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第二十四章
春秋学——欧阳修与司马光
欧阳修乃文学家，在经学与思索方面，让周、程诸子一步，但彼有其特征，即言周、程诸子之所未言者，想其所不及想者。周、程诸子之经学以《易》与《中庸》为中心，但欧阳子则作《周易童子问》，谓《易传》非孔子之作，又在《进士策问》中断定《中庸》亦非子思之作，此乃欧阳子之见解，全然与周程诸子不同之明证。前者认为由思索而明了圣贤之精神，反之，后者则公平的读经书而批判之。前者的态度，如能评之为哲学的，则后者可评之为历史的。
欧阳修批判《易》与《中庸》而怀疑其作者，同时更怀疑《周礼》亦非周公之作（《居士集》四十八、《问进士策》三首），又作《诗本义》，评《毛传》与《郑笺》，陈述自己的见解。彼作孙复之碑文，赞赏《春秋尊王发微》，前已略述，但彼亦作《春秋论》三篇，指摘三传之矛盾与不合理，又推荐《春秋》之义，作《正统论》，本此意义，作《五代史记》。在《春秋》三传上加以批评的，唐代已有啖助、赵匡等，未必至宋代之初，但到欧阳子便更深刻，用批评眼光来读经书，实前代稀有之例，乃欧阳修一家之读书法，此影响其门下亦颇大。
欧阳子门下有著名的苏氏兄弟，兄名轼，以“东坡居士”之号知名。此人著述有《书传》二十卷，从历史立场来批评《尚书》本文；轼之弟辙，著有《诗解》二十卷，解剖《毛诗小序》，彼认为，真能看作《毛序》者，仅最初一句，后乃后学之敷陈集录，此见解，作为后世郑樵之《诗序辨妄》及朱子《诗序辨说》之先驱，在经典批判中，开拓新的方面。
欧阳子门人又有刘氏兄弟，兄名敞，称为“公是先生”，著述有《七经小传》《春秋权衡》《春秋传》《春秋意林》《传说例》等，尤可称为擅长于《春秋》之学者，弟攽，称为“公非先生”，在司马光之下，帮助编纂《资治通鉴》。
总之，欧阳修一派的学者，批判的阅读经书，深入诸经之中，特别深入《春秋》，毕竟《春秋》乃春秋时代之历史，其文章出自史官之手，孔子加以删改，借历史来鼓吹政治道德之精神，即如借孟子之语，“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也。”借记录齐桓、晋文事实之历史，来说“义”，此乃儒家经典存在之价值。欧阳修写《新五代史记》，作《正统论》，亦企图借历史来陈述“义”。苏轼《正统论》及苏辙《史论》亦本同样精神。在与此相前后所作之《资治通鉴》中，亦有此见解。
《资治通鉴》，如其名所示，乃天子为政治之参考所作之历史，司马光乃其编者。司马光，字君实，生于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六十八岁殁，乃被赠以太师、温国公者。《通鉴》乃治平二年拜诏，经过十九年的岁月，至元丰七年完成。征之温公自言，温公之精力倾注于此书，帮助其编纂之代表人物，乃刘攽、刘恕、范祖禹三人，根据《四库全书提要》，刘攽分担汉以前，刘恕分担三国、南北朝，范祖禹分担唐与五代，但在全谢山之《通鉴分修》《诸子考》中，根据温公的帖子，说“隋以前为刘攽，唐为范祖禹，五代为刘恕”。刘攽有《汉释》，范祖禹有《唐鉴》，刘恕有《十国纪年》之著述，各各分担得意时代，由此观之，全谢山见解乃正确的。
温公乃与邵、张二程子有深交者，在其著作《迂书》中说：《易》曰，穷理尽性以至命。世之高论者，竞以幽僻之语欺人，使人跂悬不可及，愦瞀不能知，其实奚远。他并非喜欢幽玄哲学的人，虽然不如欧阳子一派批判地阅读经典，但彼在《论风俗札子》中说：“新进后生，口传耳剽，读《易》未识卦，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当时学风，非难失诸武断，但此恐怕乃指欧阳修一派之事，因此温公对于欧阳修派之读书法不满，但彼欲借历史而明其义，则与欧阳修见解一致，特别在助其编纂之学者中，亦有如欧阳子门下生刘攽者，故附论于欧阳子之后。
