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第四章
别陷入机械化的人生
家乡与彼岸，究竟哪个才是魔山
在跟很多同龄的朋友交流之后，我发现我们这代漂泊在外的年轻人有一个共性——我们在外和在家时，往往会充当截然不同的两种角色，有时甚至干脆变成另外一个人。
比如说我自己，在工作地我是一个还算勤奋的打工人，每天看书、写作、干活，在单位里也还算业务骨干，回到家也点灯熬油写稿，从来没觉得这有什么问题，我很习惯这种生活。
可是，一回到父母在的家，我就是另一个模样了。我是家中的独子，从小过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长大后回家，帮着家里干点活、洗个碗啥的，也基本就是个仪式，搞得跟古代皇帝春耕时下地犁田一样，图的就是个重在参与。
是的，每次回家，我都重新认识到一个事实：我在自己曾经长大的家里已经近乎成了一个外人。家乡于我而言，除了一草一木能勾起我的怀旧之心，已经没了太多生活上的实感。
所以，我一般不会在这段时间为自己做什么特别重大的决定，我也经常劝我的朋友也这样做，因为家乡离我们这些漂泊者的真实生活已经过于遥远。
于是，我们这一代漂泊在外的年轻人，很多人的内心其实是彷徨的，我们到陌生的城市去打拼时，自认为自己并不属于那座城市，而属于我们出发的那个家乡。可是学习、工作日久，偶尔回乡时，却又发现自己也不再属于家乡。反倒是自己平素生活的那个城市，更多了一份亲切感。
这，也许正是我们这一代人中很多人宁愿辛苦“漂”着也不回老家的原因：我们早已不知乡关何处。
而说到底，到底哪里才是一个人真正的故乡呢？这事儿很耐琢磨。
我大学毕业后就没怎么读过纯文学的书，两年前读的最后一本，是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魔山》。这本小说讲了一个颇为魔幻的故事：
有一个大学生，名叫汉斯，他有一次去一座高山肺病疗养院探望自己的表兄，不料阴错阳差自己也染上了肺病，于是只好留下来接受治疗。
这座疗养院里的人来自四面八方，性格迥然，思想各异。汉斯本来是一个有自己坚定追求和思想的青年，可是同这些人交往后，思想变得混乱起来。
而恰在此时，他又与一位俄国姑娘相识、相爱，被爱情迷得神魂颠倒。
于是，这座本来只应是他生活中短小插曲的高山疗养院，成了一座“魔山”，让他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一转眼，七年过去了，表兄病死，爱人离去，那些曾经交往甚密、一起高谈阔论的朋友也各奔东西。汉斯这才惊觉，一切宛如一场大梦，而他竟在这座“魔山”上昏睡了七年。恰在此时，一战爆发，他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奔赴前线的征途，离开了魔山。
很显然，托马斯·曼在小说中所描写的魔山，是对人生的一个隐喻：我们的人生总是在一些机缘巧合下来到某个地方，然后因为机缘巧合留了下来，就地展开我们的生活，交往那些碰巧认识的人，与他们一起做碰巧合适做的事，最终我们会被自己生活的这种环境所同化，忘记了自己来此的初衷，毫不知情地过一辈子，或者如小说中的汉斯一样，在某个清晨突然觉得一切宛如一场大梦。
《红楼梦》里说“甚荒唐，反认他乡做故乡”，也是这个意思。其实说穿了，也没什么荒唐的，毋宁说人就是这样一种极为容易被自己的近况所同化的动物：你以为你一直在按你想的方式去活，但多数时候，你不过是在按照你活的方式去想。
人生无处不是他乡，“魔山”无处不在。
小说的结尾其实也照应了这一点：汉斯决定去投身的一战，其实也是当时的社会话语为那一代欧洲青年虚构的另一座“魔山”，无数人被其洗脑、同化而投身其中，最终毫无价值地死去，或者在战后惊醒，发现这也宛如南柯一梦。
既然如此，作者为什么又要给小说这样一个结局，让主人公离开此处的魔山，奔向另一处的呢？
我想，作者想体现的，其实是一种人的意志对环境同化的挣扎。
诚然，人无论选择何种生活，都难免被生活所同化。但如果你有勇气离开，至少能在出走的那一刻，感受到意志的觉醒——在魔山上，我们确实难免沉睡，但当我们从一座魔山出走，奔赴另一座时，至少在旅途中，我们将是自己掌握自己的意志。
制订的计划，就是用来打破的
曾经看过一个故事：有个旅客在某火车站等车，火车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最后，旅客终于怒了，跑去找站长，指着列车时刻表问他：“既然列车总是晚点，那你们制订这张时刻表有什么用呢？”
站长不慌不忙地答道：“当然有用，先生，如果没有这张时刻表，您怎么知道火车晚点了呢？”
当然，这是个笑话，但这个笑话里藏着一个可能困扰过我们每个人的疑问：我们给自己订立的计划，到底有什么用呢？
是的，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给自己订立一个或短或长的生活、工作计划，可是这些计划多半无法得到十分严格的执行。就像我写微信公众号，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曾经数次调整过微信公众号的计划，包括更新频率、写作重点、开办一年左右要做到什么程度等。但每次计划执行下来，最大的感觉总是“计划没有变化快”，大多数计划是没有办法按时、如愿完成的。
面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我觉得我们应该释然，就像那个故事所暗示的：制订计划，其实就是为了打破的。
人类历史上最会做计划的人，或许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首任参谋长毛奇元帅（也称老毛奇）。
此人应该是19世纪拿破仑退场之后欧陆战场上最璀璨的将星，是普鲁士军队打赢德意志统一战争的实际指挥者。
但毛奇的指挥风格与拿破仑截然不同，毛奇首先承认了自己的军事战略才能不及拿破仑，所以也不奢望像拿破仑那样打“用兵之妙，存乎一心”、依靠主要将领的天才灵感克敌制胜的“神仙仗”。而19世纪急速发展的工业，也让战争进入了工业化时代，拿破仑式的指挥艺术也越来越难以重演了。
毛奇的弥补之法，要求预先做好作战计划。为此，他极大地扩充了普鲁士的总参谋部，将该部门而非总司令（国王）或自己作为指挥整个作战的大脑。在开战之前，总参谋部的参谋们会在图纸上提前算好战争应该怎样进行，普鲁士军队应该用多少个师推进到哪里，围歼多少敌军，为此军用物资应该如何搭配，各个部队应该怎样协同。
虽然人类战争史上一直有“庙算”的说法，但毛奇和他领导的德军总参谋部的参谋们，是第一群把战争计划做得这么细致的人，这决定了普鲁士军队在统一战争中的超强战力。
然而，如果你把毛奇想象成一个严谨刻板、只会按照计划机械般行事的“机器人”，那就错了。1888年，搞了一辈子作战计划的毛奇卸任德军总参谋长，接任他职位的是瓦德西，也就是后来八国联军那个有名无实的总司令。在移交工作的时候，毛奇先是给瓦德西讲了半天已经做好的作战计划：对法国一旦开战我们要怎么打，对沙俄一旦开战我们计划怎么做。
但最后，毛奇话锋一转，非常郑重地提醒瓦德西：“但你要明白，总参谋部的这些计划，并不奢望军队在战争中能完全达成——我希望你们今后制订计划也不要有这种幻想——而是在指示一旦开战，每支部队应该做什么。”
是的，毛奇的这段临别告诫，其实点破了一个好计划的实际意义：一个好的计划，并不是行动必须刻板遵循的一张图纸，而是架设在目标与行动之间的一座桥梁和路标。
明智的指挥者，并不奢望自己的作战计划能被完美地执行，而是要通过计划的制订与传达，将宏大的战略目标初步分解、细化，使得执行命令的军队明白需要大体沿着什么路径行进，才能为最终完成目标提供助力。这才是计划的真实目的。
但非常可惜的是，毛奇的这个告诫，并没有被他的后继者们很好地听从。毛奇的作战计划创下的赫赫功绩以及德国民族天生性格使然，让尽量精细地制订计划并刻板地遵从计划，几乎成为德军之后的最高准则。
毛奇的继任者是瓦德西，瓦德西的继任者是施利芬，施利芬在任时，制订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施利芬计划”，而这个计划到了毛奇的侄子小毛奇接任总参谋长时，又成了德国对法俄开战时的唯一选择。
最终，德国的军事乃至外交，都被这个计划所绑架了，保障“施利芬计划”可以顺利执行，反而成了德国一战爆发前夕一系列行动的目标。这最终导致了德国同时在东西两线开战的悲剧。
据说在一战前夜，德皇威廉二世还曾跟小毛奇有过沟通，说：现在法国那边可能还有交涉的余地，要不然咱们就放弃“施利芬计划”，专心对付沙俄算了。
一贯对皇帝唯唯诺诺的小毛奇在听了这话之后当场发飙。
