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暗时刻
任正非想不通,在他看来,权力、利益(员工持股在 90% 以上)、舞台,甚至真情,他都给了员工,而这些人却选择背叛,他痛苦,他迷惘,他更心寒。
李一男决绝出走,任正非虽然震惊,却也没有办法,只能批准。但李一男不可能不知道,此时的任正非正处在人生的至暗时刻。
2001年1月5日,任正非跟随当时的国家副主席胡锦涛访问伊朗。经过几天的密集行程,到了8日,访问圆满结束,就在这时,任正非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接完之后,他脸色苍白,如遭晴天霹雳。
这个电话是谁打来的呢?是华为的财务副总裁纪平。
纪平说:“任总,家里老太太上午10点钟左右,提着两包菜从菜市场出来,过马路的时候被一辆汽车给撞倒了,孙亚芳已经前往昆明组织抢救,你尽快赶回来。也别太着急,她只是被撞伤了。”
明白人都知道,如果程远昭老人只是发生了轻微的交通事故,他们怎么会给远在伊朗、相隔万里的任正非打电话?任正非一听就知道大事不好,赶紧坐飞机回国。
其实,程远昭老人也许可以幸免于难,但是肇事者在事故发生后逃逸了,再加上她只是出去买菜,身上没有带任何证件,被送到医院后,院方联系不到家属,结果耽误了救治。
任正非心急如焚地往回赶,可是这中间要多次转机。在巴林转机要等上六七个小时,结果任正非碰上了雷雨天气,飞机又延误了两个小时。
焦急等待的任正非心如刀绞,又如油煎,到了曼谷转机,任正非晚了十分钟,没赶上去昆明的飞机,直到深夜,任正非才赶回昆明。
来到医院病房,任正非一看就知道母亲的病情有多严重,她的头全被撞坏了,心跳和呼吸全靠药物和机器维持,她一声不响,非常安详地躺在病床上,好像她一生中从没有这么安静地休息过。
此时任正非悔恨交加,他自责不已,为什么在伊朗没有给妈妈打一个电话。如果那天早晨给她打个电话,也许她就会晚出门,也就撞不上那辆汽车。任正非禁不住泪如雨下,走上前去,叫了一声“妈妈”。
也许冥冥之中亲人之间有种感应,在任正非涕泪交零地叫了这一声“妈妈”后,程远昭老人非常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不是任正非第一次体验丧亲之痛。
1995年,任正非的父亲任摩逊故土重游后返回贵州,后来去女儿家小住。在昆明街头一个小摊上,他因为舍不得多花钱,买了一瓶山寨的劣质包装的饮料,喝完之后拉肚子,最后不幸因全身器官衰竭而亡。
五年间,任正非双亲先后辞世。
在艰难困苦的五六十时代,程远昭每天早晨偷偷塞给任正非一个小玉米饼子,让他好好复习参加高考。任正非知道,这个小饼子是一家人从嘴里省出来给他的。后来,任摩逊被造反派冲击。任正非冒险回家,任摩逊还把自己唯一的翻毛皮鞋脱给了任正非,他自己却要在冰冷的泥泞中做苦工。
再后来,任正非转业到南油集团,被人骗走了200万。任摩逊和程远昭怕他想不开,举家迁往深圳陪他,一家人挤在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生活。父亲舍不得买烟,就抽从老家贵州带来的劣质烟叶。母亲为了省钱,专门挑下市的时候,从菜市场买便宜的死鱼虾。
……
这一幕幕,在任正非的眼前闪过,让他开始怀疑人生的意义。生意做这么大,有什么用?除了让父母担心,自己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宽慰和快乐。母亲生前一直在偷偷攒钱,担心他哪天生意失败,没钱吃饭,自己积攒的这些钱可以救他一命。
一直以来,任正非跟妈妈总是聚少离多。往年春节,任正非不是在国外拜访客户,就是一回到老家便被办事处的车接走,又见重要客户去了,导致他想好好陪妈妈过春节的愿望一直实现不了。
本来,这一年,他终于下定决心,春节要好好陪陪老母亲,没想到母亲却去世了。“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成为任正非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
这也为后来任正非患上抑郁症埋下了一个伏笔。
恰恰在这一年,李一男出走后创办的“港湾”,成为华为的直接竞争对手。
