这种声势不对，乖乖地跟他们走出公园，搭上汽车，回到我的“缉熙楼”来。
执政府内务处的日本人内务官对我解释说，这是为了“执政”的尊严和安全。
在“满洲国组织法”的
一、同时上演的另一台戏——摘录一个参与者的记述（1931—1932）
日本人建立这个“国家”组织，首先是建立地方的组织，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并不难，因为他们早已准备好培养好一批“人才”了。
九月二十三日，关东军大佐参谋兼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受本庄繁的命令，就任了沈阳市长。但是土肥原感到他到底是一个日本人，做事有些不太顺手，不如利用汉奸来做，既省事，收效也大。于是他把豢养多年的大汉奸赵欣伯拿出来做替身。
赵欣伯原是满族旗人，曾任清末禁卫军的卫兵，辛亥革命后，在北京参加文明新剧团，因其面首还不恶，常饰旦角，颇为某阔老（忘其名，据说是国民党某要人）所赏识，因而被拉进国民党。一九一三年，袁世凯驱逐国民党，赵欣伯也在北京站不住脚。他在演剧时曾与某王公的爱妾勾搭成奸，此时见事不妙，便诱拐她一同逃往大连。赵欣伯改名为刘笑痴；他拐带的王公爱妾改名为王爱痴。赵欣伯两手空空，生活困难，幸而他能说一口好的北京话，合乎那时某些日本人的要求，就以教日本人学中国语维持生活。王爱痴也粗知文字，经日本人介绍在大连公学堂（初高小和初中程度）做初小教员。同时，赵欣伯因国民党的关系，与逃往大连的国民党有联络，为当时大连日本财阀相生由太郎（此人因包办大连码头装卸车船货物，榨取中国劳动工人的血汗而大发横财）、石本贯太郎（此人包办贩卖鸦片致富）和日本大浪人大连泰东日报社长金子平吉这三个家伙所豢养。这三个人承担替日本军阀政党财阀豢养中国的胡匪党徒扰乱中国治安的任务，以便发动中国内乱，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侵华的机会，因此，赵欣伯夫妇得到这三个日人的资助，于一九一五年到日本留学，进入明治大学法科，这时才把刘笑痴的假名改为赵欣伯。他虽得到资助，生活仍不富裕，还是边读书边教中国话，因此认识了一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各高等专门大学的师生。王爱痴也因教中国话而结识了不少日本人。王爱痴后因怀孕难产，在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施行手术时死去。赵欣伯失去了这个摇钱树，生活收入大成问题，心殊不甘。日本军人和各大学教授素与王爱痴有来往的，也支持赵欣伯提起诉讼，控告东京帝大医师，要求赔偿损失。日本帝大医科以名誉关系，尽力运动东京地方法院不予起诉。该法院根据日本法律和法院判例，对于医师因用药或施行手术而危及病人的生命时，从来不以杀人论罪为理由，仅以“过失”的轻微处分了事，并没有判处任何赔偿。各教授们就以“刑法过失论”为题，让赵欣伯向东京帝国大学提出“博士论文”，赵在各教授帮助之下，抄袭一些前清“大清律”的旧东西，用日本刑法的条文加以解释，作为论文向东京帝国大学学士院提出。论文内容平常，实在没有通过学士院授予博士学位的价值，但是，日本有些人极力主张对于赵的论文，应当从政治意义方面去看，予以通过，授予赵以博士学位。理由是：出身日本各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还从来没有获得过法学博士称号者，这次赵欣伯享受日本法学博士的荣誉，一方面既可略酬赵夫妇多年来对于日本的各种贡献，又可以取得中国留学生的好感，使他们积极亲日，以便归国后为日本做更多的贡献，对于日本实现“大陆政策”也是有帮助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阀、财阀们都支持这个主张。加上赵欣伯到处奔走，哀求各方面帮助，因此，日本学士院居然通过了他这个毫无价值的论文，授予赵法学博士称号。赵在日本的社会地位，随之提高。日本军阀认为这只可以利用的走狗，长期放在日本，没有多大意义，让他回中国对于日本会有更大的作用，因而通过张作霖的日本军事顾问本庄繁（也可能是另一位日本军人，记不清楚了），于一九二六年把赵推荐给张作霖，并加以吹嘘，说赵欣伯博士品学兼优，尤其精通法学，为今日有名的学者。张作霖对于一个日本留学生本来无所谓重视与欢迎，现在赵欣伯既有本庄的介绍，每月拿出几百块钱赏他碗饭吃，也不算什么，便用赵为东三省巡阅使署法律顾问。赵欣伯获得了这个头衔，在东北政治舞台上总算有点活动资本，就大肆招摇起来，往来于军阀官僚与日本军阀之间，相当活跃。当时大多数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不屑与他来往，但是他总想联络一帮人造成一股势力，便以提倡研究中国法学为名，组织一个所谓“法学研究会”，地址设在沈阳博物馆内，又从张作霖那里每月骗去一千元津贴作为经费，从日本法学杂志里翻译一些没有什么价值的稿子，登载在他的《法学研究》刊物上，粉饰门面。从此，“赵欣伯”三字逐渐在东北政学各界露出头来，他也就越发招摇撞骗，拉拢一些日本浪人匪徒，以壮声势，尤其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最为亲密。因此，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土肥原居然就从衣兜里把他掏出来，叫他做沈阳市长，作为自己的替身。
赵欣伯钻营多年，一旦如愿以偿，就依靠他主子的淫威，勒索敲诈，大发横财，旧军阀官僚巨商如汲金纯、张仙舫等都遭殃及。他在三个月里获得巨款六十万元，贵重财物不计其数。这种行为也引起了其他汉奸头目的嫉恨和议论。十月二十八日袁金铠、阚朝玺等正在伪委员长室里和大家胡说乱讲赵欣伯的德行的时候，赵欣伯忽然带领伪警察五十多人闯进省政府院内示威，表面上说市面不靖，用来保护大家的安全，实际上是由于袁、阚在对赵的恶劣行为私下议论，为赵所知，致有此举。阚当时忍不住大怒，便和赵口角起来，并到庭中大喊大叫说：“我姓阚的外号阚大刀、阚屠户，从来不怕死，警察弟兄们如果和我过不去，不要客气，就把我枪毙好了。若是面对面不好意思开枪的话，我可以转过身来。”说着便把脸转向里面，大叫道：“请开枪吧！”当时大家把阚朝玺拉到屋里，并没开枪。赵欣伯耀武扬威而去，一场小小的闹剧至此收场。这时又有一个曾充北京政府财政总长、东三省边业银行理事长的阎廷瑞，持有某日本人的介绍信，来沈阳见关东军某参谋，自称以私人资格奉张作霖五妾之命，提取存款，求赵欣伯从中帮忙。赵要求先给他二十万元，才能相助。阎说，手下无钱，候款取出时再给。彼此相持多日未决，事为别人闻知。赵认为阎既不行贿，又破坏他的名誉，恼羞成怒，密告日本宪兵队长三谷清说：“阎廷瑞来沈阳表面上说是为人提款，实际上是为张学良侦探日军的秘密。”日本宪兵便把阎廷瑞抓起来拷打折磨，一星期后阎即惨死。
