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第三章里凫须语）。这件事向来传为美谈，人们并不以对竖刁和易牙
第三章里凫须语）。这件事向来传为美谈，人们并不以对竖刁和易牙的怀疑来怀疑介子推。细究原委，大约是因为盖棺论定地来看，竖刁、易牙表现出了过人的卑鄙，介子推表现出过人的高尚，他们的人品以及人生的结果证明了他们彼此相类的行为究竟是应当鄙薄的还是值得钦佩的。而后世的孝子节妇们一直都有割肉疗亲的孝道传统，世俗认为他们能忍常人所不能忍，应当予以表彰。古人并不在意其间的矛盾，既会表彰介子推割股奉君与孝子节妇的割肉疗亲，也会谴责竖刁、易牙的其身其子之忍，至于乐羊式的将领，对他们保持一点最基本的防范总是很有必要的。在对一位“忍人”尚无法盖棺论定的时候，人们到底倾向于怀疑他是竖刁、易牙，至少也是乐羊，却很少相信他是介子推，所以除非身处非常局面，否则还是远离这样的人为好。
故此，往往是在乱世需要急功近利的时候，乐羊式的人物才会被唯才是举地表彰。宋代学者王应麟讨论战国名将吴起被魏文侯聘任的事情，说吴起其人道德品质败坏，魏文侯却任他为将军，难道做将军只要有才而不需要有德吗？考之周代制度，文武之道本来不分，天子的六卿同时亦是天子的六军之帅，大国诸侯的三卿同时亦是诸侯的三军之帅，掌管比闾族党的官吏同时亦是伍两卒旅的军官。即便到了春秋时代，晋国设置元帅仍然以诗书礼乐为先，文治既能搞好，战争也能打赢。在孔门弟子中，冉有、樊迟、有若，都是有军事才能的人。只是到了战国初期，风气才为之一变。（《通鉴问答》卷一）
相反地，在太平时代，孝道往往更受推崇。即便以亲亲相隐为法理基础的法律制度严禁子女检举或状告父母，甚至不允许父母检举子女(1)因而使太多的罪行无法受到（在今天看来）公正的审判，但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如果不承担这个代价的话，纲常的紊乱反而会大大增加管理成本。
在前述李姓女子大义灭亲的那个案例中，周处论述当判死刑的缘由，半句没提杀人偿命的道理，也完全不曾参照任何法律法规，所有的指证都围绕着“伤化污俗”这四个字。也就是说，周处在断案时所关注的并非杀人本身，而是这件事对社会所可能产生的“道德影响”。
(1) 譬如唐代白居易判过一个案子，是某甲检举儿子盗窃，并以大义灭亲的理由为自己辩护，白居易的判词谓某甲为父不慈，有伤教化。见（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卷六十七（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第1416页。
这样的道德观，看上去完全是穆勒式的功利主义，处处致力于一个更大的、更长远的“善”。但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古代政治、法律的建设尤其注重人之常情。很多时候，无论是礼还是法，只不过是将人之常情做了条文化的处理而已。
这种自动自发的人之常情当然不可能仅仅限于血缘关系，譬如《左传·襄公十四年》中，卫国孙文子叛乱，追杀卫献公。公孙丁为卫献公驾车跑在前面，尹公佗和庚公差在后面追。公孙丁曾是庚公差的箭术老师，庚公差又是尹公佗的箭术老师，也就是说，当下的状况是徒弟和徒孙在一道追击师父。眼看已经追到了弓箭的射程之内，射，还是不射？什么才是尹公佗和庚公差各自的符合道义的选择呢？