经常有朋友问我:“我想创业,你怎么看?”我说,创业是好事,但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创业,创业的煎熬超乎你的想象。就像任正非,在最需要朋友和亲人宽心的时候,李一男扔过来一把匕首,深深地扎在他心上,让他流血不止。
从李一男的角度来说,他到华为凭的是本事和技术,又没卖身给华为,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这确实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可以看出他情商确实低这个问题。
但从任正非的角度来说,他对李一男视若己出,一路对他越级提拔,甚至把他当作接班人来培养,他竟然决绝地要走,又反过来对付华为不留任何余地。
这些年,见过太多起高楼宴宾客楼塌了的故事,我多少也能理解创业者的复杂感受,有过这种人生经验,回头再与做过企业的朋友们聊,才真正意识到,企业家内心印记最深的,除了成功的激越、体面,还有被辜负、被欺骗、被背叛、被暗算的复杂情感,但这些经历不像成功那样可以公开讲述并分享炫耀。
2000年4月,任正非率领几十名核心高管,在深圳五洲宾馆最豪华的宴会厅为李一男举行了一场隆重的欢送会,欢送李一男北上创业,他就像家长送孩子上大学,期待孩子将来衣锦还乡一样。带着全体领导班子成员为一个离职员工送行,这在华为是空前绝后的,可见任正非对李一男用心之深。
任正非带着不舍和期待,带着担忧和希望,种种复杂的情绪融于一身。他知道李一男出去说不准干出什么事来,会对华为造成损害,但他又希望自己的担忧是多余的。其实,他和李一男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只是那时候双方都不知道未来竟会兵戎相见。
就在任正非办欢送会的同一个酒店里,宾馆大堂里正在举行华为员工开赴国际市场的动员大会。华为国际部的员工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感。
华为和李一男就此分道扬镳。
李一男脱离华为,一骑绝尘跑到北京,创办了自己的港湾网络,主要从事系统集成业务,代理华为的路由器及数据通信产品,建立华为数据通信产品的培训基地,同时集成一些与华为产品没有冲突的其他厂商的产品。
应该说,任正非对李一男仁至义尽,港湾的启动资金及设备正是来自李一男在华为由技术贡献等转换而来的股份,按照华为为创业员工提供的优惠扶持政策,李一男持有的华为股份价值的70%置换为华为设备,总计价值约1000万元。
北上创业之际,李一男与华为签了个“君子约定”:只做华为产品的代理商,不涉及产品研发。但任正非万万没想到,李一男很快就把这个君子协定抛到了脑后。
2000年8月15日,华为出台了关于内部创业的管理规定:凡是在华为工作满两年的员工,都可以申请离职创业,成为华为的代理商。公司为创业员工提供优惠的扶持政策,除了给予相当于员工所持股票价值70%的华为设备之外,还有半年的保护扶持期,员工在半年之内创业失败,可以回公司重新安排工作。但是,创业员工需要与华为签“君子协定”,只做代理,不能搞研发。
应该说,1996年华为市场部集体辞职,就地下岗,就地竞争上岗,是一次成功的新老交替。但2000年这次离职创业是失败的,成为华为永远的痛苦,时移世易。
因为这个时候,从华为出去的员工既不缺钱也不缺技术,缺的就是成功。他们之中有的比较厚道,去做华为没有做的板块;有的野心非常大,狼性十足,专门做华为正在做但还没有做好的板块,与华为形成竞争,只要有机会,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击败所有对手,包括华为。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1993年便加盟华为的李一男对华为太熟悉了,太了解华为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华为一是抓住了交换机换代的大好时机;二是投巨资研发领先水平的产品;三是吸引了全国最优秀的通信专业毕业生,并让他们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四是以员工持股为中心的一系列激励措施。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华为业已成熟的体制已经使激励的边际效应大打折扣,像一辆车一样,到了保养和调整的时候。
