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第一章强调的：《庄子》是乱世之书，过激之辞，如果我们不顾这个
第一章强调的：《庄子》是乱世之书，过激之辞，如果我们不顾这个背景就生搬硬套大谈实用性的话，岂不是恰恰应了那个东施效颦和猴子穿周公之服的故事？在庄子看来，无是无非、无善无恶，这是一种自然状态，恢复到自然的状态，顺应着自然的规律，便可以得到逍遥。至此，我们有必要考察三个问题：第一，这真的是自然状态吗？第二，这真能做得到吗？第三，如果现实生活中当真有人做到了，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第一个问题关乎性善与性恶，关乎道德是否可教，关乎恶是否真实存在。这些都是哲学史上的经典问题了。所谓无是无非、无善无恶，这在普通人看来绝难接受，但在哲学上是绝对讲得通的。
我所知道的最清晰的辩解来自斯宾诺莎，“这原不足怪，因为自然不为人的理智的规律所拘束。人类的理智的规律其目的只在求人的真正的利益与保存；自然的界限更要无限宽广，与自然的永恒的秩序相连。在此秩序中人不过是一个微粒而已。正是由于这个必然性，所有的个体都用某种特别的方式以生活与活动。所以，在自然界中，若是有什么我们觉得是可笑、荒谬或不好的东西，那是因为我们只知道一部分，几乎完全不知道自然整体的秩序与依存，而且也是因为我们要事事物物都按我们人类理智的命令安排。实际上，理智所认为恶者，若按自然整体的秩序和规律而言，并不是恶，其为恶是仅就我们的理智的规律而言。”（《神学政治论》，第213—214页）
这段话可以看作庄子是非善恶观念的西式表达，如果能以这样的哲学的眼光去看，秦桧也好，高衙内也罢，未必就是坏人。后来莱布尼茨发展了这个观念，将之从形而上拉到了形而下的层面，以至于伏尔泰在《老实人》里杜撰了一位莱布尼茨的庸俗信徒邦葛罗斯博士，当救命恩人雅各感叹世界充满邪恶的时候，已经在邪恶中失去了一只眼睛和一只耳朵的邦葛罗斯博士超然地回答道：“这些都是应有之事，个人的苦难造成全体的幸福；个人的苦难越多，全体越幸福。”
有趣的是，《老实人》是伏尔泰的晚年之作，而他的早期作品《查第格》竟然表现过一种并不亚于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他借着天使之口道出了这样一则真理：“恶人终究是苦恼的，他们的作用不过是磨炼世上少数的正人君子；须知善恶相生，没有一种恶不生一点善果的。”
的确，最大的恶可以彰显最大的善，这正如酷暑和冷饮的关系。较之无善无恶的世界，最邪恶的世界的善的总和显然更多。有趣的是，正是基于这同一考虑，莱布尼茨才（至少在表面上）做了一个现有秩序的辩护者，而庄子则施施然走进了对立的阵营。
不过，为了把问题看得更清楚一些，我们有必要暂时跳出哲学的领地。
得益于现代学术的发展，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知道的比庄子更多，判断力自然也比他更强。心理学家劳伦斯·柯尔伯格在1963年发表过一篇经典的论文，研究道德准则的生成过程，提出人的道德标准的形成要经历六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小孩子是以行为的后果作为是非的标准，判断一件事是对是错，取决于做了这件事之后是会被奖励还是被责打；第二阶段，自我中心开始形成，判断是非的依据就是单纯的个人好恶。这两个阶段被称为“前道德水平”，意味着道德标准还没有真正发展起来。
到了第三阶段，小孩子开始重视别人的态度和利益了，知道了能让别人高兴的事也是好事，尽管这件事情不一定对自己有利；第四阶段则有了责任和义务的意识，乐于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和法律规范，认为凡是遵纪守法的行为都是好的。这两个阶段被称为“遵从习俗角色的道德水平”，《悲惨世界》里的沙威看来就停滞于这个阶段，没能继续发育下去。
沙威如果能把道德水平发育到第五个阶段，就会承认这社会上既有合法而不合情理的事，也有合情合理而不合法的事，至少某些法律比另外一些法律更好，遇到冲突的时候不妨遵循某种特定的程序寻求对法律的一些改善，对冉·阿让就不会那么紧逼不舍。我们普通人比沙威强一点，但也只能达到第五阶段。在第六阶段，良知完全凌驾于任何社会习俗与法律法规之上，柯尔伯格认为只有一些伟人，比如圣雄甘地、马丁·路德·金，道德感才发展到了这一阶段。这两个阶段被称为“自我接受准则的道德水平”，是人类道德标准发展的顶点。
并且，这六个发展阶段是不可能被跨越的，也就是说，一个正处在第一阶段的小孩子，无论你怎么教育他，他也不可能不经由第二阶段而直接跨入第三阶段。柯尔伯格尤其强调的是，这六个阶段分别都是独一无二的道德推理方式，而不是小孩子在一步步地加深着对成年人道德观念的理解。[18]（劳伦斯·柯尔伯格，1963）
后续研究不断证实着柯尔伯格的理论，并且确认了它的普世性。那么，我们就基于柯尔伯格的研究来回答庄子：是非观念的具体内容的确是“社会”的，但其形式却是“自然”的，也就是说，一个生活在三千年前的埃及人和一个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尽管是非观念很可能大相径庭，但这些观念的形成过程却不会有什么两样。并且，只要不否认人类是一种群居生物，那么是非观念就必然会按部就班地形成，而无论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这就意味着，当庄子主张恢复到自然状态并伸张人性的时候，这个自然状态其实是反自然的，这个人性其实是反人性的，这就是他的观点注定行不通的原因。而那些所谓庄子逍遥思想的践履者，肯定都是先把庄子打过折的，纯粹庄子式的逍遥没有任何人能够做到，包括庄子自己。这也就回应了上面的第二个问题。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看第三个问题：如果现实生活中当真有人做到了庄子式的逍遥，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倘若我们考虑得世俗一些，其最佳答案或许就是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轻”就是一种逍遥，托马斯不受女人所累的“性友谊”，萨宾娜连祖国和家庭都没有的无拘无束，可正如书名所示，轻，终于成为生命中不能承受的东西。
当然，托马斯和萨宾娜的“轻”虽然在世俗意义上颇似庄子的“逍遥”，但庄子无疑比他们彻底得多。至于逍遥的典范人物，庄子也许真的见过，他在《逍遥游》的后文里，借着肩吾和连叔的一段对话，把这样一个人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肩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返。
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
连叔曰：“其言谓何哉？”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
连叔曰：“然。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犹时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热。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庄子·内篇·逍遥游》）
肩吾和连叔聊起了接舆，肩吾说：“接舆这个人说话总是大而无当，不着边际，听起来云山雾罩的，和人情世故离得太远。”（按：庄子这里很有几分夫子自道的味道，因为这很可能正是别人常拿来批评他自己的话，他设计了这样一个场景来为自己辩解。）连叔问道：“接舆都怎么说啊？”肩吾说：“他说：‘在遥远的姑射山上住着一位神人，肌肤好似冰雪，气质好似处女，不吃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遨游在四海之外。他的精神凝聚，使万物不受灾害而粮食丰收。’我觉得他这是胡说八道，所以我不信他。”
连叔说：“唉，人没法和瞎子一起欣赏美丽的文采，没法和聋子一起欣赏动听的音乐。岂止形体有聋盲呢，心智也有聋盲，你就是这种人呀。那位姑射山的神人与天地万物合一，怎肯去操心世间的俗务呢。没有什么能伤得了他，就算滔天的洪水也淹不死他，能令金石熔化、土山焦枯的大旱也热不到他。他身上的一粒灰尘就可以塑造出尧舜，他怎肯去操心世间的俗务呢？”
看过这段描写，见识了这位“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当中的神人，我们应该叹息一声，所谓“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原来并非说心灵的驰骋神游，而是一个人当真可以“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这两句话是可以互参的。那些有着朴素唯物主义情怀的读者，至此大约会感到一些沮丧——用庄子的话说，这就是主观成见、是非观念作祟，如此则不足以语逍遥。
这样的一位神人，并非庄子兴之所至而信口胡诌的，他对这事一直很认真。所谓大旱热不死，洪水淹不死，常人之所以觉得匪夷所思，只不过因为我们都像那位肩吾一样，是心智上的聋盲。
《庄子》后文不断重复着这一描述，比如《庄子·内篇·齐物论》形容“至人”的神奇，说山火热不到他，严寒冷不到他，雷霆怒号也不会使他受伤，惊涛骇浪也不会使他惊惧，他乘着云气，骑着日月，遨游于四海之外。
庄子对至人、神人、圣人、真人的区分并不明确，一段用在至人身上的描述同样也可以用在神人身上，看来他们都是同样的人，只不过名号不同罢了。再如《庄子·内篇·大宗师》形容古代的真人，说他们登高不惧，下水不湿，入火不热，简直就是赴汤蹈火如履平地了，如是者不可谓不逍遥。
读《庄子》若真能学成这样一身本领，花再多的时间都值得。但我们先要弄清两个问题：第一，庄子虽然这么讲，可你信吗？第二，无论真人也好，神人也罢，究竟怎么做到这一步的——要具体说，而不要用“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之类的描述。
信或不信的问题，不仅与个人有关，更与时代有关。在我们轻看古人的见识之前，不妨回顾一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那场举国狂欢式的气功和特异功能热。这仅仅是二三十年前的事情，小到耳朵识字，大到呼风唤雨，一代代大师也像庄子一样“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甚至可以和宇宙高等智慧生命直接以语言沟通，区区下水不湿、入火不热又算得了什么呢？
活生生的至人、神人、真人摆在我们的眼前，活生生地给我们发功，活生生地赚我们的钱。到了今天，他们当中的大多数赚得盆满钵满的人已经真正地远离俗务了，不经意间就淡出了公众的视野，也许正在藐姑射山上吸风饮露吧。也许早已在暗中拯救地球很多次了，只是本着“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心态，其功绩不为我们所知罢了。
