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每一次去到广州白云机场,都会想起2016年初夏的那个下午。
那天下午七点整的时候,笨笨的航班还没有落地。尽管我表面一脸平静,但实际上,那不过是一种静态的崩溃。
这和我们原本计划的完全不同。
原计划是这样的:同一天,我从北京飞到广州,笨笨从上海飞到广州,我们会和之后一起出关去越南。我们还说好,先到的人先去过海关,买点吃的和水,最后大家在登机口碰头就行。
这个计划,看似没有一点儿不对劲的地方。
唯一的问题是:我的签证,在她那里。
我一向自诩出行经验丰富,无论旅行、出差、国内、国外,各种别人想得到想不到的细碎的小东西,我都会准备得妥妥当当。
我记得,正是在密集的签售会期间,我对笨笨发出了“等我忙完,一起去趟越南吧”的提议。
“好的!”她也一副在家憋坏了的样子。
于是我们分工合作:她负责办理我们俩的签证、订机票,找旅馆、做攻略,我负责……把我的护照首页拍给她。
签证下来之后,她特意问过我一次:“把你的签证寄给你吧?”
“不用了,反正我们俩是一起走啊。”我自作聪明的想,万一寄丢了还麻烦呢。
“也对,那我们就机场见。”她就这么轻易的被说服了。
回想起来,这场悲剧的伏笔就是在那个时候埋下的吧。
出发那天,我在首都机场办理乘机手续,工作人员说:“咦,签证在您朋友那里?不好意思,那您只能到广州办理后续航班的值机了。”
我才意识到——计划里有一个那么明显的Bug——太明显了,以至于我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蠢到这么晚才想起来:万一,笨笨坐的那趟航班没有准点到达广州,那,我,该,怎,么,办?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起飞前,广播里提醒乘客们关机,我收到的最后一条信息是笨笨发来的:“X!我的航班晚点了!”
鬼知道我是以怎样的心情在机舱里度过了三个半小时。
当我乘坐的航班终于在白云机场落地之后,一开手机便是连续不断的狂震,那是笨笨登机前发给我的一大堆微信,整理得简练一点儿就是“我原定的航班延误了但幸好我聪明就改签啊天啊我改签的这趟航班又延误了不过没关系我已经登机了啊我要起飞了你等我!”
为了她那最后那句“你等我”,我在值机柜台前心神不宁的等了四十分钟,紧张程度不亚于产房外等待妻子生产的丈夫。
理智上,我知道,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但情感上我还是更愿意相信她会赶到,就像赫敏和罗恩相信哈利波特一定会战胜伏地魔那样——我,相信,我的朋友!
七点过十分,我已心如死灰。
“小姐,你朋友的航班还没有到达吗?”好心工作人员又问了我一遍,:“再晚就真的来不及了。”
的确是来不及了。浪费了一张机票不说,还要解决这一晚的住宿。
我叹了口气,一边埋怨自己太愚蠢,一边打开手机里的APP,准备订个靠谱点儿的酒店。
突然,手机,又开始狂震,砰砰砰,一直震。
“到了!”
“停了停了!”
“马上!”
“我出来了,等我!”
“我朋友到了!”我含着热泪对工作人员说。
对方也被感染了:“太好了,叫她快点儿跑,你们的航班只有20分钟就要登机了!”
几分钟后,笨笨从机场的尽头朝我这边狂奔过来,虽然距离那么远,我还是清清楚楚的看到了她的白眼。
她一边跑一遍咳,好像马上就要死掉的样子。
她的手里举着一张纸,无力的挥啊挥——那是我的签证。
工作人员以最快的速度为我办好了值机,又指向安检的方向对我们说:“小姐,继续跑,你们还要过海关!”
于是,单人狂奔变成了双人狂奔。平时从来不运动的我们俩,在登机口停下的时候,都已经濒临死亡。
过了很久,我的呼吸终于平稳了一点儿,可胸口依然疼得像是要裂开。是我先开口的:“丁笨笨,我们是不是该先叙叙旧?”