李一男觉得自己的时代即将到来。“李一男”这三个字,在通信市场上就是金字招牌。在他面前,是一个巨大的正在形成的宽带数据通信市场,而且当前所有的技术他都懂,他不缺产品也不缺技术,不缺团队也不缺资金。
不久,港湾便获得了美国华平、淡马锡等机构近亿美元的风投。有了风投的加持,李一男的目标不再是做华为的产品代理商,他也有自己的梦想,他想成为下一个任正非,或者超越任正非。
转眼到第二年,已经有上百个华为研发和市场部门的核心骨干跳槽到港湾,其中包括华为国内市场主管副总裁彭松、华为数据通信部门总经理路新。曾有媒体披露,港湾私下收买华为市场和研发部门的核心骨干,这些人并不离开华为,而是回避港湾的相关研发领域和目标市场。
换句话说,只要是港湾想要的产品市场,华为内部就会自动避开。港湾甚至收买了华为北京研究所的一名员工,由其利用华为资源进行研发,然后和港湾共同成立合资公司。
市场不相信眼泪,也没有不变的情感,只有不变的利益。
2001年11月,港湾就在国内第一家推出了机架式以太网骨干交换机,一下子从代理商变成了华为最直接的竞争对手。2002年1月,港湾又在国内第一家推出了ADSL/VDSL混插大容量机架式IPDSLAM系统。2003年5月,港湾在国内第一家推出支持OC-192接口的T比特核心路由器。港湾宣称“这些宽带网络建设中应用最广泛、最主流的产品领先于国内主要竞争对手12—18个月”。这是港湾对自己的评价,也是对竞争对手的评价,这个主要竞争对手说的就是李一男的老东家华为。
2001—2003年,港湾的年销售收入步步登高:2001年,1.47亿元;2002年,4.1亿元;2003年,10亿元!在整个业界,人称港湾为“小华为”!
任正非想不通,在他看来,权力、利益(员工持股在90%以上)、舞台,甚至真情,他都给了员工,而这些人却选择背叛,他痛苦,他迷惘,他更心寒。
李一男的所作所为,给了一些人榜样和示范的作用。这些人不讲情谊,也不讲规则,像土狼一样,成群结队偷盗公司的技术和商业秘密。那时候,华为内部弥漫着一股歪风邪气,大家都高喊着“资本的早期就是肮脏的”,以此为自己的盗窃行为推卸责任。
2003年发生了一件大事,港湾在北京宣布与深圳的钧天科技进行合并。这成为华为与港湾爆发大战的导火索。任正非得知这个消息后,在EMT内部会议中说,两个方面军顺利会师了。
钧天科技当时拥有40多项光通信技术方面的核心专利,还有一大批入网许可,钧天的老总叫黄耀旭,是李一男当初在华为的得力干将,也曾是华为的副总裁。
当时华为的最大利润来源有两个,一个是程控交换机,另一个是数据传输技术。港湾收购了钧天科技,就顺利进入了运营商的数据传输市场,动了华为的奶酪和根本。
更要命的是,李一男和黄耀旭都具备绝对核心的顶尖研发能力,他们俩的公司合并成功,华为恐怕很快就要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这个时期华为的光通信技术,在国内占有超过70%的市场,给当时还在“过冬”的华为带来六七亿美元的现金收入,毛利润高达30%,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眼看昔日部下如狼似虎地扑向华为的腹地,直击华为要害,任正非震怒了,忍无可忍,奋起反击。
清代文学家顾贞观的词《金缕曲》中有一句:“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任正非流年不利,最核心的技术天才李一男出走以后,另一个技术天才郑宝用也出了大状况:2002年,郑宝用上班的时候晕倒了,被查出脑癌。
任正非亲自把郑宝用送上去美国治疗的飞机。临别时,两个大男人抱头痛哭。因为他们都明白此时此刻的华为正在面临着什么,可能这一去,兄弟将阴阳相隔,永不相见,因为任正非这时也身患癌症,已经做了两次手术。
此时此刻,华为风雨飘摇,到了成立以来最危险的时刻。
3G牌照迟迟拿不到,国内业务颗粒无收,UT斯康达和中兴步步紧逼;创业元老风流云散,有的背弃了承诺,变成华为最强悍的对手;亲人远行,最亲爱的妈妈以最惨烈的方式永远离开了;兄弟得了癌症,自己也得了癌症,做了几次手术……
