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第一节 李鸿章引狼入室
甲午战争未起以前及既起以后，李鸿章用各种外交方法，想得西洋各国的援助，但都失败了。国际的关系不比私人间的关系，是不讲理、不论情的。国家都是自私自利的，利害相同就结合为友，为联盟；利害冲突就成为对敌。各国的外交家都是精于打算盘的。西洋各国原想在远东大大地发展，但在甲午以前，没有积极推动，一则因为它们忙于瓜分非洲；二则因为它们互相牵制，各不相下；三则因为在远东尚有中国与日本两个独立国家，具有相当的抵抗能力。在中日战争进行的时候，李鸿章虽千方百计地请求它们的援助，它们总是抱隔岸观火的态度，严守中立。它们觉得中国愈败，愈需要它们的援助，而且愈愿意出代价。同时它们又觉得日本虽打胜仗，战争总要削减日本的力量。在西洋人的眼光里，中日战争，无论谁败，实是两败俱伤的。他们反可坐收渔人之利，所以他们不援助我们于未败之前。
等到《马关条约》一签字，俄、德、法三国就联合起来，强迫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大连在内。主动的是俄国，德、法不过附和。当时俄国财政部长维特（Witte）正赶修西伯利亚铁路，他发现东边的一段，如绕黑龙江的北岸，路线太长，工程太困难，如横过我们的东三省，路线可缩短，工程也容易得多。同时海参崴太偏北，冬季结冰，不便航行。如果俄国能得大连、旅顺，俄国在远东就能有完善的军港和商港。完成西伯利亚铁路及得一个不冻冰的海口，这是维特想要乘机而达到的目的。法国当时联俄以对德，俄要法帮忙，法不敢拒绝，何况法国也有野心家想乘机向远东发展呢？德国的算盘打得更精，它想附和俄国，一则可以使俄国知道德国是俄国的朋友，俄国不必联络法国；二则俄国如向远东发展，在欧洲不会多事，德国正好顺风推舟；三则德国也可以向我们索取援助的代价。这是三国干涉《马关条约》实在的动机。
俄、德、法三国的做法是十分冠冕堂皇的。《马关条约》发表以后，它们就向我们表示同情，说条约太无理，它们愿助中国挽回失地的一部分。在我们那时痛恨日本的情绪之下，这种友谊的表示是求之不得的。我们希望三国能把台湾及辽东都替我们收回来，同时三国给予所谓友谊的劝告，说日本之占领辽东半岛不利于远东和平。战后之日本固不敢不依从三国的劝告，于是退还辽东，但加赔款三千万两。中国觉得辽东半岛不止值三千万两，所以觉得应感激三国的援助。
《马关条约》原定赔款二万万两，现在又加三千万两，中国当然不能负担。维特一口答应帮中国从法、俄银行借一万万两，年息四厘。数目之大，利率之低，诚使我们受宠若惊。俄国真可算是我们的好朋友！
光绪二十二年，即一八九六年，俄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Ⅱ）行加冕典礼。俄政府向中国表示：当中俄两国特别要好的时候，中国应该派头等大员去做代表，才算是给朋友面子。中国乃派李鸿章为庆贺加冕大使。这位东方的俾斯麦于是到欧洲去了。维特深知中国的心理，所以他与李鸿章交涉的时候，首言日本之可恶可怕，这是李鸿章愿意听的话，也是全国人士愿意听的话。这种心理的进攻既然顺利，维特乃进一步陈言俄国对我之援助如何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说当中日战争之际，俄国本想参战，但因交通不便，俄军未到而中日战争就完了。以后中国如要俄国给予有力的援助，中国必须使俄国修条铁路横贯东三省。李鸿章并未驳辩维特的理论，但主张在中国境内之铁路段，应由中国自修。维特告以中国人力财力不足，倘自修，则十年尚不能成，将缓不济急。维特最后说，如中国坚拒俄国的好意，俄国就不再助中国了。这一句话把李鸿章吓服了。于是他与维特签订密约，俄许援助中国抵抗日本，中许俄国建筑中东铁路。
光绪二十二年（1896）的《中俄密约》是李鸿章终身的大错。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并无于短期内再进攻中国的企图。是时日本政府反转过来想联络中国。因为西洋倘在中国势力太大，是于日本不利的。维特的本意不是要援助中国，是要利用中东铁路来侵略中国的。以后瓜分之祸，及日俄战争、“二十一条”、九一八事变这些国难都是那个密约引出来的。
李鸿章离开俄国以后，路过德、法、比、英、美诸国，他在柏林的时候，德国政府试探向他要代索辽东的报酬，他没有答应。德国公使以后又在北京试探，北京也没有答应。光绪二十三年（1897）秋，山东曹州杀了两个传教士，德国乘机一面派兵占领青岛，一面想要租借胶州湾和青岛及在山东修铁路和开矿的权。中国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答应了，山东就算是德国的势力范围。
俄国看见德国占了便宜，于是调兵船占旅顺、大连。俄国说为维持华北的势力均衡，并为助我国的方便，它不能不有旅顺、大连，并且还要修南满铁路。中国也只好答应。我们费三千万赎回来的辽东半岛，这时俄国又夺去了。俄国还说，它是中国唯一的朋友！俄国的外交最阴险：它以助我之名，行侵我之实。以后它在东北既有了中东铁路、南满铁路及大连、旅顺，东三省就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
于是英国要求租借威海卫和九龙及长江流域的优越权利。法国要求租广州湾及广东、广西、云南的优越权利。日本要求福建的优越权利。意大利要求租浙江的三门湾。除意大利的要求以外，中国都答应了。这就是所谓瓜分。唯独美国没有提出要求，但它运用外交，使各国不完全割据各国所划定的范围，使各国承认各国在中国境内都有平等的通商权利。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门户开放主义。
这种瓜分运动就是甲午的败仗引起来的。在近代的世界，败仗是千万不能打的。
第二节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假使我们是甲午到戊戌那个时代的人，眼看见我国被小小的日本打败了，打败了以后又要割地赔款，我们还不激昂慷慨想要救国吗？又假使我们就是那个时代的人，新知识新技术都没有，所能作的仅八股文章，所读过的书仅中国的经史，我们的救国方案还不是离不开我们的经典，免不了作些空泛而动听的文章？假使正在这个时候，我们中间出了一个人，提出一个伟大的方案，既合乎古训，又适宜时局，其文章是我们所佩服的，其论调正合乎我们的胃口，那我们还不拥护他吗？康有为就是这时代中的这样的人。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县人，生在咸丰八年，即一八五八年，比孙中山先生大八岁。他家好几代都是读书人。他的家教和他的先生朱九江给他的教训，除预备他能应考试、取科名外，特别注重中国政治制度的沿革及一般所谓经世致用之学。他不懂任何外国文字，在戊戌以前，也没有到外国去过。但他到过香港、上海，看见西洋人地方行政的整齐，受了很大的刺激。他觉得这种优美的行政必有文化和思想的背景与渊泉。可惜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讨论西洋政治、经济的书籍。康有为所能得的仅江南制造局及教会所译的初级天文、地理、格致、兵法、医药及耶稣教经典一类的书籍。但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能举一以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于其学力中，别开一境界”。
我们已经说过，同治、光绪时代李鸿章所领导的自强运动限于物质方面，是很不彻底的。后来梁启超批评他说：
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唯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
这种批评是很对的。可是李鸿章的物质改革已遭时人的反对，倘再进一步地改革政治态度，时人一定不容许他。甲午以后，康有为觉得时机到了。李鸿章所不敢提倡的政治改革，康有为要提倡。这就是所谓变法运动。
我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只有两个人曾主张变法，一个是王莽，一个是王安石。两个都失败了。王莽尤其成为千古的罪人，所以没有人敢谈变法。士大夫阶级都以为法制是祖宗的法制、先圣先贤的法制，历代相传，绝不可变更的。康有为知道非先打破这个思想的难关，变法就无从下手。所以在甲午以前，他写了一篇《孔子改制考》。他说孔子根本是个改革家。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要改革法制。《春秋》的真义在《公羊传》里可以看出来。《公羊传》讲“通三统”，那就是说夏、商、周三代的法制并无沿袭，各代都因时制宜，造出各代的法制。《公羊传》又讲“张三世”，那就是说，以专制政体对乱世，立宪政体对升平之世，共和政体对太平之世。康有为这本书的作用无非是抓住孔子做他思想的傀儡，以便镇压反对变法的士大夫。
康有为在甲午年（1894）中了举人，乙未年（1895）成了进士。他是那个国难时期的新贵。他就趁机会组织学会，发行报纸来宣传。一时附和的人很不少，大多数并不了解他的学说，也不知道他的改革具体方案，只有极少数可以说是他的忠实同志。但是他的运动盛极一时，好像全国舆论是拥护他的。
孔子是旧中国的思想中心，抓住了孔子，思想之战就成功了。皇帝是旧中国的政治中心，所以康有为的实际政治工作是从抓住皇帝下手。他在严重的国难时期，一再上书给光绪皇帝，大讲救国之道。光绪也受了时局的刺激，很想努力救国。他先研究康有为的著作，后召见康有为。他很赏识他，因为种种的困难，只教他在总理衙门行走。戊戌春季的瓜分更刺激了变法派和光绪帝，于是他又派康有为的四位同志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在军机处办事。从戊戌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到八月初，康有为辅助光绪推行了百日的维新。
在这百天之内，康有为及其同志推行了不少的新政。其中最要紧的有二件事。第一，以后政府的考试不用八股文，都用政治、经济的策论。换句话说，以后读书人要做官不能靠虚文，必须靠实学。第二，调整行政机构。康有为裁汰了许多无用的衙门和官职，如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以及总督同城的巡抚、不治河的河督、不运粮的粮道、不管盐的盐道。同时他添了一个农工商总局，好像我们现在的经济部，想要推行经济建设。这两件大新政，在我们今日看起来，都是应该早办的，但在戊戌年间，虽然国难那样严重，反对的人却居大多数。为什么呢？一句话，打破了他们的饭碗。人人都知道废八股，提倡实学，但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全国的读书人都觉得前功尽弃。他们费了多少的心血，想从“之乎者也”里面升官发财。一旦废八股，他们绝望了。难怪他们要骂康有为洋奴、汉奸。至于被裁的官员更不要说，无不切齿痛恨。
康有为既然抓住皇帝来行新政，反对新政的人就包围西太后，求“太后保全，收回成命”。这时光绪虽做皇帝，实权仍在西太后手里。他们两人之间久不和睦。西太后此时想索性废光绪皇帝。新派的人于是求在天津练兵的袁世凯给他们武力的援助。袁世凯嫌他们孟浪，不肯合作，而且泄露他们的机密。西太后先发制人，把光绪囚禁起来，说皇帝有病，不能理事，复由太后临朝训政。康有为逃了，别人也有逃的，也有被西太后处死的。他们的新政完全打消了。
第三节 顽固势力总动员
在戊戌年的变法运动之中，外国人颇偏袒光绪帝及维新派，反对西太后及顽固党。因此一个内政的问题就发生国际关系了。后康有为、梁启超逃难海外，又得着外国人的保护。他们在逃难之中发起保皇会，鼓动外国人和华侨拥护光绪。这样，西太后和顽固党就恨起洋人来了。西太后要废光绪，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儁做皇帝。刚毅、崇绮、徐桐、启秀诸顽固分子想在新王之下操权，于是怂恿废立。但各国驻京公使表示不满意，他们的仇外的心理更进了一层。
顽固党仅靠废立问题还不能号召天下，他们领导的运动所以能扩大，这是因为他们也是爱国分子。自鸦片战争到庚子年（1900），这六十年中所受的压迫，所堆积的愤慨，他们觉得中国应该火速抗战，不然国家就要亡了。我们不要以为顽固分子不爱国，从鸦片战争起，他们是一贯地反对屈服，坚强地主张抗战。在戊戌年（1898），西太后复政以后，她硬不割让三门湾给意大利。她令浙江守土的官吏准备抗战。后意大利居然放弃了它的要求，顽固党更加觉得强硬对付洋人是对的。
外国人在中国不但通商占地，还传教。这一层尤其招顽固分子的愤恨。他们觉得孔孟的遗教是圣教，洋人的宗教是异端、邪教，中国最无知的愚民都知道孝敬父母，尊顺君师，洋人是无父无君的。几千年来，都是外夷学中国，没有中国学外夷的道理。这种看法在当时是很普遍的。譬如大学士徐桐是大理学家倭仁的门弟子，自己也是个有名的理学家，在当时的人物中，算是一个正派君子。他和他的同志是要保御中国文化而与外国人战。他们觉得铲草要除根，排斥异端非尽驱逐洋人不可。
但是中国与日本战尚且打败了，怎能一时与全世界开战呢？顽固分子以为可以靠民众。利用民众或“民心”或“民气”去对外，是林则徐、徐广缙、叶名琛一直到西太后、载漪、刚毅、徐桐传统的法宝。凡是主张剿夷的莫不觉得四万万同胞是有胜无败的。甲午以后，山东正有民间的义和团出现。顽固分子觉得这个义和团正是他们所需要的武力。
义和团（又名义和拳）最初是大刀会，其本质与中国流行民间的各种会匪并无区别。这时的大刀会专以洋人，尤其是传教士为对象，民众对洋人也有多年的积愤。外国传教士免不了偏袒教徒，而教徒有的时候免不了仗洋人的势力欺侮平民。民间许多带宗教性质的庙会敬神，信基督教的人不愿意合作，这也引起教徒与非教徒的冲突。民间尚有种种谣言，说教士来中国的目的不外挖取中国人的心眼以炼药丹，又一说教士窃取婴孩脑髓、室女红丸。民间生活是很痛苦的，于是把一切罪恶都归到洋人身上。洋人，附洋人的中国人，以及与洋人有关的事业如教堂、铁路、电线等，皆在被打倒之列。义和团的人自信有鬼神保佑，洋人的枪炮打不死他们。山东巡抚李秉衡及毓贤前后鼓励他们，因此他们就以“扶清灭洋”的口号在山东扰乱起来。
己亥年（光绪二十五年，1899）袁世凯做山东巡抚，他就不客气，把义和团当作乱民，派兵痛剿。团民在山东站不住，于己亥冬庚子春逃入河北。河北省当局反表示欢迎，所以义和团就在河北得势了。毓贤向载漪、刚毅等大替义和团宣传，说他们如何勇敢、可靠。载漪和刚毅介绍义和团给西太后，于是义和团在北京得势了。西太后和想实行废立的亲贵、顽固的士大夫及顽固爱国志士都与义和团打成一片，精诚团结去灭洋，以为灭了洋人，他们各派的公私目的都能达到。庚子年（1900）拳匪之乱是我国顽固势力的总动员。
经过四次的御前会议，西太后乃于庚子年五月二十五日向各国同时宣战。到七月二十日，董福祥的军队连同几万拳匪，拿着他们的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及其他法宝，仅杀了一个德国公使，连东交民巷的公使馆都攻不破。同时八国联军由大沽口进攻，占天津，慢慢地逼近北平。于是西太后同光绪帝逃到西安。李鸿章又出来收拾残局。
拳匪之乱的结束是《辛丑条约》，除惩办祸首及道歉外，《辛丑条约》有三个严重的条款：第一，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在未还清以前，按每年四厘加利，总计实九万万八千余万两。俄国的部分最多（那时中俄尚是联盟国），占百分之二十九；德国次之，占百分之二十；法国占百分之十六弱；英国占百分之十一强；日本与美国各占百分之七强。第二，各国得自北京到山海关沿铁路线驻兵。近来日本增兵平津，就借口《辛丑条约》。第三，划定并扩大北京的使馆区，且由各国留兵北京以保御使馆。
这种条款，够严重了。但我们所受的损失最大的还不是《辛丑条约》的各款。此外还有东三省的问题。庚子年，俄国趁拳乱派兵占领全东北三省。《辛丑条约》订了以后，俄国不肯退出，反向我国要求各种特殊权利。假使中国接受了俄国的要求，东北三省在那个时候就要名存实亡了。张之洞、袁世凯竭力反对接受俄国的条款，日本、英国、美国从旁赞助他们。李鸿章主张接受俄国的要求，但是幸而他在辛丑的冬天死了，不然东北三省就要在他手里送给俄国了。日本、英国看见形势不好，于壬寅年（光绪二十八年，1902）初，缔结同盟条约来对付俄国。美国虽未加入，但表示好感。中国当时的舆论亦赞助同盟。京师大学堂（以后的北京大学）的教授上书政府，建议中国加入同盟，变为中、日、英三国的集团来对付俄国。俄国看见国际情形不利于它，乃与中国订约，分三期撤退俄国在东三省的军队。条约虽签字了，俄国以后又中途变计。日本乃出来与俄国交涉。光绪三十年（1904）两国交涉失败，就在我们的国土上打起仗来了。
那一次的日俄战争，倘若是俄国全胜了，不但我们的东三省，连高丽都要变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倘若日本彻底地打胜了俄国，那高丽和东北就要变成日本的范围，中国左右是得不了便宜的。幸而事实上日本只局部地打胜了，结果两国讲和的条约仍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不过划北满为俄国铁路及其他经济事业的范围，南满包括大连、旅顺在内，为日本的范围。这样，日、俄形成对峙之势，中国得收些渔人之利。
第四节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在叙述孙中山先生的事业以前，我们试回溯我国近代史的过程。我们说过，我们到了十九世纪，遇着空前未有的变局。在十九世纪以前，与我民族竞争的都是文化不及我、基本势力不及我的外族。到了十九世纪，与中国抗衡的是几个以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立国的列强。我们在道光年间虽受了重大的打击，我们仍旧不觉悟，不承认国家及民族的危险，因此不图改革，枉费了民族二十年的光阴。直到受了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的痛苦，然后有同治初年由奕䜣、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领导的自强运动。这个运动就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简单地说，这个方案是要学习运用及制造西洋的军器来对付西洋人。这是一个不彻底的方案，后来又是不彻底地实行。为什么不彻底呢？一则因为提案者对于西洋文化的认识根本有限，二则因为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制度及时代精神不容许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前进。同时代的日本采取了同一路线，但是日本的方案比我们的更彻底。日本不但接受了西洋的科学和机械，而且接受了西洋的民族精神及政治制度之一部分。甲午之战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战胜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国。
甲午以后，康有为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救国救民的第二个方案。这个方案的主旨是要变更政治制度，其最后目的是要改君主立宪，以期民族精神及维新事业得以在立宪政体之下充分发挥和推进。变法运动无疑地比自强运动更加西洋化、近代化。康有为虽托孔子之名及皇帝的威严去变法，他依旧失败，因为西太后甘心做顽固势力的中心。清皇室及士大夫阶级和民间的顽固势力本极雄厚，加上西太后的支助，遂成了一种不可抑遏的反潮。严格说来，拳匪运动可说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三个救国救民的方案，不过这个方案是反对西洋化、近代化的，与第一、第二两个方案是背道而驰的。拳匪的惨败是极自然的。惨败代价之大，足证我民族要图生存，绝不可以开倒车。
等到自强、变法、反动都失败了，国人然后注意到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救国救民的方案。这个方案的伟大与孙中山先生的少年环境是极有关系的。
中山先生是广东香山县人，生于同治五年，即公元一八六六年。他的家庭是我国乡下贫苦农夫的家庭，他小的时候就在田庄上帮助父亲耕种。十三岁，他随长兄德彰先生到檀香山。他在那里进了教会学校。十六岁的时候，他回到广州入博济医学堂。次年，他转入香港英国人所设立的医学专科。他在这里读书共十年，于光绪十八年（1892）毕业，成医学博士。中法战争的时候，他正十九岁，所受刺激很大。他在学校所结纳的朋友，如郑士良、陈少白、陆皓东等多与秘密反对清廷的会党有关。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已有了革命的思想。
中山先生的青年生活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他与外国人接触最早，十三岁就出国了。他所入的学校全是外国人所设立的学校。他对西洋情形及近代文化的认识远在李鸿章、康有为诸人之上。这是我民族一种大幸事，因为我们既然只能从近代化找出路，我们的领袖人物应该对近代文化有正确深刻的认识。第二，中山先生的教育是科学的教育，而且是长期的。科学的思想方法是近代文化的至宝，但是这种方法不是一两个月的训练班或速成学校所能培养的。我们倘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了解为什么中山先生所拟的救国方案能超越别人所提的方案。中山先生的一切方案是具体的、精密的、有步骤的、方方面面都顾到的，因为他的思想是受过长期科学训练的。
光绪十年（1884）的中法之战给了中山先生很大的刺激，光绪二十年（1894）的中日之战所给的刺激更大。此后他完全放弃行医，专门从事政治。次年，他想袭取广州，以为革命的根据地。不幸事泄失败，他逃到国外。在檀香山的时候，他组织了兴中会。当时风气未开，清廷监视很严，所以兴中会的宣言不提革命，只说政府腐败，国家危急，爱国志士应该联合起来以图国家的富强。宣言虽是这样地和平，海外侨胞加入兴中会的还是很少。中山先生从檀香山到美国、英国，一面鼓吹革命，一面考察英、美的政治。在英国的时候，使馆职员诱他入馆，秘密地把他拘禁起来，想运送回国。幸而得着他的学校教师的援助，终得出险，后又赴法。这是中山先生初次在海外逃难的时期，也是他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初熟的时期。
庚子拳匪作乱的时候，郑士良及史坚如两同志奉中山先生的命令，想在广东起事，不幸都失败了。但是庚子年的大悲剧动摇了许多人对清朝的信念，留学生到日本去的也大大地增加。从此中山先生的宣传容易得多，信徒增加也很快。日本朋友也有赞助的。到了甲辰年（光绪三十年，1904），他在日本组织同盟会，并创办《民报》。这是我民族初次公开的革命团体。《同盟会宣言》及《民报》发刊词是中山先生初次公开地正式地以革命领袖的资格向全世界发表他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甲辰以后，中山先生尚有二十年的革命工作，对他所拟的方案尚有不少的补充，但他终身所信奉的主义及方略的大纲已在《同盟会宣言》和《民报》发刊词里面立定基础了。
《民报》发刊词说明了三民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欧洲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各民族割据其地，慢慢地各养成其各别的语言、文字、风俗、法制。到了近代，各民族遂成了民族国家。但在各国之内王室专制，平民没有参政之权，以致民众受压迫的痛苦。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欧人乃举行民权的革命。在十九世纪，西洋人虽已实行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但社会仍不安。这是因为欧美在十九世纪科学发达，工业进步，社会贫富不均。中国应在工业初起的时候防患未然，利用科学和工业为全民谋幸福，这就是民生主义。中山先生很激昂地说：
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
这是中山先生的爱国热忱和科学训练所创作的救国方案，其思想的伟大是古今无比的。
但是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在西洋尚且未实现，以落伍的中国，外受强邻的压迫，内部又满布封建的思想，何能同时推行三民主义呢？这岂不是偏于理想吗？有许多人直到现在还这样批评中山先生。三十三年以前，当同盟会初组织的时候，就是加盟者大部分也阳奉阴违，口信心不信。反对同盟会的人更加不必说了。他们并不否认三民主义的伟大，他们所犹豫的是三民主义实行的困难。其实中山先生充分地顾到了这层困难。他的革命方略就是他实行三民主义的步骤。同盟会的宣言的下半说明革命应分军法、约法、宪法三时期，就是以后所谓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一般浅识的人承认军政、宪政之自然，但不了解训政阶段是必要的、万不能免的。中山先生说过：
由军政时期，一蹴而至宪政时期，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间，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第一流弊，在旧污末由(1)荡涤，新治末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以为新治；第三流弊，在发扬旧污，压抑新治。更端言之，即第一，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也。此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
当时在日本与同盟会的《民报》抗争者是君主立宪派的梁启超所主持的《新民丛报》。梁启超是康有为的门徒，爱国而博学。他反对打倒清朝，反对共和政体。他要维持清室而行君主立宪。所以他在《新民丛报》里再三发表文章攻击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他说中国人民程度不够，不能行共和制，如行共和必引起多年的内乱和军阀的割据。他常引中国历史为证：中国每换一次朝代，必有长期的内乱。梁启超说，在闭关自守时代，长期的内乱尚不一定要亡国。现在列强虎视，一不小心我们就可遭亡国之祸。民国以来的事实似乎证明了梁启超的学说是对的。其实民国以来的困难都是由于国人不明了，因而不接受训政。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无疑是我民族唯一的复兴的路径。我们不可一误再误了。
第五节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庚子拳匪之乱以后，全体人民感觉清朝是我民族复兴的一种障碍，这种观察是很有根据的。甲午以前，因为西太后要重修颐和园，我国海军有八年之久，不能添造新的军舰。甲午以后，一则因为西太后与光绪帝争权，二则因为清廷的亲贵以为维新就是汉人得势，满人失权，西太后和亲贵就煽动全国的一切反动势力来打倒新政。我们固不能说，满人都是守旧的，汉人都是维新的，因为汉人之中，思想腐旧的也大有人在。事实上，满人居领袖地位，他们一言一动的影响大，而他们中间守旧的成分实在居大多数。并且他们反对维新，就是借以排汉，所以庚子以后，清廷虽逐渐推行新政，汉人始终不信服他们，不认他们是有诚意的。
庚子年（1900）的冬天，西太后尚在西安的时候，她就下诏变法。以后在辛丑年（1901）到甲辰年（1904）那四年内，她裁汰了好几个无用的衙门，废科举，设学校，练新兵，派学生出洋，许满汉通婚。戊戌年（1898）康有为要辅助光绪帝行的新政，这时西太后都行了，而且超过了。日本胜了俄国以后，时人都觉得君主立宪战胜了君主专制。于是在乙巳年（1905）的夏天，西太后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法，表示要预备立宪。丙午、丁未、戊申三年成了官制及法制的大调整时期。
丙午年（1906）九月，厘定中央官制。清朝中央主要的机关有内阁、军机处、六部、九卿。所谓九卿，多半是无用的衙门。六部采用委员制，每部有满汉尚书各一，满汉侍郎各二，共六人主政，责任不专，遇事推诿，并且自道光、咸丰以后，各省督抚权大，六部成了审核机关，本身几全不举办事务。军机处是清朝中央政府最得力的机关，原是内阁分出来的一个委员会，实际辅佐皇帝处理大政的。自军机处在雍正年间成立以后，内阁变成一种装饰品。丙午年的改革保存了军机处，此外设立十一部，每部以一个尚书为最高长官。这种改革虽不圆满，比旧制实在是好多了。但十一名尚书发表以后，汉人只占五人，比以前六部满汉各一的比例还差了。所以这种改革，不但未缓和汉人的不平，反加增了革命运动的力量。
丁未年（1907）清廷决定设资政院于北京，作为中央的民意机关；设咨议局于各省，作为地方的民意机关。戊申年（1908），清廷颁布宪法大纲，并规定九年内为预备立宪时期。如果真要立宪，九年的预备实在还不够，但是因为当时国人对清廷全不信任，故反对九年的预备，说清廷不过借预备之名以搁置立宪。
清廷在这几年之内，不但借改革以收汉人的政权，并且铁良和良弼想尽了法子把袁世凯的北洋兵权也夺了。等到戊申的秋天，宣统继位，其父载沣做摄政王的时候，第一条命令是罢免袁世凯。此时汉人之中尚忠于清廷而又有政治手腕者，袁世凯要算是第一，载沣还要得罪他，这不是清廷自取灭亡吗？
同盟会和其他革命志士看清了满人的把戏，积极地图以武力推倒清廷的政权。丙午年（1906），同盟会的会员蔡绍南、刘道一联合湖南和江西交界的秘密会党在浏阳和萍乡起事。他们的宣言明说他们的目的是要打倒清政府，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同盟会成立以后的第一次革命，也是三民主义初次充当革命的目标，不幸失败了。同时还有许多革命党员秘密地在武昌及南京的新军之中运动革命，清廷简直是防不胜防。
这时日本政府应清廷的请求，强迫孙中山先生离开日本。中山先生乃领导胡汉民、汪精卫等到安南，在河内成立革命中心。他们在丁未年好几次在潮州、惠州、钦州、廉州及镇南关各处起事，戊申年又在河口起事，均归失败。同时江浙人所组织的光复会也积极活动，丁未年五月光复会首领徐锡麟杀安徽巡抚恩铭，此事牵连了他的同志秋瑾，两人终皆遇害。戊申年十月，熊成基带安徽新军一部分突破安庆。他虽失败了，但他的行动表示长江一带的新军已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
丁未、戊申两年既受了这许多的挫折，同盟会的多数领袖主张革命策略应该变更。胡汉民当时说过：“此后非特暗杀之事不可行，即零星散碎不足制彼虏死命之革命军，亦断不可起。”汪精卫反对此说，他相信革命志士固应有恒德，“担负重任，积劳怨于一躬，百折不挠，以行其志”，但是有些应该有烈德，“猛向前进，一往不返，流血以溉同种”。他和黄复生秘密地进北京，谋刺摄政王载沣，后事不成，被捕下狱。这是庚戌宣统二年（1910）的事情。
汪精卫独行其烈德的时候，中山先生和胡汉民、黄兴、赵声正在南洋向华侨募捐，想大规模地有计划地向清廷进攻。这是汪精卫所谓恒德。他们于庚戌年十一月在槟榔屿订计划，先占广州，然后北伐，“以黄兴统一军出湖南趋湖北，赵声统一军出江西趋南京”。订了计划以后，他们分途归国。次年，辛亥宣统三年（1911）三月二十九日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役是他们的计划的实现。军事上虽失败了，心理上则大成功，因为革命精神从此深入国民的脑际。
正在这个时候，清廷宣布铁路国有的计划，给了革命党人一个很好的宣传的机会。那时待修的铁路，以粤汉、川汉两路为最急迫。困难在资本的缺乏。四川、湖北、湖南诸省的人民乃组织民营铁路公司，想集民股筑路。其实民间的资本不够，公司的领袖人物也有借公济私的，所以成绩不好，进行很慢。邮传大臣盛宣怀乃奏请借外债修路，把粤汉、川汉两路都收归国有。借外债来建设，本来是一种开明的政策，铁路国有也是不可非议的。不过盛宣怀的官声不好，清廷已丧失人心，就是行好政策，人民都不信任，何况民营公司的股东又要损失大利源呢？因以上各种缘故，铁路国有的问题就引起多数人的反对，革命党又从中煽动，竟成了大革命的导火线。
同盟会的革命策略本注重广东，但自黄花岗失败以后，陈其美、宋教仁、谭人凤等就想利用长江流域为革命策源地。他们在上海设立同盟会中部总会。谭人凤特别注重长江中游之两湖。那时湖北新军中的蒋翊武组织文学社于武昌，借以推动革命。在湖南活动的焦达峰及在湖北活动的孙武和居正另外组织共进会。这两个团体虽有同盟会的会员参加，但并不是同盟会的支部，而且最初彼此颇有摩擦。经谭人凤调和以后，共进会和文学社始合作。
同盟会的首领原来想在长江一带应该有好几年的预备工作，然后可以起事。但四川、湖北、湖南争路的风潮扩大以后，他们就决定在辛亥年（宣统三年，1911）秋天起事。发难的日期原定旧历八月十五日，后因预备不足，改迟十天。却在八月十八日，革命党的机关被巡捕破获，党人名册也被搜去。于是仓促之间定八月十九即阳历十月十日起事。
辛亥武昌起义的领袖是新军的下级军官熊秉坤。他率队直入武昌，进攻总督衙门。总督瑞澂当即不抵抗出逃，新军统制张彪也跟他逃，于是武昌文武官吏均弃城逃走。武昌便为革命军所据。革命分子临时强迫官阶较高、声望较好的黎元洪做革命军的都督。
武昌起义以后，一个月之内，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安徽、江苏、贵州、浙江、广西、福建、广东、山东十三省相继宣布独立，并且没有一个地方发生激烈的战争。清政府的灭亡，不是革命军以军力打倒的，是清政府自己瓦解的。各独立省选派代表，制定临时约法，并公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的临时总统。我们这个古老的帝国，忽然变为民国了。
清廷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请袁世凯出来挽回大局。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办法是不会生效的。袁世凯替清室谋得的不过是退位以后的优待条件，为自己却得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总统的地位。
辛亥革命打倒了清政府，这是革命唯一的成绩。清政府打倒了以后，我们固然扫除了一种民族复兴的障碍，但是等到我们要建设新国家的时候，我们又与民族内在的各种障碍面对面了。
第六节 军阀割据十五年
民国元年（1912）的民国有民国必须具备的条件吗？当然没有。在上了轨道的国家，政党的争权绝不使用武力，所以不致引起内战。军队是国家的，不是私人的。军队总服从政府，不问主政者属于哪一党派。但是民国初年，在我们这里，军权就是政权。辛亥的秋天，清室请袁世凯出来主持大政，正因为当时全国最精的北洋军队是忠于袁世凯的。中山先生在民国元年所以把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也与这个缘故有关。我们以前说过，在太平天国以前，我国并没有私有的军队，有之从湘军起。湘军的组织和精神传给了淮军，淮军又传给北洋军，以致流毒于民国。不过湘军和淮军都随着他们的领袖尽忠于清朝，所以没有引起内乱。到了民国，没有皇帝了，北洋军就转而尽忠于袁世凯。
为什么民国初年的军队不尽忠于民国，不拥护民国的宪法呢？我们老百姓的国民程度是很低的。他们当兵原来不是要保御国家，是要解决个人生计问题的。如不加以训练，他们不知道大忠，那就是忠于国家和忠于主义，只知道小忠，忠于给他们衣食的官长和忠于他们同乡或同族的领袖。野心家知道我国人民乡族观念之深，从而利用之以达到他们的割据企图。
工商界及学界的人何以不起来反对军阀呢？他们在专制政体下做了几千年的顺民，不知道什么是民权，忽然要他们起来做国家的主人翁，好像一个不会游水的人，要在海洋的大波涛之中去游泳，势非淹死不可。知识阶级的人好像应该能做新国民的模范，其实也不尽然。第一，他们的知识都偏于文字方面。古书愈读得多，思想就愈腐旧，愈糊涂。留学生分散到各国、各校、各学派，回国以后，他们把万国的学说都带回来了，五花八门，彼此争辩，于是军阀的割据之上又加了思想的分裂。第二，中国的读书人素以做官为唯一的出路。民国以来，他们中间有不少的人唯恐天下不乱，因为小朝廷愈多，他们做官的机会就愈多。所以知识阶级不但不能制止军阀，有的时候反助纣为虐。
