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1930）
一、罗振玉的努力
到了天津，才知道并不像罗振玉说的那样，“住处准备妥当”。我在大和旅馆先住了一天，第二天，婉容、文绣和日本使馆里的那一套人马也都来了，才一同搬进匆忙布置起来的张园。
张园是一座占地约有十二三亩的园子，中间有一座天津人称之为七楼七底的楼房。这是前清驻武昌第八镇（相当于师）统制张彪建做游艺场用的房子。武昌起义时，张彪吓得连官印也不要了，带着他的金银财宝和家眷溜到天津，在日本租界里当了寓公。这位在清朝丢了脸的“名将”，在我以每月租金二百元代价租用他的别墅之后，每天清晨都带来一把扫帚，自动在张园里扫院子，大概是表示自己一贯矢忠之意。后来不知是经谁的劝阻，才丢下那把扫帚。我在这里住了五年，后来又搬到陆宗舆的“静园”住了两年，一直到我离开了天津。
我到天津来的目的原是为了出洋，结果却一连住了七年。这是我在各派遗老、各种主意之间摇摆的七年。这时，王公们对我的左右力量，早已大为减弱；我父亲起初不大来天津，后来虽然也常来（住在我原先买的英租界戈登路的房子里），对我并不发生什么作用。在这期间，庄士敦老师也离开了我，到威海卫去当他的专员，威海卫被中国政府收回之后，他就到英国接受爵士的爵位，做了伦敦大学的汉学教授兼英国外交部的顾问。这七年间，在我身边进行着钩心斗角的人物，大致可分为这几派：起初把希望放在恢复优待条件以复原还宫方面，后来又退缩为维持原状的，是以陈宝琛为首的一批“旧臣”，可以称之为“还宫派”。把希望放在出洋以取得外国主要是日本的援助上，是以罗振玉为首，其中有遗老遗少，也有个别王公如溥伟之流，按当日说法，可以称之为“联日”或“出洋”派。把希望放在联络、收买军阀方面，即所谓“用武人”一派，这派人物颇复杂，有前清遗老，也有民国的政客，中心人物却是我自己。后来又回到我身边的郑孝胥，起先并不属于哪一派，好像哪一派的主张他都赞成过，也反对过，他更提出过任何一派不曾提过的如所谓“用客卿”（外国人）、“门户开放”（向每个肯帮助复辟的国家勾结）等主张，因而也受过各派人的反对。但是，当他后来一拿定了投靠日本这个主意，一切反对派就都不成他的对手了。他不但胜过了他们，而且连他的老对手、“联日派”的老首领罗振玉，在这个阶段的争夺中又被他将多年经营来的成果，轻轻攫取到手。不过这也是后话，现在还是先说一说把我弄到天津来的罗振玉。
罗振玉到宫里来的时候，五十出头不多，中高个儿，戴一副金丝近视镜（当我面就摘下不戴），下巴上有一绺黄白山羊胡子，脑后垂着一条白色的辫子。我在宫里时，他是袍褂齐全，我出宫后，就总穿一件大襟式马褂，短肥袖口露出一截窄袍袖。一口绍兴官话，说话行路慢条斯理，节奏缓慢。他在清末做到学部参事，是原学部侍郎宝熙的旧部，一个三品官，本来是和我接近不上的，在我婚后，由于升允的推荐，也由于他的考古学的名气，我接受了陈宝琛的建议，留做“南书房行走”，请他参加对宫中古彝器的鉴定。和他前后不多时间来的当时名学者，还有他的姻亲王国维和以修元史闻名的柯劭忞。陈宝琛认为“南书房”有了这些人，是颇为清室增色的。当然，罗振玉在复辟活动方面的名气比他在学术上的名气，更受到我的注意。他在辛亥革命那年东渡，在日本做了十年寓公，考古写书，自名“仇亭老民”。升允和善耆到日本活动，寻求复辟的支援时，他跟他们搅在一起，结了缘。后来升允灰了心，在青岛住了一阵后，跑到天津日本租界当寓公，善耆定居在旅顺大连，接受日本人的豢养。罗振玉在日本住到一九一九年，回国住在天津，后来在大连码头开设了一个叫墨缘堂的古玩铺，一边用假古董骗一种日本人，一边又和另一种日本人拉拉扯扯，继续寻求复辟的同情者。
罗振玉并不经常到宫里来，他的姻亲王国维能替他“当值”，经常告诉他，当他不在的时候，宫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王国维对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这位老实人总觉得欠罗振玉的情，而罗振玉也自恃这一点，对王国维颇能指挥如意。我后来才知道，罗振玉的学者名气，多少也和他们这种特殊瓜葛有关。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是靠着罗振玉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罗振玉也居然受之无愧。罗振玉早年是有远见的，放长债滚大利的办法是生效了。罗、王两家后来成了儿女亲家，按说两人又是老友又是近亲，王国维的债务总可以不提了，其实不然，罗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过的代价，而且王国维因他的推荐得以接近“天颜”，也要算做王国维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国维处处还要听他的吩咐。我到了天津，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国文教授之后，不知王国维在一个什么事情上没有满足罗振玉的要求，罗振玉又向他追起债来，继而又以要休退王的女儿（罗的儿媳妇）为要挟，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走投无路，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跳进了昆明湖里自杀了。
王国维死后，社会上曾有一种关于国学大师殉清的传说，这其实是罗振玉作出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篇文章的合作者。过程是这样：罗振玉给张园送来了密封的所谓王国维的“遗折”，我看了这篇充满了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的文字，大受感动，和师傅们商议了一下，发了一道“上谕”说，王国维“孤忠耿耿，深堪恻悯……加恩谥予忠悫，派贝子溥伒即日前往奠缀，赏给陀罗经被并洋两千元……”罗振玉于是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园里为“忠悫公”设灵公祭，宣传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又在一篇祭文里更宣称他相信自己将和死者“九泉相见，谅亦匪遥”。但是那个表现着“孤忠耿耿”的遗折，却是个假的，编造者正是要和死者“九泉相见”的罗振玉。
那时我身边的几个最善于钩心斗角的几个人，总在设法探听对手的行动，办法之一是收买对手的仆役，因而主人的隐私，就成了某些仆人的获利资本。在这上面肯下工夫又肯花钱的是郑孝胥和罗振玉这一对冤家。罗振玉假造遗折的秘密，就这样被郑孝胥探知，于是在某些遗老中就传开了。这事的真相当时没有传到我耳朵里来，因为一则谥法业已赐了，谁也不愿担这个“欺君之罪”，另则这件事传出去也实在难听，这也算是出于遗老们的“爱国心”吧，就把这件事压下去了。一直到罗振玉死后，我才知道这个底细。近来我又看到那个“遗折”的原件，字写得那么工整，显然不是他的手笔，一个要自杀的人能找到代缮绝命书的人，这样的怪事，我当初却没有发觉出来。
罗振玉给王国维写的祭文，很能迷惑人，至少是迷惑了我。他在祭文里表白了自己没有看见王国维的“封奏”内容之后，以臆逆其心事的题目渲染了自己的忠贞。说他自甲子以来曾三次“犯死而未死”，头两次在我出宫和进日使馆的时候，他都想自杀过，第三次是最近。他本想清理完未了之事就死的，不料“公竟先我而死矣，公死，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予若继公而死，悠悠之口或且谓予希冀恩泽”，所以他就不便去死了。好在“医者谓右肺大衰，知九泉相见，谅亦匪遥”。这篇祭文的另一内容要点，是说他当初如何发现和培养了那个穷书记[13]，这个当时“黯然无力于世”的青年在他的资助指点之下，终于“得肆力于学，蔚然成硕儒”。总之，王国维无论道德、文章，如果没有他罗振玉都是成不了气候的。那篇祭文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
我对罗振玉本人的文章，一直没有弄清底细，对他的道德，却逐渐发生了怀疑。早在北京日本使馆的时候，他曾主张把故宫的古物弄到东交民巷一个外国仓库里，筹设什么和外国人合办的博物馆，就有人背后和我说他存心不良，一贯骗人，我没有相信。到天津之后，我发现张园并没有像他说的已经收拾好，我心里开始有些不快了。以后陈宝琛、胡嗣瑗、郑孝胥屡次含含蓄蓄地说他善于招摇，言过其实，他和日本方面的关系，未必尽如其言。每逢罗振玉提出出洋计划，陈、胡等人必有一番驳辩，不是说罗振玉的办法冒险，就是说罗振玉虚构、夸大日本人的支持。我处在这种的争吵中，对罗振玉又想利用他为我活动复辟，又怀疑他靠不住。对陈宝琛这一派则是又相信他们对我的忠诚，又觉得他们不免太胆小，暮气沉沉。