更要命的是,2002年,美国思科的全球副总裁钱伯斯指责华为在知识产权上侵害了思科的利益。2003年1月,思科正式向得克萨斯州东区联邦法庭提起诉讼。
此时的华为,内忧外患集于一身,任正非的身体基本上垮掉了。任正非后来写文章回忆:
我理解了,社会上那些承受不了的高管,为什么选择自杀。问题集中到你这一点,你不拿主意就无法运行,把你聚焦在太阳下烤,你才知道首席执行官不好当。每天十多个小时以上的工作,仍然是一头雾水,衣服皱巴巴的,内外矛盾交集。
……
2002年,公司差点崩溃了。IT泡沫破灭,公司内外矛盾的交集,我却无力控制这个公司,有半年时间都是噩梦,梦醒时常常哭。真的,不是公司的骨干们,在茫茫黑暗中,点燃自己的心,来照亮前进的路程,现在公司早已没有了。这段时间孙董事长团结员工,增强信心,功不可没。
这个在任正非文章中出现的孙董事长是谁呢?她就是孙亚芳。
她是华为发展史上另一个传奇人物,与任正非合称“左非右芳”。
在华为内部,只有两个人称呼可以加上“总”,任正非被称为任总,另一个就是孙亚芳,被称为孙总,其他的副总裁一律称呼名字。孙亚芳的传奇故事,我到后面慢慢讲。
除了癌症,任正非还患有抑郁症。
人生不可能没有困难,经营企业更是如此。在危机面前,有些人一蹶不振,有些人却越挫越勇,夜里哭完,第二天依然充满斗志。
任正非就是这第二种人,他是性格极其矛盾的人:顺风顺水的时候充满危机意识,身陷绝境的时候却是无可救药的乐观和彪悍,决不认输。
当然,任正非患有抑郁症是公司机密,公司的人都不知道老板得了重度抑郁症,只知道老板脾气大。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重度抑郁症患者一般会有躯体性障碍,根本没有办法工作,但是任正非像铁打的汉子一样,还在坚持正常工作,所以很多人都以为他脾气暴躁,却根本不知道他的痛苦有多深。
华为前副总裁李玉琢曾披露:“任正非的脾气很坏,是我见过的最暴躁的人,我常看到一些干部被他骂得狗血喷头(高级干部尤其)。有一天晚上,我陪他见一位电信局局长,吃饭到9点。在回来的路上我问他回公司还是回家,他说回公司,有干部正在准备第二天的汇报提纲(第二天李鹏要到华为)。我陪他一起回了公司。到了会议室,他拿起几个副总裁准备的稿子,看了没两行,‘啪’的一声扔到地上:‘你们都写了些什么玩意儿!’于是骂了起来,后来把鞋脱了下来,光着脚,在地上走来走去,边走边骂,足足骂了半个小时。”
在某次中层干部会议上,任正非对华为财务总监说:“你的长进非常大。”总监还没来得及高兴就听到了下半句:“从特别差变成比较差!”
不过,在医生的帮助之下,任正非的抑郁症最终慢慢得到缓解和康复。
面对咄咄逼人的港湾,华为终于开始反扑,双方撕掉了最后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
2004年,华为与思科的诉讼告一段落,华为成立了一个“打击港湾工作办公室”,简称“打港办”,受任正非直接领导,专门拨款4亿人民币,开始对着港湾火力全开。
在此之前,华为已经与美国的3Com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华为3Com(华三),目的是通过华三这个渠道进入美国,有利于应对思科的诉讼。同时,成立这个合资公司,也有利于稳固华为之前并不重视的中低端数据市场,尤其是对比港湾的市场。
此外,只要是港湾参加投标的项目,华为的报价都比港湾的低。华为明文规定,办事处把单子丢给了中兴和思科不要紧,没有责任,可是如果把单子丢给了港湾,就要受处分,办事处主任立刻下岗走人。
华为的一个老员工回忆说,在山东一个国际中学的局域网招标项目,港湾报价是60万元。华为听到消息后,横插一杠子,报20万元超低价!客户一听很开心,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港湾一看,没办法,只好退了一步,降到40万元。
这家国际中学过去跟港湾合作得比较好,念及往日的合作关系,准备接受港湾的这个报价,因为40万元这个报价港湾已经不挣钱了,是在亏钱。没想到,华为代表跑去找承包方的领导哭诉:“只要让我们接,这个单子白送也可以,如果我连白送都送不出去,回去恐怕主任都要被撤职了!”
