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交通之渐盛与西学之输入
近代中西相互的关系，和中古时代不同。中古时代，往来的不过商人；国家除偶通使命外，无甚深切的关系。近代则不然，西洋各国，都要尽力向海外发展了。基督教传布于中国，唐、元时代，即已有之，但对中国社会，没有发生什么深切的影响。近代西人的发明，足以补我们之所不及的，是科学，所以科学的输入，实在是一件大事。科学，最初是由教士之手输入的。科学首先被中国人采用的，为天文、历法、地理、数学、炮术、医学等，可见当时对于科学，还只知道应用一方面，而没有知道他的真价值啊！
新航路的发现
从蒙古西征以后，土耳其人被迫立国于小亚细亚，后来渐次强盛，侵入欧洲，至十五世纪，而地中海东岸和黑海沿岸之地，尽为所据，对于欧人东行的，异常苛税为难。欧人乃想另找一条路，以达东方，其结果，就有两条新航路发现。新航路发现以后，葡萄牙人首先东来，一五一六年到广东，至一五五三年，遂租得澳门为根据地。西班牙、荷兰、英吉利等，相继东来。向中国通商，都受葡人阻碍。西班牙人乃占据菲律宾，开辟马尼剌；荷人则占据苏门答腊、爪哇、满剌加、中国台湾；南洋非复郑和航行时的南洋了。英国和法国，在印度竞争，而英人较为得势。
新航路发现前的中西交通
从亚洲的东方到欧洲，陆路本有四条：（一）自西伯利亚逾乌拉岭入欧俄。（二）自蒙古经天山北路，出两海之间（谓咸海、里海）。（三）自天山南路逾葱岭。（四）自前后印度西北行，两道并会于西亚。第一路荒凉太甚。第二路则沙漠地带，自古为游牧民族荐居之地，只有匈奴、蒙古自此以侵略欧洲，而两洲的声明文物，由此接触的颇少。葱岭以西，印度固斯以南，自古多城郭繁华之国。然第三路有沙漠山岭的阻隔，第四路太觉回远，而沿途亦多未开化之国，所以欧、亚两洲，虽然陆地相接，而其交往的密切，转有待于海路的开通。自欧洲至东洋的海路：一自叙利亚出阿付腊底斯河流域；二泛黑海，自阿美尼亚上陆，出底格利斯河流域。两路均入波斯湾。三自亚历山大黎亚溯尼罗河，绝沙漠而出红海。这都是自古商旅所经。自土耳其兴，而一二两道，都入其手，第三道须经沙漠，不便，乃不得不别觅新航路。（《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下册，第7—8页）
中西相互的关系
近代中西相互的关系，和中古时代不同。中古时代，往来的不过商人；国家除偶通使命外，无甚深切的关系。近代则不然，西洋各国，都要尽力向海外发展了。中国对于远方人，素取怀柔主义。通商为两利之事，向为历代所欢迎。唯（一）西人航海的，都是冒险的青年，未免有不规则的举动。（二）又中国历代，对于海寇，都是疑忌的。明朝人经过倭寇之患，疑忌更甚。西人船坚炮利（《明史·外国传》说：“荷兰所恃，唯巨舟大炮，舟长三十丈，广六丈，炮有铜有铁，巨铁炮长二丈，发之可洞裂石城，震数十里，世所称‘红夷炮’即其制也。”案中国初得到的炮，叫“佛郎机”，后来所得的叫“红夷”。清朝的时候讳“夷”字，改称为“红衣”，并封他为“红衣大将军”；“佛郎机”是中国人称葡萄牙、西班牙人之辞。称荷兰为“红夷”，亦曰“红毛番”），也足以引起华人戒惧之心。（三）加以宗教的传播有些格不相入，中西相互之间，就未免形成隔阂了。
中西隔阂之缘由
中国和西洋的交通，由来甚早，历代西方的估客，梯山航海而来的不少。近世欧人东来，自然犹以敌意遇之。然（一）历代东西交通，所贩卖的，大概是珍奇之品，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见之自然适得其反。而且交广之地，天高皇帝远，肆意诛求，究难发觉。所以通商地方，或专司通商事务的官吏，特别容易贪污。（二）商人唯利是图，自更无所不至。主人畏客，乃五口通商以后的特别的情形。客子畏人，则千古一辙。在外商无力争持，中国官吏不能秉公判断的情形下，中国商人，自然要极其力之所能至，以榨取外商。（三）班超对任尚说：能来西域的吏士，必非孝子顺孙。何况远越重洋的冒险家？此辈从其一方面说，自然是个英雄，从其又一方面说，究竟是怎样一种人，却很难下个断语。怀抱大志的首领如此，何况其余附随的人呢？当时各商船的水手等，甚有类于海盗的行为。因此，很足以引起大多数对通商没有利害关系的人民的反感。（四）中国历代不甚奖励人民向海上发展。因为海上的情形，不甚熟悉，对于海盗不易犁庭扫穴，遂觉其较诸陆上的盗贼，可怕得多。明朝承倭寇之后，此等恐怖心尤甚。又加当时的欧洲人，船炮的坚利，已非中国所及。所以对于他尤为畏恶，积此四端，遂酿成近世中西交通之始，一种隔阂的情形。（《中国近世史前编》，见《中国近代史八种》，第163—164页）