这两伙人起初的争论焦点，是出不出洋的问题。当我从北京日本使馆跑到天津日本租界，社会上的抨击达到一个新高潮，天津出现了一个“反清大同盟”专门和我作对的时候，罗振玉这一伙人便向我说，无论为了安全还是为了复辟，除了出洋别无他路可走。这一伙人的声势阵容，一时颇为浩大、齐正，连广东一位遗老陈伯陶也送上奏折说：“非外游不足以保安全，更不足以谋恢复”，并主张游历欧美之后可定居日本，以待时机变化。陈宝琛这一伙认为这完全是轻举妄动，因为一则冯玉祥未必能站得住脚，危险并不那样大，另则出洋到日本，日本未必欢迎，反而更刺激了社会舆论，弄不好连个立身之地都没有了。这时陈宝琛完全成了还宫派，认为段祺瑞和张作霖之流能让我回到紫禁城，恢复民国十三年以前的状况。我对陈宝琛等人所抱的希望，不感兴趣，但他们提出的倘若出洋不成反而会引起危险，引起了我的注意，因此对罗振玉的主张又犯了犹疑。
一九二六年，政局曾经一度像陈宝琛这一伙的希望那样发生了变动，张作霖又转而和吴佩孚联合了，张、冯终于发生了冲突，冯军遭到了奉军的攻击，冯玉祥撤走了天津的军队，北京的冯军处于包围之中。段祺瑞与张作霖勾结，被冯军发现，段祺瑞逃走了，但随后冯军也在北京站不住脚，退往南口，奉军张宗昌进了北京。七月间，张、吴两“大帅”在北京的会面，引起“还宫派”无限乐观，“还宫派”活跃起来了。不仅有我身边的陈宝琛亲自到北京，找他的旧交新的内阁总理杜锡珪去活动，在外面的康有为也致电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等人，呼吁恢复优待条件。康有为给吴佩孚写了一封长信，历数清朝的功德，什么“康熙三十六年定国税后永不加重”，“历朝百战力征……三百万方里之地归于中国”，以及遗老们一向恃之为理的“中华之为民国，以清朝让之，非民国自得之也”等等之后，请吴佩孚乘机复辟，并说张作霖等人都没问题，外交方面也有同心，甚至“国民党人私下亦无不以复辟为然”，“全国士大夫谈无不疑民国而主复辟”，因此“今但待决于明公矣”！
但是，这时已是北洋军阀的回光返照时期。虽然北方各系军人忽然又合作了，张作霖又被公推为安国军总司令了，但从一九二五年开始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到第二年势如破竹，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的前线军队不住溃败下来，他们正自顾不暇，哪有心情管什么优待条件？陈宝深没有活动出什么结果，吴佩孚给康有为的回信则说他的来信所云“金石不渝，曲高无和必矣”。过了一年，康有为抱着未遂之志死在青岛了。
还宫希望破灭了，陈宝琛这一伙泄了气，罗振玉这边又活跃起来。一九二六年三月，当我正因北伐军的迫近而陷入忧虑之际，溥伟派人从旅顺给我送来奏折，并致罗振玉一信，说他已和日方官绅洽好，希望我迁到旅顺去住，“先离危险，再图远大”，“东巡西幸亦必先有定居”。我对罗振玉，因为关于他的闲话听得多了，已经对这个人有些不放心，不过我对溥伟的印象颇好。到天津不久，溥伟从旅顺跑来给我请安，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恭亲王”。他向我说过一句很令我感动的话：“有我溥伟在，大清就不会亡！”我后来看了他的劝我到旅顺的信，有些动心，因为他通过了罗振玉来劝我，所以我对罗的怀疑也消除不少。后来，北伐军占领了武昌，北方军队全线动摇，罗振玉更向我宣传革命军全是“洪水猛兽”，“杀人放火”，倘若落在他们手里，绝无活路，说得我非常相信。但是，罗振玉这次还是胜不过陈宝琛，陈宝琛劝我静观变化，因为他们从北京的日本使馆方面得到的消息并不那么悲观。果然，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国民党的清党消息来了，蒋介石成批地屠杀被看做“洪水猛兽”的共产党人了，在这前后时间里，连二接三地传来了英国军舰炮轰南京，日本出兵山东，阻挡南方军队北上的消息。这些消息让我相信了陈宝琛这伙人的稳健，觉得事情的确不像罗振玉这伙人说得那么严重。蒋介石既然和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一样地怕洋人，我住在外国租界，不是和以前一样的保险吗？
“还宫”和“出洋”这两派人的最后目的，其实并不矛盾，都是一致希望复辟的。陈宝琛这一伙人在“还宫”希望破灭之后，重弹起“遵时养晦”的老调，主张采取“一动不如一静，静待观变”的政策，但是他们在“联日”方面，也并非反对罗振玉这伙人的主张。例如，一位“南书房行走”叫温肃的遗老（张勋复辟做过十二天的都察院副都御史），他上奏说，“陈宝琛有旷世之才，与芳泽甚密”，“行在”设在天津，可由陈与芳泽就近联系，“密商协助饷械，规定利权”，以“厚结外援，暗树势力”，“津京地近，往返可无痕迹”。有一个比温肃更讨厌罗振玉的张琨（前清的顺天文安县知县候补直隶州知州），他对于出洋之所以不太支持，原因不过如此：“出洋如为避祸，以俟复辟转圜则可，若再以彼道义之门、治平之范，弃其学而学焉，则大不可也。”可见他也并不完全反对罗振玉的出洋理由。甚至陈宝琛也曾一度让步说，倘若非要出洋不可，只望我选可靠的扈从人员。原来问题的真正焦点，还是在反对罗振玉这个人上。现在我能记得起的最坚决反对出洋的遗老，只有在张勋复辟时当过邮传部侍郎的陈毅，他说过“日本唯利是图，不会仗义协助复辟”的话，他认为复辟只能放在“遗臣遗民”身上，在他的“遗臣遗民”里，是要把罗振玉剔除出去的。
两伙人既然不是什么主张、办法上的争执，而是人与人的争执，因此在正面的公开的条陈议论之外，暗地钩心斗角更为激烈。在这方面，罗振玉尽管花样更多，结果也仍是个失败者。
有一天，罗振玉得到我的召见，到我的小召见室里来了。他拿着一个长长的包包，对我说：
“臣罪该万死，不当以此扰乱天心，然而臣若为了私交，只知隐恶扬善，则又不忠不义。”
“你说的什么呀？”
我莫名其妙地望着他，只见他慢慢腾腾地打那个包包，就像个老太监洗脸梳头似的那么不着急。包包里面是一副对联，他不慌不忙地把它展开，还没展完，我就认出了，这是我写给陈宝琛的。
“还求皇上开恩，臣在小市上发现的，宸翰御墨之失，或非陈太傅故意的过失，但总算万幸，被臣请回来了……”
那时，我还不知道罗振玉这些人一贯收买敌对者的仆役，干些卑鄙的勾当，我只想到陈宝琛居然对“皇上”的“恩赐”是这样不尊敬，居然使我的御笔摆到小市的地摊上！我心中恼火得很，一时烦躁之至，不知说什么是好，只好挥挥手，叫罗振玉赶快走开。
这时，陈宝琛到北京去了，这件事叫胡嗣瑗知道了。他坚持说，这绝不是陈宝琛的过失，他也不相信是陈家的仆人拿到小市上去的，但陈家仆人为了钱拿出去倒是可能。至于不卖给小市又卖给谁？为什么会到了罗振玉手里？他却又不说出来。在我追问之下，他只说了一个叫我摸不着头脑的故事。
“嘉庆朝大学士松筠，皇上必能知道，是位忠臣。松筠的故事，皇上愿意听，臣就讲一讲。嘉庆二十四年，仁宗睿皇帝要御驾巡幸出关，大学士松筠知道了，心中不安，一则仁宗圣躬违和，如何能经这番奔波？另则和珅虽然伏诛，君侧依然未净，只怕仁宗此去不吉。松筠心中有话不能向上头明说。只好在奏折上委婉其词，托词夜观天象，不宜出巡。仁宗阅奏大怒，下谕一道，说自古以孝治天下，朕出关祭祀祖宗，岂有不吉之理？因此松筠夺官，派往禁卫军充打扫之职。仁宗后来果然在热河行宫龙驭上宾，宣宗（道光）即位还朝，看见了打扫宫门的松筠，想起了松筠进谏大行皇帝的那些话，明白了话中的含义，知道这才是忠心耿耿的重臣，立即官复原职……”
说到这里，胡嗣瑗停住了。我着急地问：
“你说的什么呀？这跟陈宝琛有什么关系？”
“臣说的是陈宝琛，跟松筠一样，有话不好明说。”
“那么，我是仁宗还是宣宗？”
“不，不……”胡嗣瑗吓得不知说什么是好了。我不耐烦地说：
“你是个干脆人，别也学那种转弯抹角的，干脆说吧！”
“嗻，臣说的陈宝琛，正是忠心耿耿，只不过他对上头进谏，一向是迂回的，皇上天禀聪明，自然是能体谅到的。”
“行啦，我知道陈师傅是什么人。”
我虽然还不明白松筠故事的含义，我也乐意听胡嗣瑗说陈师傅的好话，至少这可以除去那副对联所引起我心里的不舒服，但愿它真是贼偷去的就好了。
罗振玉经过一连串的失败，特别是在后面将要讲到的另外一件事上，更大大失掉我的信任，他终于在一九二八年末搬到旅顺另觅途径去了。
这里暂且不叙遗老们之间的争斗，先谈一谈使我留津而不想出洋的另外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对军阀的希望。
二、我和奉系将领之间
八月初五日，早七时起，洗漱毕，肖丙炎（遗老）诊脉。八时，郑孝胥讲《通鉴》。九时，园中散步，接见康有为。十时余，康辞去，适张宪及张庆昶至，留之早餐，赐每人福寿字一张，在园中分摄一影（张宪为李景林部之健将，张庆昶为孙传芳部之骁将），十二时辞去。接见济煦，少时即去。余用果品并用茶点，适英国任萨姆女士（婉容之教师）至，与之相谈。皇后所召之女画士亦至，余还寝室休息。在园中骑车运动，薄暮乘汽车出园，赴新购房地，少时即返。八时余晚餐，休息，并接见结保川医士。十一时寝。
