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学之演变
及明亡而清兴，经术遂昌明一时，尤重程、朱之学。是以国初则有奉程、朱之学的顾炎武，祖述陆、王之黄宗羲，折衷朱、王之孙奇峰等，其后占显要于朝廷之学者如汤文正斌、魏果敏象枢、李文贞光地、熊文端赐履、张清格伯行、朱文端轼、杨文定名时、蔡文勤世远、雷副宪铉、陈文恭宏谋等，大抵皆遵奉程、朱之学者，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敕李光地编纂《周易折衷》，自是以后，雍正中敕纂《诗》《书》《春秋》之《传说汇纂》，降而至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作《三礼义疏》，经书注释，就逐渐完成。大概这些书都本自朱子传注而又折衷诸家者，是以程、朱之学，当为清朝公许之学。
有明一代王学流行势压朱学，然既入清代，风气一变，而朱子之学乃为当时的指导精神。
然而清朝学术之特色乃不在程、朱学派之活动而在始自明遗臣黄宗羲、顾炎武等的考证学之兴隆。
黄宗羲（公元1609—1695年），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其学乃继自明末刘宗周（公元1578—1645年，字起东，号念台，又号蕺山），初学程、朱之学，后信王阳明，然恶龙溪末学空论本体而流于禅，是以力言慎独之功夫，思由是以振兴王学。黄宗羲夙受其训乃以慎独为旨，重致用抱经世大策，志图恢复明朝，然其志不成，仅在学问上留下不朽的功绩。他讨厌明人那种尝语录之糟粕而为游说的方法，于是先穷《六经》，次读历史，欲得实际上可以活用的学问。本此怀抱他就整理明代学者的著述，撰《明儒学案》六十二卷，指摘龙溪后学之流弊，阐明阳明之精髓，怀着同样的希望，他又作《宋元学案》，然书未完成，人已死去，其子黄石家乃续成之，更经全谢山之整理，乃成今日所存之《宋元学案》一百卷。《明儒学案》与《宋元学案》，可谓中国之学术史或思想史之第一部著作，其裨益后学，良非浅鲜。万斯同就是出自他的门下，长于历史学，独著《明史稿》五百卷。斯同乡人全祖望谢山亦私淑黄宗羲，完成《宋元学案》，又著《经史问答》。总之，黄宗羲也是阳明学者，本阳明六经皆史的见地，而一切皆以历史眼光观察，由是他可以说是促进清代史学发展的第一人。他又有《易学象数论》之著而批判易图，其弟之子黄宗炎亦著《图书辩惑》，此二书可谓为后来胡渭的《易图明辨》之滥觞。
顾炎武（公元1613—1682年），字宁人，号亭林，昆山人，明代学风驰于空疏，无视六经，多谈空义，亭林疾之，乃精读古典，跋涉天下，实地征之，考古按今，以求永世断案，遗作有《日知录》三十卷及其他各书，他本是尊重程、朱之学的，是以排斥王阳明，又轻视宋、明语录，而重六经，以为经学即理学，经学之外别立理学乃是错见云。（《亭林文集》下《学指南序》及全谢山《亭林先生神道表》引顾氏之言）以为要研究经学一定要博集证据，始能得精当之判断，是以慕其学风者皆以考证攻究经书，其后学考证家踵出，为清学别开生面。
顾炎武后辈就是阎若璩，阎（公元1636—1704年），字百诗，太原人，据传顾炎武游太原时曾会见过他，又在炎武所作的《广韵》初版的校刊者人名中有“受业阎若璩”（《汉学师承记》卷一）之名，则他恐怕是曾经就学于顾氏之门吧。他是个非常勤学的人，毕生尽心研究《尚书》，二十四岁时读《尚书》，疑心其中的二十五篇乃后人伪作，于是为了证明这点怀疑，乃罗列百二十八条理由，而著《古文尚书疏证》八卷。而与他同时的程定祚著《晚书订伪》，少后则惠栋（公元1697—1785年）著《古文尚书考》，赞同阎氏之意，自是以来，所谓《书经》之一半乃东晋人所伪作的见解，已成学界定评。虽黄宗羲门下毛奇龄曾作《尚书冤词》反对阎氏意见，然亦不能动摇已成定评之舆论。更后则惠栋门下，出江声与王鸣盛二人，前者著《尚书音疏》，后者作《尚书后案》，引用了很多后汉学者马融与郑玄的注释，由是以阐明千余年来，付之等闲的汉代之经说。所以后人称他们所研究的经学为汉学原来是针对宋之经学而言的。在被断定为东晋人伪作的二十五篇中，如宋、明儒者借之为论心性的典据的《大禹谟》篇也在其中。抹杀了它，就可以差不多动摇了程、朱学说的基础，同时由江、王诸家所搜集的汉人之经注与程、朱之解释亦有很大的出入，这也是足以减轻人们对程、朱的信仰的。