至于第二个问题，虽然看似拙朴得令人讨厌，却是每一位认真的读者都绕不过去的，就连庄子和他的追随者也绕不过去。《庄子·外篇·秋水》描写北海若教育河伯，说极高修养的人之所以能水火不侵、禽兽不伤，并非写实之辞（这就是说，倘若真的用水淹、用火烧，就算至人、神人也活不了），而是形容他们有敏锐的眼光可以辨别处境的安危，有平和的心境可以应对好运和厄运，他们的一进一退都小心谨慎，所以才能免于伤害。
问题的关键不过是“谨于去就”四个字，这真是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的解释，一定会击碎很多人心中美丽的憧憬。但雪上加霜的是，在《庄子·外篇·达生》里，列子向关尹问出了这个横亘在我们心中的问题：“所谓至人，水里也行得，火里也行得，他们是怎么才达到这般修为的？”关尹说：“人家不是靠智巧和勇敢，而是懂得保守纯和之气。”关尹又说了很多玄虚的内容，对我们的理解很难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但他最后作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喝醉了酒的人从车上掉下来，虽然会受伤，但不会摔死。同样都是人，为什么喝醉的人反而没有清醒的人摔得重呢，这是因为他的精神凝聚，乘车也不知道，摔下来也不知道，死生惊惧根本烦扰不到他。一个人得全于酒尚且如此，何况得全于天呢！”
《庄子·外篇·田子方》拟了一段孔子的议论，说古时候的真人，穿越大山而不受阻碍，踏入深渊而不被淹没，处在卑微的境地而不倦怠。——这本该给我们一些鼓舞，但可惜这里说的并非真人的身体，而是他的“神”。换言之，得道高人之所以酷暑时节可以不吹空调，不是因为修炼成了寒暑不侵之体，只不过“心静自然凉”而已。
是取朴素之解还是华丽之解，这主要就看一个人属于道教还是儒家了，道教以此修仙，儒家以此处世。秦朝末年，陈胜造反的时候，诸将都忙着抢地盘，只有周市五次向陈胜辞谢魏王之位，坚称“天下昏乱，忠臣乃见”，一定要立魏国的王室后人，最后自己只做了魏国之相，王夫之认为周市之言就是“大浸稽天而不溺，疾雷破山而不震”。（《读通鉴论》卷一）儒家读《庄子》，总有自己特殊的眼光。
抛开立场不谈，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一个问题：《逍遥游》《齐物论》《大宗师》，这三篇极尽渲染所谓乘云气，御飞龙，遨游在四海之外的都属内篇，而《秋水》《达生》《田子方》，这三篇给出合乎人情的朴素解释的都属外篇，这是否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内篇基本看作庄子本人的著作，而把外篇基本认作庄子后学的著作的话，是否说明庄子原来真的相信那些神通广大的奇人异事，而庄子的后学难以接受这些怪力乱神，又不便直接反对他们的前辈祖师，所以才致力于使内篇的玄虚描写“合理化”呢？
如果这个推测成立，必然会带出另一个问题：这种“合理化”的努力除了满足常人的理解能力外，究竟符合庄子的本意吗？
当然，另外一种可能是，《秋水》《达生》《田子方》三篇也出自庄子本人的手笔，只不过相对内篇晚出而已，是庄子在讲了那些水火不侵的奇人异事之后遇到了质疑，这才继续撰述以做出详细的解释。或者，即便这三篇就是出自后学之手，但他们只不过是道出了老师未曾记录下来的意见罢了。
不过，对于那些缺乏考据兴趣的读者来说，这倒不是什么很要紧的问题，重要的是，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解释真的成立吗？醉酒的例子倒还算说得通，但“谨于去就”难道也可以吗？所谓“谨于去就”，着了一个谨小慎微的“谨”字，也就是教人瞻前顾后、三思而行，难道这样也叫逍遥吗？
这正反映出《庄子》的一个特点：虽然话题经常玄而又玄、不近人情，但毕竟不是任何人都生活在真空里的，所以若一不小心把话说回现实，就不免生出自相矛盾的地方。
但这样的答案是不会让人甘心的。我们很想知道，所谓“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难道真的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法不成？换句话说，庄子难道真的就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实实在在地通向逍遥之境的可行方案吗？
这个方案其实是有的，而且非常简单明了，简单到只有两个字——每个人都能读懂并心领神会的两个字：去死！
正所谓大道至简，“去死”就是这样一种简单而深刻、奧妙而隐秘的观念，只是长久以来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挖掘的闪光思想，因为较之古人，现代人“去死”的条件要好得多。
引一段上文已经略有提及的文字，《大宗师》讲：
何谓真人？古之真人，……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庄子·内篇·大宗师》）
这一段的大意，是形容古代的真人登高不惧，下水不湿，入火不热，因为他们是“登假于道”的人。所谓“登假于道”，郭象说这是智识达到了道的高度，成玄英说“登”的意思是“升”，“假”的意思是“至”，“登假于道”就是“升至玄道”。当代学者一般也沿袭着这个解释，陈鼓应先生翻译这句话说：“只有知识能到达与道相合的境界才能这样。”所谓登假，就是登至。
这个词也出现在《庄子·内篇·德充符》里，孔子赞美一位叫作王骀的圣人，说他“彼且择日而登假”，陈鼓应注“登假”为“升于高远，形容超尘绝俗的精神”。（《庄子今注今译》，第148页）
追本溯源的话，“登假”其实是个专有名词，本义是火葬。《墨子·节葬下》讲秦国的西边有个仪渠国，父母死后，儿子要堆积柴薪来火葬，烟气上升，谓之“登遐”。所谓登遐，即登假、登霞，后来儒家用它来讳称帝王之死。《汉书·郊祀志》记录了谷永劝谏汉成帝不可迷恋神仙方术的一份奏章，说骗子们把神仙吹得天花乱坠，认为神仙可以“登遐倒景”。如淳注对这个短语做了解释，这是说神仙可以飞行到日月之上，所以影子和我们地面上的人是相反的。《楚辞·远游》有“载营魄而登遐兮，掩浮云而上征”，是说魂魄飞上了云端。而究其原委，“登假”不过是火葬时的烟气升腾罢了。闻一多专门做过考证，结论是：“火葬的意义是灵魂因乘火上天而得永生，故古书所载火葬俗流行的地方，也是‘不死’传说发生的地方。”（《神仙考》）
这时再看庄子所谓的“登假于道”，我们便会有新的一层体会了。至于“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很可能就是灵魂乘着火葬的烟气升到了高空，自然登高不惧，下水不湿，入火不热，在摆脱了形体的束缚之后终于在天地之间一任逍遥了。
这真是一种饱含诗意的追求，仿佛“一旦脱离自然，我将永远不再以任何自然物体为形”。（叶芝《驶向拜占庭》的诗句）然而为了取信于人，总要有一些实际的例子才好。
远古的例子譬如黄帝时候的宁封子。据晋人干宝的记载，宁封子是黄帝的陶正，掌管陶器制作，曾有异人拜访过他，为他掌火，在五色烟火中自由出入。时间久了，异人就把本领传授给了宁封子，后者积聚火势以自焚，随着烟气上下。人们察看那剩余的灰烬，还能看到宁封子的骸骨。（《搜神记》卷一）
更可考一些的证据当然还得在《庄子》本文里去找，于是我们会在《庄子·内篇·大宗师》里找到线索，其中讲述道的神奇，说傅说得道之后便有能力辅佐商王武丁治理天下，死后乘着东维星，骑着箕尾星，与众星同列。——对于这段内容，许多学者认为纯属神话，是后人添加的。但我们不妨关注一下紧承这段话的一句佚文：“其生无父母，死登遐，三年而形遁，此言神之无能名者也。”[19]虽然“其生无父母”不易理解，但我们至少知道，这里讲的，很像是道士们所谓的尸解升仙。
王骀的登假看来怕是升仙去也，古之真人的登假则是智识登假到了道了境界，取的是登假的引申义。这让我们很矛盾，智识上达于道又能如何呢？如果连御风而行的列子都属于未臻逍遥之境的有待，那么我们有待于吃，有待于穿，有待于房，连列子都比不上呢，何谈无待！或许还是该学王骀那样“择日而登假”，嘱咐儿孙把自己火葬了吧。
尽管庄子反复申说，死，是一件多么令人向往的事情，但常人还是觉得好死不如赖活着。如果死了才能逍遥，不但常人难以接受，就连庄子的学生们也想另外找个办法，于是有了《庄子·外篇·天道》这样一段解释：
夫子曰：“夫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故万物备。广广乎其无不容也，渊乎其不可测也。形德仁义，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为之累。天下奋棅而不与之偕，审乎无假而不与利迁，极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遗万物，而神未尝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义，宾礼乐，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庄子·外篇·天道》）
这段话开头是“夫子曰”，显见是学生引述老师的话。那么，谁是学生，谁是老师呢？成玄英相信庄子的老师是老子，所以断定这个“夫子曰”就是庄子在引述老子的话。但庄子师承老子的说法如今已经不再被人采信了，而从先秦文献的惯例来看，这位“夫子”最有可能是庄子本人，而这段文字应当出自庄子的后学之笔。
难于推断的是，对“夫子曰”的引述到底结束在什么地方。依照王孝鱼先生的点校，一对引号囊括首尾，但我琢磨着引号应该结束在“非至人孰能定之”，学生在引过老师的言论之后，接下来自己做了一番发挥，而这番发挥正是对“至人”的描述。
按照我自己的标点来解释一下这段话的大意：老师（庄子）说：“所谓道，再大的东西也装得下，再小的东西也落不掉，所以囊括万物。啊，真是大不可围、深不可测啊！无论是赏罚还是仁义，都是精神的末迹，只有至人才能确定它们。”（按：能定赏罚仁义的不会是普通人，而是国君、天子。庄子在这里把至人摆在了国君、天子的位置上，所以接下来的发挥就是基于这一点的。）至人统治天下，责任当然很大，但就算这么大的责任也不会烦扰到他。天下人疯狂地争权逐利，但他一点都不在意这些。他守本归真，所以对天地万物都不上心。他通于道，合于德，摒弃仁义礼乐，所以心有所定。
至人对权力与利益全不在意，是为“无假”，即无所依托，无所凭借，也就是“无待”。因为至人的幸福生活并不是从权力与利益得来的，自然便对它们毫不介怀，来便来，去便去，无所谓。这对“无待”的道理已经算是阐释得很朴素了，我们当然可以照方抓药，通于道，合于德，不争权，不夺利：升迁的机会被别人抢了，无所谓；工资被老板克扣了，无所谓；孑然一身流落街头，无所谓。
虽然不必去死，但这毕竟也是太高的一种精神境界，难道至人就没考虑过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吗？——庄子倒是为我们举了一个例子：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
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庄子·内篇·逍遥游》）
这是很漂亮的一段文字，大意是说，尧去找隐士许由，想把统治者的位子让给他，但许由坚决不答应，并且用了一个比喻来表达自己的人生观，即“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是说小鸟在林子里栖息，所需要的不过是一枝树枝，鼹鼠到河边饮水，所需要的不过是灌满肚子。许由的言下之意是，我就是想有张床睡，有口饭吃，这就够了，其他一概不需要，更别说你想把天下给我了。