她对我做了一个手势,说:“我现在不想跟你讲话。”
我不能抑制的笑了起来。
我们已经两年没见了。
“不管对方在哪里,至少一年见一面吧。”我们曾经的确这样说过,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并没有做到。
于是,我们又说,就算一年见不上一次,两年总要见一次吧?
很多人都遇到过这种事情,异地的友谊远不如异地的爱情来得坚实。
也许其中一个人谈起了恋爱、也许其中一个人忙于工作、也许其中一个人出了国,也许仅仅是因为懒、怕麻烦,所以曾经说过的话也就不算数了。
每个人身体里都有雷达,亲疏远近测得分毫不差,在“彼此疏远”这件事上,所有人都很默契。
无论是我还是笨笨,都有一些自然而然疏远了的朋友。奇怪的是,明明在这方面都很冷淡,可是我们俩的关系却一直很好。
我们也曾有过长长的时间没有联络,但心里一直很确定、很清晰的知道,对方还在那里。
我一直在长沙和北京两地切换,而她总是离不开江浙沪地区。
我每年给她寄书,总要重新问一遍收件地址。
她有时在杭州,有时在上海,更多的时候在江苏老家。从那些快递单上,我多少能窥见到一点儿她的生活轨迹。
“你又辞职了吗?”
“是啊。”
总是这么轻描淡写的对话。
她有种特殊的本领,我们都学不来:永远不考虑今晚以后的事情。
最难得的是,她那种轻松感并不是假装出来的,她是真真正正的在畅游人生。
这些年来,她换过很多工作,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让她想要天长地久的待下去。我不相信她从来没有遇到过讨厌的同事,傻X的领导,可她从来不说。
她不是隐忍,只是单纯的觉得这些事情不值得说。
对于她而言,这些工作都是暂时性的,做得不开心就走,有什么非要坚持的呢?
我不是不知道,一个成熟的人应该给朋友成熟的建议。比如“不要任性,你应该好好考虑自己的未来”,又或者是“成年人的生活都是不容易的,你该长大了”,但我不会跟她说这些。
我希望她能一直这样随性的活下去。
在我们所有人面对现实都割让出一部分灵魂以后,她还能这么有趣,生猛,这显然比“长大”要更加珍贵。
刚毕业的那几年,我们俩经常结伴出去旅行。两人都很穷,只能去些不怎么需要花钱的地方,坐绿皮火车,吃便宜小吃和方便面,住青年旅社。
回想起来,苦,是有一点苦,但或许是因为太年轻了吧,当时我们只觉得快乐。
两个没有社会经验的傻子,个性却很鲜明,我傲慢,她嚣张,讲起粗口来连男生都听不下去。
在青旅,最受大家欢迎的是长得好看、性格又讨人喜欢的姑娘,其次是拥有其中一样特质的姑娘。
最不招人喜欢的恐怕就是我们这种:从来不主动和别人打招呼,只跟自己的朋友玩,除了向人借打火机时会比较礼貌之外,其他时候都散发着一股“我脾气不好,离我远一点”的气息。
别人出去旅行,要么有艳遇,要么收获很多新朋友,到了分开的时候,手机里一大堆合照。
而我们,出去的时候两个人,回来的时候还是两个人。照片都是单人照,你给我拍一张,我给你拍一张,然后一个人嫌另一个人拍得不好,就生气不拍了。
那些年月里,除了她丢过一次手机之外,我们几乎没遇到过任何挫折,也没遇到过坏人,每次都平平安安回了家。
我曾经以为,那是因为我们很酷、很厉害,过了一两年,我意识到——其实我们只是运气好。
等到又过了几年,我回想起那时的一切,重新得出一个结论。