这种买卖,谁不愿意接呢?最终,这家中学选择了实力更强、价格更低的华为。
对于那些用了港湾产品的客户,华为不惜送设备送服务,把客户正在使用的港湾设备买回来,转用华为的,甚至对一些客户“买一送一”。华为所做的这一切,只求把港湾废掉。所以很多客户一发标,就特别盼着港湾和华为一起投标,因为只要这两家一起来,标价就大跳水,甚至白送。
在这种疯狂的360度无死角的封堵之下,港湾确实疯了。
港湾的羽翼还没有丰满,财务上应收账款也不过区区4亿元,正好等于华为的“打港经费”,港湾跟华为耗不起。它的销售体系渐渐崩溃,很快就颗粒无收。
华为那时候刚刚卖掉了很赚钱的子公司安圣电气,拿到了7.5亿美元(约60亿人民币)的现金流,所以华为有充足的资本跟港湾拼消耗。任正非这种战术的有效性和凶狠性,进攻的凌厉,在对付港湾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李一男第一次领略到商业竞争的残酷。
华为的反击是全方位的,把港湾的市场和业务封死以后,华为又把目光转到人力资源上,开始“反挖角”港湾员工。只要港湾员工回流到华为,官升一级,薪酬往上调,华为甚至不惜一切代价,把港湾的研发团队挖走,以击垮港湾的正常研发路线和部署。
港湾收购钧天以后,准备开发新一代的光通信设备。华为就出价1000万元,把这个团队核心的十五六个人全部挖走,一时之间,港湾的深圳研发中心人心惶惶。李一男被逼无奈,南下深圳安抚军心。他终于体会到一剑封喉的血腥。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华为从国际化的市场中学到了很多经验和招数,开始把这些招数用到港湾身上,对港湾发起了专利诉讼战。
2005年3月,港湾出现了转机。李一男说服风险投资人追加了投资,由TVG投资携淡马锡控股及港湾原股东华平投资、龙科投资,再次向港湾注资3700万美元,港湾启动了第二次上市程序。
当时有人分析说:“如果港湾上市成功,华为收编的可能性就值得考虑,那样的话,港湾实力会极大增强,因为通信设备行业是个高投入行业。而且它应该可以卖个不错的价格,就像中兴通讯一样。”
但是他们没想到任正非的反击是那么彪悍和凶狠。
同年5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定李一男过去在华为事业部的三个同事侵犯了老东家华为的知识产权,判处有期徒刑2—3年。这对跳槽到港湾的华为员工起到了杀鸡儆猴的作用。港湾的第二次上市努力失败了。
2006年9月2日,华为正式发出了一封律师函,送到了港湾法律部。这份律师函不到1000字,措辞却相当强硬,要求港湾公司尽快解释对华为多项产品的知识产权侵权问题,如若不然,华为可能会立刻诉诸法律。
华为的这封律师函立刻在业内引起轩然大波。港湾的巨大风险在于专利侵权,因为港湾的员工大多数来自华为,知识产权方面的纠纷,很可能导致港湾丧失在美国上市的可能。
这还不算。在资本层面,华为也发起了反击。早在2005年6月7日,任正非在华为内部座谈会上,批评西方的投资机构不怀好意,他们在美国的IT泡沫中惨败,于是转向中国,以挖空华为、窃取华为积累的无形资产来摆脱他们的困境。所以,华为采取了非常手段,利用财务问题,以匿名邮件的方式发送到承销银行高盛的邮箱,指控港湾财务造假,导致港湾的第一次上市努力失败。
在华为的层层包围之下,港湾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市场颗粒无收,技术人员大批量回归华为,最重要的是资本也开始观望,不敢再投港湾,担心血本无归。
任正非通过一系列组合拳,把港湾迅速打回了原形,同时也是在告诫华为其他内部创业员工,华为支持他们创业的底线是不能伤害华为的合法利益,不然的话就兵戈相见。
另外,华为通过媒体的舆论宣传造势,给李一男贴了几个标签,把他的个人形象负面化,比如忘恩负义、不遵守代理商规范、不遵守签署的竞业协议等等。这给李一男在通信圈子里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一时之间,李一男在江湖上千夫所指,背负了各种骂名,最后,李一男走投无路。
这时就能看出李一男智商高却情商低了。
走投无路,可以跟华为谈一谈啊,但李一男偏不,他宁可把港湾卖给西门子也不卖给华为。任正非决不容忍,因为西门收购港湾的计划一旦达成,华为的很多专利和产品就会归西门子所有,在全球市场上,华为将多出西门子这个强有力的对手。对西门子来说,它可以利用港湾低价采购OEM设备,这对华为是很大的威胁。