看来许由算是个逍遥之人了。更重要的是，他并没有乘云气、御飞龙，倒像是一个现实世界里的普通人。这样的人，总可以做我们的榜样了吧？
的确，许由的仰慕者很多，他的这段话也经常被人引用。但仰慕归仰慕，引用归引用，这个标准依然太高，没几个人能学得来。如果我们又听到有谁在说“鹪鹩巢于深林……”，应该相信这就像一个疲倦的人抱怨生不如死一样，一般他是不会当真去死的。
许由的格言毕竟太漂亮，太有诱惑力，但一个居然很深奥的道理是：我的确一顿只能吃下一斤，但这是一斤糠还是一斤肉呢，好像不太一样；我的确只能睡一张床的地方，但这张床是摆在贫民窟里还是摆在别墅里，好像也不太一样。另一方面，我的确一顿只能吃下一斤，虽然这只是一斤糠，但我愿意吃糠，问题只是，如果我家里只有一斤糠，我不确定明天是否还能吃到同样的一斤糠，我是不是就有储备的必要呢？古人的农业政策有所谓“三年耕而余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盐铁论·力耕》），所以，虽然我只有一斤糠的饭量，但我需要更多的糠，也许这就是贪婪吧。
贪婪是人的本能，也是动物的本能。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彻底地顺应天性，就有必要顺应贪欲。人之所以比动物贪得更多，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人的贪欲更大，而是因为人的能力更强。我们看看动物的世界，骆驼喝水，蟒蛇吃肉，一有机会就需要暴饮暴食，因为它们没有水桶和冰箱，只能靠身体来多做储存。这个道理似乎庄子自己也明白的，所以才说：
故足之于地也践，虽践，恃其所不蹍而后善博也；人之知也少，虽少，恃其所不知而后知天之所谓也。（《庄子·杂篇·徐无鬼》）
大意是说，脚踏在地上的地方虽然只是很小的一块，但如果不依恃那些没踩到的广大土地就没法走路；人知道的东西虽然很少，但可以依恃那些不知道的东西来认识天道。
庄子和惠子也有一段类似的对话：
惠子谓庄子曰：“子言无用。”
庄子曰：“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夫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厕足而垫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用。”
庄子曰：“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庄子·杂篇·外物》）
惠子批评庄子的言论没有用处，庄子辩解说：“知道了无用才能谈有用。天地是如此的广大，而人所占用的不过是一小块容足之地罢了，但如果只保留你的这一小块立足之地，把其他地方都挖空，你站的这一小块地方还有用吗？”惠子回答说：“没用。”庄子说：“这不就是无用的用处吗？”
根据这个道理，鹪鹩巢于深林，虽然不过一枝，但绝对不能只有这一枝；偃鼠饮河，虽然不过满腹，但需要的水绝对要比满腹的那点多得多才行。人虽然一顿只能吃一斤，但需要的远远不止一斤；虽然只能睡一张床，但需要的远远不止一张床的空间。这个道理《庄子》竟然讲到了，这也正是《老子》所谓的“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一隅。就算对这样的“无”不拥有私人产权，至少也要有一定的使用或支配的权利。
但这样一讲，我们的麻烦又回来了：到底怎么才能逍遥呢？有没有更实际一点的例子呢？
实际一点的例子是有的，其现实指导性要比许由的故事强得多：
孔子谓颜回曰：“回，来！家贫居卑，胡不仕乎？”
颜回对曰：“不愿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飦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学夫子之道者足以自乐也。回不愿仕。”
孔子愀然变容曰：“善哉回之意！丘闻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审自得者失之而不惧，行修于内者无位而不怍。’丘诵之久矣，今于回而后见之，是丘之得也。”（《庄子·杂篇·让王》）
大意是说，孔子不理解颜回为什么家境贫寒却不肯出去做官，颜回回答说：“我在城外有五十亩田，够喝稀粥了；城里还有十亩田，够织丝麻了；以弹琴来消遣，以从您那里学来的道理自乐，我不愿意做官。”孔子很受触动：“你的觉悟太高了！我听说知足的人不受利益的牵累，自适的人受了损失而不忧虑，修养内心的人没有爵位而不自卑。我念叨这话很久了，今天在你身上见到了，这是我的收获呀！”
这个故事把颜回的背景交代得很现实，他是一个小有产业的人，城里城外一共有六十亩地，干饭虽然吃不饱，但稀粥管够，还有一点费用低廉的娱乐，于是乎逍遥自适。我们今天的普通读者完全可以有样学样，社会竞争虽然激烈，但要过上顿顿有稀粥的日子还算不难，再有一把口琴和两本书，就完美了。
但是，权贵们恐怕会说：“颜回本来就是个穷人，做到这样当然不难，可像我们这样过惯了有权有钱、随心所欲的日子的人，天天喝稀粥肯定受不了。我们虽然知道做人应该清心寡欲、知足常乐，但实在做不到。请问，有什么专门针对我们权贵人家的逍遥方案吗？”
很幸运，这个方案也是有的：
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
瞻子曰：“重生。重生则利轻。”
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
瞻子曰：“不能自胜则从，神无恶乎？不能自胜而强不从者，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
魏牟，万乘之公子也，其隐岩穴也，难为于布衣之士；虽未至乎道，可谓有其意矣！（《庄子·杂篇·让王》）
大意是说，公子牟是魏国的王子，身世显赫，但有心追求颜回那种境界。他向瞻子请教说：“我虽然隐居在偏远的地方，心里却总是惦记着宫廷里荣华富贵的生活，这可怎么办呢？”瞻子说：“你要重视生命，重视生命自然就会轻视荣华富贵。”公子牟说：“道理我都懂，但我就是把握不住自己那颗向往荣华富贵的心。”瞻子说：“向欲念妥协虽然不好，但勉为其难也不好，那等于受到了两重伤害，这样的人活不长，索性顺着欲望好了。”评语说：公子牟是大国的显贵，要过隐居岩穴的生活当然比平民百姓困难得多。他虽然不能臻于道的境界，好歹也算有这份心意了。
看来《庄子》这部书虽然满是过激之辞，但也有如此人性化的一面，对人性的弱点虽然无可奈何，但也给予了同情的理解。[20]只是由此一途很自然地会发展到纵欲主义，事实也正是这样。
不过另一方面，庄子显然也低估了那些有权有势有钱有名的人，因为他们最有打折的本事，把一部被严重打了折的《庄子》当作自己在名利场上追逐奔跑的一件工具。庄子对于他们，就像刹车装置对于赛车手：一部赛车不仅需要强大的发动机和充足的汽油，同样需要灵敏的刹车装置，但刹车不是为了停下来，而是为了更快地跑到终点。
当然，有人会拿责任来做挡箭牌：位高权重，责任太大，虽然身居魏阙之下，心却向往江海之上。比如一国之君，就算完全被庄子说服，也不能甩手就走吧？
但其实庄子说过：“能。”国君之所以会说“不能”，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国家对自己很重要，那么，如果他不再觉得国家有多么重要了，岂不是就会回答“能”了吗？
这样的事例庄子讲过一个，说魏文侯听得道高人田子方讲了一番话，完全被震住了，只觉得身体动不了，嘴也张不开，恍悟自己从前的识见只是糟粕，于是起了向道之心，最后叹了一句：“魏国真是我的包袱啊！”（《庄子·外篇·田子方》）
还有一则故事，是说韩国和魏国争夺土地，韩昭僖侯大感烦恼，子华子劝慰他说：“如果有这样一份契约，拿到它就可以得到天下，但左手去拿就会被砍掉左手，右手去拿就会被砍掉右手，您愿意去拿吗？”韩昭僖侯说：“我不愿意。”子华子说：“很好。既然自己的一只手都比天下重要，而一只手当然不如整个身体重要，一个韩国当然也不如整个天下重要，您又何必为小小一个韩国而愁坏了身体呢？”韩昭僖侯恍然大悟：“来劝我的人很多，只有您的话说到了点子上。”（《庄子·杂篇·让王》）
看来这段文字的作者（无论是不是庄子本人）没有真正受过穷。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用一只手来换取天下未必就不值得，子华子如果拿这套说辞去对那些卖肾、卖身的人讲，不知道会得到怎样的回答。但韩昭僖侯身为一国之君，觉悟也许比弱势群体更高吧。
但是，韩昭僖侯后来有没有放任韩国不管，魏文侯后来有没有扔下魏国这个包袱，庄子一概没讲，只是《庄子·外篇·山木》讲的另外一个故事值得我们参照：鲁侯虽然一心一意操劳国事，但还是免不了忧患，所以脸色不太好看。市南宜僚劝慰他说：“狐狸和豹子栖居山林，算得上沉静了，而且昼伏夜出，算得上警惕了，但还是会被猎人捉住，这都是因为它们长了一身美丽的皮毛呀。而鲁国不正是您的皮毛吗？您只有把这个‘皮毛’丢掉，洗净内心，去除物欲，遨游于无人之野，忧患也就没有了。南方有个建德之国，那里的人单纯质朴，少私寡欲，只知道耕作却不知道储藏，帮助别人而不求回报，不知道什么是礼义，随心所欲，合于天道，所以活得很快乐，死得很安稳。我建议您舍弃国君之位，远离俗务，与道偕行。”
鲁侯有点担心：“这山长水远的，我怎么去呢？”
市南宜僚说：“您不要倨傲，不要执着，自然就能去到了。”
鲁侯还是担心：“这么远的路，谁陪我呢？没有足够的粮食，怎么能到呢？”
市南宜僚说：“只要减少费用，节制欲念，就算没有粮食也饿不着您……”
市南宜僚，循循善诱，长篇大论地劝说鲁侯放弃国君之位而与道遨游，言辞一如既往地优美迷人，但鲁侯被说服了吗？不知道，庄子没有交代。读者肯定会想，连庄子自己都知道这种事情荒谬绝伦，所以才不好意思安排出国君出走的桥段。——不，永远不要低估庄子的想象力，我们来看看《庄子·外篇·田子方》的一段故事：
故事是说，楚王和凡国的国君会面，没过一会儿，楚王身边的人来报告说：“凡国亡国了！”一连报告了三次，但凡君一点都不上心，最后说道：“我的国家虽然灭亡了，但我不是还好好地活着吗。如果凡国的灭亡不足以丧失我的存在，那么楚国的存在也不足以保全它的存在。这样看来，凡国并不曾灭亡，楚国也并不曾存在。”
我们不得不感叹，凡君真是太心宽了！如果不在神仙世界而在现实世界里寻找逍遥的典型，恐怕莫过于此了吧。而或许令人欣慰的是，按照庄子和老子的观点，也只有这样爱自己的身体胜过爱自己的国家的人，才最适合去做国家的统治者。
读者应该会被凡君深深地感动一回吧，而且比之“乘云气，御飞龙”，这绝对是一个可以接近的境界。如果我们自己也想修炼到这个境界的话，一定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有什么具体而简单有效的方法能让自己迅速达到凡君的境界呢？有的，《庄子》给出过这个方法：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今尔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此其过江河之流，不可为量数。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少，又奚以自多！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此其比万物也，不似豪末之在于马体乎？五帝之所连，三王之所争，仁人之所忧，任士之所劳，尽此矣。伯夷辞之以为名，仲尼语之以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尔向之自多于水乎？”（《庄子·外篇·秋水》）