九月下旬，本庄繁派板垣征四郎到辽阳城里见老牌汉奸于冲汉，说：“本庄司令官很挂念你，现在身体怎样？如果能到沈阳住，医疗既方便，早晚又可以和本庄司令官与我们谈谈，我想于先生不会拒绝吧。”
原来，于冲汉当日寇走狗的资格更老，与日寇的不少当权人物有来往，尤其是与日寇在华的人物更有其良好的关系。
于冲汉是辽宁省本溪县人，生于一八六九年，家里是大地主，有一所大院，并霸占了院的前后两个山头，此外还开了一个杂货店。他父亲曾在热河平泉当“州判”，不久即被因受不了蒙古王公压迫剥削借宗教力量起义的汉族农民杀死了，因此，清廷赏了他的子孙为世袭云骑尉，并赐给其“五品顶戴”的衔级。
于冲汉在前清时曾考上过秀才，一八九一年因镇压人民有功授县丞，一八九三年升候补知县。一九〇〇年于冲汉到了东京，在外国语学校中担任了中国语教师。从此开始，于冲汉与日本的统治者勾搭上了，走上了无耻的当汉奸的道路。日本统治者看到他能专心研究日本的情形，讲起日本话来也明晰流畅，认定他是奉天派唯一的“老日本通”。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爆发之后，日本派他到辽阳日本军司令部当翻译，以后又到沈阳日本军政署当翻译，因其肯卖力气，善于奉迎讨好，日本为了酬劳其功绩，赠予了一枚六等勋章。战后于冲汉当过“奉天省巡警总局提调（相当于参事）”，亲手创办了辽阳城内的巡警局，做过“奉天交涉司随办”“民国外交部特派奉天交涉员”。这时于冲汉已成了日寇的重要奴才之一，每当举行什么公开的活动都要让他参加。如一九一三年秋，日本“驻满洲师团”在长春到大连铁路沿线演习结束时，在“奉天附属地”举行了“师团长阅兵式”，也邀请了他去陪阅。
一九一五年日寇的走狗张作霖任二十七师师长时，于冲汉在张师中任顾问。张作霖凭着日本的势力当上了奉天督军兼省长，于冲汉也当上了“东三省官银行号”总办。这个肥职给了他尽情搜刮老百姓的大好机会，大大地发了洋财。特别是张作霖为了取得外汇，无止境地发行“奉大洋票”，以此来收买大豆去换“金票”，于是“奉大洋票”价值暴跌，造成了通货膨胀。为了把这个负担转嫁给劳动人民，就又发行“现银元票”，原来的一元“奉大洋票”只值二分“现银元票”。劳动人民吃了大亏，而这些军阀汉奸却朋比分肥发了洋财。于冲汉从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四年，仅仅红利就分得了五十余万元，其他用见不得人的手段搜刮来的更不用说了。于是新置了大批田地，修了华丽的住宅和别墅。
在这同时进行的另一件更大的卖国勾当是：袁世凯与日本订的二十一条卖国条款中，有一条是日本有鞍山铁矿的采矿权。根据这条，于冲汉的活动不遗余力，把祖国的权利拱手出卖给日本。一九一六年夏，日本在鞍山成立了一个名义上中日合办的“鞍山铁矿采矿振兴无限公司”，于冲汉出任中国方面的总经理。可是于冲汉对这条卖国条款的实现并不满足，为了取得主子的欢心，也为了自己更好地发洋财，他与张作霖一块儿在这条款的基础上更发展了一步，把开采出来的矿石就地炼铁，以便减低成本。所以在鞍山附近强买农民的土地万余晌，作为建设炼铁高炉、炼焦炉及修筑运输铁矿石的铁道用地。又在铁道沿线海城、盖平两县境内强买苦土矿、长石矿、骨石矿等十余处。由于这个汉奸的势力，使许多农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而于冲汉却又发了一笔洋财。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这个公司由“中日合办”名义改为“日满合办”名义。次年于冲汉死去，其子继承了其总经理职位。于冲汉一手出卖祖国矿权的结果，使国家的资源受到极大损失，供给了日本战略物资支持了其侵略战争，而于冲汉父子俩前后共捞到了一百八十万的横财。
因为于冲汉有了上述卖国“功绩”，一九一九年日本政府又赠给了他一枚“二等瑞宝勋章”。第二年，于冲汉又作为张作霖的特使，赴日本东京，乞求日本谅解，数次会见了币原首相，上原参谋总长，内田外相，田中陆相。日本见其对主子的忠实，对其更有好感，非常信任。
以后他官运亨通，先后兼任奉系保安总司令部总参谋，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等，直到一九二七年因病辞职闲居。
所以，板垣一见了于冲汉就说了上面一段话。在九月上旬，关东军司令部从旅顺移到沈阳时，本庄繁路过辽阳，借口慰问于冲汉的病，下车到城里见过他。本庄繁于一九二六年后充张作霖军事顾问时期，与于冲汉很熟悉，彼此可以谈心。这次见面，本庄繁把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东北局势的看法和将来的行动已暗示一些，于冲汉心中早已有数。他现在听到板垣的话，便知道本庄繁让他出来，因而想到他自己过去很得张作霖的宠信，和杨宇霆一样，充任张作霖的总参议。张学良当权以后，对于老一辈人很冷淡，自己也就只好待了下来。再说现在本庄既这样看得起我，我怎能不听命呢？因此，他便回答板垣说：“谢谢本庄司令官的关怀和你的厚意，我这几天就想到沈阳见见司令官，只是身体不大做主。请回答司令官，无论如何我明天一定到沈阳。”
当时于冲汉患的是“烟后痢”病，大便带脓血，病情不轻，但是他听到主子赏脸呼唤，怎敢不听从。果然，第二天他便到沈阳，住在军署前的通天街的自己住宅里。从此日寇大佐参谋板垣征四郎，中佐参谋石厚莞尔，少佐参谋和知清，大尉参谋今田四郎和满铁奉天公所长镰田谦吉等出入于家，催促他组织伪政权。
于冲汉在东北政界虽然是个老资格，要比赵欣伯高出多少倍，但终究由于他臭名远扬，人人齿冷。这次又是干的这样一种大逆不道的勾当，煞费力气，他也自知招呼不动，恐怕误了主子的大事，遭到责罚。因此，他想把自命为“关外大儒”的同乡老友袁金铠拉出来做帮手（袁曾做过张作霖父子的秘书长，借势力卖官鬻爵，赚了不少钱，在辽阳占买了一千多垧好地）。他把袁金铠请到他家里（袁住在于的对门），躺在大烟榻上作了如下一段谈话。
于冲汉说：“我看东北局面必将彻底改变。日本处心积虑想要占据满蒙，为日已久，这次得机会进军东北各地，是实现它的大陆政策的开端，不是简单能够退兵的，并且根本也没有退兵的样子。
“其次，老将（张作霖）在世的时候，还能听听我们的意见，遇事有个商量。现在小六子（张学良乳名）这孩子，子承父业虽有李世民的雄心（张学良曾以李世民自居），却没有李世民的才具。他跑到关里贪图玩乐，把军政中心无形中移到北京，置东北老家于不顾。我们还捧他有什么意义？