教士的东来
基督教传布于中国，唐、元时代，即已有之，但对中国社会，没有发生什么深切的影响。近代西洋宗教改革，旧教在欧陆，渐次失势，想传播于海外。西人东来的时候，就有教士跟着同来。教士中首先到中国的利玛窦（Matteo Ricci），事在一五八二年。他先到广东肇庆，学习华文、华语，改着华装。然后到韶州，设立天主堂，继到南京，后往北京广结当时的士大夫，并向神宗献方物，神宗许其在北京建立天主堂，时在一六〇五年。士大夫很多和他往来，然亦有攻击他的，至一六一六年，遂遭禁止，教士都逐回澳门。直到满明启衅，明朝需用大炮，召他们监制，教禁才无形解除。
科学的输入
近代西人的发明，足以补我们之所不及的，是科学，所以科学的输入，实在是一件大事。科学，最初是由教士之手输入的。中国人也很欢迎他，初期精通西学的人，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他们的相信西教，自然还是因科学引起的。科学首先被中国人采用的，为天文、历法、地理、数学、炮术、医学等，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东来后，徐光启便荐他参与修历的事。到明朝末年才修成。未及颁行，而清朝人入关。汤若望上书自陈。清朝就用其所定的历法，谓之时宪历。汤若望亦被任为钦天监监正。清世祖死后，习旧历法的杨光先，上书攻击。汤若望等一时得罪。但到后来，毕竟因旧历法的不准，仍黜杨光先而用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清圣祖是最留心于格物之学的，他所任用的西教士亦很多。但是，这时候中国人对于科学，究竟还未能认识其真价值。所以杨光先攻击西教士，就说“其制器精者，其兵械亦精”，疑心他的将来要成大患，就是清圣祖，也说：“千百年后，中国必受西洋各国之害。”（杨光先的话，见其所著的《不得已书》。清圣祖的话，见其《御制文集》，后来同治年间，反对新法的大学士倭仁奏议中曾引之。当时各种科学书，差不多都有译著，但不受人注意）可见当时对于科学，还只知道应用一方面，而没有知道他的真价值啊！
科学输入的阻碍
中国和外国的交通，也有好几千年了。虽然彼此接触，总不能无相互的影响，然而从没有能使我国内部的组织，都因之而起变化的。其有之，则自近世的中欧交通始。这其间固然有种种的关系，然而其最主要的，还是东西文化的差异。东西文化最大的差异，为西洋近世所发明，而为中国所缺乏的，便是所谓科学。所以科学的传入，是近世史上最大的事件。科学与宗教，虽若相反，其最初传入，却是经教士之手的。杨光先曾说：“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他又说：“他们不婚不宦，则志不在小。其制器精者，其兵械亦精。”“以数万里不朝不贡之人，来不稽其所从来，去不究其所从去；行不监押，止不关防；十三省山川形势，兵马钱粮，靡不收归图籍，百余年后，将有知余言之不得已者。”杨光先的见解，在今日看起来，似乎是偏狭，是顽固。但是中国历代，本有借邪教以创乱的人；而基督教士学艺之精，和其无所为而为之的精神，又是中国向来没有看见过的。这种迷信的精神，迷信不深的中国人，实在难于了解。杨光先当日，有此疑忌，却也无怪其然。不但杨光先，怕也是当日大多数人所同有的心理。即如清圣祖，他对于西洋传入的科学，可以说是颇有兴味的。对于基督教士，任用亦不为不至。然而在他的《御制文集》里，亦说“西洋各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这正和杨光先是一样的见解。人类的互相了解，本来是不大容易的。在学艺上，只要肯虚心研究，是非长短，是很容易见得的。但是国际上和民族间的猜忌之心，一时间总难于泯灭，就做了学艺上互相灌输的障碍。近世史的初期，科学输入的困难，这实在是一个大原因。（《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下册，第11、13、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