这是《庄子》极著名的一段文字，大意是说，秋天河水上涨，河神因此而扬扬自得，以为天下之美都集于自己一身了，而当他看见了大海，这才知道自己的见识有多么短浅。于是海神给河神讲了一番道理，说别看我这海水无边无际的，但我一点也不会自满，因为我在天地之间就好像一块小石头在大山上一样。那么我们想想，四海在天地之间就像蚁穴在大泽里一样，而中国在四海之间就像米粒在粮仓里一样，人类在中国大地上不过是万物当中的一种，一个人在整个人类里也不过是无数分之一。这样看来，三王所争的，仁人所忧的，能人所苦的，不过如此而已。
的确，这样一想，人生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还有什么事情值得争夺、值得牵挂、值得烦恼呢？——古往今来有很多仁人志士、文人骚客都发出过这样的感慨，但该争的还是去争，该牵挂的还是牵挂。当我们看到如此这般的现实，难免感慨《庄子》之于世人，不过是提供了几句漂亮的牢骚话而已。
可能会有意志坚定的人，认为做人应该知行合一，既然想开了，就要以许由为榜样，以公子牟为教训，毅然决然地舍弃荣华富贵，找一片山林去隐居。——如果我们真遇到这样的人，一定要用最热情洋溢的言辞来赞美他的勇气，然后，把《庄子·外篇·缮性》的这一段指给他看：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淡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浇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
由是观之，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道之人何由兴乎世，世亦何由兴乎道哉！道无以兴乎世，世无以兴乎道，虽圣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隐矣。
隐，故不自隐。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庄子·外篇·缮性》）
大意是说，上古之人生活在混沌之中，淡然而无所求。那个时候，阴阳和谐，鬼神不来骚扰人世，四季正常流转，万物不受伤害，生物不会夭折，人的智力无处可用，这就是所谓的“至一”，无所作为而顺应自然。
后来世道变坏了，到了燧人氏和伏羲氏治理天下的时候，只能顺应民心而已，却无法返回至一之境。后来世道更坏，神农和黄帝治理天下，连顺应民心都做不到了，只能维持天下的安定罢了。等到唐尧和虞舜的时候，大兴教化，重视文饰和学问，曾经的淳朴便被彻底地破坏掉了，人的心眼也越来越多，迷乱的民众再也无法回到本初的自然状态了。在这样的世界里，得道高人就算不隐居在山林里，他的德行也好像被山林遮蔽了一样。
所以说，隐士并不是自己愿意去隐居的。古代所谓的隐士，并不是躲着不见人，并不是闭着嘴不表态，也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而是“时命大谬”，没赶上好时候。如果遇到合适的时机而大行于天下，他们就会返回“一”的境界而不显露行迹；如果时机不合适，处处碰壁，就潜藏而等待，这就是存身之道。
“反一无迹”，听上去颇具诗意，这样的庄子很像是意象派诗人艾米·洛威尔在中国式小诗《落雪》里描绘的那样：“雪花围着我低语，我的木屐在身后的雪地留下印迹。但没人会走过这条路，追寻我的足印。当寺庙的钟声再次响起，它们将被遮掩，将会消逝。”
如果把诗境打碎，这样的场景未必值得羡慕，似乎还是“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更好一些。于是，可以与《缮性》这段文字参照的，是《秋水》里假托孔子的一段话，说在尧舜的时代，天下没有不得志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智慧超卓；在桀纣的时代，天下没有得志的人，这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才能低劣。
所以说《庄子》是乱世之书、过激之辞。隐居，只是不得已的选择；隐居，也是在等待机会。——庄子可以正言若反，统治者也可以反言正用：一个时代隐士多，就说明政府很糟糕，那么，为了证明这个政府不糟糕，就不能容忍这些人继续隐居。韩非子为此奠定过理论基础，说太公望受封齐国的时候，当地有狂矞、华士两兄弟，他们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凿井而饮，自给自足而无求于人。太公望无法容忍这种人的存在，派人把他们抓起来杀了。周公旦在鲁国听说了这事，责问太公望说：“狂矞、华士都是贤人，你才赴任就杀贤人，这像什么话！”太公望为自己做了许多辩护，大略是说，先王留下来的治国之道非爵禄则刑罚，但是像狂矞、华士这种人，爵禄刑罚对他们都没用，当君主的没法统治他们，留他们做什么呢，还怕他们乱法易教呢，还是杀了的好。（《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从这个角度来看，庄子也幸好生在群雄竞逐的乱世，如果是生活在天下一统的暴政之下，想隐居怕也难了。西晋葛洪就生活在类似的情境之下，又有一再辞官的经验，于是假托附势公子和怀冰先生的对话，辩解说尧舜在位的时候有隐者许由，大禹在位的时候有隐者柏成子高，圣明的时代是有包容力的，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性情自由地选择和发展。（《抱朴子·外篇·嘉道》）况且把凡鸟的巢穴掀翻，凤凰也不会来了；把鱼鳖的池塘弄干，神龙也会跑走；杀害了一名士人，人才就不会来你这里了；太公望开了暴虐凶残之先河，是用治军的方法治理太平之世呀。（《抱朴子·外篇·逸民》）
葛洪的话并没有说服所有人，历代统治者对隐士或多或少都不太满意，譬如明朝开国，朱元璋也是学过太公望的。所谓“古之清高，今之逋逃”（《抱朴子·外篇·逸民》），这个罪名着实不轻。尤其在大一统的年代里，要想“鼷腹鹪枝，从吾所好”（袁宏道《善哉行》，化用《庄子·内篇·逍遥游》“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的典故），往往并不那么容易。
不过，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追问一下，庄子不是说隐居只是不得已的选择吗，如果给庄子等来了时机，让他真的可以“大行于天下，返回‘至一’的境界而不显露行迹”，他具体会怎么做呢？
这就只能见仁见智了，甚至有人认为庄子会推行孔子之道，尊崇儒家六经，那些寓言、重言、巵言不过是在乱世之中不得已的伪装。（方以智《药地炮庄》引刘概语）
这个说法实在是太大胆了，但也不是找不到同道，明初的宋濂就认为儒分七种，孔子为道德之儒，为万世之宗，庄子是旷达之儒，虽然对孔子望尘莫及，但好歹也算一儒。（《七儒解》）继续追溯下去，苏轼曾推测庄子是以道为表，以儒为里，其实是个帮孔子说话的人。（《庄子祠堂记》）韩愈则追溯庄子的师承，认为孔门弟子遍布四方，子夏的一支教出了田子方，田子方的一支就教出了庄子。（《送王埙秀才序》）
好吧，就算庄子真是儒家，就算他在时命大谬中等待时来运转，但我们肯定会问：究竟能等到这个好机会吗？就算庄子本人等不到，我们能等到吗？——这个问题对于庄子就等于是说：我们还能返回上古的那个“至一”之境吗？
遗憾的是，无论庄子对上古社会的描述是否羼杂了太多想象的修饰，但让社会倒回去，这绝非易事。王夫之在读《庄子》的时候感叹过一句话：天下既然已经有人了，又怎能使它没人呢？天下既然已经有很多人了，又怎能把人变少呢？（《庄子解》）
庄子“深根宁极而待”，在山野岩穴之间等待着属于自己的时机。但是，如果我们足够细心的话，就会发现一个令人欲哭无泪的问题：绕了一大圈，这不还是“有待”吗？
信奉老庄哲学的古代士人常常给我们留下一个散淡官场、寄情山水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逍遥游于山水之间似乎是一种令人仰慕的高士风范，那么山水对于人心来说，在庄子的视野内，究竟有怎样的意义呢？——也许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积极：
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庄子·外篇·刻意》）
在这段文字里，那些优哉游哉的闲人逸士反而是庄子批评的对象，而他推崇的天地之道、圣人之德是“无江海而闲”。也就是说，闲与不闲是取决于内心，而非取决于外部的环境。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
山林与！皋壤与！[21]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乐未毕也，哀又继之。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庄子·外篇·知北游》）
大意是说，山林啊，原野啊，使我欣然快乐啊！但快乐还没有消退，悲哀便继之而起。悲哀与快乐都是我所不能主宰的，它们要来我无力抵抗，它们要去我也无力挽留。可悲啊，人心只不过是外物的旅社罢了。
人心容易触景生情，春天会想到“离恨恰如春草，渐行渐远还生”，秋天会感慨“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摇落而变衰”，从nature’s first green会联想到so dawn goes down to day, nothing gold can stay，马不停蹄的忧伤似乎无处可逃。那么，应该怎么做才好呢？
目彻为明，耳彻为聪，鼻彻为颤，口彻为甘，心彻为知，知彻为德。凡道不欲壅，壅则哽，哽而不止则跈，跈则众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无降，人则顾塞其窦。胞有重阆，心有天游。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于人也，亦神者不胜。（《庄子·杂篇·外物》）
这段话除最后一句极费解外，整体的意思还是很清晰的：视觉通畅就是明，听觉通畅就是聪，嗅觉通畅就是颤，味觉通畅就是甘，心灵通畅就是智，智慧通畅就是德。道不喜欢被壅塞，壅塞便会梗阻不通，长此以往就会产生种种弊害。有知觉的生物都要呼吸，呼吸不通畅不是上天的罪过。大自然的气息日夜不停地贯通人的孔窍，是人自己把孔窍阻塞住了。人身体的胞膜存有空隙，人的心灵有天然之游。试想房间如果太过逼仄，婆媳之间就很容易闹出矛盾；心灵如果没有天然之游，六窍就会扰攘壅塞。
庄子在这里强调的是“心有天游”，而不是用腿脚和车马去旅游。所以清代初年的《庄子》注释家宣颖对这段文字相当激赏，说一个人只要心有天游，那么方寸之内就会逍遥无际，没必要真去名山大川旅游一趟。那些见到开阔的自然风景而觉得心情疏朗的人，都是因为平日里心胸逼仄的缘故，像谢灵运那些寄情山水的所谓名士在《庄子》这番话面前真该感到惭愧。（《南华经解》）
