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第六章
资本主义的裱糊匠
6.1 学院边缘人德鲁克
如果说巴纳德是企业战略的开山祖师，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则是企业战略的传道士。正是因为他孜孜不倦的宣传推广，才使得企业战略广为人知，深入人心。
德鲁克于2005年去世，让人感觉跟巴纳德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那是因为德鲁克活了95岁。实际上德鲁克第一本书出版的时候，仅比巴纳德的《经理人员的职能》晚一年，还是因为出版过程比较波折，耽搁了时间。
德鲁克说：“写作是我的职业，咨询是我的实验室。”德鲁克一生出版了36本书籍，销量超过800万册。他的书籍、讲座和咨询经验成为企业家和管理学者取之不尽的思想宝库。《蓝海战略》《平衡计分卡》《追求卓越》《基业长青》等畅销管理学书籍，都可以在德鲁克的著作中找到源头。
德鲁克还是一位引领时代的思考者。1950年初，他指出计算机终将彻底改变商业；1961年，他提醒美国应关注日本工业的崛起；20年后，又是他首先警告日本可能陷入经济滞胀；1990年，他率先对“知识经济”进行了阐释。
尽管著作等身，成就斐然，德鲁克一生都是管理学院的边缘人，长期不被主流学界所接受。
德鲁克通常对企业进行深入研究和观察，在咨询过程中发现问题，并在这种观察和互动中形成一些颇具洞察力的观点。在他的作品中，很少看到什么“管理模型”和“数据分析”，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些直指人心的观点和故事，成文风格简单、清晰而有力。
在管理学界，这种研究方法被称为“管理经验学派”，但由于不符合科学的“学术规范”，没有“模型”和“论证”，因此很难在学术论文中引用他们的“研究成果”。
有个段子，在一次午餐会上，几位管理学博士在讨论德鲁克和一个助教谁的贡献更大，那位年轻的助教做了一个合资企业盈利模式的调查研究。
德鲁克本人对此提供了一个富有洞见的解释：“为了控制学界，美国政府只向那些用数学公式写作的研究人员提供研究资金，自己这类深入实践的学者被拒之门外便顺理成章了。”
美国的管理学院，则长期保持着理论重于实践的倾向，直到今天依然如此。这就导致了一种比较荒诞的现象：提出突破性战略理论的管理大师，很少是管理学院科班出身，要么跟德鲁克一样是学院边缘人（比如提出“颠覆式创新”的克里斯坦森），要么干脆就是外行（比如物理学家安索夫、历史学博士钱德勒、数学博士格鲁克、退伍军人彼得斯、电子学博士哈默）。
管理理论和实践长期脱节现象的背后，隐藏着让美国实业衰落的深层原因。但是，这一关系重大的矛盾，被美国长期处于世界头号宝座的光环掩盖了。
6.2 “为往圣续绝学”
除了研究方式的差异，德鲁克之所以长期不受待见，还有更深的一层原因：德鲁克的管理思想虽然对指导实践确实有效，在企业界大受欢迎，却与当时美国的主流管理思想格格不入，甚至可以说是“学术异端”。
美国的主流管理理论，继承自牛顿的机械世界观。
这一世界观可以很好地抓住许多弱相互作用系统的主要特征，但前提是符合线性相互作用近似条件。但真实世界并不总是这样，甚至绝大部分情况都不是这样的，包括企业在内的经济系统便处处存在非线性相互作用，用复杂系统来描述才更贴近现实。
在牛顿世界观之下，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是完全分裂的，呈现出截然相反的面貌：在宏观经济学家的眼中，各种出于个体私利目的的混乱交易行为，会在神奇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构建出整体的和谐状态；微观经济学家则把企业看作复杂精密的机器，通过精确地控制每一个运行细节，才能实现企业的运转。
在学院派管理学家眼中，企业这层壳就如同一个“神奇的结界”，内外遵循完全不同的规律。这就如同亚里士多德眼中的二重宇宙，地球上的物质按照“本性”运动，重的物体如泥土向地心运动，轻的物体如气体向上运动；月下世界则充斥着神奇的“以太”，因此天体按照正圆的轨道进行。
牛顿打破了天上和地下的鸿沟，无论地球上还是太空中，物体都是依照相同的力学原理运动。在经管领域，牛顿世界观却造成了类似的鸿沟。
企业经营者要管理企业，需要同时应对内外部的双重挑战。因此，在那个时代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首要的素质就是要学会成为“两面派”，要么嘴上说一套，实际做另一套；要么就内部一套，外部一套。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经济学的又一个世纪》中评论道：20世纪的经济学患了“精神分裂症”，即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脱节，这种脱节既表现为研究方法上的难以沟通，又反映出二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与对立。
德鲁克不愿意做这样的两面派，他始终致力于将理论和实践、内部和外部统一起来，并一生孜孜以求，实现知行合一！
在主流经济学中，均衡是核心概念，没有创新的位置。德鲁克的管理学思想，深受“创新理论之父”约瑟夫·熊彼特（图4）的影响，从一开始就把创新置于管理理论的核心地位。
图4熊彼特
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核心是“创造性破坏”。这一理论认为，均衡不是经济的最优状态，反而是经济系统死亡的终点。经济发展的核心不在于均衡，而在于经济结构的代谢更替。经济发展是新的经济结构不断产生，破坏并取代旧的经济结构，在走向均衡（死亡）的过程中再次被取代的过程。
“创造性破坏”的思想，可以说是与卡尔·马克思的革命斗争理论一脉相承，只不过马克思的理论更偏重政治领域，而熊彼特更偏重经济领域，但两者都认为政治和经济不可分割。
马克思去世于1883年，同年诞生的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和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后来从不同的角度就马克思身后未尽的问题，继续寻找答案。