那么，我们在民国初年绝对没有方法引国家上轨道吗？有的，就是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和三民主义。中山先生早已知道清政府不是中国复兴唯一的障碍。其他如国民程度之低劣，国民经济之困难，军队之缺乏主义认识，这些他都顾虑到了。所以他把建国的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但是时人不信他，因为他们不了解他的思想。他们以为清政府是我们唯一的障碍，清政府扫除了，中国就可以从几千年的专制一跃而达到宪政。这样，他们正替军阀开了方便之门。这就是古人所谓“欲速则不达”。在民国初年，不但一般人不了解中山先生的思想，即同盟会的会员，了解的也很少。中山先生并没有健全的革命党做他的后盾，至于革命军更谈不到。当时军队的政治认识仅限于排满一点，此外都是些封建思想和习惯，只够做反动者的工具。中山先生既然没有健全的革命党和健全的革命军帮他推动他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他就毅然决然让位于袁世凯，一方面希望袁世凯能不为大恶，同时他自己以在野的资格，努力造党和建设。
假使我民族不是遇着帝国主义压迫的空前大难关，以一个曹操、司马懿之流的袁世凯当国主，树立一个新朝代，那我们也可马虎下去了。但是我们在二十世纪所需要的，是一个认识新时代而又能领导我们向近代化那条路走的伟大领袖。袁世凯绝不是个这样的人。他不过是我国旧环境产生的一个超等的大政客。在他的任内，他借了一批大外债，用暗杀的手段除了他的大政敌宋教仁，扩充了北洋军队的势力，与日本订了民国四年（1915）的条约，最后听了一群小人的话，幻想称帝。等到他于民国五年（1916）六月六日死的时候，他没有做一件于国有益、于己有光的事情。
袁死了以后，靠利禄结合的北洋军队当然四分五裂了。大小军阀，遍地皆是。他们混打了十年。他们都是些小袁世凯。到了民国十五年（1926）的夏季，中国的政治地图分割到什么样子呢？第一，东北四省和河北、山东属于北洋军阀奉系的巨头张作霖。他在北京自称大元帅，算是中华民国的元首。第二，长江下游的江、浙、皖、闽、赣五省是北洋军阀直系孙传芳的势力范围。孙氏原来是吴佩孚的部下，不过到了民国十五年，孙氏已羽翼丰满，不再居吴佩孚之下了。第三，湖北同河南仍属于直系巨头、曾拥戴曹锟为总统的吴佩孚。第四，山西仍属于北洋之附庸而保持独立而专事地方建设之阎锡山。第五，西北算是吴佩孚的旧部下而倾向革命之冯玉祥的势力范围。第六，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属于一群内不能统一、外不能左右大局的军阀。第七，广东、广西、湖南三省是革命军的策源地。从民国元年到民国十五年，我们这个国家的演化达到了这种田地。
第七节 贯彻总理的遗教
民国十五年（(2)926）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这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大分水界。前此我们虽有革命志士，但没有健全的、有纪律的、笃信主义的政党；前此我们虽有军队参加革命，但没有革命军。此后就大不同了。我们如要了解民国十五年北伐誓师为什么是个划时代的史实，我们必须补述孙中山先生末年的奋斗。
我们已经说过，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以前宣布了他的革命方略，分革命的过程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用不着说，军政是信服三民主义的革命军对封建势力的扫荡和肃清，训政是信服三民主义的革命党猛进地缔造宪政所必需的物质及精神条件。民国初年，这样的革命军和革命党都不存在，军阀得乘机而起，陷民国于长期的内乱，人民所受的痛苦反过于在清朝专制之下所受的。中山先生于是更信他的革命方略是对的。民国三年（1914），他制定革命党党章的时候，他把一党专政及服从党魁的精神大大地加强。民国七年（1918），俄国革命，虽遇着国内国外反动势力的夹攻，终成功了。中山先生考察俄国革命党的组织，发现其根本纲领竟与他多年所提倡的大同小异。原来俄国也是个政治、经济落后的国家，俄国的问题也是火速地近代化。在十九世纪，俄国没有赶上时代的潮流，因此在上次的欧洲大战1，俄国以二十倍德国的领土、两倍德国的人口，尚不能对付德国二分之一的武力。俄国的革命方略，在这种状况之下当然可供我们的参考。难怪中山先生虽知道中山主义与列宁主义有大不同之点，但早就承认列宁是他的同志。
在苏联革命的初年，为抵抗帝国主义起见，列宁亦乐与我们携手。民国十二年（1923）正月二十六日，中山先生与列宁的代表越飞（Joffe）共同发表宣言，声明两国在各行其主义的条件之下，共同合作。民国十二年夏，中山先生派蒋介石赴俄，考察红军和共产党的组织。是年冬，苏联派遣鲍罗廷来华做顾问。民国十三年（1924）初，中山先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彻底地改组国民党，并决定联俄容共。同时蒋介石从俄回国，中山先生就请他创办黄埔军官学校。中山先生对黄埔军校是抱无穷希望的。在开学的那一天，中山先生说过：
今天开这个学校的希望，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从新创造，要这学校的学生来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
民国十四年（1925）是革命策源地两广的大调整时期。陈炯明勾结杨希闵、刘震寰以图消灭新起的革命势力。于是有两次的东征，然后广东得以肃清。同时革命政府协助了李宗仁、黄绍竑肃清广西。
不幸在这年的春天，三月十二日，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了。
目前的困难是一切民族在建国的过程中所不能避免的。只要我们能谨守中山先生的遗教，我们必能找到光明的出路。
(1). 末由，即“无由”。
(2).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附录
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所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这是同治十三年（1874）李鸿章对中国的国际地位之观察，时人多以为他言过其实，今人定觉得他的看法还不透彻。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文里当再讨论。我们现在不过要指出：李鸿章的结论是不能否认的或修改的。中国近代所处的局势确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近代所遇之敌人确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这个大变局的由来及其演化，中国对此变局的应付及其屡次的修改，这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第一节
葡萄牙人在十五世纪末发现了绕非洲经好望角的欧亚直接航路。这事在世界历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也就是上文所谓大变局的起始。在这事以前，中西固早已发生了关系，但以前的关系与以后的关系根本不相同。原来欧亚两洲虽境土相连，且在乌拉尔山以南、里海以北，两洲之间并无自然的分界，但在十六世纪以前，中国与欧洲之间，除蒙古帝国短时期外，总有异族异教之人居中隔离。在这种环境之下，中西的关系不但要看双方的需要及意志如何，还要靠中欧之间的区域有适合的情形。在这个条件不能圆满的时候，中西的关系就完全断了。即在这个条件能圆满的时候，中西的关系大部分也是间接的：货物的交换及彼此的认识都由第三者转递与介绍。严格说来，历上古与中古，中西各自成一个世界、一个文化系统。自欧亚直接航路被发现以后，第三者的阻碍成为不可能，其介绍亦成为不必要。自十六世纪到现在，世界史的最重要方面之一是东西的融化，或者我们应该说，是全世界的欧化。
为什么欧亚的直接航路到十五世纪末始被发现呢？这个问题不是一言两句所能解答的。就地理说，这个大发现之迟到很自然。中西的发展是背道而驰的。欧洲发展起始于东南而趋向于西北。欧洲最早的文化及政治中心是希腊，其次是罗马，最后才是西欧，愈到后来愈离中国远了。等到大西洋沿岸的国家有了相当的成熟，欧洲的历史始入海洋时期。中国的发展方向正与欧洲相反：中国的发展是由北而南的。我国的史家虽大书特书汉唐在西域的伟业，其实这不是中华民族事业的正统。中国的政治势力、文化及人民渡长江而逐渐占领江南以及闽粤，这一路的发展才算得我民族事业的正统。等到闽粤成熟了，然后我们更进而向南洋发展。明永乐及宣德年间的海外盟事不是偶然的、无历史背景的。那时南洋，甚至印度洋，似乎是我们的势力范围。郑和的时代就是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子的时代。无怪乎中国人与葡萄牙人初次的见面是在印度河沿岸举行的。我们可以说，十六世纪以后的中西关系是数千年来双方历史的积势所蓄养而成的，那么自然会愈演愈密切而愈重要了。
在欧洲历史进入海洋时期以前，西方没有一个国家把提倡海外发展当作政府的大事业。西洋人来中国者多半为个人的好奇心、利禄心或宗教热所驱使。他们的事业是私人的事业，他们没有国家或民族做他们的后盾。就是欧洲中古最著名的东方旅行家——马可·波罗——也并未得着任何欧洲政府的援助。他的事业，在当时，与欧洲任何国家或民族的国计民生都没有关系。到葡萄牙人发现好望角的时候，欧洲的局势就大不同了。至少在西欧，葡萄牙、西班牙、法兰西、英吉利已成立了民族国家。在十六世纪末，荷兰亦经革命而独立。这些国家的国王和权贵无不以提倡海外发展为政府及民族的大事业。那帮在海外掠财夺土的半海盗半官商居然成了民族的英雄。文学家又从而赞扬之。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欧人眼光里，国家的富强以及灵魂的得救，都靠海外事业的成功。个人冒万险而到海外去奋斗的，不但可以发大财，且得为国王的忠臣、民族的志士和上帝的忠实信徒。这种人的运动是具有雄厚魄力的，他们在历史上发起了、推动了一个不可抑遏的潮流。
李鸿章所谓“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就是这样开始的。
第二节
葡萄牙的大航海家迪亚士（Bartolomeu Dias）于一四八七年，即明成化二十三年，发现了好望角。十一年以后，明弘治十一年（1498），达·伽马（Vasco da Gama）率领小舰队直抵葡人百年努力的目的地印度。在印度西边的各海口，达·伽马采买了印度土产，如珍珠、胡椒、细布及香料群岛所产的香料，满载而归。这一次的贸易获利六十倍。弘治十五年（1502）达·伽马又率领第二次远征队到印度。他带到东方的资本约值二百四十万法郎，归国后，带回去的东方货物变价到一千二百万。但欧亚贸易，在此以前，是由阿拉伯人及意大利人垄断的，他们自然不甘心坐视别人攘夺他们的利源。而葡人尝了滋味以后亦自不乐歇手。正德五年（1510）的大战决定了最后的胜利属于新兴的葡萄牙。
彼时葡属印度总督阿伯克尔克（Albuquerque）具有极大的野心。他想囊括印度洋及南洋各地，创立一个伟大的海洋帝国。正德五年，他占据印度西岸的大市镇果阿（Goa），且设总督府于此。次年，他的舰队又灭了南洋咽喉的满剌加（Malacca）。此举开了中西冲突之端。原来满剌加自明成祖于永乐元年（1403）派遣尹庆出使其地宣示威德以后，历年谨修职贡，加上郑和在南洋的活动，尤对中国顺服。葡人灭满剌加就是并吞中国的藩属。中国如何应付这种侵略？《明史·满剌加传》于无意中的形容实在极了：
后佛郎机(1)强举兵侵夺其地。王苏端妈末出奔……遣使告难。时世宗嗣位，敕责佛郎机，令还其故土，谕暹罗诸国王以救灾恤邻之义，迄无应者，满剌加竟为所灭。
换句话说，明世宗仅发了几篇纸上文章以塞宗主的责任。难怪葡人要继续前进而占摩鹿加（Moluccas）。《明史》说：“地有香山，雨后香堕，沿流满地，居民拾取不竭。其酋委积充栋，以待商舶之售。东洋不产丁香，独此地有之，可以辟邪，故华人多市易。”此段文字虽带浪漫风味，然离事实确亦不远。摩鹿加亦名“香料群岛”（Spice Islands），所产物品为数百年来欧亚贸易的大宗，也就是葡人及荷兰人在亚洲最注重的。葡萄牙在摩鹿加的侵略，中国更置之不理了。
西班牙的海外发展与葡萄牙同时，最初目的也是要到印度。哥伦布因为不知美洲的存在，误信了从欧洲向西直航为达印度的捷径。后来西班牙人在十六世纪初发现了墨西哥及秘鲁的金银，才定美洲为他们海外发展的范围。所以麦哲伦（Magellan）虽于一五二一年（正德十六年）发现了菲律宾群岛，等到一五六三年，西班牙人始复来经营此地；再等七年，始占吕宋。中国与吕宋的关系比与满剌加或摩鹿加更密切。《明史》说：“先是闽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西班牙人对于中国人实在是去留两难：留之则恐华人势力太大，致不能制；去之则岛上经济受损失。且中国人也去不尽，因为“华商嗜利，趋死不顾，久之复成聚”。西班牙人采取了一个折中办法：华人太多的时候驱逐些或屠杀些，平时则收重的人丁税。万历二十一年（1593）驱逐过一次，万历三十一年（1603）屠杀过一次，中外记载皆说死难者约二万五千人。崇祯十二年（1639）又屠杀过一次，彼时华侨共三万人，死者占三分之二。万历三十二年（1604），中国尚移檄吕宋：“数以擅杀罪，令送死者妻子归。”到崇祯年间，连一篇纸上文章都无暇发了。这样，我民族又丧失了在菲律宾的发展范围。
荷兰在爪哇也是这样对付华侨的。
这三国及后来的英国的侵略也是南洋的大变局。在欧洲人到南洋之前，华侨是那些地方的社会及经济的高层，甚至有执当地政府柄者。倘这种趋势能继续推演，则群岛未尝不可成为海外的新闽粤。可惜西人势力到达南洋的时候，我国无以应付，侨胞遂永远寄人篱下了。
有明一代，一方面闽粤的人民自动地冒万险到南洋各地去谋生，一方面政府至少在永乐及宣德年间，似乎又极端重视中国在南洋的势力。海外发展的条件岂不是齐备了？何以在十六世纪又这样拱手让人呢？西人的船坚炮利及十六世纪的明廷之无远略当然是要紧的缘故，比这种缘故还根本的是当时中国的特殊国情。明代政府及人民的海外事业各有其动机，且彼此不相关的。历有明一代，广州市舶司提举——海关监督——的肥缺全是太监的专利。政府所派，如郑和、尹庆，又都是太监。他们的使命虽说得冠冕堂皇，什么为国家扬威宣德，其实他们的目的岂不是为太监们去招徕？近人谈唯物史观者，好以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的私利解释中国的历史。如要勉强用阶级斗争来解释历史，我以为在中国应特别注重官吏阶级。这个阶级有其特殊的立场与主观。虽出身是地主或资产阶级，官吏只为官吏而施治，并不代表任何人，唯其如此，明朝政府始能一面派使出洋扬威宣德，一面禁止人民出洋及坐视外国人压迫在外的侨民。实际在政府方面，明朝海外事业的动机就是太监的私利。这个动机哪能促进民族运动呢？拿这种动机来与西人的动机比较，岂不是有霄壤之别吗？
第三节
从满剌加，葡萄牙人更进而到中国东南的洋面，初次在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此一举中国又如何应付呢？当时中国并不守闭关主义。在葡人未来之先，中国沿海的通商已有相当的发展。暹罗、占城、苏禄、浡泥、爪哇、真腊、锡兰山、苏门答腊、甘榜格南等国常有船只往来中国。但同时我们没有所谓国际贸易或通商条约，因为中国的政治观念，尤其自南宋以后，总以天朝自居，“一统无外，万邦来朝”，根本否认有所谓“国际”者存在，所谓通商，就是进贡，市舶是随贡舶来的。我的朋友张君德昌直称明正德以前通商为贡舶贸易时期。凡来通商的无不尊中国为上国，而以藩属自居。在藩属方面，他们进贡以表示他们的恭顺；在上国方面，我们许其贸易，并不因为我们利其货品或税收，“不过因而羁縻之而已”。这是双方条件的交换。因此，倘番邦偶不恭顺，我们就“停市”。这是当时中国国际关系的理论。在此理论之上，我们设了各种法规，其中最紧要的是贡有定期，舶有定数。但是久而久之，这个理论及法规都成具文，其结果是贡舶其名，通商其实，甚至外国人不到贡期或全不进贡的也来做买卖了。
此中原因复杂，容待下文讨论。葡人初次来广州的是从满剌加坐中国商船来的，贸易未发生困难。第二次，正德十二年（1517），西人的记载说：华人初见其船只之大及葡人的容貌奇异，要拒绝通商；后见其行为和平，巡海水师又得重贿，就许了葡人在上川岛停船贸易。从第三次起，即从正德十三年（1518）起，中葡发生许多冲突，由冲突到妥协经过四十年，最后的妥协方案就是中国应付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之第二步。
冲突的发生，第一由于葡人行为凶暴。“剽劫行旅”“掠买良民”“恃强凌弱诸国”等形容词屡见于当时的奏章，并且这些形容词不是虚诬的，西人的记载可作参证。其实在十六世纪，欧人到海外去的可以做商客，也可以做海盗，当时道德观念并未明定这两种人的善恶，不独葡萄牙人如此。至于给事中王希文所说的“烹食婴儿……犬羊之势莫当，虎狼之心叵测”，及庞尚鹏所说的“喜则人而怒则兽，其素性然也”，虽不免历代言官的夸大，亦可表示当时一部分人的印象。葡人这种凶暴，不但危害了中葡关系，且影响了全盘中西关系，因为时人当然把葡人当作西人的代表看待，而他们的行动容易使中国人以看待历代夷狄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初次的印象是不容易消抹的。
葡萄牙人大概从满剌加的华侨及广州沿海的商人探知了中国的贡舶贸易制度，所以他们初次到中国的时候，亦借口进贡。但是进贡须朝廷许可，得列藩封以后始可执行。葡萄牙之灭满剌加是它得进贡的资格的大障碍。正德十五年（1520）年底，御史丘道隆曾说过：
满剌加乃敕封之国，而佛郎机敢并之，且啖我以利，邀求封贡，决不可许。宜却其使臣，明示顺逆，令还满剌加疆土，方许朝贡。倘执迷不悛，必檄告诸藩，声罪致讨。
葡萄牙的使者虽到了南京及北京，因满剌加的缘故及使团人员的失礼，于世宗嗣位之初（1521），惨败而归：其舌人亚三伏法，正使汤姆·皮雷斯（Thome Pires）死于广东监牢。
但是正德、嘉靖年间的中国人的心理也不是这样简单。经过几次交战，尤其是嘉靖二年（1523）新会西草湾、二十六年（1547）漳州及二十八年（1549）诏安等役，我们知道了葡人火炮的厉害。御史何鳌言：“佛郎机最凶狡，兵械较诸藩独精。前岁驾大舶突入广东会城，炮声殷地。”西草湾之役，中国得了几尊火炮，海道副使汪送至北京，说其大者能击五六里。《明史》加了一句：“火炮之有佛郎机，自此始。”于是“佛郎机”又成了利炮的别名了。我们虽与葡人打了好几次仗，且是得胜了的，他们仍继续前来。《明史》说：“吏其土者（在广东做官的人），皆畏惧莫敢诘。”
除威胁外，葡人尚可利诱。利有好几种，有通商自然之利、法内之利，亦有法外之利。嘉靖八年（1529）左右：
巡抚林富言互市有四利。祖宗时诸藩常贡外，原有抽分之法，稍取其余，足供御用：利一。两粤比岁用兵，库藏耗竭，借以充军饷，备不虞：利二。粤西素仰给粤东，小有征发，即措办不前，若番舶流通，则上下交济：利三。小民以懋迁为生，持一钱之货，即得辗转贩易，衣食其中：利四。
林富所奏的是国计民生、法内之利，此外尚有官吏从互市所得的陋规。此种法外之利之大，有非吾人所能想象者。因此地方官吏，在林富以前（及以后），“甚有利其宝货，佯禁而阴许之者”。
林富论民生的一节也不透彻。据西人的记载，中国沿海的居民无不乐与外国人交易，只要交易是和平的，朝廷尽管要闭关，士大夫尽管倡攘夷，平民能做买卖必定要做。久而久之，统治阶级亦无可奈何，即清高者不过骂一句“奸商”或“汉奸”以了之。现代如此，十六世纪早已如此。在中外商业的开辟之过程中，中外的商人有许多时候是利害相同、因而互助的。正人君子往往把这种互助当作狼狈为奸看，其实君子反自然，商民顺自然。我国士大夫对“商”没有正确观念，所以我民族在应付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之中有时不免自作孽了。
我们的传统观念既把正路堵塞了，中外的商人就不得不走邪路。天启年间，荷兰人想在广州通商遭拒绝以后，用了一个新方法。《明史·荷兰传》有这一段：
海澄人李锦及奸商潘秀、郭震久居大泥，与荷兰人习。语及中国事，锦曰：“若欲通贡市，无若漳州者。漳南有澎湖屿，去海远，诚夺而守之，贡市不难成也。”其酋麻韦郎曰：“守臣不许，奈何？”曰：“税使高寀嗜金银甚，若厚贿之，彼特疏上闻，天子必报可，守臣敢抗旨哉？”酋曰：“善。”
潘秀及郭震诸人于是负命回福建去运动。高寀不但甘愿，且努力促成其事。他派了“心腹周之范诣酋，说以三万金馈寀，即许贡市。酋喜与之，盟已就矣”。但别的官吏或因分赃不均，或因不敢违旨开禁，不承认这个私约，事就作罢。
此种记载，倘无旁证，似难可信。幸而英国东印度公司亦有同类记录。这时英商企图在华通商，苦无门可入。东印度公司日本经理考克斯（Richard Cocks）于是联络长崎华商商会的会长替他运动。天启元年（1621）一月，考克斯报告公司说：“中国老皇帝已传位于其子，新皇帝已许我国每年派两只船去通商。地点定在福州。现在所缺的只是当地督抚的许可。”几个月后，他又写信给公司说：“中国商会会长负责交涉通商权利者已返平户。他说特许状已得到了。他又说他费了一万二千两的运动费。如公司的经理现在不理他，他必致破产。”这个商会的会长似乎是个买空卖空的投机者，因为这种活动没有先疏通北京而后再来对付地方官吏的。
我们近代对付西洋的方法不外采用西洋的枪炮及雇用西洋的军人。西人近代对付我们不外学我们疏通衙门的秘诀，且雇用汉人替他们跑衙门。双方均在那里仿效对方的长处。
现在我们应能了解十六世纪中西互市问题的上层理论及法规和下层的事实。究竟促成互市的动机大于禁止互市的动机。因这种基本的趋势，当时虽有许多人反对，皇帝终发明诏许葡人在广东通商。
最初明令特许的通商地点是浪白滘。葡人最初在此岛旁就船为市，后来移居岛上。嘉靖十四年（(2)535），指挥黄庆“纳贿，请于上官，移之濠镜”，由葡人“岁输课二万金”。“濠镜”就是澳门的别名。葡萄牙与澳门的关系是这样发生的。黄庆为什么要替葡人出力，他“纳贿”的钱从哪里来，中籍无明文的记载。西籍则说葡人善于运用金钱与中国官吏周旋。
嘉靖十四年（一五三五年）中国还只许葡人在澳门停船。三十二年（一五五三年）番舶托言舟触风涛，愿借濠镜地暴诸水渍贡物，海道副使汪柏许之。初仅茇舍，商人牟奸利者渐运瓴甓榱桷为屋。佛郎机遂得混入。高栋飞甍，栉比相望，久之遂专为所据。
当时的官吏既然一面畏惧“佛郎机”，一面又利其互市，还是让葡人在澳门居住为最方便。况且官吏很能自圆其说：如果在岛上，则“巨海茫茫，奸宄1安诘？制御安施？”；一旦移居澳门，则“彼日夕所需，咸仰给于我，一怀异志，即扼其喉，不血刃而致其死命”。原来澳门面积甚小，与内地的交通仅靠莲花茎一路，倘有冲突，中国只须抽退工人，断其接济，就“致其死命”了。这是中国官吏在十六世纪从经验得来的一个极省事而又极灵效的“驭夷”秘诀。葡人移居澳门，等于把性命财产搬进一个葫芦里，而让中国看守葫芦口。为守口严密起见，万历二年（1574）中国筑了一道闸墙横断莲花茎，墙中留门，启闭由中国驻防军队主持。中国在澳门又立税关，置县丞，葡人年纳地租五百两。此外中葡并没有别的关系。葡人好几次派代表到北京，中国看同琉球、暹罗的贡使，葡人亦未抗议。这样，中国保存了“天朝”的尊严，而地方人民和官吏以及葡萄牙人都做了他们的好买卖。这个妥协方案既顾到了上层的理论和法规，又适合于下层的事实及欲望。这是我们应付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之第二步。《明史》说：“……终明之世，此番固未尝为变也。”
第四节
终明之世，葡人所以未为大患，不仅因为中国有了“驭夷”的秘诀，此外有别的缘故在。葡人在澳门虽受中国种种限制，但中国货物除由华商运到南洋及日本，再由荷商或英商运到欧洲外，余概须经过葡人之手，始能到欧洲。这种中国与欧洲贸易的垄断每年给葡人百余万两的净利。果阿总督给葡人商船来澳门的特许状价值多到七十余万两。所以葡人自得澳门后，不但不想进取，反竭力地联络中国来避免第三者的分润。且葡萄牙的帝国政策最注重的是香料群岛及印度，并不是中国。其国内的经济政策不好，在海外所得的财富不过经葡人之手，终流到英、荷、法诸国。万历八年（1580），其本国且为西班牙所兼并。因此荷兰及英国与西班牙为敌者亦与葡萄牙为敌。葡属殖民地一部分就被英、荷瓜分了。葡萄牙海上称雄仅在十六世纪，到了十六世纪末，它已自顾不暇，更谈不到进取。
西班牙也是十六世纪的大海权国，但是天主教皇在分派海外区域的时候，把中国划归葡萄牙去发展，所以中国与西班牙没有要紧的关系。
荷兰与英国的海外事业的起始同在十六世纪末。最初两国合作以抗西班牙。两国在亚洲都设有专利的东印度公司。这两个公司初到中国来通商的时候，葡萄牙人竭力怂恿广东官吏反对，因此英、荷两国初来通商所遇着的困难反比葡萄牙更多。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及澳门失败以后，就于天启二年（1622）向东北去占澎湖，以图与福建通商。“守臣惧祸，说以毁城远徙，即许互市。番人从之。天启三年（1623），果毁其城，移舟去。巡抚商周祚以遵谕远徙上闻……已而互市不成，番人怨，复筑城澎湖。”后任福建巡抚南居益与荷人屡战，并严断接济，荷人遂弃澎湖。
以后，荷兰东印度公司除以武力协助清廷消灭明朝余党，借以得通商权利外，又屡次派使进京以资联络。中国当然以“请贡”待之。顺治十二年（1655）“请贡”的时候，世祖曾以“特降敕谕赐其国王”，其中有一段极有趣的话：
至所请朝贡，出入贸易有无。虽灌输货贝，利益商民，但念道里悠长，风波险阻，舟车跋涉，阅历星霜，劳勚可悯。若朝贡频数，猥烦多人，朕皆不忍。着八年一次来朝，员役不过百人，止令二十人到京。所携货物，在馆交易，不得于广东海上私自货卖。尔其体朕怀保之仁，恪恭藩服，慎乃常赋，祗承宠命。
荷兰人尽管恭顺，他们与中国的贸易仍不能脱贡舶色彩。在十七世纪的前半，荷兰虽曾称雄海上，但其所注重地点是南洋群岛和印度。所以荷兰反明助清的行动虽饶有历史兴趣，中西全盘的关系并没有受荷兰的影响。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十七世纪前半对中国的态度更加消极。荷兰在澳门失败了，英国人就觉得无试验的必要。驻日的经理虽曾联络长崎华商商会的会长，但以后怕上当，遂未前进。所需中国货物，英国人在南洋或日本从华商购置以了事。
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消极颇引起英国人的批评。崇祯八年（1635），国王查理一世偕同少数资本家另外组织一个团体，来专营中英之间的贸易。次年，这个团体派了威德尔上尉（Captain John Weddell）率领四大船两小船来华，崇祯十年（1637）六月驶抵澳门。葡人既不愿英国人来分其利，心中又怕威德尔以武力对付，只好虚与委蛇。威德尔急了，就直向虎门驶进。中国官吏的反对，他全置之不理。双方于是备战。八月十二日武山炮台——虎门炮台之一——开始射击，威氏竭力反攻。交战仅半小时，台上兵丁尽逃了。英兵于是上岸占了炮台，悬上英国的国旗，并把台上的炮位搬到船上。所谓虎门的天险，在十七世纪已不能限制西人。九月十日，中国放了许多火箭喷筒，以图焚毁英国船只。这种火攻之法也没有发生效力。威氏说：“谢谢上帝，我们没有一人受伤。”以后他大事报复：烧了好几只中国水师船，毁了一个村庄，并从村里“拿走了三十头猪”。经过这些硬仗之后，官吏和葡人都知道总须想个收场的办法。终究威氏做了点买卖，但他也担保不再来中国。
不久英国发生革命。革命以后，东印度公司于康熙三年（(3)664）派船一只来华。那时适经大乱之后，澳门景象十分萧条。葡人口口声声地诉苦，说“鞑靼”人1如何蛮横，船一进口便不许出。这船白白纳了二千两的船钞，原货皆装回去。与大陆直接通商既然这样困难，公司改在台湾想办法。康熙九年（1670），公司居然与郑经订了通商的协定：公司得在台湾及厦门通商，但须输进若干火药及炮位。五年以后，公司在厦门设立总栈，在台湾设立分栈。除供给军火外，尚派人教练郑氏的炮兵。虽然，买卖仍旧不能发达，因为郑氏在大陆上所辖土地有限，并且年年缩小。到了康熙二十年（1681）郑氏失厦门，大陆上就无寸土了。东印度公司驻华经理之失望可想而知。最奇怪的是，英国人并未因协助郑氏而以后吃亏，正如荷兰人之未因协助清政府而占特殊便宜。
其实在十七世纪，英、荷海权膨胀的时候，中国与西欧的关系并无新发展。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英、荷两国虽同因通商而对中国的内战有所偏袒，但并没有影响以后的关系。在这百年之内，近代世界大变局，在东南方面，进入了一个凝滞时期。
近年因为纪念徐文定公，国人对于明末清初的传教事业特别注意。当然，在十七世纪，外国传教士能在中国居官受爵，著书立说，中国高层的士大夫竟有信奉天主教者，这都是饶有兴趣的事实。但是在朝廷方面——无论是明还是清——外国传教士的地位是一种技术专家的地位。朝廷所以用他们，不过因为他们能改良历法及制造佛郎机炮和红衣炮。士大夫与传教士接近者究竟不多，信教者更少。且这少数信教者岂不是因为那时的天主教加了浓厚的儒教的色彩？我们从乾、嘉、道、咸时代的学术著作里能找出多少西洋科学方法及科学知识的痕迹呢？十七世纪的传教事业虽然带了不少英雄的风味，究未在我国引起一种精神运动，我国的文化依然保留了旧观。倘若没有近百年的发展，这事业在我国历史上不过如景教一样而已。
第五节
十七世纪的大变动，不在传教或沿海的通商，而在全亚洲北部之更换主人翁。
俄国人于万历七年（(4)579）越乌拉尔山而进西伯利亚，此后勇往直前，直到太平洋为止。崇祯十一年（1638），其先锋队遂在鄂霍次克（Okhotsk）海滨建设鄂霍次克城。六十年内，全亚洲北部入了俄国的版图，其面积有四百万平方英里，比俄罗斯在欧洲的部分还大一倍。
中俄在黑龙江流域的战争和交涉，我已撰有专文1讨论此事。这里我仅须指出其有关于中国国际地位者。
第一，俄国占西伯利亚以前，中西的接触仅在东南沿海一带；占领以后，中西的接触加添了北疆的长线。从欧亚关系史看，我们可以说，自十七世纪起，欧人分两路侵略亚洲。一路自海洋而来，由南而北，其侵略者是西洋海权国；一路自陆地而来，由北而南，其侵略者是俄罗斯。两路的侵略，合起来，形成剪刀式的割裂。全亚洲，连中国在内，都在这把剪刀口内。这是亚洲近代的基本形势，诚数千年未有的变局。
第二，当时人虽不知道这个变局的重要，但在应付上，他们的成功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空前绝后的。根据康熙二十八年（1689）的《尼布楚条约》，不但黑龙江、吉林及辽宁三省完全是中国的领土，即现今俄属阿穆尔省及滨海省也是我国的领土。《尼布楚条约》的东北是大东北，因其总面积几到二百万平方千米，比现今的东北大一倍有余，也可称为全东北，因其东、北、南都到海，都有海口，其他有外兴安岭的自然界线——在交通上及国防上，那时的东北是完全的。
我们在十七世纪能得这种成绩，一面是因为机会好，一面是因康熙皇帝处置得当。彼时西伯利亚的交通极不方便，俄国在远东的国力极其薄弱，俄人对远东的地理知识亦极缺乏，俄国最大的希望是与中国通商。因此，我们的外交困难并不甚大。同时康熙皇帝在军备上不遗余力，在外交上则不为过甚。尼布楚的交涉方式最值得我们的注意。事前，代表团得着皇帝批准的确切训令，所以交涉的目的是固定的。在交涉的时候，我方代表全未以上国的使者自居，中俄双方概以平等相待。《尼布楚条约》是中西最早的条约，也是中西仅有的平等条约。彼时三藩之乱已经平定，清朝的江山已经稳固。何以康熙帝独于此时放弃“一统无外，万邦来朝”的态度呢？若说满人在那时尚未完全接受汉人的传统，所以能以平等待外国人，那么在顺治年间，满人的汉化程度更低，应该更能以平等待人。顺治年间给荷兰人的“敕谕”，其态度的高傲也就够了。并且顺治十三年（1656），俄国特使巴伊科夫（Baikoft）到北京的时候，因“行其国礼，立而授表，不跪拜。于是部议来使不谙朝礼，不宜令朝见，却其贡物，遣之还”。顺治十七年（1660），俄国使者又因“表文矜夸不逊，不令陛见”。在顺治年间，俄国已有意与中国和平交涉，无奈这些体制问题把交涉的路堵塞了。康熙的态度诚难解释，但此态度是外交顺利的一个成因，这是毫无问题的。
《尼布楚条约》的第六条也表示了康熙时代清廷态度的特别。这一条说：“两国之间既已成立本和好友谊条约，一切人民均可完全自由地从一国到对方国，唯必须携带护照，证明他们是得允许而来的。他们并可完全自由交易。”平等对待及自由贸易可解释尼布楚外交成绩的大部分。中国外交史上的大成绩是由平等对待及自由贸易中得到的，不是从独自尊大、闭关自守的传统中得来的：这件事值得吾人的深思。
第六节
康熙二十二年（1683），三藩之乱平定了，台湾也收复了，从此清朝统一了中国。于是清圣祖不但下决心来解决黑龙江一带的中俄问题，且在沿海通商制度上，辟了一个新局面。此先在军事时期，清廷曾禁人民下海，甚至强迫沿海居民迁居内地，以免他们接济“叛逆”。康熙二十三年（1684），圣祖下明诏开海禁。这个谕旨虽仅许了国人下海，并没有明文地许外国人进口，但是事实上，无论哪国人要到广州、厦门、福州、宁波来通商者，中国一视同仁。所以在十七世纪末及十八世纪来中国通商的，如奥国（双鹰国）、普鲁士（单鹰国）、丹麦（黄旗国）、美国（花旗国）、比利时、法兰西，均没有遇着葡萄牙在十六世纪及英、荷在十七世纪初所遇着的困难。
同时清廷正式设海关监督，规定粤海关由内务府派，闽海关由福州将军兼，浙海关及江海关由各省巡抚兼。按法律，中国的旧关税制度完备极了、公道极了。圣祖的训谕说：“各省钞关之设，原期通商利民，以资国用。”“国家设关榷税，必征输无弊，出入有经，庶百物流通，民生饶裕。”世宗的旨趣相同：“国家之设关税，所以通商而非累商，所以便民而非病民也。”高宗也说过：“朕思商民皆为赤子，轻徭薄赋，俾人人实沾惠泽，乃朕爱养黎庶之本怀。”户部颁有税则，其平均率不到百分之五，比《南京条约》以后的协定税则还要低廉。防弊的法令也极森严：
一、各关征税科则，责令该管官详刊本榜，竖立关口街市，并责令地方官将税则刊刷小本，每本作价二分，听行户颁发遵照。倘该管官将应刊本榜不行设立，或书写小字悬于僻处，掩以他纸，希图高下其手者，该督抚查参治罪。地方官将应刊税则不行详校，致有舛漏，或更扶同徇隐者，并予严参。
二、各关应征货税，均令当堂设柜，听本商亲自填簿，输银投柜，验明放行。其有不令商亲填者，将该管官严加议处。
很明显地，中国自十七世纪末起，已有了法定的、公开的海关税则。
实际上，中国海关收税的情形不但离高尚道德甚远，且与法律绝不相符。直到鸦片战争，外商不知中国的税则的模样。历康、雍、乾、嘉四朝，外国人索看海关税则多次，每次概被衙门拒绝。关税分两种：船钞与货税。照户部的章程，船钞应丈量船的大小而定：大船约纳一千二百两，中船约九百六十两，小船约五百四十两。实际除船钞外，还需“官礼”。在十七世纪末，官礼的多少，每次须讲价。到康熙末年，十八世纪初，官礼渐成固定：不问船的大小，概须送一千九百五十两，比正钞还多。货税也有正税及“陋规”。陋规最初也是由收税者及纳税者临时去商议，到康熙末年，大约已达货价百分之六，比正税亦大。雍正初年，杨文乾以巡抚兼海关监督的时候，官礼报部归公，于是官吏在货税上加了百分之十的陋规，名曰“缴送”。正税及各种陋规总起来约当百分之二十，这是中国实行的税则。
这种税则虽重，但在十八世纪尚未发生困难。彼时进口货少，出口货多。中国的税收百分之八十来自出口货。这种货物，因中外市价的悬殊，能纳重税。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出银二十两买茶一担，纳出口税不过三两八钱（其中正税仅二钱），到伦敦即能批发到四十两以上。且同时英国茶叶的进口税比中国的出口税还重。
通商的地点的选择，在法律上虽自由，实际无自由。浙、闽、粤三省的官吏虽都欢迎外商，但各处都有特殊权利的华商垄断市场，即所谓“皇商”“总督商”“将军商”“巡抚商”等等。这班人是商人想借用政治势力以图操纵市场呢？还是官吏利用走狗来剥夺商利呢？还是官商狼狈为奸呢？在厦门，康熙四十三年（1704），“皇商”组织公行，行外之人概不许与外国人交易。从此厦门的市价全由公行操纵，外商苦极了。宁波（实际交易在珠山）不但有特殊权利商人，有时官吏简直自定价格，强迫外国人交易。在十七世纪末及十八世纪初，外商只能从各口彼此竞争占点便宜。最初他们侧重厦门，后来侧重宁波，最后侧重广州。康熙十五年（1676）以后，中外通商实际只有广州一口，因为广州市面较大，官利的贪索亦比较有分寸。
广州尝了专利的滋味以后，绝对不肯放手。所以乾隆二十年（1755），英商复想到厦门及宁波的时候，广州的官吏及商人联合起来，在北京运动。他们达到了目的，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起，广州成了法定的唯一通商地点。
从十八世纪中叶起，外国人的通商不但限于广州，且限于广州的十三行。十三行的专利实由于环境的凑迫。第一，与外商交易者总是资本比较大的华商，此中有一种自然的专利。第二，外国人嫌中国海关衙门纳税的手续过于麻烦，所以常把纳税的事务委托中国商人去办。官吏于是指定少数更殷实的商家担保外国人不漏税走私。这个责任甚大，保商没有团结不足以当之，倘团结而没有专利亦是得不偿失。得了专利以后，官吏又觉得保商应负更大的责任，于是保商不但要担保外国人不漏税走私，且要担保外国人安分守己，换言之，管理外国人的责任也到了十三行身上去了。在十八世纪的下半期，广州外商及外船的水手逐渐增多而杂，中国官吏所定的禁令也就多而且严了。