《通鉴》为资政治之参考所作之历史，则不仅以记事之正确为目的，根据《山堂考索》及《直斋书录解题》等所言，奉《通鉴》编纂之诏前，温公模仿《左传》风格，将战国至秦二世之历史写成《通志》八卷，上奏英宗，受英宗命，继续完成《通鉴》，现在《通鉴》非效法纪传体，乃用编年体，时时加以论评，此显然模仿《左氏》之例。《通鉴》乃《左氏春秋》绝笔后，才起笔的，怕是有继其后之心吧。根据《山堂考索》，刘恕问温公：“何故《通鉴》不从上古开始？”公答之：“周平王以来之事，已见于《春秋》，圣经乃不可损益，故自以后始。”刘恕更反问：“何故不在获麟之岁始？”公答之曰：“必须顾虑此在圣经已继续矣。”由此，《通鉴》显然继《左氏春秋》而作的。其中所插入之论赞，可与《春秋》之义并驾齐驱。
然则《通鉴》之大义为何？今不能把全体二百九十四卷一一论究，但其开卷第一则有著名之“名分论”，其中喝破：“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力说名分之重要，所谓名分，毕竟明白君臣之义，此即全书之大义，故《通鉴》欲明白《春秋》之义，须避免空谈，以后世历史而教大义名分。此书当时传至日本，北畠亲房学之，遂作《神皇正统记》，此并非偶然之事。
到了北宋以后，儒学之大势一变，不甘于从来之师承与训诂，诉之自己主观、欲把握圣人心情之倾向盛行。一般倾向，一方以《易》《中庸》为中心，兴起高调穷理尽性之周、张、二程之学；同时，在他方亦兴起，以《春秋》为中心而力说大义名分之欧阳、司马的学问。前者，欲以内省思索研究人类道德之根源，后者本乎文献与历史，欲探求人类义务在何处；前者探求仁心之起源、根据；后者阐明、鼓吹义务之本质。以后两派均出现几多后继者，但至南宋朱子，则合两派而为一，集宋学之大成，于是乃改项而移于朱子。
欧阳修乃文学家，在经学与思索方面，让周、程诸子一步，但彼有其特征，即言周、程诸子之所未言者，想其所不及想者。周、程诸子之经学以《易》与《中庸》为中心，但欧阳子则作《周易童子问》，谓《易传》非孔子之作，又在《进士策问》中断定《中庸》亦非子思之作，此乃欧阳子之见解，全然与周程诸子不同之明证。前者认为由思索而明了圣贤之精神，反之，后者则公平的读经书而批判之。前者的态度，如能评之为哲学的，则后者可评之为历史的。
欧阳修批判《易》与《中庸》而怀疑其作者，同时更怀疑《周礼》亦非周公之作（《居士集》四十八、《问进士策》三首），又作《诗本义》，评《毛传》与《郑笺》，陈述自己的见解。彼作孙复之碑文，赞赏《春秋尊王发微》，前已略述，但彼亦作《春秋论》三篇，指摘三传之矛盾与不合理，又推荐《春秋》之义，作《正统论》，本此意义，作《五代史记》。在《春秋》三传上加以批评的，唐代已有啖助、赵匡等，未必至宋代之初，但到欧阳子便更深刻，用批评眼光来读经书，实前代稀有之例，乃欧阳修一家之读书法，此影响其门下亦颇大。
欧阳子门下有著名的苏氏兄弟，兄名轼，以“东坡居士”之号知名。此人著述有《书传》二十卷，从历史立场来批评《尚书》本文；轼之弟辙，著有《诗解》二十卷，解剖《毛诗小序》，彼认为，真能看作《毛序》者，仅最初一句，后乃后学之敷陈集录，此见解，作为后世郑樵之《诗序辨妄》及朱子《诗序辨说》之先驱，在经典批判中，开拓新的方面。
欧阳子门人又有刘氏兄弟，兄名敞，称为“公是先生”，著述有《七经小传》《春秋权衡》《春秋传》《春秋意林》《传说例》等，尤可称为擅长于《春秋》之学者，弟攽，称为“公非先生”，在司马光之下，帮助编纂《资治通鉴》。