在大萧条之后，凯恩斯的理论掀起了“凯恩斯革命”，成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救命稻草。也正是“凯恩斯革命”撕裂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分成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两个相互矛盾的领域（因为凯恩斯只描述了宏观经济领域）。在如今又面临重大危机之时，凯恩斯的理论被许多欧美政治家再次捡起来。
熊彼特的以创新为中心的经济发展理论，则实质上成为如今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
熊彼特生前最后一本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就是向马克思的致敬之作。熊彼特认为，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先知和预言家，他预言了资本主义必将毁灭，社会主义必将到来。熊彼特认为，马克思虽然预言了结果，但实现的路径不同。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自身孕育的“创造性破坏”力量，随着一次次破坏将变得越来越强，最终将毁灭资本主义自身，社会主义将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中诞生。
1949年12月30日，熊彼特在纽约的美国经济学会做了一生中最后一次公开演讲，名字叫作《长驱直入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的内容进行了概要式阐述，这篇演讲稿后来也成为这本书的序言。两天后，德鲁克（图5）和父亲一起拜访了熊彼特，一个星期之后熊彼特逝世。
德鲁克自述，熊彼特对他一生的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对熊彼特的评价是：“在某种方式上，凯恩斯和熊彼特重演了西方传统的最著名的哲学家的对抗——最有光彩、最聪明、最难以击败的诡辩者巴门尼德和反应缓慢、丑陋但富有智慧的苏格拉底之间的柏拉图式的论辩。在两次大战期间，没有人比凯恩斯更有光彩、更聪明。而熊彼特则相反，似乎平平常常——但他有智慧。聪明赢得一时，而智慧天长地久。”
图5熊彼特与德鲁克
6.3 “为万世开太平”
德鲁克虽然深受熊彼特思想的影响，同样致力于探索人类的未来，但德鲁克的政治立场与熊彼特不同。他更偏向保守自由主义，希望在资本主义框架之内找到通向未来之路，而不是像熊彼特那样，认为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社会主义才是人类的未来。
为了找到通向未来的大门，德鲁克将目光投向了实践色彩更为浓厚的企业管理领域。但是德鲁克从来没有把视野局限于商业和企业管理的狭窄范围，而是整个人类社会，而且从一开始就是从历史、宗教、哲学、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角度进行大时空尺度的思考，研究如何在连续均衡与非连续变革之间找到平衡。
在进入管理领域之前，德鲁克写了两本书，分别是1939年出版的《经济人的末日》及1942年出版的《工业人的未来》，都是对“二战”中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形势进行评述，并大胆地对未来走向进行了预测。这两本书虽然看起来与企业战略无关，却是德鲁克此后一生研究企业战略的思想基石。
在《经济人的末日》中，德鲁克着重论述古典自由主义社会（以财产所有权的多寡决定社会地位的社会，书中表述为重商主义社会）必将终结，在其原则上企图建立通过“经济自由”带来“社会公平”的“经济人社会”的愿望落空，纳粹极权社会的出现，正是旧社会秩序崩溃的结果。
德鲁克是这样论证的：工业化大生产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经济自由不仅不会造就平等，反而会造成更大的不平等，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失去了合法性根基，法西斯主义应运而生。他宣称成功地发现了社会公平的奥秘在于废除自由一切可能的实质内涵，从而保证充分就业避免萧条，于是大众纷纷投入法西斯主义怀抱，形成了纳粹极权社会。
在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几乎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虽然美国罗斯福政府已经采取了很多偏离古典自由主义的政策，但属于“能做不能说”，而且在当时美国舆论让他遭到很多攻击与批判，认为罗斯福是在走社会主义路线）。这本书批判的矛头直指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根基“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无异于“异端邪说”。德鲁克费尽周折，才找到愿意出版此书的出版社。
德鲁克在书中不仅预言了“二战”必然爆发，而且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政治变革做了许多预言，包括希特勒将会屠杀犹太人、斯大林和希特勒签署协定……也预言了纳粹由于其先天不足，无法整合社会，必将失败。其中许多预言随着战争进程一一得到验证。
在1939年那样黑暗的时刻，这本书给人带来光明的希望，所以丘吉尔称它是“唯一一本了解并解释了两次大战间世界形势的书”。在其担任首相后，将这本书列为英国人必读书，要求英国军官人手一本。
在反法西斯战争最为艰苦的1942年，德鲁克的第二本书《工业人的未来》出版了。德鲁克在序言中写道：“这是我唯一一部公开阐发基本社会理论的书籍。”
这本书中，德鲁克再接再厉，对已经走入工业时代的人类世界在战后如何重建，进行了大胆推演和预言。
上一本书《经济人的末日》论证了古典自由主义社会和纳粹极权社会都必然崩溃，那么未来人类将何去何从？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试图为人类寻找一条出路。
该书首先延续了《经济人的末日》的论题，“二战”的起因是工业化摧毁了旧的社会秩序，纳粹政权的兴起证明了旧秩序无可挽回的衰败，建立一种新社会秩序，是人类必须解决的重大命题，否则，“如果一个社会不能有效地避免或者阻止乌合之众似的群氓的形成和发展，那么它就注定在劫难逃”。
德鲁克将这种社会新秩序定义为，建立在自由基础上的功能性社会。