他说：陛下，这怎么可能呢？这个计划是我们德国人数十年如一日搞出来的，精确到了每条铁轨的运用，每节列车车皮的运用，现在要放弃这个计划？那所有正在按计划调度的军人，都会成为手拿武器的暴徒，我是没有办法指挥这样一支军队的。
德皇威廉听了这话之后非常失望，说：如果现在做参谋长的是你叔叔，他一定不会给我这样一个答案。
但可惜，对计划到底是什么有着透彻理解的老毛奇已经作古了。德国人最终不得不按照既定计划去打仗。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武运”，自毛奇总参谋长而起，以另一个毛奇总参谋长而终；自对计划的合理运用而起，以被计划所绑架而终。
军队如此，个人亦然。在我们的生活中，计划当然是必要的，但提前制订过于长远过于细致的计划，有时反而会成为具体操作中的绊脚石。比如，在微信公众号这个月的写作中，我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原本打算将每周的长稿、连载定时定量化，但真正执行起来后，这样的刻板安排反而会凝滞自己的思路——有时早上起来，突然想到一个好题目，可是与写作计划相悖，这时到底该怎么写，就成了一个特别让人头痛的问题。
所以，在思考过后，我决定在今后的写作中放弃过于定时定量的计划，将写作的自由还给每一天、每一瞬间的灵感。
当然，这并不是说之后我写文章就全无计划性了，长篇连载我也写，时事评论我也做，并且尽量保证均匀分布，只不过不再确定具体的更新日期。
世界有它的计划，但你应该另有计划
一位正在读高中的同学给我写了一篇文章：
西老师：
您好！
我现在是一名正在等待开学的高三学生，目前在班上成绩属前列。
按我们这里小县城的排名来推，我应该能够过重本线。但往上看一、二线城市的同龄人，真的是拼成绩拼不过，拼课外技能拼不过，拼人脉资源拼不过。
我现在想的是掌握一项可以不用仰人鼻息的技能，可以养活自己与家庭（这点您的文章里也提过，更坚定了我的想法）。
但高考分数真的是敲门砖，去更好的平台肯定对行动更有利。现在，我在学习方面也不想报补习班（感觉现在的补习班都是割韭菜，割完一拨又一拨，难遇良师）。
但看到别人补习后分数有所上涨时，我能感到自己的戾气在上升。我也差点就加入补习行列，将内卷进行到底。理想这方面似乎又受到了分数的制约，让我感到理想在逐渐破灭。
照这样下去，我毕业后很有可能会走入体制，过着现在的我不想过的生活（亦或者以后的我对此甘之如饴呢？未可知也，但目前的我是不想这样的）。
所以，现在我算是陷入迷惘吧，理想的光芒虽然美妙，但是我感到深深无力。
劳烦您看这么多，如有什么看法与意见请尽管提出。毕竟我现在最缺乏的就是新的思想力量。
以下是我的回答：
这位读者朋友：
你好！
你的来信说的事情很多，也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问题，但我的确能感受到你的那种焦虑。这种焦虑感跟我高三的时候很相似。
我高中时候和你差不多，成绩也还不错，但要跟顶尖的那些学生争，我又觉得自己拼不过，我也很焦虑。所以，我高三的时候，逃课、闹情绪之类的事情也干过不少，现在想来，对当时成绩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些无聊之事。我当年做得并不比你好。
可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无谓的焦躁呢？
后来，我读了很多人类学的书籍，才逐渐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这是进化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坑。
压力与焦虑是人类的天性，请设想一下，在一个远古的部落，一个原始人如果每天为自己下顿吃什么而焦虑，于是勤于打猎，或者为自己能否获得异性青睐而有压力，因而增加魅力值，那么他活下来并繁衍后代的概率就会比不焦虑的人大一些。所以，为了未来焦虑，因臆想对手的强大而恐惧，这在当时绝对是一种好基因。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这种基因很容易存留下来。
但问题是，人类文明用了区区几千年爆炸式地发展到了现在，现代游戏规则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一个现代社会能施加给你的压力与焦虑已经远远超出了你部落时代的祖先。高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它把至少一个省里所有的学生都放在一个战场里拼杀，并号称决定了人一生的命运。
你要面对远景，不再是晚上能不能填饱肚子，也不是今年怎么过冬，而是这一生从事什么工作；你要面对的对手也不再是部落里那有限的几个人，而是全省上百万考生。
太多的竞争者和太长远的决定性影响，都超出了我们那颗原始的大脑所能承受的范围，而人类最近一万年来太快的文明发展没有为生物进化留下足够长的时间去适应它。所以，这种大大超出我们承受能力的压力，很容易就能把一个人的心态压爆炸，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
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只不过是比祖先们多识几个字、多会算几道题的“改良版原始人”。但从采集狩猎、刀耕火种到如今，社会发展经历的可不只是改良，还有数场革命。社会游戏规则的变化远远甩开了我们心理和生理的进化速度，你感到无法承受，那是理所当然的。
而且，我要告诉你，高考只是你那个“原始大脑”对现代压力的不适应症的第一次爆发。人类现代社会之所以能比原始社会多创造数亿倍的劳动价值，并非我们每个人力有所增，智有所长，而是因为我们不断扩大了自己的协作范围——从部落，到村镇，到民族，再到国家，而至全球。
因为这种协作的需要，远景一定会越拉越长（因为别的协作者需要对你有更靠谱、更长远的预期），你所面临的竞争者也一定会越来越多（越成功的人越需要面临来自全球同行的竞争），随之而来的压力和恐惧一定会越来越大。
你看，为什么现如今会有那么多学生，在高考、考研、毕业就业时出现问题？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拼命“996”，却觉得自己没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为什么会有普遍性的内卷、躺平风潮？
是现代人心理越来越脆弱，没有祖先们皮实了吗？
不，这是现代生活给我们制造的远景和对手，太让我们的原始本性无法承受了而已。
我们是西装革履、住混凝土大厦的“原始人”，我们的脑容量接受不了世界为我们展现的如此宏观的远景与如此众多的对手。
我们患上了对未来的“巨物恐惧症”，这也是你现在的问题所在。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的建议是，既然我们对这个世界给我们展现出的景象感到恐惧和眩晕，那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感官”封闭起来，别去看、别去想那些让你承受不了的远景，而是优先干好你自己能认知、能接受、能完成的事情。
《你有你的计划，世界另有计划》是万维钢老师2019年出的一本书。
他在书中说的很多观点我都赞同。从本质上说，当今的世界，确实有很多逻辑和真相已经超出了我们那个原始大脑的理解范围。
但我在想，这个道理如果反过来讲，不也说得通吗？
是的，世界的确另有计划，但这也不妨碍你有你自己的计划，并按部就班地实施它。
世界有世界的计划，但我可以另有计划。
世界的计划很宏大，很长远，竞争对手很多，很容易让我们那颗原始的大脑感到压力山大，甚至当机、崩溃。
但你的计划可以顺着你的大脑来，很局部、很短期，只找几个有限的竞争对手作为标的；在这个较为舒适的目标环境下，你的大脑一定会更容易进行运作。
比如你说的人生规划，在你的来信中，我看到了太多别人灌输给你的宏大叙事和竞争对手：你身处小县城，就已经看到了一、二线城市的同龄人；你还在高中，就已经想到了将来会不会去体制内讨生活；你考虑上个补习班，就忧虑起了内卷的趋势……
其实你想得太长、太远了，这些对你而言，都属于“世界计划”，是老师、家长灌输给你的，他们也只能这样讲。
但在这个别人告诉你的“世界计划”之外，我想问你，你有自己的“自我计划”吗？那个更短更务实的“自我计划”？
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你有没有想过，无论是一、二线城市同龄人的技能、人脉优势，还是体制内的工作，其实都跟你当下的生活关系不大。