八月初六日，早八时余起。十时召见袁励准。十一时早餐，并见结保川。十二时接见康有为，至一时康辞去，陈师傅来见。三时休息。鲁军军长毕庶澄及其内兄旅长常之英来谒，少时辞去。少顷吴忠才至，托其南下时代向吴佩孚慰问。六时毕翰章来谒，六时余辞去。余在园内散步，适荣源至，稍谈，余即入室休息。
从这仅存的一九二七年的一页日记中，可以看出当时我的日常生活和接见人物。从一九二六到一九二八年，毕庶澄、张宗昌等人是张园的经常客人。除他们之外，我还接见过张学良、褚玉璞、徐源泉、李景林等奉系的将领。第一个和我见面的是李景林。我到天津时，正是刚战胜吴佩孚的奉军占领着天津，奉系的直隶督办李景林立即以地方官的身份拜访我，表示对我保护之意。尽管他和任何当时的中国将军们一样，靠军法政令是进不了“租界”的。
我在天津的七年，拉拢过一切我想拉拢的军阀，他们也都给过我或多或少的幻想。吴佩孚曾上书向我称臣，张作霖向我磕过头，段祺瑞主动地请我和他见过面……但是给过我幻想最大的，也是我拉拢最力、为时最长的是奉系的将领们。这是由张作霖磕头开的头。
我到天津的这年六月，荣源有一天很高兴地向我说，张作霖派了他的亲信阎泽溥，送来了十万元给我，并且说张作霖希望在他的行馆里和我见一见。这件事叫陈宝琛知道了，立刻表示反对，认为皇上到民国将领家去见人，而且去的地方是租界外面，那怎么可以？我听着，也觉得不能降这种身份和冒这个险，所以拒绝了。不料第二天的夜里，荣源突然把阎泽溥领了来，说张作霖正在他住的地方等着我，并且说中国地界内绝无危险，张作霖自己不便于走进租界，所以还是请我去一趟。经过荣源再三宣传张作霖的忠心，我也想起了不久前他对我表示过的关怀，早在宫里我就听说过，除了张勋（二张还是儿女亲家）之外，张作霖是对于清朝最有感情的。因此，我也没有再告诉别人，就坐上出发的汽车了。
这是初夏的一个夜晚，我第一次出了日本租界，到了张作霖的“行馆”曹家花园。汽车经过排列着手握古代刀枪剑戟和近代步枪的灰衣士兵的大门，在园中停下了。
我下了汽车，被人领着向一个灯火辉煌的大厅走去。这时，迎面走来了一个身材矮小、便装打扮留着小八字胡的人，我立刻认出这是张作霖。我迟疑着不知应用什么仪式对待他——这是我第一次外出会见民国的大人物，而荣源却没有事先告诉怎么见面——出乎意外的是，他毫不迟疑地走到我面前，趴在砖地上就向我磕了一个头，同时问：“皇上好！”
“上将军好！”我就着劲，扶起他，一同走向客厅门。我心里很高兴，而且多少——虽然这已不像一个皇上的心理——有点感激他刚才那个举动，这把我从“降尊纡贵”中感到的不自在消除了，当然，我更高兴的是，这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看来是并不忘旧的。
客厅里摆的是硬木桌椅、西式沙发、玻璃屏风，非常讲究而又不伦不类。我们在一个圆桌边对面坐下，张作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纸烟，打开了话匣子。他一张嘴先痛骂冯玉祥“逼宫”，说冯玉祥是为了要拿宫中的宝物，而他是非常注意保护古代文化和财宝的，由于这个缘故，他不但把奉天宫殿里外保护得很好，而且这次把北京的一套四库全书也弄了去，一体保护。他又带着见怪的口气说，我不该在他带兵到了北京之后，还向日本使馆里跑，其实他有足够力量保护我。又问我出来之后的生活怎样，缺什么东西不缺，尽管告诉他。
我说，张上将军对我的惦念，我完全知道，当时因为冯玉祥军队还在，实是不得已才进了日本使馆。我又进一步说，奉天的宗庙陵庙和宫殿，我早已知道都保护得很好，张上将军的心意，我是明白的……
“皇上要是乐意，可以到奉天去，住在宫殿里，有我在，没有问题。”
“张上将军真是太好了……”
但是这位张上将军却没有接着再说这类话，就把话题转到我的生活上去了，“以后缺什么，就给我来信。”
我缺什么？缺的是一个宝座，可是这天晚上我无法把它明说出来，这是显然的事。
我们谈话时，没有人在场，和我们在一起的只有一屋子的苍蝇。我立刻意识到，深夜里还有苍蝇飞，这是在租界里没有的现象。
后来，有个副官上来说：“杨参谋长（宇霆）求见。”张作霖挥挥手说：“不着忙，待回儿再说！”我忙站起来说：“上将军很忙，我就告辞了。”他连忙说：“不着忙，不着忙。”这时似乎有个女人的脸在屏风后闪了一下（后来听说是张作霖的五姨太太），我觉得他真是忙，再度告辞，这回他不拦阻了。
在院子里，我不知道他看没看见在汽车旁穿西服的那个日本人，他大声地说：
“要是日本小鬼欺侮了你，你就告诉我，我会治他们！”
汽车又通过那个奇怪的仪仗队，出了曹家花园，开回到租界上。第二天日本总领事有田八郎向我提出了抗议：
“陛下如果再私自到中国地界去，日本政府就再不能保证安全！”
虽然张作霖说过他会治日本小鬼，而日本领事提过这样的抗议，但是在当时任何人的印象，都是日本人和张作霖很相好，如果不是日本人供给张作霖枪炮子弹，他的军队未必就能有这么多。所以，由这次会见所燃起的希望之火，并不受这个抗议的影响，更不用说陈宝琛那一派的反对了。
希望之火更被后来的事实所助燃，这就是后来以“田中奏折”[14]出名的田中内阁，于一九二七年上台后所表现的态度。“田中奏折”迟于一九二九年才揭露出来，其实它的内容在一九二七年就露出来了。这里我引述一段《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上对当时情势的叙述：[15]
田中首相所提倡的“积极政策”是借着与满洲当局、特别是与东北边防军总司令及满洲、热河的行政首长张作霖的合作，以扩大和发展日方认为已在满洲取得了的特殊权益。田中首相还声明说：尽管日本尊重中国对满洲的主权，并愿尽可能地实行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但日本具有充分的决心，绝对不允许发生扰乱该地的平静和损害日本重大权益的情势。田中内阁强调必须将满洲看做和中国其他部分完全不同的地方，并声明如果争乱从中国其他地方涉及满洲和蒙古时，日本将以武力来保护它在该地的权益……
给我磕头的张作霖，得到田中内阁支持之后，成了东北各系军人的领袖，做了安国军总司令，后来又成了军政府大元帅。当蒋介石的军队北上的时候，“保护”满蒙地区“权益”的日本军队，竟开到远离满蒙数千里的济南，造成了惊人的“济南惨案”。日本军队在济南的司令官冈村的一份布告，由天津日本驻屯军参谋洋洋得意地给我送来一份抄件，以示对我的关切。蒋介石刚刚咬牙切齿地杀过了共产党人和工人、学生，但是见了这份布告，恭恭敬敬地下令军队退出了济南，禁止民众有任何反日行动。
在此同时，我和奉系将领之间也进入了秘密的紧张的接触。
公开的酬酢往还，是从我见过张作霖后就开始了。我父亲的大管家张文治在奉军将领中有不少他的把兄弟，现在他又和张宗昌换了帖，也成了奉军将领的引见人之一。前内城守卫队的军乐队长李士奎，成了奉军人物，褚玉璞、毕庶澄是他引进的。胡若愚给我带来了张学良。不过，这位少帅只来了一次，也不吃，也不喝，显然是发现我这里没有什么好玩的，以后再也不来了。顺便说一句，这些将领们到张园来，已和从前进紫禁城时不同，他们不用请安叩头，我也不用赏朝马肩舆，他们只给我鞠个躬，或握一下手，然后平起平坐。我送他们东西还是少不了的，宫里带出来的鼻烟壶、璧玺以及字画，我还有一些。我的福寿字和春条、对联，等等，已对一部分人失去了吸引力，对将领们也不好多用这些“水礼”了。我和奉军将领的交往，有一些人关系近些，有些就远些，事情决定于他们对复辟的态度。最先使我发生好感的是毕庶澄，因为他比别人更热心于我的未来事业，什么“人心思归”“将来唯有帝制才能救中国，现在是群龙无首”，说的话跟遗老遗少差不了多少。他是张宗昌的一名军长，兼渤海舰队司令，曾请我到他的各舰参观过，我对他抱着较大希望。后来他被褚玉璞枪毙了，令我大为伤感。他死后，我的希望转移到了张宗昌身上。
张宗昌，字效坤，是山东掖县人。我在天津见到他的时候，他有40多岁，一眼看去，是个满脸横肉的彪形大汉，如果一细看，这彪形大汉的紫膛面皮上，笼着一层鸦片中毒的那种青灰色。张宗昌十五六岁时流浪到营口，在“宝棚”当过赌佣，成天与地痞流氓、赌棍小偷鬼混，在关东当过胡匪的小头目，以后又流落到帝俄控制下的海参崴，在华商总会当了门警头目。由于他挥霍不吝和善于逢迎勾结，能和帝俄宪兵警察紧密合作，于是成了海参崴流氓社会的红人，成了包娼、包赌、包庇烟馆的一霸。
武昌起义后，南方革命军派人到中俄边境争取胡子头目刘弹子（玉双）投效革命，双方谈判成功，将刘部编为一个骑兵团，授刘为骑兵团长。张宗昌是中间的介绍人，这样在当中插了一腿，一同到了上海。不知道张宗昌怎么一弄，他自己成了革命军的团长，刘弹子反而成了他下面的一名营长。其后，“二次革命”爆发，张立即投了反革命之机，以屠杀革命军人之功，得到冯国璋的赏识，当上了冯的卫队营营长，以后层层运动，得到了十一师师长的位置。不久在江南安徽战败，逃亡出关，投奔张作霖，当了旅长。从此以后，张宗昌即借奉军之势，从奉军进关那天起，步步登高，由师长、军长而山东军务督办、苏皖鲁剿匪总司令，一直做到了直鲁联军司令，成了割据一方的土皇帝。
张宗昌在山东的三年时间，把山东搜括得民穷财尽，无人不骂，山东地方上有不少关于他的歌谣，其中有几个是：