这些禁令的烦琐简直是现在的人所不能想象或理解的。“番妇”不得来广州。“夷船”开去以后，“夷商”不得在广州逗留，他们必须回到澳门或随船回国。“夷商”出外游散只能到河南边的花地，每月只许三次，每次不得过十人，并需有通事随行。“外夷”不许坐轿。“外夷”不许学习中文，购买中国书籍。“外夷”移文到衙门必须由十三行转，必须用“禀”，只许用“夷”字，不许用汉字。“外夷”只许租用十三行。仆役有限数，且须由十三行代雇。每年开市之初（秋末），官吏把这些禁令宣布一次，并训令十三行好好地开导那班不知礼义廉耻的“外夷”。禁令的实在用意不外三种：一、防止外国人开盘踞之渐；二、防止外国人通悉中国政情，以俾官吏的奸弊无从告发；三、防止外国人熟悉中国的商情，以便行商得上下物价。行商执行这种禁令的方法不外劝勉疏通，倘不行，则宣布停止贸易；再不行，则撤退外国人的仆役，断绝接济。因这种利器用了多次，每次都见了效，官吏遂以为“驭夷”易如反掌。
我们在十八世纪末，应付近代世界的大变局，又放弃了十七世纪末康熙皇帝的比较开明的态度，而回到明末的模样。
第七节
幸而在十八世纪与中国通商的最重要的对手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公司的政策由股东决定，股东的目的在红利。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买卖既大赚钱，其他一切也就将就过去了。又幸而在十八世纪，中国很像一个强大的帝国，而印度适于是时瓦解。英国的注视是在印度与法国的对抗。所以英国只想用外交的方法来修改中国的通商制度。
是时在广州的外商觉得他们所受的限制和压迫多半出自地方官吏，非皇帝所知道，更非皇帝所许可。倘若在地方交涉，通商的制度是不能更改的；倘若由政府派公使到北京去交涉，或有一线希望。乾隆五十三年（1788）英国外交部遂采纳这个办法。不幸英国这次所派来的公使在中途死了，使团也就折回去了。次年，两广总督福康安授意东印度公司的经理们，希望公司派代表到北京去贺高宗的八旬万寿。经理们一则恐怕此中有奸谋，代表或将被扣留为质；二则怕见皇帝的时候，必须行三跪九叩礼，遂未接受福康安的意思。后来公司的董事以为经理们失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于是决计假补行祝寿为名，再派公使来华。
在筹备这使团的时候，英国人费尽心力，要使团在可能范围内迎合中国人的心理，同时做西洋文明，尤其是英吉利文明的活广告，使中国人知道英国也是礼仪之邦，且是世界大帝国之一。英国外交部给马戛尔尼（Lord Macartney）的训令不过讲交涉大纲，其细则由马氏临行时斟酌。大使所行的礼仪应表示中英的平等，不卑不亢，但不可拘泥形式。交涉的目的在扩充通商的机会和联络邦交。第一，英国想在中国沿海得一小区域，如澳门一样，俾英商可屯货住家，主权可以仍归中国，但警察权及对英侨的法权应归英国；在租借区域内，英国可不设军备。第二，中国不愿租地，就加开通商口岸及减少广州的限制。第三，英国可以遵守中国的鸦片禁令。第四，希望英国可派公使驻北京，或间来北京；如中国愿派公使到伦敦，英政府十分欢迎。这是十八世纪末英国对华外交的方法及目的。
马戛尔尼的使节，在中国方面，自始就另作一回事看待。东印度公司的董事长百灵（Francis Baring）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的夏季，先发一信给两广总督，报告英廷派使的意思。这封信由十三行的通事译成中文，送呈署督郭世勋，郭氏随奏折送到北京。这信原文第一句是：
The Honorable the President and Chairman of the Honorable the Court of Directors under whose orders and authority the Commerce of Great Britain is carried on with the Chinese Nation at Canton to the High and mighty Lord the Tsontock or Viceroy of the Provinces of Quantong and Kuangsi Greeting．
译文变为：
英吉利总头目官管理贸易事百灵，谨禀请天朝大人钧安，敬禀者。
原文第二句是：
These are with our hearty commendations to acquaint you that our most Gracious Sovereign His Most Excellent Majesty George the Third King of Great Britain,France and Ireland etc.,etc． Whose fame extends to all parts of the world having heard that it had been expected his subjects settled at Canton in the Chinese Empire should have sent a Deputation to the Court of Peking in order to congratulate The Emperor on his entering into the Eightieth year of his age,and that such Deputation had not been immediately dispatched His Majesty expressed great displeasure thereat．
译文变为：
我国王兼管三处地方。向有夷商来广贸易，素沐皇仁。今闻天朝大皇帝八旬万寿，未能遣使进京叩祝，我国王心中惶恐不安。
英国人费尽了心力要表现平等者的相敬，通事反把安南的口气加在这信上。当时的通事不能也不敢实译，而当时的官吏之所以禁止外国人学习中文及用中文移书往来，一部分就占这个纸上的便宜。这种外交是幼稚而又滑稽的。
清高宗度量颇大，虚荣心也大，马戛尔尼快要到天津的时候，高宗吩咐直隶总督梁肯堂及长芦盐政徵瑞如何招待：
……应付外夷事宜，必须丰俭适中，以符体制。外省习气，非失之太过，即失之不及。此次英吉利贡使到后，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华，但该贡使航海往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
高宗对招待虽愿从优，对礼节则极重视。他教徵瑞预为布置：
……当于无意闲谈时，婉词告知，以各处藩封到天朝进贡观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即国王亲自来朝者亦同此礼。今尔国王遣尔等前来祝嘏，自应遵天朝法度。虽尔国俗俱用布扎缚，不能拜跪，但尔等叩见时，何妨暂时松解，俟行礼后，再行扎缚，亦属甚便。若尔等拘泥国俗，不行此礼，转失尔国王遣尔航海远来祝厘纳赆(5)之诚，且贻各藩部使臣讥笑，恐在朝引礼大臣亦不容也。
马戛尔尼深知中国人重视礼节，也知三跪九叩首必成问题，所以对徵瑞的婉劝和要求早有准备。马氏并不拒绝行三跪九叩首的礼，但他有一个条件：中国须派与他同等级的大臣在英国国王的像前作三跪九叩的答礼。他说他所争的不是他自己的身份，他对中国皇帝愿行最敬的礼节；他所争的是中英的平等，是英国国王的尊严，是要表示英国不是中国的藩属。他把他的办法和苦衷函达当时的首揆和珅。中国拒绝了他的条件，他就决定以见英王最敬的礼来见中国皇帝。
马戛尔尼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八月十日及八月十三日在热河行宫两次见了高宗，两次都未跪拜。高宗虽敷衍了，赏了他及他的随员不少的东西，心中实在不满意，要官吏暗中设法讽令英国人早回国。马戛尔尼所提出的要求，高宗以一道敕谕拒绝一切。
马氏的外交失败是由于中西的邦交观念之不相容。我们抱定“天朝统驭万国”的观念，不承认有所谓“国际”者存在；西方在近代则步步地推演出国际生活及其所需的惯例和公法。马氏的失败证明中国绝不愿意自动地或和平地放弃这种传统观念。因此中国外交史有一大特别：除康熙亲政初年外，中外曾无平等邦交的日子。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居上，外国居下，鸦片战争以后则反是。
由现代的中国人看来，马氏出使中国毫无直接的成绩可言，这已经够奇了，但连间接的影响也没有，这更奇怪了。马氏在中国境内逗留几及半年。在这时期内，中国官吏与他往来的也不少。有意反对他的如徵瑞、前任粤海关监督穆腾额、前任两广总督福康安，我们不必说。据马氏的日记，对他感情甚好的大吏也不少。直隶总督梁肯堂与他一会于天津，再会于热河。军机大臣松筠陪他游万树园，以后又陪送他到杭州。松筠曾办过中俄的交涉，马氏也曾出使俄国，所以他们甚相得。浙江巡抚升任两广总督的长龄陪他由杭州经江西到广东。就是当时主持朝政的和珅与他见面也好几次。这些人——其他官阶较卑的如天津道及天津镇不论——马氏均说对他个人有相当的好感，尤其是松筠和长龄。何以这些人没有因为认识马氏而对外国人的态度稍有变更呢？马氏所坐的兵船——比中国的水师船大五倍——及所送高宗的炮位和模型军舰当时也有许多中国人看见过。何以他们对西洋军备无丝毫的惊醒呢？英国这次所送的浑天仪实属十八世纪西洋科学及工艺的最精品，何以国人（满汉均在内）没有发生一点觉悟呢？马氏文化使命的失败足证中国绝不会自动地接受西洋的科学和工艺。
马戛尔尼在中国的那一年正是法国革命国会对英国宣战的一年。从乾隆五十三年（1788）到嘉庆二十年（1815），大英帝国的精力都集中于对法的作战，远东通商制度的改良只好暂时搁置。同时中国这方也是变故多端。嘉庆元年（1796），湖北教匪起事，蔓延到四川、河南、陕西、甘肃，至嘉庆八年（1803）始告平定。闽粤海盗蜂起，聚众到八九万人，船三百多只。西人被海盗架去而以重价赎回者有好几次。官吏如何虚报胜仗，如何“招抚”，在广州的外国人知道得很清楚。内乱多，军费就多，十三行的捐款也就多了。外国人觉得通商的困难日渐增多。等到拿破仑战争一终止，英国政府遂决计再派使来华，以求通商情形的改良。
嘉庆二十一年（1816），罗尔美都（Lord Amherst，阿美士德勋爵）的使节简直是个大惨败。因跪拜问题，仁宗竟下逐客之令。由北京返广州的时候，沿途的官吏多以白眼相待。西洋人从此知道，要变更中国的通商制度和与中国建立平等的邦交，和平交涉这条路走不通。
第八节
到了道光年间，中西都有大变动，使旧的中西关系不能继续存在。
第一，英国在十八世纪的下半期有所谓工业革命。在手工业时期，英国出品运至外国者不多，适宜于中国市场者更少。到了拿破仑战争以后，在海外辟市场成了英国新工业的急需要。
第二，自由贸易的学说随着工业革命起来了。以往各种贸易的限制和阻碍，英国人视为家常便饭者，到了十九世纪，英国人认为野蛮黑暗，非打倒不可，中国的通商制度亦在内。
第三，经过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初的战争，大英帝国毫无问题地是世界的最强的帝国。英国人往年在广州所能忍受者，现在觉得万不能忍了。并且这个帝国以印度为中心。要侵略亚洲别部，英国有印度为大本营、出发地。为维持及发展在印度的利益，英国觉得有进一步经营亚洲别部的必要。
第四，在十九世纪以前，欧人到海外去传教者全是天主教教徒。在十九世纪初，耶稣教教徒也发现他们有传布福音给全世界的神圣使命。在广州的传教士，对于中国各种禁令的愤慨尚在商人之上。
我们试看道光元年（1821）至道光二十年（1840）外国人在澳门所发表的刊物，及他们写给政府的请愿书或给亲戚朋友的信，我们发现一个共同的要求：解放！他们，不分商人及传教士，都觉得解放的日子应该到了，已经到了。
在东印度公司的末年，驻华经理中之后辈就主张与中国算总账。以往公司的经理只求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现在这帮商人尚唯恐天下无事。在道光十二、十三年（1832—1833）的时候，外商已自动地不顾中国的禁令，到福建、江苏、山东，甚至奉天及高丽去卖鸦片和新的机制纺织品；传教士也跟着他们去传教、施医药。实际上，沿海官吏无可奈何。林则徐在江苏巡抚任内，遇着一只这样的犯禁的船，也无法对付。
道光十三年（1833），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通商专利取消了。这种专利也是贸易不自由时代的产物，它的取消就是时潮的表现，取消以后，新来的商人多而且杂。他们对于中国的旧制度无经验，也无了解，只觉得这种制度之无理。同时，公司取消以后，保护商业的责任由英国政府负责。以前买卖是公司做的，要办交涉和打仗，费用也是公司出的；以后买卖是商人做的，交涉及打仗都是政府的事情了。所以大决裂的机会就多多了。并且责任既由英国政府直接负担，英国必须派代表常川驻华。这个代表要执行他的职权，必须得中国的承认——承认他是外国政府的代表。那时，中国只知道有贡使，不知道有公使、领事。这种承认等于承认中、英的平等。我们知道，在乾隆末年及嘉庆末年，中国绝无放弃传统观念的倾向。在道光年间，中国还是旧中国。事实上，在东印度公司取消以后，中、英必须发生平等的近代的邦交，而中国的体制绝不容许这种邦交的发生。道光十四年（1834），中、英因此就以炮火相见。那次英国代表不久因病去世，这问题就成为一个大悬案。
换句话说：在道光年间，我们的通商制度及邦交观念是十九世纪的世界所不能容许的。
同时，英国人的鸦片买卖也是我们觉得不应该容许的。
这个鸦片买卖的发展有其商业的自然性。历十七及十八世纪，中国的国际贸易总是有很大的出超，因之白银源源地从欧洲、南北美洲及印度输进来。西商所苦的是找不着可以销售的进口货。在嘉庆年间，他们始发现鸦片推销之易，但是这种买卖的大发展尚在道光年间。在道光元年（1821），鸦片进口尚不满六千箱，每箱百斤；到了道光十五年（1835），已过了三万箱；道光十九年（1839）——林则徐到广州去禁烟的那一年——过四万箱。中国在道光六年（1826）初次有入超，从此白银起始出口：西商的困难也从此解决了。倘若英国的工业革命提早百年，倘若英国的工业品在十八世纪就能大量地输入中国，那么英商无需鸦片来均衡他们与中国的买卖；那么，中英可以不致有鸦片战争，只有通商战争；那么，我民族可以不受鸦片之毒至如此之深，但我们的农民家庭附属手工业的崩溃又要提早百年。换言之，无论如何，我们是不能逃避外来的压迫的，除非我们的现代化也提早百年。
鸦片买卖的发展，除了有其商业的自然性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理由，那就是印度财政的需要。英国自十八世纪中叶战胜法国以后，就成了印度的主人翁，就着手整理印度的行政。整理的方法不外多用英国人为官吏。其结果有两个：一个是行政效率的提高，一个是行政费及军费的提高。印度因此发生财政问题。鼓励鸦片之输入中国是英属印度解除财政困难方法之一，即所谓开源者也。其用心之苦——如中国吸鸦片者的嗜好的探讨，价钱的适合，包装箱之图便宜等——不亚于任何现代的公司推销其他任何货品。
宣宗可说是个清教徒。他不但要禁烟，且禁唱戏。他的俭朴是有名的，连朝服尚不愿换新，只肯补缀。无疑地，宣宗的禁烟是出于至诚的、下了决心的。可是当时官吏的腐败，不是一个皇帝——虽有生杀之权——所能挽回的。所以愈禁烟而烟之输入愈多。我们若参看美国近年禁酒的经验，道光年间禁烟之失败似很自然了。
宣宗及少数的同志为什么要禁烟呢？他们一则觉得鸦片伤害身体，二则因为烟瘾妨害平民职业，三则因为烟瘾减降军队的战斗力。我们若以道光年间的谕旨及奏章为凭，他们禁烟最大的理由还是鸦片进口，白银就出口。那时国家没有统计（鸦片按法不能进口，故更不能有进口的统计），他们又怎能知道鸦片进口及白银出口的数目呢？他们的知识一部分得自传闻，因为鸦片买卖已成了公开的秘密，一部分得自推测。他们知道在嘉庆年间，每两银子可换制钱一千文；在道光中年，可换至一千六百文。他们的结论是：银价的提高是因为银子流出外洋。这个结论不尽可靠，因为在道光年间，中国各省铸钱太多，且钱质也太坏。他们所得的传闻往往亦言过其实。正因为他们的运动没有科学的基础，他们的热忱反而加高。
当时在广州有少数留心时务的士大夫共同探讨鸦片问题。顺德人何太青曾主张这个办法：“纹银易烟出洋者不可数计。必先罢例禁，听民间自种罂粟。内产既盛，食者转利值廉，销流自广。夷至者无所得利，招亦不来，来则竟弛关禁而厚征其税。责商必与易货，严银买罪名。不出二十年，将不禁自绝。实中国利病枢机。”监课书院教官吴兰修很赞成这个主张，自己作了一篇《弭害论》以资宣传，并请了学海堂同事们出来提倡。这些人都是粤东道台许乃济的朋友，他也相信这个主张是唯一可能的办法。在道光十六年（1836）他做太常寺少卿的时候，他就奏请禁白银出口，不禁鸦片进口但加税，且许人民种烟，希望拿国货来抵制外货。许乃济及他的同志都知道这个办法是下策，但是他们认清禁烟虽是上策，可惜是不能行的上策。御史们如许球、朱嶟、袁玉麟都反对开禁，以为事系天下风化，万不可为，且如能禁白银出口，就能禁鸦片进口。许乃济的办法就打消了。
道光十八年（1838），黄爵滋奏请治吸烟者以死罪，这是烟禁加严的大呼声。宣宗令各省将军督抚讨论。大多数的人都以为死罪太重，因为太重，地方官吏反不执行了，他们以为贩卖者的罪实大于吸食者。唯独湖广总督林则徐完全赞成。宣宗于是决定吸食与贩卖同时都禁，并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鸦片贸易大本营的广东去禁烟。
第九节
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1839）春天到广州。
广东的中外烟商对于朝廷及官吏的禁烟实是司空见惯，毫不在乎。他们以为文忠一定是和别的官吏一样，初到任时，排个架子，大讲禁烟，架子愈排得大，不过表示要钱愈多。他们想拿对付别的官吏的法子来对付文忠。不幸文忠是中国官场的怪物，那就是说，他居然办事认真，说到哪里，就做到哪里。他下令要烟商完全把鸦片交出来。烟商不听令，他就撤退十三行的仆役，断绝接济，派兵封围十三行。这个办法不是文忠独创的，广东几百年来“驭夷”的方法就是这样。他为什么不派兵船到海上去拿烟船呢？因为他知道中国兵船的力量不够。他为什么不分好坏把外商都封锁起来呢？一则因为好坏难分，二则因为三百多个外商之中，只有几个人从来没有做过鸦片买卖。他为什么把英国商业监督义律（Charles Elliot）也封锁起来呢？因为中国与英国没有邦交，不承认有所谓商业监督存在。林则徐全用传统的方法，因为他不知道有别的方法。他是中国纯粹旧文化的产物。他的特别是他忠实地要行孔孟程朱之学，不但口讲而已。
义律知道了没有法子可以对付这个横蛮的林钦差，于是以英国政府的名义令英商把所有的鸦片交给他，由他发收据。英商喜出望外，因为从后他们可以向政府追索财产或其赔偿。这一举是林则徐的大幸，也是他的大不幸。有此一举，他得了两万多箱的鸦片烟，简直一网打尽。他的报告到了北京的时候，宣宗批谕说：“朕心深为感动，卿之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同时因为义律玩了这套把戏，他交出的鸦片已不是英商的私产，是英国政府的公产。因此这问题更加严重。
鸦片收了毁了，朝廷升他为两江总督了，普通官吏大可就此收场。林则徐则不然。他要办到底。他令外商具一甘结，以后不再做鸦片买卖，如做而被发觉，货则入官，人则处死。不具甘结者，他要他们回国不再来。义律率领英商既不具甘结，也不回国。他的实在理由是要等英国政府的训令，然后再作处置。林则徐则以为义律与烟商狼狈为奸，从中取利。所以他就下令禁止沿海人民接济淡水食物，因此在这年秋季中、英就兵火相见了。
在义律方面，他这年秋季及次年春季所有的武力仅两只小兵船，其余都是商船临时应战。他与林则徐两次的冲突，他不叫战争（War），只称报复（Reprisal）。文忠的军事报告不免言过其实，这不是水师提督关天培蒙蔽他，就是他有意欺君。不幸关天培颇负时誉，林则徐的官声素好，所以时人就信他们是百战百胜的。文忠于军备的努力亦言过其实。他买了一只外国旧商船，改作水师练船。他又买了些外国小炮，在虎门口，他安了一根大铁链子，以防英船的驶进。他令沿海居民办团练，他是相信可以利用“民气”以御外侮的。他自信很有把握，最可惜的是，时人也相信他有把握。到道光二十年（1840）的夏季，英国水路军队到了中国洋面的时候，他们不攻广州，反攻珠山。文忠及时人的解释是英国人怕他的军备！
英国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要得鸦片赔款，一个是要大修改通商制度。英国以为打仗应在北边，交涉更应近北京，不然，不能收速效。所以占了珠山以后，英国交涉员就率领舰队到天津去。在天津负责交涉者是琦善，他对英国武备加以研究以后，就认定中国绝不能与英国战，于是不能不和。适英国政府致中国宰相书为琦善开了讲和之路。该书要求条款甚多，没有一条是当时中国所能接受的。但要求的理由就是林则徐禁烟方法的横暴。琦善把这个交涉当作一场官司办：英国人既说林钦差欺负了他们，那么查办林则徐岂不可以了事？以中国皇帝的命令去查办中国的疆吏不但无损国体，反足以表示中国的宽大。义律以琦善的态度开明，交涉不能失败，就答应率舰队回广州再议。林则徐攘(6)出大祸，致定海县失守；琦善凭三寸之舌把英军说退了，宣宗就罢免林则徐，派琦善去查办。
琦善到了广州，义律又旧话重提。琦善仍主和。英国政府给代表的训令要他们要求中国割一岛，如中国不愿割地，则加开通商口岸。这点选择是中国外交唯一的机会。琦善看到了这个机会，主张不割地，只加开通商口岸。清廷不许割地，也不加开通商口岸。义律则一心要香港。于是主和的琦善也与英国人决裂了。军事失败以后，就订《穿鼻草约》，割香港与英国。清廷得信以后，就把琦善革职拿问。宣宗从此一意主战。
既然主战，宣宗就应该复用林则徐。文忠自告奋勇，愿到浙江去收复失地。在浙督师的裕靖节亦竭力保他能胜任。于是宣宗令文忠到浙江去戴罪立功。不料道光二十一年（1841）夏季，英国新军将到浙江的时候，宣宗临时又把文忠遣戍伊犁。是以这位自信能“剿夷”，时人亦信他能“剿夷”的林则徐终于没有机会可以一现他的本领。
因此，我们的鸦片战争虽败了，大败了，时人绝无丝毫的觉悟。他们不认输。他们以为致败之理由，不在中国军备之不及外国人，是在奸臣误国，使林则徐不得行其志。好像两个球队比赛，甲队的导师临时不许其健将某人出场，以后败了，其咎当然在导师，不在球队。在道光年间，中西文化如要比赛的话，无疑地，中国队员的队长自然是林则徐。则徐未得出场，国人当然有以自慰。因此中有这个大波折，国人又酣睡了二十年。
第十节
负责办理战事善后者是伊里布及耆英。伊里布秉承琦善的衣钵，而耆英又秉承伊里布的衣钵。他们是“抚夷”派。他们抚夷的方法见于他们所订的中英《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及中法《黄埔条约》。
中国战争的目的没有达到，因为英国虽不反对禁烟，但反对中国再用林则徐用过的方法。这样一来，禁等于不禁，因为以中国的国力及国情，用文忠的方法尚有一线之望，不用则全无禁烟的希望。
英国战争的目的完全达到了，通商的制度大加修改了。我们现在把南京、虎门、望厦及黄埔诸条约当作最早的不平等条约看，因为这些条约里有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及片面的最惠国待遇。虽然，我们不可就结论这些不平等条款是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工具。道光时代的人的看法完全与我们的两样。他们不反对领事裁判权，因为他们想以夷官按夷法来治夷人是极方便省事的。他们不反对协定关税，因为他们想把税则一五一十地订在条约里可以免许多的争执，并且耆英所接受的协定税则比中国以往国定的税则还要高。他们不反对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因为他们想不到有中国人要到外国去，其实当时的法令禁止人民出洋。至于租界制度，并不是根据任何条约起始的。最早的租界是上海英国人居留地（settlement），由上海道与英国领事定的。原来外国人初到上海的时候，他们在城内租借民房，后来中国地方官吏感觉华洋杂居，管理不易；外国人亦感觉城内卫生不好，交通不便。为外国人划出一特别区域为其居留地是出于双方乐意的，时人并不反对。他们——不论抚夷派还是剿夷派——不知道，亦无从知道这些条款之主权的及经济的损失。剿夷派所痛恨的是赔款和五口通商。他们认为赔款是输金以养夷，使夷力坐大。他们以为有了五口，那就防不胜防了。其实这五口，上海除外，都是康熙年间曾经有过通商的地点。
最奇怪的是，英国人认为《南京条约》是中、英平等的承认及保障，因为条约规定中、英官吏可以平等往来。这一条是剿夷派所不甘心的。
《南京条约》以后，中国以两广总督（最初是广州将军）兼钦差大臣负责处理夷务，而以两江总督副之。我们可以说，在道光、咸丰年间，粤督是中国的外交总长，江督是次长。此外北京并没有专办外交的衙门。
第一任总长是伊里布，不满一年他就死了。继任的是耆英。鸦片战争以后的通商制度几全成于耆英之手。他抚夷的技术很值得我们注意：“其所以抚绥羁縻之法，亦不得不移步换形。固在格之以诚，尤须驭之以术。有可使由不可使知者；有示以不疑，方可消其反侧者；有加以款接，方可生其欣感者；并有付之包荒，不必深与计较，方能于事有济者。……夷人会食，名曰大餐。……奴才偶至夷楼夷船，渠等亦环列侍坐，争进饮食，不得不与共杯勺，以结其心。且夷俗重女，每有尊客，必以妇女出见。……奴才于赴夷楼议事之际，该番妇忽出拜见。奴才踧踖不安，而彼乃深为荣幸。此实西洋各国风俗，不能律以中国之礼。倘骤加呵斥，无从破其愚蒙，适以启其猜嫌。”耆英所谓“驭之以术”，就是肯与外以交际。这没有什么了不得。但清议骂他“媚外”，因为清议要死守“人臣无私交”的古训。换句话说，鸦片战争以后，时论仍不许中国有外交。
耆英最感困难的是广东民情与夷情之调剂。鸦片战争以后，广东人特别仇恨外国人，而外国人的气焰自然比战前亦高，于是发生许多私斗暗杀事件。耆英不惜以严刑处置暗杀者。御史们骂他“抑民奉夷”。在这种空气之下，发生广州入城问题。广州人坚执不许外国人入城，好像城内是神圣之地，不容外夷沾染。英国人把这种态度看作侮辱，坚持要入城，以不许入城为违约。耆英左右为难，对人民则竭力开导，对英国人则劝其不着急。到了道光二十七年（1847），英国人太不能忍了，于是以武力要挟。耆英不得已，与之定约，许两年后进城。《清史稿》说“耆英知终必有衅，二十八年请入觐，留京供职”。这个解释颇近情，因为耆英离开广州以后，官运尚好：“管理礼部、兵部，兼都统，寻拜文渊阁大学士。”这样，耆英的脱离外交，似乎不是因为宣宗不信任他了，是因为他自己畏难而退。
第十一节
虽然，这个解释也有困难。宣宗训令他的继任者说：“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弭。嗣后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徇迁就，有失民心。……总期以诚实结民情，以羁縻办夷务，方为不负委任。”这就是批评耆英的政策。并且继任者是徐广缙。广缙也是佩服林则徐者之一。他继任之初，就请教文忠驭夷之法，文忠答以“民心可用”。其实耆英的下台及徐广缙的上台不是寻常官吏的调动，是抚夷派的下野和剿夷派的登朝执政。徐广缙秉承林则徐的衣钵，而叶名琛以后又秉承徐广缙的衣钵。可惜徐广缙是个小林则徐，而叶名琛又是个小徐广缙。英法联军祸根就种于此。
徐广缙继任一年以后，耆英两年后入城的条约到期，英国人根据此约要求进城。广缙与名琛于是联络地方士绅大办团练，“共团勇至十万余人。无事则各安工作，有事则立出捍卫。明处则不见荷戈持戟之人，暗中实皆折冲御侮之士”。广州官民同心以武力抵抗，英国人终觉因入城问题而作战，未免小题大做，于是声明保留权利，以待他日。广缙遂以英国人怕百姓，放弃入城之举报告北京。宣宗高兴极了，赏了广缙子爵，名琛男爵，并赐广州人民御书“众志成城”四字。剿夷派外交的起始总算是顺利。
文宗即位（道光三十年正月，1850）以后，剿夷派的势力更大。大学士潘世恩及给事中曹履泰等均谓应该起用林则徐，“庶几宋朝中国复相司马之意”。文宗亦有此意。道光三十年十月，他手笔下诏宣布抚夷派的罪状。咸丰朝的对外态度于此毕露了。
这时适有太平天国的革命，清政府的江山几乎不保，但京内外的藩夷政策并不因此稍改。在广东的叶名琛自以为很有把握，文宗亦十分信任他。咸丰四年（1854），英、法、美三国共同要求中国修改通商条约。三国代表到两江及天津去交涉的，地方官吏均答以修约之事只有叶名琛能主持，但是他们到广东去的时候，名琛总是托故不见，最后又回答他们只知守约，不知改约。是时英、法正联军助土耳其抵抗俄国，而急于修约的英国亦以为不如等中国内乱之胜负决定后再议，于是搁置修约问题。名琛不知道这个内幕，反自居功，以为他得驭夷的秘诀了。
其实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这时已十分不满意旧约。他们以为商业不发达是由于通商地点太少，且偏于东南沿海，长江及华北均无口岸；他们又觉得中国内地的通过税太繁，致货物不能流通。外国代表对叶名琛的办事方法也十分愤慨，以为邦交制度非根本改革不可。外国人气焰之高，很像鸦片战争以前的样子。
叶名琛反于此时给外国人以启衅的口实。咸丰六年（1856），广西西林县杀了一个马神父。法国代表要求处置，名琛一事推诿。这时拿破仑三世正欲得教皇的欢心以维持他的帝位，有了马神父的悬案，他就师出有名了。同时叶名琛因捕海盗事，与英国人起了冲突。于是英法联军首攻广州，名琛不和不战，终为英国人所掳。咸丰八年（1858），联军由大沽口进据天津。清廷恐京师受扰，于是派桂良及花沙纳到天津去修约。
天津交涉最严重的问题，第一是北京驻使。士大夫简直以此事为荒谬绝伦，万不可许。第二是长江开通商口岸及内地游行，这样遍地都有外夷，简直防不胜防了。至于减低关税及改内地各种通过税为二五子口税，时人倒觉得不值得争。桂良及花沙纳（天津人说，那年桂花不香）以为不签字，则外国人必直逼京师；签字则外军可退，中国可徐图挽回。《天津条约》实在可说是城下之盟了。
签字以后，北京就教桂良到上海去“挽回”已失权利。清廷知道若否认条约必致引起战祸，于是有所谓“内定办法”：中国以后完全不收关税，外国人放弃北京驻使、长江通商及内地游行。时人以为外夷既唯利是图，以利诱之，他们必就范。桂良到了江南，地方官吏大反对这个内定办法。不收关税则军饷无来源，万一外国人接受了这个便宜而同时又不放弃新得的权利，那又怎样？桂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疏通英国，结果允不派使驻京。他觉得此外不能再有所得，只好批准《天津条约》。
次年，各国派使到北京去交换批准证书。北京也为他们预备了公馆，以便接待。但各国疑心甚大，所以派兵船护送公使北上。清廷于咸丰八年秋派了僧格林沁在大沽设防，以免外国人再进据天津。中国原意堵塞海河交通，留北塘一路出入，则外国人不能武装进京。外国人见了大沽不能通行，遂以为中国有心废约。他们把中国军备看得太轻了，一战的结果，外国人大失败。于是英、法要复大沽之仇。
咸丰十年（1860），我们的外交一误于北京不给桂良全权证书——时人以为唯独皇帝可以有全权；再误于捕拿外国交涉员。终致联军入京，毁圆明园，而《天津条约》以外又有所谓《北京条约》了。
剿夷派外交的代价不能不算大。
第十二节
上文已经说过，俄国占了西伯利亚以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加了一路的侵略。但《尼布楚条约》终究实行了一百六十余年。到了十九世纪中，欧人自水路来者的侵略复行积极的时候，自旱路来者的侵略也积极了。剪刀在那里活动了。
俄人最初假道黑龙江出师，以防英、法的侵略；次则实行占据江北。等到布置好了，然后与黑龙江将军奕山开始交涉。咸丰八年（1858），签订《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的土地划归俄国。咸丰九年（1859），中国想否认该约。等到英法联军进了北京以后，中国不但无力取消《瑷珲条约》，反又订《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让给俄国。我们的大东北缩小了一半，而且俄国得了海参崴，可以角逐于北太平洋。
俄国没有费丝毫之力就得了八十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其对华外交的灵敏可说远在英国之上。而且俄国自始至终以中国的“朋友”自居！
第十三节
咸丰十年（1860）的大挫折终于唤醒了一部分的中国人。在咸丰八年、九年，文宗的亲弟恭亲王奕䜣是顽固派之最顽固者，首先提议捕杀外国交涉员的就是他。文宗逃往热河的时候，派他留守北京。咸丰十年的经验给了他及他的助手文祥两个教训。他们从此知道外国的枪炮实非我们所能敌。同时他们发现外国人也讲信义：与外国人订了约以后，他们果然遵约退出北京。于是奕䜣与文祥决心自强，并且知道中国还可利用外国专门人才以图自强。
适此时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诸疆吏因与太平天国战，免不了与外国人发生关系。他们也得了同样的教训。这五人的努力造成了同治中兴的局面。
他们是中国的第一代政治家，知道中国所处的局势是数千年来的变局，而且图以积极的方法应付之。他们的大政方针分两层：以外交治标，以自强治本。这个治本之策是步步发展的，最初不过练洋枪队；继则买制器之器，以图自己造枪造船；终而设学校，派留学生，以图自己能制这些制器的器具。等到光绪年间，他们进而安电线、开煤矿、修铁路、办海军、设招商局、立纱厂。我们现在以为他们的事业不够，可是我们如知道他们的困难，我们也不批评他们了。时人多怪他们以夷化夏，多方反对，加以事权不一，掣肘者多。政府没有整个的计划，事业的成败要靠主办者个人的势力。
至于治标方面，奕䜣及文祥创立一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来负外交的全责。总署拿定主意谨守条约，以避战祸。但是十九世纪的后四十年，外来的压迫节节加紧。这时工业化的国家也多了，各国都需要在海外找市场，不像以往只有英国。同时西洋人把达尔文的学说应用于民族之间：优胜劣败既然是天理，强者有助天淘汰弱者之责。所谓近代的帝国主义的狂澜充满了全世界。加之这时在已有的两路侵略——剪刀式的夹攻——之上，又来一个从东面临头砍杀的日本。治标没有治好，治本也不足济事。甲午之战是自强运动的失败。
尾言
自强失败以后就是瓜分，瓜分引起民族革命。这是甲午以后，我们对世界大变局的应付。
无疑地，经过三十余年的革命，我们的民族意识大有进步。无疑地，这民族意识是我们应付世界大变局的必需利器。现在的问题是：这民族意识能否结晶，能否具体化。我们是否从此团结一致来御外侮；我们是否因为受了民族主义的洗礼而就能人人以国事为己任：这些条件会决定我们最后对这个大变局的应付的成败。
（录自《清华学报》一九三四年第四期）
(1). 即Frank，是十字军东征后，地中海东部一带对西欧人的统称，后这一称呼被阿拉伯商人传到印度、南洋和中国。
(2). 奸宄（guǐ）：犯法作乱的人。
(3).清朝时期，西方人把满族人称为“鞑靼”人。
(4). 指《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
(5). 祝厘纳赆：祈求福佑，进贡财物。
(6). 攘：扰。
中国近代化的问题
近代世界文化有两种重要的特别：一种是自然科学，一种是机械工业。这两种特别引起了许多政治、经济、社会的变迁，如大规模的民治，兼领数洲的大殖民帝国，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的斗争，支配世界市场的大公司等。上次世界大战以前，全世界的文化发展似乎有共同的趋势：素不行民治的国家如中国、日本、土耳其、俄罗斯都望着民治走，未曾使用机械的国家也一步步地踏入工业革命的园地。却是大战以后，经苏联的革命，意大利、德意志、日本诸国的法西斯运动，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反而背道而驰了，至少是各向各方去了。现在世界没有共同的趋势，所谓近代文化究竟是什么，各国亦有各国的说法了。虽然，此中有一点我们必须注意：斯大林与希特勒在政治经济的立场上虽一个站在北极，一个站在南极，两人对于自然科学及机械工业都是维护的。世界的一切都可革命，谁都对于自然科学及机械工业尚未闻有革命之声。左派的、右派的，帝国主义者与反帝国主义者，男的、女的，白种、黄种，老年、幼年：没有一个肯树反自然科学和反机械工业的旗帜。所以我们如说中国必须科学化及机械化，并且科学化和机械化就是近代化，大概没有人反对的。
这种科学机械文化发源于欧洲西部。近代史就是这种文化的发展史。欧西以外的国家都被这种文化征服了。抵抗这种文化的国家不是被西欧占领了，化为殖民地了，就是因战争失败而觉悟，而自动地接受这种文化。胜利的抵抗是没有的。能利用这种文化来生产，来防守国土者就生存，不能者便灭亡。这是近代史中的铁律，没有一个民族能违反的。
关于欧西以外的国家接受科学机械文化的过程，有几点值得我们的注意。第一，接受愈早愈便宜，愈迟愈吃亏。在同治、光绪年间——十九世纪的后四十年——远东历史的最重要事实是中日两国近代化竞争。在那个竞争之中得胜者一切都得胜了，失败者一切都失败了。十八及十九世纪俄罗斯及土耳其的形势亦复如此。俄国能占领黑海以北的土地，是因为大彼得在十八世纪初为俄国立了近代化的基础。近代化的迟早快慢和程度是决定近代国家命脉的要素。