你未来一年能够考虑也唯一能考虑的，不过是在高考中多考一点分数而已。
在高考中多考一点分数，这应该是你未来一年生活的总目标，在这个总目标之下，你能够分解出很多分目标，哪一科要加强，要不要为此报补习班，学习和休息的时间该如何分配，等等。你看，在这个计划中，那些你在信中提出的担忧，大部分都是不存在的。
在这个计划之外的其他任何“世界计划”的幻影，现在对你来说都是虚无缥缈的，你想也没用，徒费心神，请不要让它们干扰你现实中的努力。
我曾经提到过一位大人物，说他少年时，同学立志要当伟人，他却说要先做好实事。
其实，他的性格中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直在按自己的计划来。在他所处的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中，世界不断地变动着计划，可是这个大人物从来没有被这些变动的“世界计划”所迷惑。
变动的“世界计划”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参考和助力，而不是路标。他自有明确而清晰的计划。事实上，你读他的著作，会发现这个人特别善于制订“自我计划”，短期目标是什么，怎么达到，长期目标是什么，要为此做什么准备，分得都特别清楚。
这个人因之完成了很多刚开始看起来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功业。
而与他同时代的很多同僚，其失败的原因就是空喊口号，甚至被口号洗脑，根据口号决定当下的行动——这就是因为“世界计划”干扰自己行动的典型失败案例。
我是学历史的，我发现大部分能在风云诡谲的“大时代”最终成就事业的人，都有这种特质。人们总说，他们是时代的弄潮儿，但实际上，他们都是“自我计划”的坚定践行者，时代的大潮不过是推了他们一把而已。
结尾我想再跟你分享一下我当下的工作和生活，如我之前所自述的，我辞掉了体制内的工作，选择了自己文字创业。
有很多朋友劝我： 眼下体制内的铁饭碗越来越金贵啦，微信公众号如今在走下坡路啊……
当然，我承认这些劝阻很可能都是对的，但有一个问题，这些都是“世界计划”：铁饭碗越来越金贵，相应的竞争者也会越来越多，它的性价比一定会下降；微信公众号确实进入了红海期，但有好的内容还是可以出头的……
所以，这些大趋势都是有两面性的，它们是无法直接决定我们个人的兴衰荣辱的。
而与之相对应的，我考虑更多的，是我的那个“自我计划”：我在毕业以后的自我定位，就是一个公众写作者，三年内我要读多少本书，在“吃笔杆子饭”的主流媒体内获得一个稳定职位，六年内我要读多少本书，在这个行业中获得一个较为骨干的职位，等做到十年的时候，我应该可以有一定名气了，能成为一线的写作者……
而去年，在我工作满八年的时候，我获得了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在我的“自我计划”中更进一步。
我当然一定要抓住它，至于阻碍我做出决定的那些因素，都是“世界计划”，我左右不了，多想也只能徒增烦恼。那想那么多干吗呢？
你看，如今的我依然在忠实、执着地践行着“自我计划”，也许这个计划在未来会因为“世界计划”的变动而更改，但最终左右我每天工作和生活的，一定还是这个务实、短期的“自我计划”，我绝不会让未经“消化”的“世界计划”直接闯入我的生活……否则我会被吓怕，会像你现在一样迷茫。
世界有它的计划，但你可以另有计划。给自己定一些务实、浅近、基于自身能力的“小目标”“自我计划”吧，将剩下的交给命运和你自身的努力好了，不要想那么多。
愿你不要焦虑，把高考考好。先订立自己的计划，至于别的，任尔东西南北风。
别让太长远的计划控制了自己
我看到很多朋友也像我一样，有一种深切的焦虑。
我觉得，我们对选择的焦虑，本质上是对未来的焦虑，在这个变动不拘的时代，没人知道明年甚至几个月以后是怎样的。关于这种焦虑，我写了一篇文章，没想到居然能引起广泛的共鸣，它是一种我们这个时代的集体症候群。
那对于这种群体焦虑，我们该怎样缓解呢？
每当谈起未来时，我总是想起清末民初的国学家黄侃。
电视剧《觉醒年代》里，就有黄侃这个人。他是以反派形象出场的。
无意冒犯，但我觉得黄侃先生的人生，挺黑色幽默的。
这人是章太炎的学生，号称满腹经纶，但他其实没留下什么特别立得住的经典著作，因为这人有点狂，曾经夸下海口称：五十岁以前我不著书，因为学问不够，著书则多妄言，妄言多则徒增笑柄。五十岁以后我不读书，因为天下该读的书我都读过了。
可讽刺的是，刚好在五十岁那年，黄侃因为饮酒过量把自己喝死了，带着（自称的）满腹经纶进了棺材。
再后来，除了老师章太炎愿意给他这位“早夭”的学生吹吹牛之外，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伙计到底有什么宏图高论想在五十岁以后发表。
我大学是学历史的，一度也曾想过一直待在象牙塔，听从我们行内的那句规劝“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等白发苍苍了再写个什么什么史来震惊一下学界。
但黄侃人生的这出黑色幽默，给了我一个重要启示：人生是经不起长远规划的，机遇和意外，你永远不知道哪个先来。
尤其是黄侃生活的那种举世滔滔的时代，用那种“前半生我苦心雕琢、憋个大招，后半辈子发出来吓死你们”的态度生活，属于书呆子行为。
基本上你的技能还在那儿读条呢，人家手快的一套连环招就把你击败了。
这也是在百家争鸣的“觉醒年代”这种人最先退场的原因。
所以，对于弥漫在史学甚至整个文科学界那种逼着人必须在七老八十“学养足够”时才有资格说话的风气，我觉得它也许有利于学科的发展，却极不利于研究者的身心健康。
学这些学科的朋友，为自己的人生观健全起见，与这种思维保持距离，尽量避免被其同化。
也正因有念于此，我早早地就从象牙塔里滚蛋了。宁可自己业余写点通俗历史卖文为生，也不写那些没人看的史学论文。
由这个经验推而广之，我进而认为，任何一种要求你把人生收益放在多少多少年以后的生活方式，都算不上一种好的生活方式。
比如，你在私企里要升职加薪，老板要你“为企业奋斗”“把目光放长远”，那是他在给你“画饼”。
又比如，你决心去考公务员，觉得自己前十年耐心忍性，给领导端茶送水，将来升了职就能咋样咋样，那则是一种自我洗脑——你怎么知道你的仕途上不会出个什么事，一着不慎全局拉垮呢？
所以，人生不能没有长期规划，但也不能过于强调太长期的计划。那些能在当下就让你发挥出最大价值、干得也相对舒心，同时又能获得相应回报的工作，才是最好的。
“人，应当赶快生活”，这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话，紧接在“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只有一次……”那段长篇描述之后，我们的教育往往只让我们背诵那段理想主义的宣言，却忽略了作者紧接着说了这么一句话。
其实这句话才是更含深意的。
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生活的那个动荡不拘的苏联时代，这句话比他前面那段长篇说教，更动人心魄，更能透露他的本心，也更对读者有益。
是的，人，应当赶快生活，赶快把自己想去的地方去了，想爱的人爱了，想骂的人骂了，想写的文章写了。
别等到什么意外来敲门时，再后悔因过于长远的计划和为计划做出的隐忍而耽误了自己。
至于未来怎么办，黑格尔有言：“未来不是理性推断的对象，而是希望与恐惧的对象。”
那就让我们多一些希望，少一点恐惧好了。
反正无论你是希望还是恐惧，时代的车轮，最终都会从你身上无情地碾过。
别让工作“驯化”了自己
记得我小时候，曾被家人带着去看乡下的一位大伯，彼时他刚乘着农村经济搞活的东风，办起了自家的大型家禽场，在当地也混成了有头有脸的富户。亲戚聚餐，都祝贺他发了财。
不过，大伯本人却不怎么高兴，他说：“这家禽场挣钱是挣钱啊，不过家财万贯，带毛不算，以前农闲的时候还能得个空，干点自己的事儿，如今为了伺候这些鸡鸭，得天天守在那里，跟着提心吊胆，它们反而都成了我祖宗了。”
若干年后，我读马克思的《资本论》，里面提到“劳动对人的驯化”，就莫名地想到了大伯的那句“鸡鸭成了我祖宗”的论断。是的，表面上看，人类是为了谋生而选择了工作，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工作无时无刻不在对你进行驯化。
马克思笔下的工业化大生产是这样的，资本家恨不得把工人当成一个个齿轮拧在他们的机器上。
我的那位自己开家禽场的大伯其实也是，养鸡场的风险和压力把他拴在了那里，让他一刻也脱不开身。
其实，整个人类之所以步入文明社会，恐怕也是因为这样一个道理。