孟子讲过这段故事的另一个版本：郑国派出子濯孺子进犯卫国，卫国派出庾公之斯追击。这两人都是著名的神箭手，庾公之斯的箭术老师恰恰就是子濯孺子的学生。眼看已经追到了弓箭的射程之内，跑在前面的子濯孺子偏偏疾病发作，拿不了弓。在这个紧要关头，庾公之斯该不该射向自己的师公呢？
对于事情的结果，《左传》的后文是这样交代的：庚公差非常为难，说道：“射的话是背弃老师，不射的话自己回去会被论罪处死，射应该是合乎礼的吧？”
《左传》评论是非对错，最主要的标准就是“礼”，褒奖之辞常用“礼也”，批判之语常用“非礼也”。古人注重师道，尤其此刻要以老师教授的箭术射杀老师，可谓极大的道德重负。但师恩是私情，交战则是公义，若徇私情则无法向主君交代。一番权衡之下，庚公差还是选择了射，但他手下留情，发两箭射中车轭而回。
尹公佗说：“他是你的老师，和我的关系就远了。”于是回车再追，看来对师公不准备手下留情。公孙丁驾车载着卫献公跑在前面，见情形危殆，便把缰绳交给卫献公，回身向尹公佗发箭，一箭贯穿了尹公佗的手臂。
依儒家的伦理标准来看，尹公佗欲射师公也自有一番道理。儒家宣扬等差之爱，关系远则亲爱之情浅，责任与义务亦相应减少。所以庚公差不忍“欺师”，尹公佗却甘愿“灭祖”。但尹公佗的手段仍然显得决绝而不近人情，爱做道德训诫的《左传》作者便也乐得记载他追击不成却反被师公射中的窘态。
在孟子的版本里，故事被放到了两国相争的背景之下，两难之情便益发凸显出来。
子濯孺子疾病发作，拿不了弓，眼看就要被庾公之斯追上。但当他得知后面追来的是庾公之斯时，却庆幸自己这回能逃一死了。驾车者很不理解，问道：“庾公之斯是卫国著名的神箭手，您怎么反而说自己死不了呢？”子濯孺子答道：“庾公之斯的箭术是跟尹公之他学的，尹公之他的箭术则是跟我学的。我了解尹公之他，他是个正直的人，他挑的学生一定也是正直的人。”
不久，庾公之斯追了上来，当他看到以箭术闻名的子濯孺子并不拿弓，便没有急于射击，而是先去问明情况。在得知师公今天因为疾病而无法射箭之后，庾公之斯说道：“我的箭术是跟尹公之他学的，尹公之他的箭术是跟您学的，我不忍用您传下来的箭术伤害您。但今天的事情是国家的公事，我也不敢完全废弃。”说罢，庾公之斯抽出箭矢，在车轮上将箭镞敲掉，射了四箭就回去了。（《孟子·离娄下》
故此，往往是在乱世需要急功近利的时候，乐羊式的人物才会被唯才是举地表彰。宋代学者王应麟讨论战国名将吴起被魏文侯聘任的事情，说吴起其人道德品质败坏，魏文侯却任他为将军，难道做将军只要有才而不需要有德吗？考之周代制度，文武之道本来不分，天子的六卿同时亦是天子的六军之帅，大国诸侯的三卿同时亦是诸侯的三军之帅，掌管比闾族党的官吏同时亦是伍两卒旅的军官。即便到了春秋时代，晋国设置元帅仍然以诗书礼乐为先，文治既能搞好，战争也能打赢。在孔门弟子中，冉有、樊迟、有若，都是有军事才能的人。只是到了战国初期，风气才为之一变。（《通鉴问答》卷一）
相反地，在太平时代，孝道往往更受推崇。即便以亲亲相隐为法理基础的法律制度严禁子女检举或状告父母，甚至不允许父母检举子女(1)因而使太多的罪行无法受到（在今天看来）公正的审判，但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如果不承担这个代价的话，纲常的紊乱反而会大大增加管理成本。
在前述李姓女子大义灭亲的那个案例中，周处论述当判死刑的缘由，半句没提杀人偿命的道理，也完全不曾参照任何法律法规，所有的指证都围绕着“伤化污俗”这四个字。也就是说，周处在断案时所关注的并非杀人本身，而是这件事对社会所可能产生的“道德影响”。