“第三，日本图谋侵占东北领土，已非一日，几个月来的情况尤为明显。蒋介石、张学良有兵有将，但是他们居然事前商量好，决心把东北奉送给日本。我们两手空空，无拳无勇，拿什么去抵抗日本，反对日本呢？我们既然离不开家乡，离不开东北这块土地，也不能像蒋介石、张学良那样狠心，坐视东北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去设法拯救。那么，只好将计就计，暂时答应日军的要求，起来组织临时地方政府，维持治安，恢复秩序，既可稳住日军，徐图挽救的方法，又可避免人民遭受日军的蹂躏，这也不失为救国爱民的义举。如果日后有了办法，国际出来干涉，日本能够撤兵，张学良重归东北，我们也不失为守土保民之士，于国于民，可告无愧。我身体本来不好，现又有重病，不能出去应付。你的精神还好，我希望你出头收拾这个难局。对于日军方面无论有何困难，我当负责交涉，尽力帮助你担当难局，你看怎样？”
袁金铠原是个张作霖手下的红人，但自张学良得势后，他这个“袁大儒”就被冷落下来了，他自然很不满意张学良。他本是个利欲熏心官瘾十足的家伙，听到于冲汉这番怂恿，早已心旌摇摇，认为好机会到了，但是他表面上却假惺惺地装着颇有难色的样子。他说：“这样做，岂不是有失我们一生的名节，叫人笑骂吗？并且我在东北的政治地位也不高，能力也有限，尤其对付日本人我是一点经验也没有。我看还是你出来撑着门面，我在后面帮助你比较妥当些。”
于冲汉大笑说：“你这个老奸巨猾，还在我眼前说假话！我问你：自古以来所谓名节二字值几个大钱？胜者王侯败者寇，识时务者为俊杰。关于这些，你要比我明白得多了，还装什么腔？我实在病得动不了，请你不要迟疑。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你放心，我说到哪里，就做到哪里。你只管出来，我决不能捧你上去，再撤梯子叫你摔下来。我明天就答复本庄。我们就这样办吧。”
袁金铠说：“假如我硬着头皮勉强出来，用什么名义呢？”于冲汉说：“先打出东北地方自治委员会的招牌来，还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袁金凯沉思了半天说：“不大妥当吧？”于冲汉说：“为什么？”袁说：“自治二字岂不是脱离中央独立了吗？”于冲汉说：“你又装糊涂了。南京的蒋介石、北京的张学良拿出不抵抗主义对付日本，就等于不要东北，置东北人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我们出来维持地方，保护广大人民安居乐业，这不是我们见义勇为、责无旁贷的好事情吗？还管那中央做什么，难道独立自治不是蒋、张逼着我们去做的吗？”袁说：“你说得固然有道理，只是东北二字我看用不得。据说熙洽已在吉林独树一帜，黑龙江群龙无首，正陷于混乱状态。我们的力量实际上达不到吉黑两省，我看用辽宁两字比较妥当。并且阚朝玺（张作霖时代的热河督统，奉军军长）这个家伙已纠合一帮无赖流氓，在沈阳城内打起所谓“四民维持会”的招牌，听说还利用一帮日本浪人小仓正治、水上等，勾结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作为靠山，想拥戴恭亲王溥伟为首领，恢复满清，进行复辟。我看可以把阚朝玺拉过来，加入我们的组织。我们的组织添了这样一个军人代表比较有利，又可以瓦解‘四民会’，恭亲王非分的野心，也就无从施展。你看怎样？”
于冲汉沉思半天说：“这也使得。但是委员人选不宜过多，越多越乱，不好办。据我看，你担任委员长，我和阚朝玺，再拉上赵欣伯担任委员，省得他们背后捣乱。本来还有些人可以拉出来，但是怕他们畏首畏尾，不肯出来，暂时只我们四个人也就够了。”
袁金铠说：“还是你担任委员长，对日军方面办事容易。你身体不好，一切事务由我来负责。”于说：“你担任委员长最相宜。你怕麻烦，就叫阚朝玺担任副委员长，麻烦事叫他去挡。我帮助你对付日本人。这样，赵欣伯就无从施其伎俩了。”
袁金铠还是半推半就地说：“好吧，待我明天召集大家商量一下再说吧。”
十月二日，袁金铠在辽宁省政府召集各厅处长开会。当时，财政厅长张振鹭，建设厅长鲁穆庭，警务处长黄显声等都在北京，只有教育厅长金毓绂和沈阳县长出席。此外，商务会长、农务会长、教育会长和各法团代表们也都参加。袁金铠说：“目前时局不定，群龙无首，人民无所适从。我们本诸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义，拟组织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代行辽宁省政府职权，以安民心。一俟秩序恢复正常，这个会立即解散，决不拖延，大家以为如何？”到会的人面面相覷，默无一言。还是沈阳县长很机灵，首先发言说：“我看洁老（袁金铠别号洁珊）的意见很对。事到今日，只好这样办。”大家原无成见，便说：“洁老识多见广，老成练达，看怎办就怎办吧。”于是沈阳县长又提议推举袁金铠为委员长，阚朝玺为副委员长，于冲汉、赵欣伯为委员，大家都无异议通过。袁金铠提议张某（忘其姓名）为该委员会秘书长，大家无意见，辽宁省伪政权就这样产生出来了。
十月三日，袁金铠即以伪委员长的名义把成立伪政权的经过通令各市县，并发出布告。
伪政权成立后，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以下僚属，都不满意，认为该委员会的声明，既无东北脱离中国、独立自治字样，却有等待张学良归来的说法，这等于是为张学良看家而敷衍日本的表示。因此，板垣征四郎等对于冲汉说，本庄司令官对于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的组织很不满意，认为不合乎日军的要求。于冲汉只得哀求日寇主子息怒，容许他日后徐图补救。同时，日军立派满铁公司卫生课长、满洲青年联盟理事长、医学博士金井章二为该委员会最高顾问，升巴二郎为顾问，监督指挥该会遵照日军的意旨办事。金井对于辽宁省政本来一窍不通，因又拉上阮振铎（当时吉长铁路局医院院长，曾在满铁公司设立的南满医科大学读过书，与金井有师生关系）为该会顾问，作为帮手。但是这个伪政权的政令，几乎不能出沈阳城一步，袁金铠坐在辽宁省主席办公室里所委任的一些伪县长，由于地方秩序没有恢复，也不能到差。一群大小汉奸聚在会客厅里，除了胡说乱道一阵，便大摆宴筵，每饭成席。金井、升巴、阮等除了作威作福，大吃大喝外，也无从施其伎俩。
日寇侵占了沈阳、长春、吉林各大城市，树立了地方的伪政权，组织了伪军警，但是沈阳的伪地方维持委员会，既不合于日军的要求，也无实际作用，除在满铁沿线上的六七个县外，对于其余全辽宁四十几县完全无力控制。加上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在九月底后都已移到锦州，并调辽西一带东北军队四五万人据大凌河南岸抵抗日军前进，使日军不能渡河。日寇采取以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手段，把豢养多年的流氓汉奸凌印清拿出来，委为东北自卫军总司令，占据盘山县一带，招集胡匪天下好（盖中华），老北风（张海天），项青山，卑庭秀等五万多人，由日寇供给枪械子弹，打起青天白日旗，以“救国救民，保卫地方，实行自治”为幌子，但不久即为东北军黄显声部所消灭，凌印清被枪决。