因外物而喜，因外物而哀，这仍然是有待之境，心灵是不自由的。在旅游成为时尚的今天，庄子的这种论调一定很不讨喜，不过，如果我们非要挖掘出其中积极的实用价值的话，不妨提出这样一个建议：有钱的人尽量出门旅游，没钱的人大可以关在家里享受境界更高的“心有天游”。如果大家都能这么想，这一定就是和谐吧？
第一个问题关乎性善与性恶，关乎道德是否可教，关乎恶是否真实存在。这些都是哲学史上的经典问题了。所谓无是无非、无善无恶，这在普通人看来绝难接受，但在哲学上是绝对讲得通的。
我所知道的最清晰的辩解来自斯宾诺莎，“这原不足怪，因为自然不为人的理智的规律所拘束。人类的理智的规律其目的只在求人的真正的利益与保存；自然的界限更要无限宽广，与自然的永恒的秩序相连。在此秩序中人不过是一个微粒而已。正是由于这个必然性，所有的个体都用某种特别的方式以生活与活动。所以，在自然界中，若是有什么我们觉得是可笑、荒谬或不好的东西，那是因为我们只知道一部分，几乎完全不知道自然整体的秩序与依存，而且也是因为我们要事事物物都按我们人类理智的命令安排。实际上，理智所认为恶者，若按自然整体的秩序和规律而言，并不是恶，其为恶是仅就我们的理智的规律而言。”（《神学政治论》，第213—214页）
这段话可以看作庄子是非善恶观念的西式表达，如果能以这样的哲学的眼光去看，秦桧也好，高衙内也罢，未必就是坏人。后来莱布尼茨发展了这个观念，将之从形而上拉到了形而下的层面，以至于伏尔泰在《老实人》里杜撰了一位莱布尼茨的庸俗信徒邦葛罗斯博士，当救命恩人雅各感叹世界充满邪恶的时候，已经在邪恶中失去了一只眼睛和一只耳朵的邦葛罗斯博士超然地回答道：“这些都是应有之事，个人的苦难造成全体的幸福；个人的苦难越多，全体越幸福。”
有趣的是，《老实人》是伏尔泰的晚年之作，而他的早期作品《查第格》竟然表现过一种并不亚于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他借着天使之口道出了这样一则真理：“恶人终究是苦恼的，他们的作用不过是磨炼世上少数的正人君子；须知善恶相生，没有一种恶不生一点善果的。”
的确，最大的恶可以彰显最大的善，这正如酷暑和冷饮的关系。较之无善无恶的世界，最邪恶的世界的善的总和显然更多。有趣的是，正是基于这同一考虑，莱布尼茨才（至少在表面上）做了一个现有秩序的辩护者，而庄子则施施然走进了对立的阵营。
不过，为了把问题看得更清楚一些，我们有必要暂时跳出哲学的领地。
得益于现代学术的发展，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知道的比庄子更多，判断力自然也比他更强。心理学家劳伦斯·柯尔伯格在1963年发表过一篇经典的论文，研究道德准则的生成过程，提出人的道德标准的形成要经历六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小孩子是以行为的后果作为是非的标准，判断一件事是对是错，取决于做了这件事之后是会被奖励还是被责打；第二阶段，自我中心开始形成，判断是非的依据就是单纯的个人好恶。这两个阶段被称为“前道德水平”，意味着道德标准还没有真正发展起来。
到了第三阶段，小孩子开始重视别人的态度和利益了，知道了能让别人高兴的事也是好事，尽管这件事情不一定对自己有利；第四阶段则有了责任和义务的意识，乐于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和法律规范，认为凡是遵纪守法的行为都是好的。这两个阶段被称为“遵从习俗角色的道德水平”，《悲惨世界》里的沙威看来就停滞于这个阶段，没能继续发育下去。
沙威如果能把道德水平发育到第五个阶段，就会承认这社会上既有合法而不合情理的事，也有合情合理而不合法的事，至少某些法律比另外一些法律更好，遇到冲突的时候不妨遵循某种特定的程序寻求对法律的一些改善，对冉·阿让就不会那么紧逼不舍。我们普通人比沙威强一点，但也只能达到第五阶段。在第六阶段，良知完全凌驾于任何社会习俗与法律法规之上，柯尔伯格认为只有一些伟人，比如圣雄甘地、马丁·路德·金，道德感才发展到了这一阶段。这两个阶段被称为“自我接受准则的道德水平”，是人类道德标准发展的顶点。
并且，这六个发展阶段是不可能被跨越的，也就是说，一个正处在第一阶段的小孩子，无论你怎么教育他，他也不可能不经由第二阶段而直接跨入第三阶段。柯尔伯格尤其强调的是，这六个阶段分别都是独一无二的道德推理方式，而不是小孩子在一步步地加深着对成年人道德观念的理解。[18]（劳伦斯·柯尔伯格，1963）
后续研究不断证实着柯尔伯格的理论，并且确认了它的普世性。那么，我们就基于柯尔伯格的研究来回答庄子：是非观念的具体内容的确是“社会”的，但其形式却是“自然”的，也就是说，一个生活在三千年前的埃及人和一个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尽管是非观念很可能大相径庭，但这些观念的形成过程却不会有什么两样。并且，只要不否认人类是一种群居生物，那么是非观念就必然会按部就班地形成，而无论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这就意味着，当庄子主张恢复到自然状态并伸张人性的时候，这个自然状态其实是反自然的，这个人性其实是反人性的，这就是他的观点注定行不通的原因。而那些所谓庄子逍遥思想的践履者，肯定都是先把庄子打过折的，纯粹庄子式的逍遥没有任何人能够做到，包括庄子自己。这也就回应了上面的第二个问题。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看第三个问题：如果现实生活中当真有人做到了庄子式的逍遥，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倘若我们考虑得世俗一些，其最佳答案或许就是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轻”就是一种逍遥，托马斯不受女人所累的“性友谊”，萨宾娜连祖国和家庭都没有的无拘无束，可正如书名所示，轻，终于成为生命中不能承受的东西。
当然，托马斯和萨宾娜的“轻”虽然在世俗意义上颇似庄子的“逍遥”，但庄子无疑比他们彻底得多。至于逍遥的典范人物，庄子也许真的见过，他在《逍遥游》的后文里，借着肩吾和连叔的一段对话，把这样一个人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肩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返。
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
连叔曰：“其言谓何哉？”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
连叔曰：“然。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犹时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热。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庄子·内篇·逍遥游》）
肩吾和连叔聊起了接舆，肩吾说：“接舆这个人说话总是大而无当，不着边际，听起来云山雾罩的，和人情世故离得太远。”（按：庄子这里很有几分夫子自道的味道，因为这很可能正是别人常拿来批评他自己的话，他设计了这样一个场景来为自己辩解。）连叔问道：“接舆都怎么说啊？”肩吾说：“他说：‘在遥远的姑射山上住着一位神人，肌肤好似冰雪，气质好似处女，不吃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遨游在四海之外。他的精神凝聚，使万物不受灾害而粮食丰收。’我觉得他这是胡说八道，所以我不信他。”
连叔说：“唉，人没法和瞎子一起欣赏美丽的文采，没法和聋子一起欣赏动听的音乐。岂止形体有聋盲呢，心智也有聋盲，你就是这种人呀。那位姑射山的神人与天地万物合一，怎肯去操心世间的俗务呢。没有什么能伤得了他，就算滔天的洪水也淹不死他，能令金石熔化、土山焦枯的大旱也热不到他。他身上的一粒灰尘就可以塑造出尧舜，他怎肯去操心世间的俗务呢？”
看过这段描写，见识了这位“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当中的神人，我们应该叹息一声，所谓“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原来并非说心灵的驰骋神游，而是一个人当真可以“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这两句话是可以互参的。那些有着朴素唯物主义情怀的读者，至此大约会感到一些沮丧——用庄子的话说，这就是主观成见、是非观念作祟，如此则不足以语逍遥。
这样的一位神人，并非庄子兴之所至而信口胡诌的，他对这事一直很认真。所谓大旱热不死，洪水淹不死，常人之所以觉得匪夷所思，只不过因为我们都像那位肩吾一样，是心智上的聋盲。
《庄子》后文不断重复着这一描述，比如《庄子·内篇·齐物论》形容“至人”的神奇，说山火热不到他，严寒冷不到他，雷霆怒号也不会使他受伤，惊涛骇浪也不会使他惊惧，他乘着云气，骑着日月，遨游于四海之外。
庄子对至人、神人、圣人、真人的区分并不明确，一段用在至人身上的描述同样也可以用在神人身上，看来他们都是同样的人，只不过名号不同罢了。再如《庄子·内篇·大宗师》形容古代的真人，说他们登高不惧，下水不湿，入火不热，简直就是赴汤蹈火如履平地了，如是者不可谓不逍遥。
读《庄子》若真能学成这样一身本领，花再多的时间都值得。但我们先要弄清两个问题：第一，庄子虽然这么讲，可你信吗？第二，无论真人也好，神人也罢，究竟怎么做到这一步的——要具体说，而不要用“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之类的描述。
信或不信的问题，不仅与个人有关，更与时代有关。在我们轻看古人的见识之前，不妨回顾一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那场举国狂欢式的气功和特异功能热。这仅仅是二三十年前的事情，小到耳朵识字，大到呼风唤雨，一代代大师也像庄子一样“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甚至可以和宇宙高等智慧生命直接以语言沟通，区区下水不湿、入火不热又算得了什么呢？
活生生的至人、神人、真人摆在我们的眼前，活生生地给我们发功，活生生地赚我们的钱。到了今天，他们当中的大多数赚得盆满钵满的人已经真正地远离俗务了，不经意间就淡出了公众的视野，也许正在藐姑射山上吸风饮露吧。也许早已在暗中拯救地球很多次了，只是本着“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心态，其功绩不为我们所知罢了。
至于第二个问题，虽然看似拙朴得令人讨厌，却是每一位认真的读者都绕不过去的，就连庄子和他的追随者也绕不过去。《庄子·外篇·秋水》描写北海若教育河伯，说极高修养的人之所以能水火不侵、禽兽不伤，并非写实之辞（这就是说，倘若真的用水淹、用火烧，就算至人、神人也活不了），而是形容他们有敏锐的眼光可以辨别处境的安危，有平和的心境可以应对好运和厄运，他们的一进一退都小心谨慎，所以才能免于伤害。