第二，科学机械文化从西欧向外发展的区域有两种。一种是土著的人很少，西欧人移居其中，把这种文化带去了。美洲及澳洲之成为西欧文化区域，是因为美洲及澳洲成了西欧人居住的区域。另一种是人口稠密，西欧人不能移殖的区域，如东欧、中国、日本、印度。西欧人的势力到这些地方去的是政治经济的，不是移民的。这些地方能否近代化，须看地方人民自己的努力。第一种区域近代化的过程是简单的、自然的，其经验没有可资我们借鉴的。第二种区域的近代化都是从艰难困苦、内忧外患交迫中得来的，其过程之富有色彩和戏剧性是历史家和政治家不能也不应忽视的。
印度在近代史的前几幕就亡国了，我们可以置之不论。余有四国可资比较，即中国、日本、俄国、土耳其。这四国的经验有紧要的共同点。四国近代化都是自上而下的。俄国近代化的发起人是大权独揽的大彼得。日本近代化的发起人是少数贵族的政治家。中国近代化的发起人是同治年间的权贵，在内如恭亲王奕䜣和大学士文祥，在外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土耳其近代化的发起人是少数留学西欧的知识分子。在四国，群众都是反对近代化的。这不是说这四国的群众比别国的群众特别顽固。无论在哪一国，群众都是守旧的。创造是少数人的事业。在辛亥年（1911），如果全国对国体问题有个总投票的机会，民众十之八九是要皇帝的。现在的民众如有全权决定要不要修汽车路，大多数会投票决定不要汽车路。数年之前，如苏联的民众能自由选择集耕或分耕，百分之九十是要维持分耕的。凯末尔假使遵从民意，土耳其妇女的解放就不会实现了。我们在西欧文化区域内受过教育的人不知不觉地接受了那个区域内的民意哲学，忘记了我们所处的境遇完全不同。英、法、德、美各国进步上的再进步是可迟可早的，至少不致成为国家存亡的问题。西欧文化区域以外的国家则不能不积极地推动各种反民意的改革。
在中、俄、日、土四国之中，近代化既是自上而下的，并且常违反民意，改革的推动不能不依赖政权的集中。从这四国近代化的过程，我们可以得着一个共同结论：政权愈集中的国家，其推行近代化的成绩愈好。所谓好，就是改革的程度愈彻底，愈快速。如果没有大彼得的横暴——不仅专制——旧莫斯科的守旧势力是不能被打倒的，俄国或许会保存鞑靼的、东欧的旧文化，一直到拿破仑战争的狂风暴雨来袭，十八世纪的宝贵光阴将整个地空费。在民族的竞争之中，百年的落伍是不易补救的。大彼得虽于死前未得着俄国人的感激，但他是俄罗斯民族的大恩人，这是不容疑问的。战后列宁和斯大林的伟业实在就是大彼得的事业的继进。
日本明治的维新与我国所谓同治中兴有一个极大的差别。日本的维新是以政治革命为基础的。尊王派的政治目的达到了以后，政权才集中，维新家始得以天皇的尊严来号召全国。因为天皇的尊严到了绝顶，所以日本的维新家无须倡一党专政，无须用密探和恐怖。同治、光绪年间的中国名为统一，实不统一。曾、李、左诸人的事业不是国家通盘筹划的事业。李鸿章在北洋负创设新陆军和新海军的责任，但他的财源可靠的仅北洋一隅。其他各省的协饷要看李的势力和李与其他各省督抚的私人关系。京内的御史老爷们，甚至各衙门的胥吏及内廷的太监都能和他捣乱。到了甲午，尚有北洋舰队敢与日本一战，李鸿章已算大成功了。只有绝顶天才始能创造新事业，始能为民族行百年大计。这些天才，因为没有集中的政权做后盾，不知道历史上有多少被庸人和群众反对而消没了。
土耳其在革命以前的维新很像中国在清朝末年的维新，三心二意地维新，成绩很少，费用很多，整个国家几乎为这样的维新所灭亡。等到凯末尔用严密的组织统一了政权，又利用这政权来打倒一切步骤不齐的行动，然后土耳其才真正地复兴了。
民国以来，我们一面想要接受近代的科学和机械，一面又因内战把国家割裂了，政权分散了，所以国运反而在革命以后遭更严重的打击。自国府定都南京以后，我们才慢慢地从艰难困苦之中建设了近代化的最低限度的基础，那就是说，政权慢慢地统一了。我们不必讳言，这种统一还有不健全的地方，还有待我们努力和牺牲来完成的地方。但是近代化的问题关系民族的前途太大了。无论牺牲多大，我们不可顾惜。不近代化，我们这民族是不能继续生存的。不统一，我们的近代化就不能进行。统一而政权不集中或集中而运用不大胆、不猛烈，则近代化虽进行而不能快，那么，我们落伍的途距就不能追上了。
所谓自然科学和机械工业不是少数学者和学校的事业，也不是几个都市的事业。我们有时因为近年理工两科的学生和设备加多，就心满意足，以为中国就近代化了。其实中国近代化的程度是很可怜的。说农业：中国的农民与近代的科学可说是不发生关系的。说行政：仅少数上层机关有几分近代化的皮毛，余则因循度日。说工业：就是大都市里面的大工厂尚且有用中古的管理方法来使用近代的机器的。倘此后政府不加以督促和鞭打，我们的生产事业就会被国际竞争所淘汰。
我们近年在各方面确有相当的进步，但是我们的进步离应付国难的程度还远呢。我们的外交内政，大干，冒险地干，革命地干，或者干得通；小干，三心二意地干，就会干不通了。所以，我愿全体同胞从大处着眼，为民族谋百年的大计，拿出我民族的伟大精神来。
（录自《独立评论》第二二五号）
我们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
我们一面看见敌人在那里用炮火轰击我们的城池，屠杀我们的同胞，一面又看见离前线五六百里的大学的学生在那里开大会讨论提前放假、停止考试及要求学校担保生命安全诸多问题，我们在这个时候，处这个境遇，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文人从此以后没有资格骂武人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好几百位兵士已为国家牺牲了他们的性命。
勇敢，不怕物质危险的勇敢，照心理学家的研究，大半是天生的，与人们的知识道德没有多大的关系。所以怕日本人来掷炸弹或怕土匪来抢而要预先设法避免，这是人之常情，不必认为可耻。不过，避了就算了，用不着说些虚伪的话。
我们都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不能上战场，上战场也是无用的。国家现在不是缺乏兵，是缺乏军器和军事的科学知识。所以我们不上战场，国家也不能怪我们没有尽职，我们自己在良心上也没有什么过不去。
我们都是今天不知明天事。恐怕连日本人也是今天不知明天事。在这个当儿，我们不要连平日所有的一点常识和一点责任心都抛弃了。我们应该紧紧地拿住这点常识和责任心来做我们的引导。我们虽有许多不知道的事，但有几件事是常识和责任心所指示很明显的。
第一，如我们有些许特长，可以助军队御侮的，只要机会一到我们面前，我们就应该不辞劳苦贡献于国家。假若同类的事发生在西洋或日本，他们大学的学生，我敢说，第一要问的，不是停考不停考、放假不放假、自己性命安全不安全；他们第一要问的是：我能有什么贡献？
第二，如我们在这个时候不能积极地帮助国家，最低限度我们不要为国家之累。后方社会的安宁及人心的镇定与前线的战斗力有莫大的关系。假若同类的事发生在西洋或日本，学校当局未得政府的命令就放假的，纵不枪毙几个，也要受严重的处罚，因为这事徒增社会的惊慌。所以要回家避难的，不应再在校内校外闹事声张了。
第三，在这个时候，我们——二十多岁的青年男子——既不能保御国家，最低限度不可要求别人来保御我们。在这个时候还要求学校担保我们生命的安全是我们的大羞耻。难道这点丈夫气概都没有了？如果我们幸而保全我们的生命，我们还要在世上做人。这点丈夫气概都没有的人保全了生命有什么好处？将来为国家服务那一套话我们还有脸说得出来吗？
第四，在这个时候，我们再不可说虚伪的话，做虚伪的事。电报不必打，宣言不必发，传单不必散，标语不必贴。避难就算了，回家过年就算了，逃考就算了，不要再在报上说什么扩大反日的工作。如全无事可做，读读《儒林外史》。
第五，信谣言不如信报纸。谣言是全不负责任的，报纸不能全不负责。
青年们，我们仔细想想，平心静气地想想，我们的国家如何到这种田地？岂不是因为我们的祖宗和他们的祖宗当青年的时候和我们一个样吗？中国的大患不在榆关，是在我们的心里。
（录自《独立评论》）
东西两大冲突将化为一吗？
德国退出国际联盟的消息传出以后，全世界的国家都看了看身边的枪是否已配上子弹，即时可放。国际形势的严重是一九一四年以后所未曾有过的。
裁军会议的冲突根本是法、德的冲突。这是当代西方的大问题。法、德有这军备的冲突，因为它们有政治的冲突：军备都是为贯彻政策而设，战争就是外交的续演。德国虽口口声声说，它是为平等、为国防而奋斗，其实这都是外交官话：“平等”不过是作用，“国防”徒为口实。近数年来，法国虽握有世界最大的陆军，世人皆知法国绝无侵略德国的野心。法国不但不想侵略，且在可能范围内已对德国表示种种退让，以求两国关系归入友谊的途径。莱茵河畔的占领军提早撤退；赔款始则减少，终竟取消；关于海外殖民地，法国亦表示有商量的可能。法国所不能退让者就是此军备问题。因为什么缘故呢？一则因为德国比法国要多二千万人，几乎是三分之一，且增加率较高。目前法强于德，根本德强于法。二则因为自欧战以来，德国显然不服输，要图报复，把《凡尔赛条约》看作德国的国耻。德国军备所要贯彻的政策就是这条约的修改，此外德国并无军备的目的。法国在四十四年内曾两次受德国的侵略，而现今德国的当权者又是极端国家主义的信徒。法国只能做政治的让步，绝不能让德国有用军备来实现野心的可能。法、德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现今国际的根本事实。裁军会议的决裂并不出吾人意料之外。
费解释的不是法、德的冲突，是其他列强的分野。第一，英国这次的态度完全与法国一致，其当局言语的强硬反过于法国。法、德军备的平等于英国有何不利？它们两个势均力敌，英国更能举足轻重，这就是英国外交之利。大战以前，英、德之间因为海军的竞争，以致水火不相容。战后德国的大舰队沉于海底，现有的军舰简直不足当英国海军之一击。关于军缩问题，英国无帮助法国之必要。英国既助法国，那必是因为法国关于别的重要问题能给英国相当的助力。
意大利是不满意大战后世界土地及权力分配的国家之一。它所处的地位完全与德国相同，且两国均以法西斯主义治国，理论亦应互相提携。同时法意两国为地中海的海权，素不和睦。这次在裁军会议内，意大利反左袒法国，这更费解释了。吾人试回溯意大利近代的外交，就知道意大利向不与英国处相对的地位。大战以前，德、奥、意三国原为联盟，以后意大利反而加入协约国方面作战。近年意德关系颇密切，一到紧急的时候，意大利又舍德而就英、法。此无他：意大利既以半岛立国，它的出路在与海权国合作。
法、德军备的平等并无不利于美国。此时美、德之间全无直接的利害冲突。且上年冬季因为法国拒绝交付到期的战债，美、法之间的感情一时颇为恶化。今兹在裁军会议内，美国代表反与英、法代表一致。美国岂不是白为法国做了冯妇？据吾人所知，国际上最讲礼尚往来，绝无白做冯妇的事情。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法国对于远东问题一向冷淡，舆论界日常发袒日的言论。近来关于中东路问题，忽反常态，大与苏俄表同情。俄法的接近是今年外交界的一个大事实。法联俄，无疑地，是为对付德国；俄联法是为对付谁呢？
同时苏俄外长即将应美总统之约，赴美谈判美、俄的复交。美、法两国的对俄政策如出一辙。
我向来觉得世界尽管有国际联盟及第三国际的活动，国际的关系不是短期内所能改造的。大战以前的外交方式究是常态方式。国际主义的活动，无论是赤色的还是白色的，虽有其影响，尚未到推改常态的程度。日本近年的举动就是促进世界外交复战前常态之主要动力之一。战前英、德为海军，法、德为亚罗两省，俄奥为近东，互处相对的地位。久而久之，这三个冲突打成一片，而英、法、俄与德、奥分成两垒。现在的世界又有两个大冲突——远东和法、德。最近外交的发展表示列强将做进一步的分野，而法、德问题及远东问题又将化而为一个世界问题。
（录自《独立评论》第七十四号）
美国外交目前的困难
现在世界诸多问题的解决都依赖美国的助力。正在进行的裁军会议，六月中行将举行的伦敦经济会议，以及远东的中日冲突，这些问题得着了美国的辅助，固不一定就能得着圆满的解决；倘得不着的话，简直无从下手，更谈不到解决。美国的世界地位之重要是无人能否认的。
但是在这几年内，美国的外交究竟将有什么演变，是无人敢预言的。美国成为世界强权之一不过是二十世纪的事情。在十九世纪，美国孤立一方，对彼时欧洲的纵横和战争一概置之不闻不问。其他世界强权如英、俄、法成熟较早，它们在世界舞台上出演过多次，其角色如何，我们有相当的认识。至于美国，它只出演了一次，即上次的大战，而那一次戏尚未唱完，美国就退出了。全世界都以为美国不上舞台则已，一上舞台，必是一个了不得的角色。究竟美国上台不上台，如上台的话，将演什么角，则无人敢说了。
一国外交的演变常受两种条件的支配，一种是它的全盘历史的趋势，一种是一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状况。我们且谈美国外交目前的困难。
美国现在的舆情是极端反对战争的。我们可单就远东问题讲。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美国舆论领袖最与中国表同情的都明白地说：日本虽是错了，美国不应以武力对付日本，美国只可期待日本的反省悔祸和内部变化，及世界道德制裁的生效。我们若告诉他们“日本不会反省，道德制裁不会生效”，他们不过说“那也只有听之”。上次大战过去不久，参战的兵士及死伤兵士的家属现在正是社会的中坚分子。他们怕战争如同怕虎。上次威尔逊总统拿“以战止战”的口号相号召，但大战以后，世界曾无一日不紧张，好像“战”绝不能止战，只能生战。美国人这个看法对不对，是另一个问题。他们大部分的看法是这样，这是毫无疑问的。
同时经济的复兴是美国政府及人民切身的问题。共和党的致命伤就是经济的不景气。民主党以经济复兴自任，而人民觉得民主党或能给他们一线的希望，所以民主党得到了政权。自从罗斯福进白宫以后，他对远东问题至今毫无表示——这不一定是美国现在不顾远东了——从早到晚所忙着干的，是货币的膨胀、农民的救济及世界经济会议的预备。美国目前是以全副精神图谋经济复兴的时候，不是以全副精神对付远东问题的时候，而这远东问题不是三心二意所能对付过去的。这一点美国是看清楚了，共和党执政的末年已看清楚了：与其三心二意地来对付而对付不过，不如把全问题暂时搁置。在美国外交的程序上，不但经济复兴居首位，远东问题次之，并且美国绝对不愿使远东问题阻碍伦敦经济会议的进行。
美国的经济恐慌是世界经济恐慌的一隅。要图美国的经济复兴，不能不同时谋世界的经济复兴。在恐慌发生的初年，胡佛曾以为以美国土地之广，人口之多，富力之厚，不难靠自己的力量来挽回经济的衰落。这个假设，在一九三一年，胡佛已经知道是错了。现在罗斯福当然不致蹈前人的覆辙，但从美国观察，中国的经济重要远不及西欧。照中国银行今春所发表的周年报告，中国去年的国际贸易以中美部分为最大。虽然，中美贸易的总额不过是美国与西欧的贸易的十分之一，美国政府及人民在中国的投资亦不过等于在西欧的投资的三十分之一。我们平常听惯了这几年的宣传，许多人以为帝国主义者完全靠着榨取我们的财富过日子，其实我们的财富本有限，且被土产的军阀和官吏榨取尽了。倘帝国主义者靠我们过日子，世界上早已没有帝国主义者了。中国的市场不过是一种希望，是待将来发展的。倘若中国市场发展的唯一障碍是日本的侵略，那么美国目前的外交或将集中于远东。美国人知道中国市场发展的大障碍不在日本，而在中国本身——在中国的内乱、中国人的穷、中国人的缺乏现代组织和现代知识。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美国外交所能为力的。同时欧洲的问题虽多且大，美国还觉得有下手的可能。一旦欧洲的问题得着解决，美国的经济就得着不少的帮助了，所以美国的外交愈注重经济，它就愈重视欧洲。
在美国目前的外交上，不但中国的重要不及西欧，就是苏俄也不及西欧。美国人民反对共产主义的坚决远在其他各国人民之上，就是劳工总会的干事部尚反对美、俄复交。同时从市场看，苏俄远不及西欧重要，美国出口货的两大宗——棉花及石油——是苏俄富有的。如果为对付日本，美国需要联盟国，苏俄的重要亦不及英国，因为日美之战——万一有战争的话——胜负第一靠海军，次靠空军，至于陆军，简直无用武之地。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许多人望着莫斯科，以为日本的帝国主义和反共主义可以引起苏俄的抵抗。近两年来，日本对俄国利益的危害何尝不大，而苏俄节节后退，此中主要缘故就是军事上、社会经济上，苏俄绝不能作战。苏俄将来的地位当然不能预测，在目前，则完全不足以左右世界的大势，并且苏俄在远东的立场完全不与美国相同。美、俄合作，在美国方面，有无穷的顾虑。为经济复兴计，为对付日本计，为远东的前途计，美国当然以联西欧为上策，而以联苏俄为次策。
就目前美国的国内状况及国际形势看，美国关于远东问题在最近的将来不能有进一步的办法。罗斯福对于远东政策的决定至早要在军缩会议及经济会议的成败揭晓以后，而这两会议的前途是不容乐观的。直到现在，军缩会议尚未渡过法、德的难关。德国根据《条约》，有要求军备平等的权利。现状是德国单独裁军，其他各国，尤其是法国，则维持充分的军备。这种现状不是《凡尔赛条约》的本意，也不是德国所能忍受的。同时德国尚要求《凡尔赛条约》的修改，德国所最注重的修改是波兰走廊的取消。这种要求就引起法国的安全问题。法国人在四十四年内（一八七〇至一九一四年）受过两次德国的侵略。以法国自己的力量，是不足以抵抗德国的。法国安全保障的寻求是战后法国外交的大前提。它的方法不外乎四种：一、割取德国的土地及限制德国的军备，以图减杀德国的力量；二、创设一个有制裁能力的国联；三、由英、美两国担保；四、靠自己的及与国的军备。第二及第三种方法已经失败了。美国最近声明愿加入一个咨询条约，似乎不满法国的要求，是以英、美虽说明愿意维持欧洲的政治现状——有利于法国的现状——法国仍旧不愿意放弃保障安全的第四种方法。英、美的态度是一致的：它们承认德国对于军备平等的要求是对的，但达到平等的方法不是让德国扩充军备，是让其他各国减少军备；同时英、美两国不主张修改《凡尔赛条约》。这是个折中办法，希特勒已接受了。希特勒的接受当然是不甘心的，但是英、美、法三国的联合不是此时的德国所能抵抗的，德国外交的出路在于使法国不能得英、美的援助。希特勒明知英、美的折中办法不是法国所能接受的，他大可以让法国去做恶人，所以军缩会议表面上虽得了德国的协调，仍未渡过法、德这难关。
假使法、德都赞成英、美的提案，军缩会议尚有日本的难关。会议所讨论的侵略国界说及侵略工具完全地废止断然不能得着日本的同意。但是日本不便明白地反对这两件事，只好提出海军平等的要求。日本也明知英、美两国断然不能接受这种要求，不过是借海军问题来破坏任何军缩。世界上任何国家有个荒木贞夫当权，军缩是不能成立的，终究世界会认清这一点。这是我们一线的希望，因为在世人的眼光里，破坏军缩会议的罪比侵略中国的罪还要大。
假使英、美在军缩会议里压迫日、法太甚，日、法大可在经济会议里捣乱。同时经济会议有其本身的困难。第一，美国愿意取消或大减战债吗？关税的普减能实现吗？我们倘记得关税问题的复杂及其利害关系的严重，我们就不敢乐观。就是经济会议完全成功——事实上的成功绝不能到美国所希望的程度——发生实效也要三四年的工夫。因为世界的经济恐慌不是任何会议的议决案所能忽然消灭的，会议充其量不过减除复兴的障碍，复兴的实现尚待各国政府及人民的努力。
所以目前的国际形势不能容国际联盟或任何国家对远东问题定下步的办法，我们只能观望。局部的妥协是不能不有的，全部的解决此非其时。我们如因局部的妥协而引起内战，无论是假何名义，是谁打谁，都是自杀。首发难者是民族千古以来的大罪人。军人无论了解不了解国际的形势——千分之九百九十九是不了解的——对于国家外交问题是不应该发表言论、有所主张的。同时在政府方面，应于经济会议以后，斟酌彼时的形势，定一个全部的办法。到那时候，国联会员国、《九国公约》及《非战公约》的签字国应给我们一个确切的答复：或进或退，不能再模棱两可了。我们目前不能不将就，但这只可作为过渡，不能算作办法。
（录自《独立评论》第五十二号、第五十三号合册）
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
小引
这个小小的研究报告是二十年前写的，原文登在《清华学报》第八卷第一期。因为国人对于中俄关系及东北问题的看重，所以把这个研究报告作为单行本刊印出来。
二十五年以前，我曾试对外交当局贡献一点意见。我说过：“东北问题的重要不在不平等条约问题之下，而其困难反有过而无不及。我们应该早为预备。”我那时在南开大学教书，不但未入政界，并且没有意思参加政治。我的建议不过根据我的研究，提出来以供当局参考。
因为我深感东北问题的重要，所以在我的工作研究中，东北占主要位置。可惜在最近这十几年中，我不能继续系统地研究。我原来希望搜集中外的史料，把咸丰以后的东北外患也写出来，现在好像找不到这样一个机会。如果有学者愿意担负这种工作，我愿意尽力协助。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六日于纽约
第一节 俄国的远东发展
我族在东北的历史虽变故多端，概括说，可分为两大时期。清朝以前，在东北与我族相抗的不是当地的部落，就是邻境的民族，其文化程度恒在我族之下。最近三百年的形势就大不同了。从清初到现在，这三百年，东北最初受了远自欧洲来的俄罗斯之侵略，最近又遭了西洋化的日本之占据，而其他列强亦曾插足其中。现在东北已成所谓世界问题。纵不说最近三百年的侵略者之文化高于我族，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国力有非我们所能比抗者。
俄国的历史颇有与我相同的。在十三世纪，蒙古人一方面向南发展，并吞了华北的金及华南的宋；另一方面又向西发展，简直席卷了中央亚细亚及俄罗斯，直到波兰。我国受蒙古人的统治不满百年，即由明太祖在十四世纪的下半光复了祖业。俄国终亦得到解放。唯蒙古人在俄国的施政并不如在中国那样积极，而同时俄人民族的观念亦不及我族发展之早，故俄国的光复运动到十五世纪始由莫斯科王国率领进行，其完成尚在十六世纪伊凡四世的时候。总计起来，俄国的光复比我国迟了二百年。
俄国反蒙古人的运动虽较迟，其发展之积极及持久反为我们所望尘莫及。我族自明成祖以后，保守尚感不足，遑论进取。俄国则不然。
俄人初越乌拉尔山而角逐于西伯利亚者为叶尔马克，所带队伍仅八百四十人。其时在公历一五七九年，即明万历七年。此后勇往直前，直到太平洋滨为止。一六三八年（崇祯十一年），俄国的先锋队已在鄂霍次克（Okhotsk）海滨建设了鄂霍次克城。六十年内，全西伯利亚入了俄国的版图，其面积有四百万平方英里，比欧洲俄罗斯还大一倍。
俄国在西伯利亚的拓展并未与我国接触，所以无叙述之必要。但其经过有两点足以帮助我们了解日后中俄初次在黑龙江的冲突，不能不略加讨论。
第一，俄国在西伯利亚发展之速得了天然交通的资助。西伯利亚有三大河流系统：鄂毕（Ob）系统、叶尼塞（Yenisei）系统，及勒拿（Lena）系统。鄂毕、叶尼塞及勒拿三大河虽皆发源于南而流入北冰洋，但其支河甚多，且大概是东西流的。一河流系统之支河与其邻近河流系统之支河往往有相隔甚近者，且二者之间有较低的关道可以跋涉。俄人过乌拉尔山就入鄂毕系统，由鄂毕系统转入叶尼塞系统，再转入勒拿系统，就到极东了。
俄人在西伯利亚所养成的交通习惯与日后中俄两国在黑龙江的冲突有很大的关系，因为黑龙江及其支河可说是亚洲北部的第四大河流系统。其他三大河皆由南向北流，唯独黑龙江由西向东流入海。所以在自然交通时代，黑龙江是亚洲北部达东海最便捷之路。并且俄人有好几处可以由勒拿系统转入黑龙江系统。黑龙江上流有一支河名石勒喀（Shilka），石勒喀复有一支河名尼布楚（Nercha，尼布楚城因河得名）。尼布楚河发源之地离维季姆河（Vitim）发源之地甚近。维季姆河就是勒拿河上流之一支，这是由勒拿系统转入黑龙江系统道路之一。黑龙江上流另有一支河名格尔必齐（Gorbitsa），其发源地与奥廖克马河（Olekma）之发源地相近，奥廖克马河也是勒拿河的一支，这是由勒拿转入黑龙江的第二条路。黑龙江的中流有一支河，我国旧籍称为精奇里河，西人称为结雅河（Zeya River）。精奇里发源于外兴安之山阳，其流入黑龙江之处，在其东现在有俄属海兰泡，亦名布拉戈维申斯克（Blagoveshchensk），对岸稍南即我国的瑷珲。自勒拿河来者可溯阿尔丹河（Aldan）或奥廖克马河之东支而转入精奇里河上流的支河，这是由勒拿系统入黑龙江系统的第三条路。在清初的国防上，这条路尤其要紧，因为最毗近东北的腹地。
第二，俄国十七世纪在西伯利亚拓展之速多因土人无抵抗的能力，俄人用游击散队就足以征服之。彼时西伯利亚户口稀少，土人文化程度甚低，政治组织尚在部落时代，其抵抗力还不及北美的印第安人。比较有抵抗能力的要算鄂毕河上流的古楚汗国（Kuchum Khanate）(1)，这国就是蒙古大帝国的残余。叶尔马克于一五八三年夺取了其京都西伯利亚城（Sibir），西伯利亚从此得名，莫斯科王亦从这时起加上西伯利亚城主人翁的荣衔。一五八七年（明万历十五年），俄人在西伯利亚城附近建设托博尔斯克大镇（Tobolsk）。叶尔马克原来不过是一个土匪头目，他的队伍大部分是他的绿林同志。立了大功之后，莫斯科王不但宽赦了他，且优加赏赐。为国事捐躯之后，俄国教堂竟奉送他神圣尊号，叶尔马克遂成了俄罗斯民族英雄之一。事实上，他无疑地是俄国拓殖西伯利亚的元勋。自他在鄂毕河战胜古楚汗国之后，直到鄂霍次克海，俄人再没有遇着有力的抵抗。
叶尔马克及其同志，论人品及做事方法，皆足代表十七世纪俄人在西伯利亚经营者。历十七世纪，先锋队大都是凶悍而惯于游牧生活的哥萨克（Cossack）。他们数十或数百成群，自推领袖。在俄国政府方面看起来，哥萨克的行动，虽常不遵守政府的命令，确是利多而害少的。他们自动地往前进，成功了，他们所占的土地就算是俄国的领土，他们从土人所收的贡品几分之几划归政府；失败了，不关政府的事，除非政府别有作用，可以置之不理。但是害处也有，这种游击散队只顾目前，不顾将来；只顾当地，不顾全局。哥萨克过于残暴，因此土人多不心服，且被杀戮者就是当地的生财者。在西伯利亚做惯了，到了黑龙江流域，他们依然照旧横行，不知道这里的形势有与西伯利亚不同者。
俄人发展到勒拿河流域的时候正是明崇祯年间。在明成祖的时代，中国在东北的政治势力几可说是空前绝后。黑龙江全流域以及库页岛皆曾入明之势力范围。到天启、崇祯年间，辽河流域尚难自顾，至松花江、乌苏里江及黑龙江更无从顾及，明之旧业快要亡了。但满洲遂乘机收归己有，在清太祖及太宗的时候，满人连年东征北伐。其战争及交涉的经过，我们无须叙述，但其收复的部落及土地不能不表明。因为十七世纪中俄的冲突根本是两个向外发展运动的冲突，俄国方面有新兴的罗曼诺夫（Romanov）朝代，我国方面有新兴的清朝，可说是棋逢对手。
兹将清太祖及太宗所收的东北的部落及区域列表如下：
一、窝集部（亦名窝稽达子、鱼皮达子）。居牡丹江（亦名呼尔哈河、瑚尔哈河）及松花江下流两岸，距宁古塔北约四百里，其中心在现今之三姓。
二、穆棱。居乌苏里江及其支河穆棱河的两岸。
三、奇雅。居伊玛河的上流，伊玛河（Niman、Iman、Imma、Ema）是乌苏里江东的一支河。
四、赫哲（亦名黑金、赫真、额登）。居松花江与黑龙江汇流之处到乌苏里江与黑龙江汇流之处。
五、飞牙喀（亦名费雅喀）。居黑龙江下流。
六、奇勒尔。居黑龙江口沿海一带。
七、库叶（亦名库页）。居库页岛。
八、瓦尔喀。居吉林东南隅及俄属滨海省的南部及海参崴附近的熊岛。
以上皆东境的部落。
九、索伦。居布特哈（齐齐哈尔以北的嫩江流域）。
十、达斡尔。居嫩江以东到黑龙江一带。
十一、鄂伦春。居黑龙江东之精奇里两岸。
十二、巴尔呼（亦名巴尔古）。居呼伦贝尔南。
以上皆北境的部落。
满洲武功所达极北之点就是日后中俄相持的雅克萨城，俄人称为Albazin。崇德四年（一六三九年），将军索海所征服的四木城之一即雅克萨。
入关以前，满人的势力虽已北到黑龙江及精奇里河，东到库页岛，但并未在边境设官驻兵。被征服的民族有少数编入八旗，大多数仍居原地，按期进贡而已。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清朝驻兵最接近东北边境者莫过于宁古塔。虽然，俄人入黑龙江的时候，除当地土人的抵抗外，尚有大清作为后盾，其形势与西伯利亚完全不同。
第二节 中俄初次在东北的冲突
俄人到了勒拿流域以后，不久就感觉粮食缺乏的大困难。他们从土人听说精奇里河流域产粮甚多，这种传说未免过度，好像一到外兴安的山阳就是一片乐地。俄政府于一六三二年在勒拿河的中流设立雅库茨克城（Yakutsk），派有总管，俄人所谓voevod。一六四三年（崇祯末年），总管官彼得·戈洛文（Peter Golovin）派探险队到精奇里河流域去调查真相。队长是波雅尔科夫（Vasili Poyarkof），队员有哥萨克一百一十二名、猎夫十五名、书记二人、引导一人。军器带有大炮一尊，枪每人一杆。他们于是年七月中从雅库茨克动身，逆流而上，由勒拿河入阿尔丹河。十一月，未抵河源而河已结冰，不通舟楫。波雅尔科夫在河边筑了过冬的土房，留了四十三个队员及辎重，自己遂率领其余队员跋山而南。行了两星期的旱路之后，他们找着精奇里的支河布连塔河（Brinda）。上流仍是一片荒土，到了中流，才发现少数鄂伦春住户。波氏派了七十人到村里去搜粮食。村民起初尚以礼相待，俄人求入村，未蒙允许，就动武了。村民竭力抵抗，到了天黑，俄人空手而归。在饥寒交迫的时候，哥萨克不惜执杀土人或互相残杀以充饥。一六四四年春，留在山北的队员赶上了，于是合队而行，由精奇里入黑龙江。沿途的土人皆骂他们为食人的野蛮人，有些逃了，有些就地防堵。秋季，波氏到了黑龙江口，就在此过冬，强迫奇勒尔供给粮食。
俄人入黑龙江的那一年正是满人入关的那一年。受其扰害的鄂伦春、达斡尔、赫哲、飞牙喀及奇勒尔是否曾向其宗主求援，如果求了，满人如何处置，这些问题，因为史料的缺乏，无从答复。在入关之初，就是东北边境有警报来，清廷亦无暇顾及。波雅尔科夫此次的成绩并不好，除了没有发现新乐园以外，他留给土人永不能忘的坏印象。虽然，经过这次的失败，雅库茨克的总管知道了传闻的虚实，而波雅尔科夫仍不失为第一个西洋人入黑龙江者。他在江口过冬以后，由海道北返。几年之内，雅库茨克的总管不再费事于南下的企图。
一六四九年（顺治六年），雅库茨克的一个投机的富商哈巴罗夫（Yarka Pavlov Khabarof）呈请总管许他用自己的资本组织远征队到黑龙江去。是时俄人已从土人探知由奥廖克马河的路比由阿尔丹河的路容易。总管弗兰茨别科夫（Franzbekof）对此事虽不甚热心，但哈巴罗夫的提议既无须政府出资，万一成功，政府反可借私人的力量收征黑龙江流域土人的皮贡，就允许了哈氏的呈请。其实政府的批准不过是一种形式，在呈请之先，哈氏已组织好了远征队，大有必行之势。四月初，他率领队员前进，溯奥廖克马河直到河源，于是跋山而转入黑龙江的支河乌尔喀河（Urka）。此河近格尔必齐，唯稍东。哈巴罗夫到黑龙江的时候，两岸的村民已闻风远逃。哈氏对所遇的少数土人虽竭力巧言诱引，但土人总以哥萨克是食人的一语答之，哈氏除在土坑里发现匿埋的粮食外，其余一无所获。尽管如此，在其给总管的报告书中，哈氏仍夸大黑龙江流域的富庶及积粮之多。他深信有六千兵足以征服全区域，征服之后，雅库茨克的粮食问题可得解决，而皮贡的收入可大大增加。
哈氏初次的远征虽无直接的成绩可言，他确亲自到了黑龙江，知道了当地的实际情形。他决计组织第二远征队，并改良行军的方法。一六五〇年的夏季他就出发，所走的路线大致与第一次相同。这次他行军极图迅速，以免土人的迁徙。在雅克萨附近，他袭击了一个村庄，土人与之相持一下午，终究弓箭不敌枪炮，雅克萨遂为所占。土人乘夜携带家眷牲口逃避，哈氏即夜派一百三十五人去追截。次晨就赶上了，一战之后，哥萨克夺了一百一十七只牲口，高兴地返归雅克萨。哈氏在雅克萨建筑了防守的土垒，留下了少数的驻防队，自己遂率领其余队员及枪炮，乘用冰车，驶往下流。十天之后，于十一月二十四日，他遇着使马鄂伦春。此处也是弓箭不敌枪炮，一时土人唯有屈服，遵命贡送貂皮。哈氏的投机总算得了相当的收获，于是回雅克萨过冬。
次年六月二日，哈氏带着三百余名哥萨克，配齐枪炮，出发往下流去。此次要求迅速，以图攻人之不备。正队以前，他预备了八只小船以充先锋，连行四日不见人烟，沿岸的村落皆迁徙一空。第四日晚间，在黑龙江折南的角段，发现尚未迁徙的桂古达尔村（Guigudar）。此处居民约有一千，并有五十名八旗马队适在该处收征贡物。我国的记载全不提及，故其虚实难明。哈氏乘夜进攻。据俄人的记载，交火之初，满人就逃了。次晨村落失守，土人欲逃不能，死于炮火之下者约六百六十人，女人被掳者二百四十三，小孩一百一十八，马二百三十七，其他牲口一百一十三。俄人死四名，伤四十名。哈氏的得意可想而知，可惜我方关于此事全无记录以资对证。
哈巴罗夫在桂古达尔村约留了六星期。他派出的调查队均说直到精奇里河口，土人早已迁徙，唯闻在河口尚有未迁徙的村落。哈氏乘坐小船赶到现在瑷珲城左右，土人事先全无所知：既不能逃，又不能战，大部分都成俘虏。哈氏命土人的长老召集会议，到会者三百多人，均说刚向中国皇帝进了贡，余存无几，一时只能奉送貂皮六十张，以后当陆续补送。哈氏令土人以貂皮赎俘虏。他的投资又得着红利了。土人竭力应酬他，好像他们已甘心投顺哥萨克。但九月三日全村忽迁徙一空，仅留下两个当质者及两个老女人。此举给哈氏一个很大的打击。他原拟在此过冬，不料周围忽然变为全无人烟之地。他们把四个未逃的土人付之火中，遂开拔向下流去了。
九月二十九日，哈氏行抵乌苏里江与黑龙江合流之处。此地现有哈巴罗夫斯克城，即纪念哈氏之功绩者，我方命名伯力。哈氏在此建筑土垒，准备过冬。赫哲人表示和好，因之哈氏不为设防，时常派遣队员外出捕鱼。十月八日，赫哲人忽乘虚进攻。相持之际，适外出的队员归来，加之军器相差太远，赫哲人大受挫败。从此哥萨克做了当地的主人翁。
按俄国的记载，黑龙江的土人受了两年的扰害之后，均向朝廷求保护。我方的记载亦提及此事，但不详细。《平定罗刹方略》说：“驻防宁古塔章京海色率所部击之，战于乌扎拉村，稍失利。”俄国方面的记录说，海色带有二千零二十骑兵，至于战争的经过则各说不一。海色与哈巴罗夫的战争是中俄初次的交锋。我国史乘从顺治九年（1652）起始有“罗刹”之乱之记载。按“罗刹”这名词，是索伦、鄂伦春、达斡尔诸部落给俄人的称呼。这一战，俄国方面的人数至多不过四百人；我方加入战争者必较多，但是否有二千余名，颇难断定。顺治十四年（1657），宁古塔设昂邦章京一员、副都统一员。康熙元年（1662），昂邦章京改为镇守宁古塔将军。康熙十年（1671），宁古塔副都统移驻吉林。康熙十五年（1676），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而于宁古塔设副都统。从这年起，吉林将军领兵二千五百一十一名，宁古塔副都统领兵一千三百二十名，从此看出我国东北边境驻军，首重宁古塔，后移重心于吉林，唯顺治十四年以前，究有兵多少，不容确定。战争的经过，我方的记录仅说“稍失利”。俄方的记录则分两说，一说：
一六五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俄历）黎明，满洲兵到达俄国土垒之前，俄人正在酣睡之中，倘满人不即施放火枪——他们放枪大概是要示威——哈巴罗夫或将不能生还。幸而他被枪声惊醒了，及时防备。满人又把炮安置以后，就向土垒开火。不久打穿一个洞口，冲锋者即向洞口猛进。俄人火速在洞口之后安置一炮，向冲锋者开放极有效力的弹子，冲锋者因此止住了。而一百五十名俄人从营垒冲出来，以短兵相接。他们从满人手中夺取了两尊炮。满人的火枪大半被毁之后，俄人就成了战场的主人翁。除上文所说的两尊炮外，俄人尚得着十七杆火枪、八面旗帜、八百三十匹马及几个俘虏。满兵死者听说有六百七十六人遗留在战场之上，俄人仅死十名，伤七十名。
另一说则谓：
交锋之初，中国人得了胜利。一时好像他们能把俄国营垒攻下来。后不知因何缘故——或者因为中国的主将过于自信，或者因为他遵守训令——在俄人受迫最紧急的时候，他忽然下令，要他的士兵不杀也不伤哥萨克，只活拿过来。这一战的最关键即在此。俄人了解这种形势之后，决志不被活拿。于是一面宣誓，一面冲锋，步步地把中国人赶退了。一个军队不能一面受敌人之火，一面又被禁还火，而保持其地位。中国兵从此丧失战斗精神，向后退避，留下十七杆枪、二尊炮、八面旗帜、八百三十匹马及许多粮食。俄人死十名，伤七十八名。哈巴罗夫从土人——不可靠的来源——听说中国兵死了六百七十六名。
这一战，中国确是败了，但先胜而后败。致败之由，除策略或有关系外，尚因军器不及敌人。至于战败的程度，很难说了。此战以后，俄国方面的报告多说哥萨克一听见某处有中国兵，就戒严不敢前进，而且从这时起土人又敢抵抗了。
顺治九年（1652），乌扎拉之战以后，哈巴罗夫率领全队逆流而上，途中遇着雅库茨克总管派来的补充队，共计一百一十七名哥萨克及军需。八月，在精奇里河口附近，队员内讧，致分为二队，一队二百一十二人仍服从哈氏，另一队一百三十六人则自树一旗。从此黑龙江上下有二队哥萨克游行抢掠。以往哈巴罗夫及雅库茨克总管给莫斯科的报告已引起俄国政府相当的注意和热心，当时拟派兵三千前来黑龙江，以图永久占领。同时，俄国政府对哥萨克的暴行亦有所闻，遂决定先派小援队并调查实况。顺治十年（1653），援队抵黑龙江以后，哈氏返俄复命，但一去未回，他从此就离开历史舞台了。俄国政府亦未实行大队远征的计划。
哈巴罗夫的继任者是斯捷潘诺夫（Onufriy Stepanov）。斯氏于顺治十一年（1654）的春天进松花江，五月二十四日遇着中国军队。哥萨克自己的记录说他们火药用尽，故就退了。退的时候，哥萨克心志慌乱，大有草木皆兵之势，从松花江一直退到呼玛尔河口，就此筑垒防御。我国军队也追到这地。顺治十二年（1655）春，遂围呼玛尔营垒，经三星期之久，无功而返。《平定罗刹方略》说：“（顺治）十二年，尚书都统明安达礼自京率师往讨，进抵呼玛尔诸处，攻其城，颇有斩获，旋以饷匮班师。”“饷匮”是很自然的，因为经过罗刹数年扰乱之后，地方居民已经迁徙他处；且清廷又令土人行清野之法，使罗刹不能就地筹饷；而呼玛尔偏北，路途甚远，这是当时在东北行军最大的困难。