但是日寇心殊不甘，声称为凌印清报仇，又想利用张学良的叔伯兄弟张学成（素与张学良不睦，有野心）。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把张学成找到沈阳旅馆（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利诱他说：“日本进军东北，原无侵占东北领土之意，本想促进令兄张学良的觉悟，脱离蒋介石的牢笼，速归东北，实行中日亲善，共存共荣，以便共同保卫满蒙，防御赤化势力的侵入。不想令兄张学良执迷不悟，反友为仇，因此请你出来，共同协力剿灭东北残军，恢复东北秩序。我保障你做一个东北军政两方面的大首领。请你想想，大好机会不可错过。”张学成是个利欲熏心不知国家民族为何物的家伙，当即向本庄表示愿做犬马。本庄就委他为东北自卫军总司令，供给枪械子弹，在黑山一带招收胡匪四万多人，打起红蓝白黑满地黄的旗帜，宣布独立自治，打击东北军。不料还不到二十天光景，就被东北军打散，张学成也被枪决于黑山县。
据当时南满铁路公司顾问日本陆军中将高柳保太郎说，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善后方案有三个。一个是估计张学良失去了老家，即丧失了政治上的根据地，等于丧家之犬。他为恢复实力，可能改变排日的态度，自动地投降日本，承认和履行所谓“二十一条”，和日本合作，实行中日亲善，开发满蒙资源，共同防御共同的敌人（指苏联）。另一个是，如果张学良不肯归来投降日本，日本就从现在东北的中国人物中选一个堪作东北代表的人物，支持他实行东北独立自治，组织一个实行中日亲善的政权。再一个是，如果找不到这样的人物，就把在天津的溥仪弄来做傀儡，组织伪政权，从历史关系来说也讲得下去。尤其大佐参谋土肥原贤二竭力赞成这个方案。高柳保太郎又说，无论哪个方案，都必须把整个满蒙完全侵占后才能实现。现在辽吉两省大部分虽已侵占，黑龙江省还没拿下，辽西一带也有问题，必须军事政治两方面双管齐下，才能较快地达到侵略的目的。
关东军因为现有的辽宁伪组织很无力，汉奸人物也不够用，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再三催促于冲汉成立新的伪组织。同时，本庄繁又和南满铁路公司总裁内田康哉联络，要他赶快选定大批青年人物以便应用。因此，十一月一日，所谓“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的伪组织便突然出现。这个伪组织设在沈阳城内女子同泽中学，内部组织为部长由于冲汉担任，他的长子于静远，沈阳税捐局长王家鼎，满铁公司文书科长中西敏宪，日本律师中野琥逸（大连民政署长，著名鸦片贩子中野有光的儿子）为顾问，辽宁省政府咨议、大连关东报总编辑王子衡为秘书，满铁公司庶务课长结城清太郎为总务科长，本溪湖煤铁公司秘书王秉铎为调查课长，满铁公司参事笠木良朋为联络课长，于静远兼任青年训练所长。担任参事的有：曲秉善、张贤才、吕作新、张汉江等二十多人，和满铁职员中参加日本青年联盟和雄峰会组织的其他各方面的日本人二百多人。这个伪组织的任务是宣传日寇侵占东北的大陆政策是“除暴安良，合理合法的义举”，监督指导各县行政，调查研究东北人的思想情况，以便做出对策，并且还要导演“民众自治”和“要求独立”的一出戏。因此派出大批日寇和汉奸，穿着中国旗袍马褂（当时东北人民爱国仇日情绪很高，日寇穿洋服怕遇害，因而都换上中国便服，避免招祸，进行所谓“宣传宣抚”工作也比较方便）。十二月下旬，他们叫嚷着要为凌印清、张学成复仇。这些人随着关东军第八师团前往锦州、锦西一带各县，大散宣传品，说什么“日军仗义兴师，讨伐残暴，如有暗藏敌军，援助匪徒，破坏日本军事行动者严加惩处，如有帮助日军密报敌人的行动者给以重赏。”东北军终以众寡不敌，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旬自动地向西退却。日寇军迫近山海关后即不再前进，整个辽宁省至此完全被日冠侵占。辽西八县政府改名为县公署，派有日寇充“县公署”参事，并有汉奸翻译，指导监督县政，进行所谓宣传抚慰以麻痹人民的“自治”工作，为进而建立伪国创造条件。
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因为拒绝与日军合作，于九月二十二日被监禁后，虽然物质生活供应不缺，鸦片也得以大吸特吸，而身体不自由，精神太苦恼，感觉生命根本没有保障，因而决定叛国投敌，服从日寇的驱使。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旬，本庄繁命令金田大尉把他接到沈阳旅馆内。本庄对他说：“委屈你了，对不起。因为阁下在中国的地位很高，影响也很大。听说阁下谅解日本的立场，愿意与我们合作，太好了。”臧说：“过去我想到自己身负政府的委托，个人出处如不审慎考虑，恐难见谅于国人。多日以来，熟思的结果，感到中国中央政府和张学良副司令既都没有抗日的心理，区区如我，更不应有违背中日提携的精神。愿尽绵薄，讲求两国亲善之道，以便对中日合作事业有所贡献，也无损于互爱自己国家的精神。”本庄说：“对了，那好极了。阁下疲乏了，请回去休息休息，我们再谈吧。”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三日，臧式毅由他家来到辽宁省政府。他看到省政府大门的左边挂着“辽地方维持委员会”的牌子，右边挂着“辽宁省政府”的牌子，心殊不快。走进屋里，他看到日寇金井章二和汉奸阮振铎高踞在省主席办公室里，袁金铠占据了主席小会客室。臧式毅由差役领到大客厅，愈发感觉到“衙门依旧，景物全非”。袁金铠等一群人都进来向臧道喜，由袁说明“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的一切情形。臧听后意气沮丧，激动地说：“我这次回来，是本庄司令官让我照旧支持辽宁省政府的，现在这样，我还像个什么主席？”袁说：“这只好请示本庄司令官取消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我们得以卸却重肩，倒是很愿意的。”又说：“即使能够这样做，恐也不能恢复辽宁省政府昔日的权威。一则日本最高顾问好像太上皇一样，坐在主席的座位上发号施令，已成为省政府的中心。二则现在又有个‘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的机关，监督指导各县行政，县长都得听他们指挥。并且他们任意更换县长，也不通知‘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今后是否能通知奉九（臧式毅别号）也未可知。”臧式毅被袁金铠奚落了几句，真是啼笑皆非，越发冲动起来，气愤地说：“于云章（于冲汉别号）也太胡闹了。他躺在家里做个维持委员，还不够瞧的吗？为什么又组织什么指导部来篡夺省政府的职权呢？岂有此理！”说着涕泪交流（并非义愤而是鸦片瘾发作起来），起身就走，回家吸鸦片去了。
