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之衰亡与五代之纷乱
唐朝的武功从表面看，虽和汉朝相等，其声威所至，或且超过汉朝，但此乃世运进步使然，以经营域外的实力论，唐朝实非汉朝之比。玄宗时，府兵制度业已废坏，而吐蕃、突厥都强，契丹势亦渐盛。欲图控制、守御，都不得不加重边兵，所谓藩镇，遂兴起于此时，天下势成偏重。唐朝对待被征服的异族，亦和汉朝不同。汉朝多使之入居塞内，唐朝则仍留之于塞外，而设立都护府或都督府去管理他。所以唐朝所征服的异族虽多，未曾引起像五胡乱华一般的杂居内地的异族之患。然环伺塞外的异族既多，当其种类昌炽，而中国政治力量减退时，就不免有被其侵入的危险了。
安史之乱
唐朝的兵威，虽然和汉朝一样盛，却有一点不同。汉朝的征伐，所用的多是汉兵，唐朝却多用蕃兵、蕃将。其初边庭没有重兵，玄宗为要对付吐蕃、突厥、奚、契丹，西北两边，兵力才重，而安禄山又以胡人而兼范阳、平卢两镇节度使，就酿成“天宝之乱”。安禄山的造反，事在七五五年，兵一动而河北、河南相继陷没，潼关不守。玄宗逃四川，留太子讨贼，太子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安禄山是没有谋略的，所以唐朝得任用郭子仪，再借用回纥等国的兵，把两京收复。时安禄山已为其子所杀，唐兵围之于相州（今河南安阳县），势已垂下，而禄山之将史思明，降而复叛，就从范阳南下，杀败唐兵，再陷洛阳。唐朝又任用李光弼，和他相持，到七六一年，史思明又为其子所杀，才算把他打平。安、史乱后，河西、陇右（河西，今甘肃省黄河以西之地，余为陇右），都给吐蕃攻陷。回纥骄横异常，云南的南诏国，又时有侵寇；藩镇遍于内地，中央行政的权力，不甚完整，唐朝的局面，就很难收拾了。
安史之乱之根源
安史之乱，皇室的腐败只是一个诱因，其根源是别有所在的。（一）唐朝的武功从表面看，虽和汉朝相等，其声威所至，或且超过汉朝，但此乃世运进步使然，以经营域外的实力论，唐朝实非汉朝之比。汉武帝时，攻击匈奴，前后凡数十次；以至征伐大宛，救护乌孙，都是仗自己的实力去摧破强敌。唐朝的征服突厥、薛延陀等，则多因利乘便，且对外多用蕃兵。玄宗时，府兵制度业已废坏，而吐蕃、突厥都强，契丹势亦渐盛。欲图控制、守御，都不得不加重边兵，所谓藩镇，遂兴起于此时，天下势成偏重。（二）唐朝对待被征服的异族，亦和汉朝不同。汉朝多使之入居塞内，唐朝则仍留之于塞外，而设立都护府或都督府去管理他。所以唐朝所征服的异族虽多，未曾引起像五胡乱华一般的杂居内地的异族之患。然环伺塞外的异族既多，当其种类昌炽，而中国政治力量减退时，就不免有被其侵入的危险了。（《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第456、457页）
若论军事上的实力，则唐朝何能和汉朝比？汉朝对外的征讨，十之八九是发本国兵出去打的，唐朝则多是以夷制夷。这以一时论，亦可使中国的人民，减轻负担，然通全局而观之，则亦足以养成异族强悍，汉族衰颓之势。安禄山之所以蓄意反叛，沙陀突厥之所以横行中原，都由于此。就是宋朝的始终不振，也和这有间接的关系。（《吕著中国通史》上册，第119页）
藩镇的跋扈
藩镇为患最甚的，是安、史余党，直到德宗时，才加以讨伐。其时平卢、天雄、成德三镇，连合拒命。卢龙本恭顺朝廷，后亦加入为乱，德宗发泾原兵东讨，路过京城，因赏薄作乱，奉朱泚为主，德宗逃到奉天（今陕西武功县），又逃到汉中，因兵力不够，只得赦其余诸镇，专把朱泚打平。宪宗时，淮西尤为跋扈，宪宗用宰相裴度，坚持用兵，到底把他攻下，河北三镇（卢龙、成德、天雄），亦一时降服。然宪宗死后，旋即背叛，终唐之世，不能再取了。河北三镇以外，其余诸镇也时有背叛的，就不叛的，也总不免有些专横。而节度使实亦多为其兵所制，因为他们的得位，多是由军士拥戴的，军士既骄横又有野心的人，要从中利用，所以当时的节度使，也是岌岌不能自保的，弄成“地擅于将，将擅于兵”的局势了。
唐藩镇之弊