问题的关键不过是“谨于去就”四个字，这真是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的解释，一定会击碎很多人心中美丽的憧憬。但雪上加霜的是，在《庄子·外篇·达生》里，列子向关尹问出了这个横亘在我们心中的问题：“所谓至人，水里也行得，火里也行得，他们是怎么才达到这般修为的？”关尹说：“人家不是靠智巧和勇敢，而是懂得保守纯和之气。”关尹又说了很多玄虚的内容，对我们的理解很难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但他最后作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喝醉了酒的人从车上掉下来，虽然会受伤，但不会摔死。同样都是人，为什么喝醉的人反而没有清醒的人摔得重呢，这是因为他的精神凝聚，乘车也不知道，摔下来也不知道，死生惊惧根本烦扰不到他。一个人得全于酒尚且如此，何况得全于天呢！”
《庄子·外篇·田子方》拟了一段孔子的议论，说古时候的真人，穿越大山而不受阻碍，踏入深渊而不被淹没，处在卑微的境地而不倦怠。——这本该给我们一些鼓舞，但可惜这里说的并非真人的身体，而是他的“神”。换言之，得道高人之所以酷暑时节可以不吹空调，不是因为修炼成了寒暑不侵之体，只不过“心静自然凉”而已。
是取朴素之解还是华丽之解，这主要就看一个人属于道教还是儒家了，道教以此修仙，儒家以此处世。秦朝末年，陈胜造反的时候，诸将都忙着抢地盘，只有周市五次向陈胜辞谢魏王之位，坚称“天下昏乱，忠臣乃见”，一定要立魏国的王室后人，最后自己只做了魏国之相，王夫之认为周市之言就是“大浸稽天而不溺，疾雷破山而不震”。（《读通鉴论》卷一）儒家读《庄子》，总有自己特殊的眼光。
抛开立场不谈，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一个问题：《逍遥游》《齐物论》《大宗师》，这三篇极尽渲染所谓乘云气，御飞龙，遨游在四海之外的都属内篇，而《秋水》《达生》《田子方》，这三篇给出合乎人情的朴素解释的都属外篇，这是否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内篇基本看作庄子本人的著作，而把外篇基本认作庄子后学的著作的话，是否说明庄子原来真的相信那些神通广大的奇人异事，而庄子的后学难以接受这些怪力乱神，又不便直接反对他们的前辈祖师，所以才致力于使内篇的玄虚描写“合理化”呢？
如果这个推测成立，必然会带出另一个问题：这种“合理化”的努力除了满足常人的理解能力外，究竟符合庄子的本意吗？
当然，另外一种可能是，《秋水》《达生》《田子方》三篇也出自庄子本人的手笔，只不过相对内篇晚出而已，是庄子在讲了那些水火不侵的奇人异事之后遇到了质疑，这才继续撰述以做出详细的解释。或者，即便这三篇就是出自后学之手，但他们只不过是道出了老师未曾记录下来的意见罢了。
不过，对于那些缺乏考据兴趣的读者来说，这倒不是什么很要紧的问题，重要的是，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解释真的成立吗？醉酒的例子倒还算说得通，但“谨于去就”难道也可以吗？所谓“谨于去就”，着了一个谨小慎微的“谨”字，也就是教人瞻前顾后、三思而行，难道这样也叫逍遥吗？
这正反映出《庄子》的一个特点：虽然话题经常玄而又玄、不近人情，但毕竟不是任何人都生活在真空里的，所以若一不小心把话说回现实，就不免生出自相矛盾的地方。
但这样的答案是不会让人甘心的。我们很想知道，所谓“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难道真的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法不成？换句话说，庄子难道真的就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实实在在地通向逍遥之境的可行方案吗？
这个方案其实是有的，而且非常简单明了，简单到只有两个字——每个人都能读懂并心领神会的两个字：去死！
正所谓大道至简，“去死”就是这样一种简单而深刻、奧妙而隐秘的观念，只是长久以来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挖掘的闪光思想，因为较之古人，现代人“去死”的条件要好得多。
引一段上文已经略有提及的文字，《大宗师》讲：
何谓真人？古之真人，……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庄子·内篇·大宗师》）
这一段的大意，是形容古代的真人登高不惧，下水不湿，入火不热，因为他们是“登假于道”的人。所谓“登假于道”，郭象说这是智识达到了道的高度，成玄英说“登”的意思是“升”，“假”的意思是“至”，“登假于道”就是“升至玄道”。当代学者一般也沿袭着这个解释，陈鼓应先生翻译这句话说：“只有知识能到达与道相合的境界才能这样。”所谓登假，就是登至。
这个词也出现在《庄子·内篇·德充符》里，孔子赞美一位叫作王骀的圣人，说他“彼且择日而登假”，陈鼓应注“登假”为“升于高远，形容超尘绝俗的精神”。（《庄子今注今译》，第148页）
追本溯源的话，“登假”其实是个专有名词，本义是火葬。《墨子·节葬下》讲秦国的西边有个仪渠国，父母死后，儿子要堆积柴薪来火葬，烟气上升，谓之“登遐”。所谓登遐，即登假、登霞，后来儒家用它来讳称帝王之死。《汉书·郊祀志》记录了谷永劝谏汉成帝不可迷恋神仙方术的一份奏章，说骗子们把神仙吹得天花乱坠，认为神仙可以“登遐倒景”。如淳注对这个短语做了解释，这是说神仙可以飞行到日月之上，所以影子和我们地面上的人是相反的。《楚辞·远游》有“载营魄而登遐兮，掩浮云而上征”，是说魂魄飞上了云端。而究其原委，“登假”不过是火葬时的烟气升腾罢了。闻一多专门做过考证，结论是：“火葬的意义是灵魂因乘火上天而得永生，故古书所载火葬俗流行的地方，也是‘不死’传说发生的地方。”（《神仙考》）
这时再看庄子所谓的“登假于道”，我们便会有新的一层体会了。至于“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很可能就是灵魂乘着火葬的烟气升到了高空，自然登高不惧，下水不湿，入火不热，在摆脱了形体的束缚之后终于在天地之间一任逍遥了。
这真是一种饱含诗意的追求，仿佛“一旦脱离自然，我将永远不再以任何自然物体为形”。（叶芝《驶向拜占庭》的诗句）然而为了取信于人，总要有一些实际的例子才好。
远古的例子譬如黄帝时候的宁封子。据晋人干宝的记载，宁封子是黄帝的陶正，掌管陶器制作，曾有异人拜访过他，为他掌火，在五色烟火中自由出入。时间久了，异人就把本领传授给了宁封子，后者积聚火势以自焚，随着烟气上下。人们察看那剩余的灰烬，还能看到宁封子的骸骨。（《搜神记》卷一）
更可考一些的证据当然还得在《庄子》本文里去找，于是我们会在《庄子·内篇·大宗师》里找到线索，其中讲述道的神奇，说傅说得道之后便有能力辅佐商王武丁治理天下，死后乘着东维星，骑着箕尾星，与众星同列。——对于这段内容，许多学者认为纯属神话，是后人添加的。但我们不妨关注一下紧承这段话的一句佚文：“其生无父母，死登遐，三年而形遁，此言神之无能名者也。”[19]虽然“其生无父母”不易理解，但我们至少知道，这里讲的，很像是道士们所谓的尸解升仙。
王骀的登假看来怕是升仙去也，古之真人的登假则是智识登假到了道了境界，取的是登假的引申义。这让我们很矛盾，智识上达于道又能如何呢？如果连御风而行的列子都属于未臻逍遥之境的有待，那么我们有待于吃，有待于穿，有待于房，连列子都比不上呢，何谈无待！或许还是该学王骀那样“择日而登假”，嘱咐儿孙把自己火葬了吧。
尽管庄子反复申说，死，是一件多么令人向往的事情，但常人还是觉得好死不如赖活着。如果死了才能逍遥，不但常人难以接受，就连庄子的学生们也想另外找个办法，于是有了《庄子·外篇·天道》这样一段解释：
夫子曰：“夫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故万物备。广广乎其无不容也，渊乎其不可测也。形德仁义，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为之累。天下奋棅而不与之偕，审乎无假而不与利迁，极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遗万物，而神未尝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义，宾礼乐，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庄子·外篇·天道》）
这段话开头是“夫子曰”，显见是学生引述老师的话。那么，谁是学生，谁是老师呢？成玄英相信庄子的老师是老子，所以断定这个“夫子曰”就是庄子在引述老子的话。但庄子师承老子的说法如今已经不再被人采信了，而从先秦文献的惯例来看，这位“夫子”最有可能是庄子本人，而这段文字应当出自庄子的后学之笔。
难于推断的是，对“夫子曰”的引述到底结束在什么地方。依照王孝鱼先生的点校，一对引号囊括首尾，但我琢磨着引号应该结束在“非至人孰能定之”，学生在引过老师的言论之后，接下来自己做了一番发挥，而这番发挥正是对“至人”的描述。
按照我自己的标点来解释一下这段话的大意：老师（庄子）说：“所谓道，再大的东西也装得下，再小的东西也落不掉，所以囊括万物。啊，真是大不可围、深不可测啊！无论是赏罚还是仁义，都是精神的末迹，只有至人才能确定它们。”（按：能定赏罚仁义的不会是普通人，而是国君、天子。庄子在这里把至人摆在了国君、天子的位置上，所以接下来的发挥就是基于这一点的。）至人统治天下，责任当然很大，但就算这么大的责任也不会烦扰到他。天下人疯狂地争权逐利，但他一点都不在意这些。他守本归真，所以对天地万物都不上心。他通于道，合于德，摒弃仁义礼乐，所以心有所定。
至人对权力与利益全不在意，是为“无假”，即无所依托，无所凭借，也就是“无待”。因为至人的幸福生活并不是从权力与利益得来的，自然便对它们毫不介怀，来便来，去便去，无所谓。这对“无待”的道理已经算是阐释得很朴素了，我们当然可以照方抓药，通于道，合于德，不争权，不夺利：升迁的机会被别人抢了，无所谓；工资被老板克扣了，无所谓；孑然一身流落街头，无所谓。
虽然不必去死，但这毕竟也是太高的一种精神境界，难道至人就没考虑过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吗？——庄子倒是为我们举了一个例子：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
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庄子·内篇·逍遥游》）
这是很漂亮的一段文字，大意是说，尧去找隐士许由，想把统治者的位子让给他，但许由坚决不答应，并且用了一个比喻来表达自己的人生观，即“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是说小鸟在林子里栖息，所需要的不过是一枝树枝，鼹鼠到河边饮水，所需要的不过是灌满肚子。许由的言下之意是，我就是想有张床睡，有口饭吃，这就够了，其他一概不需要，更别说你想把天下给我了。
看来许由算是个逍遥之人了。更重要的是，他并没有乘云气、御飞龙，倒像是一个现实世界里的普通人。这样的人，总可以做我们的榜样了吧？
的确，许由的仰慕者很多，他的这段话也经常被人引用。但仰慕归仰慕，引用归引用，这个标准依然太高，没几个人能学得来。如果我们又听到有谁在说“鹪鹩巢于深林……”，应该相信这就像一个疲倦的人抱怨生不如死一样，一般他是不会当真去死的。