臧式毅过足烟瘾后，寻思于冲汉这个老汉奸（他忘了自己也正做着汉奸）真是可恼，浑水摸鱼，投机卖国，我委屈了好几个月，好容易才出来了，他却躺在家里不动，也不来看看我。第二天，他到省政府，下条子撤销所谓“自治指导部”委任的十几个伪县长，使旧县长复职。“太上主席”最高顾问金井章二说：“这样做不好吧？请把条子收回，以后慢慢再说吧。”臧式毅碰了这个软钉子，气愤难平，便到于冲汉家里想跟他争论一番，出口闷气。于冲汉见臧面说：“恭喜恭喜！我近来老闹病，起不来，没能去看你，对不起。我以既老且病之身，替你维持了这几个月的局面，实在累得不得了。你出来了正好，我可得休息一下了。”实际上于冲汉早已知道臧式毅被放出的原因和他的行动，所以说一些先发制人的话逗逗他。臧式毅又被于冲汉奚落了一顿，只好说：“哪里的话，哪里的话。”便同于冲汉倒在床上边吸鸦片边谈话。臧说：“我们辽宁省现在有了三个行政机关（指省政府，委员会，指导部）并立，有些不好办，你看怎样？”于说：“你说得一点儿不错，一国三公，这教人民听谁的好呢？请你设法把三个摊子归拢在一起，我是很希望的。”实际上袁金铠坐上维持会委员长的高椅，岂肯轻易下来？于冲汉正想利用“自治指导部”的招牌扩张势力，做他的政治资本。臧式毅本想尽点儿犬马之劳，报答他主子不斩之恩，但又有个太上主席（最高顾问）掌握实权，岂能容他随便做去，真是内外交攻，很不得劲。他们三人之间的矛盾也就越来越深，日寇更是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加以操纵，因而发出了建立一个统一东北的伪政权的命令。
关东军因为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都不能回来，现有的张景惠、臧式毅、熙洽又都不是能够代表统一东北的人物，而东北则需要一个统一的政权。因此，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旬，本庄繁于沈阳旅馆特召于冲汉会谈。本庄繁说：“现在辽吉两省秩序基本上已经恢复，马占山已经投降，黑龙江省的治安也没有多大问题。只是各省分立，政治无法推行，经济不易恢复，人心不好安定。需要建立一个统一政权，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政策才能顺利进行。你看怎样？”于冲汉早已明白本庄的意图，便说：“阁下的意见很对，东北地方长此分立，不仅对于中国人的生活无法改善，贵国援助中国开发满蒙的大计划也无法实现。必须成立一个新政权，才能完成这个使命。”本庄繁说：“是那样的。那么，就请你研究一下新政权的名称、性质和内容，下次见面请你告诉我。再就是新政权出现以前，需要有一种民意的表示，才合乎要求，我看你的‘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正好做这一运动的先导者，请你筹划一下详细办法，回头我告诉他们（指‘自治指导部’的日人）办好了。”
于冲汉回家后，先把本庄的话告诉其子于静远（指导部顾问）。于静远说：“我留学瑞士，知道瑞士是个复合民族的国家，人民说的是德、法、意三种语言，风俗习惯各有不同，没有军队，只有少数警察维持秩序，人民安居乐业，倒很幸福。我们东北现在四五个民族，性质有些像瑞士，如果建立一个像瑞士那样的国家倒也不错。”于冲汉又请袁金铠、臧式毅到他家，对他们传达本庄繁的意见。袁金铠说：“这样说来，是要建立一个新国家，可得好好研究研究，不能马马虎虎的。我看尽可能让些权利给日本。经济尽管合作，政治却要独立。我们自己干自己的，不能让日本人乱参与。”臧式毅说：“实行东北联省自治，采用委员会制度，共同推出几个人来各负专责，再举一个总其大成的人来，也是一个办法。”于说：“二位的意见虽好，只是恐怕行不通。我们自己干自己的，不让日本人参与，这是办不到的想法。至于推举一个人总其大成的说法，将推举谁呢？谁是最有力的候选者呢？我们之中哪一位是合乎日本要求的人物呢？据说，宣统已到旅顺，你们听到这个消息没有？”袁臧二人都愕然良久。袁说：“汉卿（张学良别号）既不能回来，我们之中又没有一个适当的人物，宣统皇帝回主东北，于情于理也说得下去。”（袁原是个保皇党，曾充任清史馆馆长。）于说：“无论联省自治也好，民主共和也好，像日本那样君主立宪也好，只要能巩固东北的治安，咱们得以安居乐业，就是好政治。至于首领人物，我们选不出来，也没有成见，让关东军给想想。就这样答复本庄吧。”臧式毅被放出后，自己认为可能是将来东北首领的候选者，现闻溥仪已到旅顺，当然是将来的东北首领。他眼看大势已去，很不愉快，便说：“好吧，怎样办都可以。”袁的心中却很高兴，认为自己忠实于清朝，很得溥仪赏识，他当皇帝，则国务总理一席可能落在自己的头上，因此说：“那使得。”实际上于、臧、袁三人都有做伪总理的野心。一月底，于冲汉就把他们的意见告诉了本庄繁。
一九三二年二月上旬，关东军中佐参谋石原莞尔在沈阳八千代（日本饭馆）设宴，招待当时在沈阳的曾留学日本以及在东北的日本各专门学校和大学出身的中国人。日军方面出席的，还有少佐参谋和知清，大尉参谋金田四郎等。中国人方面除于冲汉、臧式毅、丁鉴修、赵欣伯等未出席外，其余阮振铎、徐绍卿、王庆璋、曹承宗、王子衡、王秉铎、曲秉善、王席珍、洪公余、张汉仁、王士香、庞奉书等五十多人（多半是在辽宁省政府、地方维持委员会、自治指导部各方面服务的汉奸）都出席了。首先由石原莞尔代表致辞，大意谓：“今天本庄司令官因为有事不能前来，派我代为招待，请诸位谈谈。我想诸位都是留学日本和日本在东北创办的专门大学读过书的有为青年，对于日本历史可能知道一些。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和现在的中国一样，是个遭受欧美强国侵略压迫的国家。明治维新以后，才一跃而为世界的强国，不但日本人享到文明国家的幸福，即东亚首先是中国在经济文化上也受到日本很好的影响。如果没有日本这一强国的存在，中国早已被瓜分了。但是中国不但不感谢日本，还排斥日本。尤其张学良受到日本的支持保护，才有今日，他反而采取远交近攻的中国传统方法，亲近欧美，压制日本，直至今日，还没有反省的表示，令人愤慨。回想满蒙地方是日本的生命线，我们流了无数的鲜血，才换来今日的地位，保持今天的繁荣。你们都是有为之士，张学良既不回来，你们应当和日本青年合作，积极起来吸取明治维新时日本青年的精神，进行一个建设新国家运动，促进中日亲善的实现，才能谈到中日共存共荣，进而保障东亚的安全。尽力于这样一个划时代的事业，我想是很有意义的。”
徐绍卿代表大家致辞，略谓：“石原参谋所讲的，实在是披肝沥胆的话，我们深受感动。我们都在日本学校念过书，知道日本为何这样富强，同时，也知道中国为何这样贫弱的道理。东北是我们的家乡，张学良只顾骄奢淫逸，不爱惜故土，但是我们爱惜它。贵军仗义，除暴安良，我们很感激。援助人民建立新政权，这是当务之急，是人人希望的事情。我们基于善邻友好、互助共存的精神，愿尽绵薄，促进新局面早日见诸事实。”