没错,当年我们的确运气好,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很酷,很厉害。
去越南的念头,是青春期时埋下的执念。
杜拉斯笔下的西贡,潮湿、缠绵、爱欲中蕴藏着痛。
同名电影里清瘦的白人少女脱下衣服,露出嶙峋的身体,屏幕里的梁家辉用自卑的爱慕,清洗和擦拭她每一寸皮肤。
一条唐人街。
他们在门内大床上发生肌肤之亲,光线从各个方向投进来,门外是市井里的嘈杂声,一扇门隔出两个世界。
那个故事让人喉咙发紧,胸口闷痛。
我们于深夜降落在西贡,它现在叫做胡志明市。
一出机舱,扑头盖脸的热空气让人呼吸不畅,我便知道,旅行箱里那几件长袖衬衣实在带得多余了。
出关和买电话卡都花了不少时间,笨笨的情绪比我预想中要冷静很多,反而是我一直在叫饿。
出了机场,她说:“我在网上看他们说,要坐车牌是XXX的车,那是正规出租车公司的车。”她跑来跑去,找到了一辆XXX号的车,回头冲我喊:“这个,可以的。”
我们的旅馆在一条著名的游客街上。
整条街都是酒吧,每个酒吧都放着震耳欲聋的音乐。欧美面孔们显然是白天睡够了,到了晚上一个个精神好得不得了,眼睛都发着光。
这……我心想,晚上能睡得着吗?
一进房间,我知道自己多虑了——房间根本没有窗户,这倒是免除了噪音的干扰。
不知道旅馆出于什么想法,把镜子钉在离天花板只有几公分的位置,难道说……身高一米九以下的客人不允许照镜子?
浴室看着也比较简陋,笨笨试了一会儿花洒,对我说“水好冷哦。”
条件是一般般,但比这更糟糕的,我们也不是没住过。
所以,没问题。
十一点多的时候,我们从旅馆里出来,去找吃的。
彼时,我换上了吊带裙,她换上了T恤和短裤,两人都穿着人字拖鞋。焦灼褪去了,散漫的游客气质显露了出来。
路很窄,她在前面走着,我看着她的背影,感觉好像又回到了我二十四岁,她二十二岁的时候。
那年在西北,我们一站接一站的去到环境更恶劣的地方。不管是谁晚上饿了,另一个人都会陪着一起出去找吃的,我们好像从来没想过安全方面的问题,不知道是太相信自己,还是对对方太有信心。
在西贡,我们又回到了那种松弛的,没心没肺的状态。
在街道的拐角,有一家卖河粉的摊子,老板推着小车,手法熟练。我们怀着试一试的心态要了两碗带汤的河粉,味道好得令人意外。
“你这两年,很少找我啊。”我一边吃一边跟她闲聊。
“你不是生病了嘛,”她停了一下,又说:“而且,你现在太忙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记得她说的这两句话。在那个时刻,我心里是有难过的,还有种莫名的愧疚感。
过了很久,我才想到为什么。
我觉得,我的内心深处其实一直都知道,在那个“一年至少要见一次”的约定中,一直是她在迁就我。
如果我想找她,我随时都可以找她。但如果她想约我一起去干点什么,一定要等我做完一件事,再做完一件事,又做完一件事,才能抽出空档来。
我们不在一起的那些时间里,我具体经历了些什么,她并不知道。
但她知道,虽然她还在潇潇洒洒的过着日子,我却早已经不可避免的、沉重的长大了。
我去过很多次东南亚,也的确拥有不少关于“艰辛”的回忆。
但如果要说“凶险”,也只有在西贡的那个下午。
下过暴雨的午后,我们吃过午饭又回到旅馆房间,空调打到20度,一切都是最舒服的状态。
不记得是谁先提起的:我们出来旅行的目的,难道就是为了躺在旅馆床上玩手机吗?我们年轻时候的热情呢?