总之，欧阳修一派的学者，批判的阅读经书，深入诸经之中，特别深入《春秋》，毕竟《春秋》乃春秋时代之历史，其文章出自史官之手，孔子加以删改，借历史来鼓吹政治道德之精神，即如借孟子之语，“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也。”借记录齐桓、晋文事实之历史，来说“义”，此乃儒家经典存在之价值。欧阳修写《新五代史记》，作《正统论》，亦企图借历史来陈述“义”。苏轼《正统论》及苏辙《史论》亦本同样精神。在与此相前后所作之《资治通鉴》中，亦有此见解。
《资治通鉴》，如其名所示，乃天子为政治之参考所作之历史，司马光乃其编者。司马光，字君实，生于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六十八岁殁，乃被赠以太师、温国公者。《通鉴》乃治平二年拜诏，经过十九年的岁月，至元丰七年完成。征之温公自言，温公之精力倾注于此书，帮助其编纂之代表人物，乃刘攽、刘恕、范祖禹三人，根据《四库全书提要》，刘攽分担汉以前，刘恕分担三国、南北朝，范祖禹分担唐与五代，但在全谢山之《通鉴分修》《诸子考》中，根据温公的帖子，说“隋以前为刘攽，唐为范祖禹，五代为刘恕”。刘攽有《汉释》，范祖禹有《唐鉴》，刘恕有《十国纪年》之著述，各各分担得意时代，由此观之，全谢山见解乃正确的。
温公乃与邵、张二程子有深交者，在其著作《迂书》中说：《易》曰，穷理尽性以至命。世之高论者，竞以幽僻之语欺人，使人跂悬不可及，愦瞀不能知，其实奚远。他并非喜欢幽玄哲学的人，虽然不如欧阳子一派批判地阅读经典，但彼在《论风俗札子》中说：“新进后生，口传耳剽，读《易》未识卦，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当时学风，非难失诸武断，但此恐怕乃指欧阳修一派之事，因此温公对于欧阳修派之读书法不满，但彼欲借历史而明其义，则与欧阳修见解一致，特别在助其编纂之学者中，亦有如欧阳子门下生刘攽者，故附论于欧阳子之后。
《通鉴》为资政治之参考所作之历史，则不仅以记事之正确为目的，根据《山堂考索》及《直斋书录解题》等所言，奉《通鉴》编纂之诏前，温公模仿《左传》风格，将战国至秦二世之历史写成《通志》八卷，上奏英宗，受英宗命，继续完成《通鉴》，现在《通鉴》非效法纪传体，乃用编年体，时时加以论评，此显然模仿《左氏》之例。《通鉴》乃《左氏春秋》绝笔后，才起笔的，怕是有继其后之心吧。根据《山堂考索》，刘恕问温公：“何故《通鉴》不从上古开始？”公答之：“周平王以来之事，已见于《春秋》，圣经乃不可损益，故自以后始。”刘恕更反问：“何故不在获麟之岁始？”公答之曰：“必须顾虑此在圣经已继续矣。”由此，《通鉴》显然继《左氏春秋》而作的。其中所插入之论赞，可与《春秋》之义并驾齐驱。
然则《通鉴》之大义为何？今不能把全体二百九十四卷一一论究，但其开卷第一则有著名之“名分论”，其中喝破：“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力说名分之重要，所谓名分，毕竟明白君臣之义，此即全书之大义，故《通鉴》欲明白《春秋》之义，须避免空谈，以后世历史而教大义名分。此书当时传至日本，北畠亲房学之，遂作《神皇正统记》，此并非偶然之事。
到了北宋以后，儒学之大势一变，不甘于从来之师承与训诂，诉之自己主观、欲把握圣人心情之倾向盛行。一般倾向，一方以《易》《中庸》为中心，兴起高调穷理尽性之周、张、二程之学；同时，在他方亦兴起，以《春秋》为中心而力说大义名分之欧阳、司马的学问。前者，欲以内省思索研究人类道德之根源，后者本乎文献与历史，欲探求人类义务在何处；前者探求仁心之起源、根据；后者阐明、鼓吹义务之本质。以后两派均出现几多后继者，但至南宋朱子，则合两派而为一，集宋学之大成，于是乃改项而移于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