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之大成——朱子
朱子，名熹，字元晦，别号晦庵、晦翁，安徽徽州婺源人，徽州乃晋时的新安，因亦自称为新安人。他生于高宗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从师甚众，其尤著者，为从李延平学程子之学。延平是罗从彦的弟子，而从彦又是二程子门下杨龟山的弟子。朱熹殁于宁宗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年七十一。其主要著述留传于世者如下：
（一）《周易本义》十二卷，《易学启蒙》四卷，《时序辨说》一卷，《仪礼经传通解》三十七卷，《孝经刊误》一卷。
（二）《论语精义》十卷，《论语或问》二十卷，《论语集注》十卷，《孟子精义》十四卷，《孟子或问》十四卷，《孟子集注》七卷，《孟子要略》五卷，《中庸章句》二卷，《大学章句》一卷。
（三）《太极图解》一卷，《通书解》一卷，《西铭解》一卷，《二程全书》六十四卷，《附录》三卷，《上蔡语录》三卷，《延平答问》一卷，《后录》一卷，《近思录》十四卷，《小学》六卷，《伊洛渊源录》十四卷。
（四）《资治通鉴纲目》五十九卷。
（五）《文集》百二十卷，《语录》百四十卷。
从上举第一类书中可见朱子治《五经》态度；由第二类书可见出他如何领解《四书》；在第三类诸书中他论及北宋诸儒的得失；而由《通鉴纲目》更可见其与历史家名分论的关系；最后一项的《文集》与《语录》乃集其生平的文章与语言，提供了关于他的丰富资料。
让我们先说说朱子研究《五经》的态度吧。
朱子论《易》，著《本义》与《启蒙》。其中《本义》以二卷释《上下经》，以十卷释《十翼》，各不相混，故与伊川《易传》不同，程颢是把《彖》《象》《文言》之辞分置各卦而同时加以注释的。据朱子之意，以为《易》始于伏羲氏，因卜筮而画八卦，其后文王更作卦，作《系辞》，周公作《爻辞》，皆以卜筮为目的，及至孔子，作《十翼》始以义理言《易》。因之读《易》可分三等。伏羲有伏羲之《易》，文王有文王之《易》，孔子有孔子之《易》。如果以孔子之《十翼》，释文王之《系辞》，更进而论伏羲之八卦乃是混同了时代。（《语类》六十六）由是他不赞成程颢概以义理言《易》的办法，也不附会于欧阳子所谓孔子未尝作《十翼》之说。他解经则重象数，说《十翼》则重义理，而于《启蒙》书中更详论伏羲氏之《易》理。如是见地究竟得当与否，虽至今学者间犹议论纷纭，然论经而注重其时代之前后，实亦可谓有独到的见地了。
其次，朱子论《诗》，亦独树一帜。上面，我曾说过宋之苏辙曾以为《诗序》有后人增窜处，而主张仅以最初一句，其后部分可以全部取消，其后郑樵更作《诗辨妄》，斥《诗序》为村野凡夫之作。朱子有感于郑氏之说，乃作《诗序辨说》，而辨明《诗序》之伪造，即以《诗》之本义，考量作诗人本意而作《集传》。朱子云，据《汉书·儒林传》则《诗序》乃卫宏所作，如再细细研究，可知并非全出自卫宏一人，而为两三人所续成。苏子之见确有独到之处，然最初之句既非诗人所作，则不如率性弃之进而玩味诗之本文更为得当（《语类》八十）。这样一来，朱子既同意苏辙之意，乃更进而近似欧阳子派的读诗方法了。他激赏欧、苏二公说：“子由《诗解》好处多，欧公《诗本义》亦好。”又说：“欧阳会文章，故诗意得之亦多。”如此看来，我们说他治《诗》方法是来自欧阳子的，这大概不会错吧。