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美国哈佛等大学的人类学者们曾经搞过一个实验。他们模拟了原始狩猎、采集和原始农耕两种生活状态，并统计它们的劳动时长，结果发现，在同等的原始技术条件下，狩猎、采集获得食物的效率能达到农耕的两到三倍。一个原始猎人每天花两三个小时捕猎的猎物，可能达到或超过当时的一个农夫工作半天到一天。
也就是说，在新石器时代，人类放弃狩猎转而种田，其实是一次自我奴役的过程。
既然如此，那么人类为何还要主动把自己的脖子往农业的桎梏里放呢？
原因是农业生产更有可预期性，更具协作化，最关键的是：能够用更少的土地养活更多的人。距今约一万两千年前，当新仙女木降温事件骤然而至，气候灾变导致适宜狩猎、采集活动的区域极度缩减，人类被迫走出了“伊甸园”。
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旧约·创世记》
而后农夫与猎人的竞争开始了，后者发现自由的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战胜那些弯着腰、每天忙于耕作，但却更协作、会定居的农民们。在两种工作模式的争斗中，更辛劳的农民就这样战胜了猎人，以不可逆转之势头席卷了整个旧大陆。
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旧约·创世记》
从狩猎而至农耕，从农耕而至工业，再从工业而至信息，人类时代的演进其实是在不断重演这个过程。
在农业时代，农民们只需在农忙时节“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在工业时代，工人和工程师们开始必须每天上班，陪着开动的机器“三班倒”成为一种常态。
而到了信息时代，我们开始见识了“996”的“威力”，不管你身在何处，手机里领导的微信就是一只无形的大手，可以随时把你摁回工作岗位上。
20世纪初的经济学大师凯恩斯曾经给人类算过一卦，说到21世纪初，人们只需要每周工作十五个小时，干五休二的话每天仨小时，就能完成工作。
大师的这个预言，今天听来简直是笑话，今天，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敢这么干肯定吃不上饭。原始猎人倒是符合这个工作标准，不过这种生存状态不在未来，而在过去。
时代越发展，技术越进步，人反而越活越累，工作对人的驯化完成度反而越来越高。劳动仿佛是有自主意识一般，在不断吸引、驯化人类在其身上投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而这种表象之下，真正促使我们的工作之弦越拧越紧的，是交流、协作加速带来的竞争的同步加剧。在信息时代，你无论工作得多拼命，都能在你的协作网络中找到比你更不要命的工作狂。在与这些人协同、竞争，甚至内卷当中，你的空余时间统统消失无踪了。
所以，这个时代的保命诀窍，是你必须偶尔跳出工作，让自己歇一歇，而这也是我目前经常提醒自己要做的事。
记得我从某个单位辞职的时候，有位领导还告诫我：“你辞职可以，但回去以后一定先养好身体，别干得太拼命了。”
这话我初听时其实没能理解，辞职没了工作，原本该算是躲了个清静啊，怎么还会有“工作太拼”之忧呢？
但自己干了半个月，我才明白领导真的是有先见之明，一旦辞职自己创业，风险自担、财务自理，千头万绪就一起涌来。我平时除了读书写作之外，还必须应付商务、讲学、谈合作等各种杂事，忙得不可开交，直到目前，其实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节奏，却已经疲劳不堪。
然后，我逐渐想明白了一件事，我之前做的工作，虽然也说要搞信息化，但其实它的工作逻辑还是工业化时代的，八小时和加班之外，你仍可以支配自己自由的时间。
但辞职之后，我却把自己真正抛到信息时代的大潮当中，这种新的工作强度和快节奏与我既往的生活是存在代差的，需要我重新适应、调整。
所以，在此也回答一下一些跟我同龄甚至更年轻的朋友的问题，有人问：你辞职之后，是不是有大把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了？好羡慕你，我也想辞。
在此，我劝所有做此想的朋友：千万千万要慎重，如果你和我一样，是辞去一个属于工业时代的工作，找一个属于信息时代的自由职业，那么肯定会比过去更忙。
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每个新时代所产生的新工作都只会比过去更累，工作对人的驯化之鞭是越打越急迫的。
在这个时代，我们真的无处归隐。
我的拖延症是怎么被治好的
一
我非常喜欢的小说家大仲马，一次在小说前言里，讲了一个比小说本身更有趣的故事——他被报社的主编催稿，要写一篇名为《阿尔贡的内勒》的小说。
可是每次刚写了几句，他就发现自己写不下去了，犯了拖延症。
但相比同时代其他文学巨匠，大仲马有个优势，即他有个好儿子小仲马，此人跟他爹一样是个出色的小说家。
于是，大仲马就找小仲马来聊天。
聊着聊着，小仲马发现了问题所在：他老爹在谈小说构思时兴味索然，却在谈另一个毫不相关的故事时特别兴奋。
于是，小仲马就建议说：我要是你，我就不写什么《阿尔贡的内勒》，而是把你刚才讲的那个故事写出来。
大仲马闻言很犯难：“可是，《阿尔贡的内勒》我已经准备了两年了。”
小仲马犀利地吐槽说：“你准备了两年，还没把它写出来，那说明你永远也写不出来了。”
此话应该击中了所有拖延党的痛处。
这场作家之间的父子局，是我十五岁的时候读到的，读了这个故事之后，相当程度上治好了我的拖延症。
自我写微信公众号以来，很多朋友对我几乎每天都有东西写表示过吃惊。其实，我的创作习惯是这样的——每天坐到写字台前，把脑子中已经打好腹稿的文字放到一边，先问自己一个问题：“相比于这些存稿，我今天有没有更想写的东西？”如果有，那么那个临时的思路，就会替代积压的存稿，成为我这一天想写的题目。
结果证明，这种“临时起意”优先于“酝酿许久”，反而是最高效的。
时下很多人都会犯拖延症，而分析大仲马的那次拖延症之后，你会发现，挡住他写出《阿尔贡的内勒》的，其实恰恰是他脑内正在构思的那个新故事。
在潜意识里，他已经把兴趣转向了那个新的创作，灵感都被“截流”了，由于“新欢”已至，他酝酿已久的那篇文字反而写不出来了。
是的，对于一个拖延症患者，尤其是患拖延症的创作者来说，阻碍他工作的最大原因，是他心里有另一件更想干的事儿。
而最好的解决方式，莫过于化拖延症为创造力，先把你时下最想做的那件事做了再说。
你会发现，当你化拖延为动力，做起事来总会特别高效。
我是以这种创作思路来写我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这样做的好处是我几乎天天可以和读者们交流，每天都有新稿子写。
但坏处则是：
第一，我的文章题材会很杂，东一点，西一点，热点和冷门，让不同口味的读者等得都很辛苦。
第二，我会欠很多稿债，很多拖更已久的稿子，会一直持续地拖延下去。
这些稿子一直欠奉，让我对期待它们的读者感到很抱歉，它们没被写出的主要原因，是它们一直都不是我某一天坐在电脑桌前时最想跟读者说的话。而随着热点过去，时间推移，它们的优先级可能会越压越拖后，而能把它们写出来的唯一可能性，就是我尝试改变一下写作习惯，试一下憋稿子的方法是否有效。
所以，我决定给自己放两天假，强迫自己将创作冲动遏制一下。回头整理整理自写公众号以来那些“压箱底”的思绪，看看我是不是有什么错过和遗漏……
因为有些思路，在我脑内已经“排号”快一年了，再不写出来可能我自己都快忘了。
所以，最近这一周，我未必日更，而是尝试还几个大的稿债。
二
大仲马最后写出来的那篇小说，名叫《耶户的一帮子》，中文名被翻译成了《双雄记》。
这本书非常冷门，冷门到现在似乎在中文市场上已经找不到再版。但该小说实则对后世通俗小说，乃至影视、戏剧都起到了巨大影响。
因为它确立了一个经典的“双主角”叙事模式，两名身处对立阵营的主角，棋逢对手，打得有来有回。你在后来的很多通俗作品中都能看到这种模式的影子，无数后世小说都在向这种模式致敬。
随便说几个例子，比如古龙的《绝代双骄》里的江小鱼和花无缺，比如《银河英雄传说》里的杨威利和莱因哈特，比如《亮剑》里的李云龙和楚云飞，比如《名侦探柯南》里的柯南与基德。
但这种“双雄”思路能成立，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战斗双方都是守住了共同底线的英雄。彼此的价值观都是立得住的。在大仲马艺术化的笔法下，哪怕是法国大革命时代那么残酷的政治斗争，斗争双方都是很绅士的、讲道德的、有底线的。这样写出来的小说，宛如两个棋逢对手的侠客对阵，打得有来有回，战斗很有美感。