早在2005年,在尼泊尔电信招标的过程中,西门子的报价就低于华为的。在另一次电信项目竞标中,西门子同样以低报价战胜华为。当时任正非更担心的是诺基亚正打算收购西门子旗下的通信业务。一旦港湾被西门子收购,那么它被诺基亚收购的概率也会大大增加,诺基亚无疑将如虎添翼,极大地威胁华为的全球市场。
不得不说,关键时刻,姜还是老的辣。在得知西门子准备收购港湾之后,任正非先下手为强,开始起诉港湾在知识产权方面对华为的侵权。
要知道,在全球大公司里,对知识产权是非常看重的,在他们的认知里,知识产权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如果收购了带有知识产权争议的资产和公司,会给公司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任正非这招,就叫“打蛇打七寸”。
当时西门子正在与诺基亚谈合并业务,它也不想因为这个官司影响到合并,最后,西门子宣布退出对港湾的收购。这条路被斩断之后,港湾所有的生存之门都被关闭了。
2006年6月6日,华为以17亿元人民币的价格,与港湾达成了收购意向并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根据谅解备忘录,港湾转让的资产包括路由器、以太交换机、光网络、综合接入的资产和人员等,包括其他所有的知识产权。这里面最特殊的一项条款是李一男本人必须回到华为。
走投无路的李一男被迫签下了这份“城下之盟”。
任正非去港湾接收的时候,发表了一次讲话,很令人感动。他是这么说的:
我代表华为与你们是第二次握手了,首先这次我是受董事长(孙亚芳)委托而来的,是真诚欢迎你们回来的,如果我们都是真诚地对待这次握手,未来是能合作起来做大一点的事情的。不要看眼前,不要背负太多沉重的过去,要看未来、看发展。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点矛盾、有点分歧,是可以理解的,分分合合也是历史的规律,如果把这个规律变成沉重的包袱,是不能做成大事的。患难夫妻也会有生生死死、恩恩怨怨,岂能白头呢?只要大家是真诚的,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
从现在开始,前半年可能舆论界对你们会有不利的地方,但半年后,一定是十分正面地评价你们的行动。所以你们不要担忧华为的员工如何看这个问题,在你们回来工作时,也会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将来如何对待你们,主要还是高层要对此有正确的看法,中基层是可以说服的。
任正非为什么说“前半年可能舆论界对你们会有不利的地方”,是因为这里有一段小插曲:这几年,华为跟港湾打仗打习惯了,结果华为的一个高管讲话的时候,一不小心说漏嘴了,他把从港湾合并过去的员工看作战俘,嫌弃道:“你们这些战俘啊,还这么多事儿。”结果,这件事被举报到总部,总部狠狠地处理了这位高管。由此可见华为和港湾之间的这场战役对一些员工的心理影响之大。
任正非接着说:
你们开始创业时,只要不伤害华为,我们是支持和理解的。当然你们在风险投资的推动下,所做的事对华为造成了伤害,我们只好做出反应,而且矛头也不是对准你们的。2001至2002年华为处在内外交困、濒于崩溃的边缘。你们走的时候,华为是十分虚弱的,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包括内部许多人,仿效你们推动公司的分裂,偷盗技术及商业秘密。
当然真正始作俑者是西方的基金,这些基金在美国的IT泡沫破灭中惨败后,转向中国,以挖空华为,窃取华为积累的无形财富,来摆脱他们的困境。……
如果基金这样做在中国获得全面胜利,那么对中国的高科技是一场灾难,它波及的就不只有华为一家了。因此,放任,对我们这种管理不善的公司是一个悲剧,我们没有退路,只有坚决和基金做斗争。当然也要面对竞争对手的利用及挤压。因此,较大地挫伤了你们,为此表达我的歉意。