他首先定义了什么叫功能性社会：“它必须能够将客观现实组织为处于良好的社会秩序状态，它必须掌控这一物质世界，使其对个人而言具有意义并且可以理解，它还必须建立起合法的社会政治权力。”
他接着阐述为什么要建立功能性社会：“只有当社会能够给予其个体成员以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并且社会的决定性权力具有合法性时，社会才能够成为社会，否则就不能发挥功能。”
对个人来说，丧失身份和功能、未能融合进社会、缺乏与社会的功能关系，往往成为一种“起消解作用、威胁性的幽灵般的神秘力量”，对社会构成威胁和危险：“否则，个人只是一堆杂乱无章的社会原子，在社会空间中毫无目标地漂游浮荡……否则无以形成社会结构，有的只是一个空白虚置的社会，仅靠奴性和惰性而勉强聚合在一起。”
论述到这里，一个重大的理论疑难摆在德鲁克面前。根据德鲁克的推理，古典自由主义社会=自由+财产私有+经济人，它必然导致极端不平等，因此崩溃无可避免。
纳粹极权是旧秩序崩溃后，为了解决遗留的问题而生。纳粹极权=反自由+财产私有+超人领袖，也必将失败。
推理到这里，似乎所有可能的道路都被堵死了，德鲁克所提出的“建立在自由基础上的功能性社会”，又如何建立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德鲁克必须对“自由”进行重新定义。
在书中，德鲁克对当时美国社会对“自由”的幼稚理解加以无情的嘲弄。他举了一个例子：纽约市刚刚举行了一场自由大集会，口号是“自由真开心”，这反映出“自由国家”最大的弱点：政治感觉与政治理解的混乱与错失。而这一切混乱，都要归源于古典自由主义鼻祖约翰·洛克将自由定义为一种不容侵犯的“自然权利”。
德鲁克对此进行了重大修改，将自由定义为一种选择权，并将选择与责任挂钩：“自由的本义是一种负责任的选择……真正的自由乃是选择的自由，并承担责任。”自由如果无须承担责任，结果就只能是如托马斯·霍布斯所说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即陷入无政府状态和对抗一切、反对一切的混战。
德鲁克认为自由的唯一来源在于人类的不完美，不存在绝对真理或绝对理性，更不存在某人或某些人拥有绝对知识、绝对把握、绝对真诚或绝对权利。正因为每个人都不完美，因此每个人都应当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自由是从人类固有的弱点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力量，并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自由不是目标而是一种组织形式，是对人类自身弱点的代偿手段。
在此基础上，德鲁克认为自由只有在功能性社会中才能存在，无政府社会并不存在自由。自由政府同样需要选择与之挂钩的责任。
德鲁克分析了英美两国自由政府形成的历史，总结出自由社会和政府的三条原则：第一，“现实主义”，不把过去理想化，对自己现阶段所处的环境不抱幻想，采取现实的态度对待现实。这一条相当于“实事求是”。
第二，“分离原则”，把财产看作权力的合法基础，信奉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的分离。这一条从“政教分离”演化而来。
第三，“因循习惯”，以既定的社会现实作为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基础，以已被验证有效的旧工具为依托，选择简单、廉价、普通的制度。这一条体现出每个社会都是独一无二的，是历史演进的结果，与“普世价值”正好相反。
对照疫情蔓延的当下世界，德鲁克对自由的论述尤为振聋发聩。今天的欧美人民把自由理解为自行其是，政府官员则将其理解为一种不负责任的甩锅手段，却对中国的抗疫措施指手画脚，认为其缺乏自由。如果欧美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理解“自由是与责任相挂钩的选择权”“自由并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那么他们的抗疫工作不会搞得像今天这样一团糟。
书中的其余篇幅，都在详细阐述如何建立这样的功能性社会。“经济人”概念在政治经济实践都已经失败的情况下，德鲁克认为，只有把工厂社区作为治理单位，才能建立工业化的功能性社会。
“我们时代的社会危机的重要真相在于，工业工厂已成为基本的社会单位，但却仍然未成为社会公共机构……要使建立一个既是自由的，又是功能性的社会成为可能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把工厂建成自我管理的社区。”这样，工厂社区提供个人以身份，社会提供人们以功能，工厂内部的权力是建立在其成员负责任的选择基础上，工业社会才有可能是一个自由社会。
如何实现功能性社会的社会治理呢？德鲁克总结出两点：
1. 不能复古，反对纳粹极权主义并不是要让古典自由主义卷土重来，必须接受工业社会这个现实；
2. 放弃对蓝图和万灵药的幻想，乐于去做卑微和琐细之事，针对当前的问题，找到逐步完善但行之有效的解决之道。
6.4 梦想的幻灭
德鲁克余生的所有工作和著述，可以说都在身体力行地去寻找建立社会新秩序的解决之道。他之所以投身于管理领域，根本的出发点是为了让自己的社会理论和社会理想找到落地的实现图景。
因为《工业人的未来》这本书谈到了工厂社区的重要性和可能性，1943年底，通用汽车CEO斯隆邀请德鲁克到通用汽车进行调研，德鲁克欣然接受了邀请，单枪匹马开始了对通用汽车公司内部管理结构的研究。
四年后，德鲁克将研究心得写成他的第一本管理学著作《公司的概念》。这本书“讲述拥有不同技能和知识的人在一个大型组织里怎样分工合作”，盛赞了通用汽车的事业部分权制，但同时指出，通用将员工看作追求利益过程中应该削减的成本，这是有问题的。员工是人，是应该活用的经营资源。
德鲁克认为，只重视命令和管理会陷入官僚主义的误区，导致无法应对今后出现的剧烈变化，必须建立对员工委任放权让他们自我管理的机制。这也是以企业为中心的产业社会成为“功能性社会”的关键。
德鲁克关于放权的真诚建议，却触怒了因为辉煌业绩日趋傲慢的通用汽车管理层，将这本书列为通用内部的禁书。这本书却让其他公司如获至宝，特别是陷入危机的福特公司，这本书成为其重建公司的指路明灯。