她查了一会儿攻略,对我说:“有个很大的市场,我看了一下,走路就能到,可以去逛逛。”
“市场啊,卖什么的?”拥有丰富的东南亚旅行经验的我马上提出了疑问。
“不晓得咧,去看看才晓得咯,”她说着话,又翻了个白眼:“不是你说的吗,随便走走也比躺在这里玩手机好。”
电子地图显示,从旅馆出发,步行二十分钟就能到达目的地。
我们各自背了一个小包,分别装了点东西。
“你好了吗,我OK了。”
“护照,钱,钥匙,都装好了,走吧。”
我们说说笑笑的出了门,商量着待会儿到了市场要多买点东西,反正越南的东西嘛,很便宜的呀。
对于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我们浑然不觉,丝毫没有嗅到一点儿危险的气息。
距离那件事发生前十分钟,我给笨笨买了个冰淇淋。
她一只手举着冰淇淋,时不时舔一下高温中融化的奶油,另一只手攥着手机,仔细的看着地图。
我拿着相机“咔擦咔擦”随便拍拍街景。
猝不及防,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一辆摩托车从她身边飞快的飚过,车上有两个人。前面的人骑着车,后面的人朝她伸出手来……那一秒钟,笨笨发出了一声响彻整条街的尖叫。
冰淇淋掉在了湿漉漉的地上。
我的眼睛并没有看清楚发生了什么但我全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好像有一声,很轻的,什么东西崩断的声音。
街边有些当地人,用一点也不意外的眼神看着我们,嘴里讲着一些当地的语言,指手画脚,脸色平静。
不知道究竟过了多长时间,我的大脑才恢复运转。
“没事吧?”我的声音里有结结实实的惊恐:“抢走了什么?”
她看着地上的冰淇淋,过了一下才回答我:“想抢我手机,我没松手。”
我看见,她那根连接着手机和充电宝的数据线,被硬生生拽断了。
在那样的高温下,我浑身冷汗,双腿发软。不敢回想,如果刚刚被抢的人是我……护照、现金和宾馆的钥匙,全在我的包包里。
“怎么办?”她看着我:“还去不去?”
我冷静下来,想了想:已经走到一半了,还遇到这种倒霉事,我们就这样回旅馆不是更亏?
在那种情形下,我们共同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继续走去市场。
那一路走得很艰难,路上每个人看起来都像不怀好意。我四处张望,十足的惊弓之鸟。
实际上,害得我们经历了飞车抢劫的那个市场,根本没什么好逛的——我是说,如果你来自中国的话——那里出售的所有的商品,在中国都能买到。
颜色艳丽的衣服、纱巾、塑料发卡、手工饰品……最多的是椰子糖和水果干。
市场里的欧美游客们倒是兴致盎然,我们很想问他们:DoyouknowTaobao?
我们意兴阑珊的从市场里出来,广场上到处都是胡志明的宣传画。
我拍了几张照片,突然觉得这一切真是糟糕透了。
这不是杜拉斯的西贡,这是飞车党猖獗的胡志明市——这个想法从我的脑子里冒出来,再也摁不回去。
“回去吧,在路上买点水果,我们去旅馆天台上坐坐,”我有点儿担心被抢的事情会影响到她的心情:“别不开心哦,反正明天我们就要去美奈了。”
“哈,不开心?什么事情不开心?”
她是我认识的自愈能力最强的人。
在美奈,我们的活动范围因为雨季而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美奈的酒店就在海边。
大概跟季节有关,我们在美奈的时候,根本没怎么看见游客。
一条窄窄的,泥泞的路,两边有很多度假型的酒店,还有一些饭店,貌似生意都不是特别好的样子。
每个饭店都有中文菜单,还配了照片,但给人的感觉都是货不对板。
笨笨说:“幸好听你的带了老干妈。”
我们住的酒店在海边摆了一排躺椅。可是每天都会下好次雨,椅子差不多时时刻刻都是湿的,所以也没有人真的去躺。
花园里种植着许多热带花卉,我每天都会捡一朵新鲜的鸡蛋花别在鬓角。
我们一直懒洋洋的,除了吃饭,一步也不离开房间,只在其中一天早起去了白沙丘。
接我们的司机,四点多就到了酒店大堂。我没梳头发,笨笨没戴戴眼镜,像两个疯子。
我们坐在没有玻璃的旧吉普上冷得发抖,一路上车子发出的噪音震耳欲聋,谁都没有说话。
远处的天微微亮起的时候,到达白沙丘。
出来得太急,我们一分钱都没有带。
出租沙滩摩托的小哥拼命劝我们坐车上去,我们只能一直说“nomoney”,他看着我们,脸上有些无奈的神情。
沙丘顶上已经有不少在等待着日出的游客,我们只能抓紧时间往上爬。越往上,风越大,我闭着眼睛,觉得自己下一步就会踏空然后从几十米的沙山上滚下去。
她忽然说:“我从来没有成功的看过一次日出。”
啊,真的吗?我难以置信:“你不是经常出去玩吗?一次都没看到过?”
