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学——周张二程之学
周子一派之学问，世称为道学，《宋史·道学传》曾叙述其大略，大意说：
道学之名，古无是也。……孔子有德而无位，既不得使是道之用广被斯世，退而与其徒定礼乐，明宪章，删《诗》《书》，修《春秋》，赞《易象》，讨论《坟》《典》，使三五圣人昭明于无穷。……孔子殁，曾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殁而无传。……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旨，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无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实生，及长，受业周子，已乃扩大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使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学所以度越诸子，而上接孟氏者欤。
由此可知，所谓道学乃起于周、张二子，为二程子所继承，为朱子集大成的学问，其特征乃极欲注重道统及借《四书》以发挥儒教之精神。所谓道统，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理想，为孔子所阐明，孔子之精神传于曾子、子思，为孟子所继承，惟孟子以后，传统已绝。于是，欲从《礼记》之中摘出《大学》与《中庸》，以之并立于《论语》《孟子》，由此而阐明孔、曾、思、孟之学，兴起那千百年间葬于黑暗中的绝学，此学便称为道学。
被称为道学之祖的周子，名敦颐，生于真宗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神宗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五十七岁殁，其著述尚存者，有《太极图说》及《通书》。前者是将宇宙生成之理名为“太极图”之图表，说明之，后者又名《易通》，是《易》之通论。前者论宇宙生成，究明道德之根源，后者则借《易》与《中庸》说明道德。《图说》中云：“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此乃说明宇宙生成之过程，惟大体上不过取自《易》之“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再联络着五行说而说明。《图说》更进而说明，阴阳二气交感而化生万物，其中，人尤为秀灵，有形体同时有精神，最后说：“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此乃进而说明人间道德，是中、正、仁、义四字，行之极则，乃“静”之一字。据《通书》说，仁者，产生物之力，义者，成物之动。把宇宙现象看作太极之生成的周子，认为人之道德仁义不外是生成之作用。生成之作用，乃在物各得其正所，调和而行，故他又把“中正”二字放在“仁义”之上。《通书》有云：“惟中也者，和也。”故“中”即调和之意。此“中正”二字，也是《易传》常用之文句，物各居正位，尚当中爻，乃来自《易》之思想，同时，又与《中庸》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思想亦有关系。总之，周子相信了顺宇宙生成调和之理，即是人间道德。破坏此生成调和之原因，皆在欲，故《图说》云：“主静，立人极焉。”以静为主，即去欲之意。然而，虽说去欲，亦不是宜如枯木死灰，乃避欲而勿破坏自然的生成调和之意，积极地说，即是自己诚而不伪之意。于是，《通书》云：“诚，无为。”又云：“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无为即是静，静和诚，大概乃从两面去说同一心地之语。其力说此诚，乃得自《易传》和《中庸》之思想。要之，周子的宇宙观和道德说，乃玩味内察《易》与《中庸》，而披沥其领解所得，在这点上，可以说是采用范仲淹之流而更深入的。一贯地把唯一的生成调和之原理，应用于宇宙现象及人间道德，这便是宋学的长处。
周子之思想，乃出自《易》与《中庸》，《图说》和《通书》，可以说是《易》和《中庸》之义疏。然而其中所说的“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也”及“主静”，并不是儒家本来的思想，倒是采用自道家思想。据朱震的《汉上易传》《进易表》云，周子曾从学于穆修，并传陈希夷之学，据说，陈希夷是五代之道士，受魏伯阳以来之道家说，传之于种放，种放传之于穆修。再考虑到周子之太极图，乃综合袭魏伯阳之《参同契》的《水火匡郭图》和《三五至精图》的，则周子受道家影响之事实，便很明了，《图说》中亦显现其面影，乃当然的事情。然而，此图，不一定仅见《参同契》，而且在唐僧宗密的《禅源所诠集都序》之中，亦改造《水火匡郭图》，而说明起信论之教理，恐怕是在唐宋之际，此图解很盛行，周子便由此而图解宇宙生成了。又据毛奇龄的《太极图说遗议》之考证所得，在《太极图说》中，多有得自宗密的《原人论》之文句。宗密是华严学者。一说周子曾从学于润州鹤林寺之僧寿涯，又一说，曾从东林寺之常听，听华严理事法界之说，故《图说》有《原人论》之影响的事实，亦不能否认的。因而，周子之学，乃以《易》与《中庸》做骨子，惟亦有道家思想、佛家思想之影响。综合此种种，便一贯了宇宙原理和道德法的一家哲学，此乃周子之所以为周子者也。