张宗昌，坐山东，山东百姓受了坑。
不怕风来不怕雨，怕的是兵来一扫清！
张督办，坐济南，也要银子也要钱，
鸡纳税来狗纳捐，谁要不服就把眼剜！
也有葱，也有蒜，锅里煮的张督办！
也有蒜，也有姜，锅里煮的张宗昌！
南方报纸给这位流氓成性而又作战善跑的督军，起了两个外号：“狗肉将军”和“长腿将军”。张宗昌又以“三不知”出名，即一不知钱多少，二不知姨太太多少，三不知兵多少。张宗昌的军队向来不发饷，平日只靠打仗发洋财过日子。无论是胜仗败仗都可大抢一气。但是，后来对南方作战步步失利，士兵连败仗也不愿打了，张宗昌在退出山东之前，为挽回士气，不得不发一次饷，经过层层扣剥，每个兵只分了五角钱。拿到钱的兵士说：“咱只给张宗昌打五角钱的仗！”张宗昌只有一支队伍不扣饷，就是他的白俄军队，这支最遭山东人痛恨的抢掠奸淫、酗酒杀人、无恶不作的军队所造下的罪恶，却和张园有着一定的关系。这在下一节里就谈到。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日，在蒋介石和张学良夹击之下，张宗昌兵败滦河，逃往旅大，后来又逃到日本门司，受日本人的庇护。一九三二年他以回家扫墓的名义回到山东，暗地里运动刘珍年部下倒戈，打算以倒戈队伍为基础，重整旗鼓，夺取当时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地盘，恢复其山东的统治。一九三二年九月三日，他在济南车站被一个叫郑继成的当场打死，这位凶手自首说是为叔父报仇（他的叔父是被张宗昌枪毙的冯玉祥部下军长郑金声），这个报仇的内幕，实际是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主使下的暗杀。据说张在车站上被打死后，他的尸首横在露天地里，他的秘书长花钱都雇不到一个肯搬他尸体的人，棺材铺的老板也不愿意卖给他棺材。后来还是主持谋杀的省当局，叫人收了尸。这个国人皆曰可杀的恶魔，曾是张园的熟客，是一个被我寄托以重大希望的人物。
最早，我在“北府”时，张宗昌就化装来看过我，向我表示过关心。我到天津后，只要他来天津，必定来看我。每次来都在深夜，因为他白天要睡觉，晚上抽了大烟，精神特足。谈起来，山南海北，过五关斩六将，滔滔不绝。
一九二六年，张、吴联合讨冯，与冯军激战于南口，冯军退后，首先占领南口的是张宗昌的队伍。我一听到这个好消息，立刻给张宗昌亲笔写了一封半信半手谕形式的东西：
字问
效坤督办安好。
久未通信，深为想念，此次南口军事业已结束，讨赤之功十成八九，将军以十万之众转战直鲁，连摧强敌，当兹炎夏，艰险备尝，坚持讨逆，竟于数日内，直捣贼穴，建此伟大功业，挽中国之既危，灭共产之已成。今赤军虽已远扬，然根株不除，终恐为将来之患，仍望本除恶务尽之意，一鼓而荡平之，中国幸甚，人民幸甚。现派索玉山赠与将军银瓶一对，以为此次破南口之纪念，望哂纳。
汉卿、芳宸、蕴山[16]均望致意
丙寅七月十三日
这里顺便提一下，我得到张宗昌胜利的消息，并不慢于报纸上的报导，因为我这时也有自己的情报工作。有一些人为我搜集消息，有人给我翻译外文报纸。我特别关心的就是战事情况。这时根据中外报纸和我自己得到的情报，张宗昌的胜利和声势，简直是令我心花怒放。同时，我又很关心冯玉祥是不是真的垮了，我的情报多次说冯要派人杀我，这也是我要张宗昌“除恶务尽”的原因之一。
我希望张宗昌得到全面胜利，为我复辟打下基础。但是这位“狗肉将军”在飞黄腾达的时候，总不肯明确地谈这些事，好像只有变成了“长腿将军”的时候，才又想起来。
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等人宣告合作，向北方的地盘上扑了过来，津浦线的这一路，绕过了给张宗昌帮忙的日本人，把张宗昌的根据地山东吞没了，张宗昌兵败如山倒，一直向山海关跑。这时，张作霖已被日本人炸死，少帅张学良拒绝张宗昌出关。张宗昌的军队困在芦台、滦州一线，在前后夹击中，危在旦夕。这一天，他的参谋金卓来找我，带来了他的一封信，向我大肆吹嘘他还有许多军队枪炮，规复京津实非难事，唯尚无法善其后，须先统筹兼顾，接着说他正在训练军队，月需饷银二百五十万元，他“伏乞睿府俯赐，巽令使疆场小卒，知所依附”。担当联络的金卓，一再陈说张宗昌胜利在望，只等我的支援。这时陈宝琛、胡嗣瑗听说我要花钱了，都来劝阻我，结果我只写了一个鼓励他的手谕。不久，张宗昌完全垮了台，逃到旅顺去，跟着又逃到日本去了。他离我越远，越有人在我们中间自动地来递信传话，张宗昌的信也越来越表现了他矢忠清室之志，但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向我要钱，而且都要由带信人带回。这些带信人也真多，除了前面说过的金卓（后来在伪满给我当侍从武官，因为太招摇，连日本人都不让他干下去了）之外，还有谢介石（此人后来当了伪满的外交大臣）、德州知县王继兴、津浦路局长朱曜、陈宝琛的外甥刘骧业（日本留学生，并到日本去替我卖字画，不少字画一去不复返）、费玉楷（后面还要提到他）、徐观晸（自称是张的秘书长）等等一大帮。他们给我各带来不同的关于张宗昌得到外国人的帮助，即可重振旗鼓大举起事的消息。我已不记得给他们拿去了多少钱，我现在找到了一部分当时来信和去信的底稿，可以挑出典型一些的抄在下面：
朕自闻滦河熸师，苦不得卿消息，昕夕忧悬。昨据朕派遣在大连之前外务部右丞谢介石专人奏陈，知悉卿安抵旅顺，并闻与前俄谢米诺夫将军订彼此互助之约，始终讨赤志不稍挫，闻之差慰。胜负兵家之常，此次再起，务须筹备完密，不可轻率进取。谢米诺夫怀抱忠义与卿相同，彼此提挈呼应，必奏敷功。方今苍生倒悬，待援孔亟，朕每念及，寝食难安，望卿为国珍重以副朕怀。今命谢介石到旅顺慰劳，并赏卿巨鉴一部，其留心阅，追踪古人，朕有厚望焉。
皇上圣鉴，敬陈者，宗昌目前观光东京，得晤刘骧业，恭读手谕，感激莫名，业经复呈，计达
天聪。宗昌自来别府，荏苒经年，对于祖国民生之，国事之蜩螗，夙夜焦灼，寝馈难安。一遵我皇上忧囯爱民之至意，积极规划，罔敢稍疏。唯凡举大事，非财政充裕，不能放手办理，即不能贯彻主张，一木难支，众擎易举，当在
圣明洞鉴之中。去秋订购枪械一批，价洋日金贰佰壹拾万元，当交十分之五，不料金票陡涨，以中国银币折合约须叁佰万元。目前军事方面筹划妥协，确有彻底办法，不动则已，动出万全。唯枪械一项，需款甚巨，四处张罗，缓不济急。筹思再四，唯有恳乞
俯鉴愚忱，颁发款项壹佰万元。万一力有不及，或先筹济叁伍拾万，以资应用，而利进行。感戴鸿慈，靡有涯既。兹派前德州知事王继兴，驰赴行在，代陈一切。人极稳妥，且系宗昌至戚。如蒙俞允，即由该知事具领携回，一俟款到，即行发动。此款回国后两月内即可归还。时机已迫，望若云霓，披沥上陈，无任屏营待命之至，伏乞
睿鉴。恭请
圣安
张宗昌谨呈
上面说的那笔钱，我没有给那位德州县知事，这些事经陈宝琛、胡嗣瑗的劝止，我也就半信半疑地没有再去信。但同时，我仍不能忘情于奉系，虽然这时张作霖已经死了。
张作霖之死[17]是尽人皆知的日本人的谋杀。我后来听说，日本人杀张，是由于张越来越不肯听话，张的不听话，是由于“少帅”的影响，要甩掉日本，另与美国结成新欢。因此日本人说他“忘恩负义，不够朋友”。他的遇害虽然当时也把我吓一跳，有的遗老还提醒我注意这个殷鉴，但是后来我没有理会那位遗老说的话，因为我自认是与张作霖不同的人。张是个带兵的头目，这样的人除了他还可以另外找得到。而我是个皇帝，这是日本人从中国人里再找不出第二个来的。那时的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个论点：“关东之人恨日本刺骨，日本禁关东与党军（指国民党与张学良）协和，力足取之，然日本即取关东不能自治，非得皇上正位则举措难施。”我深信日本是承认这一点的。“我欲借日本之力，必先得关东之心”，这是随之而来的策略，因此，我就从奉系里寻找张学良部下的老张的旧头目们，为我复辟使用。这时，有个叫商衍瀛的遗老，是广东驻防旗人，东北红卍字会的名人，出来给我活动奉系的将领。因为张学良已明白表示了要与蒋介石合作，所以行动就特别诡秘。简要地说，这个最后的活动并没有结果，只留下来这一点残迹：
上谕
数日来肝火上升，每于夜间耳鸣头闷，甚感疲怠，是以未能见卿。卿此去奉，表面虽为地款，实则主要不在此耳，此不待言而明也。余备玉数种，分与相（即张作相）、惠（张景惠）、关（×××）三人，到行带去。
再如降乩时，可否一问，余身体常不适，及此次肝热，久不能愈。
俟后为款事，自当随时与办事处来函。唯关于大局事，若有来函，务须格外缜密。
（商衍瀛的奏折及我的批语）
臣商衍瀛跪
奏
皇上圣躬欠安，务求静养，时局变幻不出三个月内。今日
皇上之艰难，安知非他日之福？望
圣躬勿过忧劳，以待时机之复。奉
谕各节，臣当敬谨遵
谕办理。古玉敬谨分
赐。臣拟明日出关。再往吉林，哈尔滨，如蒙
俞允，即当就道，臣恭请
圣安
宣统二十一年二月初九日
此去甚是。惟须借何题目，免启学良之疑。卿孤忠奋发，极慰朕志。当此时局犹乱，甚易受嫌，卿当珍重勤密，以释朕怀。
三、谢米诺夫和“小诸葛”
我在拉拢、收买军人方面，花了多少钱，送了多少玉器，都已记不起来，我记得比较大的数目，是白俄谢米诺夫拿去的。
