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茫时刻，华为的坚守
一、联想的开局
就在华为在程控交换机取得重大突破的同时，国内其他通信厂家也开始在这一领域发力，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共有五家分别推出了数字交换机，合称为“巨大金中华”——除了华为之外，另外四家分别为：巨龙通信、大唐电信、广州金鹏、中兴通讯。
1991年，38岁的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现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院长邬江兴率先主持研发出了HJD04万门程控交换机，一举打破了外企的垄断，并打破了“中国人造不出大容量的程控交换机”的断言，标志着我国跻身于世界少数可以独立开发大容量交换设备的国家之列。这给了华为以及其他民族通信企业极大的鼓励和信心。巨龙通信因此而崛起。
大唐电信于1993年成立，背靠原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其主要研发团队均来自后者。1986年原邮电部一所就研制出了DS-2000程控数字交换机，1991年十所又研发出了DS-30万门市话程控交换机，并于次年投入商用。
作为华为长期的老对手，中兴的动作比华为还快一些。1992年1月中兴通讯ZX500A农话端局交换机的实验局顺利开通，1993年，中兴2000门局用程控交换机的装机量已占全国农话年新增容量的18%。金鹏知名度相对较小，它起家于原电子工业部第五十四所与华为的“娘家”——华中理工联合开发的EIM-601数字交换机。
“巨大金中华”的发展，使得中国电信市场被“七国八制”分割，由进口高价设备垄断的混乱局面，出现了破局的契机。一方面，由于本土厂商介入竞标，长期居高不下的电信设备价格开始快速下滑，为运营商争取到了相对合理的价位；另一方面，由于成本的下降，中国运营商开始步入大规模建网周期，电信基础设施水平快速提升。
联想直接切入程控交换机市场。1992年2月，在联想的年度工作会议上，时任联想总工程师的倪光南在会上提出创立局用程控交换机项目、进军电信市场的提议，得到了联想管理层的支持，与华为几乎同时，联想开始了程控交换机的研发。联想的程控交换机充分依托在PC机上的技术积累，大量使用成熟技术和模块，规避了很多弯路，有效地缩短了开发周期。1993年底，联想的第一台交换机LEX5000在河北廊坊顺利开局。
二、影响深远的“Wintel同盟”
1990年后中国开始大幅度地降低了关税，外国的大牌企业像康柏、IBM、AST等大举冲进中国。中国国内的电脑厂商压力巨大。
如果放眼全球，当时各国的日子都不好过，其中美国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数以百计的电脑厂商不是倒闭就是亏损。就连人们一直仰望的业界泰斗IBM也不能幸免，通过裁减4万人才勉强维持住不到1%的利润率，而康柏的总裁也因为股价大跌70%被迫辞职。
这场危机让电脑行业哀鸿遍野，曾经名噪一时的王安电脑轰然倒塌，但在某些人眼中却是巨大的机会。
比尔·盖茨的商业洞察力比绝大多数同时代的人要深远得多。早在PC行业刚刚兴起之时，他就意识到只要垄断了操作系统，就相当于垄断了整个PC行业，从而将彻底改写行业规则。
比尔·盖茨与提供芯片的英特尔公司结成了所谓的“Wintel同盟”，“Wintel同盟”正是借着这次危机“趁火打劫”，与众多电脑厂商签订了“城下之盟”，也就是捆绑微软的操作系统和Intel芯片销售个人电脑，从而奠定了日后雄霸天下的微软帝国的基础。
微软的崛起，实际上已经预示了个人电脑硬件制造将无法绕开微软和英特尔，而且因为市场的主动权以及大部分利润将被操作系统提供商和更底层的芯片制造商所攫取，夹在中间的硬件制造商只不过挣一份辛苦钱而已。但当时能看到这一点的人寥寥无几，甚至IBM高层和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也不例外。
Wintel同盟只是美国IT以及通信技术优势的一个典型代表而已。在当时中国相关行业的从业者看来，挑战美国的技术优势无异于以卵击石。
柳传志左思右想，确定了联想的战略是通过工艺流程的优化改进，降低成本，从价格上击败进口产品。1994年3月，联想微机事业部成立，年轻的杨元庆出任总经理。
后来倪光南被免去总工程师的职务，柳传志全面掌管联想。
1995年，柳传志正式提出了“贸工技”的说法。1998年，柳传志在《计算机世界》上发表名为《贸工技三级跳》的文章，将“贸工技”提至联想的战略高度。文章中有这样几段话：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绝不应是一句空话。它应该体现在科技成果转化为批量的产品，能在市场销售，并获得经济效益。而其中一部分收益又投入到科研开发之中，形成一个良性发展循环。
……
面对外国企业的竞争，联想PC要做得和他们一样好，甚至比他们更好，但成本要远比他们低；而面对国内品牌的PC，联想则要利用自己在管理上先行一步的优势，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增加规模。
从联想电脑公司的例子可以看出，在PC机形成规模产业的过程中，以销售开拓市场，以科技促进生产，提高效率，形成更大的产业规模，可走上一条成功之路。
1996年，联想超越国外品牌，首次位居国内市场占有率首位，1999年联想成为亚太市场顶级电脑商，在全国电子百强中名列第一。2000年，联想集团有限公司进入香港恒生指数成份股，成为香港旗舰型的高科技股。联想跻身全球十强最佳管理电脑厂商。2003年，联想收购IBM个人PC业务，这是中国企业首次收购国外巨头的业务。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联想的选择代表了大多数中国同行的理性选择。在美国的压倒性技术优势面前，避其锋芒，选择对方不愿意做的脏活累活，至少保留了将来发展的一线希望。
三、倪光南的造芯之梦
后来，倪光南离开了联想，在倪光南的心中，他有着为中国造芯的梦。