1954年，德鲁克出版了《管理的实践》，奠定了其管理大师的地位。其中提出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概念——目标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s，简称为MBO），它是德鲁克所提出的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概念，并已成为当代管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MBO是对巴纳德的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其最大优点是它使得一位经理人能控制自己的成就。自我控制意味着更强的激励：一种要做得最好而不是敷衍了事的愿望。它意味着更高的成就目标和更广阔的眼界。
1985年，德鲁克出版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被誉为是继《管理的实践》之后，德鲁克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这本书是对熊彼特创新理论在企业管理实践方面的系统性总结，强调当前的经济已由“管理的经济”转变为“创新的经济”。
1999年，德鲁克出版了《21世纪的管理挑战》，将“新经济”定义为知识经济，未来的企业需要提高知识工作的生产力，并建立生物型组织来与之相适应。任正非所强调的“知本主义”，企业将不再是资本雇用智力，而是智力雇用资本，可能就是来源于此。
德鲁克在《工业人的未来》中指明，并且在此后一系列著作中不断明晰的道路，就是欧美国家在战后实际所走的道路。
古典资本主义已经毁于大萧条和“二战”，凯恩斯与德鲁克互为表里，对资本主义进行了一系列重大修改，使得修正后的资本主义一直发展到今天。相对于治标不治本的凯恩斯，德鲁克的贡献更加重要，起到了固本培元、易筋洗髓的作用。
德鲁克一生虽然著述无数，但是他目睹了一个个曾经具有辉煌历史的伟大企业的轰然倒下。他所说的“自由是与责任相联系的选择权”，表面看上去无懈可击，却忽略了选择与责任之间是有时滞的。相对于公司和国家的寿命来说，公司领导人和政府官员的任期很短，因此他们尽可以追求短期效益，甚至“杀鸡取卵”，而对长期负面后果视而不见。只要任期内获得丰厚回报，哪管卸任之后洪水滔天！
如果企业管理者也像桥梁工程师那样，为工程质量终身负责，那么也就不会出现许多企业被职业经理人玩死的悲剧了。
德鲁克不断反思这一现象，越来越意识到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仍然难以摆脱“理性经济人”的诅咒。他所设想的“建立在自由基础上的功能性社会”仍然难以建立。因此，他在晚年时期，将研究重心转向非营利性组织。德鲁克认为，以使命驱动、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的非营利组织，而非以赚取利润为目标的企业，才是他推崇的理想的载体。
然而，这个世界又有几个人会为伟大的理想奋斗终身呢？把希望寄托在人的崇高情操之上，正好落入了德鲁克自己早年所批判的误区。这说明德鲁克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走入了死胡同。
从这个角度来说，德鲁克相当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孔子”，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希望凭一己之力，著书立说，传播思想，重建社会秩序。最后他也落入了类似孔子的困境。
尽管如此，如果直到今天，美国仍然走在德鲁克的道路上，可能距离衰落仍然有相当的距离。
加速这一转变的原因在于，与德鲁克成名的几乎同一时期，一位流亡美国的俄裔女犹太作家也名声大噪。她的作品对美国人的思想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前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年轻时就是她的忠实粉丝。
这位女作家就是《源泉》《阿特拉斯耸耸肩》等畅销商业小说的作者安·兰德。
安·兰德虽然一生中从来没有接触过企业管理，但是她的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是企业家。安·兰德完全凭借自己的想象，描绘了一个由自私而精明的商人、科学家、艺术家等社会精英组成的世外桃源，有着田园诗般的诗意，现实社会中的欲望都能得到满足。在这里，维系一切的不是道德而是金钱，金钱被视作崇拜的偶像，是自由交换和公平正义的象征，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创造者和思考者。
安·兰德的作品极力宣扬个人主义、理性的利己主义（“理性的私利”），以及彻底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相当于把德鲁克在《经济人的末日》中大肆批判并宣判死刑的古典自由主义又给捡回来，装扮一新后推销给美国的年轻一代。
讽刺的是，这种基于个人好恶而不是理性分析的价值观包装的快餐小说，远比注重调查研究的德鲁克的管理理论著作更受欢迎。安·兰德的小说印数超过两千两百万册，是德鲁克全部著作总和的好几倍。
当经历了“二战”痛苦的老一辈人故去后，特朗普（生于1946年）这样的年轻精英成长起来。上顶级商学院（特朗普毕业于沃顿商学院），把安·兰德的宣传洗脑奉为圭臬，非理性地崇拜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将其小说中的主人公奉为人生榜样，并引以为豪。
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期间，曾不止一次在演讲中公开声明：“我是安·兰德的忠实读者！”他还提到安·兰德的代表作《源泉》，称“这是一本有关商业、美、人生、（内心）情感的书，里面几乎谈到了一切”，并以小说中的主人公霍华德·洛克自诩。
如果德鲁克泉下有知，看到美国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距离他的理想已经是南辕北辙，不知会有什么感想。
15年前的2005年11月11日，德鲁克带着理想未竟的遗憾，永远离开了这个他无限热爱的世界。他留下了一句“管理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反抗熵增”，作为他一生研究实践的总结。
中美两家伟大的企业——亚马逊和华为，不约而同地将这句话作为企业战略管理的核心，也为后来的我们指引了继续前进的方向。