谢米诺夫是沙俄的一个将军，被苏联红军在远东击溃，率残部逃到中国满蒙边境一带，打家劫舍，奸淫烧杀，无恶不作。这批土匪队伍一度曾想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被击溃后，想在中蒙边境建立根据地，又遭到中国军队的扫荡。到一九二七年，实际成了人数不多的股匪。谢米诺夫本人往来于京津沪旅以及香港、日本等地，向中国军阀和外国政客活动，寻找主顾，终于因为货色不行，变成了纯粹的招摇撞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谢米诺夫被苏联军队捉了去，我在苏联时听到了他被处绞决的消息。这个双手沾满了中苏蒙三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我在天津的七年间一直没有和他断过往来，在他身上花了大量的钱，对他寄托了无限的希望。
谢米诺夫原是升允和罗振玉向我推荐的，我由于陈宝琛的反对，本来不想见他。后来郑孝胥经罗振玉的介绍，和谢会了面，认为谢是大可使用的“客卿”人才，给他“用客卿”的计划找到了第一个实例向我吹嘘一通，并且主张不妨先把谢给张宗昌撮合一下。那时正是我对张宗昌抱着希望的时候，谢米诺夫夸耀自己手下的白俄军队很多，愿意为我效力，在郑孝胥的直接活动下，张宗昌接受了谢米诺夫提供的外国炮灰，扩大了白俄军队。后来张、谢之间还订了一项《中俄讨赤军事协定》。
经过郑孝胥的宣传，一九二五年的十月我在张园和谢米诺夫会了面，由他带来的蒙古人多布端（汉名包文渊）当翻译。这次谈话我很满意，相信了他的“犯难举事、反赤复国”的事业必能实现，立时给了他五万元以助其行。后来郑孝胥、谢米诺夫、毕瀚章、刘凤池等我这几个股肱之士在一起照了相，结成盟兄弟，表示一致矢忠清室。
那时正是继十四国进军苏联失败，世界上又一次出现了所谓“反苏灭赤”的高潮。我记得谢米诺夫和郑孝胥对我谈的，是英美日各国决定以谢米诺夫作为反苏的急先锋，要用军火、财力支持谢米诺夫，形势好像是我若不快些入股，将来巨大的红利就有分不到手的危险。谢米诺夫和多布端的计划中最动人的部分，是立刻发动他们在满蒙的党羽和军队，夺取满蒙地区建立起“反赤”根据地，而这个根据地是要由我就位统治的。为了供应谢米诺夫他们活动费，我专为他立了一个银行存折，由郑孝胥经手，随时给他支用。存款数字大约第一次是一万元。照谢米诺夫的意思，他并不需要我供给他全部活动费，因为手中有白俄侨民捐助的一亿八千万（后来又说是三亿）卢布，今后又有美英日各国的财政支援，但一时拿不到手，故此先用一点我的钱。不过后来屡次是因为“钱没到手”，总是找郑孝胥支钱，而每次用钱都免不了一套动人的用途。记得有一次是说日本驻津司令官高田丰树给谢米诺夫撮合张作霖，谢急待去奉天见张作霖商讨大计，一时没有川资；又一次说是苏联的驻沪领事奉上级命令找谢米诺夫，为了和谢取得妥协，表示愿把远东某个地区给他成立自治区，他因此需路费立即到东京去研究这件事。谢米诺夫究竟拿去了多少钱，我已经无法计算，只记得直到“九·一八”事变前两三个月，还要去了八百元，这已是数目降低后的一笔了。
在谢米诺夫和我的来往间，出现了不少的中间联络人物。其中有个叫王式的，这个人自称，谢米诺夫对他十分信赖，而且和日本要人、张宗昌的部下等人也有密切关系。我从他嘴里最常听到的是这几句话：“这是最紧要的关头”“这是最后的机会”“此真千载一时之机，万不可失”“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等等，总把我说得心里痒痒的。下面是他上的奏折：
奏为外交军事，具有端倪，旋转乾坤在此一举，恭折仰祈圣鉴事。窃臣于五月十二日面奉
谕旨，致书俄臣谢米诺夫，询其近状。臣行抵上海即驰书东京，并告以遣使赴德及联络军队二事，旋得其复函，言即将来华，不必东渡。
既又接其电报，约会于大连。臣得电驰往与之晤见。据称：自昔年面奉温诏并
赏厚帑，即感激
天恩，誓图报称。后在沪与臣相见，彼此以至诚相感，商订互助之口约，始终不渝；东旋以后，谋与彼邦士大夫游，复渐与彼执政贵族日益亲近，复以言之，迄不得要领。至今年春末，始获得苏俄扰乱满蒙及朝鲜日本之确据，出以示彼，日本方有所觉悟，毅然决然为其招募朝鲜子弟八千人，一切饷弹器械，悉以完备，欲更为其招募俄国白党万余人，现散处于满蒙一带者，其饷糈器械等等亦已筹备；英人闻此更首先与苏俄绝交，愿以香港汇丰银行所存八千万元，俟调查实在即予提取，特电英国政府派遣参谋部某官至奉天，候其同往察看；法意二国亦有同情均愿加入；美国则愿先助美金五百万元，后再接济，共同在满蒙组织万国反赤义勇团，推其为盟主，共灭赤俄。
今闻臣张宗昌已归顺朝廷，曾遣臣金卓至大连，订期面商，加入团体，两月之间成军可必，成军之后即取东三省，迎
銮登极，或俟赤俄削平，再登
大宝。所拟如此，不敢擅专，嘱臣请旨遵行。臣又闻日臣田野丰云，彼因政府虑赤祸蔓延将遍中国，中国共和以来乱益滋甚，知中国必不能无君，张学良勾结南京伪政府，必不能保三省治安，必不能为中国之主，故朝野一致力助谢米诺夫，使谢米诺夫力助皇上，光复旧物，戡定大乱，共享承平。臣闻其言，十七年积愤为之顿释……臣道出大连，有沈向荣者现充张宗昌部下三十军军长，来见臣于逆旅之中，谓已纠集南北军长十人，有众十万，枪炮俱全，布列七省，愿为皇上效力，待臣返大连共同讨论，听从指挥。此真千载一时之机，万不可失。伏愿
皇上效法
太祖皇帝，罗举七大恨，告
庙誓众，宣布中外，万众一心，扫荡赤化。
皇上纯孝格天，未始非天心厌乱，特趁此机，使
皇上践帝祚，复亿万年有道之基也。不然此机一失，人心懈矣……倘蒙皇上召见臣，更有谢米诺夫、周善培诸臣密陈之言，并臣与郑孝胥、罗振玉、荣源诸臣所商筹款之法，谨当缕面陈，请旨定夺，谨奏。
奏为兴复之计，在此一举，坐失时机，恐难再得，恭折仰祈圣鉴事。窃臣于本月初一谨将俄臣谢米诺夫、日臣田野丰在大连所拟办法及臣沈向荣在彼俟臣进行诸事，已恭折具呈
御览。惟谢米诺夫因英人在奉天久待，无可托辞，故需款至急，皇上行在帑藏难支，臣断不敢渎请，连日商诸臣罗振玉愿将其在津房产抵押，约可得洋四万以充经费，不足之数臣拟俟
皇上召见，面陈一切未尽之言，并有至密之事请旨定夺后，即赴大连上海再行设法……不然田野丰已有微词，倘日人稍变初衷，谢米诺夫即萌退志，各国不能越俎，张宗昌即不能支持，纵使谢米诺夫他日再起，我亦不能再责其践盟，九仞之山将全功尽弃……更有日人要求之事，谢米诺夫预定之谋，内部小有参商之处，均当面请乾断，惟祈训示祗遵，谨奏。
宣统二十年八月初九日
王式上这几个奏折的日子，正是郑孝胥出门，不在张园的时候。由于陈宝琛、胡嗣瑗这一派人的阻拦，他进不了张园的门，只好上奏折，但由于没有郑孝胥的掩护，这次遭受了很大的失败，遇到最激烈的攻击。
最激烈的是胡嗣瑗。胡嗣瑗在清末是个翰林，张勋复辟时与万绳栻同任内阁阁丞，我到天津之后到了张园，他被人起了个外号叫“胡大军机”，意思是有人要见我或递什么折子给我，是要先经他过滤一下的。我因为相信这个人“老诚忠实”，所以同意陈宝琛的意见，把这个类似秘书长的任务交给了他。他是最反对我和郑、罗等人接触的一个。当郑、罗和王式等人在我的信赖之下积极奔走于谢米诺夫的时候，他和陈宝琛、陈毅等人就在叽叽咕咕（我接见谢米诺夫并且给了那五万元都是背着他们干的，他们还是知道了）。胡嗣瑗看见了王式的折子，就给我上奏折，逐条分析王式和谢介石等的言行前后矛盾之处，指出这纯粹是一场骗局。罗振玉这时曾出来为郑孝胥和他自己申辩，但是处境颇为孤立，甚至连一向不说同乡半句微词的陈宝琛，也在我面前说：“苏龛（郑的字）真是疏忽之龛，已近于狂矣。”原先主张过我出洋联日的陈毅，这时也变了声调，向我慨叹中兴之难，劝我近贤远佞。就这样，驳斥郑、罗的话钻进了我的心里：谢米诺夫受到英、日、美各国这么大的支持，为什么非要我的一点钱不可呢？谢介石曾说谢米诺夫因为等不到我的支援，想要自杀，何以他的宏图壮举能如此轻易放弃？更重要的是，这时我也实在一下子拿不出多少钱来，我比在紫禁城时代多少懂得了些钱的数目，也不是一张口就可以拿出多少古董金银去换钞票的时候了。因此，我没有给钱，只写了些不值钱的鼓励性的“手谕”，这一下子，王式也不来了。但是胡嗣瑗毕竟不是郑孝胥的对手，等到郑从外面回来，王式和谢米诺夫等人又得救了。我又拿出了钱供客卿们花用。记得后来郑孝胥还推荐过一个叫阿克第的奥国人和一个叫罗斯的英国人。阿克第是奥国从前的贵族，在天津奥国租界工部局任过职，据他讲他在欧洲很有地位，可以为我在欧洲展开活动，取得复辟的声援。因此，我派他为我的顾问，委他到欧洲去活动，并且一次支给了这位客卿半年俸金一千八百元。罗斯是个记者，说要复辟必得有报，叫我拿两万元给他办报。我给了他三千元，后来报是出来了，叫做《诚报》，可是没几天就关了门。
事实就是如此，尽管有个“胡大军机”拦关，有不少人只要是拿着“联络军人，拥护复辟”这张“门票”，即可走进张园。特别是从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起，一批一批变成光杆司令的什么军长、参谋长之类的人物，在租界上多起来的时候。我的门客有了增加，而我的欲望，也被这些自称与台上有密切关系的台下人物，不断地挑动着。