家乡与彼岸，究竟哪个才是魔山
在跟很多同龄的朋友交流之后，我发现我们这代漂泊在外的年轻人有一个共性——我们在外和在家时，往往会充当截然不同的两种角色，有时甚至干脆变成另外一个人。
比如说我自己，在工作地我是一个还算勤奋的打工人，每天看书、写作、干活，在单位里也还算业务骨干，回到家也点灯熬油写稿，从来没觉得这有什么问题，我很习惯这种生活。
可是，一回到父母在的家，我就是另一个模样了。我是家中的独子，从小过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长大后回家，帮着家里干点活、洗个碗啥的，也基本就是个仪式，搞得跟古代皇帝春耕时下地犁田一样，图的就是个重在参与。
是的，每次回家，我都重新认识到一个事实：我在自己曾经长大的家里已经近乎成了一个外人。家乡于我而言，除了一草一木能勾起我的怀旧之心，已经没了太多生活上的实感。
所以，我一般不会在这段时间为自己做什么特别重大的决定，我也经常劝我的朋友也这样做，因为家乡离我们这些漂泊者的真实生活已经过于遥远。
于是，我们这一代漂泊在外的年轻人，很多人的内心其实是彷徨的，我们到陌生的城市去打拼时，自认为自己并不属于那座城市，而属于我们出发的那个家乡。可是学习、工作日久，偶尔回乡时，却又发现自己也不再属于家乡。反倒是自己平素生活的那个城市，更多了一份亲切感。
这，也许正是我们这一代人中很多人宁愿辛苦“漂”着也不回老家的原因：我们早已不知乡关何处。
而说到底，到底哪里才是一个人真正的故乡呢？这事儿很耐琢磨。
我大学毕业后就没怎么读过纯文学的书，两年前读的最后一本，是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魔山》。这本小说讲了一个颇为魔幻的故事：
有一个大学生，名叫汉斯，他有一次去一座高山肺病疗养院探望自己的表兄，不料阴错阳差自己也染上了肺病，于是只好留下来接受治疗。
这座疗养院里的人来自四面八方，性格迥然，思想各异。汉斯本来是一个有自己坚定追求和思想的青年，可是同这些人交往后，思想变得混乱起来。
而恰在此时，他又与一位俄国姑娘相识、相爱，被爱情迷得神魂颠倒。
于是，这座本来只应是他生活中短小插曲的高山疗养院，成了一座“魔山”，让他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一转眼，七年过去了，表兄病死，爱人离去，那些曾经交往甚密、一起高谈阔论的朋友也各奔东西。汉斯这才惊觉，一切宛如一场大梦，而他竟在这座“魔山”上昏睡了七年。恰在此时，一战爆发，他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奔赴前线的征途，离开了魔山。
很显然，托马斯·曼在小说中所描写的魔山，是对人生的一个隐喻：我们的人生总是在一些机缘巧合下来到某个地方，然后因为机缘巧合留了下来，就地展开我们的生活，交往那些碰巧认识的人，与他们一起做碰巧合适做的事，最终我们会被自己生活的这种环境所同化，忘记了自己来此的初衷，毫不知情地过一辈子，或者如小说中的汉斯一样，在某个清晨突然觉得一切宛如一场大梦。
《红楼梦》里说“甚荒唐，反认他乡做故乡”，也是这个意思。其实说穿了，也没什么荒唐的，毋宁说人就是这样一种极为容易被自己的近况所同化的动物：你以为你一直在按你想的方式去活，但多数时候，你不过是在按照你活的方式去想。
人生无处不是他乡，“魔山”无处不在。
小说的结尾其实也照应了这一点：汉斯决定去投身的一战，其实也是当时的社会话语为那一代欧洲青年虚构的另一座“魔山”，无数人被其洗脑、同化而投身其中，最终毫无价值地死去，或者在战后惊醒，发现这也宛如南柯一梦。
既然如此，作者为什么又要给小说这样一个结局，让主人公离开此处的魔山，奔向另一处的呢？
我想，作者想体现的，其实是一种人的意志对环境同化的挣扎。
诚然，人无论选择何种生活，都难免被生活所同化。但如果你有勇气离开，至少能在出走的那一刻，感受到意志的觉醒——在魔山上，我们确实难免沉睡，但当我们从一座魔山出走，奔赴另一座时，至少在旅途中，我们将是自己掌握自己的意志。
制订的计划，就是用来打破的
曾经看过一个故事：有个旅客在某火车站等车，火车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最后，旅客终于怒了，跑去找站长，指着列车时刻表问他：“既然列车总是晚点，那你们制订这张时刻表有什么用呢？”
站长不慌不忙地答道：“当然有用，先生，如果没有这张时刻表，您怎么知道火车晚点了呢？”
当然，这是个笑话，但这个笑话里藏着一个可能困扰过我们每个人的疑问：我们给自己订立的计划，到底有什么用呢？
是的，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给自己订立一个或短或长的生活、工作计划，可是这些计划多半无法得到十分严格的执行。就像我写微信公众号，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曾经数次调整过微信公众号的计划，包括更新频率、写作重点、开办一年左右要做到什么程度等。但每次计划执行下来，最大的感觉总是“计划没有变化快”，大多数计划是没有办法按时、如愿完成的。
面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我觉得我们应该释然，就像那个故事所暗示的：制订计划，其实就是为了打破的。
人类历史上最会做计划的人，或许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首任参谋长毛奇元帅（也称老毛奇）。
此人应该是19世纪拿破仑退场之后欧陆战场上最璀璨的将星，是普鲁士军队打赢德意志统一战争的实际指挥者。
但毛奇的指挥风格与拿破仑截然不同，毛奇首先承认了自己的军事战略才能不及拿破仑，所以也不奢望像拿破仑那样打“用兵之妙，存乎一心”、依靠主要将领的天才灵感克敌制胜的“神仙仗”。而19世纪急速发展的工业，也让战争进入了工业化时代，拿破仑式的指挥艺术也越来越难以重演了。
毛奇的弥补之法，要求预先做好作战计划。为此，他极大地扩充了普鲁士的总参谋部，将该部门而非总司令（国王）或自己作为指挥整个作战的大脑。在开战之前，总参谋部的参谋们会在图纸上提前算好战争应该怎样进行，普鲁士军队应该用多少个师推进到哪里，围歼多少敌军，为此军用物资应该如何搭配，各个部队应该怎样协同。
虽然人类战争史上一直有“庙算”的说法，但毛奇和他领导的德军总参谋部的参谋们，是第一群把战争计划做得这么细致的人，这决定了普鲁士军队在统一战争中的超强战力。
然而，如果你把毛奇想象成一个严谨刻板、只会按照计划机械般行事的“机器人”，那就错了。1888年，搞了一辈子作战计划的毛奇卸任德军总参谋长，接任他职位的是瓦德西，也就是后来八国联军那个有名无实的总司令。在移交工作的时候，毛奇先是给瓦德西讲了半天已经做好的作战计划：对法国一旦开战我们要怎么打，对沙俄一旦开战我们计划怎么做。
但最后，毛奇话锋一转，非常郑重地提醒瓦德西：“但你要明白，总参谋部的这些计划，并不奢望军队在战争中能完全达成——我希望你们今后制订计划也不要有这种幻想——而是在指示一旦开战，每支部队应该做什么。”
是的，毛奇的这段临别告诫，其实点破了一个好计划的实际意义：一个好的计划，并不是行动必须刻板遵循的一张图纸，而是架设在目标与行动之间的一座桥梁和路标。
明智的指挥者，并不奢望自己的作战计划能被完美地执行，而是要通过计划的制订与传达，将宏大的战略目标初步分解、细化，使得执行命令的军队明白需要大体沿着什么路径行进，才能为最终完成目标提供助力。这才是计划的真实目的。
但非常可惜的是，毛奇的这个告诫，并没有被他的后继者们很好地听从。毛奇的作战计划创下的赫赫功绩以及德国民族天生性格使然，让尽量精细地制订计划并刻板地遵从计划，几乎成为德军之后的最高准则。
毛奇的继任者是瓦德西，瓦德西的继任者是施利芬，施利芬在任时，制订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施利芬计划”，而这个计划到了毛奇的侄子小毛奇接任总参谋长时，又成了德国对法俄开战时的唯一选择。
最终，德国的军事乃至外交，都被这个计划所绑架了，保障“施利芬计划”可以顺利执行，反而成了德国一战爆发前夕一系列行动的目标。这最终导致了德国同时在东西两线开战的悲剧。
据说在一战前夜，德皇威廉二世还曾跟小毛奇有过沟通，说：现在法国那边可能还有交涉的余地，要不然咱们就放弃“施利芬计划”，专心对付沙俄算了。
一贯对皇帝唯唯诺诺的小毛奇在听了这话之后当场发飙。
他说：陛下，这怎么可能呢？这个计划是我们德国人数十年如一日搞出来的，精确到了每条铁轨的运用，每节列车车皮的运用，现在要放弃这个计划？那所有正在按计划调度的军人，都会成为手拿武器的暴徒，我是没有办法指挥这样一支军队的。