此后，这些人就向各方面散布空气，宣传为了发展经济，安定民生，必须树立一个新政权。同时，于冲汉也将本庄繁叫他制造一个民意运动的话，告诉了于静远和自治指导部的日本顾问等。因此，这些人即以自治指导部为中心，开始伪造民意的活动，为制作传单、标语和各种旗帜，筹备召开省、市、县各界代表大会，等等，终日奔走，忙碌不休。
二月十八日，张景惠（东北特别区行政长官）奉行本庄繁的命令，利用“东北政务会议”（张学良时代的组织）的名义，召集沈阳臧式毅，吉林熙洽，黑龙江马占山和于冲汉，袁金铠、赵欣伯等，在沈阳大和旅馆举行所谓东北政务会议（外传四头会议，实际是七头会议），出席者除上述七人外，日军方面为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石原莞尔和驹井德三等。会议开始时，本庄繁高居上座，其余诸人分左右围坐。张景惠说：“本会基于本庄司令官的意旨，以东北政务会议的名义，请诸位到此商议一下。目前，东北各省分立，终非常局，需要有一个统一组织才好。究竟用何形式，请大家研究一下。”臧式毅说：“现在南京政府和张汉卿既都放弃东北不管，我看就组织一个东北联省自治政府，推行一切政治如何？”大家还没有如何表示，赵欣伯便抢着说：“我这里倒有一个方案，也是本庄司令官所同意的。”说着就把那个方案拿出来念道：“东北地方脱离南京政府的统治，另组织一个新满蒙国家，名叫满洲国，暂设执政府、参议府、国务院、立法院、监察院。国务院下分设总务厅、民政部、军政部、财政部、外交部、司法部、文教部、实业部、交通部。执政一席，拟请清朝宣统皇帝担任。国务总理由执政推荐任用，各部长除由现任各省省长兼任外，其余各院部长另由别人专任。首都原拟在沈阳或者哈尔滨，但是沈阳偏南，哈尔滨又偏北，都不相宜。长春位于东北的中心，最为适宜，并且便于建设，因此，首都拟设在长春，改名为新京。大家以为如何？”大家沉默了一下，于冲汉说：“我想此案已经过本庄司令官考虑再三，很完善，没有什么研究的必要吧？”张景惠说：“我们就照这个方案赶快开始筹备吧。”熙洽说：“宣统皇帝回主满洲，名正言顺，可以不称执政，即登上皇帝宝座，亦有何不可？”本庄说：“满洲国是新国家，不是满清的继续。溥仪皇帝就任执政，是新国家的元首，不是满清宣统的继续。宣统皇帝将来如何登极，这是另一个问题，现在还不能研究。”熙洽不语，他心中以为：总理一席既取决于溥仪，我是皇族，当然有望。袁金铠也以为自己是保皇党，曾任清史馆馆长，很为溥仪皇帝赏识，也有总理的希望。臧式毅本来认为关东军释放他，就是为了让他收拾东北政局，无论如何变动，东北首领位置是非他莫属的，可是现在听说主席和总理两席人选已定，很觉失望，因而无精打采地说：“既然这样就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就推叙五（张景惠别号）为东北政务会议委员长，负责筹备一切吧。”本庄说：“诸位阁下如果没有什么异议，就请签字决定吧。”张景惠、臧式毅、熙洽都签了字。马占山说：“黑龙江省现在情况还复杂，我想回省同大家说一下后再签字，比较妥当。”本庄明知马占山还有反复的意思，如果马上逼他签字，恐怕这个会议流产，惹起麻烦，好在别人都签字，他一个人不签，也没有多大关系。便说：“马阁下回省商量一下再签字，也可以。大家既推张阁下（张景惠）负责筹备，我很赞成，就那样办吧。但是本月底必须筹备妥善，越快越好。”袁金铠推荐辽宁省政府秘书长金毓绂担任伪建国宣言的起草人。臧式毅说：“他还年轻，不大相宜。”熙洽说：“叫荣叔章（荣孟枚别号，当时是吉林省政府的秘书长）干吧。”大家又说：“叫叙五的秘书长宋文林和荣叔章共同负责起草吧。”大家都无异议。这一出卖祖国，建立伪国的会议，就此闭幕。
本庄繁指挥的建立伪国会议成功以后，为了欺骗世界，制造民意，把建立伪国说成是出于东北人民的要求，便催促于冲汉快搞一个民众运动，召开民众代表大会，以促进伪国的建立。这个运动由留日出身的汉奸和满铁公司的日本社员（主要是青年联盟和雄峰会的会员）以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作中心，筹备多日早已妥善。二月二十日，在自治指导部大礼堂，有辽宁省各县长带领各县的所谓法团代表，满铁沿线各组织单位和沈阳城来的各种人物共一千多人，开了促进建立伪国运动的所谓代表大会。首先，由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部长于冲汉致辞（于冲汉有病，坐在台上，由秘书王子衡代读），大意说：
“慨自辛亥革命，清室退位，民国成立，二十年以来，中国兵连祸结，迄无宁日。北洋旧军阀混乱火并，恶斗不已。南方新军阀又复穷兵黩武，方兴未艾，胡匪称王，流氓称霸，横征暴敛，奸淫掠夺，未有甚于今日者。以致政治废弛，经济凋敝，民生困穷。我东北人民朴质，土地肥沃，素称富饶之区，地上地下宝藏无穷，一切资源不仅应有尽有，并且他地所未有者我东北也一一俱有。似此大好河山，欧美侵略者垂涎于前，赤色威胁者觊觎于后。张作霖统治十余年，敲骨吸髓，榨尽人民的膏血。张学良子承父业，变本加厉，勾结流氓政权于南京，骄奢淫逸于北平，举其罪恶，擢发难数。又复以远交近攻，以夷制夷的手段拜倒于西方，竟至背信弃义，反友为仇，不惜开罪于邻国，不幸事件经常发生，侨居东北之友人感到人人自危。此世人之所愤，群情所不容也。善邻日本，本着悲天悯人的意志，兴起吊民伐罪的义师，今日恶军阀铲除净尽，旧势力不复留存，建设新邦，化地狱为天堂，安居乐业，拯斯民于水火，此吾人之所志，想亦天下所乐闻也。我等不敏，生居东北，爱护桑梓，不敢后人，本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义，召开此会，愿听舆情的呼吁，出任艰巨，端赖众擎以共举。凡我邦人君子，盍兴乎来。”
各县各界各单位代表听到这一套丧心病狂的鬼话后，争先发言（事前准备好的），表示拥护建立新国，并由大会做出决议书，向东北政务会议请愿，促进新国早日实现。散会后，一千多人敲锣打鼓，游行示威，大街小巷贴满了标语传单，如“打倒张氏父子的家天下”，“铲除两张（张学良，张作相）、一万（万福麟）的恶势力”，“建设安居乐业的天堂”，“欢迎吊民伐罪的日本王师”，“实现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的理想政治”，等等。这样乌烟瘴气地闹了三个多小时，才在人民群众的嘲骂声里解散。
二月下旬，关东军政治部长驹井德三，满铁参事松本侠等在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的指挥下，已将伪满洲国政府的临时组织法草拟完毕。各府、院，部单位的日本负责人员，已于三月一日前受到内部任命，前往长春筹备，安排人事，准备庆祝伪国建立典礼等事。