这些人物里最值得一说的是“小诸葛”刘凤池。我和刘的相识，是由于张勋手下的奉系老军阀许兰洲的介绍，刘是许的旧部下，在许的嘴里，刘是个“现代的诸葛亮，得此一人，胜于卧龙凤雏，复辟大业，已有九成把握”。刘凤池那年大约四十岁左右，他见了我，在吹嘘了自己的通天手眼之后，立时建议我拿出些古玩字画和金器给他，去联络台上人物。“那些福寿字、春条，对这类人是不行的”，这句话我还是从他嘴里第一个听到，虽然有点不舒服，但又赏识这个人的直率。我认为他敢于讲别人不敢讲的，可见他的话一定可靠。于是我慷慨解囊，叫他一批一批地拿去那些最值钱的东西。后来，他竟点名要什么东西，以至说明要值多少钱的东西。例如，一次他说要去活动张作霖的部下邹作华，给我来信说：
姓邹者才甚大，张作霖胜，彼功甚大，张待之甚厚，小物品不能动其心也，应送其珍珠或好宝石，或钻石，按万元左右贵重物予之，当有几十倍之大利在也。
为了拉拢奉系的荣臻、马占山、张作相，他指明各要送十颗朝珠，为了拉拢一个姓穆的，他指明要我戴过的那顶皇冠上的珠子。这种要东西的信，三五天必有一封，内中不少这类词句：“要真才就得多花钱，求俭遭人轻，做大事不拘小节”，“应送端砚、细瓷，外界不易得之物”。如果他报告的活动情况都如实的话，差不多奉系的旅长以上（甚至包括团长，如富双英当团长时），以及拥有四十万众的红枪会首领、占山为王的草莽英雄，等等，都拿到了我的珍珠、古瓷、钻石，都在我“不拘小节”之下大受感动，只待我一声令下，就可以举事了。但是他拿了无其数的东西，人马却总不见动静。陈宝琛知道了我这些偷偷摸摸的举动之后，忙来劝阻，我又发生了动摇，钱给得就不太积极，于是“小诸葛”无论面谈和来信中又多了一种词句：“已耗费若干，旅费及招待，尚不在数”，“已倾家荡产，实难再代垫补”，“现在情况万分紧急，成败在此一举，无论如何先接济两万元”，“需款万分紧急，望无论如何将此款赐下，以免误此良机”。我后来觉出了事情不对，不肯再给钱，忽然接到了他的这样的信：
“皇上若每日不知研究，亦不十分注意时局，敢望其必成乎？若不猛进，亦不期望必成，又何必设此想乎……试将中国《史记》打开，凡创业中兴之主，有如此之冷淡者乎……”
写了这个惹了我一肚子气的信，他又来信说某人已任命他为参谋长，又某人请他当副司令，并有说他自己握有兵权，可为我直接效劳了，但是，需要我给一点联络费……后来，又写信说不但没得到我的接济，“反遭疑，甚感伤心”，不得已，卖掉了自己的菊花青马，英雄失了坐骑，心痛不已。
这个“小诸葛”如何离开我的已忘了，大略记得一点的是他后来向我哭穷，只要十块钱救济。这和最初我给他的任何一笔款比来，不过是千分之一而已。后来听说他在东北各地招摇，给奉系万福麟枪毙了。
像刘凤池这类人物，我还可以举出一串名字，如毕翰章、刘维霖，等等；都用过差不多的手法，吊起了我的重登大宝的胃口，也钓走了不少现款、古玩、珍珠、宝石，等等。这些人最后和我的分手，是各式各样的，有的不告而别，有的被“胡大军机”或其他人硬给拦住，也有的是我自己不叫进来。其中有个绰号“费胖子”的安福系小政客费毓楷，他曾向我报告，他和炸死张作霖的日本河本大佐取得了联系，已组织好张学良的侍卫，即将举行暴动，在东北实行武装复辟，迎我“正位”。这个动人的然而难于置信的大话叫陈宝琛知道了，自然又劝阻我，连我岳父荣源也反对我再和他来往。费胖子最后和张园的分手，比别人多了一场戏。他遭到拒绝进园，立刻大怒，气势汹汹地对拦门的荣源嚷：“我出这么大的力，竟不理我了，好，我就到国民政府，去控告你们皇上颠覆民国的罪状！”荣源和三教九流颇有来往，听了毫不在乎，反而笑道：“我劝你算了吧，你写的那些东西还都存在皇上的手里呢！”费胖子听了这话，只好悻悻而退。
这些人物在我身边真正的绝迹，已经是接近“九·一八”事变的时候，也就是在北方军阀全换上了青天白日的徽章之后，还过了一段时间。这时，我对他们已经真正放弃了幻想。同时，由于其他后面谈到的原因，我已把希望放到别处去了。
四、东陵事件
一九二八年，对我是充满了刺激的一年，也是使我忧喜不定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一方面日本的田中内阁发表了满蒙不容中国军队进入的声明，并且出兵济南，拦阻南来的军队前进，另一方面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这些和我有瓜葛的军队，由节节败退到溃不成军。为我联络军人的活动家刚报来了动人的好消息，同时，我却又读到那些向我效忠的军人逃亡和被枪毙的新闻。我听说中国的南北政府都和苏联绝交了，英苏也绝交了，国民党宣布清党，郑孝胥、陈宝琛以及日本人和我谈的那个“洪水猛兽”，似乎对我也减少了威胁，但又据这些人说，危险正逼近在我的身边，到处有仇恨我的人在活动。我看到了报纸上关于广东有暴动消息，同时，一直被我看成“过激”“赤化”分子的冯玉祥，已和蒋介石合作，正从京汉线上打过来。一九二八年下半年，使人气恼的消息越来越多，张作霖死了，美国的公使在给张学良、蒋介石撮合……除了这些上面已说过的事件之外，这年还发生了最刺激人的孙殿英盗墓的“东陵事件”。
东陵在河北省遵化县的马兰峪，是乾隆和西太后的陵寝。孙殿英是一个赌棍和贩毒犯出身的流氓军人，在张宗昌部当过师长、军长。一九二七年受蒋介石的改编，任四十一军军长。一九二八年，孙率部到蓟县、马兰峪一带，进行了有计划的盗墓。他预先贴出布告，说是要举行军事演习，封锁了附近的交通，然后由他的工兵营营长颛孙子瑜带兵挖掘，用三个夜晚时间，把乾隆和慈禧的殉葬财宝，搜罗一空。
乾隆和慈禧是清朝历代帝后中生活最奢侈的，有一个材料对他们的陵墓有如下叙述：
墓中隧道全用汉白玉砌成，有石门四进，亦全系汉白玉雕制，寝宫为八角形，上复圆顶，雕塑着九条金龙，闪闪发光。面积约为故宫的中和殿相等。乾隆的棺椁是用阴沉木制成的，安放在一个八角井的上边。两座坟墓中殉葬器物，除金银元宝和冥器外，都是些罕见的珍宝。慈禧的殉葬物品，多是一些珠宝翠钻之类，她的凤冠是用很大的珍珠以金线穿制而成的；衾被上有大朵的牡丹花，亦全用珍珠堆制；手镯系用大小钻石镶成一大朵菊花和六小朵梅花，澄彻晶萤，光彩夺目；手里握着一柄降魔杵，长约三寸余，为翡翠制；她的脚上还穿着一双珠鞋。另外，在棺中还放置着十七串用珠宝缀成的捻珠和几双翠质手镯。乾隆的殉葬品都是一些字画、书剑和玉石、象牙、珊瑚雕刻的文玩及金质佛像等物，其中绢、丝制品都已腐朽，不可辨认。
我听到东陵守护大臣报告了孙殿英盗东陵的消息，惊动我的倒不是什么珠宝的损失，而是对我的宗族感情的伤害。因此，这个事件引起我的震动，竟超过了我自己被驱逐出宫。在宗室和遗老间引起的激愤也是普遍而高昂的。陈宝琛、朱益藩、郑孝胥、罗振玉、胡嗣瑗、万绳栻、景方昶、袁励准、杨钟义、铁良、袁大化、升允……等等，不论是哪一派的，也不论已经消沉和没消沉的，全都沸腾起来，纷纷到我这里，表示了对蒋介石军队的愤慨和对我的吊慰。各地遗老纷纷寄来重修祖陵的费用。在这些人的建议和安排下，在张园摆上了乾隆和慈禧的灵位和香案祭席，好像办丧事一样，每天要举行三次祭奠，遗老遗少们络绎不绝地来拈香行礼，以及痛哭流涕。同时，清室和遗老们都分别发出通电，给蒋介石和任平津卫戍司令的阎锡山以及各报馆，要求惩办孙殿英，要当局赔修陵墓。张园的灵堂也决定要摆到陵墓修复为止。
起初，蒋介石政府的反应还很好，说已派阎锡山查办此事，孙殿英派到北平来的一个师长也被阎锡山扣下了。但是，随后不久，消息传来，说被扣的师长被释放，蒋介石决定不追究了。孙殿英给蒋介石新婚的夫人宋美龄送去了一批赃品，慈禧凤冠上的珠子成了宋美龄鞋子上的饰物。我心里燃起了无比的仇恨之火，我走到阴阴森森的灵堂前，当着满脸鼻涕眼泪的宗室人等，向着空中发了誓言：
“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我此时想起溥伟到天津和我第一次见面时说的：“有溥伟在，大清就一定不会亡！”我也发誓说：
“有我在，大清就不会亡！”
我的复辟、复仇的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
那些日子，我的心情既激愤又忧郁。郑孝胥和罗振玉是我最接近的人，他们所谈的每个历史典故和当代新闻，都能使我激动愤慨不已，增强了我的复辟和复仇的决心。和国民党的国民政府争斗到底，把灵堂摆到修复原墓为止，就是他们想出的主意，那些前来朝拜的遗老遗少，也被他们鼓动得义愤填膺，跃跃欲试。后来形势越来越不利，盗墓不追究了，北京、天津一带面目全非，当权的新贵中再没有像段祺瑞、王怀庆这类老朋友，我父亲也不敢再住在北京，全家都搬到天津租界里来了。
自从蒋宋两家结亲，张园里就明白了，英、美买办世家和安清帮兼交易所经纪人的这种结合，说明蒋介石有了比段祺瑞、张作霖、孙传芳、吴佩孚这些倒台的军人更硬的底牌。这年年末，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得到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承认，他的势力和地位已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军阀。我觉得自己的前途十分黯淡，认为在这样一个有野心的人的统治下，不用说复辟，能否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占一席地，恐怕也成问题。