6.1 学院边缘人德鲁克
如果说巴纳德是企业战略的开山祖师，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则是企业战略的传道士。正是因为他孜孜不倦的宣传推广，才使得企业战略广为人知，深入人心。
德鲁克于2005年去世，让人感觉跟巴纳德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那是因为德鲁克活了95岁。实际上德鲁克第一本书出版的时候，仅比巴纳德的《经理人员的职能》晚一年，还是因为出版过程比较波折，耽搁了时间。
德鲁克说：“写作是我的职业，咨询是我的实验室。”德鲁克一生出版了36本书籍，销量超过800万册。他的书籍、讲座和咨询经验成为企业家和管理学者取之不尽的思想宝库。《蓝海战略》《平衡计分卡》《追求卓越》《基业长青》等畅销管理学书籍，都可以在德鲁克的著作中找到源头。
德鲁克还是一位引领时代的思考者。1950年初，他指出计算机终将彻底改变商业；1961年，他提醒美国应关注日本工业的崛起；20年后，又是他首先警告日本可能陷入经济滞胀；1990年，他率先对“知识经济”进行了阐释。
尽管著作等身，成就斐然，德鲁克一生都是管理学院的边缘人，长期不被主流学界所接受。
德鲁克通常对企业进行深入研究和观察，在咨询过程中发现问题，并在这种观察和互动中形成一些颇具洞察力的观点。在他的作品中，很少看到什么“管理模型”和“数据分析”，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些直指人心的观点和故事，成文风格简单、清晰而有力。
在管理学界，这种研究方法被称为“管理经验学派”，但由于不符合科学的“学术规范”，没有“模型”和“论证”，因此很难在学术论文中引用他们的“研究成果”。
有个段子，在一次午餐会上，几位管理学博士在讨论德鲁克和一个助教谁的贡献更大，那位年轻的助教做了一个合资企业盈利模式的调查研究。
德鲁克本人对此提供了一个富有洞见的解释：“为了控制学界，美国政府只向那些用数学公式写作的研究人员提供研究资金，自己这类深入实践的学者被拒之门外便顺理成章了。”
美国的管理学院，则长期保持着理论重于实践的倾向，直到今天依然如此。这就导致了一种比较荒诞的现象：提出突破性战略理论的管理大师，很少是管理学院科班出身，要么跟德鲁克一样是学院边缘人（比如提出“颠覆式创新”的克里斯坦森），要么干脆就是外行（比如物理学家安索夫、历史学博士钱德勒、数学博士格鲁克、退伍军人彼得斯、电子学博士哈默）。
管理理论和实践长期脱节现象的背后，隐藏着让美国实业衰落的深层原因。但是，这一关系重大的矛盾，被美国长期处于世界头号宝座的光环掩盖了。
6.2 “为往圣续绝学”
除了研究方式的差异，德鲁克之所以长期不受待见，还有更深的一层原因：德鲁克的管理思想虽然对指导实践确实有效，在企业界大受欢迎，却与当时美国的主流管理思想格格不入，甚至可以说是“学术异端”。
美国的主流管理理论，继承自牛顿的机械世界观。
这一世界观可以很好地抓住许多弱相互作用系统的主要特征，但前提是符合线性相互作用近似条件。但真实世界并不总是这样，甚至绝大部分情况都不是这样的，包括企业在内的经济系统便处处存在非线性相互作用，用复杂系统来描述才更贴近现实。
在牛顿世界观之下，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是完全分裂的，呈现出截然相反的面貌：在宏观经济学家的眼中，各种出于个体私利目的的混乱交易行为，会在神奇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构建出整体的和谐状态；微观经济学家则把企业看作复杂精密的机器，通过精确地控制每一个运行细节，才能实现企业的运转。
在学院派管理学家眼中，企业这层壳就如同一个“神奇的结界”，内外遵循完全不同的规律。这就如同亚里士多德眼中的二重宇宙，地球上的物质按照“本性”运动，重的物体如泥土向地心运动，轻的物体如气体向上运动；月下世界则充斥着神奇的“以太”，因此天体按照正圆的轨道进行。
牛顿打破了天上和地下的鸿沟，无论地球上还是太空中，物体都是依照相同的力学原理运动。在经管领域，牛顿世界观却造成了类似的鸿沟。
企业经营者要管理企业，需要同时应对内外部的双重挑战。因此，在那个时代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首要的素质就是要学会成为“两面派”，要么嘴上说一套，实际做另一套；要么就内部一套，外部一套。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经济学的又一个世纪》中评论道：20世纪的经济学患了“精神分裂症”，即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脱节，这种脱节既表现为研究方法上的难以沟通，又反映出二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与对立。
德鲁克不愿意做这样的两面派，他始终致力于将理论和实践、内部和外部统一起来，并一生孜孜以求，实现知行合一！
在主流经济学中，均衡是核心概念，没有创新的位置。德鲁克的管理学思想，深受“创新理论之父”约瑟夫·熊彼特（图4）的影响，从一开始就把创新置于管理理论的核心地位。
图4熊彼特
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核心是“创造性破坏”。这一理论认为，均衡不是经济的最优状态，反而是经济系统死亡的终点。经济发展的核心不在于均衡，而在于经济结构的代谢更替。经济发展是新的经济结构不断产生，破坏并取代旧的经济结构，在走向均衡（死亡）的过程中再次被取代的过程。
“创造性破坏”的思想，可以说是与卡尔·马克思的革命斗争理论一脉相承，只不过马克思的理论更偏重政治领域，而熊彼特更偏重经济领域，但两者都认为政治和经济不可分割。
马克思去世于1883年，同年诞生的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和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后来从不同的角度就马克思身后未尽的问题，继续寻找答案。
在大萧条之后，凯恩斯的理论掀起了“凯恩斯革命”，成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救命稻草。也正是“凯恩斯革命”撕裂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分成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两个相互矛盾的领域（因为凯恩斯只描述了宏观经济领域）。在如今又面临重大危机之时，凯恩斯的理论被许多欧美政治家再次捡起来。