年谱曾谓，朱子六十九岁时作《书传》，但是书至今乃不传。不过从他在《语录文集》里说过的话看来，他对于《书》实有超常之见。他说：“《书序》恐不是孔安国做，汉文粗枝大叶，今《书序》乃细腻，只似六朝时文字，《小序》断不是孔子做。”又说：“《尚书》《小序》不知何人作，《大序》亦不是孔安国作，怕只是撰《孔丛子》底人作。”由此可知，朱子既疑《诗序》更疑《书序》。他又疑安国之传云：“《尚书》孔安国传，此恐是魏晋间人之作，托安国为名，与《毛公诗传》大段不同。……如《孔丛子》亦然，皆是那一时人所为。”又云：“伏生之书多艰涩难晓，孔安国壁中书却平易易晓。”则他虽未疑古文为伪书，然亦注意到今古文的不同。其后，蔡沈得朱子之意而作《集传》，识别今古文之分，而开后来明证古文伪作的先风，由此，可见朱子读书眼光之一斑了。朱子又常称东坡《书传》谓为“解文义者甚多，又善得文势”。要是我们细考他否定《书序》的全部过程，就晓得他受东坡《尚书》见解的影响实在不少。他是先和东坡《书传》之意见一样，断定《康浩》篇首“惟三月哉生魄”以下四十八字为《洛诰》之断简，更而疑《康诰》为武王之诰，《书序》乃成王之诰，最后遂否定《书序》全体了。
至于论及《三礼》，则朱子以《周礼》为独言之书，而以《礼记》为《仪礼》之传，乃合《仪礼》与《礼记》更集诸书之礼事而作《仪礼经传集解》。他在《乞修三礼札子》上曾经说“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以附于本经之下，具列注疏诸儒之说，略有端绪”，大概就是指这本书了。这书他生前不过著成三十七卷，其后门人黄榦补二十九卷，始为完书。
《语类》八十五曾云：“《仪礼》是经，《礼记》是解《仪礼》，如《仪礼》有《冠礼》，《礼记》便有《冠义》，《仪礼》有《昏礼》，《礼记》便有《昏义》，以至《燕射》之类，莫不皆然，只是《仪礼》有《士相见礼》，《礼记》却无《士相见义》，后来刘原父补成一篇。”由此可知他整理礼经的来源了。不过，这里要注意的是，他虽曾以《仪礼》为经而以《礼记》为解，然亦以为《仪礼》中时有相等于《礼记》的地方，而《礼记》中亦往往混集经文，不得一概而论（《语类》八十五），其后，江永著《礼书纲目》，整理《礼记》工作始达于完成。而朱子经、记混同之说，后遂为邵懿辰经中有记、记中有经说之渊源。我们可以说，由于他能识别一部分古书之中常混同着新旧二部分，由此以鉴别古书，就有了一个标准。他以同样的方法，分析《孝经》而分为经与传二部分，分析《大学》篇也分为经一章与传十一章。后世学者虽对此尚有非难之声，然亦可见他读书眼光之犀利和其见识的高超了。
朱子评《春秋》，而尊之为明道正谊、权衡万世之作，然他并未著有论《春秋》的书。只是改订以同样目的而作的司马光《资治通鉴》，成《通鉴纲目》五十九卷。说到此书的由来，据其《序》云，司马光作《通鉴》，取其纲要为《目录》三十卷，后忧失于简，拟作《举要》八十卷未成，后胡安国虽作《举要补遗》，然亦未能谓为完全。于是朱子与其同志乃更由司马光、胡安国之四书而作《义例》，大书以提要，分注以备言，使得观览之便。不过，朱子要编此书的理由主要的还是因温公之旧例在正名分、记正闰上尚有遗憾之处，这，他在那书面里也曾明显说过。试引其《答李滨老书》中之一节，文意说：“《通鉴》之书，顷尝观考，病其于正闰之际、名分之实，有未安者。因尝窃取《春秋》条例，稍加概括，别为一书，而未及就。”（《文集》四十）可知他编纂纲目乃欲以《春秋》条例以正正闰、以定名分的。然纲目亦非全部为朱子所作，朱子仅作大纲而使赵师渊作细目，而其中大体精神当本于朱子，因之，这个纲目，可谓为朱子的《春秋》学说了。
综观以上所述朱子研究五经之态度与方法，可知其受欧、苏二子影响者甚多，而更发展二子之说，在甄别古书真伪方面，可谓启一新纪元。近顷从事考证学者多言宋学之弊，平心而论，宋学末流固无论矣，纵老手如朱子，其字句训诂，亦不免粗忽之识，然苟批评者不因辞而忘质，则朱子之学，不但非凡庸考证家所可望其项背，更可谓为开考证之端倪。如清初顾炎武、阎若璩辈，其考证之学也无非出自朱子而更发展起来的。
欲窥宋学之全豹，有必须注意之一点，厥为自孙复以至欧阳子，自欧阳以至刘攽更而至司马光、朱子其间，立足于《春秋》与历史之学，盛行名分、正闰之论，其有裨于振作道义者实在不少。