我心里发出了恶毒的诅咒，怀着深刻的忧虑，我为蒋介石的政府和自己的命运，一次一次地卜过卦。下边是现在找出来的一堆卦辞中的几个：
（一）辰年亥月寅日占见
至尊得恒之大过申宫化进动而逢合之巳日，可见申酉实空之年可望光复。
（二）辰日占国民政府能长久否，得天大同人变离，主申年化冲而散。
（三）同日占功名，得罪之大蓄官虽旺相原神酉才旬空，亦主申酉实空之年大显。
这是阴历戊辰年十二月（一九二九年一月）卜得的，第一卦的意思是申年或酉年（最近的申酉是一九三二和一九三三年）可以“光复”；第二卦是说国民政府将在申年“化冲而散”；第三卦是说事业将在申年或酉年“大显”。
但是，任何一个欲望强烈和报仇心切的人，都不会只记得“成事在天”而忘了“求事在人”这句话。我自己的几年阅历，特别是蒋介石的发家史，给了我一条重要的信念，这就是若求成事必须手握兵权，有了兵权实力，洋人自然会来帮助，而我这正统的“大清皇帝”有了军队，自然要比红胡子或者地痞出身的将帅更会受到洋人的重视。因此，我决定派我身边最亲信的亲族子弟去日本学陆军。我觉得这比我自己出洋还有必要。
促成我这个想法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溥杰本来正想投笔从戎，刚在家里闹得人仰马翻。他从军的动机本来也颇可笑，与其说是受到母亲遗嘱影响，立志要恢复满清，还不如说是赌气。原来他结婚之后，夫妇感情很不好。他的妻子是端康太妃的侄女，比他大三岁，很喜欢交际，羡慕那些手握虎符的青年将帅，对丈夫颇不中意。溥杰因之很受刺激，便打定主意要当个军官。张学良在张作霖死后，临回奉天之前对溥杰说：“你要当军官，我送你进讲武堂（奉军的军官学校）。”他把妻子送到张学良姨太太的天津公馆里，自己随后和张学良的家眷乘船离了天津。我父亲看到他留下的信时，他乘的日本汽船已在渤海上。我父亲急得要命，要我无论如何给想个办法把溥杰追回。天津日本总领事应了我的请求，发了电报给大连。大连码头上，溥杰刚从船上走下来，就给日本警察截住了。溥杰被我派去的人接回天津后，他向我诉说了投军之志，是为了恢复祖业，这触动了我送他去日本学陆军的心思，就告诉他不要着急，我一定会满足他的愿望。他听我说要送他到日本，自然觉着比上张学良的讲武堂更髙兴了。
我决定派到日本学陆军的，除了溥杰，还有我的三妹夫。为了准备他们的留学，我请天津日本总领事介绍一位家庭教师，教他们日文。日本总领事推荐了一位叫远山猛雄的日本人。后来知道，这是一个日本黑龙会的会员，认识日本不少的政客。这个人后来也为了我的复辟理想，替我到日本奔走过。我到东北以后，因为他不是军部系统的，受到排挤，离开了我。这都是后话，暂且不提。这位远山教师教了溥杰和润麒不多一些日子的日文，就为了他们留学问题回到日本去活动了一趟，据说是入日本士官学校暂时还不行，但是可以先进日本贵族子弟读书的学习院，并且还得到了日本的大财阀大仓喜八郎的帮助。一九二九年三月，即东陵事件发生后七个月，我这两个未来的武将和远山一起到日本去了。
五、领事馆、司令部、黑龙会
敬陈管见，条列于后：
……对日本宜暗中联合而外称拒绝也。关东之人恨日本刺骨，日本禁关东与党军和协，力足以取之。然日本即取关东不能自治，非得皇上正位则举措难施。今其势日渐紧张，关东因此以图存，日人亦无策善后，此田中之所以屡示善意也。我
皇上无一成一旅，不用日本何以恢复？机难得而易失，天予不取，后悔莫追。故对日本只有联合之诚，万无拒绝之理。所难者我借日本之力而必先得关东之心。若今关东之人，疑我合日谋彼，则以后欲由东三省拥戴，势有所难。此意不妨与日本当机要人明言之，将来皇上复位，日本于三省取得之权，尚须让步方易办理……
这是一九二八年我收到的一份奏折中的一段。这段话代表了张园里多数人的想法，也是我经过多年的活动后，日益信服的一项结论。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自从进了“北府”，得到了日本人的“关怀”以来，就增长了对日本人的信赖。这种信赖，在日本公使馆里继续发展着，到了天津之后，我一天比一天更相信，日本人是我将来复辟的第一个外援力量。
我到天津的第一年，日本总领事吉田茂曾请我参观一次日本侨民小学。在我往返的路上，日本小学生手持纸旗，夹道向我欢呼万岁。这个场面使我热泪盈眶，感叹不已。当军阀内战的战火烧到了天津的边缘，租界上的各国驻军组织了联军，声言要对付敢于走近租界的国民军的时候，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小泉六一中将有一天特意来到张园，向我报告说：“请宣统帝放心，我们决不让中国兵进租界一步。”我听了，大为得意。
每逢新年或我的寿辰，日本的领事官和军队的将佐们必定到我这里来祝贺。到了日本“天长节”，也要约我去参观阅兵典礼。记得有一次“天长节”阅兵，日本军司令官植田谦吉邀请了日租界不少高级寓公，如曹汝霖、靳云鹏等人都去了。我到场时，植田司令官特意骑马过来行致敬礼。当阅兵完毕，我们这些中国客人凑在一起，随着日本人同声高呼“天皇万岁”。
在这些敬意的表示中，那时我认为最难得的，是日军司令部每周有一位佐级参谋来给我讲演时事，多年来从不间断，无论是谁都是十分认真，有时还带来专门绘制的图表等物。
第一个来讲的大概是名叫河边的参谋，他调走之后继续来讲的是金子定一，接金子的是后来在伪满当我的“御用挂”的吉冈安直。这个人在伪满与我相处十年，从中佐逐步升到中将。后面我要用专门的一节谈他。
日军参谋讲演的时事，主要是讲解内战形势，在讲解中经常出现这样的分析：“中国的混乱，根本在于群龙无首，没有了皇帝。”由此谈到日本的天皇制的优越性，谈到中国的“民心”唯有“宣统帝”才能收拾。中国军队的腐败无力是不可或缺的话题，自然也要用日本皇军作对比。记得济南惨案发生后，吉冈安直至少用了一个小时来向我描述蒋介石军队的惨状。济南日军司令布告的抄件，就是那次他给我拿来的。这些讲演加上历次检阅日军时获得的印象，使我深信日本军队的强大，深信日本军人对我的支持，我的复辟乃是“得道多助”的事业。
有一次，我到白河边上游逛，眺望停在河中心的日本兵舰。不知兵舰舰长怎么知道的，突然亲自来到岸上，尊敬地邀请我到他的船上参观。到了船上，日本海军士兵列队向我致敬。这次由于仓促间双方都没有准备翻译，我们用笔谈了一阵儿。这条军舰舰名“藤”，舰长姓蒲田。我回来之后，应他的请求送了他一张签字照片，他表示这是他的极大的荣幸。从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日本人是从心眼里对我存在尊敬。我拉拢军阀、收买政客、任用“客卿”全不见效之后，日本人在我的心里的位置，就更不用说了。
起初，“日本人”三个字在我心里是一个整体的，这当然不包括日本的老百姓，而是日本公使馆、天津日本总领事馆和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里的以及和罗振玉、升允来往的那些非文非武的日本浪人。我把他们看成整体，是因为他们同样地“保护”我，把我当做一个“皇帝”来看待，同样地鄙夷民国，称颂大清。在我最初提出要出洋赴日的时候，他们都同样地表示愿意赞助。一九二七年，我由于害怕北伐军的逼近，相信了罗振玉的劝说，决定赴日。经过日本总领事的接洽，日总领事馆向国内请示，田中内阁表示了欢迎，并决定按对待君主之礼来接待我，据罗振玉从天津日军司令部听到的消息，日军部方面已准备用军队保护我启程。后来由于形势的缓和，也由于陈宝琛、郑孝胥的联合劝阻，未能成行，但是我从日本军政方面的一致态度，得到的印象就是统一的整体，不像中国当局那样各自为政。但是，这种统一的整体的印象没有保持多久。后来，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成立了，官方的“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类的口号消失了，我逐渐发现，尽管日本人的“尊敬”“保护”还是未变，但是在我出洋之类的问题上，他们的态度却有了不同。这种不同甚至达到令我惊奇与愤慨的程度。
一九二七年的下半年，有一天罗振玉又向我劝说，“虽然日租界比较安全，但究竟是鱼龙混杂，据日本司令部说，革命党（这是一直保留在张园里的对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笼统称呼）的便衣（这是对于秘密工作者的称呼，而且按他们解释，这都是带有武器的）混进来了不少，圣驾的安全，颇为可虑，依臣所见，仍以暂行东幸为宜，不妨先到旅顺，恭亲王在那边有了妥善筹备，日本军方也愿协助，担当护驾之责。”这时我正被“革命党便衣”的谣言弄得惶惶不安，听了罗振玉的话，特别是溥伟又写来了信，我于是再一次下了出行的决心。我不顾陈宝琛和郑孝胥的反对，立刻命令郑孝胥去给我找日本总领事，我要亲自和他见面谈谈。