熊彼特的以创新为中心的经济发展理论，则实质上成为如今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
熊彼特生前最后一本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就是向马克思的致敬之作。熊彼特认为，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先知和预言家，他预言了资本主义必将毁灭，社会主义必将到来。熊彼特认为，马克思虽然预言了结果，但实现的路径不同。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自身孕育的“创造性破坏”力量，随着一次次破坏将变得越来越强，最终将毁灭资本主义自身，社会主义将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中诞生。
1949年12月30日，熊彼特在纽约的美国经济学会做了一生中最后一次公开演讲，名字叫作《长驱直入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的内容进行了概要式阐述，这篇演讲稿后来也成为这本书的序言。两天后，德鲁克（图5）和父亲一起拜访了熊彼特，一个星期之后熊彼特逝世。
德鲁克自述，熊彼特对他一生的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对熊彼特的评价是：“在某种方式上，凯恩斯和熊彼特重演了西方传统的最著名的哲学家的对抗——最有光彩、最聪明、最难以击败的诡辩者巴门尼德和反应缓慢、丑陋但富有智慧的苏格拉底之间的柏拉图式的论辩。在两次大战期间，没有人比凯恩斯更有光彩、更聪明。而熊彼特则相反，似乎平平常常——但他有智慧。聪明赢得一时，而智慧天长地久。”
图5熊彼特与德鲁克
6.3 “为万世开太平”
德鲁克虽然深受熊彼特思想的影响，同样致力于探索人类的未来，但德鲁克的政治立场与熊彼特不同。他更偏向保守自由主义，希望在资本主义框架之内找到通向未来之路，而不是像熊彼特那样，认为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社会主义才是人类的未来。
为了找到通向未来的大门，德鲁克将目光投向了实践色彩更为浓厚的企业管理领域。但是德鲁克从来没有把视野局限于商业和企业管理的狭窄范围，而是整个人类社会，而且从一开始就是从历史、宗教、哲学、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角度进行大时空尺度的思考，研究如何在连续均衡与非连续变革之间找到平衡。
在进入管理领域之前，德鲁克写了两本书，分别是1939年出版的《经济人的末日》及1942年出版的《工业人的未来》，都是对“二战”中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形势进行评述，并大胆地对未来走向进行了预测。这两本书虽然看起来与企业战略无关，却是德鲁克此后一生研究企业战略的思想基石。
在《经济人的末日》中，德鲁克着重论述古典自由主义社会（以财产所有权的多寡决定社会地位的社会，书中表述为重商主义社会）必将终结，在其原则上企图建立通过“经济自由”带来“社会公平”的“经济人社会”的愿望落空，纳粹极权社会的出现，正是旧社会秩序崩溃的结果。
德鲁克是这样论证的：工业化大生产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经济自由不仅不会造就平等，反而会造成更大的不平等，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失去了合法性根基，法西斯主义应运而生。他宣称成功地发现了社会公平的奥秘在于废除自由一切可能的实质内涵，从而保证充分就业避免萧条，于是大众纷纷投入法西斯主义怀抱，形成了纳粹极权社会。
在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几乎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虽然美国罗斯福政府已经采取了很多偏离古典自由主义的政策，但属于“能做不能说”，而且在当时美国舆论让他遭到很多攻击与批判，认为罗斯福是在走社会主义路线）。这本书批判的矛头直指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根基“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无异于“异端邪说”。德鲁克费尽周折，才找到愿意出版此书的出版社。
德鲁克在书中不仅预言了“二战”必然爆发，而且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政治变革做了许多预言，包括希特勒将会屠杀犹太人、斯大林和希特勒签署协定……也预言了纳粹由于其先天不足，无法整合社会，必将失败。其中许多预言随着战争进程一一得到验证。
在1939年那样黑暗的时刻，这本书给人带来光明的希望，所以丘吉尔称它是“唯一一本了解并解释了两次大战间世界形势的书”。在其担任首相后，将这本书列为英国人必读书，要求英国军官人手一本。
在反法西斯战争最为艰苦的1942年，德鲁克的第二本书《工业人的未来》出版了。德鲁克在序言中写道：“这是我唯一一部公开阐发基本社会理论的书籍。”
这本书中，德鲁克再接再厉，对已经走入工业时代的人类世界在战后如何重建，进行了大胆推演和预言。
上一本书《经济人的末日》论证了古典自由主义社会和纳粹极权社会都必然崩溃，那么未来人类将何去何从？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试图为人类寻找一条出路。
该书首先延续了《经济人的末日》的论题，“二战”的起因是工业化摧毁了旧的社会秩序，纳粹政权的兴起证明了旧秩序无可挽回的衰败，建立一种新社会秩序，是人类必须解决的重大命题，否则，“如果一个社会不能有效地避免或者阻止乌合之众似的群氓的形成和发展，那么它就注定在劫难逃”。
德鲁克将这种社会新秩序定义为，建立在自由基础上的功能性社会。
他首先定义了什么叫功能性社会：“它必须能够将客观现实组织为处于良好的社会秩序状态，它必须掌控这一物质世界，使其对个人而言具有意义并且可以理解，它还必须建立起合法的社会政治权力。”