朱子治经，已如上述，吾人论及朱子更有不可忽略者厥为其第二类《四书》注释诸书。当朱子四十三时，曾集洛学九家之说著《论语精义》二十卷，《孟子精义》十四卷；四十八岁时，再撮精义之要为《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七卷，还作《四书或问》三十九卷，以明取舍之理由；其后犹屡有改订，又预备作《大学》与《中庸》详解，整理之为《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这是他六十岁时的工作，直到临死，还不断地改订，其注释《四书》之苦心，由此可知。
《论语》乃孔子之言行录，汉以来即尊为六经之总纲，后汉赵岐以来，《孟子》亦有数家之注，至唐韩愈，尤为重视之，然《大学》与《中庸》，仅被当为《礼记》之一篇，素为人所忽视，如《礼记》郑注亦以为《中庸》篇乃子思之作。至于《大学》，则甚至作者亦不可明，乃至刘宋、戴颙著《中庸传》二卷，梁武帝又著《中庸讲疏》一卷，张绾、朱昇、贺琛体圣旨而作《私记制旨中庸义》五卷，唐李翱本之，作《复性书》篇，此书乃渐为人所重。下而至范仲淹、周子则更为显著，及至河南程子出，尊《大学》为孔子遗书，司马光亦作《大学广义》一卷而单行，由是，独辑《大学》与《中庸》而附以注释者遂日多。及朱子出，以为《大学》乃传子思之学，而《中庸》则子思所作，更配以《论》《孟》，由此《四书》，可见孔子以至曾子、子思再传于孟子之儒家道统。乃力为阐明而作注释。且说：“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蕴，则已具圣贤之书，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简而易知，约而易守，则莫若《大学》《论语》《中庸》《孟子》。”（《文集》五十九《答曹元可》）又说：“不先乎《大学》，无以提纲挈领，而尽《论》《孟》之精微，不参之《论》《孟》，无以融会贯通，而极《中庸》之归趣，然不会其极于《中庸》，则又何以建立大本、经论大经，而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哉？以是观之则务讲学者，固不可不急于《四书》。”（《大学或问》）由是，朱子死后集注遂被学官采做教程，推行很广，而自此《四书》就成了比《五经》更重要的著作了。若欲概言汉、唐与宋之经学，可以说前者是以《五经》为中心而后者是以《四书》为中心的学问。
《四书》是宋学又是朱子学的圣典，而表彰《四书》示后学以从学之门者厥为周、张、二程之功绩，是以朱子乃把他们的著作辑做一起，并加以注解，再成第三类之书。其中《太极图解》及《通书解》乃解释周子之著述，《西铭解》注释张子之书，而《二程全书》则辑二程子之语文。还有《上蔡语录》与《延平答问》则录二程子以至朱子问诸师儒之语。他为了明示学问的授受之源流，更集诸先辈及其友人门下等传记而编《伊洛渊源录》，又整理编纂先辈遗训之精要者著《近思录》十四卷，为教育童蒙辑《小学》六卷，想要知道朱子先辈及朱子的学说，这些书都是不可缺少的资料。而为了补这些的不足，则两集朱子文章与对话的《文集》与《语录》，也是贵重的资料。现在试根据这些材料略述朱子的思想学说。
朱子之宇宙观，乃以程子之哲学，释周茂叔之《太极图说》与张横渠之《西铭》，而自成一家。他附总论于《西铭解》之末云：
天地之间，理一而已。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则其大小之分，亲疏之等，至十百千万而不能齐也，不有圣贤者出，孰能合其异而反其同哉！《西铭》之作意盖如此。程子以为明理一而分殊，可谓一言以蔽之矣。
