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之新倾向
初唐之学者孔颖达等奉敕以图经义之统一，已如上面所述。惟肃宗以后早已出现了不同意钦定经义的著述，例如：李鼎祚的《周易集解》，成伯玙的《毛诗指说》，啖助、赵匡、陆淳的《春秋说》都是。
《周易集解》的著者李鼎祚，《两唐书》亦无传记，不明其详，惟据《开元四部目录》的记载，其著作不载《集解》，乃集录子夏、孟喜以下三十五家之说，在其自序上说：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故显然是反对依王弼注的钦定正义的人。
成伯玙的生涯，亦不明，惟其《毛诗指说》，乃集四篇而成，分为《兴述》《解说》《传授》《文体》四项，其中曾分析《毛诗》之序，以为初一句乃子夏之作，其余则毛苌所续成，这乃宋苏辙疑《诗序》不是一人之作，郑樵和朱子，都舍《诗序》而解其诗的先驱，他们也属于反对严守《毛传》的钦定经义者。
啖助字叔佐，是天宝之末，曾做临海尉、丹阳主簿的人，博通经学，特长春秋学，考三家之长短，补充其缺点，作《春秋集传》及《统例》，其门人曾出赵匡、陆淳两人。啖助卒后，陆淳集其师之遗文，托赵匡检阅，作《春秋集例纂例》十卷，又曾著《春秋微旨》三卷，《春秋辨疑》十卷。今啖助之书已失而不传，惟陆淳之书犹存，依此已可窥探他们的见解了。据陆淳的见解，他们都否定了《左传》是左丘明之说这旧见解，又《公羊》《榖梁》亦是笔录口传者，故有错误；欲舍传而极力寻求经意。此亦可以说是反对尊重《左传》的钦定经义，成为宋朝孙觉之先河的。
以上三种著作之存留，乃唐人经说之幸存者，惟如果既承认其中有这般的倾向，那么，便可想象在中唐以后，会有不信服钦定经义之倾向了。随着对经学有这样的见解，对于儒教教理亦萌芽着新的意见了。可举为这新儒教之代表的，便是韩愈和李翱。
韩愈是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年五十七岁而殁的著名文章家，在其思想方面，亦是不落人后的人，他的思想，于见《原人》《原道》《原性》三篇之中。他在《原人》篇上说，生于天间者，有人与夷狄禽兽之类，其中人最优秀，被目为夷狄禽兽之主，人之为夷狄禽兽之主，因人有为人之道也。其次，在《原道》篇上，乃说人之道应该是如何。他在《原道》篇之首，区别着佛、老之道与儒之道，这样说：在一般称为“仁义道德”这四字之中，“仁”与“义”，是具体的概念（定名），所以有其内容，惟“道”与“德”，是抽象的名（虚位），故无其内容。儒家的所谓道德，是以仁义为内容的道德，反之，老子的特别的德则舍仁义，故是空虚的，这便是儒家的道德与老子的道德之差异点。其次，儒教是为达到相生相养之目的的教，故为着达这目的，便必须君、臣、民之阶级，即君出命令，臣传之于民，民从事于耕农，而贡租税于君，于是，人类便达到相生相养之目的，惟佛教则舍君臣之关系，离父子之系累，只求心之清净寂灭。然而，儒家方面，《大学》亦如此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而努力使正其心，诚其意，这正是统治天下国家的功夫，不是离脱天下国家，而求心之清寂的。这又是儒与佛的相异点。因而，儒家之道，人类为达到相生相养之目的，守君臣父子之义，博爱众之道。然而，若问此道为何人所教，则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等所相传之道。以上便是《原道》篇的要点，而其中说及尧、舜至孔、孟的道统及引证《大学》篇之文句，便是后起的宋学之先河。在此点上，我认为韩退之是新儒教之先驱者。他又在《原性》篇中论人性有上、中、下三品，上者纯善，中者混善恶，下者为恶，这仅是折衷孟、荀的性说，并无赞赏之价值，惟他的弟子李翱的性说，却有相当值得注意的见解。
李翱，字习之，是韩愈的侄婿，从学于韩愈的人，其著作有《文集》十八卷，在此注意的，只是《复性书》三篇。他在《复性书》上说，人性虽是善的，惟情则有善恶，故人亦为恶的。然而，若问本来纯善的性，为何而起恶情，他便说，人之性本来是静的，静时必无恶，《中庸》云“天命之谓性”，即指此性静之时。然而，此静性既动而起情之时便成为恶，故人类之道德，乃在于制止情之妄动，使归于本来之静。《中庸》所谓“率性之谓道”即此意义。又《中庸》说，诚乃天之道，诚者定之义，此亦以不动为道，即人无思无虑，则情无由生，《易》云“天下何思何虑”即指此。如人心寂然不动，则邪息自息，而惟性明照。然而所谓致心于寂然，并非闭其视听，乃视听清晰而后生见闻。不知则不为，心可寂然而光照于天下，《大学》曰“致知格物”即指此。物乃万物，格即到来，万物来五官而接之，则心明晰而辨之，仅辨之而毫不起情，即所谓致知。人如能致知，便可意诚、心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人宜不动其情，如一切不动情，则自然归于本来之静，此即复性之功夫。以上，乃是《复性书》之要点，其内容颇似程子的《定性书》，而李翱屡屡以《大学》篇及《中庸》篇为立论之根据，此亦似宋儒。于是，我认为韩愈及李翱乃是宋学之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