二月下旬，张景惠奉行本庄繁的指示，率领辽宁臧式毅，吉林熙洽和赵欣伯等到旅顺“请愿”……
二、登场
我和板垣谈妥了交易——以一年为期，如届时不改为帝制，我就不做这个“临时执政”，上角利一来告诉我说，军方的意思是由郑孝胥出任第一任国务院总理。我点了头。他又拿来第一任各部总长的名单，我也点了头。过了几天，即二月二十九日，关东军参谋部四课包办的“自治指导部”在沈阳搞了个“全满洲会议”，作出了“拥戴”我为执政的“决议”，并选了九名请愿代表。上角和郑孝胥都来告诉我说，在请愿代表团第一次来请愿的时候，要表示谦逊辞谢，第二次请愿时，才应允。我又点了头，并且叫陈曾寿替我把“辞谢”和“应允”的台词都给我准备好。在旅顺的最后几天里，还有些其他的嘱咐，我都一律照办，一律点头。
我从此开始了对日本人百依百从的历史。这并非完全由于害怕，也不像后来关内某些报纸上揣测的“迫不得已”。固然自从和板垣打过交道之后，我有了“瓷人”的感觉，觉得处境有如踩着老虎尾巴，但另一方面，有了日本租界的七年生活，我的灵魂的根子已深深扎在这种特定土壤内。我相信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从最低的生命安全到最髙的复辟清朝，只有借用日本人的势力，求得日本人的庇护和慷慨。我这种思想经过胡嗣瑗、陈曾寿这些重新得到我宠信的旧臣的一番引经据典，很快就明确地树立起来，而且扫掉了满天愁云。
胡、陈等人这时又自由地回到我的身边。虽然他们的复辟大清的主张失败了，“正纪纲”、争用人权等等也未成功，但是他们对于能回到我的身边任职是满意的，因此就劝我不要着急，举出历史上晋重耳、汉刘秀等等的例子说明，中兴大业都免不了委曲求全。
这时，表示后悔的罗振玉也如此主张，商衍瀛则以“老祖”的乩语证实这个想法的正确。有了这些理论和预言，我的懊丧心情逐渐平复了，甚至郑垂的通权达变论我也认为有道理。最后，我不再对“执政”的称谓觉得是侮辱，而看做是通往皇帝宝座的阶梯了。
这种思想，反映在我叫陈曾寿写的两篇不可少的祭文中：
祭告关帝文
伏维护国英灵，赫昭显应，深蒙加被，久矢皈依。今以丰镐旧邦，渝于水火；群情推戴，勉为其难。拨乱反正，懔大义于春秋；尝胆卧薪，效畏天于勾践。变五铢钱之业，窈有慕于前规；秉九顿首之诚，惟祈夫灵佑。
祭告列祖列宗文
二十年来，视民水火，莫由拯救，不胜付托，丛疚滋深。今以东三省人民之拥戴，邻邦之援助，情势交迫，不得不出任维持之责。事属创举，成败利钝，非所逆睹。惟念自昔创业之君，若晋文之于秦穆，汉光武之于更始，蜀先主之于刘表、袁绍，明太祖之于韩林儿，当其经纶未展，不能不有所凭借，以图大举。兹本忍辱负重之心，为屈蠖求伸之计，降心迁就，志切救民；兢兢业业，若履虎尾。敢诉愚诚，昭告于我列祖列宗之灵，伏祈默佑。
我的“降心迁就”和“兢兢业业”的表演，由逼真、认真而日趋神形合一。
三月一日，“全满洲会议”的请愿代表等九人到达旅顺，这是上角说的第一次“请愿”，是要辞退的，我于是拿出了第一次用的台词表演了一番，并且把那个三天前写好的台词交给了“代表”们：
予自经播越，退处民间，闭户读书，罕闻外事。虽宗固之玷危，时轸于私念，而拯救之方略未讲。平时忧患余生，才微德鲜。今某某等前来，猥以藐藐之躬，当兹重任，五中惊震，倍切惭惶。事未更则阅历之途浅，学未裕则经国之术疏，加以世变日新，多逾常轨，际遇艰屯，百倍畴昔。人民之疾苦已臻其极，风俗之邪诐未知所届。既不可以陈方医变症，又不可以推助徇末流。所谓危急存亡之秋，一发千钧之会，苟非通达中外，融贯古今，天生圣哲，殆难宏济，断非薄德所能胜任。所望另举贤能，造福桑梓，勿以负疚之身，更滋罪戾。
三月五日这天，“代表团”二次出场，人数增加到二十九名，张燕卿、马涵清、林鹤皋、谢介石、赵仲仁和蒙古王公凌陛等人都来了。于是我又拿出了另一个台词，表演之后交给了他们。这里面说，“承以大义相责，岂敢以暇逸自宽；审度再三，重违群望。”并且说，“勉竭愚昧，暂任执政一年，一年之后，如有陨越，敬避贤路。傥一年之内，宪法成立，国体决定，若与素志相合，再当审慎，度德量力，以定去就。”
“代表”们当然也有备好的台词，表示了同意。当天，胡嗣瑗和后赶到的前内务府大臣宝熙，押了行李先去长春准备。次日，我和婉容以及郑、罗等人先到汤岗子，张景惠和赵欣伯等人也到了这里来迎接。过了一夜，动身去长春，三月八日这天的下午三时，火车到了长春站。我的脚踏上了长春的站台，我的神形也达到了完全合一的程度。在军乐声中我看见了一列列的人，手里握着太阳旗和板垣给我看过的黄色旗子，在这种行列间发现了一群拿着黄龙旗的跪在地上的满族，我竟忽然流下泪来……
汽车穿过了沉默的街道，穿过了扎着纸花的粗陋的彩牌楼，把我送到一座古旧的院落中。这是从前清朝道尹衙门的旧房子，这就是匆忙拾掇出来的“执政府”。第二天，在这里举行了所谓执政就职典礼。关东军的本庄、三宅光治（参谋长）、板垣（高级参谋）、石原莞尔（参谋）和“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一律参列。参加典礼的旧臣除了郑、罗之外，还有商衍瀛、宝熙、陈曾寿、胡嗣瑗、万绳栻、林棨、王季烈、三多、善宝、赵景祺、毓善、凌升等。同时登场的还有被称为“建国元勋”的张景惠、臧式毅、马占山、熙洽、张海鹏。那天我穿了西式大礼服，接受到场的中国人三鞠躬，我行了一鞠躬答礼，然后由臧式毅和张景惠送上黄绫包的“执政印”。郑孝胥代我念了“执政宣言”。完了就是接见外宾，内田康哉致“祝词”，罗振玉代我致答词。然后，到院子里升旗、照相。照完相，在院子里举行了庆祝酒会。
酒会未散，一个发光的秃头晃到了我的身边，我耳根响起了一种非常恭顺的声音：
“本庄司令官向孝胥表示了，要孝胥担任国务总理的重担。孝胥固辞不受，可是这是日本军方的意思，再说也要上头同意呀……”他把写得很整齐的任命书送到我的眼前，除了特任总理的之外，还有各部总长的。我自然又是点头，一声不响地在公文上签了字[24]。
经我亲手升起的“满洲国国旗”，像一块黄色的破补丁，贴上了祖国东北的天空。在这块天空下面，二百万平方公里的山河从此完全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三千万同胞成了地狱中的奴隶。日寇有了日后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基地，为“南进”或“北进”铺起了启程的道路。
我当时即使能看出祖国人民以至东南亚人民将要为我付出的代价，但为了我的欲望，也是在所不惜的。一九三五年我做了“康德皇帝”，我的欲望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满足。这时，我不是完全看不到掠夺，不是完全听不到屠杀，但我仍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在整整十四年中，在人民的反抗、痛骂、怨恨和呻吟声中，我为了一项私欲——从君临天下的野心降到维持皇帝的招牌，再降到生命的安全——我尽力讨好强盗和凶手们，顺从地为他们效劳，给他们搽脂抹粉，把掠夺和屠杀都变为合法的行径。