顺治十三年（1656）及顺治十四年（1657），斯捷潘诺夫多半的时候在黑龙江的下流、松花江口以东。“（顺治）十四年，镇守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虎达败之于尚坚乌黑；（顺治）十五年，复败之于松花、库尔瀚两江之间。”顺治十四年的战争，俄国方面没有记载，尚坚乌黑不知在何处。顺治十五年（1658）的战争，俄国的记录也甚简略，但其结果则言之甚详。战后，斯捷潘诺夫及二百七十名队员不知下落，余二百二十名逃散了。我方所得的俘虏和上次在呼玛尔所得的俘虏均安置于北京的东北隅，斯氏是否在内，不得而知。此后黑龙江上无整队的罗刹，散队则时见。“（顺治）十七年（1660），巴海大败之古法坛村，然皆中道而返，未获剪除，以故罗刹仍出没不时。”但是，雅库茨克总管从此以后不接济，也不闻问黑龙江的罗刹了。
在康熙年间，罗刹来自叶尼塞，隶属于叶尼塞总管。从顺治九年（1652）起，叶尼塞的俄人常有小队到贝加尔湖以东石勒喀河上。顺治十二年，叶尼塞总管巴石哥夫（Pashkof）根据这些私人的报告，呈请俄国政府许他在石勒喀河上设立镇所，以便征服附近的部落。政府批准了他的提议，且即派他为远征队的队长。他于次年七月十八日从叶尼塞城动身，带有五百六十六人。他由叶尼塞河转其支河安加拉（Angara），在河的上源跋山而入石勒喀河。顺治十四年的春天，他在尼布楚河与石勒喀河汇流之处设立尼布楚城，这是俄人经营黑龙江上流的根据地。不久就缺乏粮食和军火，而所派出寻觅斯捷潘诺夫的探员全无结果。顺治十八年（1661），留了少数驻防队，遂回叶尼塞，巴石哥夫所受的艰难未得着相当的收获。
叶尼塞总管在黑龙江上流的失望正如顺治十二年（1655）以前雅库茨克总管在中流及下流的失望。当时雅库茨克因失望遂不愿继续进行，于是有私人哈巴罗夫出而投机。叶尼塞亦复如此，此地的私人投机者是切尔尼戈夫斯基（Nikifor Chernigovsky）。切氏是个盗匪头子，因为杀了一个总管官，他遂率领他的绿林同志跋山投雅克萨去逃罪。他在此地重筑土垒，强迫土人交纳贡品，且自行种植粮食，大有久居之意。同时其他哥萨克有在额尔古纳河筑垒收贡者，有在精奇里河上下骚扰者。我国边民亦有逃往尼布楚而投顺于俄国者，其中最著者莫过于根特木尔。我国屡次索求引渡，俄人始终拒之。因此，在康熙年间中俄的关系更趋紧张。
康熙帝原来不想以武力解决罗刹问题。他屡次派人到雅克萨、尼布楚去送信，令俄人退去。同时俄国政府从顺治十二年到康熙十六年（1677）亦屡次派使到北京来交涉，因路途相隔之远、文书翻译的困难、罗刹之不听政府命令及中国在邦交上之坚持上国的地位：凡此种种均使外交的解决不得成功（战前及战后的外交留待下节叙述，本节限于军事的冲突）。等到三藩之乱平定了，康熙帝就决定大举北伐。
康熙二十一年（1682）八月，帝派“副都统郎坦与朋春率官兵往达斡尔索伦，声言捕鹿，因以觇视罗刹情形”。十二月，又“命户部尚书伊桑阿赴宁古塔督修战船”。郎坦等的报告以为“攻取罗刹甚易，发兵三千足矣”。康熙帝乃下谕曰：
朕亦以为然。第兵非善事，宜暂停攻取。调乌拉（吉林）、宁古塔兵千五百人，并制造船舰，发红衣炮、鸟枪教之演习。于瑷珲、呼玛尔二地建木城，与之对垒，相机举行。所需军粮取诸科尔沁十旗及锡伯、乌拉官屯，约得一万二千石，可支三年。且我兵一至，即行耕种，不致匮乏。
康熙帝在筹划此次征役的时候，最费苦心的莫过于粮食的接济，他以为往年的失败都由饷匮，以致罗刹不能肃清。
康熙二十一年（1682）算为觇探敌情之年。康熙二十二年（1683）起大事预备，筑瑷珲城为后路大本营，修运船、战船，通驿站，运粮食，调军队，联络喀尔喀的车臣汗，共费了三年。康熙二十四年（1685）五月二十二日（我国旧历），朋春始带兵抵雅克萨城下。其部队自吉林、宁古塔调去者三千人，自北京调去的上三旗兵一百七十人，自山东等省调去的官一百零五人、兵三百九十五人，自福建调去的藤牌兵三百余人，又调索伦兵约五百人，总计不过五千人。此外尚有夫役、水手。俄人说此次中国军队有一万八千人之多，与实数相差一倍以上。
俄人虽早已知道中国的军事行动，且竭力预防，但等到兵临城下，雅克萨的防守队连商人、猎夫、农民及哥萨克部包括在内，不过四百五十人，不到中国兵数的十分之一！我国军队与外国军队战斗力的比较，从康熙年间到现在，究竟有进步呢，还是有退步呢？朋春第一着发表康熙帝的招抚书：
前屡经遣人移文，命尔等撤回人众，以逋逃归我。数年不报，反深入内地，纵掠民间子女，构乱不休。乃发兵截尔等路，招抚恒滚诸地罗刹，赦而不诛。因尔等仍不去雅克萨，特遣劲旅徂征。以此兵威，何难灭尔。但率土之民，朕无不恻然垂悯，欲其得所，故不忍遽加歼除，反复告诫。尔等欲相安无事，可速回雅库，于彼为界，捕貂收赋，毋复入内地构乱；归我逋逃，我亦归尔逃来之罗刹。果尔，则界上得以贸易，彼此安居，兵戈不兴。倘执迷不悟，仍然拒命，大兵必攻破雅克萨城，歼除尔众矣。
城内的罗刹置之不答。朋春遂开始攻击。我方关于战争的记录甚简略：
五月二十三日，分水陆兵为两路，列营夹攻，复移置火器。二十五日黎明，急攻之，城中大惊。罗刹头目阿列克谢等势迫，诣军稽颡乞降。于是朋春等复宣谕皇上好生之德，释回罗刹人众。其副头目巴什里等四十人不愿归去，因留之。我属蒙古索伦逃人及被掳者咸加收集，雅克萨城以复。
俄国的记载大致相同，唯有数点可资补充。第一日的战争结果，俄方死百人。经数日后，教士率居民向总头目官阿列克谢·托尔布津（Alexei Tolbusin）要求停战。阿列克谢见势已去，遂允所请。他派代表到中国军营议投降条件，所要求者即许俄人携带军器辎重回国。我方接受，事实上有二十五人甘愿留居中国。数目与我方的记录不同，未知孰是。雅克萨投降的俄人后亦安置于北京城内之东北隅。
罗刹退去以后，中国军队把雅克萨的城垒及房屋全毁了，但四乡的禾苗并未割去，就全军回瑷珲。雅克萨城不但不留防，且未设卡伦，甚至从瑷珲起，全黑龙江上流恢复战前无主的状态。清廷以为罗刹问题完全解决了，足证我国受了四十年的扰害，还未认清敌人的性质。
阿列克谢的后退全由于势力的单弱。其实在雅克萨战争的时候，叶尼塞总管已派有援军在途，共六百人，由普鲁士人杯敦（Afanei Beiton）率领。阿列克谢退出雅克萨后，未满一日，即于途中遇着援军的先锋队百人，带有十足的军器。阿列克谢到了尼布楚仅五天，杯敦的大援队也到了。于是叶尼塞总管派杯敦及阿列克谢复整军前往雅克萨。此次他们带了六百七十一人，五尊铜炮、三尊铁炮均配足火药，后面陆续尚有接济。他们到了雅克萨，一面收割四乡的粮食，一面从新建设防具。我国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二月始得罗刹复来的报告，清廷即命萨布素及郎坦带兵去攻。此次战争较久，较烈。六月，我军抵雅克萨。十月底，俄人防军仅剩一百一十五人，仍不退不降。适俄国政府是时派代表到北京，声明公使在途，要求停战交涉，康熙帝遂下令撤雅克萨之围。中俄问题从军事移到外交去解决了。
第三节 尼布楚交涉
从顺治元年（1644）到康熙二十五年，四十余年中俄在黑龙江的冲突，在俄国方面，完全是地方人民及地方官吏主动，莫斯科至多不过批准，有时不但未批准，且欲禁止而不能。地方的动机，最高在图开辟疆土以邀功，普通不过为发财而已，此外实际急迫的目的在图粮食的接济。彼时俄国中央政府亦想与中国发生关系，但其目的及方法完全与地方的不同。我们试一研究俄国屡次派使来华的经过，就能明了其动机所在。《东华录》载：
顺治十七年五月丁巳：先是俄罗斯察罕汗于顺治十二年遣使请安，贡方物，不具表文。因其始行贡礼，赉而遣之，并赐敕，命每岁入贡。后于十三年又有使至，虽具表文，但行其国礼，立而授表，不跪拜。于是部议来使不谙朝礼，不宜令朝见，却其贡物，遣之还。后阅岁，察罕汗复遣使赍表进贡，途经三载，至是始至。
据此记录，顺治年间俄国曾三次派使来华：第一次在顺治十二年（1655），第二次在顺治十三年（1656），第三次在顺治十七年（1660）。此中有一误会，第一次的使者是阿尔班（Seitkul Albin），他不过是公使巴伊科夫（Theodore Isakovitch Baikoff）的随员，先到北京来报信，所以“不具表文”。第二次的公使就是巴伊科夫，所以第一次及第二次实系一个使团。我们从俄国政府给巴伊科夫的训令就能看出俄国对中国注意所在。俄王要巴伊科夫（一）向中国皇帝转达俄王的友谊及和好之善意；（二）表示俄国欢迎中国公使及商人到俄国去；（三）打探清廷对俄国的实在意志，是否愿通使通商；（四）调查中国接待外国的仪节；（五）调查中国的国情，如户口、钱粮、军备、城市、与邻邦的关系、出产以及中俄的交通。总而言之，主要目的在通商及交邻。当时俄国以为中国产金银甚多，在重金主义（bullionism）盛行的俄国，以为与中国通商便可用西伯利亚所产的皮货及俄国的呢绒来吸收大宗金银及丝绸。巴伊科夫的出使，除得知中国一般国情外，完全失败。其主要原因即《东华录》所谓“不谙朝礼”。换句话说，巴伊科夫不愿以“贡使”自居，不肯跪拜，不肯递国书于理藩院。次要原因即罗刹在黑龙江的骚扰。因此，清廷颇疑巴伊科夫之来另有野心，不然，怎可一面通好，一面侵犯边境？一六五八年，俄国又派阿尔班及佩菲利耶夫（Ivan Perfilief）二人出使中国，一六六〇年（顺治十七年）始抵北京，即上文所谓第三次出使。他们所带的国书首述俄王祖先声名的伟大及邻邦如何皆畏服俄国，后半表示愿与中国通使通商。《东华录》记录：“表文矜夸不逊，不令陛见。”所以这次也无结果。
康熙年间，中俄的冲突转移到黑龙江上流，这是上节已经说过的。除哥萨克的侵扰外，中俄之间又加上根特木尔（Gantimur）问题。此问题的原委颇不易明。根特木尔乃达斡尔头目之一，原住尼布楚附近，曾向中国进贡，中国亦曾授以佐领职衔。俄人占据尼布楚以后，根特木尔遂率其部落迁居于海拉尔河及甘河左右。顺治十二年（1655）呼玛尔之役，他率部助清，但临阵不前。战后，他回尼布楚降俄。康熙五年（1666）及康熙九年（1670），宁古塔的疆吏曾派委员至尼布楚索根特木尔。俄人始终拒绝引渡，说他既原居尼布楚，就该算是俄王的臣民。双方所以这样重视根特木尔，因为他的向背足以影响当地一般人的向背。尼布楚的总管阿尔沁斯基（Daniel Arshinsky）于康熙九年也派了一位使者到北京来报聘。巴伊科夫出使的失败足证当时中国如何不明世界大势，这一次又表明俄国人之不懂中国国情。使者是米洛瓦诺夫（Ignashka Milovanoff），一个不识字的哥萨克！阿氏给他的训令更加可笑，大意谓各国之汗及王多求大俄罗斯、小俄罗斯及白俄罗斯的大君王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Alexei Mikhailovich）的保护，大君王除概予保护外，且优加赏赐。中国的皇帝也应求大君王的保护，并应时常进贡及许两国人民自由通商。米洛瓦诺夫到北京以后，在理藩院被质问一番。他曾否执行训令，理藩院得何印象，作何感想，我们无从知道。康熙许他陛见，但所行的是跪拜礼。最后清廷颁一封敕谕，要尼布楚的总管严行约束部属，禁止他们侵扰中国边境。这段往来好像两个互不相识的人对说互不相懂的话，这样的外交是得不着结果的。
康熙十一年（1672），清廷又派人到尼布楚去送信，要求俄国送回根特木尔。这信是用满文写的，尼布楚及莫斯科均无人能翻译，但俄国政府根据尼布楚的报告，以为中国要求俄国派使来华交涉。康熙十四年（1675）二月，俄王遂派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斯帕法里（Nicolai Gavrilovich Spafarii）。斯氏有出使日记及报告与函件，这些材料不但是中俄关系史的好史料，且间接对当时中国的内政，如三藩战役及天主教传教士的地位，有不少新知识的贡献。本文限于中俄在东北的冲突，故可从略。斯氏于康熙十五年（1676）六月抵北京，交涉共历三月，绝无成绩而返。中国对斯氏要求二事：送回根特木尔及令哥萨克退出雅克萨；斯氏对中国的希望包括通商和通使，这是双方的实在目的。但斯氏在北京的交涉可说未入正题就被种种仪节问题阻止了。最初斯氏坚持亲递国书于皇帝，后虽退步而呈递于理藩院，但陛见的时候，不肯跪拜，正式交涉简直未进行。在归途中，斯氏曾致书于雅克萨的哥萨克，嘱他们不要骚扰，但未见发生效力。
等到中国大举进攻雅克萨的消息传到莫斯科的时候，俄国政府始知道黑龙江流域非西伯利亚可比：土人之后，尚有一个大帝国须对付，而这帝国决不让俄国占领黑龙江流域。究竟黑龙江一带的地理如何，俄国政府并不知道。与其出师于万里之外，来与一大邻国争一块可有可无的土地，不若和好了事，以图通商之发展。在中国方面，康熙帝素性不为已甚。三藩战役之后，中国亟须修养。且外蒙古尚有厄鲁特问题，其他部落亦未倾心向我，倘我与俄为已甚，则俄、外蒙古可相联以抗我。俄人军器的厉害及战斗精神的坚强，这是康熙帝所深知的。所以在出师之前，康熙帝对于军备是慎之又慎、以策万全的。外交虽已试过而未见效，康熙仍不绝望。所以他一面派朋春率师攻雅克萨，一面又致书于俄国政府，一封由传教士转递，一封由荷兰商人带去。俄国政府既已有言归于好之心，康熙帝的信正为外交的进行辟了大路。康熙二十五年（1686）九月，俄国要求停战的使者尼基弗尔·文纽科夫（Nicefor Veniukov）及伊万·法沃罗夫（Ivan Favorov）到北京，声明俄国愿与中国和好，且已派有全权大使在途。康熙帝即时下谕：“其令萨布素等撤回雅克萨之兵，收集一所，近战舰立营。并晓谕城内罗刹，听其出入，毋得妄行攘夺。俟俄罗斯使至后定议。”换言之，这是无条件的停战。
俄国所派的全权大臣是费耀多罗·亚历克塞耶维奇·戈洛文（Theodore Alexievitch Golovin）。俄国政府于一六八六年初颁给戈洛文第一次的训令，根据此训令：边疆应以黑龙江为界；如不得已，可以拜斯特尔（Bystra）及精奇里二河为界；再不得已，则以雅克萨为界。但俄人须能在黑龙江及其支河通商，并且通商除纳关税外，不应有限制。如戈洛文能使中国派公使及商人到莫斯科更好。俄国政府派了一千五百兵同行，以备万一，且教戈洛文设法联络外蒙古，以助声势。戈洛文于一六八六年正月二十六日（俄历）在莫斯科起程，一六八七年（康熙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始抵贝加尔湖南外蒙古边境之色楞格。他在途中接到政府第二次训令：如通商能得便易，即全黑龙江流域，包括雅克萨，可认为中国领土；除非万不得已，绝不可引起战争；倘交涉失败，他可向中国提议双方再派公使从新协议。
喀尔喀土谢图汗把俄人抵境的消息报告给北京以后，康熙帝遂令在雅克萨的军队退瑷珲。次年年初，他派内大臣索额图、都统公国舅佟国纲、尚书阿尔尼、左都御史马齐、汉员二人——张鹏翻及钱良择——及护军统领马喇带八旗前锋兵二百、护军四百、火器营兵二百，往色楞格去交涉。代表团带有传教士二人——张诚（Jean-Francois Gerbillon）及徐日升（Thomas Pereira），以助翻译。索额图等遵旨预拟交涉大纲如下：
察俄罗斯所据尼布楚本系我茂明安部游牧之所，雅克萨系我达斡尔总管倍勒尔故墟：原非罗刹所有，亦非两界隙地也。况黑龙江最为扼要，未可轻忽视之。由黑龙江而下，可至松花江；由松花江而下，可至嫩江；南行可通库尔瀚江及乌拉、宁古塔、锡伯、科尔沁、索伦、达斡尔诸处。若向黑龙江口可达于海。又恒滚、牛满等江及精奇里江口俱合流于黑龙江。环江左右均系我属鄂伦春、奇勒尔、毕拉尔等民人及赫哲、飞牙喀所居之地。不尽取之，退民终不获安。臣以为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属我地，不可弃之于俄罗斯。又我之逃人根特木尔等三佐领及续逃一二人悉应索还。如一一遵行，即归彼逃人及大兵俘获招抚者，与之划疆分界，贸易往来；否则臣当即还，不与彼议和矣。
康熙帝当时批准了这个交涉大纲。我代表团所负的使命全见于此。我们若以俄国给戈洛文第一次的训令与此大纲相比，则中俄的目的抵触甚多，因为双方都要黑龙江的上流从尼布楚到雅克萨；若以俄国政府第二次的训令与此大纲相比，则双方所争者仅尼布楚城。
我使团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五月初一日从北京启程，取道张家口、库伦。适此时喀尔喀与厄鲁特战，路途被阻。索额图等一面率领团员回京，一面派人往色楞格去通知俄国代表阻道的原委，并要求改期改地。戈洛文指定尼布楚为交涉地点。次年四月二十六日，我使团复由北京出发。此次代表中没有阿尔尼及马齐，但添了黑龙江将军萨布素、都统郎坦、都统班布尔善及理藩院侍郎温达。此次所带的兵有北京八旗二千人、黑龙江兵一千五百人，倘总计军中夫役及官员的仆从，全代表的人数在八千人左右。中国外交史上出使之盛，没有过于此次者！康熙帝增加使团的兵数是否因为戈洛文也带有兵来，我们无从知道。不过当时的人，如我们一样，觉在外交应有武力的后盾，但他们的后盾未免过于放在前面了！康熙帝虽对于军备主积极，但对于交涉目的则主退让。使团出发以前，曾拟议交涉大纲应仍旧，康熙帝大不以为然：
今以尼布楚为界，必不与俄罗斯，则彼遣使贸易无栖托之所，势难相通。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楚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楚，可即以额尔古纳河为界。
康熙帝的实在理由或者是因为厄鲁特与喀尔喀的战争已起，中国应速与俄国结案，以便用全力来对付外蒙古问题。交涉大纲经此修改以后，实与俄国政府第二次的训令无所抵触。倘尼布楚的交涉失败，则其故并不在两国政府目的的悬殊。
六月中，我代表团抵尼布楚。俄人见我方军容之盛，不知我方实意在议和，抑在交战。戈洛文迟到二十天。因为双方军备均甚严，一时空气颇紧张。应酬费了几天工夫，遂决定开议形式：双方可各带七百六十兵赴会，但其中五百须留会场外，二百六十可入会场，站在代表后面。
七月初八初次会议，戈洛文提议中俄两国应以黑龙江为界，江左（北）属俄，江右（南）属华。索额图则谓俄国应退至色楞格以西，以东的地方，包括色楞格、尼布楚、雅克萨皆应属中国。双方皆要价甚高，故相差甚远。次日，中国代表首先减价：色楞格及尼布楚愿让归俄国。这是遵守朝廷的训令，也是我方预定的最低限度。戈洛文付之一笑，以为该二处无需中国之慷慨。七月初十日，交涉仍无进展。我代表遂提议双方签订正式会议记录，以俾各返国复命。这等于宣布会议决裂。次晨，戈洛文派人来声明接受此项提议，但要求再开会议一次，我方不允。张诚及徐日升得了代表的许可，以私人的资格往访戈洛文。张诚等的疏通，据其日记，有如下状：
莫斯科人实际渴望和平不在我们（中国代表团）之下，对于我两人的访问，他们表示愉快。我们起头就对他们说：如果他们不愿意放弃雅克萨及附近的土地，那么，他们用不着再费事了，因为我们确实知道我们的大使曾得着明文的训令，非得此地不立约。至于尼布楚和雅克萨之间的地方，及黑龙江以北的地方，我们不知道大使们可退让到什么地步。莫斯科的代表可一斟酌他们所希望在尼布楚及雅克萨之间的界限，我们的大使因为渴望和平，必竭其力之所能以促成之。
莫斯科的全权代表回答说，既然这样，他就请我们的大使把最后的决定通知他。
七月十二日，俄国代表一早就派人来问我方最后的决定。我代表团在地图上指出格尔必齐河及外兴安山脉，谓河以东及山以南应归中国，河以西及山以北应归俄国，此外则以额尔古纳河为界。俄人辞退后，我代表遂派张诚及徐日升去探问俄方最后的决定，并声明外蒙古及俄国的界线应同时划清。戈洛文以职权的限制，并以我国势力未到外蒙古，拒绝交涉外蒙古、俄界线。我方未坚持此点，但声明到厄鲁特及喀尔喀的战争平定以后，蒙、俄间的界限必须划清。这个枝节过去以后，俄方又提出一个要求：在额尔古纳河以东的俄人可搬回国。这点我方于七月十三日就答应了。这样，和议似乎已成。不料这时戈洛文反要求雅克萨及其以西的土地应归俄国。张诚及徐日升面斥戈洛文之无信义。在他们努力疏通之初，他们就说破，倘俄国不愿放弃雅克萨则不必费事，何以此时又旧话重提？张诚等向萨布素报告俄国尽反前议以后，我代表团即时召集全体文武会议，决定当夜全军渡河，以便包围尼布楚城；同时一面派人去鼓励四周的蒙古人，一面调少数军队回雅克萨去铲除禾苗。俄代表见势不佳，即派人来，微示可让雅克萨之意。我代表团复开会议，不进呢，恐俄人行缓兵之计；进呢，又怕因军事行动断绝和平的希望。代表团请张诚及徐日升发表意见，他们答以身为教士，不便也不能参与军事。代表团终决定按原定计划进行，唯对俄方则说移动人马专为求水草之方便。
七月十四日，我军全抵尼布楚城下的时候，俄代表正式承认我方所提出之界线。萨布素等遂派张诚去做最后的交涉。次日，戈洛文提出三种新要求：第一，中国以后致俄王的信应书俄王的全衔，并且信中不可有不平等的词句；第二，两国应相互尊重公使，并许其亲递国书于元首；第三，两国人民如持有政府护照，应许其自由往来贸易。关于第一条，我代表等答以国书中的称呼及词句是皇帝所定，为臣子者不敢擅允；关于第二条，我方答以中国向不派驻外公使，倘俄国派使来华，接待的礼仪必从优；至于自由通商一节，我方以为无问题，唯买卖小事，似不必载诸条约。戈洛文得了自由通商的权利，实已完成其主要使命，此节他不能不编入约款。最后关于界线的东段，双方发生稍许争执。外兴安脉之东段分南北二支，北支绕乌第河（Oud River）之北而直抵海滨，南支在乌第河之南而不到海滨。若以南支为界，则近海一带须另划界；若以北支为界，则乌第河流域将全属中国，其地面积甚大，且产最上等的貂皮，而其海岸又多产鱼。戈洛文向我代表索解释的时候，我方答以约稿系指北支。这是七月十八日的事。十九日，俄方竟无回音，我代表以为是功亏一篑，颇为之着急。因为乌第河流域非朝廷训令所必争，倘因此偾事，朝廷未必不责备。张诚从旁劝我代表不必坚持，于是萨布素等遂决派张诚去提折中办法，把乌第河流域由两国均分。适俄方亦派人来，带有戈洛文致我代表的信，恳求我方完成和议，信中也提出折中办法，即暂不划分乌第区域。我代表当时接受，和议算告成了，所余者仅条文的斟酌及约本的缮写。
《尼布楚条约》是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公历一六八九年九月七日、俄历八月二十八日签订的。中国代表在一份满文、一份拉丁文的约本上签了字，盖了图章；俄国代表在一份俄文、一份拉丁文的约本上签了字，盖了图章。所以仅拉丁文的约本是由双方签了字盖了章的。签订后，两国代表起立，手持约本，各以其国主之名宣誓忠实遵守，并祈“无所不能的上帝、万物之主做他们意志忠实的监视者”。同时双方军队鸣炮以资庆祝。张诚说，康熙帝曾有明令，要代表们以基督教的上帝之名宣誓，以为唯独这样可以使俄人永远遵守。所以这约的签订是经过鸣炮誓天的。
《尼布楚条约》在我国方面所注重的是划界，在俄国方面所注重的是通商。双方均达到了目的，故此约得以实行一百六十余年。照这约，不但黑龙江、吉林及辽宁三省完全是中国的领土，即现今俄属阿穆尔省及滨海省也是我国的领土。根据此约，我们的东北可称为大东北，因其总面积几到八十万平方英里，比现今的东北大一倍有余；也可称为全东北，因其东其南均有海岸线，有海口，其北有外兴安的自然界线——国防上及交通上，它是完全的。吾国当时所以能得此成绩，一则因为俄国彼时在远东国力之不足，关于远东地理知识之缺乏，及积极开拓疆土之不感需要；一则因为康熙帝处置此事之得法，军事上有充分之准备，而外交上又替俄国留了余地。其结果不但保存了偌大的疆土，且康熙年间我国在外蒙古的军事未曾受俄国的牵制。“以往所有的争执，无论其性质如何，今以后永远忘记不计。”这是条文的第三款。这一层完全做到了：中俄两民族未曾因十七世纪的冲突而怀旧怨。关于将来，此约虽未永久有效，基督徒虽亦不计“无所不能的上帝”的监誓而不守信，但确立了一百六十多年的和好及友谊的基础。在国际条约中，《尼布楚条约》算得上一个有悠久光荣历史的。
第四节 东北一百五十年的安宁
康熙二十八年（1689）十二月，索额图等关于尼布楚立约的奏报到了北京以后，康熙帝遂命议政王、贝勒、大臣集议东北边疆善后的办法。他们提议应于格尔必齐河诸地立碑以垂永久，“勒满、汉字及俄罗斯、拉丁、蒙古字于上”，并于墨尔根及瑷珲设官兵驻防。这两件事都实行了。可惜界碑是由中国单独立的，不是会同俄国立的。碑文不是条约全文，是条约撮要。据俄国传教士Hyacinth的实地调查，在格尔必齐河畔的碑上，匠人竟把“兴安岭以北属俄国”误刊为“以南属俄国”，俄人以为是个好预兆。并且有几个界碑实非立在边界上。一八四四年，俄国国家科学会（Academy of Sciences）派了一位科学家米登多夫（A. Th. von Middendorf）到远东来调查。他发现中国所立的界碑，最北的不是在外兴安的山峰，是在激流河（Gilu）与精奇里河合流之处；最东北的不是在外兴安与乌第河之间，是在乌第河及土格尔（Tugur）之间，中国自动地放弃了二万三千平方英里的土地！
至于驻防的军队，中俄战争的时候，中国以瑷珲为大本营，设将军镇守；康熙二十九年（1690）将军移驻墨尔根；康熙三十八年（1699），复移驻齐齐哈尔，步步地离黑龙江远了。吉林省亦复如是：原来中心在宁古塔，已离边境甚远，后来中心复向内移至吉林省城。虽然，以兵数而论，我们不能说清廷疏于防备。历十八世纪，前后兵数虽略有增减，东三省驻防军队在四万人左右，内奉天将军所辖者一万九千余人，吉林将军所辖者九千六百余人，黑龙江将军所辖者一万一千四百人。黑龙江西境设有十二卡伦，每卡伦驻兵三十名，三月一更；北境设有十五卡伦，每卡伦驻兵二十名，一月一更。这些卡伦的目的在防止俄人越界，可惜大半离边境甚远，且恐是有名无实的。此外黑龙江将军每年四五月间派委官佐，率兵二百四十名，分三路巡边，“遇有越境之俄罗斯，即行捕送将军，请旨办理”，唯巡边实亦不到极边。
我国政府所派人员实际到黑龙江极边去的次数及地点颇难稽考。唯《东华续录》乾隆三十年（1765）七月“癸亥”条载有将军富僧阿的奏折，内有关于巡查极边的事情。这时因为“俄罗斯近年诸事推诿，不能即速完结，且增加税额，以致物价昂贵”，所以停止恰克图贸易。因为停止贸易，乾隆帝恐俄国侵扰边境，所以教黑龙江将军调查并整理边防。富僧阿的奏报如下：
据往探格尔必齐河源之副都统瑚尔起禀称：自黑龙江至格尔必齐河口，计水程一千六百九十七里，自河口行陆路二百四十七里至兴堪山（即外兴安），其间并无人烟踪迹。又往探精奇里江源之协领纳林布称：自黑龙江入精奇里至都克达（Dukda）河口，计水程一千五百八十七里，自河口行陆路二百四十里至兴堪山，其地苦寒，无水草禽兽。又往探西里木第（Silimji）河源之协领伟保称：自黑龙江经精奇里江入西里木第河口，复过英肯（Inkan）河，计水程一千三百零五里，自英肯河行陆路一百八十里至兴堪山，地亦苦寒，无水草禽兽。又往探牛满（Niman）河源之协领阿迪木保称：自黑龙江入牛满河，复经西里木第河入乌玛里（Umalin）河口，计水程一千六百一十五里，自河口行陆路四百五十六里至兴堪山，各处俱无俄罗斯偷越等语。
查呼伦贝尔与俄罗斯接壤之额尔古纳河，西岸系俄罗斯地界，东岸俱我国地界，处处设有卡座，直至珠尔特地方。现复自珠尔特至莫哩勒克河口添设二卡，于索博尔罕添立鄂博，逐日巡查，俄罗斯鼐玛尔斯断难偷越。其黑龙江城与俄罗斯接壤处有兴堪山，绵亘至海，亦断难乘马偷越。第自康熙二十九年与俄罗斯定界查勘各河源后，从未往查。嗣后请饬打牲总管每年派章京、骁骑校、兵丁，六月由水路与捕貂人同至都克达、英肯两河口，及鄂勒布、西里木第两河间遍查，回报总管，转报将军。三年派副总管、佐领、骁骑校，于冰解后，由水路至河源兴堪山巡查一次，回时呈报。其黑龙江官兵，每年巡查格尔必齐河，照此三年亦至河源兴堪山巡查一次，年终报部。
这是乾隆年间东北边境的概况及加添的边防办法，即每年小巡，三年大巡。但实行到何等程度，无从知道。
除立碑及边防二事外，清廷直到光绪末年毫无拓殖东省的计划和设施。顺治年间，多数满人入关。在关内住惯了的，除因公事外，很少愿意回去。乾隆年间，因北京旗人过多，朝廷曾资遣少数到关外去开垦，彼时尚得着相当成效。后来满人汉化程度高了，无论在关内生计如何困难，朝廷虽资遣之，总不愿去，或去后不久复回。汉人在康雍二朝去的多半是山西商人及因犯罪而遣戍者。到乾隆年间，因关内人多地少，原大可移民，但清廷反于此时禁止汉人出关。这种禁令自然难于实行，而官吏亦未必认真实行，故虽无大规模的移民，零星去者亦复不少。唯吉林东部、乌苏里江一带及黑龙江下流，既未设官立治，地方人民，不分土居外来，是少而又少的。国家并未从东北边疆得着任何实利，皇室及其附庸收了些貂皮及人参而已。
《尼布楚条约》以后，东北所以享了一百五十余年的安宁，其原因不仅在我国防边之严，此外还因为俄国彼时对远东的消极。尼布楚订约的时候正是大彼得起始独揽政权的时候。从彼得起，历十八世纪，俄国政府集中力量，北与瑞典争波罗的海的东南境，南与土耳其争黑海北岸，西与普鲁士及奥斯曼土耳其争波兰。十八世纪末及十九世纪初，欧洲有拿破仑的战争，俄国也转入那个旋涡，所以无暇来与中国争黑龙江流域。同时，在这一百五十年内，俄国起初得与我国在北京及尼布楚附近通商，后来改在恰克图，为维持及发展中俄的贸易，俄国政府很不愿与中国引起冲突。
虽然，在这一百五十年内，俄国政府及人民对于远东亦未完全置之度外。十八世纪初，俄人占据堪察加；以后继续前进，过白令海峡（Bering Strait）而占领阿拉斯加（Alaska）。就是在黑龙江流域，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俄国猎夫、罪犯、军官及科学家违约越境者不知凡几。乾隆二年（1737），测量家肖贝尔津（Shobelzin）及谢蒂洛夫（Shetilof）曾到精奇里河。他们在激流河流入精奇里河之处发现一个俄国猎户的住宅，在精奇里河口以上约百里遇着几个从尼布楚来的猎夫。次年，他们从黑龙江上流而下，路过雅克萨的时候，看见一名哥萨克及一家俄罗斯与通古斯通婚的人在那里居住。雅克萨以东六十里，他们又看见一个俄罗斯及通古斯通婚的家庭。十九世纪初，嘉庆年间，少佐斯塔维斯基（Stavitsky）曾到雅克萨。同时植物学家图尔察尼诺夫（Turczaninov）调查了黑龙江上流沿岸的植物，到雅克萨为止。道光十二年（1832），大佐拉蒂辛斯基（Ladyshinsky）为调查界碑，也顺流到雅克萨。罪犯越境而有记录可考者，在乾隆六十年（1795）有鲁西诺夫（Rusinov）及塞尔科夫，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有瓦西里夫（Vasilief）。瓦氏在黑龙江往来了六年，从河源直到江口，且留有游记。道光二十一年（1841），米登多夫调查了黑龙江的下流及其北岸，他在江口也遇着一个逃罪的游客。这皆是见诸记录的。
《尼布楚条约》以后，俄国科学家及官吏提倡再占据黑龙江者亦不乏人。在十七世纪的前半叶，俄人初到勒拿流域的时候，因为感觉粮食的困难，就派人进黑龙江。在十八世纪亦复如是。得了堪察加以后，接济发生困难。从雅库茨克到堪察加的路途太难，几至不可通行，粮食的接济多由雅库茨克运到鄂霍次克，再由海道运到堪察加。雅库茨克既乏粮食，而从雅库茨克到鄂霍次克的旱路又十分困难，所以俄人又想起黑龙江：若能从尼布楚经黑龙江运粮到海，再由海道运到堪察加，则接济问题就解决了。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西伯利亚历史家缪勒（Müller）曾发表著作提议此事。一七四六年，大探险家白令（Bering）的同事奇里科夫（Chirikof）提议俄国应占据黑龙江口而立市镇。一七五三年（乾隆十八年），西伯利亚巡抚米亚特列夫（Myetlef）向政府提出由黑龙江运输的具体计划书。俄国贵族院接受了他的计划，并嘱外交部与中国交涉。俄国政府在交涉前，令色楞格总兵雅可比（Jacobi）调查中国在黑龙江的军备。雅氏的报告说中国在沿江各处留有四千的驻防队，倘俄国要利用黑龙江，须秘密预备军队，中国若不许，即可出其不意以武力占之。此举费用过大，俄国政府不愿实行。与中国的交涉亦完全失败：“乾隆二十二年（1757）八月庚申朔，俄罗斯请由黑龙江挽运本国口粮，上以其违约不许。”十八世纪的下半叶，一个法国探险家拉彼鲁兹（Lapérouse）及一个英国探险家布劳顿（Broughton）均由海外到黑龙江口及库页岛，他们调查的报告均谓库页非岛，乃半岛；黑龙江口只能绕库页的东边，由北面入，且江口堆有沙滩，航行不便。因此，俄国对于黑龙江的航行权也就冷淡了一些。一八〇三年（嘉庆八年），俄国政府始又组织远东调查队，由克鲁森斯腾（Krusenstern）领导。克氏建议俄国应占据库页岛南部之阿尼瓦湾（Aniwa Bay），以便再进而占据吉林省之海岸线。同时俄国政府派戈洛夫金（Golovkin）充公使来华交涉。政府的训令要他向中国要求黑龙江的航行权及中俄沿界的自由通商权。如中国不允，则要求每年至少由黑龙江航行一次，以便运送接济给堪察加及俄属北美。如中国再不允，则根据《尼布楚条约》要求进内地通商及北京驻使。清廷得到戈洛夫金出使的消息以后，就饬地方官吏预备沿途的招待。后库伦办事大臣蕴端多尔济奏报俄使不知礼节，清廷就教戈氏自库伦径回本国，不许进京。所谓“不知礼节”究是何事，我们不知道。戈氏出使的失败可算到了十分。他经过这次的失败，深信俄国所希望的权利非外交家所能得到，必须一军的军长方能济事。他以为俄国无须占领全黑龙江，只要得着下流及精奇里河与乌第河之间的土地就够了。伊尔库茨克的巡抚科尔尼洛夫（Kornilof），因戈氏所得的待遇，亦愤愤不平，主张即派舰队进黑龙江以资恫吓，俄国政府不允。一八四四年（道光二十四年），探险家米登多夫走遍了精奇里河及乌第河区域，当地的形势与中国在该处政治及军事势力的薄弱，他都调查清楚了。他的报告大引起俄国朝野的注意。
到了十九世纪的中叶，东北的外患又趋紧急，形势的严重远在十七世纪末之上。因为这时候正演着英、美、俄、法四大强权争北太平洋优势之第一幕。是时英国是无疑的海上的霸主，且有方兴未艾之势，俄、美、法各国处处嫉英妨英。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国在中国得着许多通商权利，美、法即步后尘，唯恐英国独占，中国的腐弱亦因此战而暴露于天下。同时在北太平洋的东岸，各国的竞争更加剧烈。直到十九世纪初，北美的西部尚未分界，北有俄国的属地，南有西班牙的属地。两国虽未分界，但两国均不容他国置喙其间。但美国一方面由东向西发展，其西疆垦民如海潮一般地前进；一方面波士顿、纽约及费城为发展中美的通商，派商船到北美西岸去搜罗海獭皮及到檀香山去收买檀香，以便到中国广州来交易。一八二一年，俄国政府宣布北美西部从白令海峡到五十一度都是俄属的领土的时候，美国政府即提出抗议，并宣布门罗主义，结果俄国承认五十九度为其南岸。俄国所放弃的土地，当时统称为俄勒冈（Oregon），英、美两国又起争执，最初定为两国共有；等到分界的时候，美国坚执五十四度四十分为英、美的界线。一八四四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美国的急进分子至以“承认五十四度四十分或交战”为对英的口号。一八四六年，英、美终定四十九度为界线。英、美的问题虽以外交解决了，美国与墨西哥则打了两年，结果在一八四八年全加利福尼亚的海岸划归美国。北太平洋的东岸就由英、美、俄三国瓜分了。这时候，因为汽船的实用，太平洋上的交通大加进步。列强均感觉世界的历史已到了所谓太平洋时期。因为竞争之烈，各国都怕落后，都感觉我不取则彼将先取之。十九世纪中叶，东北的外患实际就是列强的世界角逐之一隅。不幸这时正值中原多故，内有太平天国之乱，外有英、美、法三国的通商条约修改的要求。中国国运的艰难，除最近这一年外，要算咸丰年间。论物质文明，自十七世纪中俄两国比武以后，俄国随着西洋前进，不但军器已完全改造，交通亦惯用汽船。咸丰时代的中国所用之军器、军队及交通完全与康熙时代的中国相同，而在国计民生上反有退步，这关之难过可想而知。
第五节 俄国假道出师与胁诱割地
在好大喜功的尼古拉一世（NicholasⅠ）当政的时候（1825—1855），俄国同时向三方面发展：近东、中亚细亚及远东。一八四七年（道光二十七年），他派了少壮军人穆拉维约夫（Count Muraviev）为西伯利亚东部的总督。以前的学者及官吏对于黑龙江的计划和企图，到了穆拉维约夫的手里就见诸实行了。穆氏第一步派军官瓦加诺夫（Vaganof）带哥萨克秘密越境调查黑龙江沿岸的情形，瓦氏曾随米登多夫到过兴衮河及精奇里河。他此次越境以后，绝无音信，穆氏反以罪犯越境误被杀戮向中国交涉。黑龙江将军竟代为追究，将行凶的五人治罪。同时穆氏又派海军舰长涅维尔斯科依（Nevilskoi）从堪察加往南去调查黑龙江口及库页岛。涅氏发现库页实系一岛，与大陆隔一海峡，可通航——证明前人的调查不确。他于一八五一年（咸丰元年）入黑龙江，并在其下流立二镇所——尼古拉耶夫斯克（Nicolaievsk）及马林斯克（Mariinsk），即我国旧籍的庙街和阔吞屯。
穆氏于是年春回到俄京，要求政府索性占据黑龙江全北岸。在俄国外交史上，穆氏是仇英派最力者之一。他以为英国企图称霸北太平洋东西两岸，如俄国落后，黑龙江必为英国所占，中国是不能自保其疆土的。咸丰元年（1851）四月初七日，俄国致理藩院的公文就代表穆氏的思想：
敝国闻得有外国船只屡次到黑龙江口岸，想此船来意必有别情，且此帮船内尚有兵船。我们既系和好，有此紧要事件，即当行知贵国。设若有人将黑龙江口岸一带地方抢劫，本国亦非所愿，黑龙江亦与俄罗斯一水可通。
此时俄国外长涅瑟尔罗德（Nesselrode）以为近东问题紧急，不宜在远东与中国起衅，力阻穆氏的计划。尼古拉一世采取了折中的办法，黑龙江全北岸固不必占，但已立的两个镇所亦不撤弃。俄国实已违约而侵占黑龙江口，但北京不但未提抗议，且全不知有其事。
直到咸丰三年（1853），俄国尚无侵占黑龙江全北岸的计划和行动。是年俄国致理藩院的公文只求中国派员与穆氏协立界碑及划分无界之近海一带。此文明认“自格尔必齐河之东山后边系俄罗斯地方，山之南边系大清国地方”。我国经理藩院及黑龙江将军计议后，允许派员协同立碑划界，并未疑此中别有野心。