许由的格言毕竟太漂亮，太有诱惑力，但一个居然很深奥的道理是：我的确一顿只能吃下一斤，但这是一斤糠还是一斤肉呢，好像不太一样；我的确只能睡一张床的地方，但这张床是摆在贫民窟里还是摆在别墅里，好像也不太一样。另一方面，我的确一顿只能吃下一斤，虽然这只是一斤糠，但我愿意吃糠，问题只是，如果我家里只有一斤糠，我不确定明天是否还能吃到同样的一斤糠，我是不是就有储备的必要呢？古人的农业政策有所谓“三年耕而余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盐铁论·力耕》），所以，虽然我只有一斤糠的饭量，但我需要更多的糠，也许这就是贪婪吧。
贪婪是人的本能，也是动物的本能。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彻底地顺应天性，就有必要顺应贪欲。人之所以比动物贪得更多，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人的贪欲更大，而是因为人的能力更强。我们看看动物的世界，骆驼喝水，蟒蛇吃肉，一有机会就需要暴饮暴食，因为它们没有水桶和冰箱，只能靠身体来多做储存。这个道理似乎庄子自己也明白的，所以才说：
故足之于地也践，虽践，恃其所不蹍而后善博也；人之知也少，虽少，恃其所不知而后知天之所谓也。（《庄子·杂篇·徐无鬼》）
大意是说，脚踏在地上的地方虽然只是很小的一块，但如果不依恃那些没踩到的广大土地就没法走路；人知道的东西虽然很少，但可以依恃那些不知道的东西来认识天道。
庄子和惠子也有一段类似的对话：
惠子谓庄子曰：“子言无用。”
庄子曰：“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夫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厕足而垫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用。”
庄子曰：“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庄子·杂篇·外物》）
惠子批评庄子的言论没有用处，庄子辩解说：“知道了无用才能谈有用。天地是如此的广大，而人所占用的不过是一小块容足之地罢了，但如果只保留你的这一小块立足之地，把其他地方都挖空，你站的这一小块地方还有用吗？”惠子回答说：“没用。”庄子说：“这不就是无用的用处吗？”
根据这个道理，鹪鹩巢于深林，虽然不过一枝，但绝对不能只有这一枝；偃鼠饮河，虽然不过满腹，但需要的水绝对要比满腹的那点多得多才行。人虽然一顿只能吃一斤，但需要的远远不止一斤；虽然只能睡一张床，但需要的远远不止一张床的空间。这个道理《庄子》竟然讲到了，这也正是《老子》所谓的“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一隅。就算对这样的“无”不拥有私人产权，至少也要有一定的使用或支配的权利。
但这样一讲，我们的麻烦又回来了：到底怎么才能逍遥呢？有没有更实际一点的例子呢？
实际一点的例子是有的，其现实指导性要比许由的故事强得多：
孔子谓颜回曰：“回，来！家贫居卑，胡不仕乎？”
颜回对曰：“不愿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飦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学夫子之道者足以自乐也。回不愿仕。”
孔子愀然变容曰：“善哉回之意！丘闻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审自得者失之而不惧，行修于内者无位而不怍。’丘诵之久矣，今于回而后见之，是丘之得也。”（《庄子·杂篇·让王》）
大意是说，孔子不理解颜回为什么家境贫寒却不肯出去做官，颜回回答说：“我在城外有五十亩田，够喝稀粥了；城里还有十亩田，够织丝麻了；以弹琴来消遣，以从您那里学来的道理自乐，我不愿意做官。”孔子很受触动：“你的觉悟太高了！我听说知足的人不受利益的牵累，自适的人受了损失而不忧虑，修养内心的人没有爵位而不自卑。我念叨这话很久了，今天在你身上见到了，这是我的收获呀！”
这个故事把颜回的背景交代得很现实，他是一个小有产业的人，城里城外一共有六十亩地，干饭虽然吃不饱，但稀粥管够，还有一点费用低廉的娱乐，于是乎逍遥自适。我们今天的普通读者完全可以有样学样，社会竞争虽然激烈，但要过上顿顿有稀粥的日子还算不难，再有一把口琴和两本书，就完美了。
但是，权贵们恐怕会说：“颜回本来就是个穷人，做到这样当然不难，可像我们这样过惯了有权有钱、随心所欲的日子的人，天天喝稀粥肯定受不了。我们虽然知道做人应该清心寡欲、知足常乐，但实在做不到。请问，有什么专门针对我们权贵人家的逍遥方案吗？”
很幸运，这个方案也是有的：
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
瞻子曰：“重生。重生则利轻。”
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
瞻子曰：“不能自胜则从，神无恶乎？不能自胜而强不从者，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
魏牟，万乘之公子也，其隐岩穴也，难为于布衣之士；虽未至乎道，可谓有其意矣！（《庄子·杂篇·让王》）
大意是说，公子牟是魏国的王子，身世显赫，但有心追求颜回那种境界。他向瞻子请教说：“我虽然隐居在偏远的地方，心里却总是惦记着宫廷里荣华富贵的生活，这可怎么办呢？”瞻子说：“你要重视生命，重视生命自然就会轻视荣华富贵。”公子牟说：“道理我都懂，但我就是把握不住自己那颗向往荣华富贵的心。”瞻子说：“向欲念妥协虽然不好，但勉为其难也不好，那等于受到了两重伤害，这样的人活不长，索性顺着欲望好了。”评语说：公子牟是大国的显贵，要过隐居岩穴的生活当然比平民百姓困难得多。他虽然不能臻于道的境界，好歹也算有这份心意了。
看来《庄子》这部书虽然满是过激之辞，但也有如此人性化的一面，对人性的弱点虽然无可奈何，但也给予了同情的理解。[20]只是由此一途很自然地会发展到纵欲主义，事实也正是这样。
不过另一方面，庄子显然也低估了那些有权有势有钱有名的人，因为他们最有打折的本事，把一部被严重打了折的《庄子》当作自己在名利场上追逐奔跑的一件工具。庄子对于他们，就像刹车装置对于赛车手：一部赛车不仅需要强大的发动机和充足的汽油，同样需要灵敏的刹车装置，但刹车不是为了停下来，而是为了更快地跑到终点。
当然，有人会拿责任来做挡箭牌：位高权重，责任太大，虽然身居魏阙之下，心却向往江海之上。比如一国之君，就算完全被庄子说服，也不能甩手就走吧？
但其实庄子说过：“能。”国君之所以会说“不能”，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国家对自己很重要，那么，如果他不再觉得国家有多么重要了，岂不是就会回答“能”了吗？
这样的事例庄子讲过一个，说魏文侯听得道高人田子方讲了一番话，完全被震住了，只觉得身体动不了，嘴也张不开，恍悟自己从前的识见只是糟粕，于是起了向道之心，最后叹了一句：“魏国真是我的包袱啊！”（《庄子·外篇·田子方》）
还有一则故事，是说韩国和魏国争夺土地，韩昭僖侯大感烦恼，子华子劝慰他说：“如果有这样一份契约，拿到它就可以得到天下，但左手去拿就会被砍掉左手，右手去拿就会被砍掉右手，您愿意去拿吗？”韩昭僖侯说：“我不愿意。”子华子说：“很好。既然自己的一只手都比天下重要，而一只手当然不如整个身体重要，一个韩国当然也不如整个天下重要，您又何必为小小一个韩国而愁坏了身体呢？”韩昭僖侯恍然大悟：“来劝我的人很多，只有您的话说到了点子上。”（《庄子·杂篇·让王》）
看来这段文字的作者（无论是不是庄子本人）没有真正受过穷。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用一只手来换取天下未必就不值得，子华子如果拿这套说辞去对那些卖肾、卖身的人讲，不知道会得到怎样的回答。但韩昭僖侯身为一国之君，觉悟也许比弱势群体更高吧。
但是，韩昭僖侯后来有没有放任韩国不管，魏文侯后来有没有扔下魏国这个包袱，庄子一概没讲，只是《庄子·外篇·山木》讲的另外一个故事值得我们参照：鲁侯虽然一心一意操劳国事，但还是免不了忧患，所以脸色不太好看。市南宜僚劝慰他说：“狐狸和豹子栖居山林，算得上沉静了，而且昼伏夜出，算得上警惕了，但还是会被猎人捉住，这都是因为它们长了一身美丽的皮毛呀。而鲁国不正是您的皮毛吗？您只有把这个‘皮毛’丢掉，洗净内心，去除物欲，遨游于无人之野，忧患也就没有了。南方有个建德之国，那里的人单纯质朴，少私寡欲，只知道耕作却不知道储藏，帮助别人而不求回报，不知道什么是礼义，随心所欲，合于天道，所以活得很快乐，死得很安稳。我建议您舍弃国君之位，远离俗务，与道偕行。”
鲁侯有点担心：“这山长水远的，我怎么去呢？”
市南宜僚说：“您不要倨傲，不要执着，自然就能去到了。”
鲁侯还是担心：“这么远的路，谁陪我呢？没有足够的粮食，怎么能到呢？”
市南宜僚说：“只要减少费用，节制欲念，就算没有粮食也饿不着您……”
市南宜僚，循循善诱，长篇大论地劝说鲁侯放弃国君之位而与道遨游，言辞一如既往地优美迷人，但鲁侯被说服了吗？不知道，庄子没有交代。读者肯定会想，连庄子自己都知道这种事情荒谬绝伦，所以才不好意思安排出国君出走的桥段。——不，永远不要低估庄子的想象力，我们来看看《庄子·外篇·田子方》的一段故事：
故事是说，楚王和凡国的国君会面，没过一会儿，楚王身边的人来报告说：“凡国亡国了！”一连报告了三次，但凡君一点都不上心，最后说道：“我的国家虽然灭亡了，但我不是还好好地活着吗。如果凡国的灭亡不足以丧失我的存在，那么楚国的存在也不足以保全它的存在。这样看来，凡国并不曾灭亡，楚国也并不曾存在。”
我们不得不感叹，凡君真是太心宽了！如果不在神仙世界而在现实世界里寻找逍遥的典型，恐怕莫过于此了吧。而或许令人欣慰的是，按照庄子和老子的观点，也只有这样爱自己的身体胜过爱自己的国家的人，才最适合去做国家的统治者。
读者应该会被凡君深深地感动一回吧，而且比之“乘云气，御飞龙”，这绝对是一个可以接近的境界。如果我们自己也想修炼到这个境界的话，一定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有什么具体而简单有效的方法能让自己迅速达到凡君的境界呢？有的，《庄子》给出过这个方法：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今尔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此其过江河之流，不可为量数。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少，又奚以自多！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此其比万物也，不似豪末之在于马体乎？五帝之所连，三王之所争，仁人之所忧，任士之所劳，尽此矣。伯夷辞之以为名，仲尼语之以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尔向之自多于水乎？”（《庄子·外篇·秋水》）