他接着阐述为什么要建立功能性社会：“只有当社会能够给予其个体成员以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并且社会的决定性权力具有合法性时，社会才能够成为社会，否则就不能发挥功能。”
对个人来说，丧失身份和功能、未能融合进社会、缺乏与社会的功能关系，往往成为一种“起消解作用、威胁性的幽灵般的神秘力量”，对社会构成威胁和危险：“否则，个人只是一堆杂乱无章的社会原子，在社会空间中毫无目标地漂游浮荡……否则无以形成社会结构，有的只是一个空白虚置的社会，仅靠奴性和惰性而勉强聚合在一起。”
论述到这里，一个重大的理论疑难摆在德鲁克面前。根据德鲁克的推理，古典自由主义社会=自由+财产私有+经济人，它必然导致极端不平等，因此崩溃无可避免。
纳粹极权是旧秩序崩溃后，为了解决遗留的问题而生。纳粹极权=反自由+财产私有+超人领袖，也必将失败。
推理到这里，似乎所有可能的道路都被堵死了，德鲁克所提出的“建立在自由基础上的功能性社会”，又如何建立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德鲁克必须对“自由”进行重新定义。
在书中，德鲁克对当时美国社会对“自由”的幼稚理解加以无情的嘲弄。他举了一个例子：纽约市刚刚举行了一场自由大集会，口号是“自由真开心”，这反映出“自由国家”最大的弱点：政治感觉与政治理解的混乱与错失。而这一切混乱，都要归源于古典自由主义鼻祖约翰·洛克将自由定义为一种不容侵犯的“自然权利”。
德鲁克对此进行了重大修改，将自由定义为一种选择权，并将选择与责任挂钩：“自由的本义是一种负责任的选择……真正的自由乃是选择的自由，并承担责任。”自由如果无须承担责任，结果就只能是如托马斯·霍布斯所说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即陷入无政府状态和对抗一切、反对一切的混战。
德鲁克认为自由的唯一来源在于人类的不完美，不存在绝对真理或绝对理性，更不存在某人或某些人拥有绝对知识、绝对把握、绝对真诚或绝对权利。正因为每个人都不完美，因此每个人都应当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自由是从人类固有的弱点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力量，并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自由不是目标而是一种组织形式，是对人类自身弱点的代偿手段。
在此基础上，德鲁克认为自由只有在功能性社会中才能存在，无政府社会并不存在自由。自由政府同样需要选择与之挂钩的责任。
德鲁克分析了英美两国自由政府形成的历史，总结出自由社会和政府的三条原则：第一，“现实主义”，不把过去理想化，对自己现阶段所处的环境不抱幻想，采取现实的态度对待现实。这一条相当于“实事求是”。
第二，“分离原则”，把财产看作权力的合法基础，信奉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的分离。这一条从“政教分离”演化而来。
第三，“因循习惯”，以既定的社会现实作为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基础，以已被验证有效的旧工具为依托，选择简单、廉价、普通的制度。这一条体现出每个社会都是独一无二的，是历史演进的结果，与“普世价值”正好相反。
对照疫情蔓延的当下世界，德鲁克对自由的论述尤为振聋发聩。今天的欧美人民把自由理解为自行其是，政府官员则将其理解为一种不负责任的甩锅手段，却对中国的抗疫措施指手画脚，认为其缺乏自由。如果欧美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理解“自由是与责任相挂钩的选择权”“自由并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那么他们的抗疫工作不会搞得像今天这样一团糟。
书中的其余篇幅，都在详细阐述如何建立这样的功能性社会。“经济人”概念在政治经济实践都已经失败的情况下，德鲁克认为，只有把工厂社区作为治理单位，才能建立工业化的功能性社会。
“我们时代的社会危机的重要真相在于，工业工厂已成为基本的社会单位，但却仍然未成为社会公共机构……要使建立一个既是自由的，又是功能性的社会成为可能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把工厂建成自我管理的社区。”这样，工厂社区提供个人以身份，社会提供人们以功能，工厂内部的权力是建立在其成员负责任的选择基础上，工业社会才有可能是一个自由社会。
如何实现功能性社会的社会治理呢？德鲁克总结出两点：
1. 不能复古，反对纳粹极权主义并不是要让古典自由主义卷土重来，必须接受工业社会这个现实；
2. 放弃对蓝图和万灵药的幻想，乐于去做卑微和琐细之事，针对当前的问题，找到逐步完善但行之有效的解决之道。
6.4 梦想的幻灭
德鲁克余生的所有工作和著述，可以说都在身体力行地去寻找建立社会新秩序的解决之道。他之所以投身于管理领域，根本的出发点是为了让自己的社会理论和社会理想找到落地的实现图景。
因为《工业人的未来》这本书谈到了工厂社区的重要性和可能性，1943年底，通用汽车CEO斯隆邀请德鲁克到通用汽车进行调研，德鲁克欣然接受了邀请，单枪匹马开始了对通用汽车公司内部管理结构的研究。
四年后，德鲁克将研究心得写成他的第一本管理学著作《公司的概念》。这本书“讲述拥有不同技能和知识的人在一个大型组织里怎样分工合作”，盛赞了通用汽车的事业部分权制，但同时指出，通用将员工看作追求利益过程中应该削减的成本，这是有问题的。员工是人，是应该活用的经营资源。
德鲁克认为，只重视命令和管理会陷入官僚主义的误区，导致无法应对今后出现的剧烈变化，必须建立对员工委任放权让他们自我管理的机制。这也是以企业为中心的产业社会成为“功能性社会”的关键。
德鲁克关于放权的真诚建议，却触怒了因为辉煌业绩日趋傲慢的通用汽车管理层，将这本书列为通用内部的禁书。这本书却让其他公司如获至宝，特别是陷入危机的福特公司，这本书成为其重建公司的指路明灯。