不幸这时近东问题竟引起战争。一八五三年，俄国对土耳其宣战。次年，英、法联军以助土耳其。这个所谓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不但未牵制俄国在远东的行动，反供给穆拉维约夫所求之不得的口实。我们不是说，倘西方无克里米亚战争，俄国就不会侵占东北的边境。细读过本文前段的人知道，俄国在远东之图往南发展是积势使然。我们不过要指出，克里米亚战争促进了穆氏的计划。是时俄国在堪察加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Petropavlovsk）已设军港，并驻有小舰队。英、法为防止俄船出太平洋扰害海上商业计，势必派遣舰队来攻：近东战争居然波及远东！俄国为应付起见，以为唯假道黑龙江方足济事。这举固然不合公法，但“急须不认法律”。穆氏在伊尔库茨克及尼布楚积极地预备了军需、船只及队伍。咸丰四年（1854）春，他遂率领全队闯入黑龙江。
穆氏在起程之先，曾致书库伦办事大臣，声明他要派专差送紧要公文致理藩院。德勒克多尔济以与向例不符，不允所请。其实穆氏知道北京必不许其假道，与其费时交涉，不若先造成事实。但假道的请求，在形式上他也算做到了。咸丰四年（1854）四月二十五日，他从石勒喀河起程，带汽船一只、木船五十只、木筏数十、兵一千。五月十三日抵瑷珲。他在此地所见的中国军备有船三十五只，兵约一千，大半背上负着弓箭，少数带着鸟枪，少数手持木矛，全队还有旧炮数尊。“二百年来，中国绝无进步”，这是当时俄人的感想。我们地方官吏如何应付呢？吉林将军景淳的奏报说：
……查东省兵丁、军器一概不足，未便遽起争端，止向好言道达。小船扯篷，胡逊布欲待始终阻拦，恐伤和睦，会派妥员尾随侦探……
盛京将军英隆及黑龙江将军奕格会衔的奏折完全相同。概括言之，疆吏应付外侮的方法不外“好言道达，尾随侦探”八字。中央的政策亦复相同，谕旨说：
……该将军唯当密为防范，岂可先事张皇……即着严为布置，不可稍动声色，致启该国之疑……如果该国船只经过地方，实无扰害要求情事，亦不值与之为难也。
在东边海防紧急的时候，穆氏正怕中国与之为难。所以他教北京俄国教堂的主教帕拉季亚（Palladius）上书与理藩院，代为解释。从这书中可以看见穆氏要给中国什么麻醉品：
……本大臣之往东海口岸也……一切兵事应用之项俱系自备，并无丝毫扰害中国……本大臣此次用兵，不唯靖本国之界，亦实于中国有裨……如将来中国有甚为难之事，虽令本俄罗斯国帮助，亦无不可。
原来俄国此举是友谊的，而且是慈善的！德勒克多尔济在库伦也得着一点麻醉品，他转告北京说：
该夷……复又言及英夷唯利是图，所有英国情形尽已访问。初意原不止构怨于俄国，并欲与中国人寻衅。且在广东等处帮助逆匪，协济火药，甚至欲间我两国之好。
英国是中国的大敌，俄国是中国的至友：从咸丰到现在，这是俄人对中国始终一贯的宣传。“昏淫”的清廷并不之信，唯对于事实的侵略无可如何而已。理藩院给俄国的公文妙不可言：
此次贵国带领重兵乘船欲赴东海，防堵英夷，系贵国有应办之事，自应由外海行走，似不可由我国黑龙江、吉林往来。
俄国的侵略当然不能以“似不可”三字抵阻之，咸丰五年（1855）俄国假道的人马三倍于咸丰四年（1854）的。此外尚有垦民五百，带有农具牲口，永久占据的企图已微露了，我国疆吏仍旧“尾随侦探”及“密为防范”。当时外交的软弱和不抵抗主义的彻底虽可痛惜，吾人亦不可苛责。咸丰帝原来是主张强硬外交的，在即位之初，他就责贬穆彰阿及耆英，把他们当作秦桧，而重用林则徐，好像他是岳武穆。咸丰帝对外之图抵抗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当时太平天国声势浩大，东三省的军队多数已调进关内。咸丰五年冬，吉林将军景淳的奏折把当时的形势说得清楚极了：
查三姓、珲春、宁古塔皆有水路与俄夷可通，距东海则各以数千里计。其间唯松花江两岸有赫哲、飞牙喀人等久居，余到旷邈无涯，并有人迹不到者，控制诚难……寻思该夷自康熙年间平定以来，历守藩服。今忽有此举动，阳请分界，阴图侵疆；以防堵英夷为名，俾可恣意往来。其不即肆逞者，及因立根未定耳。今当多故之秋，又乏御侮之力，此中操纵，允宜权量。各处旱道，原多重山叠嶂，彼诚无所施其技，水路则节节可通。又就人力论之：黑龙江存兵固多，病在无粮，吉林既无粮而兵又少。再就官弁情志论之：此时皆知自守，谁敢启衅？……查吉林额兵一万零一百零五名，四次征调七千名，已回者不及八百名。三姓、珲春、宁古塔刻下为至要之区，三处仅只共存兵八百余名。虽令各该处挑选闲散，团练乡勇，究之为数无几。到城驻守，行资坐费，无款可筹。
抵抗虽不可能，我国当时的外交还有一条路可试，就是根据咸丰三年（1853）俄国的来文与俄国趁早立碑分界，时人亦以此路为利多害少。咸丰三年冬，景淳本已派定协领富呢扬阿为交涉员。咸丰四年（1854）五月，穆拉维约夫超过三姓之后，富呢扬阿就去追他。行到阔吞屯附近，俄人告以穆氏已到东海去打英国人。富呢扬阿见该处军备甚盛，而其赫哲引导亦不敢前往，遂折回了。于是吉林、黑龙江及库伦的疆吏决定各派一人，等到咸丰五年（1855）春会齐前往与穆氏交涉。因时期及地点未预先约好，三处所派的交涉员东奔西跑，于八月内始在阔吞屯找着穆氏。初十、十一、十二，穆氏称病不见。二十三日，穆氏要求将黑龙江左岸划归俄国。我方代表以其要求与旧约不符，且“黑龙江、松花江左边有奇勒尔、鄂伦春、赫哲、库页、飞牙喀人等系为我朝贡进貂皮之人，业已居住年久”，就当面拒绝。穆氏给了他们一封公文，以便复命，交涉就完了。原来咸丰五年东北的情形已非咸丰三年可比。在咸丰三年，俄国尚无重兵在黑龙江一带，俄国尚不明东北的虚实，俄国政府尚不愿听穆氏一意进行；到了咸丰五年，这些情形都不存在了。所以咸丰三年，俄国尚要求根据条约来立碑分界，咸丰五年则要求根本废《尼布楚条约》。不过在咸丰五年，穆氏尚未布置妥帖，实不愿急与我方交涉。
克里米亚战役于一八五六年结束。俄国在一八五四及一八五五年不但击退了英、法舰队来犯东边海岸者，且在黑龙江下流立了两个重镇。等到战争一停，俄国在黑龙江的行动就变更性质，以前注重运军，现在则注重移殖农民；以前注重下流，现在则注重中流。呼玛尔河口、精奇里河口及松花江口均被占领，均设有镇市。一八五七年，俄国想派海军大将普佳京（Poutiatine）由天津进北京，中国不允，因为以往俄人只准由库伦、张家口进京。是年冬，穆拉维约夫回俄国，要求政府给他全权及充分接济去强迫中国割地，俄政府概允所请。一八五八年（咸丰八年）春，穆氏回到黑龙江，带有大部队，准备与中国做最后决算。
是时黑龙江将军是宗室奕山。在鸦片战争的时候，他曾充“靖逆将军”，带大兵到广州去“讨伐英逆”。英国兵打到广州城下的时候，他出了六百万元“赎城”的钱，并允将军队退去广州城北六十里。但在他的奏折里，他反说是英国人求和。穆拉维约夫把奕山当作劲敌，未免过于重视他了。
奕山于咸丰八年四月初五日由齐齐哈尔抵瑷珲城，穆氏的船已停在江中。初六日，奕山派副都统吉拉明阿去催开议。穆氏故意刁难，说他如何匆忙，无暇交涉，“再四挽留”，始允开议。初十日，穆氏带通事希什马雷夫（I.Shishmaref）及随员上岸进城。穆氏要求：（一）中俄疆界应改为黑龙江及乌苏里江；（二）两江的航行权属于中俄两国，他国船只不准行走；（三）江左旧有居民率迁江右，迁移的费用由俄国出；（四）在通商口岸，俄国应与各国享同等权利，黑龙江亦应照海口例办理。奕山答以界线应照旧，即格尔必齐河及外兴安山脉；至于通商，黑龙江地方贫寒，通商无利，且通商易引起争执。这天的交涉“至暮未定而散”。
次日，十一日，穆氏复进城交涉。他带来满文及俄文的约稿，其内容与初十日所要求者相同，唯江左旧居人民，北自精奇里河，南至霍勒木尔锦屯（Hormoldzin），可不迁移。经过若干辩论之后，穆氏留下约稿遂回去了。奕山派佐领爱绅泰把约稿送还，以表示不接受的意思。穆氏又送来，奕山又教爱绅泰带约稿去，声明须删去“以黑龙江、松花江为界”一句。穆氏把约稿留下，“声言以河为界字样断不能删改，其余别事，明日进城再议”。
等了两天，穆氏全无动静。十四日，他又带原稿进城，要求奕山签字。奕山拒绝了，且加上一层理由，谓乌苏里河系属吉林将军所辖，他不能做主。“穆酋勃然大怒，举止猖狂，向通事大声喧嚷，不知作何言语，将夷文收起，不辞而起。”咸丰八年四月十四日是瑷珲交涉的大关键，奕山的奏折说：
先是穆酋未来之前，有夷船五只，夷人数百名，军械俱全，顺流而下，行十数里停泊。穆酋来时，随有大船二只，夷人二三百名，枪炮军械俱全，泊于江之东岸，尚属安静。自穆酋愤怒回船后，夜间瞭望夷船，火光明亮，枪炮声音不断。
饱受惊慌之后，十五日奕山就签订《瑷珲条约》了。此约仅二款，第一款论分界，第二款论黑龙江通商。疆界西面仍依额尔古纳河：自额尔古纳河入黑龙江之点起，直到黑龙江入海为止，左岸全属俄国，右岸（南岸）则分两段，自额尔古纳河到乌苏里江属中国，乌苏里以东算中俄共管。黑龙江及乌苏里江只许中俄两国船只行走。江左自精奇里江至霍勒木尔锦屯的旧居人民“仍令照常居住，归大清国官员管辖”。通商一款甚简略：“两国所属之人永相和好。乌苏里、黑龙江、松花江居住两国之人，准其彼此贸易。两岸商人责成官员互相照看。”
《瑷珲条约》的严重在我国外交史上，简直无可与比拟者。外兴安以南、黑龙江以北完全割归俄国；乌苏里以东的土地，包括吉林省全部海岸线及海参崴海口，划归中俄共管，这是直接的损失。间接则俄国自《瑷珲条约》以后，在太平洋沿岸的势力又进一步，列强的世界帝国角逐因之更加紧急，而现在的东北问题即种根于此。且有了咸丰八年（1858）的《瑷珲条约》，就不能不有咸丰十年（1860）的《北京条约》。
奕山签订这约的缘故是极明显的。第一，穆氏的“勃然大怒”及“枪炮声音不断”把他吓坏了。第二，穆氏为他留了塞责的余地。江左屯户仍归中国管理，乌苏里以东算中俄共有。做到了这种田地，奕山自己觉得他上可以搪塞朝廷的责备，下可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三，奕山全不明了所失土地的潜伏价值。江左屯户既保存了，“此外本系空旷地面，现无居人”。前文已经说过，东北边境除供给皇室貂皮及人参以外，与国计民生绝未发生关系。奕山的昏愚很可代表他的国家。这一年中国对俄外交所铸的错尚不止《瑷珲条约》，清廷及在天津交涉的桂良、花沙纳均错上加错。
奕山订约的报告及《瑷珲条约》的约文于五月初四送到北京。朝廷并不加斥责。谕旨说：“奕山因恐起衅，并因与屯户生计尚无妨碍，业已率行允许。自系从权办理，限于时势不得已也。”不但奕山可以原谅，且他的办理尚可实用于乌苏里以东的地方。谕旨继续说：“即着景淳（吉林将军）迅速查明，如亦系空旷地方，自可与黑龙江一律办理。”咸丰帝之所以承认《瑷珲条约》，并不是因为他素抱不抵抗主义，也不是单独因为奕山之“限于时势不得已”，是因为是时中国的内政、外交全盘“限于时势不得已”。太平天国的平定到此时尚全无把握，此外又有英法联军及英、美、法、俄四国通商条约的交涉。联军于四月初攻进大沽海口，直进天津。清廷急于北仓、杨村、通州设防，京城亦戒严。《瑷珲条约》送到北京的时候，天津的交涉正有决裂之虞。当时我们与英、法所争的是什么呢？北京驻使，内地游行，长江通商，这是双方争执的中心。这些权利的割让是否比东北土地的割让更重要？大沽及天津的抵抗是否应移到黑龙江上去？我们一拟想这两个问题，就可以知道这时当政者的“昏庸”。咸丰四年（1854），西洋通商国家曾派代表到天津和平交涉商约的修改。彼时中国稍为通融，对方就可满意。清廷拒绝一切，偏信主张外交强硬论的叶名琛。叶氏反于全国糜烂的时候，因二件小事给英、法兴师问罪的口实。咸丰时代与民国近年的外交有多大区别呢？
桂良及花沙纳在天津的外交策略不外离间敌人。他们知道英国最激烈，法国次之，美国及俄国又次之。法、美、俄三国亦知道只要有最惠国待遇一条，其他都可让英国去做恶人。桂良等如何应付美、法二国与本文无关，无须叙述；至于他们与俄国代表普佳京的交涉，与东北问题关系甚大，不能不详加讨论。
普佳京与英、美、法三国公使同到大沽，同到天津。他最初给桂良等的照会要求二事：（一）割黑龙江以北及乌苏里以东与俄国；（二）许俄人在通商口岸有与别国同等的通商权利。他的策略则在灌输麻醉品，以期收渔人之利。照会的一段说：
以上两条如不斥驳，大皇帝钦定，所有两国竞争之事皆可消弭。俄国所求俟得有消息，竭力剿灭英、佛（法）两国，以期中国有益……再阅贵国兵法器械，均非外洋敌手，自应更张。俄国情愿助给器械，并派善于兵法之员前往，代为操练，庶可抵御外国无故之扰。
桂良等及清廷对于俄国这种意外之助是疑信参半的，但京内京外均以为最低限度应使俄国不与英、法合作，或在旁边怂恿，所谓“助桀为虐”。关于划界，桂良等答以奕山已奉派负责交涉；关于通商，他们以为已开口岸多一俄国亦无妨碍。所以他们与普佳京就订了《中俄天津通商和好条约》。其第九款与边界有关：
中国与俄国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臣秉公查勘，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条约之内。边界既定之后，登入档册，绘为地图，立定凭据，俾两国永无此疆彼界之争。
有了这款，俄国便可要求划分乌苏里以东的地方，我国全无法拖延。这是桂良等联络普佳京代价之一。北京承认《瑷珲条约》的谕旨，他们也抄送了一份，普氏即要求决定乌苏里以东的土地归俄国。桂良等也答应了，以为这就是谕旨所说“与黑龙江一律办理”。所以奕山在瑷珲争得的共管之地，桂良等在天津实已赠送俄国，唯条约尚待订而已。
桂良等在天津与英、美、法所订的条约许了外国人两种权利与以后东北问题有关系的：一种是牛庄开通商口岸，一种是外国人得入中国传教。这两种权利，尤其是牛庄通商，促进了东北问题的世界化。
总之，中国在咸丰八年（1858）的外交全在救目前之急，其他则顾不到了。在瑷珲如此，在天津亦复如此。
第六节 俄国友谊之代价
等到英法联军一退出天津，目前的危急一过去，清廷就觉得《瑷珲条约》及天津诸条约损失太大，非图补救不可。《天津通商条约》的补救不在本文范围之内，但有一点不能不指出。因为中国要取消北京驻公使、长江开通商口岸及外国人在内地的游行，所以引起了咸丰九年（1859）及咸丰十年（1860）的中外战争。有了咸丰十年的英法联军，然后有中俄的《北京条约》。换言之，因为到了十九世纪的中叶，中国还不图在国际团体生活之中找出路，反坚持站在国际团体之外，俄国始得着机会做进一步的侵略。
《瑷珲条约》及桂良给普佳京的诺言之挽回当然困难极了。在东北边境丧失以前，我国觉得为势所迫，不得不割让；既割让之后，要俄国放弃其已得权利岂不更加困难？中俄势力的比较及世界的大局并未因英法联军的撤退就忽变为有利于我，而我方之图取消北京驻使、长江通商及内地游行，更能使西欧与美国和东欧团结。这些国家虽是同床异梦，然我方的政策迫着它们继续同床。咸丰九年（1859）及咸丰十年（1860）之最后努力不能不失败，这是很自然的。这种努力的发展、方法及终止的原因是我国外交史的一幕大滑稽剧，同时也是一幕大悲剧。
《瑷珲条约》订后，朝廷原以吉林东边空旷地方亦可照黑龙江左岸的办法，但教吉林疆吏去调查地方实际情形。我方尚未调查，穆拉维约夫已带领人员入乌苏里江。疆吏关于此事之报告于咸丰八年（1858）七月初一到北京，朝廷当日下的谕旨说：
除黑龙江左岸业经奕山允许，难以更改，其吉林地方，景淳尚待查勘，本不在奕山允许之列……倘该夷有心狡赖，即行严行拒绝……该夷此次驶赴天津，业已许其海口通商，并经奕山将黑龙江左岸，准其居住往来，即吉林各处未能尽其所欲，在我已属有词，在彼谅未必因此起衅也。
从这道谕旨，我们可以看出清廷在咸丰八年七月初已决定黑龙江左岸不能挽回，亦不图挽回，但乌苏里以东之地则断不割让。七月初的态度已与五月初的不同，其理由幼稚极了。俄国既得了黑龙江左岸，更加要乌苏里以东的地方。朝廷的态度虽变了，疆吏尚不知道，所以七月初八日，黑龙江副都统吉拉明阿给了穆拉维约夫一个咨文，说：“乌苏里及海一带地方应俟查明再拟安设界碑。”这明是承认中俄可以划分乌苏里以东的地方。实际的划分虽推延到查明以后，但推延不是否认，且与外国人交涉，推延是大有时间限制的。
疆吏的调查报告于十二月二十日送到北京。他们说乌苏里一带的地方南北相距一千四百余里，“俱系采捕参珠之地”；两岸住有赫哲、飞牙喀，“历代捕打貂皮，皆在该处一带山场，均属大有关碍”；“且该处距兴安岭甚远，地面辽阔，统无与俄夷接壤处所”。最奇怪的是，他们的报告不提海参崴，足证彼时海参崴于东北关系之不重要。朝廷得此报告后，于二十一日下旨，说：
该夷要求黑龙江左岸居住，奕山遽尔允准，已属权宜。此次无厌之求，着该将军等妥为开导，谕以各处准添海口，皆系大皇帝格外天恩。因两国和好多年，是以所请各事，但有可以从权者，无不曲为允准。此后自应益加和好，方为正办；若肆意侵占，扰我参珠貂鼠地方，是有意违背和议，中国断难再让。
后三天，复有一道谕旨责备吉拉明阿：
绥芬、乌苏里两处既与俄夷地界毫不毗连，且系采捕参珠之地，当时即应据理拒绝。何以副都统吉拉明阿辄许穆拉维约夫于冰泮时驰往查明，再立界碑？
清廷的态度虽较前强硬，反于此时从吉林调兵一千驻守山海关，从黑龙江调兵一千驻守昌黎、乐亭以防英、法之再来。可见彼时政府仍以防英、法的通商要求比防俄国的侵占疆土为更重要，更急迫。
俄国为促进乌苏里边界之“登入档册，绘为地图，立定凭据”，一面派人进京互换《中俄天津条约》的批准证书，并做进一步之交涉，一面由穆拉维约夫派人去测量乌苏里区域。疆吏既不敢违旨会同查勘，又不敢挡住俄人的进行，结果穆氏的委员布多戈斯基（C. Budogoski）于咸丰九年（1859）的春夏单独测量和绘图。俄国的公使皮埃尔·佩罗夫斯基（Pierre Perofski）于咸丰八年（1858）冬抵北京，我国派户部尚书管理理藩院事务肃顺及刑部尚书瑞常与之交涉。咸丰九年三月中，批准证书互换以后，佩氏提出八项要求，其中第一项即系关于划界的事。可惜《筹办夷务始末》不录来文，只录军机处的答词，但从这答词中，我们可看出朝廷态度之又一变：
中国与俄国地界，自康熙年间鸣炮誓天，以兴安岭为界，至今相安已百数十年。乃近年贵国有人在黑龙江附近海岸阔吞屯等处居住，该将军念两国和好之谊，不加驱逐，暂准居住空旷之地，已属格外通情。今闻欲往吉林地界，该处距兴安岭甚远，并不与贵国毗连，又非通商之处，断不可前往，致伤和好。黑龙江交界之事，应由我国黑龙江将军斟酌办理，京中不能知其情形，碍难悬定。
换句话说，军机处仍认《尼布楚条约》为中俄疆界的根据，虽未明文地否认《瑷珲条约》，等于否认了。因为就是黑龙江左岸，奕山尚只“暂准”俄人居住，吉林东部更谈不到了。俄国于五月里因他故改派伊格那提耶夫来京交涉。伊氏在俄国外交界算一能手，他曾出使中央亚细亚的小邦，以能了解亚洲人的心理得名。我方仍由肃顺、瑞常二人负折冲樽俎之责。肃顺是咸丰末年的权臣，手段亦不凡，伊氏遇着他可说是棋逢敌手。伊氏能强词夺理，虚言恫吓，肃顺也能。在叙述此剧之先，我们应说明疆吏的应付及中外大局的变迁。
咸丰九年（1859）五月，吉林疆吏的警报纷纷到京，说俄人如何已进到乌苏里江的上流，并在该处盖房屋，筑炮台。与之理论，他们总“恃为约内有乌苏里河至海为中国、俄国共管之地一语”。五月初十的谕旨要署吉林将军特普钦“与之决绝言明，将前约中此语改去，方为直截了当”。此时北京方明了祸根所在，所以五月十六日又有一道谕旨：
绥芬、乌苏里河地属吉林，并不与俄国接壤，亦并非黑龙江将军所辖地方。上年该将军奕山轻信副都统吉拉明阿之言，并不与俄国使臣剖辩明白，实属办理不善，咎无可辞。黑龙江将军奕山着即革职留任，仍责令将从前办理含混之处办明定议。革职留任副都统吉拉明阿着即革任，并着特普钦派员拿赴乌苏里地方枷号示众，以示惩儆。
“咎无可辞”当然是对的，但一年以前朝廷已有明旨认《瑷珲条约》是出于“势不得已”，并且何以吉拉明阿之罪反重于主政的奕山？朝廷也知道此中赏罚不公，不过此举是对外而非对内的。同日还有一道密旨给特普钦：
……特普钦接到明发谕旨即可宣示夷酋，告以乌苏里等处本非俄国接壤，又与海路不通。奕山、吉拉明阿已为此事身获重罪。若再肆意要求，我等万难应允。前此奕山等将黑龙江左岸借给俄国人等居住，大皇帝既已加恩，自不至有更改。其未经议定之地，任意闯越，即是背约。岂有吉林地界转以黑龙江官员言语为凭之理？……该酋见吉拉明阿获罪已有明征，自必气馁，而特普钦等据理措辞当亦较易……
这种对外方法确带了亚洲人的特性在内。同时吉拉明阿以副都统的官职而枷号示众于乌苏里地方，未免于天朝的面子不好看。宜乎穆拉维约夫对这套把戏不过付之一笑。
凑巧咸丰九年（1859）的五月，中国对英、法得了意外的胜利。自英法联军离开天津以后，朝廷即命僧格林沁担任畿辅的海防。大沽的炮台加料重修，海河也搪塞了，沿海均驻军队。唯留了北塘，以便各国公使带领少数随员进京交换《天津条约》的批准证书。英、法、美三国公使于五月五日抵大沽口外，英、法公使带有不少的海陆军。他们决意要由大沽口进，不由北塘进。五月二十五日晨，英、法起始毁我方堵河防具。僧格林沁遂下令反攻，英、法不但海军大受损失，陆军登岸者亦死伤过半。于是北京及东北疆吏对俄稍为胆壮，我们对英、法的胜利影响了对俄的交涉。
伊格那提耶夫于五月初十由恰克图起程，他到北京的时候正在大沽捷音传到之后。六月初，他提出草约六条，要求中国承认。其中第一条有关东北：
补续一千八百五十八年玛乙月（五月）十六日在黑龙江城所立条约之第一条，应合照是年伊云月（六月）初一日在天津条约之第九条：自后两国东疆定由乌苏里江、黑龙江两河会处，沿乌苏里江上流，至松阿察河会处，由彼处交界，依松阿察河上流至兴凯湖及珲春河，沿此河流至图们江，依图们江至海口之地为东界。
伊氏要求的根据是《瑷珲条约》和《天津条约》。《瑷珲条约》明载乌苏里以东之地为两国共管，倘根据此约来分界，应由中俄均分，不应由俄国独占，更不应由俄国占据乌苏里流域以外的土地，如伊氏草约所拟。《天津条约》第九条只说两国应分界绘图立碑，并没有规定划分的方法。伊氏也觉得他的根据不充足，所以在其说明书内又引咸丰八年（1858）五月初四桂良及花沙纳给普佳京的咨文，且加上一段宣传麻醉品：
……本国从东至西一万余里，与中国相交一百余年，虽有大事，并未一次交锋。若英吉利等，十余年之间，常致争斗，已经交锋三次。然逾数万里地尚且如此，况离此相近乎！若英、佛（法）两国，往满洲地方东岸，兵船火船，来时甚易。中国海岸绵长，战法各国皆不能敌，唯本国能办此事。若中国与本国商定，于外国船只未到彼处之先，先与本国咨文，将此东方属于本国，我国能保不论何国，永不准侵占此地。如此中国东界，亦可平安。且须知我国欲占之地，系海岸空旷之处，于中国实无用处。且贵国使臣须知，因本国官员到彼，并未见有中国管理此处官员之迹，我们业经占立数处。
在咸丰年间，英、法虽曾攻下广州、天津、北京，但均于和议定下后退去。至于东北海岸，英、法不但未曾占领，且未曾有此拟议。伊氏也深知此中情形，不过故意作此谣语，以欺不明世界大局的中国人。这个当，军机处是不会上的。答复虽在法律上很难讲过去，但用了彼之矛以刺彼之盾：
……中国与俄国定界，自康熙年间鸣炮誓天，以兴安岭为界，凡山南一带流入黑龙江之溪河尽属中国，山北溪河尽属俄国，所定甚为明晰。至黑龙江交界应由黑龙江将军与贵使臣穆拉维约夫商办。其吉林所属之处并不与俄国毗连，亦不必议及立界通商。贵大臣所云恐有他国侵占，为我国防守起见，固属贵国美意，断非借此侵占我国地方。然若有别国占据，我国自有办法。今已知贵国真心和好，无劳过虑。
军机处与伊氏有了这次文书的往来，遂由肃顺、瑞常负责交涉。六月二十三日初次会晤的时候，伊氏面请肃顺等阅读桂良及花沙纳所发之咨文，内附有批准《瑷珲条约》的谕旨。肃顺等不承认有此谕旨，但三日后又去一咨文，声明虽有此谕旨，但与吉林东界事无关，所以伊氏带来之稿本，“谅必因抄写之误”。六月二十八日，伊氏回答：“此等大事，不可有抄写错误之处。本大臣恳乞贵大臣将桂良所奉谕旨原文，送交与我，以便查对错误之处。”肃顺等答以谕旨原文存大内，不便检阅。适是时布多戈斯基带乌苏里区域的地图来北京，伊氏遂要求按俄国新绘地图，即在北京定约分界。“不然，焉能得免侵占？”肃顺等七月初一日的答文，措辞同样强硬：在乾隆时代，因俄国不讲理，中国曾三次停止互市。乾隆年间做过的事，此时也能再做。如俄国此次不讲理，中国不但要停止互市，“即已经许借与贵国之黑龙江左岸空旷地方，阔吞屯、奇吉等处”亦将不借与，“是贵国求多反少也。总之，绥芬、乌苏里江等处，是断不能借之地。贵国不可纵人前往，亦不必言及立界”。
双方话已说到尽头，条件相差甚远。伊氏行文军机处，要求中国改派别人担任交涉。军机处告诉他说，肃顺、瑞常“皆系我大皇帝亲信大臣”，不能改派。伊氏仍不肯放弃，历夏秋二季，屡次向军机处行文，均是旧话重提，空费笔墨。军机处亦以旧话搪塞，但在十一月十六日的照会内，加上一层新理由，即吉林人民之不愿。好像中国此时要援人民自决的原则。可惜这次人民的意志实在如何，我们无从知道。俄人在乌苏里区域测量者均说当地的人欢迎俄人去解除他们从满人所受的压迫，至于军机处所说的吉林人的反对割让，全是北京闭门捏造的。咸丰十年（1860）正月十六日的谕旨显露此中的实情：
现在俄夷以吉林分界一节，屡次行文，哓渎不已。当经复以绥芬、乌苏里等地界，奕山等妄行允许后，该处民人，以中国地方不应被夷人占据，公同具呈控告，是以将奕山革职，吉拉明阿枷号。并未奉旨允准，倘该国前往占据，该处民人出来争论，反伤和好等语：借以措辞，以冀消其觊觎之心。如该酋伊格那提耶夫将此复文知照穆拉维约夫，恐其向该将军询问，吉林人民有无同递公呈，不愿该夷在绥芬、乌苏里住居之事。着景淳、特普钦遵照前说，加以开导，以坚其信，勿致语涉两歧，是为至要。
伊氏于咸丰十年（1860）四月初一致最后通牒，限三日答复。军机处丝毫不退让，照复说：
至乌苏里、绥芬地界，因该处军民人等，断不相让，屡次递呈，现已开垦，各谋生业，万不能让与他人。经该将军等将此情节据实奏明，因恐贵国之人去到，该处人等不容，必致反伤和好。中国向来办事，皆以俯顺民情为要，是以碍难允准。
伊格那提耶夫接到此文以后，宣布交涉决裂，于四月初八离开北京。
这时，穆拉维约夫在乌苏里一带照其自定计划，进行测量、开垦、设防。疆吏虽未抵抗，亦未与划界定约，且似在火燃眉毛的时候，稍图振作。吉林、黑龙江皆办团练，吉林则略为解放山禁，多招参商、刨夫入山，“以资兵力”。在咸丰十年的春天，两省的奏折都有调兵设防的报告，好像他们准备抵抗。
不幸咸丰十年的夏天，我国另起了风波，把对俄的强硬都消灭了。英、法两国为报复大沽口之仇，加添要求，并厚集兵力于远东，以图贯彻。伊格那提耶夫适于是时交涉失败后，愤愤不平地离开北京，直至上海、香港去挑衅。他见了英、法的代表就大骂北京当局的顽固与不守信义，说西洋各国应一致对付中国，并且非用武力不可。但他的行动亦被我方探知，五月中，暂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薛焕的奏折说：
……查俄国使臣忽然骤至，未审意欲何为，连日亦未来请见。当饬华商杨坊等密探，旋据报称……今因俄酋到此，极力怂恿英、佛（法）打仗，并云在京日久，述及都门并津沽防堵各情形，言之凿凿。谆告普鲁斯（Bruce）及布尔布隆（Bourboulon）不必误听人言，二三其见，竟赴天津打仗，必须毁去大沽炮台，和议方能成就。而普酋、布酋为其所惑，主战之意愈坚。
我方知道了这种消息以后，当然设法预防。
六月初，英法联军齐集于大沽口外。伊格那提耶夫已先到，并带有兵船四只。美国公使华若翰（John E. Ward）亦带有两只兵船在场。初四日，我方接到伊氏照会，询问《中俄天津条约》何以尚未在各海口宣布，并言“英、佛（法）与中国有隙，愿善为说合”。他的“说合”，军机处明知不可靠，但当危急的时候又不敢多得罪一国，所以含糊回答他说：“今贵国欲为说合，足见贵使臣美意。在天朝并无失信于二国，又何劳贵国替中国从中调处。”伊氏颇为失望，遂转告法国公使葛罗（Baron Gros）由北塘进兵的便利。七月中，英法联军已进天津，桂良与英、法的交涉将要完成的时候，伊氏又来文，要求中国许他进京。军机处还是怕他生事，所以回答他“暂可不必，应俟英、佛（法）二国换约事毕，再行进京办理可也”。等到英、法已经到了圆明园，预备攻安定门的时候，伊氏嘱俄国教士向恭亲王奕要求许他进京，我方依旧拒绝：“如果有意为中国不平，亦必在外代为调停，俟两国之兵退后，即可照常来京。”此是八月二十二日的事。可见我方防备伊氏到什么程度。
英、法军队于八月二十九日进北京，伊氏也跟进了。中国的外交到了这种山穷水尽的时候，伊氏的机会也就到了。九月初二日，咸丰帝自热河行宫宣布谕旨：“着恭亲王等迅即饬令恒祺往见该夷（英、法代表），仍遵前约，不另生枝节，即可画押换约，以敦和好。”换言之，朝廷已决定接受英、法的条件。伊氏于九月初五致信于法国公使葛罗，说他如何在北京力劝留守大臣迅速接受英、法的条件。英、法进攻的原意在强迫中国承认《天津条约》及宣大沽之耻，并不在占据北京。英法联军在北京的时候，咸丰帝已逃避热河，北京官吏能逃者也逃散。倘和议不成，势必须进兵热河，那么，时季已到秋末，须等来年。倘英、法压迫太甚，清廷或将瓦解。列强在远东的角逐很可能引起世界战争，是时英、法因为意大利的问题，全盘关系已趋紧张。因为这些缘故，英国公使额尔金（Lord Elgin）及法国公使葛罗均以为宜速定和议，速撤军队，否则夜长梦多，枝节横生。所以他们将赔款现银部分由二百万两减到一百万两。此中背景，恭亲王及文祥——我方的全权代表——当然无从知其详，而伊格那提耶夫则完全知道，因此他又向我方冒功。
九月十一日及十二日《北京条约》签订之后，伊格那提耶夫遂向恭亲王要求报酬。我方代表的感想如何，见于他们九月十五日所具的奏折：
……本日复接伊酋照会，以英、佛（法）两国业已换约，仍以所祈之事请派大员前往商酌等语。臣等复思英、佛（法）敢于如此猖獗者，未必非俄酋为之怂恿。现虽条约已换，而夷兵未退，设或暗中挑衅，必致别生枝节。且该酋前次照复，有兵端不难屡兴之语。该夷地接蒙古，距北路较近，万一衅起边隅，尤属不易措手。查前次该酋向祟厚等面称，允给英、佛（法）等银两，尚可从缓，且可酌减，并不久驻京师，夷兵亦令退至大沽等处。现英、佛（法）议现银一百万两，难保非该酋预探此语，有意冒撞。而此次照会内，颇有居功之意，心殊叵测。
是以恭亲王、桂良、文祥并非觉得俄国有恩于我故必有以报之，他们不过觉得伊氏挑拨之力太大，非使其满意不可。后英国军队因故退出北京稍迟数日，恭亲王等更急了。他们九月二十三日的奏折说：“且英、佛（法）两夷之来，皆属该夷怂恿。倘或从中作祟，则俄夷之事一日不了，即恐英夷之兵一日不退，深为可虑。”
伊氏所索的报酬除东北疆土外，尚包括西北边界及通商与邦交的权利。恭亲王既以速决为要，所以九月二十三日中俄《北京条约》就议好了，十月初二日（西历十一月十四日）签字。这约的第一条就是规定东北的疆界的，也是全约最要紧的一条。条文如下：
议定详明一千八百五十八年玛乙月十六日（即咸丰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在瑷珲城所立条约之第一条，遵照是年伊云月初一日（即五月初三日）在天津地方所立条约之第九条：此后两国东界定为由石勒喀、额尔古纳两河会处，即顺黑龙江下流，至该江、乌苏里河会处，其北边地属俄罗斯国，其南边地至乌苏里河口所有地方属中国；自乌苏里河口而南，上至兴凯湖，两国以乌苏里及松阿察二河作为交界，其二河东之地属俄罗斯国，二河西属中国；自松阿察河之源，两国交界逾兴凯湖直至白棱河，自白棱河口，顺山岭，至瑚布图河口，再由瑚布图河口顺珲春河及海中间之岭，至图们江口，其东皆属俄罗斯国，其西皆属中国，两国交界与图们江之会处及江口相距不过二十里。
这两个条约——中俄《瑷珲条约》及中俄《北京条约》——在世界历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即土地割让的纪录。我国在咸丰八年（1858）及咸丰十年（1860）所丧失的土地，其总面积有四十万零九百一十三平方英里。
咸丰以后的东北可称为半东北、残东北，因其面积缩小了一半有余，且因为它东边无门户，北边无自然防具，它是残缺的。所以到这种田地的原因有三：第一，太平天国的内乱；第二，咸丰年间全盘外交政策的荒谬，争所不必争，而必争者反不争；第三，比这两个原因还重要、还基本的是在世界诸民族的竞进中，我族落伍了。
（录自《清华学报》第八卷第一期）
(1). 古楚汗国：指西伯利亚汗国。古楚汗是西伯利亚汗国末代可汗，今译为“库楚汗”。
琦善与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的终止之日，当然就是中英两国代表签订《南京条约》之日，即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二十四日。至于起始之日为何日，则不易定。因为中英双方均未发表宣战正式公文，并且忽战忽和，或战于此处而和于彼处。此种畸形的缘由大概有二：一则彼时中国不明国际公法及国际关系的惯例，不但不明，简直不承认有所谓国际者存在。中英的战争，在中国方面，不过是“剿夷”“讨逆”。就此一点，我们就能窥测当时国人的心理和世界知识。第二个缘由是彼时中英二国均未预抱一个必战之心。中国当初的目的全在禁烟。宣宗屡次的上谕明言不可轻启边衅。在道光十八年（1838）各省疆吏复议黄爵滋严禁鸦片的奏折之时，激烈派与和缓派同等地无一人预料禁烟会引起战争。不过，激烈派以为，倘因达到禁烟目的而必须用兵以迫“外夷顺服”，则亦所不惜。在英国方面，自从律劳卑（Lord Napier）以商业监督（Superintendent of Trade）的资格于道光十四年（1834）来华而遭拒绝后，英政府的态度就趋消极。继任的监督虽屡次请训，政府置之不理。原来英国在华的目的全在通商，做买卖者，不分中外古今，均盼时局的安定。我们敢断定：鸦片战争以前，英国全无处心积虑以谋中国的事情。英政府的行动就是我们所谓“将就了事，敷衍过去”，英文所谓“Muddle along”。英国政府及人民固然重视在华的商业，而且为通商中英已起了好几次的冲突，不过英国人的守旧性甚重，不好纷事更张，因为恐怕愈改愈坏。及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1839）春禁烟，锢英商与英领以迫其缴烟的信息传到英京之时，适当巴麦尊勋爵（Lord Palmerston）主持英国的外交。此人是以倡积极政策而在当时负盛名的。他即派遣舰队来华，但仍抱一线和平的希望，且英国赞成和平者亦大有人在。倘和议不成而必出于一战，巴麦尊亦在所不惜。故鸦片战争的发生，非中、英两国所预料，更非两国所预谋。战争虽非偶然的、无历史背景的，然初不过因禁烟而起冲突，继则因冲突而起报复（Reprisal），终乃流为战争。
鸦片战争，当作一段国际史看，虽是如此畸形混沌，然单就中国一方面研究，则显可分为三期。第一期是林则徐主政时期，起自道光十九年（1839）正月二十五日，即林以钦差大臣的资格行抵广东之日。第二期是琦善主政时期，起自道光二十年（1840）七月十四日，即琦善与英国全权代表懿律（Admiral George Elliot）及义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在大沽口起始交涉之日。第三期是宣宗亲自主政时期，起自道光二十一年（1841）二月六日，即琦善革职拿问之日，而止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二十四日的《南京条约》。在专制政体之下，最后决断权依法律当然属于皇帝，然事实上，常常有大臣得君主的信任，君主言听计从。此地所谓林则徐及琦善主政时期即本此意而言。缘此，林的革职虽在道光二十年九月八日，然自七月中以后，宣宗所信任的已非林而为琦善，故琦善主政时期实起自七月中。自琦善被革职以后，直到英兵破镇江，宣宗一意主战，所用人员如奕山、奕经、裕谦、牛鉴等不过遵旨力行而已。虽有违旨者，然皆实违而名遵，故第三期称为宣宗主政时期，似不为无当。
三期中，第一期与第三期为时约相等，各占一年半。第二期——琦善主政时期——为最短，半年零数日而已。在第一期内，严格说，实无外交可言。因为林则徐的目的在禁烟，而禁烟林视为内政——本系内政，不必事先与外国人交涉，所采步骤亦无须外国人的同意。中英往来文件，在林方面，只有“谕示”；在英领义律方面，迫于时势，亦间“具禀”。此时义律既未得政府训令，又无充分的武力后援，他的交涉不过图临时的相安，他的军事行动不过报复及保护在华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到第三期，更无外交可言。双方均认为交涉无望，一意决战。后来英兵抵南京，中国于是屈服。在此三年半内，唯独琦善主政的半年曾有过外交相对的局势。在此期之初，英国全权代表虽手握重兵，然英政府的训令是叫他们先交涉而后战争，而二代表亦以速和以复商业为上策。训令所载的要求虽颇详细，然非完全确定，尚有相当伸缩的可能。在中国，琦善的态度是外交家的态度。他的奏折内虽有“谕英夷”“英夷不遵劝诫”字样，但他与英国人移文往来，亦知用“贵国”“贵统帅”的称呼。且他与英国人面议的时候，完全以平等相待。至于他的目的，更不待言，是图以交涉了案。故琦善可说是中国近九十年大变局中的第一任外交总长。
这个第一任外交总长的名誉，在当时，在后代，就是个“奸臣”和“卖国贼”的名誉。不幸，琦善在广东除任交涉以外，且署理两广总督，有节制水陆军的权力和责任。攻击他的有些注重他的外交，有些注意他的军事。那么，琦善外交的出发点就是他的军事观念。所以我们先研究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
道光二十二年（1842）二月初虎门失守以后，钦差大臣、江苏巡抚裕谦上了一封弹劾琦善的奏折。他说：“乃闻琦善到粤后，遣散壮勇，不啻为渊驱鱼，以致转为该夷勾去，遂有大角、沙角之陷。”裕靖节是主战派首领之一，也是疆吏中最露头角的人。他攻击琦善的意思不外林则徐督粤的时候，编收本省壮丁为团勇，琦善到粤则反林所为而遣散之。这班被撤壮丁就变为“汉奸”，英国人反得收为己用。此说的虚实，姑不讨论：倘中国人民不为中国打外国，就必反助外国打中国，民心亦可见一斑了。
靖节的奏折上了不满二月，御史骆秉章又上了一封，措辞更激烈：“窃惟逆夷在粤，滋扰几及一年。前督臣琦善到粤查办，将招集之水勇、防备之守具全行撤去。迨大角、沙角失事，提镇专弁赴省求援，仅发兵数百名，遣之夜渡，唯恐逆夷知觉，以致提督关天培、总兵李廷钰在炮台遥望而泣。”这样说来，琦善的罪更大了，除遣散壮勇之外，还有撤防具、陷忠臣的大罪。骆文忠原籍广东花县，折内所言，大概得自同乡。他为人颇正直，道光二十一年（1841）以前，因查库不受贿已得盛名。故所发言词，不但足以左右当时的清议，且值得我们今日的研究。