“没有,神奇吧。”她停下来,选定了位置:“看看和你一起能不能打破这个魔咒吧。”
事实上,那天我们还是没有能够打破魔咒。
云层太厚了,什么也看不到。
正感到有点儿扫兴的时候,旁边一群美国人忽然扯开一条横幅,开始大声的、有节奏的喊:USA!USA!
那个小小的沙丘一下子变得生机勃勃,我们对视了一下,莫名的觉得好笑,同时也感觉好像没有那么郁闷了。
离开美奈的那天早晨,我们起得很早,在酒店海边那排躺椅上躺着等日出。
我们好像还是不太甘心就这么走了,好像连能在记忆中做个标记的事件都没有,这未免太叫人扫兴。
我们看到渔船出海,看到晒得黝黑的少年一跃上船,看到船只渐渐远去,仿佛消失在海面。
云层很低,重重的压在海平线上,那后面有一丁点儿的金色光线——但,也就只有这一丁点。
或许真的是有个魔咒吧,我们还是没能看到日出。
她起身回房间去收拾行李,我一个人在沙滩上待了一会儿,捡了些小贝壳。
当我捧着这把贝壳,直起身子看向大海时——忽然之间,美奈这个地方在我的脑海中有了一个清晰的记忆点。
我少年时生活在湖南的小城,从来没有见过大海。
后来我不断的去到各个地方,看过许许多多的海,这才知道,海和海也是不同的。
比如芽庄的海,那是非常热闹非常娱乐的海。
游泳的人,潜水的人,玩帆船的人,玩拖拽伞的人。各种各样的人。
在芽庄,我每天都会在酒店的阳台上看着这片海,看很久,但完全没有下去玩一玩的兴致,它不吸引我。
但雨季的美奈的海,将因为它孤独的样子,而被我永远记得。
有天夜里,我忽然想起。
刚到美奈的那天晚上,我在酒店大堂里看到一只很大的蜗牛,大概有我的手掌那么大吧。
它在地上一动不动——但我仔细看了看,它其实是在动的,只是非常缓慢。
等我们洗了澡出去吃饭的时候,它已经不见了。
它后来去哪儿了呢?
从芽庄折返回到西贡,还是住在之前的旅馆。
笨笨从前台小姐那里找回了她遗失的眼镜,我们都感觉难以置信。(我之前还对她说:别人肯定把你的眼镜扔了,谁知道你会回来啊)。
这件事多多少少挽回了一些我们对西贡的印象分。
旅行结束前的一天,是某种意义上的贤者时间。
你既没有兴趣再浪荡下去,也并不渴望回到熟悉的环境中做日常的自己,面对和处理日常的琐碎,仿佛跌入某种时空的裂缝,前面是微弱光亮,身后是万丈深渊。
我想起很久以前,我和Jenny从新德里回国,在机场快线上她突然哭了起来。旁边的人纷纷侧目,但她无法止住眼泪。
在那个瞬间,我心里有种寂灭。
此后很长的时间里,它都未能重新生长出来。
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具备了神奇的天赋,能够让自己幸福或者快乐。但我具备的是另一种能力,我好像特别擅长让自己越来越孤独。
在旅馆的天台上坐着,什么事也不做,只是看云。
一幢幢彩色的小房子在蓝天白云底下显得很卡通,小清新,它的野蛮和破败被遮挡起来,这一刹那,西贡仍然是美的。
我和笨笨在那个下午陷入了一种巨大的空虚之中。
很自然的,我们聊起了一些过去认识的人。
她说,谁谁去瑞士了,谁谁结婚了,谁谁开了个店……
这些名字我并不陌生,他们曾经是我们共同的朋友,可是后来我和他们全部失去了联系。我没想到的是,她竟然那么清楚他们的现状。
“我在朋友圈看到的呀。”她也很惊讶:“你没有他们的微信吗?一个都没有啊?”