我和强盗凶手们的第一个交换条件，是我和本庄繁签订的《日满密约》。在这项交易中，日本人允许承认我为“满洲国”的“元首”，我允许就任“执政”后实行这五项条款：
一、将满洲国的国防及维持治安权委托于日本；
二、日本军在国防上认为必要时，得以管理满洲国的铁路、港湾、水路和空路等，并得增设；
三、对于日本军所需要的各种设备，满洲国须加以援助；
四、推荐日本的贤达名望之士为满洲国参议；
五、以上各条，作为将来两国向正式条约的基础。
根据这个密约，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新任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带着“日本驻满洲国大使”的头衔来到“执政府”的“勤民楼”[25]上，煞有介事地宣称日本承认“满洲国”，并且签订一个公开的“日满议定书”：
日本政府因确认满洲国系根据其住民之意志而自由成立一独立国家之事实，而满洲国又宣言中华民国所有之国际协定，凡可适用于满洲国者，概予以尊重之事，故日本政府及满洲国政府为使日满两国间永远巩固其善邻关系，并互相尊重其领土权，以期确保东洋和平起见，乃订立左之协定：
（一）满洲国除将来日满两当局未另缔结协定外，对于满洲国内之日本国或日本臣民根据从来中日间之条约协定及其他公私契约所获得之一切权利利益，应予以确认尊重。
（二）日本国及满洲国对于缔约之一方其领土及治安蒙一切之威胁，确认为缔约国之他方之安宁及存立亦同时受威胁之事实，故约定两国共同以任国家之防卫，为此所需之日本国军乃驻扎于满洲国内。
……
原来的密约成了议定书的不公开的附件，在议定书的烟幕下，日本“主人”从我手里拿去了一切要拿的东西。
根据“主人”的意志，我亲手“裁可”了他们需要的和拟好了的一切政策法令。为了奴役和镇压东北人民，经我“裁可”了“治安警察法”“暂行保甲法”“暂行叛徒惩治法”“思想矫正法”“保安矫正法”……建立了各级警察机构，豢养着十万多名警察，在日本警官和特务们操纵下，制造了一连串的惨案。
经我“裁可”，把全东北划为十二个军管区，先以所谓“寓征于募”的办法，后来实行“国兵法”，强征东北青年当炮灰，组织“讨伐队”，“搜查班”，采用“集家并村制”，制造“无人区”，协助日本侵略进攻华北，侵犯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在一九三二至一九四四年间，杀害了杨靖宇、赵尚志、王凤阁等抗日爱国的人民战士六万七千二百余人，烧毁住房三千一百余处，屠杀居民八千八百余人。
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二年间，经我“裁可”了“物价物资统制法”“株式会社法”“钢铁统制法”“矿业统制法”“重要产业统制法”“物品贩卖统制法”“贸易统制法”，把所有行业统交到“满洲产业开发株式会社”等六十家日本财阀手里。同时，又“裁可”了“米谷统管理法”“粮谷管理法”“特产物专管法”和一系列的“税法”“储蓄法”“金融法”。每年强征粮食，输日和交关东军，数量年年增加，一九四四年增到一年强征粮八百万吨。到一九四四年止，滥发钞票一百二十多亿，苛税四十七多亿，强迫储蓄八十多亿，公债三十三多亿。
一九三七年，又签订了“日满拓植条约”，规定日本在二十年内移民五百万人。到一九四四年实移了三十九万人，强占土地二千六百五十万公顷。
我颁布了所谓五大诏书：“即位诏书”“回銮训民诏书”“国本奠定诏书”“建国十周年诏书”“时局诏书”，将“日满精神一体”作为学校教育方针，建立“神社”，规定了东北人民要称日本为“亲邦”，深入奴化思想教育。
我“裁可”了“劳动统制法”，实行所谓（公务员）“勤劳奉仕”“学生奉仕”和“全民皆劳制”（十八岁～五十岁），每年强征奴隶劳工五十万以上。一九四四年辽阳市的一次“防水事业”强征两千名青年中，其中就有一百七十人因过劳而死亡。
我“裁可”了“鸦片法”，据此各地设立专卖公署及十几个大制毒厂，据一九三七年统计，种烟面积四百六十二万一千亩，年产一千多万两，烟民登记的有八十一万余人。鸦片获利在一九四四年的收入是一点一四亿元，成为日本军费的一项重要来源。
最后，还有“日满华宣言”“日德意反共同盟协定”的参加，和德意日的“防共协定议定书”的签订……
在密约掩护下，由日本统治者直接犯下的滔天罪行还没有在这笔血腥账之内。
在那十四年间，“傀儡皇帝”曾经成了我的绰号。诚然，一切听从别人的摆布，这像是个傀儡的行径。但是，肯于听从，而且为了某种欲望而自以“听从”为得计，这正是“傀儡”的灵魂。
三月九日和我一起登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傀儡。但同时又都具有灵魂，而且各有一套理论，作为以升官发财或复辟满清（大清）为目的的行动根据，各有具体的思想活动，使他甘愿听从摆布并自以为得计。这里面有于冲汉的“成者王侯败者寇”，袁金铠的“不甘寂寞”，赵欣伯的趁火打劫，郑垂的“通权达变”。臧式毅的话最有代表性：“中央既无抗日心理，区区如我又将如何……”
我和他们不完全相同。我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复辟。后来我的目标由复辟降低到只求苟全性命，我的理论也与别人不同，因为我认为“我在，即大清在”，我即国家和大清，我自己就是国家的化身。我，是最高利益的代表，我爱自己的生命，就是爱“国”。为了保存我自己，我可以牺牲一切——除了我自己之外的一切。
所以，十四年的血雨腥风没有使我的灵魂感到不安，所以，我欠下祖国人民一笔不能偿还的血腥账，直接间接地造成祖国人民一千万人口的死亡和相当五百亿美金的财产的损失……
三、“元首”的“尊严”
就职典礼之后不多天，我忽然起了散步的兴头。我带了婉容和两个妹妹，坐上汽车，来到了“大同公园”。我还没有看清楚这个小花园究竟是个什么样儿的，忽然听见四处响起了摩托声，接着便看见游人们有的惊惊慌慌地乱奔着，好像遇到了什么祸事。摩托的响声越来越大了，似乎园子外面来了成群的汽车。过不大时间，走道上远远地出现了日本宪兵、伪满警察，还有外貌颇似官员模样的人，纷纷向我这里走来。原来我这次出游把日本人惊动了。起初他们都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日军司令部下了全城戒严令，到处搜索失踪的元首，很快地在公园门口发现了我的汽车，于是把公园包围起来，把我找到，劝我回家。我看这种声势不对，乖乖地跟他们走出公园，搭上汽车，回到我的“缉熙楼”来。
执政府内务处的日本人内务官对我解释说，这是为了“执政”的尊严和安全。
在“满洲国组织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