此类参奏不必尽引，因为所说的皆大同小异。但道光二十一年六月，王大臣等会审的判词是当时政府最后的评定，也是反琦善派的最后胜利，不能不引。“此案琦善以钦差大臣查办广东夷务，宜如何慎重周详，计出万全。该夷既不遵照晓谕，办理已形猖獗，即当奏请调兵迅速剿除。乃妄冀羁縻，暂以香港地方许给，俾得有所借口。于一切防守事宜并不预为设备，以致该夷叠将炮台攻陷，要隘失守，实属有误机宜，自应按律问拟。琦善合依守备不设、失陷城塞者斩监候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这个判词实代表当时的清议。所可注意者，政府虽多方搜罗琦善受贿的证据，判词内无受贿的罪名。
但是当时的人不明了琦善为什么要“开门揖盗”，以为必是受了英国人的贿赂。战争的时候，左宗棠——同治、光绪时代的恪靖侯左宗棠——正在湖南安化陶文毅家授课。道光二十一年（1841），他致其师贺蔗农的信有一段极动人的文章：“去冬果勇杨侯奉诏北行。有人自侯所来云：‘侯言琦善得西人金巨万，遂坚主和议。将恐国计遂坏伊手。’昨见林制府谢罪疏，末云‘并恐彼族别生秘计’云云，是殆指此。诚如是，其愚亦大可哀矣。照壁之诗及渠欲即斩生夷灭口各节，情状昭著。炮台失陷时，渠驰疏谓二炮台孤悬海外，粤东武备懈弛，寡不敌众，且云彼族火器为向来所未见，此次以后，军情益馁。无非欺君罔上，以和为主，张贼势而慢军心，见之令人切齿。”左的信息得自“自侯所来”者。
果勇侯杨芳原任湖南提督，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八日放参赞大臣，驰驿前往广东，剿拴逆夷。他于正月二十一日接到了这道上谕，二月十三日行抵广东省城。他在起程赴任之初即奏云：“现在大局或须一面收复定海，一面准其于偏岸小港屯集货物。”换言之，浙江应与英国人战，广东则应与英国人通商以求和。自然宣宗以为不妥。抵广东后他就报告：“预备分段援应，共保无虞。”但是他所带的湖南兵为害于英国人者少，为害于沿途及广东人民者反多。三月初，果勇侯又有“布置攻守机宜”的奏折，说：“城厢内外民心大定，迁者渐复，闭者渐开，军民鼓勇，可期无虑。”宣宗当然欣悦之至：“客兵不满三千，危城立保无虞。若非朕之参赞大臣果勇侯杨芳，其孰能之？可嘉之处，笔难宣述。功成之日，伫膺懋赏。此卿之第一功也。厥后尤当奋勉。”后来的奋勉或者有之，至于第二功则无可报了。虽然，败仗仍可报胜仗，自己求和仍可报外夷“恳求皇帝施恩，准予止战通商”。皇帝远在北京，何从知道这就是杨芳日后顾全面子的方法。左宗棠的信息既间接得自果勇侯，就不足信，何况果勇侯传出这信息的时候既在途中，亦必间接得自广东来者？至于琦善“欲即斩生夷灭口”之说，遍查中外在场人员的记载均未发现。独在湖南安化乡中教书的左先生知有其事，且认为“情状昭著”，岂不是甚奇了！
同时广东的按察使王庭兰反说他屡次劝琦善杀义律而琦善不许。他写给福建道员曾望颜的信述此事甚详：“义律住洋行十余日。省河中夷船杉板，数只而已，不难擒也。伊亦毫无准备，有时义律乘轿买物，往来于市廛间。此时如遣敢死之士数十人拴之，直囊中取物耳。乃屡次进言于当路，辄以现在讲和，未可轻动。是可谓宋襄仁义之师矣。”琦善倘得了“西人金巨万”，授之者必是义律；“欲即斩生夷灭口”，莫若斩义律。琦善反欲效“宋襄仁义之师”，岂不更奇了！王庭兰的这封信又形容了琦善如何节节后退：“贼到门而门不关，可乎？开门揖盗，百喙难辞。”王庭兰既是广东的按察使，他的信既由闽浙总督颜伯焘送呈御览，好像应该是最好的史料。不幸琦善在广东的时候，义律不但未“住洋行十余日”，简直没有入广州。这封信在显明的事实上有此大错，其史料的价值可想而知了。
琦善倘若撤了广州的防具，撤防的原动力不是英国的贿赂，这是我们可断定的。但是到底琦善撤了防没有？这是当时及后来攻击琦善的共同点，也是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之中心问题。道光二十年（1840）的秋末冬初——宣宗最信任琦善的时候——撤防诚有其事，然撤防的责任及撤防的程度则大有问题在。
宣宗是个极尚节俭的皇帝。林则徐在广东的时候，大修军备，但是宣宗未曾一次许他拨用库款，林的军费概来自行商及盐商的捐款。道光二十年六月七日，英军占了定海，于是宣宗脚慌手忙地饬令沿海七省整顿海防。北自奉天，南至广东，各省调兵、募勇、修炮台、请军费的奏折陆续到了北京，宣宗仍是不愿疆吏扣留库款以作军费。当时兵部尚书祁巂藻和刑部右侍郎黄爵滋正在福建查办事件，他们同闽浙总督邓廷桢及福建巡抚吴文镕会衔，建议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应添造大船六十只，每只配大小炮位三四十门。“通计船炮工费约需银数百万两，”他们说，“当此逆夷猖獗之际，思卫民弭患之方，讵可苟且补苴，致他日转增靡费？”宣宗不以为然。他以为海防全在平日认真操练，认真修理，“正不在纷纷添造也”。此是道光二十年（1840）七月中的情形。
八月中，琦善报告懿律及义律已自大沽口带船回南，并相约沿途不相攻击，静候新派钦差大臣到广东与他们交涉。宣宗接了此折就下一道上谕，一面派琦善为钦差大臣，一面教他“将应撤应留各兵分别核办”。琦善遵旨将大沽的防兵分别撤留了。
九月初四，山东巡抚托浑布的奏折到了北京，报告英国兵船八只于八月二十二日路过登州，向南行驶。托浑布买了些牛羊菜蔬“酌量赏给”，因此“夷众数百人一齐出舱，向岸罗拜，旋即开帆南驶。一时文武官弁及军吏士民万目环观，咸谓夷人如此恭顺，实出意料之外”。宣宗以为和议确有把握，于是连下了二道谕旨，一道“着托浑布体察情形，将前调防守各官兵酌量撤退归伍，以节靡费”，一道寄给盛京将军耆英、署两江总督裕谦及广东巡抚怡良：“着详加酌核，将前调防守各官兵分别应撤应留，妥为办理。”适同日闽浙总督邓廷桢奏折到京，报告从福建调水勇八百名来浙江。宣宗就告诉他，现在已议和，福建的水勇团练应分别撤留，“以节靡费”。是则道光二十年九月初，琦善尚在直隶总督任内，宣宗为“节省靡费”起见，已令沿海七省裁撤军队。
琦善于十一月六日始抵广东。他尚在途中的时候，沿海七省的撤防已经实行了。奉天、直隶、山东与战争无关系，可不必论。南四省中首先撤防者即江苏，裕谦于十月三日到京的折内报告，共撤兵五千一百八十名，并且“各处所雇水陆乡勇亦即妥为遣散”。十月十七日的报告说陆续又撤了些：“统计撤兵九千一百四十名。”广东及浙江撤兵的奏折同于十一月一日到京。怡良说：“查虎门内外各隘口，兵勇共有万人。督臣林则徐前次奉到谕旨，当即会同臣将次要口隘各兵陆续撤减两千余名。臣复移咨水陆各提镇，将各路中可以撤减者再为酌核情势，分别撤减以节靡费。”撤兵的上谕是九月初四发的，罢免林则徐的上谕是九月初八发的。怡良所说广东初次撤兵是由林与他二人定夺，此说是可能的。怡良署理总督以后，又拟再撤，但未说明撤多少。伊里布在浙江所撤的兵更多。照他的报告，共撤六千八百名，共留镇海等处防堵者五千四百名。南四省之中，唯福建无撤兵的报告。
总结来说，与鸦片战争有关系的四省，除福建不明外，余三省——江苏、浙江、广东——均在琦善到广东以前，已遵照皇帝的谕旨实行撤兵。江苏所撤者最多，浙江次之，广东最少。广东在虎门一带至少撤了两千兵勇，至多留了八千兵勇。道光二十年（1840）秋冬之间，撤防诚有其事，并且是沿海七省共有的，但撤防的责任不能归诸琦善，更不能归诸他一人。
琦善到任以前的撤防虽不能归咎于他，他到任以后的行动是否“开门揖盗”？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和道光二十一年（1841）二月的军事失败是由于琦善到任以后的撤防吗？散漫军心吗？陷害忠臣吗？
琦善初到广东的时候，中、英已发生军事冲突，因为中国守炮台的兵士攻击了义律派进虎门送信而挂白旗的船只。这不但犯了国际公法，且违了朝廷的谕旨，因为宣宗撤兵的上谕已经明言：除非外国人起衅，沿海各处不得开火。琦善本可惩办，但他的奏折内不过说：“先未迎询来由，辄行开炮攻打，亦不免失之孟浪。”接连又说，“唯现在正值夷兵云集、诸务未定之时，方将激励士气，借资震慑而壮声威。若经明白参奏，窃恐寒我将士之心，且益张夷众桀骜之胆。”同时他一面咨行沿海文武官吏，在未攻击之先，须询明来由，一面仍以夷情叵测，虎门系近省要隘，未便漫无提防，随饬委署广州府知府余保纯、副将庆宇、游击多隆武等前往该处，妥为密防。是则琦善不但不愿散漫军心，且思“激励士气”；不单未撤防具，且派员前往虎门“妥为密防”。
十二月初，和议暂趋决裂。琦善“遂酌调肇庆协兵五百名，令其驰赴虎门，并派委潮州镇总兵李廷钰带弁前往帮办。又酌调督标兵五百名、顺德协兵三百名、增城营兵二百名、水师提标后营兵二百名、水师提标前营兵一百五十名、永静营兵一百名，拨赴距省六十里之总路口、大濠头、沙尾、猎德一带，分别密防。并于大濠头水口填石沉船，借以虚张声势，俾该夷知我有备”。总共增兵一千九百五十名，不能算多，且广州第一道防线的虎门只五百名，虎门以内大濠头诸地反增一千四百余名。于此我们就可窥测琦善对军事的态度及其所处地位的困难。他在大沽口与英国人交涉的时候，就力言中国万非英国之敌。到了广东，他的奏折讲军备进行者甚少，讲广东军备不可靠者反多。如在十二月初四的具折内，他说不但虎门旧有的各炮台布置不好，“即前督臣邓廷桢、林则徐所奏铁链，一经大船碰撞，亦即断折，未足抵御。盖缘历任率皆文臣，笔下虽佳，武备未谙。现在水陆将士中，又绝少曾经战阵之人。即水师提臣关天培亦情面太软，未足称为骁将。而奴才才识尤劣，到此未及一月，不但经费无出，且欲制造器械，训练技艺，遴选人才，处处棘手，缓不济急”。琦善对军事既如此悲观，故不得不和。然和议又难成，不得不有军备，“借以虚张声势，俾该夷知我有备”。且身为总督，倘失地，责不容辞。但军备不但“缓不济急”，且易招外国人之忌，和议更易决裂，故只能“妥为密防”，只能在虎门内多增军队。所以他犹疑不决，结果国内主战派攻其“开门揖盗”，英国人则责其无议和的诚心，不过迁延时日，以便军备的完竣。他们说：“此种军备进行甚速（Were going on with the utmost expedition）。”英国人采先发制人的策略，遂于十二月十五日晨攻击大角、沙角两炮台。
结果中国大失败：二个炮台均失守；水师船只几全覆没；兵士死者约五百，伤者较少；炮位被夺被毁者共一百七十三尊。英国人方面受伤者约四十，死亡者无人。防守大角、沙角约两千人，英兵登陆来攻者共一千四百六十一人，内白人与印度人约各半。此役中国虽失败，然兵士死亡之多，足证军心尚未散漫。炮位损失有一百七十三尊，内二十五尊在大角，七十二尊在沙角，余属师船，足证防具并未撤。我们还记得：在虎门十台之中，大角、沙角的地位不过次要。道光十五年（1835）整理虎门防务的时候，关天培和署理粤督祁贡就说过：“大角、沙角两台在大洋之中，东西对峙，唯中隔海面一千数百丈，相距较远，两边炮火不能得力，只可作为信炮望台。”平时沙角防兵只三十名，大角只五十名；二月十五之役，二台共有兵士两千名，不能算少。至于军官及兵丁的精神，外国人众口一词地称赞。虽然，战争不满二时而炮台已失守，似无称赞的可能。欧洲的军士对于败敌，素尚豪侠，他们的称赞不能不打折扣。但是我们至少不应说琦善“开门揖盗”。
此役以后，琦善主和的心志更坚决，遂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与义律订了草约四条。虽然他费尽了心力求朝廷承认草约，但宣宗一意拒绝。愈到后来，朝廷催战的谕旨愈急愈严，琦善于无可奈何之中，一面交涉，一面进行军备。他的奏折内当然有调兵增防的报告，但我们可利用英国人的调查以评他的军备。正月二十三，义律派轮船Nemesis到虎门去候签订正式条约日期的信息。此船在虎门逗留了四天，看见威远、镇远及横档三炮台增加沙袋炮台（Sandbag Batteries），并说三台兵士甚多。别的调查的船只发现穿鼻的后面正建设炮台，武山的后面正填石按桩以塞夹道。二月一日，义律亲自到横档，查明自Nemesis报告以后，又加了十七尊炮。二月二日，英国人截留了中国信船一只，内有当局致关天培的信，嘱他从速填塞武山后的交通。于是英国人确知琦善已定计决战，遂于二月五日下第二次的攻击令。
道光二十一年（1841）二月五日、六日的战役是琦善的致命之伤，也是广东的致命之伤。战场的中心就是威远、镇远、横档三炮台，所谓虎门的天险。剧烈的战争在六日的正午，到午后二点，三台全失守。兵士被俘虏者约一千三百名，阵亡者约五百名，提督关天培亦殉难。炮位被夺被毁者，威远一百零七尊，临时沙袋炮台三十尊，镇远四十尊，横档一百六十一尊，巩固四十尊。此役的军心不及十二月十五日，横档的官佐在开战之初即下台乘船而逃，且锁台门以防兵士的出走，然亦有死抗者。失败的理由不在撤防，因为炮台上的兵实在甚多，炮位亦甚多，而在兵士缺乏训练及炮的制造与安置不合法。失败之速则由于关天培忽略了下横档。此岛在横档的南面，镇远的西面。关天培以为横档及威远、镇远已足以制敌，下横档无关紧要，故在道光十五年（1835）整理虎门防备的时候就未注意。不料英国人于二月五日首先占领下横档，并乘夜安大炮于山顶。中国的策略只图以台攻船，而二月六日英国人实先以台攻台。
战争的失败，琦善或须负一部分的责任，但是说他战前不设备，战中节节后退，不但与事实相反，且与人情相反。英国人Davis甚至说琦善的军备尽人事天时的可能。时人及以后的历史家当然不信中国反不能与“岛夷”敌，他们说中国所以败，全由宣宗罢免林则徐而用琦善。他们以为林是百战百胜的主帅，英国人畏之，故必去林而后始得逞其志，英国人在大沽口的交涉不过行反间之计。时人持此论最力者要算裕谦。江上蹇叟（夏燮）根据他的话就下了一段断语，说：“英人所憾在粤而弃疾于浙者，粤坚而浙瑕也。兵法攻其瑕而坚者亦瑕。观于天津递书，林、邓被议，琦相入粤，虎门撤防，则其视粤也如探囊而取物也。义律本无就抚之心，特借琦相以破粤东之局。”魏源的论断比较公允，然亦曰欲行林的激烈政策，“必沿海守臣皆林公而后可，必当轴秉钧皆林公而后可”。不说“沿海守臣”及“当轴秉钧”，即全国文武官吏尽是如林则徐，中国亦不能与英国对敌。在九龙及穿鼻与林则徐战者不过一只配二十八尊炮的Voyage及一只配二十尊炮的Hyacinth。后与琦善战者有陆军三千、兵船二十余只，其大者如Wellesley、Blenheim、Melville，皆配七十四尊炮。然而九龙及穿鼻的战役仍是中国失败，且虎门失守的时候，林则徐尚在广州，且有襄办军务的责任！英国大军抵华以后，不即攻粤而先攻定海者，因为英政府以为广东在中国皇帝的眼光里，不过边陲之地，胜负无关大局，并不是怕林则徐。当时在粤的外国人多主张先攻虎门，唯独《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月报反对此举，但亦说：倘开战，虎门炮台的扫平不过一小时的事而已。至于去林为英国的阴谋，更是无稽之谈。英国人屡次向中国声明：林之去留与英国无关系。实则林则徐的被罢是他的终身大幸事，而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将与叶名琛相等。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且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毫无革新运动，主要原因在时人不明失败的理由。林自信能战，时人亦信其能战，而无主持军事的机会，何怪当时国人不服输！
战争失败的结果就是《南京条约》，这是无可疑问的。但战争最后的胜负并不决在虎门，而决在长江，《南京条约》的签字距虎门失守尚有一年半的工夫。到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夏天，英国军队连下了吴淞、上海，并占了镇江，而南京危在旦夕，这时候朝廷始承认英国的条件而与订约。正像咸丰末年，英、法虽占了广州，清廷仍不讲和，直到联军入京，然后定盟。琦善在广东的败仗远不如牛鉴在长江的败仗那样要紧。
总结来说：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败是败了，但致败的缘由不在琦善的撤防，而在当时中国战斗力之远不及英国。琦善并未撤防或“开门揖盗”，不过他对战争是抱悲观的。时人说这是他的罪，我们应该承认这是他的超人处。他知道中国不能战，故努力于外交。那么，他的外交有时人的通病，也有他的独到处。现在请论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外交关系。
懿律及义律率舰队抵大沽的时候，琦善以世袭一等侯、文渊阁大学士任直隶总督。他是满洲正黄旗人。嘉庆十一年（1806），他初次就外省官职，任河南按察使，后转江宁布政使，续调任山东、两江、四川各省的督抚。道光十一年（1831），补直隶总督。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外交全在广东，故琦善在官场的年岁虽久，但于外交是绝无经验的。
道光二十年（1840）七月十四，懿律等到了大沽。琦善遵旨派游击罗应鳌前往询问。罗回来报告说，英国人“只谓迭遭广东攻击，负屈之由，无从上达天听，恳求转奏”。此种诉屈申冤的态度是琦善对付英国人的出发点，是极关紧要的。这态度当然不是英政府的态度。那么，误会是从何来的呢？或者是义律故意采此态度以图交涉的开始，所谓不顾形式只求实际的办法；或者是翻译官马礼逊未加审慎而采用中国官场的文字；或者是琦善的误会。三种解释都是可能的，都曾实现过的，但断断不是琦善欺君的饰词，因为他以后给英国人文书就把他们当作申冤者对待。琦善一面请旨，一面令英国人候至二十日听回信。十七日，谕旨下了。十八日琦善即派千总白含章往英船接收正式公文。
此封公文就是英国外部大臣巴麦尊勋爵致“大清国皇帝钦命宰相”的照会。此文是全鸦片战争最紧要的外交文案，研究此战者必须细审此照会的原文与译文。译者遵照巴麦尊的训令，只求信，不求雅。结果不但不雅，且不甚达。但除一句外，全文的翻译确极守信。这一句原文是“to demand from the Emperor satisfaction and redress”，译文变为“求讨皇帝昭雪申冤”。难怪宣宗和琦善把这个外交案当作属下告状的讼案办！
这照会前大半说明英国不满意中国的地处，后小半讲英国的要求。中国禁烟的法子错了，烟禁的法律久成具文，何得全无声明，忽然加严？就是要加严，亦当先办中国的官吏，后办外国人，因为官吏“相助运进，额受规银任纵”。中国反首先严办外国人，宽赦官吏，岂不是“开一眼而鉴外国人犯罪，闭一眼不得鉴官宪犯罪乎”？就是要办外国人，亦应分别良莠，不应一概禁锢，“尽绝食物，所佣内地工人，见驱不准相助”。如外国人不缴烟土，即“吓唬使之饿死”。不但英国商人是如此虐待，即“大英国家特委管理领事”“亦行强迫凌辱”。这是“亵渎大英国威仪”。因此层层理由，英国第一要求赔偿烟价；第二要求割让一岛或数岛，作为英商居住之地，“以免（日后）其身子磨难，而保其资货妥当”；第三要求中国政府赔偿广州行商的积欠；第四要求以后中英官吏平等相待；第五要求赔偿战费及使费。倘中国“不妥善昭雪定事，仍必相战不息矣”。照会内虽未提及林则徐的名字，只说“某官宪”，中外皆知英国所不满意的禁烟办法皆是林的行动。照会的口气虽是很强硬，但全文的方式实在是控告林的方式。
巴麦尊勋爵给懿律及义律的训令有一段是为他们交涉时留伸缩地步的。他说，倘中国不愿割地，那么可与中国订通商条约，包括：一、加开通商口岸；二、在口岸，外国人应有居留的自由及生命财产的保护；三、中国须有公布的（publicly known）及一定的（fixed）海关税则；四、英国可派领事来华；五、治外法权。除治外法权一项，余皆为国际的惯例，并无不平等的性质，且并不有害于中国。订商约或割地这二者，中国可择其一，这点选择的自由就是当时中国外交的机会，要评断琦善外交的优劣就在这一点。
琦善接到了巴麦尊的照会，一面转送北京请旨，一面与懿律约定十天内回答。廷臣如何计议，我们不能知其详细。计议的结果，就是七月二十四日的二道谕旨。一道说：“大皇帝统驭寰瀛，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凡外藩之来中国贸易者，稍有冤抑，立即查明惩办。上年林则徐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至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申冤抑。该统帅懿律等着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此道上谕可说是中国给英国的正式答复。其他一道是给琦善的详细训令：“所求昭雪冤抑一节，自应逐加访察，处处得实，方足以折其心……俾该夷等咸知天朝大公至正，无稍回护，庶不敢借口申冤，狡焉思逞也。”至于割让海岛，“断不能另辟一境，致坏成规”。所谓“成规”就是一口通商。行商的积欠，“亦应自为清理，朝廷何能过问”？换言之，广东行商所欠英国人的债，英国人应该向行商追讨，何得向朝廷索赔？“倘欲催讨烟价，着谕以当日呈缴之烟，原系违禁之件，早经眼同烧毁，既已呈缴于前，即不得索价于后。”这种自大的态度何等可笑！英国所要求者一概拒绝，唯图重治林则徐的罪以了案，这岂不是儿戏？但在当时，这是极自然、极正大的办法。“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这岂不是中国传统的王道？英国既以控告林则徐来，中国即以查办林则徐回答：这岂不是皇帝“大公至正之意”？
八月二日，琦善即遵旨回答了英国代表。他们不满意，要求与琦善面议。琦善以“体制攸关”，不应该上英国船，遂请义律登岸。八月初四、初五，他们二人在大沽海岸面议了两次。义律重申要求，琦善照谕旨答复，交涉不得要领。最困难的问题是烟价的赔偿。八月十八、十九琦善复与懿律移文交涉，他最后所许者，除查林则徐外，还有恢复通商及赔烟价的一部分二条：“如能照常恭顺，俟钦差大臣到彼查办，或贵国乞恩通商，据情具奏，仰邀恩准，亦未可定。”“如贵统帅钦遵谕旨，返棹南还，听钦差大臣驰往办理，虽明知烟价所值无多，要必能使贵统帅（懿律）有以登复贵国王，而贵领事（义律）亦可申雪前抑。果如所言，将有利于商贾，有益于兵民，使彼此相安如初，则贵统帅回国时，必颜面增光，可称为贵国王能事之臣矣。”英国代表于是“遵循皇帝的意旨”（in compliance with the pleasure of the Emperor）开船往广东，并约定两国停止军事行动。
英国政府所以教懿律及义律带兵船来大沽者，就是要他们以武力强迫中国承认英国的要求。懿律等在大沽虽手握重兵，然交涉未达目的即起碇回南，且说回南是遵循中国皇帝的意旨，难怪巴麦尊几乎气死了，难怪中国以为“抚夷”成功了。宣宗因此饬令撤防，“以节靡费”，且即罢免林则徐以表示中国的正大。大沽的胜利是琦善得志的阶梯，也是他日后失败的根由。懿律等的举动不但不利于英国，且不利于中国，因为从此举动发生了无穷的误会。但他们也有几种理由：彼时英兵生病者多，且已到秋初，不宜在华北起始军事行动。琦善态度和平，倘与林则徐相比，实有天壤之别。他们想在广东与他交涉，不难成功。他们在大沽不过迁就，并不放弃他们的要求。
琦善在大沽除交涉外，同时切实调查了敌人的军备。他的报告和朝廷改变林则徐的强硬政策当然有密切的关系。英国军舰的高大，这是显而易见的。“又各设有大炮，约重七八千斤。炮位之下设有石磨盘，中具机轴，只须移转磨盘，炮即随其所向。”此外还有“火焰船”，“内外具有风轮，中设火池，火乘风起，烟气上熏，轮盘即激水自转，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当时的人如林则徐所拟破夷之法，琦善以为皆不足恃。倘攻夷船的下层，“夷船出水处所亦经设有炮位，是其意在回击也”。若欲穿其船底，则外国人水兵“能于深五六丈处，持械投入海中，逾时则又跳跃登舟，直至巅顶，是意在抵御也”。此外还有纵火焚烧的法子，“今则该夷泊船，各自相离数里，不肯衔尾寄碇……是意在却避延烧也”。“泥恒言以图之，执成法以御之，或反中其诡计，未必足以决胜。”这是琦善“知彼”的功夫。
对于这样的强敌，中国有能力足以抵抗吗？琦善说中国毫无足恃：“该夷所恃者为大炮，其所畏者亦唯大炮。”那么，中国正缺乏大炮，譬如在“山海关一带本无存炮，现饬委员等于报部废弃炮位内，检得数尊，尚系前明之物，业已蒸洗备用”。华北如此，华南亦难操胜算：“即如江浙等省，所恃为外卫者，原止长江大海。今海道已被该夷游弋，长江又所在可通，是险要已为该夷所据，水师转不能入海穷追。”假设中国能于一处得胜，英国必转攻别处；假使我们能于今年得胜，英国必于明年再来。“欲求处处得胜，时时常胜，臣实不免隐存意外之虞。”“边衅一开，兵结莫释。我皇上日理万机，更不值加以此等小丑跳梁时殷宸廑。而频年防守，亦不免费饷劳师。”这是琦善“知己”的功夫。
外交的元素不外“理”与“势”。鸦片战争的时候，中英各执其理，各行其是。故中英的问题，论审势，论知己知彼的功夫，琦善无疑地远在时人之上。琦善仍是半知半解，但时人简直是无知无解。所以琦善大声疾呼地主和，而时人斥为媚外，或甚至疑其受英国人的贿赂。
不幸，十一月六日琦善到广东的时候，国内的空气及中英间的感情均不利于和议。伊里布在浙江曾要求英国退还定海，英国人不允，朝野因之以为英国求和非出于至诚。在英国方面，因中国在浙江抢夺二十多个英国人，且给以不堪的待遇，决战之心亦复增加。十一月内，浙抚刘韵珂、钦差大臣祁巂藻、黄爵滋、御史蔡家玕相继上奏，说英国人有久据定海的阴谋。朝廷主和的心志为之摇动。同时义律在广东多年，偏重广州通商的利益，主张在广州先决胜负。所以他在广东的态度，比在大沽强硬多了。中国对他送信的船开了炮，他就派兵船来报复。所以琦善到广东后的第一次奏稿就说义律的词气“较前更加傲慢”。适此时懿律忽称病，交涉由义律一人负责。琦善莫名其妙：“初六日（委员）接见懿律时，虽其面色稍黄，并无病容，然则何至一日之间，遽尔病剧欲回？”那么此中必有狡计，“今懿律猝然而行，或就此间别作隐谋，或其意见与义律另有参差，抑或竟系折回浙江，欲图占据，均难逆料。”所以琦善就飞咨伊里布，教他在浙江严防英国人的袭攻。
这样的环境绝非议和的环境，但广东的军备状况更使琦善坚持和议。他说广东“水师营务，微特船不敌夷人之坚，炮不敌夷人之利，而兵丁胆气怯弱，每遇夷师船少人稀之顷，辄喜贪功，迨见来势强横，则皆望而生惧”。他第一步工作当然是联络感情，和缓空气。他教水师参将致信懿律：“声明未询原委，擅先开炮，系由兵丁错误，现在严查惩办。”如此冲突免了，而双方的面子都顾到了。同时他又释放了士丹顿（Vincent Staunton）。此不过在澳门外国人的一个教书先生，因至海岸游水，民人乘机掳之而献于林则徐以图赏资，英国人已屡求释放而林不许。琦善此举虽得罪了林派，尤为英国人所感激。空气为大变，交涉得以进行。
义律交涉的出发点就是前在大沽所要求的条件：一、他要求赔偿烟价，首先要两千万元，后减至一千六百万，又减到一千二百万。琦善先许三百万，续加至四百万，又加至五百万。这是市场讲价式的外交。二、兵费一条，琦善坚决拒绝，“答以此系伊等自取虚靡。我军增兵防守，亦曾多饷银，又将从何取索”？三、行商的欠款应由行商赔补。四、义律允退还定海，但要求在粤、闽、浙沿海地方另给一处。琦善以为万万不可：“假以偏隅尺土，恐其结党成群，建台设炮，久之渐成占据，贻患将来，不得不先为之虑。且其地亦甚难择，无论江浙等处，均属腹地，断难容留夷人，即福建之厦门一带，亦与台湾壤地相连……无要可扼，防守尤难。”五、中英官吏平等一节，琦善当即许可。这是十一月二十一日以前交涉的经过。十二月初七的上谕不许琦善割尺寸地，赔分毫钱，只教他“乘机攻剿，毋得示弱”。于是全国复积极调兵遣将了。
这道上谕十二月二十日左右始到广东。未到之先，琦善的交涉又有进展。烟价的赔偿定六百万元，分五年交付。交涉的焦点在割地。义律要求香港。琦善坚持不可：“即香港亦宽至七八十里，环处众山之中，可避风涛。如或给予，必致屯兵聚粮，建台设炮。久之必觊觎广东，流弊不可胜言。”香港既不能得，义律遂要求添开口岸二处。琦善以为“添给贸易码头，较之给予地方，似为得体”。他本意愿添二处，但为讲价计，先只许厦门一处，且只许在船上交易，不许登岸。义律颇讨厌这种讲价式的交涉，遂以战争胁之。琦善虽一面备战，他的实心在求和。他十二月初四所具的折内求朝廷许添通商口岸。粤东防守如何不可靠，他在折内又说了一遍：“盖缘历任率皆文臣，笔下虽佳，武备未谙。”“即前督臣邓廷桢、林则徐所奏铁链，一经大船碰撞，亦即断折，未足抵御。”初六日，义律请他到澳门去面议。他以为“无此体制”，并恐“狼子野心”“中怀叵测”，只许移文往来。十四日，义律声明交涉决裂，定于明日攻击。琦善的复信尚未发去，中英已开始战争了。
十二月十五日，大角、沙角失守了，琦善的交涉就让步。二十七日，遂与义律订了《穿鼻草约》：一、中国割让香港与英国，但中国得在香港设关收税，如在黄浦一样；二、赔款六百万元，五年交清；三、中英官吏平等；四、广州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旬复市。在英国方面，即时退还定海。此约是琦善外交的结晶，最重要的就是割让香港。在订约的时候，琦善已经接到了不许割地、不许赔款的谕旨。照法律他当然有违旨的罪。但从政治看来，琦善的草约是当时时势所许可的最优的条件、最少的损失。我们倘与《南京条约》相较，就能断定《穿鼻草约》是琦善外交的大胜利。《南京条约》完全割香港，《穿鼻草约》尚保留中国在香港收税的权利。《南京条约》开五口通商，《穿鼻草约》仍是广东一口通商。《南京条约》赔款二千一百万元，《穿鼻草约》赔款只六百万元。我们倘又记得义律因订《穿鼻草约》大受了巴麦尊的斥责，我们更能佩服琦善的外交了。
订了此约以后，琦善苦口婆心地求朝廷批准，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月二十五到京的奏折可说是他最后的努力。他说战争是万不可能，因为地势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心不坚。“奴才再四思维，一身之所系犹小，而国计民生之同关休戚者甚重且远。盖奴才获咎于打仗之未能取胜，与获咎于办理之未合宸谟，同一待罪，余生何所顾惜。然奴才获咎于办理之未合宸谟，而广东之疆地民生犹得仰赖圣主洪福，借保义安。如奴才获咎于打仗之未能取胜，则损天威而害民生，而办理更无从措手。”宣宗的朱批说：“朕断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戏弄，迷而不返。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接递逆书，代逆恳求，实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无能不堪之至！”“琦善着革去大学士，拔去花翎，仍交部严加议处。”部议尚未定夺，怡良报告英国人占据香港的奏折已于二月初六到了北京。宣宗即降旨：“琦善着即革职锁拿……家产即行查抄入官。”北京审判的不公，已于上文说明。
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关系，在军事方面，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在外交方面，他实在是远超时人，因为他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虽然，琦善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能算重要。宣宗以后又赦免了他，使他做了一任陕甘总督、一任云贵总督。他既知中国不如英国之强，他应该提倡自强，如同治时代的奕䜣、文祥及曾、左、李诸人，但他对于国家的自强，竟不提及。林则徐虽同有此病，但林于中外的形势实不及琦善那样明白。
（录自《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三期）
百年的外交
道光十九年（1839）年初，林则徐在广州开始严禁鸦片，因而引起我国近代的第一次对外作战。从那时起到现在，政府办了整一百年的外交，士大夫关于外交也发了一百年的议论。百年的时间，就是在民族历史上，也不能算短。我们应该切实检讨以往的得失，作为来日的指南。
我们这个国家是士大夫阶级执政的国家。自宋以来，士大夫是极端注重气节的。最近这百年并不是例外。无论我们是研究这百年初期的外交家，如林则徐、琦善、耆英、桂良、花沙纳；还是中期的外交家，如奕䜣、文祥、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或是最近期的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及当代的人物，我们不能发现一个人不竭尽心力，挣扎又挣扎，而后肯对外国人有所退让。百年来负外交责任者，若论他们的世界知识，诚有可批评的；若论他们的爱国心，不但无可疑问，且可引为民族的及士大夫阶级的光荣。
初期的外交家最受时人的非议和后世的不谅解者莫过于琦善。因为他于道光二十年（1840）春与英国人订了《穿鼻草约》，时人说他是汉奸。其实琦善不但是爱国者，而且是当时见解比较明白的一个人。自从故宫博物院发表《筹办夷务始末》一书以后，学者才知道琦善受冤屈之深。他与英国代表义律所订的《穿鼻草约》比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南京条约》，在赔款及通商权利上有利于我国多了。英国政府认为义律上了琦善的当而加以革职处分。琦善体察中英的形势，决定《穿鼻草约》是当时我国外交所能得的最优的条约，故无论时人怎样骂他，造他的谣言，无论朝廷怎样指责他，他依然不顾一切依照他的良心做下去。至于顾全一己的名誉而牺牲国家的利益，老于世故的琦善未尝不知道。却是到了民族紧急的关头，他毅然决然不做这种滑头的事情，这才算得真正爱国。林则徐是鸦片战争的英雄，琦善是鸦片战争的政治家。做英雄不易，做政治家尤难。
近期的外交家中受人攻击最多的莫过于袁世凯。此人的内政和人品如何，将来的历史家自有定论，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至于他的外交，我们可以说从他协助李鸿章办理高丽案件起，到他末年主持“二十一条”的交涉为止，他没有做过为国谋而不忠的事情。以前我们最不满意他的是民国四年（1915）的对日交涉。但自王芸生先生发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大著以后，学者始知袁世凯那次与日本的奋斗可谓做到鞠躬尽瘁了。我们如仔细研究他应付日本“二十一条”的亲笔批示，并记得日本当时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在远东所处的优越地位，我们不能不感激他的用心之苦并佩服他的外交天才。日本人知道袁世凯是他们的劲敌。
我国数千年与异族的奋斗逐渐养成了士大夫的爱国心肠，这是根深蒂固、无须我们过虑的。如果仅靠激昂慷慨的爱国心就能救国，那我们的知识阶级早把国家救好了，绝不致有今日的严重国难。不过士大夫的传统思想多不合于近百年的大变局。到了十九世纪，他们仍不承认闭关自守、独自尊大的时代已成过去而绝对无法挽回。同时他们对于西洋知识的缺乏使他们不能了解，如大胆地向国际生活中去找出路，我国能得着新的光荣。所以他们愈信念我国的古老文化，他们就愈反动，以致阻塞民族的出路。他们不是卖国，他们是误国。
从道光十九年（1839）到咸丰十年（1860），我们初则有中英鸦片战争，后又有英法联军之役。在那二十年之内，士大夫是一贯主张抗战的。他们为什么要抗战呢？为拒绝签订不平等条约吗？不是的。他们不反对治外法权，因为他们觉得让夷官按照夷法去管理夷人是最省事的办法。他们不反对协定关税，因为他们以为海关收入无补于大国的财政，不值得我们去与夷商计较区区税则。咸丰末年，他们有人提议我们完全不收海关税。他们也不反对租界，因为他们想，为夷人特辟居住区，可以免得华洋杂处。在道光年间，他们所反对的是五口通商和香港割让。在咸丰年间，他们所反对的是长江通商和北京驻外国公使。我们今日如再读他们的议论，我们一方面仍能为他们的激昂所动，同时我们又不能不痛哭他们见解的糊涂。可惜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糊涂的见解用激昂的文辞发表出来，有误国的能力。
到了同治、光绪年间，我们始有少数政治家对十九世纪的新局势有相当的认识。其中见解最透彻、魄力最大、主政最久的是李鸿章。他的救国方案可分治本、治标两部分。治本的方案是努力西化。他觉得我们抵抗西方的侵略要靠我们的西化，同时，维持我们在东方的传统领袖地位也要靠我们的西化。同治初年，日本维新尚在酝酿之中的时候，李鸿章就大声疾呼地警告国人不可轻视日本。他认定中日两国将来国力的比较必决定于两国西化速度的比较。这种论断是最具有政治家眼光的。至于治标的方法，他主张在西化工作成熟以前，努力维持和平，结纳友邦。
李鸿章无疑是同治、光绪年间在朝的最大的政治家。但是他也是当时的士大夫中最好弹劾的。到了那个时代，大多数的士大夫仍不承认中国有西化的必要。李鸿章的建设事业，如海军、电信、煤矿、铁路、纺纱厂、招商局、机器厂、兵工厂等，在士大夫的眼光里，皆非根本之图。他们以为我国固有的驭夷方法依旧适用。他们且以为道光、咸丰年代的失败在人而不在法。所以李鸿章终身绝少同志和帮手，他的事业的推进全靠专制君主威力的支持。