没有。
“反正你只有S的微信。”
“……嗯,是啦。”
我所有的朋友中,只有笨笨见过S。其他人最多是知道我有过那样一段感情,那样一个人,但这段感情和这个人对于我有着怎样的意义呢,并没有人在乎。
或许也是因为这一点,她和我的关系之中始终有着任何人都无法抵达的亲密——只有她,真切的看见过那令我刻骨铭心的创痛。
那年我在北京,谈着安稳平静的恋爱,每天读书写字,看老电影,生活波澜不惊。我以为自己已经把往事都忘干净了。这个时候,我收到了S发来的信息,那是一个大型的活动,他有参加,并且是第一次参加,叫我去看看。
我看到那个名字在手机的屏幕上亮着,又暗下去——我们已经两年多没有联络过,一句话也没有说过——我知道,我一点也没有忘记。
“千山万水,万水千山,去见你,这种事,只有我做得到。”
启程去上海时,这句电影台词一直在我的脑海中反复出现,那是一种很苦情的、悲壮的自我感动。
真正见到面的时候,我看到了乌泱泱一大堆人——那时候,我才恍然大悟。
他的好朋友都来了,所有人互相都认识,所有人都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环境,他们带着帐篷、羽绒服和军大衣,带着食物和水——除了我。
我,像个二傻子一样,穿着露背的短裙,背着小包,一副要去喝下午茶的样子。
完全弄错了。
原本,我以为我们会有单独相处的机会,我以为那会是一个诗意的时刻:我又长大了两岁,而我依然深爱着您。这么久没见,你好吗?
而现实与我的预想完全不同,他一直被人围着,仅仅只在刚照面时对我笑了一下,说“你现在怎么妆化这么浓啊。”
事实上,我只是涂了橘色的口红。
十月的长江边,低温,大风,我在风里一直一直咳嗽,好像要在肺上咳出一个洞来。
那一天,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蠢的人。
好在,再蠢的人,也会做对那么一两件事情。我在那愚蠢的一天做对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叫上了笨笨和我一起。
天黑下来之后,温度更低了。她去买了一串烤肉,吃完了之后来找我说,走吧,我们回去吧,你会冻死的咯。
我们坐在电车里,一个劲的商量回到市里要去吃什么,她一句尖刻的话都没有说。
那种感觉就像是小时候,考得太差了,不敢回去拿试卷给家长签字,旁边有个人对你说“我陪你回去吧”。
我的挫败和狼狈,其实很值得被狠狠的嘲笑一番吧,可她觉得,这没什么。
往后这些年,她提都没有提过。
“我们下次一起去个舒服点儿的地方吧,香港或者日本都行。好吃好住的,买买东西,”我说:“不然我总感觉我们俩一块出来就是为了吃苦的。”
“好滴,下次我们就呲呲呲,买买买。”
她讲话的时候,有很明显的江浙口音,我觉得那是很可爱的一个特征,就像别人一听我说话就知道“噢,湖南人”。
我们回国的航班不是同一趟,她比我要晚好几个小时。
我在那天清晨离开旅馆,酒吧街上一个人也没有,在一片清静中,出租车司机帮我把行李放进后备箱,我坐上车,出发了。
我给她发了一条信息:“我走啦,你千万不要睡过头误了机啊。”
那个时候,我心里弥漫着一种很久很久没有出现过了的东西,叫做忧伤。
她从西贡回国的过程,比我要艰难得多。
航班延误了很久很久,深夜才到上海,十几个小时之后才能坐高铁回江苏,之后再乘汽车回家。
一直到第二天我才收到她那句“我到家了”的信息。
然后,她关掉了手机,闷头睡了很久很久。
人的一生会认识不计其数的人,这其中有一部分成为了我们的熟人。经过时间和价值观的筛选,再留下来的那些就是我们的朋友。