唐代藩镇之弊，总括起来，是“地擅于将，将擅于兵”八个字。一地方的兵甲、财赋，固为节度使所专，中央不能过问。节度使更代之际，也至少无全权过问，或竟全不能过问。然节度使对于其境内之事，亦未必能全权措置，至少是要顾到其将校的意见，或遵循其军中的习惯的。尤其当更代之际，无论是亲子弟，或是资格相当的人，也必须要得到军中的拥戴，否则就有被杀或被逐的危险。节度使如失众心，亦会为其下所杀。又有野心的人，煽动军队，饵以重赏，推翻节度使而代之的。此等军队，真乃所谓骄兵。凡兵骄，则对外必不能作战，而内部则被其把持，一事不可为，甚且纲纪全无，变乱时作。唐中叶以后的藩镇，所以坐视寇盗的纵横而不能出击；明知强邻的见逼，也只得束手坐待其吞并；一遇强敌，其军队即土崩瓦解；其最大的原因，实在于此。这是非加以彻底的整顿，不足以有为的。（《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第470—471页）
宦官的专权
藩镇既跋扈于外，宦官又专权于内。唐朝有一种禁军，是开国时的兵士，无家可归的，给他渭水北岸的闲田耕种，子孙世袭，做皇帝的护卫。安、史乱后，本在青海地方的神策军，入驻京畿，也就算禁军。唐德宗回銮后，把“神策军”交给宦官统带，宦官因此干与政事，历代的君主多由宦官拥立，顺宗、文宗想要除掉他们，始终不能成功。
唐朝的分裂
八七四年，黄巢创乱，从山东经河南、湖北、江西、浙江、福建，直打到广东。再从广东打回河南，攻陷潼关。僖宗逃到四川，各处的藩镇，多坐视不救；来的亦不肯向前。先是西突厥别部，有支住在新疆巴里坤湖附近的，名为沙陀突厥，初和吐蕃勾结，后来吐蕃又疑心他，乃归降唐朝，唐朝拣他的精锐，编成沙陀军，驻扎在山西北部，其酋长李克用（沙陀酋长姓朱邪氏，李是唐朝的赐姓）造反，给卢龙军打败，逃到阴山附近的鞑靼中。此时无法，只得赦李克用的罪，召他回来，居然把黄巢打平，然河东从此就落入沙陀手里了。黄巢乱后，唐朝的命令，全然不行，藩镇互相争斗，其初本以李克用为最强，后来宣武的朱全忠，尽并河南、山东，威服河北，李克用也弱了。其时宦官依旧专权，关内的节度使，全是他们的党羽。昭宗的宰相崔胤，结连朱全忠，想除掉他们。宦官迫胁昭宗，逃到凤翔，朱全忠进兵围攻，经一年多，凤翔不能守，乃奉昭宗出城，于是大杀宦官，昭宗亦被朱全忠劫迁到洛阳，旋杀之而立其子。九〇七年，唐遂为朱全忠所篡，是为梁太祖。
论梁太祖
梁太祖的私德，是有些缺点的，所以从前的史家，对他的批评，多不大好。然而私德只是私德，社会的情形复杂了，论人的标准，自亦随之而复杂，政治和道德、伦理，岂能并为一谈？就篡弑，也是历代英雄的公罪，岂能偏责一人？老实说：当大局阽危之际，只要能保护国家、抗御外族、拯救人民的，就是有功的政治家。当一个政治家要尽他为国为民的责任，而前代的皇室成为其障碍物时，岂能守小信而忘大义？在唐、五代之际，梁太祖确是能定乱和恤民的，而历来论者，多视为罪大恶极，甚有反偏袒后唐的，那就未免不知民族的大义了。（《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第468页）
五代的纷乱
此时北方梁、晋两国对立。南方分为吴、吴越、闽、楚、南汉、前蜀六国。梁太祖死后，末帝幼弱，为后唐庄宗所灭。庄宗又灭掉前蜀，旋为明宗所篡。明宗女婿石敬瑭镇守河东，明宗死后，养子废帝，要把他移到山东。敬瑭造反，割燕、云十六州，以求救于辽。辽兵南下，废帝败死。辽人册敬瑭为晋帝，是为晋高祖。高祖事辽甚谨，死后其侄出帝，和辽开衅。九四七年，为辽人所执，辽太宗入大梁，旋因中国人不服，北还。太原留守刘知远入大梁，是为后汉高祖。仅四年，而为周所篡。
周世宗的雄略和宋朝的统一
五代中，唐、晋、汉三朝，都是沙陀人，到后周，汉人才又恢复。其时吴已为南唐所篡，又吞并闽、楚，和后蜀都有窥伺中原之意，都要和辽人连结，北汉更其是专倚赖辽人的。周太祖的儿子世宗先把国内整顿好，又把这三国都打败，然后出兵伐辽，把瀛、莫、涿三州恢复；进攻幽州，惜乎天不假年，在军中遇疾，未几就死了。嗣子幼弱，遂为宋太祖所篡，时公元九六〇年。宋太祖承周世宗之后，国内业已富强。其割据诸国，大都乱弱。乃先将南平、后蜀、南汉灭掉，旋又灭掉南唐。太宗即位后，吴越纳土归降，公元九七九年，出兵灭掉北汉，全国就统一了。
周、宋对外之异
宋太祖治内之策，大抵沿袭周世宗，其对外与之异。世宗之意，似欲先恢复燕、云，故于南唐、后蜀，皆仅加以膺惩，使不能为患而止。太祖之意，则主先平定中国，故不仅对辽专取守势，即于北汉之恃辽为援者，亦姑置之。此固不易言其得失。唯周宋间适值辽穆宗在位，国势中衰之际；至中国平定，而辽势亦已复张矣。从事后观之，失此机会，殊为可惜也。（《高中复习丛书　本国史》，第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