(1) 譬如唐代白居易判过一个案子，是某甲检举儿子盗窃，并以大义灭亲的理由为自己辩护，白居易的判词谓某甲为父不慈，有伤教化。见（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卷六十七（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第1416页。
这样的道德观，看上去完全是穆勒式的功利主义，处处致力于一个更大的、更长远的“善”。但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古代政治、法律的建设尤其注重人之常情。很多时候，无论是礼还是法，只不过是将人之常情做了条文化的处理而已。
这种自动自发的人之常情当然不可能仅仅限于血缘关系，譬如《左传·襄公十四年》中，卫国孙文子叛乱，追杀卫献公。公孙丁为卫献公驾车跑在前面，尹公佗和庚公差在后面追。公孙丁曾是庚公差的箭术老师，庚公差又是尹公佗的箭术老师，也就是说，当下的状况是徒弟和徒孙在一道追击师父。眼看已经追到了弓箭的射程之内，射，还是不射？什么才是尹公佗和庚公差各自的符合道义的选择呢？
孟子讲过这段故事的另一个版本：郑国派出子濯孺子进犯卫国，卫国派出庾公之斯追击。这两人都是著名的神箭手，庾公之斯的箭术老师恰恰就是子濯孺子的学生。眼看已经追到了弓箭的射程之内，跑在前面的子濯孺子偏偏疾病发作，拿不了弓。在这个紧要关头，庾公之斯该不该射向自己的师公呢？
对于事情的结果，《左传》的后文是这样交代的：庚公差非常为难，说道：“射的话是背弃老师，不射的话自己回去会被论罪处死，射应该是合乎礼的吧？”
《左传》评论是非对错，最主要的标准就是“礼”，褒奖之辞常用“礼也”，批判之语常用“非礼也”。古人注重师道，尤其此刻要以老师教授的箭术射杀老师，可谓极大的道德重负。但师恩是私情，交战则是公义，若徇私情则无法向主君交代。一番权衡之下，庚公差还是选择了射，但他手下留情，发两箭射中车轭而回。
尹公佗说：“他是你的老师，和我的关系就远了。”于是回车再追，看来对师公不准备手下留情。公孙丁驾车载着卫献公跑在前面，见情形危殆，便把缰绳交给卫献公，回身向尹公佗发箭，一箭贯穿了尹公佗的手臂。
依儒家的伦理标准来看，尹公佗欲射师公也自有一番道理。儒家宣扬等差之爱，关系远则亲爱之情浅，责任与义务亦相应减少。所以庚公差不忍“欺师”，尹公佗却甘愿“灭祖”。但尹公佗的手段仍然显得决绝而不近人情，爱做道德训诫的《左传》作者便也乐得记载他追击不成却反被师公射中的窘态。
在孟子的版本里，故事被放到了两国相争的背景之下，两难之情便益发凸显出来。
子濯孺子疾病发作，拿不了弓，眼看就要被庾公之斯追上。但当他得知后面追来的是庾公之斯时，却庆幸自己这回能逃一死了。驾车者很不理解，问道：“庾公之斯是卫国著名的神箭手，您怎么反而说自己死不了呢？”子濯孺子答道：“庾公之斯的箭术是跟尹公之他学的，尹公之他的箭术则是跟我学的。我了解尹公之他，他是个正直的人，他挑的学生一定也是正直的人。”
不久，庾公之斯追了上来，当他看到以箭术闻名的子濯孺子并不拿弓，便没有急于射击，而是先去问明情况。在得知师公今天因为疾病而无法射箭之后，庾公之斯说道：“我的箭术是跟尹公之他学的，尹公之他的箭术是跟您学的，我不忍用您传下来的箭术伤害您。但今天的事情是国家的公事，我也不敢完全废弃。”说罢，庾公之斯抽出箭矢，在车轮上将箭镞敲掉，射了四箭就回去了。（《孟子·离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