1954年，德鲁克出版了《管理的实践》，奠定了其管理大师的地位。其中提出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概念——目标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s，简称为MBO），它是德鲁克所提出的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概念，并已成为当代管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MBO是对巴纳德的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其最大优点是它使得一位经理人能控制自己的成就。自我控制意味着更强的激励：一种要做得最好而不是敷衍了事的愿望。它意味着更高的成就目标和更广阔的眼界。
1985年，德鲁克出版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被誉为是继《管理的实践》之后，德鲁克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这本书是对熊彼特创新理论在企业管理实践方面的系统性总结，强调当前的经济已由“管理的经济”转变为“创新的经济”。
1999年，德鲁克出版了《21世纪的管理挑战》，将“新经济”定义为知识经济，未来的企业需要提高知识工作的生产力，并建立生物型组织来与之相适应。任正非所强调的“知本主义”，企业将不再是资本雇用智力，而是智力雇用资本，可能就是来源于此。
德鲁克在《工业人的未来》中指明，并且在此后一系列著作中不断明晰的道路，就是欧美国家在战后实际所走的道路。
古典资本主义已经毁于大萧条和“二战”，凯恩斯与德鲁克互为表里，对资本主义进行了一系列重大修改，使得修正后的资本主义一直发展到今天。相对于治标不治本的凯恩斯，德鲁克的贡献更加重要，起到了固本培元、易筋洗髓的作用。
德鲁克一生虽然著述无数，但是他目睹了一个个曾经具有辉煌历史的伟大企业的轰然倒下。他所说的“自由是与责任相联系的选择权”，表面看上去无懈可击，却忽略了选择与责任之间是有时滞的。相对于公司和国家的寿命来说，公司领导人和政府官员的任期很短，因此他们尽可以追求短期效益，甚至“杀鸡取卵”，而对长期负面后果视而不见。只要任期内获得丰厚回报，哪管卸任之后洪水滔天！
如果企业管理者也像桥梁工程师那样，为工程质量终身负责，那么也就不会出现许多企业被职业经理人玩死的悲剧了。
德鲁克不断反思这一现象，越来越意识到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仍然难以摆脱“理性经济人”的诅咒。他所设想的“建立在自由基础上的功能性社会”仍然难以建立。因此，他在晚年时期，将研究重心转向非营利性组织。德鲁克认为，以使命驱动、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的非营利组织，而非以赚取利润为目标的企业，才是他推崇的理想的载体。
然而，这个世界又有几个人会为伟大的理想奋斗终身呢？把希望寄托在人的崇高情操之上，正好落入了德鲁克自己早年所批判的误区。这说明德鲁克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走入了死胡同。
从这个角度来说，德鲁克相当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孔子”，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希望凭一己之力，著书立说，传播思想，重建社会秩序。最后他也落入了类似孔子的困境。
尽管如此，如果直到今天，美国仍然走在德鲁克的道路上，可能距离衰落仍然有相当的距离。
加速这一转变的原因在于，与德鲁克成名的几乎同一时期，一位流亡美国的俄裔女犹太作家也名声大噪。她的作品对美国人的思想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前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年轻时就是她的忠实粉丝。
这位女作家就是《源泉》《阿特拉斯耸耸肩》等畅销商业小说的作者安·兰德。
安·兰德虽然一生中从来没有接触过企业管理，但是她的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是企业家。安·兰德完全凭借自己的想象，描绘了一个由自私而精明的商人、科学家、艺术家等社会精英组成的世外桃源，有着田园诗般的诗意，现实社会中的欲望都能得到满足。在这里，维系一切的不是道德而是金钱，金钱被视作崇拜的偶像，是自由交换和公平正义的象征，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创造者和思考者。
安·兰德的作品极力宣扬个人主义、理性的利己主义（“理性的私利”），以及彻底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相当于把德鲁克在《经济人的末日》中大肆批判并宣判死刑的古典自由主义又给捡回来，装扮一新后推销给美国的年轻一代。
讽刺的是，这种基于个人好恶而不是理性分析的价值观包装的快餐小说，远比注重调查研究的德鲁克的管理理论著作更受欢迎。安·兰德的小说印数超过两千两百万册，是德鲁克全部著作总和的好几倍。
当经历了“二战”痛苦的老一辈人故去后，特朗普（生于1946年）这样的年轻精英成长起来。上顶级商学院（特朗普毕业于沃顿商学院），把安·兰德的宣传洗脑奉为圭臬，非理性地崇拜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将其小说中的主人公奉为人生榜样，并引以为豪。
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期间，曾不止一次在演讲中公开声明：“我是安·兰德的忠实读者！”他还提到安·兰德的代表作《源泉》，称“这是一本有关商业、美、人生、（内心）情感的书，里面几乎谈到了一切”，并以小说中的主人公霍华德·洛克自诩。
如果德鲁克泉下有知，看到美国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距离他的理想已经是南辕北辙，不知会有什么感想。
15年前的2005年11月11日，德鲁克带着理想未竟的遗憾，永远离开了这个他无限热爱的世界。他留下了一句“管理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反抗熵增”，作为他一生研究实践的总结。
中美两家伟大的企业——亚马逊和华为，不约而同地将这句话作为企业战略管理的核心，也为后来的我们指引了继续前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