1999年，毕业于哈工大，曾在日立公司担任芯片设计总监的加拿大籍华人李德磊创办了方舟科技，李德磊带着一支做CPU的完整技术队伍找到了倪光南，希望可以与他合作，双方一拍即合。
倪光南用自己能调动的所有资源来帮方舟科技，他找钱、找他能找到的一切。倪光南完全抛掉了个人的利益，在方舟科技没有要任何的股份，就为了能实现自己的一个梦，一个让中国电子工业强大起来的梦。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1年，“方舟一号”横空出世，从此改变了中国无“芯”的历史。
“方舟一号”不是英特尔X86那样的通用高性能芯片，而是一款嵌入式芯片。倪光南认为，跟在英特尔屁股后面做通用芯片肯定竞争不过。X86体系的技术难度还是其次，最关键的因素是在这条道路上早已被专利层层布局，追赶者每走一步，都会遇到英特尔布下的专利“地雷阵”，英特尔的知识产权部门早已严阵以待，准备用专利官司拖垮后来者。华为在后来的研发道路上，就遭遇了国外巨头猛烈的专利阻击战，差点儿被活活拖死。
但是，如果另辟蹊径，做成瘦客户机的“云+端”解决方案，则有可能绕开这些专利陷阱，从而取代Wintel架构。倪光南认为这或许就是一个推动中国产业起跑的契机。
这种“云+端”的方案，正是如今如火如荼的云计算的原型。
然而，看似梦幻的开局，却没有迎来美好的结局。当他们拿着自己做出来的芯片，跑遍中国去找合作商时才发现，此时，在中国竟然没有一家公司有能力基于一块CPU开发产品原型。
他们本以为这是献给国家最好的礼物，不承想却没有一家能接受这份“馈赠”的企业。迫不得已，他们又组建了自己的硬件团队，自己做产品原型，原型做完却又发现没有配套的软件可用……
Wintel同盟已经建立了十几年，整个IT业的生态系统都是围绕着英特尔芯片和微软的操作系统而建立，中国当时的电子百强企业大都是围绕这一生态做外围开发而已。
要想绕开他们，那就不是几亿十几亿元的事了，而是要拿出花掉几千亿元的魄力，不仅要做出芯片，还要做出整个软硬件配套的生态系统。就像后来的华为2012实验室持续不断地投资，打造自己的芯片和操作系统。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重重阻力下方舟项目彻底流产。
方舟项目的失败，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在于它缺乏相关配套和产业链。
方舟的研发团队也不是没有留下种子。1997年中科院计算机所博士毕业的刘强在方舟做主管研发的副总裁，2005年他离开方舟成立了君正。走自主研发路线的君正公司于2010年IPO上市，生产的芯片用于360摄像机、小米手表等多款产品上。
四、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企业的发展短期看资源和机会，中期看管理，长期看使命。拥有伟大使命，起点再低，终究能成为伟大的企业。使命有缺陷，开局再好，终究会高开低走，泯然众人。
放弃了自主研发，企业规模再大，也是给别人打工，要想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终究要走上自主研发的道路。
自主研发是一条先难后易的路，虽然前面困难重重，但是路会越走越宽。
很少有人愿意像华为那样走孤独攀登之路。多数企业没有像华为一样勇于攀登技术的高峰，归根结底是对中国、对中国人的能力不具有自信。面对国外巨头的百年积累，中国人是否能迎头赶上，掌握自主核心技术，发展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
结合当时的情况，大多数中国知识精英对于中国在技术层面是否能超过美国都持否定态度。
比较1994年的中国和美国，确实，中国的技术积累薄弱，人才储备距离美国有重大的差距。但是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基础教育体系，随着大学扩招，即将迎来全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人才。二十年后，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将超过美国。华为正是借着这一轮人才红利而崛起。
绝大多数企业都只看到了短期利益，按照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的话说，大部分企业都只能看到未来一年、三年的动向，能看到七年的寥寥无几。所谓长线思维说起来简单，但要真正做到实在是太难了。还有谁能像任正非那样，不投机，不急躁，不冒进，不懈怠，耐心地几十年持续投入，数十年如一日地持续向目标前进？
况且，华为当年因为研发差点儿倒闭，也是依靠莫大的勇气和运气才获得转机。
长期担任阿里巴巴集团战略顾问的曾鸣教授，关于企业的战略格局提出“点线面体”的理论。简单地说，一个企业是一个点，产业链上下游形成线，许多线相互协同形成面，许多面综合起来就是体。
这是典型的系统论思维，大系统是由更低层级的众多小系统组成的，而小系统依附于大系统而存在。一般的企业关心的是如何找到一个蓬勃向上的生态系统在其中生存，在即将倾覆的泰坦尼克号上，个人做得再出色也没有意义。对于领军型企业来说，光是顾着自己过得好远远不够，而是要肩负更大的使命，带动更多的线和面，促成整体昂扬向上。
历史上的那些超级公司，比如美国的通用电器、波音，无不是引领国家工业的发展，并且因为国家整体繁荣而变得更加强大。
中国的崛起也需要出现自己的通用电气，种种机缘之下，最终让华为这个纯“草根”挑起了大梁。在当年严重缺乏自信的环境中，华为就能够坚决地投入技术研发，走出了一条昂扬的发展之路，如今的华为不仅要做未来智能世界的基石，甚至已经超越了狭隘的民族视角，站在整个人类文明的角度，思考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是怎样的气魄和胸怀？
这让我想起了电影《流浪地球》中吴京饰演的宇航员刘培强与人工智能Moss的斗争。在重大命运关口，人类需要非理性的勇气，从不可能中寻找可能，人类才有明天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