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到第十九章（但其中第十六章，应移于第二十三章之后的，似是错乱了的）的十七章；此外，似成于秦代而附加的辞说。这里，单就其旧的部分来研究。子思先引仲尼的“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的话，称赞中庸之道；其次说中庸的“中”是没有“过”与“不及”的意思，又说是两端的中央；其次说，庸是庸常的意思，中庸之道是匹夫匹妇之愚也能知道，匹夫匹妇之不肖也能实践的道；最后，说君子之道，有如行远必自近，登高必自卑，先自对父母尽孝始，称赞舜之大孝，武王、周公的达孝，后面，这么地结束：
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燕毛，所以序齿也。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
以上所述，是《中庸》篇中旧的部分的大要。根据这些话，子思的《中庸》是敷陈曾子的孝的，与曾子的以孝来说明孔子的仁道相对，子思只是用中庸这句话来说明。孔子的仁、曾子的孝，原本是成就那人类固有的亲爱之情的，所以，当然是匹夫匹妇之愚、之不肖也能实践的庸常之道，这既不是高远的道理，也不是过于卑迈的，是所谓两端之中的道，所以这叫作中庸之道。践行这中庸之道，不需要其他困难的方法，单借忠恕便行了。“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这力说忠恕，也是与曾子派的思想相一致的，由这一点来看，可以知道，子思是承受了曾子的思想的。
总之，曾子以孔子以为仁之本的孝，来总括道德全部，子思为说明曾子的孝道，用中庸这范畴；因此，从孔子经由曾子到子思之间，其说明的话虽则变化了，其内容是大略相同的。曾子是以为行孔子之仁道的唯一的方法在于忠恕的人（《论语·里仁》），他的所谓孝，其根本也只是一个“忠”字（《曾子·本孝》；子思也说，中庸之道，应自对于父母尽孝始，其方法不出于忠恕。所以，曾子与子思，可以说是继承了孔子作为行仁道的方法而教导的精神的方面（即忠恕说）而发展了的。而子夏、子游的一派，继承仁的形式的方面（即复礼说），与曾子派异趣。
第三节 子游学派
子夏，姓卜，名商，小孔子四十四岁；孔子死后，做魏文侯的师傅。文侯的在位，据汲冢《纪年》，为公元前446—前397年，所以，子夏生于公元前522年，至少有八十岁以上的寿。子游，姓言，名偃，吴人，大子夏一岁，曾经做过武城宰，兴礼乐，又举用澹台子羽，刷新政治，其晚年的生活不详。但《史记》中说，孔子死后，子羽与其弟子同渡江去吴，所以，子游也恐怕归吴了吧。
子夏与子游都是长于“文学”的人。《论语·子张》篇中，子游评论子夏的门人说：“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意思是说，子夏的门人，虽长于洒扫、应对、进退这种礼的末节，对于其根本的礼的精神是不懂的。由这一段话来看，可知子游是比子夏进一步的。这里，概要地一述子游的说法，作为这一派的代表。
子游的文献，《礼记》中收入得比较多；由这些资料，已可以研究他的主张。这些资料中，最早的是《曲礼》和《玉藻》，其次是《檀弓》和《杂记》，属于最后的是《礼运》《礼器》《郊特牲》三篇和《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六篇吧。(20)这些资料，其成立年代并不一样，也并不是成于同一人之手；但从其内容来推度，可以想象，都是由子游派的学者缀集的。
《曲礼》与《玉藻》，是辑集古礼的记录的断简的；其中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曲礼上》）主张一切的道德都由礼的规准而成立。而且说：“礼从宜。”（《曲礼上》）这里所谓“宜”与“义”同，是说礼的精神。礼，全是人类制定的形式；为制定这些形式，各有主意精神，这种精神叫作“宜”。子游评论子夏的门人，说虽通礼之末节，但不知其本，这便是说他们拘泥于礼的形式，而不理解其精神。
其次，在《檀弓》和《杂记》中，关于礼的各条，只是举历史的事实，加以说明；到《礼运》《礼器》《郊特牲》等篇，是特地为了说明其“宜”的。这几篇，虽则因为文章的错简很多，很难完全了解其意义；但总之，其目的，在于说明礼的时、顺、体、义及称等五种。第一的“时”是说：一切的礼的形式，是依顺时运而变化的，不可拘泥于形式。第二的“顺”是说：礼是依顺人情而制定的；这里所谓人情，是指人类的本性。第三的“体”是说：人情的本体（即人性）是仁。第四的“义”是说：从这人情的本体（即仁）产生的，是道义，这道义，是本诸人类的本性（即仁）而定的节目，以教导父应慈、子应孝、兄应良、弟应悌、夫应义、妇应德、长应恩、幼应顺、君应仁、臣应忠为主眼，为教导这些而设的节目叫作“称”。第五的“称”，便是这个。所谓“称”，是不同、不丰、不杀的意思。所谓不同，是礼的形式因地位而不同的意思，例如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制定了数目，这叫作不同。这不同的数目，是不能增、不能减的，这叫作不丰、不杀。例如，诸侯是不能建七庙的，这是不丰，天子是不能节约为五庙的，这是不杀。如此地制定了的数目，称于“宜”而不能动的，这叫做“称”。
总之，礼的形式，是随着时的运移而变化的，不变化这一点，是称于宜（义）。礼的最重要的部分，是了解这义，所以，《郊特牲》篇中说：
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
力说应该重义。在其前后，残存着《冠义》与《昏义》的错简。我以为：《礼运》《礼器》《郊特牲》三篇，原本是连续的一篇，似是《冠义》《昏义》《射义》《燕义》等各篇的总论。
试看从《曲礼》到这许多篇的径路：子游派的学者，起初特别力说那孔子作为达到仁的方法而教导的复礼，努力于礼的研究；然后，渐渐从礼的形式深入进去，研究礼的精神。力说这礼的精神（即义），自然成了归于曾子派所重视的主观的考察中了。
总之，曾子派从主观省察入手，主张道德的本源在于主观；子游派，先研究客观的礼的形式，注意到与其形式的时一同变化，转而研究礼的精神。由于以礼的形式为主，或重视礼的精神，在同一的礼家中，分化了子夏派与子游派。
注重形式的结果，发生了徒腐心于容貌威仪的整饰这种末流的弊害；注意精神的结果，发生了单讲道理不伴以实践这种末流的弊害。荀子对于这两种弊害，下过最适切的批评，他说：
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荀子·非十二子》）
由于这种末流的弊害，一回顾这种弊害所由发生的原因，便可以想象子夏、子游的不同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