德皇威廉听了这话之后非常失望，说：如果现在做参谋长的是你叔叔，他一定不会给我这样一个答案。
但可惜，对计划到底是什么有着透彻理解的老毛奇已经作古了。德国人最终不得不按照既定计划去打仗。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武运”，自毛奇总参谋长而起，以另一个毛奇总参谋长而终；自对计划的合理运用而起，以被计划所绑架而终。
军队如此，个人亦然。在我们的生活中，计划当然是必要的，但提前制订过于长远过于细致的计划，有时反而会成为具体操作中的绊脚石。比如，在微信公众号这个月的写作中，我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原本打算将每周的长稿、连载定时定量化，但真正执行起来后，这样的刻板安排反而会凝滞自己的思路——有时早上起来，突然想到一个好题目，可是与写作计划相悖，这时到底该怎么写，就成了一个特别让人头痛的问题。
所以，在思考过后，我决定在今后的写作中放弃过于定时定量的计划，将写作的自由还给每一天、每一瞬间的灵感。
当然，这并不是说之后我写文章就全无计划性了，长篇连载我也写，时事评论我也做，并且尽量保证均匀分布，只不过不再确定具体的更新日期。
世界有它的计划，但你应该另有计划
一位正在读高中的同学给我写了一篇文章：
西老师：
您好！
我现在是一名正在等待开学的高三学生，目前在班上成绩属前列。
按我们这里小县城的排名来推，我应该能够过重本线。但往上看一、二线城市的同龄人，真的是拼成绩拼不过，拼课外技能拼不过，拼人脉资源拼不过。
我现在想的是掌握一项可以不用仰人鼻息的技能，可以养活自己与家庭（这点您的文章里也提过，更坚定了我的想法）。
但高考分数真的是敲门砖，去更好的平台肯定对行动更有利。现在，我在学习方面也不想报补习班（感觉现在的补习班都是割韭菜，割完一拨又一拨，难遇良师）。
但看到别人补习后分数有所上涨时，我能感到自己的戾气在上升。我也差点就加入补习行列，将内卷进行到底。理想这方面似乎又受到了分数的制约，让我感到理想在逐渐破灭。
照这样下去，我毕业后很有可能会走入体制，过着现在的我不想过的生活（亦或者以后的我对此甘之如饴呢？未可知也，但目前的我是不想这样的）。
所以，现在我算是陷入迷惘吧，理想的光芒虽然美妙，但是我感到深深无力。
劳烦您看这么多，如有什么看法与意见请尽管提出。毕竟我现在最缺乏的就是新的思想力量。
以下是我的回答：
这位读者朋友：
你好！
你的来信说的事情很多，也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问题，但我的确能感受到你的那种焦虑。这种焦虑感跟我高三的时候很相似。
我高中时候和你差不多，成绩也还不错，但要跟顶尖的那些学生争，我又觉得自己拼不过，我也很焦虑。所以，我高三的时候，逃课、闹情绪之类的事情也干过不少，现在想来，对当时成绩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些无聊之事。我当年做得并不比你好。
可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无谓的焦躁呢？
后来，我读了很多人类学的书籍，才逐渐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这是进化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坑。
压力与焦虑是人类的天性，请设想一下，在一个远古的部落，一个原始人如果每天为自己下顿吃什么而焦虑，于是勤于打猎，或者为自己能否获得异性青睐而有压力，因而增加魅力值，那么他活下来并繁衍后代的概率就会比不焦虑的人大一些。所以，为了未来焦虑，因臆想对手的强大而恐惧，这在当时绝对是一种好基因。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这种基因很容易存留下来。
但问题是，人类文明用了区区几千年爆炸式地发展到了现在，现代游戏规则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一个现代社会能施加给你的压力与焦虑已经远远超出了你部落时代的祖先。高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它把至少一个省里所有的学生都放在一个战场里拼杀，并号称决定了人一生的命运。
你要面对远景，不再是晚上能不能填饱肚子，也不是今年怎么过冬，而是这一生从事什么工作；你要面对的对手也不再是部落里那有限的几个人，而是全省上百万考生。
太多的竞争者和太长远的决定性影响，都超出了我们那颗原始的大脑所能承受的范围，而人类最近一万年来太快的文明发展没有为生物进化留下足够长的时间去适应它。所以，这种大大超出我们承受能力的压力，很容易就能把一个人的心态压爆炸，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
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只不过是比祖先们多识几个字、多会算几道题的“改良版原始人”。但从采集狩猎、刀耕火种到如今，社会发展经历的可不只是改良，还有数场革命。社会游戏规则的变化远远甩开了我们心理和生理的进化速度，你感到无法承受，那是理所当然的。
而且，我要告诉你，高考只是你那个“原始大脑”对现代压力的不适应症的第一次爆发。人类现代社会之所以能比原始社会多创造数亿倍的劳动价值，并非我们每个人力有所增，智有所长，而是因为我们不断扩大了自己的协作范围——从部落，到村镇，到民族，再到国家，而至全球。
因为这种协作的需要，远景一定会越拉越长（因为别的协作者需要对你有更靠谱、更长远的预期），你所面临的竞争者也一定会越来越多（越成功的人越需要面临来自全球同行的竞争），随之而来的压力和恐惧一定会越来越大。
你看，为什么现如今会有那么多学生，在高考、考研、毕业就业时出现问题？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拼命“996”，却觉得自己没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为什么会有普遍性的内卷、躺平风潮？
是现代人心理越来越脆弱，没有祖先们皮实了吗？
不，这是现代生活给我们制造的远景和对手，太让我们的原始本性无法承受了而已。
我们是西装革履、住混凝土大厦的“原始人”，我们的脑容量接受不了世界为我们展现的如此宏观的远景与如此众多的对手。
我们患上了对未来的“巨物恐惧症”，这也是你现在的问题所在。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的建议是，既然我们对这个世界给我们展现出的景象感到恐惧和眩晕，那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感官”封闭起来，别去看、别去想那些让你承受不了的远景，而是优先干好你自己能认知、能接受、能完成的事情。
《你有你的计划，世界另有计划》是万维钢老师2019年出的一本书。
他在书中说的很多观点我都赞同。从本质上说，当今的世界，确实有很多逻辑和真相已经超出了我们那个原始大脑的理解范围。
但我在想，这个道理如果反过来讲，不也说得通吗？
是的，世界的确另有计划，但这也不妨碍你有你自己的计划，并按部就班地实施它。
世界有世界的计划，但我可以另有计划。
世界的计划很宏大，很长远，竞争对手很多，很容易让我们那颗原始的大脑感到压力山大，甚至当机、崩溃。
但你的计划可以顺着你的大脑来，很局部、很短期，只找几个有限的竞争对手作为标的；在这个较为舒适的目标环境下，你的大脑一定会更容易进行运作。
比如你说的人生规划，在你的来信中，我看到了太多别人灌输给你的宏大叙事和竞争对手：你身处小县城，就已经看到了一、二线城市的同龄人；你还在高中，就已经想到了将来会不会去体制内讨生活；你考虑上个补习班，就忧虑起了内卷的趋势……
其实你想得太长、太远了，这些对你而言，都属于“世界计划”，是老师、家长灌输给你的，他们也只能这样讲。
但在这个别人告诉你的“世界计划”之外，我想问你，你有自己的“自我计划”吗？那个更短更务实的“自我计划”？
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你有没有想过，无论是一、二线城市同龄人的技能、人脉优势，还是体制内的工作，其实都跟你当下的生活关系不大。
你未来一年能够考虑也唯一能考虑的，不过是在高考中多考一点分数而已。