这两年我们对你们的竞争力度是大了一些,对你们打击重了一些,这几年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我们自己活下去,不竞争也无路可走,这就对不起你们了,为此表达歉意,希望你们谅解。不过华为逐鹿中原,也是惨胜如败。但愿我们摒弃过去,面向未来,取得双赢。
……
不一定会说你们输了,我们赢了,应该说我们是双方都赢了。如果华为容不下你们,何以容天下,何以容得下其他小公司。我们在很多方面不如小公司,小公司就是靠创意,小公司idea强,大公司平台强,平台强就是发现机会后,可以加大投资猛追。
……
现在华为使用轮值主席,通过轮流执政的管理方式,几年以后达到和谐的管理体系。EMT的决策能力大大增强了。新的方面已取得非常大的机会,两家合作起来一定会有前途的。
2006年9月11日,李一男重新回到深圳坂田华为总公司,出任华为副总裁兼首席电信科学家,工号69066。69066号,也就是说,华为是按照新入职的员工来对待他的。
根据双方的谅解备忘录,这个锁定期是两年,李一男至少要在华为待两年。这场持续了五年的竞争,华为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惨胜如败。对港湾来说,这个曾经打入十多个国家,在国内拥有34个办事处、19个分公司的通信设备供应商,正式成为历史。
港湾和华为的战斗结束后不久,从2007年开始,孟晚舟负责实施华为集成财经服务的变革项目。该项目实施能为各级经营组织提供更完善、更准确、更有价值的财务数据,促使华为持续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综合解决方案。
而之前几年,孟晚舟已经在华为建立了全球统一的财务组织,包括组织架构、业务流程、财务制度和IT平台等,使得华为全球的财务组织以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成本来运行。
孟晚舟逐渐从华为的边缘走向舞台中央,而李一男的人生轨迹依然像过山车一样。
有人说李一男在华为的办公室是个透明的玻璃房子。一上班,就有很多华为新员工跟看猴似的去看他,去看这个叛变又回来的李一男。李一男感到非常痛苦。
两年之后,锁定期一到,李一男就离开了华为,去了百度担任首席技术官。当时李彦宏与李一男惺惺相惜,他说,全球可以担任百度首席技术官的人不超过三个,李一男就是其中一个。这话说得很漂亮,但两人是塑料兄弟,后来百度网页被黑,李一男黯然离去。
2010年,李一男到12580(中国移动和华为合资的一个项目)担任首席执行官,也就是说他再度踏入了华为的势力范围。后来,李一男去了金沙江投资,担任投资人,搞得还不错,两个公司都上市了。再后来,他参与创办了牛电科技。很多人不知道牛电科技,不过很多人知道它的产品小牛电动车,卖得很好,体验不错。但好景不长,2016年,李一男因为涉嫌内部交易,锒铛入狱。
离开华为后,李一男似乎也失去了身上的天才光环,左跳右跳,横跳竖跳,再也找不回当初在华为叱咤风云的感觉。其实李一男最大的问题是他过于追求理想化的东西。就像很多人追求自由一样,人生哪里有自由?就连自由本身也是一种枷锁,把我们每个人都捆得很紧。每个追求理想化的人,注定都要接受离地一万尺的孤寒。
最后再讲一下李一男身上颇为巧合的事情,他似乎跟6月有缘。李一男生于1969年6月,当年上少年班也是6月入学,进华为同样是6月,重返华为是6月,第一代小牛电动车发布的时间还是6月,遭拘捕偏偏又是6月。
李一男的人生传奇到此基本接近尾声了。在以后的岁月中,李一男已经不再是少年。如果李一男看过奥斯卡获奖电影《燃情岁月》的话,他应该铭记下面一段台词:
生命中的险恶没有什么恐怖,生命中的寂寥没有什么悲愤,生命中的放纵没有什么缺憾,生命中的痛苦与埋没无关,关键是,即使在始终无人注目的暗夜中,你可曾动情地燃烧,像那颗不肯安歇的灵魂一样,为了答谢这一段短暂的岁月?
李一男与华为,公平公道地来说,是相互成就。
华为改变了李一男的命运,李一男也改变了华为的命运。李一男作为技术天才,对华为的贡献不能否认。华为也从李一男事件中成长了很多,成熟了很多。
李一男和任正非,是各自生命中的贵人。他们之间的惺惺相惜远超我们普通人的想象。
没有任正非,就没有今日李一男;没有李一男,就没有今日之华为。
可是偏偏真正的英雄往往互为对手,他们徒手相搏,他们兵戈相见,他们惺惺相惜,他们惨胜如败,他们留给这世间的,唯有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