士大夫一面反对李鸿章的治本方案，同时却又主张采用强硬的、积极的外交政策。恰好这时候有几位青年文人目空一世，而文章与学问又实在不差。他们——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邓承修等——在同末光初，每因细故就主战。为台湾“生番”问题，他们要向日本兴问罪之师。为琉球问题，他们要李鸿章率师东征。为伊犁问题，他们又要与俄国开战。这些浮议的难关，李鸿章都一一设法渡过了。其中最难的莫过于伊犁问题，因为关于这个问题，不但士大夫主战，当时与淮军敌对的湘军领袖如左宗棠、彭玉麟也主战。是时彭玉麟督率长江水师防御俄国的海军。他准备满载桐油、木柴出海，乘便风火攻俄国舰队。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他开玩笑，说时代非三国，主帅又非孔明，恐火攻之计不售也。彭玉麟大怒，即上章弹劾，左宗棠又在京内替他说话，于是刘坤一只好不做江督了。李鸿章观察形势，知道如运用外交，至少伊犁可部分地收回；如对俄宣战，不但伊犁不能收复，即新疆及东三省均可虑。而且我们的实力消磨于对俄作战以后，日本在远东岂不坐大吗？所以他决定制止国内主战潮流。他请英国军官戈登做总顾问。戈登的建议是具有深意的。他说抗战未尝不可，唯在抗战之先，中国政府应该下最大的决心准备做三件事：第一，即时迁都西安；第二，准备抗战十年；第三，抗战以后，清政府放弃政权。这种话，李鸿章要说而不敢说，但出自常胜军领袖戈登之口，国人不但能原谅他，而且信任他。后来曾纪泽果然运用外交，把俄国所占领的土地大部分收回。
曾纪泽在彼得堡的交涉还没有办好的时候，中法越南问题就发生了。李鸿章对这个问题也主张运用外交，反对开战。但是士大夫主战者多。朝廷徘徊于和战之间，最初表面言和，实则暗地助刘永福的黑旗军作战；后无形中变为一面战，一面和；终成正式战争。那时文武不分，文人中主战最力者莫过于张佩纶和陈宝琛。清廷乃派陈宝琛襄办两江军务，张佩纶守福州马尾船厂。事实上，陈氏制了两江以后毫无建白，而张氏则以“逃得快”了之。足证文人的高调，除误国家大事以外，别无作用了。到了光绪十一年（1885）的春天，战事只好结束。全局的失败果不出李鸿章的意料。
李鸿章交结友邦的运用最初表现于高丽。在光绪初年，日、俄、英、美、法、德六国均图与高丽发生关系。李氏判断日、俄对高丽有领土野心，而英、美、法、德则只图通商和传教。那么，他可以借四国的力量来对付日、俄两国。于是他从光绪六年（1880）起竭力劝高丽放弃闭关自守的政策，而与西方各国订通商友好条约。在光绪八年（1882），高丽果真与各国订约，势力均衡的局面似乎产生。然而李鸿章的高丽政策终归失败，主要的缘故有两个。
第一，高丽地瘠民贫，内政不修，经济未得开发，致注重通商的国家无大利可图。所以，到了甲午中日战争之际，英、美、法、德皆觉得利害关系不大，无积极干涉的必要。第二，中国始终不愿更改旧的宗主对藩属的观念。高丽对我国的重要全在国防，在国防上，我国所怕的不是高丽，而是别的帝国主义者利用高丽为根据地向我国做进一步的侵略。高丽果能独立自保，我们就能达到目的了。光绪十年（1884），德国驻高丽的总领事根据以上的理由，曾向李鸿章建议，化高丽为远东的比利时，由列强共同担保其独立和中立。这种建议不但清廷不能接受，就是李鸿章也反对，因为这个办法不合我国在高丽的传统宗主权。以后在袁世凯的积极做法之下，宗主权几乎变为统治权。结果，美国舆论很不赞同我们施诸高丽的压迫，并且高丽的新派人物因对我国失望而想联日或联俄。可惜我国谈边地政事者至今仍对旧日的宗主权恋恋不舍。
甲午年（1894）春，东学党在高丽起事，日本遂借口保侨派遣重兵。世界各国均知局势的严重。我国士大夫的激昂可想而知。他们主张即时动员。在朝的要人多年想倒李鸿章而屡试屡败者亦坚决主战，以便借对外来对内。李鸿章拿到这个难题，竟无法交卷。以往他假朝廷的威力，强迫各省协济北洋军饷，为的是对日备战。以往他关于伊犁、越南诸问题均反对战争，为的是要集中力量去保护高丽。他此刻如再不强硬对付日本，就无法自圆其说了。适此时俄国公使喀西尼路过天津，李鸿章就临时抱佛脚，竭力求援。喀西尼亦觉得日本如占领高丽，那是大不利于俄国的，于是答应警告日本撤兵。李以为日本最怕俄国，现俄国既允压制日本，他可高枕无忧了。所以他对日外交不退让，而军事的布置又不积极，自以为那一次他可不战而胜。日本最后经英国的劝导，提出中日两国共管高丽的妥协方案。李告诉总理衙门坚持要先撤兵，后谈判，而其心总以为俄国向东京警告以后，日本无不屈服。其实日本的消息比我们的还灵通。日本知道了俄国绝不会干涉，而北京的谈判是无诚意的，遂决定进攻。到了这个时候，李鸿章只好应战。
中日甲午之战决定了远东的领袖地位，在这一整个历史阶段之中，将不属于我国而属于日。甲午以前，我们只受西洋帝国主义的压迫，以后则同时受西洋与日本的侵略了。所以甲午之战是个划时代的战争。我们的失败是军事的，也是外交的。军事失败的缘由，大概地说，有两层：第一，中国西化的水准低于日本，这一层的责任应由士大夫负担；第二，中国彼时的军政太腐化了，这一层的责任应由李鸿章负其大半。
至于外交失败的根由也可以分好几层来说。第一，李鸿章不应专凭一个外国公使的谈话来决定军国大政。关于和战大事，不但一个公使的谈话不算数，就是外交部部长的谈话也不能算数。必定有正式的条约，经全权代表签字而又有元首的正式批准，然后有相当的效力，但仍非绝对地可靠。李鸿章的办法充分表现出他的外交的幼稚。俄政府根据整个国策决定不采纳喀西尼的意见以后，李就陷于进退两难了，幼稚的外交误国之大莫过于此。
假使当时我国驻日和驻俄的公使深知所在国的国情，又假使他们知无不言而言又无不尽，再假使李鸿章和其他主政者对他们的报告加以相当的考虑和信任，那我们甲午之役的外交或者能兼顾利害和力量。政策的发动当然要根据国家的利害，但是政策的贯彻要靠国家的力量。个人负重若超过其力之所能，必致害身。外交的企图纵使是正当的，倘超过国力，必致误国。所以外交必须知己知彼。这种工作，唯独健全的外交机构始能负荷。我国政治家素重用人而不知运用机构，李鸿章也不是例外。前文所说的三种假设并不存在。当时驻外的公使对所在国的国情所知有限，所知者又因层层顾虑不能尽言，所言者政府未必见信。其结果就是李鸿章因偏信喀西尼而采取外交积极、军事消极的误国政策。
当时李虽不能济事，仍超人一等。至于一般士大夫的言论，除激昂慷慨以外，别无足取，不过空言与高调而已。甲午以前的小波折，李的才能足以渡过。在甲午及甲午以后的大风浪之中，李实不能掌舵了。愈到后来，他愈不济事。在作战期间，他多方求援，但西洋各国均借词搪塞。这不是李的罪过，因为当时我国的国力实不足以左右任何西洋国家的政策。外国虽不援我国于未败之前，却又援我国于既败既订约之后。俄、德、法三国的援助本是不怀好意的，以后瓜分的祸根就种于此。我们对于“友邦”的“友谊”不可太凭一时的情感和幻想。我们愈研究国际关系，愈知国与国是寡情的。这一点，我们也不能责备李鸿章。
我们能够责备他的是甲午战争以后的联俄政策。帝俄假助我的美名，行割我的实政。最初修中东铁路，因而引起以后严重的东北问题，一直演变到九一八事变和今日。中东铁路是李鸿章联俄的代价。戊戌年（1898）春，俄又假助我国的名义，强迫我国许它筑南满铁路和租借大连、旅顺。这两个海口就是俄、德、法三国于乙未年（1895）助我国以两千万两向日本赎回的。三国的援助，若清算一下，仅使我国白白地抛弃了两千万两银子罢了。这还不够。庚子年（1900），俄趁拳匪之乱派兵把我东北全占了。在北京交涉的时候，俄又要假助我国收复平津的美名，强迫我国割让东北一切的权利。当时英、美、日三国竭力支持刘坤一、张之洞来抗俄，而李鸿章则坚持要与俄订约。李末年的荒唐简直不堪设想。幸而条约签字以前，李就于辛丑年（1901）冬死了。俄得着这个消息以后，说：“中国以后无人了！”
乙未至辛丑是李鸿章联俄的阶段，以后我们外交的路线就全变了。辛丑的次年，即一九〇二年，英、日订同盟的条约。当日我国的舆论对英日同盟是怎样的呢？京师大学堂（北大的先身）的教授联名请求政府加入英日同盟。旅居上海的名流假张园开会，做同样的要求。好像我们所敬佩的蔡孑民先生当日亦在座。我们留日的学生发起义勇军，准备协助日本去打帝俄。日俄战争之际，我政府虽守中立，实际我们是对日表同情的。地方人士如张作霖还实力协助日本作战。为什么我国在辛丑以后有这大的外交路线变更呢？因为李鸿章的联俄政策不但失败了，而且简直引狼入室了。李在辛丑以前想联俄以制日，后人乃转过来想联日以制俄。前者的成绩固不好，后者的成绩亦欠佳。日俄战争后，我国在南满就开始与日本摩擦了。足证所谓外交也者，在自己的国力发展到相当程度以前，是不可靠的。无论是联东以制西，还是联西以制东，都要出代价的。不小心的时候，代价还要过于当初所要避免的损失。
民国以来，我们的外交方案并无根本变动。与前不同的就是在内乱的时期，党派的竞争免不了要借外以对内。大概地说，在朝的党，因所需的外助少，故对外所愿出的代价低。反之，在野的党，因所需的外助多，故对外所愿出的代价高。同时还有一方面值得我们注意。政府因负实际政治责任，说话行事比较谨慎。反对政府的人因不负责任，可以随便给政府出难题，对社会唱高调。因之，一般人民很容易发生误会，以为官僚不努力，太消极，甚至于不爱国。反之，反对政府的人因言论激昂，好像是特别爱国，特别有作为。国际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不但在中国，就是在教育普及、新闻事业十分发达的国家，如英、美，一般人民关于外交问题也容易为野心家的宣传所麻醉。所以在这些国家，近年有不少的公私组织专门研究国际问题，以图舆论的健全化和外交的超党化。这种组织的需要在我国尤为急迫。
在这百年之末，于全民精诚团结以抗战之际，最使我们痛心的是平津京沪各地的汉奸。老百姓供敌人骗使者全为饥寒所迫，我们还不能说他们的本质不良，甘心从敌。粤、闽、鲁、冀的劳工在外国侨居数代仍不忘祖国，足证我国人民的本质是优良的。我们可以相信沦陷区域的劳苦同胞，时机一到，他们还要热烈地回到祖国的怀抱。只要国家无负于他们，他们是不会负国家的。我们所痛心的是参加伪组织的知识分子。他们当中有大部分人被生活问题迫着走上无耻的途径，其余还不是狂妄地借外力以从事内争？
抗战以前的数年里，我们在最高领袖指导之下，把统一基础打好了，于是改革法币、建设公路铁路、推进国防等自力更生的事业得有一日千里的进步。假使政府于九一八事变的冬天就听从一般士大夫的浮议而开始抗战，那我们就不能有自“九一八”到“八一三”(1)那个阶段的积极建设和统一完成了。没有那个阶段，我们哪能有今日的抗战力量？
我们于研究百年的外交之余，可以得着几个结论。第一，我们近百年对外的失败不是由于我们的不爱国。第二，我们的失败由于外交本身者尚为次要，由于内政者实为主要。内政的致命伤即现代化的建设之过于零碎、迟缓和不彻底。第三，就外交本身而论，我们的失败一部分应归咎于士大夫的虚骄，其他部分则应归咎于外交机构的不健全。若再进一步地研究，这两种弊病都要归根于我们的知识、思想及办公习惯的现代化程度之不足。
（录自《新经济》半月刊，一九三九年第四期）
(1).指八一三事变，即1937年的淞沪会战，是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也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之一。
再论近百年的外交
我在本刊第四期发表的《百年的外交》一文竟引起了少数读者的误会，其中最要紧的是邓公玄先生。这颇出于我的意料之外。读者对于我的史学试作有所批评，这当然在我的意料之中，而且是我所欢迎的。史学是种很困难的学问，史评和史论尤其困难。专家集毕生精力的著作，在著者的主观中，或者是不朽之作，然而在史学上，往往仍不过是一种试作。但是邓先生对我的不满大半在于文外问题，而且大半是误会，不是学术的批评。在他的结论里，他这样说：
末了，我认为蒋氏《百年的外交》一文，对于过去史实的判断如何还是小事，因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且“士各有志，不可相强”。
邓先生把过去史实的判断作为小事，而于“小事”以外提出些无关的问题来与我争辩。我觉得我们不能把史实的判断作为小事，并且关于史实的判断不能“士各有志”。历史是种科学，研究历史就是探求真理，与“志”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探求史理，还能于史实之外去求吗？离开事实而去发空泛议论，充其量不过得一篇好八股文章。所以我对于邓先生的议论不能不答复，而我的答复又不能不以史实的判断为主。
在入正题之先，我应该简单地解释邓先生因文外的问题而发生的误会。邓先生急于要知道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发表这样一篇文章。譬如，他开始引了我论琦善和袁世凯的两段文章以后，他就问：
看了这两段文章，我们不说蒋氏替琦善、袁世凯二人翻案为不当，只是要问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特地替他们翻案？
在他的结论里，他有这样的质问。我想邓先生的误会完全由于他不知道我平素生活的习惯。我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未入政府以前，差不多有十五年的工夫专门研究“百年的外交”。这文的内容，我用不同的方式，向南开大学的学生讲过三遍，向清华的学生讲过五遍，向北大的学生讲过两遍。关于琦善的那一段，我于民国十九年（1930）在《清华学报》发表过专文，以后又在美国的《近代史学报》讨论过，在英国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讲演过。关于李鸿章的高丽政策，我也用中文、英文发表过无数次的论文。我入政府以后，仍想把研究历史作为我的副业，也可以说我的娱乐。在政府规定研究历史是一种不正当的娱乐以前，我觉得我可以时常继续这种工作。
我写那篇文章还有一个缘故，那就是《新经济》的编辑先生问我要稿子。我一想，今年是鸦片战争的百周年，应该作文纪念。但是专写鸦片战争或者不免引起中英之间不良的情感，所以就决定写“百年的外交”。那篇文章是上年十二月初写的，十二月十日左右送给编辑先生，十二月十五日付印，本年正月初一出版。这些年月日都是极自然的，不应该引起任何文外无关的问题。
邓先生既不知道我平素的学术兴趣，又不注意原文第一段所说写文的理由，于是就疑：“难道是引古以非今吗？”邓先生的疑问证明他的历史观念完全与我的不一样。现在史学界公认历史是不重演的。历史不是一种制好的电影片，今天演几场，明天、后天又拿出来演几场。换句话说，历史上的事情前后没有两件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引古以非今，也不能据今以非古。我们旧日的八股先生们固好写史论，说尧舜以前是怎样，所以“今上”也应该怎样，或桀纣以前是怎样自取灭亡，所以“今上”不可那样以自取灭亡。这样的写法不是现在科学的史学家所愿过问的。
但是历史未尝不可以“资治”，因为历史虽不重演，却不断地继演。历史是一种制不完、演不完的电影片。在这个片子上，前后没有两幕情节完全相同的，但是第一幕的情节往往能部分地支配第二幕，第二幕又部分地支配第三幕，如此下去，以至无穷。历史家的主要工作是作寻求和分析前一幕如何支配后一幕及支配的程度。我们如本着这种精神去研究中国近代史，必发生无穷的兴趣，以至有此癖者，就是在抗战紧张的时期，还是恋恋不舍。
现在我想文外的问题都解决了，可以言归正题。邓先生承认琦善所订的《穿鼻草约》比以后的《南京条约》“对于国权损失较少”，却不承认琦善是个政治家。我所以称赞琦善为政治家，正因为他减少了国权的损失，而且他做这事的时候，他不顾一己的损失。他原可以与世浮沉，随着时人唱高调，因以误国而利己。他不，他情愿牺牲自己以图有利于国。这就是政治家的风度。琦善固不是头等政治家，但是道光一朝实无了不得的人物，琦善比较地要算是高人一等。
为什么琦善不是头等政治家？因为以后他虽又服官多年，却毫无建白。我们从道光十九年（1839）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与英国打了三年的仗，惨败了，被迫订割地丧权的条约了，然而国人毫无觉悟，战后绝无改革，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之役，然后有新政出现。民族整个地丧失了二十年的光阴。假使同治年间的改革提前到鸦片战争以后，那不但英法联军之役可免，即中日甲午之役或亦可免，而我国在远东的领袖地位必可保存。从民族的立场观察，我们不能不痛惜那二十年宝贵光阴的白过。我们研究历史的人不能不清算此中的责任。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易解答的。据我所知，此中的情节大概是这样的。当鸦片战争开始的时候，全国的士大夫一致地鄙视外夷，以为英国人哪能与天朝抗衡。林则徐也这样想。在他的奏折中，他表示十分有把握。林是当时士大夫所佩服的一个人，他自信，国人也信他。但是事实上林没有机会与英国人比武。英国派遣来华的军队，照中国人的理想，应该先攻广州。林已准备好了各种防御工事，不料英国人不攻广州而攻舟山。于是时人断定英国人怕林则徐，林的声价因此提高了好几倍。后清廷罢免林则徐而派琦善去主持粤政，时人说英国用计，借琦善以去林则徐。林一去，自然我方失败了！后裕谦奏调林则徐去帮他防守浙江，清廷答应了，许林“戴罪立功”。时人深信有林在浙江，英国人是不敢来的。英国人来了，快要与林交锋了，但是正在这个时候，清廷忽下令把林则徐谪戍伊犁。在鸦片战争的三年之中，除第一年小有接触之外，林始终没有机会与英国人打一个大仗。所以以后士大夫不服输。他们以为我们的败，不是由于我们的旧战法和旧军器不行，而是由于清廷用人不得当。既然如此，那我们没有改革的必要。琦善虽知道中外强弱的悬殊，经过一次的革职拿办，他也不敢再触犯士大夫的清议而有所主张了。所以他不够称头等的政治家。
当时士大夫的清议之可怕，我们于林则徐的行动中也可以看出来。在他初到广州的时候，他真相信他用中国的旧法子就能制服英国人。到了广州以后不久，他就觉悟了，知道唯独“用夷器而后能制夷人”。他秘密地探访外国的国情，购买外国的船炮。他以后把他所搜集的材料给了魏默深，魏又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这部书提倡以夷制夷，及以夷器制夷。日本的文人把这部书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日本学者中山久四郎常说明治维新的事业受《海国图志》的影响不少。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摘，不敢公开地提倡。他在赴伊犁戍所的途中曾致书友人说：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炮，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但在信尾，他坚请他的朋友不要把信给别人看。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他怕时人骂他是汉奸或败北主义者。邓先生如了解此中的情节，或者不怪我在回想我民族过去百年的历史时，要痛骂士大夫阶级。
关于袁世凯的一段，邓先生批评袁的外交，说袁应该在民四交涉的时候，努力谋美国的援助。邓先生以华府会议美国的援助为证据，判断美国在民国四年（1915）也可以援助我国，只要袁运用得法。其实袁派人把日本“二十一条”通知美公使芮恩施并求他援助，芮氏颇热心，但其政府不愿意。第二年美国尚与日本订所谓《蓝辛–石井协定》，承认日本在华的特殊权利。民国八年（1919），在巴黎和会，我国代表苦求威尔逊助我取消《民四条约》，威尔逊不愿理会。民国十一年（1922），华府会议的时候，美国内部的情形已完全改变，而国际形势复有利于我，故我国能得相当的收获。虽然，国人不要误会华府会议的重要所在。关于既成事实的纠正，华府会议仅助我收复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民四其他条约华府未过问。邓先生说：“假使袁世凯不是要做皇帝，不敢得罪日本，又何至于遵守日本人的谆嘱，严守秘密？”袁要做皇帝，据我所知，是签订《民四条约》以后的事情。而且条约签订以后，日本人仍旧反对袁做皇帝。袁的一贯政策是联英、美以制日，他在高丽的时候如此，光绪末年他做外务部尚书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日本恨他。至于守秘密一层，国际交涉的事情，正在交涉之中的时候，除非双方同意，是不可宣露的。
邓先生所指摘的其他各点完全由于误会和曲解，没有再加讨论的必要。
（录自《新经济》半月刊，一九三九年第七期）
李鸿章 ——三十年后的评论
李鸿章是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的产物。咸丰末年，太平天国屡次想夺取上海，沪中绅士就到安庆求曾国藩派兵往援，曾氏无兵可抽，于是就举荐李鸿章另编淮军。同治元年（1862），李氏率了部队直投上海。淮军的新力，加上上海的饷源和华尔及戈登所编的常胜军，以及李氏本人的才能，使他得以收复江苏东部。李氏遂为同治中兴功臣之一，不久封爵而带大学士荣衔了。
因太平天国而立功业得爵位者确不止李氏一人，他的特别在以上海为根据地。他到上海以前，他不过是翰林出身，居曾国藩门下而为曾氏所器重者。至于世界知识，他毫无超于时人之上者。初到上海的时候，他还向曾氏请教处置洋务的方针。曾氏就用“四书”上“言忠信”“行笃敬”二句话回答他。此外，又说与洋人共同打仗，“纵主兵，未必优于客兵，要自有为之主者，与之俱进俱退，偕作偕行”。彼时上海已成中外通商中心，洋务的困难自是当然，然而此困难就是李鸿章的机会。因此，他有了几个大发现。第一，中国军器远在西人之下。“……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诫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而能战之……苦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五日致曾国藩。）现代人读这种议论，当然不以为奇特，但那时候“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者确大有人在。李氏在上海仅数月就发现了此点，我们不能不佩服他头脑的灵敏。近人有谓李氏并无所创新，他的事业实不过继承曾氏遗法。曾李的优劣不在本文范围之内，但到同治年间，李氏对于中外军器差别的认识已比曾氏深切，这是毫无疑问的。在同治二年（1863），李氏常有信给曾氏，要他领导天下改革。“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仍祈师门一倡率之。”（同治二年三月十七日。）同治三年（1864）他给总理衙门的信说得更激昂，更恳切。“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苏子瞻曰：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为名，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此稿见《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五。）同时曾国藩尚持行军在人不在器之说（但此说亦有相当理由）。在李鸿章指导之下，不久淮军已较湘军为更强，缘故不外淮军军器西洋化的程度超过了湘军。
李鸿章在上海的第二个大发现是，西洋利器是中国所能购置，而且所能学制的。李鸿章以前，中国大官总认洋人为狼子野心，切不可与亲近。他在上海一变旧态，结果，他知道了外国人也讲信义，也有文明，相交得法，也能为中国出力。所以，除军事上竭力联络戈登外，他又用了马格里替他在苏州创设枪炮厂。
于此我们可以知道李鸿章因平太平天国而到上海所得之功名与教育和他终身事业关系的重大。没有那种功绩，他在政界就难得他以后所占的地位。没有得到那种教育，就是有了他以后的地位，他也不能做大事业。
英法联军入北京与李氏的终身事业也有大关系。咸丰十年（1860）以前，北京较各省更加顽固。我们单就恭亲王奕䜣一人讲。咸丰八年（1858），桂良同花沙纳在天津与英、法、美、俄四国交涉的时候，恭亲王大反对长江开通商口岸，以为外国人进长江去做买卖就会霸占长江流域的土地。同时他提议捕杀英国翻译官李泰国以了事。（参看《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六。）到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入京，咸丰皇帝逃往热河，恭亲王出面而主持交涉。咸丰八年（1858）至咸丰十年的经验也给了他和文祥二个教训：一、中国军器远不及西洋军器；二、洋人愿意卖和教他们的利器与华人。从此以后，北京也有要人从梦中醒过来者。京外大吏如曾、左、李有所建议，京内的恭亲王和文祥从旁赞助，同时恭亲王和文祥倘有新政而遭阻挠，则京外的要人如曾、左、李可以拥护。此数人的合作产生了同治、光绪年代的自强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大前段，而在此段史中的主动人物要算李鸿章。当然，论地位，李尚在恭亲王和曾文正之下；论时望，他也在曾之下；论政治的大布置，他或者也在曾之下。但论图进之急，建设之多，创造局面之大及主政之久，他在同治、光绪两朝实无人可与其比。但是倘若没有英法联军，他就难得京内的要人替他说话。在上海讨太平天国的经验预备了李鸿章来提倡自强，而英法联军为李鸿章预备了相当的时机。所以我说李鸿章是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的产物。
在同治时代，“自强”是政界的新名词、新潮流，正像以后的“维新”和“革命”。“自强”的意义不外以洋器来治洋人。李鸿章的自强事业，具体说来，有以下诸种。关于军事者：练洋枪队洋炮队，设立兵工厂，办新式海军；关于交通而附带有军事及经济目的者：设立造船厂，创轮船招商局，筑电线，修铁路；关于经济者：开矿和办纱厂；关于教育者：办军事学校和方言馆，派学生出洋。以上的事业，有些是曾国藩和李鸿章共同主办的，有些是李氏一人办的。最初的动机是军事的，始终军事方面是偏重的，但后来教育、交通、工业均牵连起来了。事业不能不算多，范围不能不算广。到了甲午年（1894）间，中国的天下几乎是李鸿章一人支撑的。与他同时的俾斯麦和伊藤都没有负他那样重担的，做他那样多的事业。
却是甲午年李鸿章的失败，就暴露于全地球了。因此中国的腐弱也大暴露于全世界了。此后外交和内政都换了新面目：中国历史已入了新时期。失败的理由颇复杂。我要简略说说这些理由。我的主要目的不在判断是非贤愚，而在了解李鸿章及其时代。
一、掣肘者太多。李的事业既然多，所需的钱款自然也多了。李直接所辖的区域仅直隶一省。户部不足靠，所必须依靠者就是其他省份的协济。当时的督抚很像近年的军阀：畛域之见是深入骨髓的，国家的观念是浅过于皮肤的。各省对于北洋的协济虽经朝廷颁有定额，各省总是托词水灾、旱灾或地方各种急需而延宕和折扣。此外顽固的、不明世情的御史妄发言论，阻挠事业的进行，与李氏处敌对地位的大臣如李鸿藻、翁同龢辈简直以打倒李鸿章为快幸。乙未（1895）在马关议和，初次与伊藤开议的时候，李氏因有感而对伊藤说：“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自惭心有余而力不足。”又说，“现在中国上下亦有明白时务之人，惜省份太多，各分畛域，有似贵国封建之时，互相掣肘，事权不一。”光绪十一年（1885）李鸿章与伊藤在天津会议的时候，中日尚称平等；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马关会议的时候，一则胜，一则败，一则俨然世界上一新强权，一则仍旧半中古世的腐弱国家。所以李氏再三称羨伊藤在日本做事的容易。原来中国社会是奇特的：尸位素餐者往往得升官发财；居位而事事，而认真，而坚持一系统的计划者，无不受人的攻击，甚至身败名裂。在这种社会里，李鸿章能做出他那种成绩，已经难得了。
二、李氏人格的特别。时人赞扬李氏的才能者、找他问计者甚多，但无一人服其德。他的人格能入人之脑而不能入人之心。他能掌政而不能掌教。他影响了一时的大政而不能移易风俗的毫末。在这方面，他不但不及曾国藩，就是张之洞亦在他之上。他不是中国传统的理想政治家。我们看看曾的全集和张的全集就知道他们对于修身治学是很努力的，是当大事业做的；一看李的全集，我们只看见“做事”，看不见“为人”。在西洋的社会里，本着才与智的势力或能成大事；在中国的社会里，才智以外，非加上德的感化力不可。上面所说的反动分子一大部分也就是因为李鸿章的德望不足以服人。但是关于这一点，我们不要说得过大：反对他的人那样多还有别的缘故。他所办的事业是新事业，处处牵连洋人与机器。他所须用的人才是“洋务家”，不是“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者。所以在李氏小朝廷活动而居要职者，如盛宣怀、马建忠、伍廷芳、袁世凯、徐润、李凤苞诸人，没有一个是“正途出身”的。那班翰林先生不免有点妒忌。
但李鸿章缺乏“德望”的帮助，这是毫无疑问的。一种流弊是引起时人的反对，另一种流弊是他左右的腐化。中国衙门办事虽有一定的则例和手续，但靠则例来防弊，这是万万做不到的。何况买枪炮、制枪炮、开工厂等新事业既出旧衙门则例之外，又有大宗款项出入呢？甲午的失败大部分由于军需品的假劣。在中国衙门里，除非主官以身作则，以德感人，弊端是不能防的。这步功夫，李鸿章不但没有做到，简直就没有做。官场舞弊是世界各国通有的病，不过在中国几成了做官的正业：舞弊的方法已经成了一种美术，会做官者就是会舞弊者。中国近代第一期的新事业就因此失败。
近人多批评李鸿章只图改革皮毛，不图改革根本。这说是有理的。李鸿章的改革，上文已经说过，是偏重军事。政制的改革以及人民心理的改革在他的度量之外，这些基本不改而徒改军队是绝不能成功的。不过，西洋文化的真相，李鸿章实在不知道，也无从知道。西洋十九世纪文明的一种产物——机器，他是看见过，实用过，而深知其价值的；至于其他两种产物——民治主义和民族主义——他是不曾认识过的。所以他以吸收机器，尤其是军事的机器，当作他的终身的大事业和国家当时的急务。此其可原谅者一。他的事业，虽系“皮毛”的，已受人的反对。甲午以前，若他再提政制和民情的改革，他将不容于世了，此其可原谅者二。甲午以后直到现在，我们饱尝了政制和民情的改革。欲得改革的代价，谈何容易？此其可原谅者三。
这些话都是废话。此文不是为李鸿章辩护的，是为了解李鸿章及其时代的。李的事业是那样，因为他的智识、人格和所处的环境是那样。他做事的动机是对外的，是要一反鸦片战争以后中外不平等的局势的。他救中国全盘的计划是以自强为体，外交为用。在自强功夫到相当程度以前，他想用外交来弥缝。所以他一生的精力一半用在外交上。
李鸿章于同治九年，即一八七〇年，继曾国藩为直隶总督，不久兼北洋通商大臣。此年以前，他不过参加过总理衙门的计议，并没有办过一件外交大案。到北洋后，他与外交的关系一天比一天地密切了。从同治九年（1870）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中国虽有总理衙门，实在的外交总长可说是李鸿章。这三十年的外交大局是怎样的呢？一八七〇年正值普法之战，德意志及意大利就在这时统一了。从此列强之中又加上二个竞争者。并且在十九世纪的前半，世界唯一的工业国家是英国；在后半，尤其是末后三十年，德、美工业进步的速度反在英国之上，向外发展之竞争愈来愈激烈。同时东方尚有日本的维新。在同治元年（1862），日本方起始维新的时候，李鸿章就以为大可怕。照他的看法，外面的压力和国内的自强正在那里赛跑，而自强已经落在压力之后，非全国努力赶上去不足以图存。这是他的根本思想，实在具有政治家的眼光。同时他又觉得日本之患尚急于西洋各国。西洋的向外发展不限于中国，中国以外尚有非洲、近东和中亚。日本要向外发展只能向中国。且西洋彼时所垂涎中国的土地，如俄于新疆，英于缅甸，法于安南，皆非根本重要之地。日本于高丽则不然：中韩唇齿相依，失高丽，则东三省难保，直隶、山东也受影响。所以在光绪初年筹议海防经费的时候，他主张暂弃新疆，以便集中财力于海军，因左宗棠的反对，他的计划没有实行。光绪五年（1879），崇厚与俄国立约，割让了伊犁的要区。当时舆论很激烈，要废崇厚所立的条约，甚至要处崇厚以死刑，闹得中俄几乎宣战。李鸿章起初反对废约，后又反对战争。他的理由就是中国不能东西兼顾，而西陲的利害关系远不如东藩那样重要。光绪八、九、十年（1882—1884）中、法争安南的时候，他又主张中国不要积极。他的理由又是中国不能兼顾高丽与安南：与其失高丽而保安南，不如失安南而保高丽，何况安南万不能保，而高丽则有一线之望呢？此中轻重缓急的权衡不能说不妥当。
李鸿章以保高丽为他的外交的中心，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在高丽的失败少半是外交的，大半是军事的。光绪五年以前，他虽然知道了高丽的重要，却还没有想出一个政策。在那年，他有信致高丽国王，为其拟了一种外交政策，此信是薛福成代笔的，见《庸庵文外编》卷三。他劝高丽国王多与西洋各国立通商和好条约，以便借西人通商的势力来抵制日本的野心。倘若西人在高丽有经济的利益，当然不愿意日本人势力太大，这是李鸿章的高丽政策的第一步。光绪八年（1882），美国因中国的介绍，果与高丽立约。以后法、英、德诸国都在高丽得了通商的权利。第一步算成功了。
美韩条约签字以后不久，高丽发生第一次内乱，李鸿章适回籍，直隶总督由张树声署理。一班谋士如薛福成、马建忠主张中国火速派兵入高丽代平内乱。张氏乃派丁汝昌带北洋海军、吴长庆带庆军入高丽。从军事上看来，这次中国为时过早。日本人唯恐英、俄得势，转怂恿中国行积极政策，这是中日战争前的一大关键。中国在当时有两条路可走，或提国际共保高丽，或由中国单独行积极政策。李鸿章所采取的是第二条路，因为国际共保有碍中国宗主权，而且很难持久，又因为第二条路当时走得通。日、俄、英在彼时都觉得高丽受中国支派为害最小。英国唯一目的在防俄，中国能防俄，它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直到甲午，英国总是鼓励中国前进，唯患中国向高丽不充分积极。日、俄两国野心均大，但均以时机未到，不如一时让中国看守高丽，将来从中国手里夺来不是难事。甲午以前的八年里，日本及俄国都取消极政策，中国得为所欲为。
适中国在朝鲜有一人敢行而又能行这种政策——袁世凯。他的积极远在李鸿章之上。俄、韩勾结的时候，他主张灭朝鲜：这就是重提张謇的政策。这事几乎实现了。不过在李、袁合作之下，这政策变了方式。这中曲折无须缕述。袁世凯终究收握高丽的海关和电政。高丽借外债只能向中国，高丽用外国人须得中国同意，高丽与西洋通使必须谨守中国所定的条件。这个政策不但与国际共保相反，且与李鸿章最初所拟的政策不符。在光绪五年（1879）至光绪八年（1882），李鸿章唯恐高丽不与外国发生关系；光绪十二年（1886）以后，他转而阻止高丽与西洋接近。袁在高丽愈得力愈高兴，李鸿章也不一察此中的流弊。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中国在高丽的宗主权已非旧日不干预内政的宗主了，完全成功，内乱由中国代平了，乱党首领大院君李昰应由丁汝昌、吴长庆囚送保定了。这个小胜利遂使时人生轻敌之心。吴长庆的幕友张謇提议中国简直灭高丽。张佩纶及邓承修又奏请派李鸿章率师东征日本。此种积极政策与李的本意不符，他一概反对而不实行。但当时做吴长庆的前敌营务处者就是袁世凯，他时常与张謇往来，此种计划遂深入他的思想。
从外交上看来，此役中国并没有占便宜，因为日本直接与高丽订了条约，许日本驻兵汉城护卫使馆。从此中日在高丽京都都有军队，冲突是时时可发生的。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紧急的时候，中日在高丽王宫前面果短兵相接了。那次中国军事又得胜利，而外交反又失败。结束中日冲突的李鸿章和伊藤协定明文地许了日本有与中国同等的派兵入高丽的权利，后患就伏种于此。
当时德国驻朝代表向李鸿章条陈了一种意见，要中国出头与列强交涉共同担保高丽的独立和中立。这是很有意思的建议，因为高丽与中国的关系虽甚重要，但重要专在国防。高丽果能永久独立，不为他国所据，则中国的国防也最巩固了。并且高丽既有国际的担保，中国的责任也就轻了。岂不极是经济吗？光绪十一、十二年（1885—1886）的时候，英、俄也加入高丽的角逐。英为防俄，遂占巨文岛。俄国野心甚大，向高丽宣称愿负保护之责，但俄人亦知已经变为新式的竞争，如当时英国在埃及那样了。日本若再不动手，将后悔无及。这是中日战争的远因。
李鸿章行这种政策，并不是因为他觉得中国的自强功夫已到了相当程度，可以有为，是因为他误认日、俄的消极为永久放弃它们的野心。由这种误会，他自己也坠入大雾之中了。这是他外交的第一大错。
《马关条约》以后，他与俄国订联盟密约是他的第二错。联盟不能不出代价，而中国一给俄国若何权利，他国不能不效尤，因为世界势力的均衡不能不维持。中日战争以后，中国在国际上只能偷生，但于势力均衡、机会均等之下偷生则可，于一强国羽翼之下偷生则不可。而李氏于庚子的外交尚以联俄为上策。东三省的问题从此愈演愈危了。
上文已经说过李氏自强政策失败的理由。外交弥缝的失败根本在于李氏还未看透世界的大势。这是我们事后之明，不应拿来做批评的根据。在当时，他还有一个政策，别人则袖手无策；他还有半知，别人则全不知。李鸿章不能救国，他人更无须说了。
（录自《政治学论丛》，一九三一年，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