胡渭（公元1633—1714年），是与阎若璩同时的学者字朏明，德清人，长地理学，曾参编纂《大清一经志》，著《易图明辨》十卷，辨明河图、洛书与《易》并无关系，这种意见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及黄宗炎之《图书辨惑》都已说过，故不能称为他的创见，不过也可以说到了他才把这问题更详细地研究了吧。这样地从《易》里面排除了河图、洛书，就等于从根本上打碎了朱子《周易本义》及《易学启蒙》的见解，同时也就是摇动了朱学的基础了。
下而至康熙、乾隆之间，安徽婺源，有江永（公元1681—1762年）出。婺源乃朱子故乡，江氏尊崇其乡先贤之学而修朱子学，修正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作《礼书纲目》八十八卷，又为《近思录》作集注，而于数学、音韵学造诣尤深。戴震就是他的学生。段玉裁、王念孙皆出自震之门下，自是以《说文》《尔雅》为基础的训诂音韵之学也就大兴，这些学问的发达，常常证明宋、明学者之经义并不成立，而亦动摇程、朱学说之基础。其中戴震更从孟子搜集所谓道、理、性、情、才、心之用例，归纳地加以考证，比对孟子与宋、明经学之说明，乃知宋、明学者之集注与原义乃大有出入，这个所给予程、朱学说的打击，更为重大。
这样的各方面的研究，都使宋学陷于不利，其结果使程、朱学者与清代学者间，生感情的悬隔，于是考证学者就高揭汉学之旗，而对峙于宋学，受学于惠栋的江潘所著之《汉学师承记》里面就常常有这种意思。
这样一来，汉学与宋学的冲突遂到了最激烈的程度，宋学派中亦有强者出而奋然报以一失。桐城派方东树所著之《汉学商兑》，正可谓为应战之始，所谓桐城派者，就是指本以安徽桐城为根据地之宋学派，其源出自方苞（号望溪）（公元1668—1749年），方望溪长经学、文学，且为被命为编纂《三礼义疏》之学者，其弟子有刘大※者善古文，大※门人为姚鼐，继先人之遗绪，大兴所谓桐城派之古文学派。姚鼐（公元1731—1815年），字姬传，号惜抱轩，文学家而兼通经学，也是兼义理、考据、诗词于一身的人，常谓，不兼是三者则不得为当世之儒者云。姚氏对当时汉学，颇致不满，云：“今之士大夫之所谓汉学者，只是考证一事，考证固不可废，然亦安得与宋大儒之所得者并论哉，世之君子以该博取名者，遂不经闽、洛，是当今之大患，是亦衣冠中之邪教。”其门人方东树比他更进一步，简直对汉学取着攻势，他摘录汉学非难宋学者之言，一一加以驳论，且骂曰：“历观近世汉学者之言，其宗旨不出训诂小学名物制度，而圣人之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皆被抹杀，名曰治经实为乱经，名曰卫道实为叛道。”这可以说是宋学对汉学的正面冲突了，然平心而论，则方东树之骂言，亦未免失之过激，所以其后桐城派骁将曾国藩（公元1811—1872年）于《圣哲画像记》主张调停之说：“自朱子表彰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承孔、孟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乾隆中，闳儒辈起，训话博辨，度越昔贤，别立微志，号曰汉学，摈有宋五子之术，以谓不得独尊。而笃信五子者，亦摒弃汉学，以为破碎害道，龂龂焉而未有已，吾观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释诸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何可摒弃群言以自缢乎？”然曾氏如是理想，亦未成就。直至清末陈澧（公元1810—1882年）始稍能实行其理想。他作《汉儒通义》及《东塾读书记》，取汉学长处亦取朱学之优点。他以为汉儒也有理，与宋学初无二致，而汉学之考证实亦发源于朱子云。与他同时的还有九江朱次琦（公元1808—1882年）仿江藩之《汉学师承记》作《国朝儒宗》，视汉、宋学为一体而作学案，是亦可谓曾氏理想具体化之一端。其门人简朝亮之《论语集注述疏》，则一方本于朱注更以近世研究而订正其说，一方还加以注疏。这也可说是部分地实现了曾氏的理想了吧。由是可见，嘉庆、道光以后，以汉学订正朱学的倾向已多少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