在高考中多考一点分数，这应该是你未来一年生活的总目标，在这个总目标之下，你能够分解出很多分目标，哪一科要加强，要不要为此报补习班，学习和休息的时间该如何分配，等等。你看，在这个计划中，那些你在信中提出的担忧，大部分都是不存在的。
在这个计划之外的其他任何“世界计划”的幻影，现在对你来说都是虚无缥缈的，你想也没用，徒费心神，请不要让它们干扰你现实中的努力。
我曾经提到过一位大人物，说他少年时，同学立志要当伟人，他却说要先做好实事。
其实，他的性格中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直在按自己的计划来。在他所处的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中，世界不断地变动着计划，可是这个大人物从来没有被这些变动的“世界计划”所迷惑。
变动的“世界计划”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参考和助力，而不是路标。他自有明确而清晰的计划。事实上，你读他的著作，会发现这个人特别善于制订“自我计划”，短期目标是什么，怎么达到，长期目标是什么，要为此做什么准备，分得都特别清楚。
这个人因之完成了很多刚开始看起来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功业。
而与他同时代的很多同僚，其失败的原因就是空喊口号，甚至被口号洗脑，根据口号决定当下的行动——这就是因为“世界计划”干扰自己行动的典型失败案例。
我是学历史的，我发现大部分能在风云诡谲的“大时代”最终成就事业的人，都有这种特质。人们总说，他们是时代的弄潮儿，但实际上，他们都是“自我计划”的坚定践行者，时代的大潮不过是推了他们一把而已。
结尾我想再跟你分享一下我当下的工作和生活，如我之前所自述的，我辞掉了体制内的工作，选择了自己文字创业。
有很多朋友劝我： 眼下体制内的铁饭碗越来越金贵啦，微信公众号如今在走下坡路啊……
当然，我承认这些劝阻很可能都是对的，但有一个问题，这些都是“世界计划”：铁饭碗越来越金贵，相应的竞争者也会越来越多，它的性价比一定会下降；微信公众号确实进入了红海期，但有好的内容还是可以出头的……
所以，这些大趋势都是有两面性的，它们是无法直接决定我们个人的兴衰荣辱的。
而与之相对应的，我考虑更多的，是我的那个“自我计划”：我在毕业以后的自我定位，就是一个公众写作者，三年内我要读多少本书，在“吃笔杆子饭”的主流媒体内获得一个稳定职位，六年内我要读多少本书，在这个行业中获得一个较为骨干的职位，等做到十年的时候，我应该可以有一定名气了，能成为一线的写作者……
而去年，在我工作满八年的时候，我获得了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在我的“自我计划”中更进一步。
我当然一定要抓住它，至于阻碍我做出决定的那些因素，都是“世界计划”，我左右不了，多想也只能徒增烦恼。那想那么多干吗呢？
你看，如今的我依然在忠实、执着地践行着“自我计划”，也许这个计划在未来会因为“世界计划”的变动而更改，但最终左右我每天工作和生活的，一定还是这个务实、短期的“自我计划”，我绝不会让未经“消化”的“世界计划”直接闯入我的生活……否则我会被吓怕，会像你现在一样迷茫。
世界有它的计划，但你可以另有计划。给自己定一些务实、浅近、基于自身能力的“小目标”“自我计划”吧，将剩下的交给命运和你自身的努力好了，不要想那么多。
愿你不要焦虑，把高考考好。先订立自己的计划，至于别的，任尔东西南北风。
别让太长远的计划控制了自己
我看到很多朋友也像我一样，有一种深切的焦虑。
我觉得，我们对选择的焦虑，本质上是对未来的焦虑，在这个变动不拘的时代，没人知道明年甚至几个月以后是怎样的。关于这种焦虑，我写了一篇文章，没想到居然能引起广泛的共鸣，它是一种我们这个时代的集体症候群。
那对于这种群体焦虑，我们该怎样缓解呢？
每当谈起未来时，我总是想起清末民初的国学家黄侃。
电视剧《觉醒年代》里，就有黄侃这个人。他是以反派形象出场的。
无意冒犯，但我觉得黄侃先生的人生，挺黑色幽默的。
这人是章太炎的学生，号称满腹经纶，但他其实没留下什么特别立得住的经典著作，因为这人有点狂，曾经夸下海口称：五十岁以前我不著书，因为学问不够，著书则多妄言，妄言多则徒增笑柄。五十岁以后我不读书，因为天下该读的书我都读过了。
可讽刺的是，刚好在五十岁那年，黄侃因为饮酒过量把自己喝死了，带着（自称的）满腹经纶进了棺材。
再后来，除了老师章太炎愿意给他这位“早夭”的学生吹吹牛之外，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伙计到底有什么宏图高论想在五十岁以后发表。
我大学是学历史的，一度也曾想过一直待在象牙塔，听从我们行内的那句规劝“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等白发苍苍了再写个什么什么史来震惊一下学界。
但黄侃人生的这出黑色幽默，给了我一个重要启示：人生是经不起长远规划的，机遇和意外，你永远不知道哪个先来。
尤其是黄侃生活的那种举世滔滔的时代，用那种“前半生我苦心雕琢、憋个大招，后半辈子发出来吓死你们”的态度生活，属于书呆子行为。
基本上你的技能还在那儿读条呢，人家手快的一套连环招就把你击败了。
这也是在百家争鸣的“觉醒年代”这种人最先退场的原因。
所以，对于弥漫在史学甚至整个文科学界那种逼着人必须在七老八十“学养足够”时才有资格说话的风气，我觉得它也许有利于学科的发展，却极不利于研究者的身心健康。
学这些学科的朋友，为自己的人生观健全起见，与这种思维保持距离，尽量避免被其同化。
也正因有念于此，我早早地就从象牙塔里滚蛋了。宁可自己业余写点通俗历史卖文为生，也不写那些没人看的史学论文。
由这个经验推而广之，我进而认为，任何一种要求你把人生收益放在多少多少年以后的生活方式，都算不上一种好的生活方式。
比如，你在私企里要升职加薪，老板要你“为企业奋斗”“把目光放长远”，那是他在给你“画饼”。
又比如，你决心去考公务员，觉得自己前十年耐心忍性，给领导端茶送水，将来升了职就能咋样咋样，那则是一种自我洗脑——你怎么知道你的仕途上不会出个什么事，一着不慎全局拉垮呢？
所以，人生不能没有长期规划，但也不能过于强调太长期的计划。那些能在当下就让你发挥出最大价值、干得也相对舒心，同时又能获得相应回报的工作，才是最好的。
“人，应当赶快生活”，这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话，紧接在“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只有一次……”那段长篇描述之后，我们的教育往往只让我们背诵那段理想主义的宣言，却忽略了作者紧接着说了这么一句话。
其实这句话才是更含深意的。
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生活的那个动荡不拘的苏联时代，这句话比他前面那段长篇说教，更动人心魄，更能透露他的本心，也更对读者有益。
是的，人，应当赶快生活，赶快把自己想去的地方去了，想爱的人爱了，想骂的人骂了，想写的文章写了。
别等到什么意外来敲门时，再后悔因过于长远的计划和为计划做出的隐忍而耽误了自己。
至于未来怎么办，黑格尔有言：“未来不是理性推断的对象，而是希望与恐惧的对象。”
那就让我们多一些希望，少一点恐惧好了。
反正无论你是希望还是恐惧，时代的车轮，最终都会从你身上无情地碾过。
别让工作“驯化”了自己
记得我小时候，曾被家人带着去看乡下的一位大伯，彼时他刚乘着农村经济搞活的东风，办起了自家的大型家禽场，在当地也混成了有头有脸的富户。亲戚聚餐，都祝贺他发了财。
不过，大伯本人却不怎么高兴，他说：“这家禽场挣钱是挣钱啊，不过家财万贯，带毛不算，以前农闲的时候还能得个空，干点自己的事儿，如今为了伺候这些鸡鸭，得天天守在那里，跟着提心吊胆，它们反而都成了我祖宗了。”
若干年后，我读马克思的《资本论》，里面提到“劳动对人的驯化”，就莫名地想到了大伯的那句“鸡鸭成了我祖宗”的论断。是的，表面上看，人类是为了谋生而选择了工作，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工作无时无刻不在对你进行驯化。
马克思笔下的工业化大生产是这样的，资本家恨不得把工人当成一个个齿轮拧在他们的机器上。
我的那位自己开家禽场的大伯其实也是，养鸡场的风险和压力把他拴在了那里，让他一刻也脱不开身。
其实，整个人类之所以步入文明社会，恐怕也是因为这样一个道理。