这是《庄子》极著名的一段文字，大意是说，秋天河水上涨，河神因此而扬扬自得，以为天下之美都集于自己一身了，而当他看见了大海，这才知道自己的见识有多么短浅。于是海神给河神讲了一番道理，说别看我这海水无边无际的，但我一点也不会自满，因为我在天地之间就好像一块小石头在大山上一样。那么我们想想，四海在天地之间就像蚁穴在大泽里一样，而中国在四海之间就像米粒在粮仓里一样，人类在中国大地上不过是万物当中的一种，一个人在整个人类里也不过是无数分之一。这样看来，三王所争的，仁人所忧的，能人所苦的，不过如此而已。
的确，这样一想，人生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还有什么事情值得争夺、值得牵挂、值得烦恼呢？——古往今来有很多仁人志士、文人骚客都发出过这样的感慨，但该争的还是去争，该牵挂的还是牵挂。当我们看到如此这般的现实，难免感慨《庄子》之于世人，不过是提供了几句漂亮的牢骚话而已。
可能会有意志坚定的人，认为做人应该知行合一，既然想开了，就要以许由为榜样，以公子牟为教训，毅然决然地舍弃荣华富贵，找一片山林去隐居。——如果我们真遇到这样的人，一定要用最热情洋溢的言辞来赞美他的勇气，然后，把《庄子·外篇·缮性》的这一段指给他看：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淡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浇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
由是观之，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道之人何由兴乎世，世亦何由兴乎道哉！道无以兴乎世，世无以兴乎道，虽圣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隐矣。
隐，故不自隐。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庄子·外篇·缮性》）
大意是说，上古之人生活在混沌之中，淡然而无所求。那个时候，阴阳和谐，鬼神不来骚扰人世，四季正常流转，万物不受伤害，生物不会夭折，人的智力无处可用，这就是所谓的“至一”，无所作为而顺应自然。
后来世道变坏了，到了燧人氏和伏羲氏治理天下的时候，只能顺应民心而已，却无法返回至一之境。后来世道更坏，神农和黄帝治理天下，连顺应民心都做不到了，只能维持天下的安定罢了。等到唐尧和虞舜的时候，大兴教化，重视文饰和学问，曾经的淳朴便被彻底地破坏掉了，人的心眼也越来越多，迷乱的民众再也无法回到本初的自然状态了。在这样的世界里，得道高人就算不隐居在山林里，他的德行也好像被山林遮蔽了一样。
所以说，隐士并不是自己愿意去隐居的。古代所谓的隐士，并不是躲着不见人，并不是闭着嘴不表态，也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而是“时命大谬”，没赶上好时候。如果遇到合适的时机而大行于天下，他们就会返回“一”的境界而不显露行迹；如果时机不合适，处处碰壁，就潜藏而等待，这就是存身之道。
“反一无迹”，听上去颇具诗意，这样的庄子很像是意象派诗人艾米·洛威尔在中国式小诗《落雪》里描绘的那样：“雪花围着我低语，我的木屐在身后的雪地留下印迹。但没人会走过这条路，追寻我的足印。当寺庙的钟声再次响起，它们将被遮掩，将会消逝。”
如果把诗境打碎，这样的场景未必值得羡慕，似乎还是“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更好一些。于是，可以与《缮性》这段文字参照的，是《秋水》里假托孔子的一段话，说在尧舜的时代，天下没有不得志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智慧超卓；在桀纣的时代，天下没有得志的人，这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才能低劣。
所以说《庄子》是乱世之书、过激之辞。隐居，只是不得已的选择；隐居，也是在等待机会。——庄子可以正言若反，统治者也可以反言正用：一个时代隐士多，就说明政府很糟糕，那么，为了证明这个政府不糟糕，就不能容忍这些人继续隐居。韩非子为此奠定过理论基础，说太公望受封齐国的时候，当地有狂矞、华士两兄弟，他们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凿井而饮，自给自足而无求于人。太公望无法容忍这种人的存在，派人把他们抓起来杀了。周公旦在鲁国听说了这事，责问太公望说：“狂矞、华士都是贤人，你才赴任就杀贤人，这像什么话！”太公望为自己做了许多辩护，大略是说，先王留下来的治国之道非爵禄则刑罚，但是像狂矞、华士这种人，爵禄刑罚对他们都没用，当君主的没法统治他们，留他们做什么呢，还怕他们乱法易教呢，还是杀了的好。（《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从这个角度来看，庄子也幸好生在群雄竞逐的乱世，如果是生活在天下一统的暴政之下，想隐居怕也难了。西晋葛洪就生活在类似的情境之下，又有一再辞官的经验，于是假托附势公子和怀冰先生的对话，辩解说尧舜在位的时候有隐者许由，大禹在位的时候有隐者柏成子高，圣明的时代是有包容力的，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性情自由地选择和发展。（《抱朴子·外篇·嘉道》）况且把凡鸟的巢穴掀翻，凤凰也不会来了；把鱼鳖的池塘弄干，神龙也会跑走；杀害了一名士人，人才就不会来你这里了；太公望开了暴虐凶残之先河，是用治军的方法治理太平之世呀。（《抱朴子·外篇·逸民》）
葛洪的话并没有说服所有人，历代统治者对隐士或多或少都不太满意，譬如明朝开国，朱元璋也是学过太公望的。所谓“古之清高，今之逋逃”（《抱朴子·外篇·逸民》），这个罪名着实不轻。尤其在大一统的年代里，要想“鼷腹鹪枝，从吾所好”（袁宏道《善哉行》，化用《庄子·内篇·逍遥游》“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的典故），往往并不那么容易。
不过，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追问一下，庄子不是说隐居只是不得已的选择吗，如果给庄子等来了时机，让他真的可以“大行于天下，返回‘至一’的境界而不显露行迹”，他具体会怎么做呢？
这就只能见仁见智了，甚至有人认为庄子会推行孔子之道，尊崇儒家六经，那些寓言、重言、巵言不过是在乱世之中不得已的伪装。（方以智《药地炮庄》引刘概语）
这个说法实在是太大胆了，但也不是找不到同道，明初的宋濂就认为儒分七种，孔子为道德之儒，为万世之宗，庄子是旷达之儒，虽然对孔子望尘莫及，但好歹也算一儒。（《七儒解》）继续追溯下去，苏轼曾推测庄子是以道为表，以儒为里，其实是个帮孔子说话的人。（《庄子祠堂记》）韩愈则追溯庄子的师承，认为孔门弟子遍布四方，子夏的一支教出了田子方，田子方的一支就教出了庄子。（《送王埙秀才序》）
好吧，就算庄子真是儒家，就算他在时命大谬中等待时来运转，但我们肯定会问：究竟能等到这个好机会吗？就算庄子本人等不到，我们能等到吗？——这个问题对于庄子就等于是说：我们还能返回上古的那个“至一”之境吗？
遗憾的是，无论庄子对上古社会的描述是否羼杂了太多想象的修饰，但让社会倒回去，这绝非易事。王夫之在读《庄子》的时候感叹过一句话：天下既然已经有人了，又怎能使它没人呢？天下既然已经有很多人了，又怎能把人变少呢？（《庄子解》）
庄子“深根宁极而待”，在山野岩穴之间等待着属于自己的时机。但是，如果我们足够细心的话，就会发现一个令人欲哭无泪的问题：绕了一大圈，这不还是“有待”吗？
信奉老庄哲学的古代士人常常给我们留下一个散淡官场、寄情山水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逍遥游于山水之间似乎是一种令人仰慕的高士风范，那么山水对于人心来说，在庄子的视野内，究竟有怎样的意义呢？——也许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积极：
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庄子·外篇·刻意》）
在这段文字里，那些优哉游哉的闲人逸士反而是庄子批评的对象，而他推崇的天地之道、圣人之德是“无江海而闲”。也就是说，闲与不闲是取决于内心，而非取决于外部的环境。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
山林与！皋壤与！[21]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乐未毕也，哀又继之。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庄子·外篇·知北游》）
大意是说，山林啊，原野啊，使我欣然快乐啊！但快乐还没有消退，悲哀便继之而起。悲哀与快乐都是我所不能主宰的，它们要来我无力抵抗，它们要去我也无力挽留。可悲啊，人心只不过是外物的旅社罢了。
人心容易触景生情，春天会想到“离恨恰如春草，渐行渐远还生”，秋天会感慨“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摇落而变衰”，从nature’s first green会联想到so dawn goes down to day, nothing gold can stay，马不停蹄的忧伤似乎无处可逃。那么，应该怎么做才好呢？
目彻为明，耳彻为聪，鼻彻为颤，口彻为甘，心彻为知，知彻为德。凡道不欲壅，壅则哽，哽而不止则跈，跈则众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无降，人则顾塞其窦。胞有重阆，心有天游。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于人也，亦神者不胜。（《庄子·杂篇·外物》）
这段话除最后一句极费解外，整体的意思还是很清晰的：视觉通畅就是明，听觉通畅就是聪，嗅觉通畅就是颤，味觉通畅就是甘，心灵通畅就是智，智慧通畅就是德。道不喜欢被壅塞，壅塞便会梗阻不通，长此以往就会产生种种弊害。有知觉的生物都要呼吸，呼吸不通畅不是上天的罪过。大自然的气息日夜不停地贯通人的孔窍，是人自己把孔窍阻塞住了。人身体的胞膜存有空隙，人的心灵有天然之游。试想房间如果太过逼仄，婆媳之间就很容易闹出矛盾；心灵如果没有天然之游，六窍就会扰攘壅塞。
庄子在这里强调的是“心有天游”，而不是用腿脚和车马去旅游。所以清代初年的《庄子》注释家宣颖对这段文字相当激赏，说一个人只要心有天游，那么方寸之内就会逍遥无际，没必要真去名山大川旅游一趟。那些见到开阔的自然风景而觉得心情疏朗的人，都是因为平日里心胸逼仄的缘故，像谢灵运那些寄情山水的所谓名士在《庄子》这番话面前真该感到惭愧。（《南华经解》）
因外物而喜，因外物而哀，这仍然是有待之境，心灵是不自由的。在旅游成为时尚的今天，庄子的这种论调一定很不讨喜，不过，如果我们非要挖掘出其中积极的实用价值的话，不妨提出这样一个建议：有钱的人尽量出门旅游，没钱的人大可以关在家里享受境界更高的“心有天游”。如果大家都能这么想，这一定就是和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