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之勃兴
唐衰不久，五代之乱继起，故无学问思想之可言，及宋兴而统一天下，学者崛起于四方，发动了宋学勃兴之气运。全谢山的《庆历五先生书院记》中这样说：
有宋真、仁二宗之际，儒林之草昧也。当时濂、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而睢阳戚氏在宋，泰山孙氏在齐，安定胡氏在吴，相与讲明正学，自拔于尘俗之中……安阳韩忠献公、高平范文正公、乐安欧阳文忠公皆卓然有见于道之大概，左提右挈，于是学校遍于四方，师儒之道以立。而李挺之、邵天叟辈共以经术和之。说者以为濂、洛之前茅也。
这已可以简单说明当时情势了。在此所记述诸人之中，特别要注意的，便是范文正公及欧阳文忠公。
范文正公，名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初从学于戚同文，后举为进士，任右司谏，其后辞司谏而移居于苏州，建立学校，聘胡瑗为教授，后累进，除参知政事，由友人石介推荐孙复为国子监直讲，皇佑四年（公元1052年）六十四岁殁。睢阳戚氏乃其师，泰山孙氏和安定胡氏，乃受其知遇的人。在此四人之间，学问思想有相通之点，是很有兴味的事情。戚同文的学问如何，尚不明了，惟其门下范仲淹，便泛通六经，尤通《易》，而又曾以《中庸》授与张横渠，故戚氏、范氏之学，恐怕就是以《易》及《中庸》为中心的吧。安定胡瑗亦有《易传》十卷，《周易口义》十二卷，《中庸义》等著作，故大概此亦为与范仲淹同调的学者。泰山之孙复，据其门下人石介所作《泰山书院记》中说：“先生尝以为，尽孔子之心者《大易》，尽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大经，圣人之极笔也，治世之大法也。故作《易说》六十四篇，《春秋尊王发微》十七卷。”故他在尊崇《易》这点上，可说与范仲淹同调。于是，以范仲淹为中心的一派学者，是藉《易》《中庸》而讲明义理，可看做周子、二程子之先导。
相对范仲淹一派的人们而言，另呈异彩的学者便是欧阳修。修，字永叔，安徽永丰人，仕于仁宗、英宗两朝，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六十六岁殁。修与其说是经学者，倒不如说是长于文学的人，其门下出曾巩、苏轼、王安石等文章家。然而，修亦不单是文人，亦有《周易童子问》《诗本义》《尚书本义》《新唐书》《新五代史记》等经学及关于历史的著作。他在《周易童子问》上说，《易》之十翼，不特非圣人之作，甚至不能认为一人之述作，恐怕是杂取从前的《易》学者之讲说而编纂的，而非难其采择失当，多害经惑世的。又在《进士策问》上申斥说，《中庸》徒构虚言高论，于世无益，违背圣人之意，故大约是子思之假作。修又作孙复及其弟子石介之碑志，似乎与此二人有深切关系，在其叙述孙复之文中，对孙氏关于《易》的学说，一辞亦不提及，只说他作《春秋尊王发微》，有功于春秋学的事实，且在最后激赏说，先生之治《春秋》也，不惑于传注，不以曲说乱经，其言简单，明诸侯大夫之功罪，以考时之盛衰，推见王道之治乱，得经之本义者甚多。恐怕修不好《易》，因而，关于孙复亦只是赞扬其《春秋》说，修自己亦作《春秋论》三篇，力说《春秋》三传多失经意，而说孔子之作《春秋》，乃为正名定分、别是非、明善恶的，在其所撰的《新五代史记》中，其记述乃仿《史记》，其褒贬乃仿《春秋》。综合这许多事实来推测，欧阳修的经学，乃以《春秋》为中心的，与范仲淹一派之尊信《易》《中庸》，可看作不同的流派。陈止斋的《温州淹补学田记》，有一节这样说：
宋兴，士大夫之学，亡虑三变。起建隆至天圣、明道间，一洗五季之陋……而守故蹈常之习未化，范子始与其徒抗之以名节，天下靡然从之，人人耻无以自见也。欧阳子出，议论文章，粹然尔雅，轶乎魏晋之上。久而周子出，又落其华，一本于六艺，学者经术遂庶几于三代，何其盛也，则本朝人物众多之故也！
这已可以简单地评价范、欧二派的学问之不同。范氏借《易》《中庸》，去探求道德之本源，砥砺名节，集学习名节之人于其门下，欧阳氏则高倡《春秋》褒贬之义，高论时事，集以议论文章而鸣的人才于其门下，这可说是有兴味的对照了。陈止斋在此二派之上，更立周子一派，惟周子一派的学者，均图借《易》与《中庸》去阐明义理，这正是和范仲淹一派人们同调，故我把他看作续范子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