这样，他显然是本程子理一而分殊说以论《西铭》。朱子、程子，都有理一分殊的见解。由是，他就以《太极图说》，说明由一理以生万殊之过程。周子之《太极图说》云，无极（即太极）流转而成阴阳二气，阴阳二气变合而成水、火、木、金、土五气，无极之真与二气五行精妙合交感而万物化生，朱子之说明道无极之真即程子之所谓理，而二气五行之精即程子所谓气。他又以形而上之道言太极，而以形而下之气言阴阳，综而言之，则太极即形而上之理，而阴阳即形而下之气。他极显明的区别这个理与气的概念，说：
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其性其形虽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间，分际甚明不可乱也。（《朱子文集》五十八《答黄道天书》）
由是可知他看理与气为完全不同之物。又说：
所谓理与气，此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不可分开各在一处，然不害二物各为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尝实有是物也。大凡看此等处须认得分明又兼始终方是不错，只看太极图熹所解第一段便见意思矣。（《文集》四十六《答刘叔文》）
合起以上看来，不外是说，从事物看察，理与气乃判然而二分，从论理上思之，则有气即应说有使气成其所谓气的理由（即有理），这理的根源依旧是太极之一理，一理流转而成形而下之器，由是“理气”之概念始并存而得区别为二。
从而，所谓太极者，即形而上之一理，此理流转于形而下则具阴阳之气，而此气中复有阴阳之理，由是可知气者乃赋形万物之因，而理者则决定万物之性之动因也。《太极图说解》曾说：“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之器也。……虽然，推之于前而不见其始之合，引之于后而不见其终之离也。”这就是说，从论理上推究太极（即形而上之道）虽为万物之始，只有一理存于其中而无理气之并合，然事实上则太极下而为形而下之气，理气密合而不可离。所以朱子的宇宙观可以说是理一元论，而当理流转为形而下之现象时，始有理气二元之对立，至于说到所谓形而下的现象，那就是说凡天下事物皆有理气，理决定其性而气赋之以形，形由阴阳五行之气结合之形式不同，乃具千差万别之相，性来自太极一理，虽存于万殊之物中而仍具同一的形相，《太极图解》中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自万物而观之，则万物各一其性，而万物一太极也，盖合而言之，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也。”朱子在这里所要说的意思就是，万物之差别，分殊之原因在乎阴阳五行之气（即形而下之器）而与理无关，万物虽异其理则一，程子的理一分殊说其理由是本体之一理分而生事象之差异，然朱子之意则以为事象之异乃形气之异，而潜伏之理则皆同一，这就是说天下万物其理乃绝对如一，这里正是朱子更优于程子的地方。
朱子在宇宙论方面既是随着程子而比之更进一步，就在性说方面也发扬程子之见而说性气并存，云：“气质是阴阳五行所为，性则太极之全体。”（《文集》六十一）更在《中庸》首章的注释里面详言之曰：“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以气成形，理亦赋焉……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所以他把两性名之为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而从道德的区准上着本然之性，在《太极图解》书中，他说：“太极之有动静，是天命之流行也……诚为圣人之本，物之终始，而命之道也。其动也，诚之通也……其静也，诚之复也，成之者性。”《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