张横渠，名载，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五十八岁卒。少时好谈兵，惟范仲淹授之《中庸》一篇，诫之儒者宜乐名教，故其后便志于学道，嘉佑初年在京师见二程子，益坚其志。张子有《易说》三卷、《西铭》一篇、《东铭》一篇、《正蒙》十篇等，是以《易》和《中庸》为中心的思想，这与周子同样，惟张子不如周子说太极无极，又不说二气、五行，而以一气之聚去说明万物之生生。据张子说，气之本体，为太虚无形的，其聚集时，便取象而成万物，分散时，复入五形而成太虚，例如，冰释凝为水。此气之聚散即气化，是所谓道，呼此道为太和。张子这般见解，与周子不同，惟把气之本体称为太虚无形，此道叫作太和，与周子的太极无极之说、中正仁义之教，便有一脉相通之感。周子和张子，都将道之中心观念置于调和上，这是相同的。
把天地间万物看作同一气化之生成的张子，在《西铭》篇之首曰：“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即是把天地间万物，看作吾同胞与类，吾之性即天地之性。可是《正蒙》篇说：“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者，生人物之万殊。”这并不看万物是平等的，而承认其由于气的聚散之工合，便有种种的差异，在该篇中又说：“形而后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这就分别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并不认为各人气质便照旧是天地之性，毕竟是认为随着一气之聚散而产生形之万殊，则其性亦有正偏之差异，他说，变化这气质之偏倚，乃修养之根本。这种见解，与伊川的理一分殊说有重要的关系。
程明道和程伊川二人，称为二程子。明道名颢，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五十四岁殁；伊川名颐，乃明道之弟，徽宗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七十五岁殁。二程子初从学于周茂叔，亦与张横渠交游，其思想学说，与此二人有很多关系。二程子的著述及言行，集于《二程全书》之中，通览之，便见两人之思想大体是一致的，惟亦有多少不同之点，故先说明道，次说伊川吧。
明道初则从学周子，后又泛学诸家，出入于佛老约十年，再反求之于六经而自得，故在其学说中，很多和周子一致之点，亦是他的特征。
周子说，太极分为阴阳二气，由二气交感而生成万物；张子则说，由一气之聚散而生万殊，都以生成看作宇宙之道；惟明道亦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氤氲，万物化醇”（《遗书》十一），也以生成看作宇宙之道。然而，明道又说“独阴不生，独阳不生”（《遗书》十一），又说“万物莫不有对，一阴一阳，一善一恶，阳长则阴消”（《遗书》十一），等等，认阴阳之消长为一，称之为天地之理，或天理，或单称之为理。将此借阴阳之消长而化生万物的事实，说明为天理这一点，是周、张所未说及的，明道亦宣称“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外书》十二）
以阴阳生生看作天理的明道，便认为人间道德亦不外此理。他所以说，理在天下只是一个理。……所谓敬只是以此为敬，所谓仁只是以此为仁，所谓信，只是以此为信（《遗书》二上），即此证据。然而，在仁、义、信、敬之中，特别注重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同上）。因而，仁乃从天地生生之理，以生生为仁的事实，与周子是同样的见解。
周子说，人与物不同之所在，乃兼备形与精神，惟明道说“天地之间，非独人为至灵，自家之心便是草木鸟兽之心也，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尔”（《遗书》一），又说“人与物，但气有偏正耳”（同上），即人与物之区别，乃由于其能否得气禀之中。关于此点，明道较之周子更接近张子。
以人与物之关系看作气的偏正之不同的明道，又以人性质之不同，归于气之偏正，他说：“人生气禀，理有善恶，然不是性中元有此两物相对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是气禀有然也。”（《遗书》一）又说：“天下善恶皆天理。谓之恶者非本恶，但或过或不及便如此。”（《遗书》二上）即依明道的意见：人性之善恶，乃由气禀之偏正而分，并不是本质的不同，故由于避偏趋正，一定可以回复本性的。人之离正而偏，乃私心与私智所累，故人须舍私心，打破私智，廓然大公，勉力物来而顺应，此乃教人定天性的理由（《明道文集》三，《答张横渠书》）。借此气禀之正偏而说性之善恶这一点，颇似张横渠，惟关于矫正气禀之偏的功夫，见解便不同。横渠为了变化气质，用穷礼与行礼（换言之即研知敬行）为主，但明道则排斥自私与用智，仅仅强调无心的顺从理之当然，此乃似周子的主静之说。