朋友也有很多种,但我们在说这个词的时候,也许我们并不是同一个意思。
她是能够和我一起旅行的朋友,某种意义上是我永远的玩伴。
我比她大两岁,我一直觉得,这个年龄差刚刚好。
如果相差太多,我或许不会把她看做好朋友,而会不由自主的将她划到“妹妹们”的阵营里去。两岁的差距,恰到好处的平衡了我们的友情和话语权。
在她面前,我永远不会成为一个颐指气使或者好为人师的大姐。
有时我会翻她的朋友圈和微博看。她措辞大胆直接,风格辛辣,在社交网络上毫不掩饰自己真实的性情。她偶尔会一个人出去玩,或者是买了些自己喜欢的小玩意,衣服鞋子口红之类的东西,有时候也骂那些说话不带脑子或者根本就是来者不善的网友。
看着看着,我会有一种很难形容的情绪涌上心头。
说是羡慕吗,好像又不够确切。
就像在西贡的最后那个下午,我们都很低落。
可她的低落像是一个小孩子的样子,有些蠢蠢欲动的怒气,但不知道该怪谁。而我的低落,是成年人的低落,平静,沉默,但暗流涌动。
我也曾想那样活着,只说自己真正想说的话,可以吗?
后来我知道了,不可以。
于是我在长久的不被理解中变得越来越沉默。她和我不同,她从来不要这个世界理解她,她总是自得其乐。
她像是一个更好运的我,特立独行、横冲直撞,胸腔里盛满了爱与愤怒。虽然也有很多现实的烦恼,但依然竭尽所能的活成一个自由的人。
每当我想起她的时候都会有种莫名的感动,那是因为我一直深深的感觉到,我丢失了的某些东西,她还依然保留着,这让我觉得人生还有一些希望,让我觉得一定有一天,我也能把那些东西重新找回来。
那年在上海,我们一起吃过午饭之后,她把我送到地铁站里,告诉我要怎样去机场,然后自己坐上了反方向的车去高铁站。
我在地铁上突然想起来,给她发了个信息:“中午结账之后找的钱,我好像没拿。”
“啊,那怎么搞?”
过了一会儿我又给她发了一条:“哈哈,找到了,拿了拿了。”
“山炮。”
每当我想起她,都是类似于这种小事情。
我们的青春就像《七龙珠》的前半部分,小悟空和布尔玛满世界的寻找龙珠,结识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人。而我们两个粗心大意迷迷糊糊的女生,也曾经说过一起去看看世界的面貌,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许多搞笑的情节。
当我年纪越来越大,我很难再找到可以一起同行的人。大部分老朋友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准备要一个孩子或者是换个大点的房子,他们的烦恼和压力变得越来越具体。
而无论是我还是她,好像一直都没有准备好去打开那扇门,通往另一个宇宙。
有一年春天,我的抑郁特别严重,差不多毁掉了我整个生活。
每天夜里我都不睡觉,通宵写字,那些文字后来以一本书的形式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叫做《我亦飘零久》。
其中好几篇里都有她的名字,那是她和我一起走过的山山水水,千里迢迢。
她看过那些文字在word里的样子,在QQ上对我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能理解我,你别死。”
我们之间从来不说任何煽情的话,我们都觉得那太肉麻了,所以展示给对方的都是自己最粗俗和真实的一面。
那或许是我们唯一一次像两个正常的姑娘的对话吧。
“你别死。”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