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美国哈佛等大学的人类学者们曾经搞过一个实验。他们模拟了原始狩猎、采集和原始农耕两种生活状态，并统计它们的劳动时长，结果发现，在同等的原始技术条件下，狩猎、采集获得食物的效率能达到农耕的两到三倍。一个原始猎人每天花两三个小时捕猎的猎物，可能达到或超过当时的一个农夫工作半天到一天。
也就是说，在新石器时代，人类放弃狩猎转而种田，其实是一次自我奴役的过程。
既然如此，那么人类为何还要主动把自己的脖子往农业的桎梏里放呢？
原因是农业生产更有可预期性，更具协作化，最关键的是：能够用更少的土地养活更多的人。距今约一万两千年前，当新仙女木降温事件骤然而至，气候灾变导致适宜狩猎、采集活动的区域极度缩减，人类被迫走出了“伊甸园”。
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旧约·创世记》
而后农夫与猎人的竞争开始了，后者发现自由的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战胜那些弯着腰、每天忙于耕作，但却更协作、会定居的农民们。在两种工作模式的争斗中，更辛劳的农民就这样战胜了猎人，以不可逆转之势头席卷了整个旧大陆。
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旧约·创世记》
从狩猎而至农耕，从农耕而至工业，再从工业而至信息，人类时代的演进其实是在不断重演这个过程。
在农业时代，农民们只需在农忙时节“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在工业时代，工人和工程师们开始必须每天上班，陪着开动的机器“三班倒”成为一种常态。
而到了信息时代，我们开始见识了“996”的“威力”，不管你身在何处，手机里领导的微信就是一只无形的大手，可以随时把你摁回工作岗位上。
20世纪初的经济学大师凯恩斯曾经给人类算过一卦，说到21世纪初，人们只需要每周工作十五个小时，干五休二的话每天仨小时，就能完成工作。
大师的这个预言，今天听来简直是笑话，今天，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敢这么干肯定吃不上饭。原始猎人倒是符合这个工作标准，不过这种生存状态不在未来，而在过去。
时代越发展，技术越进步，人反而越活越累，工作对人的驯化完成度反而越来越高。劳动仿佛是有自主意识一般，在不断吸引、驯化人类在其身上投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而这种表象之下，真正促使我们的工作之弦越拧越紧的，是交流、协作加速带来的竞争的同步加剧。在信息时代，你无论工作得多拼命，都能在你的协作网络中找到比你更不要命的工作狂。在与这些人协同、竞争，甚至内卷当中，你的空余时间统统消失无踪了。
所以，这个时代的保命诀窍，是你必须偶尔跳出工作，让自己歇一歇，而这也是我目前经常提醒自己要做的事。
记得我从某个单位辞职的时候，有位领导还告诫我：“你辞职可以，但回去以后一定先养好身体，别干得太拼命了。”
这话我初听时其实没能理解，辞职没了工作，原本该算是躲了个清静啊，怎么还会有“工作太拼”之忧呢？
但自己干了半个月，我才明白领导真的是有先见之明，一旦辞职自己创业，风险自担、财务自理，千头万绪就一起涌来。我平时除了读书写作之外，还必须应付商务、讲学、谈合作等各种杂事，忙得不可开交，直到目前，其实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节奏，却已经疲劳不堪。
然后，我逐渐想明白了一件事，我之前做的工作，虽然也说要搞信息化，但其实它的工作逻辑还是工业化时代的，八小时和加班之外，你仍可以支配自己自由的时间。
但辞职之后，我却把自己真正抛到信息时代的大潮当中，这种新的工作强度和快节奏与我既往的生活是存在代差的，需要我重新适应、调整。
所以，在此也回答一下一些跟我同龄甚至更年轻的朋友的问题，有人问：你辞职之后，是不是有大把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了？好羡慕你，我也想辞。
在此，我劝所有做此想的朋友：千万千万要慎重，如果你和我一样，是辞去一个属于工业时代的工作，找一个属于信息时代的自由职业，那么肯定会比过去更忙。
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每个新时代所产生的新工作都只会比过去更累，工作对人的驯化之鞭是越打越急迫的。
在这个时代，我们真的无处归隐。
我的拖延症是怎么被治好的
一
我非常喜欢的小说家大仲马，一次在小说前言里，讲了一个比小说本身更有趣的故事——他被报社的主编催稿，要写一篇名为《阿尔贡的内勒》的小说。
可是每次刚写了几句，他就发现自己写不下去了，犯了拖延症。
但相比同时代其他文学巨匠，大仲马有个优势，即他有个好儿子小仲马，此人跟他爹一样是个出色的小说家。
于是，大仲马就找小仲马来聊天。
聊着聊着，小仲马发现了问题所在：他老爹在谈小说构思时兴味索然，却在谈另一个毫不相关的故事时特别兴奋。
于是，小仲马就建议说：我要是你，我就不写什么《阿尔贡的内勒》，而是把你刚才讲的那个故事写出来。
大仲马闻言很犯难：“可是，《阿尔贡的内勒》我已经准备了两年了。”
小仲马犀利地吐槽说：“你准备了两年，还没把它写出来，那说明你永远也写不出来了。”
此话应该击中了所有拖延党的痛处。
这场作家之间的父子局，是我十五岁的时候读到的，读了这个故事之后，相当程度上治好了我的拖延症。
自我写微信公众号以来，很多朋友对我几乎每天都有东西写表示过吃惊。其实，我的创作习惯是这样的——每天坐到写字台前，把脑子中已经打好腹稿的文字放到一边，先问自己一个问题：“相比于这些存稿，我今天有没有更想写的东西？”如果有，那么那个临时的思路，就会替代积压的存稿，成为我这一天想写的题目。
结果证明，这种“临时起意”优先于“酝酿许久”，反而是最高效的。
时下很多人都会犯拖延症，而分析大仲马的那次拖延症之后，你会发现，挡住他写出《阿尔贡的内勒》的，其实恰恰是他脑内正在构思的那个新故事。
在潜意识里，他已经把兴趣转向了那个新的创作，灵感都被“截流”了，由于“新欢”已至，他酝酿已久的那篇文字反而写不出来了。
是的，对于一个拖延症患者，尤其是患拖延症的创作者来说，阻碍他工作的最大原因，是他心里有另一件更想干的事儿。
而最好的解决方式，莫过于化拖延症为创造力，先把你时下最想做的那件事做了再说。
你会发现，当你化拖延为动力，做起事来总会特别高效。
我是以这种创作思路来写我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这样做的好处是我几乎天天可以和读者们交流，每天都有新稿子写。
但坏处则是：
第一，我的文章题材会很杂，东一点，西一点，热点和冷门，让不同口味的读者等得都很辛苦。
第二，我会欠很多稿债，很多拖更已久的稿子，会一直持续地拖延下去。
这些稿子一直欠奉，让我对期待它们的读者感到很抱歉，它们没被写出的主要原因，是它们一直都不是我某一天坐在电脑桌前时最想跟读者说的话。而随着热点过去，时间推移，它们的优先级可能会越压越拖后，而能把它们写出来的唯一可能性，就是我尝试改变一下写作习惯，试一下憋稿子的方法是否有效。
所以，我决定给自己放两天假，强迫自己将创作冲动遏制一下。回头整理整理自写公众号以来那些“压箱底”的思绪，看看我是不是有什么错过和遗漏……
因为有些思路，在我脑内已经“排号”快一年了，再不写出来可能我自己都快忘了。
所以，最近这一周，我未必日更，而是尝试还几个大的稿债。
二
大仲马最后写出来的那篇小说，名叫《耶户的一帮子》，中文名被翻译成了《双雄记》。
这本书非常冷门，冷门到现在似乎在中文市场上已经找不到再版。但该小说实则对后世通俗小说，乃至影视、戏剧都起到了巨大影响。
因为它确立了一个经典的“双主角”叙事模式，两名身处对立阵营的主角，棋逢对手，打得有来有回。你在后来的很多通俗作品中都能看到这种模式的影子，无数后世小说都在向这种模式致敬。
随便说几个例子，比如古龙的《绝代双骄》里的江小鱼和花无缺，比如《银河英雄传说》里的杨威利和莱因哈特，比如《亮剑》里的李云龙和楚云飞，比如《名侦探柯南》里的柯南与基德。
但这种“双雄”思路能成立，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战斗双方都是守住了共同底线的英雄。彼此的价值观都是立得住的。在大仲马艺术化的笔法下，哪怕是法国大革命时代那么残酷的政治斗争，斗争双方都是很绅士的、讲道德的、有底线的。这样写出来的小说，宛如两个棋逢对手的侠客对阵，打得有来有回，战斗很有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