总之，明道乃说明由于阴阳之消长而生万物，此乃宇宙之道，即天理。顺从天理，即是人道，故人须舍私心而大公，因此应顺从天理。实在“天理”一语，乃明道哲学之根本，比之周子之太极，张子之太虚，可窥见其思想进展之迹，周子之太极，乃敷陈《易传》的“太极生两仪”之说，而说明太极生万物的过程之流出说。阴阳两仪以下乃形而下之事，太极乃形而上之事，而超越经验的，故说明太极，借老庄用语，太极乃本无极。但此种流出之说，欲使万人承认乃困难之事，故张子单纯以气之聚散，说明现象之发生，为了说明气之为何，不外用道家素朴的“太虚无形”之语而已，然而明道解释生生即道，称之为理，或天理。原来“理”字乃从“玉”之偏旁而来的字，本来乃玉的条理整然之意，但一转变为修理之义，再转变为心之同然，即无论谁皆判断为至极之义，二转则使事实成为事实的所以之意。所谓明道之理或天理，正是第三转之意，至此，常作现象根源的本体并不存在，所以使现象成为现象的道理，离开现象不能存在，最初性与理一致，穷理尽性之道学，完全成立。由于用“理”字者，乃佛教学者之提倡，特别华严宗之学者常常对照“理”与“事”而说明教理，明道之天理，也许亦从佛教家之说中启发的。通读《二程遗书》，其中关于《易》之记事者殊多，此乃暗示二程子之学问中心在于《易》，特别伊川乃倾注一生心血而完成《易传》者。伊川曾语“某于《易传》，今却已自成书，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书可出”（《遗书》十七）。又答复张闳中说：“《易传》未传，自量精力未衰，尚冀有寸进”（《遗书》二十一上）。由此知其如何努力于《易传》之完成。彼认为《易》乃由象显理之书，彼在《易传自序》中，陈述象与理之关系是“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同样还说“至显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显一源”（《遗书》二十五）。伊川认为事象乃理之作用，领解理为事象之本体，说明现象界的事象与本体之理有不可分离之关系，离开理则无事象，离开事象则无理，说明理与事象一致乃伊川哲学之根本。伊川之门人尹和靖问其师“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一语乃断然的泄漏天机，伊川答之“汝看得如此甚善”（《外书》十二）。因此，“事理一致微显一源”八字乃伊川哲学之核心。
伊川说破事理一致微显一源，但实际现象界，千差万别无一相同。如此的差别，能否认为一理之作用？为了说明此理，伊川改称张横渠之一气分殊说，称之为理一分殊，借此以说明万象之差异。有人问：“学必穷理，物散万殊，何由而穷尽其理？”其答复则谓：“求一物而通万殊，虽颜子不敢谓能，夫亦积习既久，则脱然自有该贯，所以然者，万物一理故也。”（《二程粹言》一）又说：“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济事，须是集众理，然后脱然自有悟处。”（《遗书》十七）彼之所言，无一非立脚于理一分殊说。为说明事象之诸相，伊川关于人性亦如张子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而对说理性与气质，前者存在于理之人，不用说乃平等的，后者由于各人所禀受之气的偏正而定的才质，人乃特别不同，但理与气本来一体，气不过理之用，故气质之性，假使以涵养与进学而矫正其偏倚则可以归于理性，所谓涵养乃用敬之意，所谓进学，乃致知之意，所谓敬，乃使整齐严肃心为一，觉悟天理之自然的功夫，所谓致知，即《大学》致知格物。伊川在《遗书》二十八中解释《大学》之致知格物，大意说：
或问，进修之术何先？曰，莫先于正心诚意，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凡一物之上有一理，须穷致其理。……或问，格物，须物物格之，还只格一物，而万理皆知？曰，怎生便会该通？……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
上面的一段话，是说一物之上有一理，格之需要积习，这是因为把一切事象来作分殊。至于说终于脱然贯通，这是因为承认理一。总之，伊川性说，及为学的功夫，是基于理一分殊说的，这很是明了。
伊川哲学，乃寄附于“事理一致”与“理一分殊”两句话上，然则伊川从哪里获得此种见解之暗示呢？我想，恐怕乃从华严三法界观而得的。所谓三法界观，乃华严之始祖杜顺首倡之说，杜顺之法界观门，把其分为真空观、理事无碍观、周遍含容观三种，但在第四祖澄观之法界玄镜，则改称为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在澄观弟子宗密之注法界观门，亦用此名称。第一之真空观，乃否定差别的事象，力说绝对之一理；第二之理事无碍观乃说明理与事象之一致；第三之周偏含容观，乃说明每个事象为绝对的，所有事象皆互相含容，伊川之事理一致说正是该当第二之理事无碍观。而伊川亦常常说，事理乃华严家之常谈。伊川的门人刘元承问伊川曰：“某尝读《华严经》，第一真空绝相观，第二事理无碍观，第三事事无碍观，此理如何？”伊川答曰：“一言以蔽之，不过曰万理归于一理也。”（《遗书》十八）由此观之，伊川及其门人之间，甚明了《华严》的此问题，伊川似亦有相当深刻的理会。所以说彼之哲学有借鉴于华严教理之处，此结论恐怕不是过早吧！
《华严》哲学之究极，在于第三之事事无碍观，但伊川仅止于第二之理事无碍观者何故？恐怕彼为说明儒教之道德，认为事事无碍之思想有害无益之故。彼说明理事一致体用无间，同时为说明事象的差别，拉张子的见解来说明理一分殊，彼曾激赏张子之《西铭》，彼认为《西铭》之优点乃理一分殊。倘使仅高调理之一方，则成为墨子兼爱之说，而不能说明父子之义；反之，如果仅说明分殊之一面，遂陷于杨朱之利己主义而失仁；立脚于分殊，在推及于理之一处，儒家之仁道确立。因此伊川之着眼点，皆为了说明儒之道德，此乃不深入事事无碍观，而停止于理事无碍观之所以。此乃伊川之哲学在佛教上所未完成者，当作儒教哲学而添加光彩之所以。
以上略述周、张、二程之学，并概括以《易》《中庸》为主之范仲淹一派之见解，以下略述欧阳修一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