郑孝胥听了我的吩咐，怔了一下，问我：“皇上请加藤，由谁做翻译呢？是谢介石吗？”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谢介石是个台湾人，由于升允的引见，在北京时就出入宫中，张勋复辟时做了十二天的外务部的一名官员，后来由日本人的推荐，在李景林部下当秘书官，这时又跟罗振玉混在一起，什么“便衣队行将举事”，以及革命党将对我进行暗杀等情报，也有他供给的，劝说我去旅顺避难的，也有他一份。郑孝胥显然不喜欢罗振玉身边的人给我当翻译，而同时，我知道在这个重要问题上，罗振玉也不会喜欢郑孝胥的儿子郑垂或者陈宝琛的外甥刘骧业当翻译。我想了一下，便决定道：“我用英文翻译。加藤会英文。”
总领事加藤和副领事冈本一策、白井康都来了。听完我的话，加藤的回答是：
“陛下的问题，我还不能立即答复，这个问题还须请示东京。”
我心里想：这本是日本司令部对罗振玉说没有问题的事，再说我又不是到日本去，何必去请示东京？天津的高级寓公也有到旅顺避暑去的，他们连日本总领事署也不用通知就去了，对我为什么要多这一层麻烦？我心里的话没完全说出来，加藤却又提出了一个多余的问题来：
“请问，这是陛下自己的意思吗？”
“是我自己的。”我不痛快地回答。我又说，现在有许多不利的消息，我在这里不能安心。现在革命党便衣来了不少，总领事署一定也有这个情报吧？
“那是谣言，陛下不必相信它。”加藤说的时候，满脸的不高兴。我知道他说的是谁造谣言，奇怪他何以不重视这样的消息。我曾请他的警署增派警卫，警署也派来了，他却又说那是谣言。我实在忍不住地说：
“司令部方面也有这样的情报，这怎么会是谣言？”
加藤听了这话，没吭气，那两位副领事，不知道他们懂不懂英文，只见他们在沙发上像坐不稳似的蠕动了一阵儿。
“陛下可以确信，安全是不会有问题的。”加藤最后说，“当然，到旅顺的问题，我将遵命去请示敝国政府。”
这次的谈话，使我第一次觉出了日本总领事馆和司令部方面之间的不协调，我感觉到奇怪，也感觉到很气人。我把罗振玉、谢介石叫来，再问了一遍。他们肯定说，司令部方面和接近司令部方面的日本人，比如工藤、佃信夫、岩田等人，都是这样说的。这些日本人都是黑龙会的人物，我从谢介石这里知道，日本军官里有不少黑龙会人物，日本军队的情报特务工作，总离不开黑龙会的骨干。他并且说：
“司令部的情报是极其可靠的。关于革命党的一举一动，向来都是清清楚楚的。不管怎么说，要有万一的准备，即使暗杀是一句谣言，也要防备。”
这次谈话之后，跟着是我岳父荣源向我报告说，他外边的朋友告诉他，英法租界已经发现了冯玉祥派来的便衣刺客，中国地界的南市一带更多。甚至连我的“随侍”祁继忠也报告说，他出门的时候，发现大门附近，有些形迹可疑的人伸头向园子里张望。我听了，赶忙又把管庶务的佟济煦和管护军的索玉山都叫来，叫他们告知日警，加紧门禁，嘱咐护军留神门外闲人（这时我雇佣着十多名“护军”，都有手枪，这倒真是些便衣武装）。这时，一个“随侍”报告说，晚上还有人很晚回来，没有遵守我曾三令五申过的不准夜间外出的禁令。我立刻下令给佟济煦记大过一次，对私自外出的“护军”，罚扣几个月的饷银（这时张园里的管束“底下人”的办法，根据师傅们的谏劝和佟济煦的恳求，已经取消了鞭笞，改为轻者罚跪，重者罚扣饷银。为了管束，我还亲订了一套“守则”和“纪律”）。
总领事的答复还没有来，我的神经绷得正紧的时候，这天晚上，我的后街窗外突然响起了很近的枪声。我从床铺一下子跳了起来，认为是冯玉祥的便衣开始向张园袭击了。张园里的人全惊动了，“护军”们布置到各处，大门站岗的日本巡捕（华人）加强了戒备，驻园的日本警察到园外进行了搜索。结果，真的抓到了放枪的人。出乎我意料的是，这个放枪的却是个日本人，就是罗振玉和谢介石说过的日本军队和特务机关不可缺少的黑龙会会员，也是他们所认识的日本浪人岩田。
这个给前台罗振玉的演出做“效果”的后台职员，显然很不称职，竟然被唱对台戏的领事馆给当场拆穿，免不了要受导演的处分。至于两台戏的后台老板如何私下了结，则更非我所能知。只是后来听领事馆的人向我说“那是岩田打鸟”，而轻轻一笔带过。因此，我当时也没有看透这场戏的底细。
我当时立刻发现的问题，只是罗振玉的不可靠。所以在郑孝胥和陈宝琛再一次联合劝告下，虽然后来加藤说了东京方面勉强的表示：“如果一定要去，可以保护，唯接待礼节上从简。”我也不想去了。
然而我对日本人的“整体”看法更动摇了。这时郑孝胥提醒我的一件发生在两年前的事，特别让我感到难于理解日本人彼此间的关系，不明白他们在闹什么纠纷。郑孝胥是这样说的：“罗振玉不善择交，轻信那班不三不四的朋友。前年的那个佃信夫，也是个黑龙会的。”
那是一九二五年初冬发生的事。罗振玉对我说，日本朝野对于我这次被迫出宫和避难，都非常同情，日本许多权势人物，连军部在内，都在筹划赞助我复辟，现在派来了他们的代表佃信夫，要亲自和我谈一谈。他劝我这个机会决不可失，应当立刻召见这位人物。佃信夫是个什么人，我原先并非毫无所闻，内务府堂郎钟凯认识他，说他在辛亥之后，常常在各王府跑出跑进，和家室王公颇有些交情。罗振玉的消息打动了我，不过我觉得日本总领事是日本正式的代表，又是我的保护人，理应找他来一同谈谈，于是把有田八郎总领事请来了。谁知那位佃信夫一看到了有田入场，立刻停了嘴，倖悻然起身告辞，弄得在座的陈宝琛、郑孝胥等人都十分惊愕。后来郑孝胥去责问他何以敢如此在“圣前非礼”，他的回答是：“把有田请来，这不是成心不想听我的吗？”这件往事经郑孝胥的重提，我才知道那位权势人物的代表也是黑龙会的人物，而且还是骨干分子。
陈宝琛曾对我讲过，不管黑龙会也罢，还是什么权势人物也罢，都是些在野的势力，说话全可以不负责任，因此，除了日本公使和领事馆以外，谁的话也别信。
“那么，日本军部呢？罗振玉说过，权势人物主要的是日本军部，而黑龙会和军部的关系是很紧密的。罗振玉的黑龙会朋友，还是驻屯军司令部的人哩！”
“罗振玉的话，不一定全可靠。”郑孝胥说。
然而这一次郑孝胥却说错了，罗振玉的话，在这一点上并没胡说。我的英文翻译的一段经历，证实了罗振玉的话确是有所根据，而日本司令部方面在这类问题上与领事馆采取不同的具体态度，以及黑龙会与司令部方面的关系，也都由此进一步地暴露了出来。
这是过了不少日子那位翻译才告诉我的。感谢这位朋友，今天他又为我仔细地回忆了一下当时的情形，而且把过去不能告诉我的也告诉了我。
那天我和加藤谈过话以后，翻译员正准备离园回家，聚在楼下的荣源、罗振玉和谢介石三人拦住了他，打听楼上会谈的结果。翻译员这次接到这件从来没有过的任务（用英文给日本人当翻译），本来已觉得很奇怪，当他应命到达张园的时候，先就碰见了荣源等人，嘱咐他谈完之后告诉一下会谈情形（这按说也是不准的）。翻译员当时不安地回答：“我不过是个陪坐的罢了，白井副领事是会用中国话翻译的。”荣源说：“上头说了，让您用英文翻。”“何必用英文呢。幼安先生（谢介石字）不是在这儿吗？用日文翻译不是更好吗？”谢介石哼了一声说：“我才不跟他们说话哩！”罗振玉这时忙插嘴说：“上头是怕别人传话不切实。还是请您下来的时候透透信吧。”翻译员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不便拒绝，又不想遵命，心里打定主意，翻译完了还是溜走忙自己的事去。谁知还没走出大楼，就又给这三位拦住了。这位年轻人觉得脸上也磨不开，又觉得所谈的事情似乎很简单，就简单地告诉他们了。
这三位听完那结果，还是不放他走，再三向他叮问，等到确实知道了加藤说的仍然不过那几句话之后，三个人激动起来了。荣源骂了一句：“领事官都是些不阴不阳的东西，向来没有痛快过！”谢介石冷笑道：“我早知道他们要捣乱，找了他们就不会有好事，他们嘴里说得出什么好话来？你瞧，真事都成了造谣！”罗振玉捋着胡子，顿足叹息：“是何居心！是何居心！”
翻译员看得不耐烦，告辞要走，罗振玉立刻拦着说：“您别走，跟我们一起走走，耽误您一会儿，回头送您回家。”说着，那两位也站起来说：“对，一块儿去，当面把这事情告诉他！”说着，就不由分说，带着翻译员往外走。翻译员跟在他们后面，心里充满了好奇。他和荣源是近亲，悄悄问他：“上哪儿去？”荣源激情未消地说：“咱们上三爷公馆去！”不等他问下去，已经走到汽车跟前，那两位把他拥了进去，车就开了。
汽车走了不太久，在离日本花园不远的地方，一个路南的绿油大门前停下了。一直到此为止，这位翻译员还以为去的地方是荣源荣三爷的公馆，因为他听荣源的一个“看烟”（专伺候抽大烟的）太监说过，“三爷在外边还另有公馆呢！”他也听说荣源在日租界有座小楼，住着一个广东籍的“外家”，国民饭店里有个房间，包着一个“暗门子”（暗娼），这些地方也是荣源和银行界、金店业给张园办抵押、谈交易的地方，盐业银行的岳乾斋经理，在北京领业源开红货铺子的张德甫，都提过这些地方，只是没有人说过日本花园附近的这个绿大门。翻译觉得他这位风流亲戚对他公开了自己的秘密香艳窝，这回可有了开玩笑的资料，谁知一进大门，就知道不对了。
罗振玉上前按铃后，一个号房式人物应声打开了半扇门，显然罗振玉是熟客，号房倒身让过他们，随即关上门，钻进号房去了。罗振玉带头，几个人绕过影壁，面前展开的一个颇大的院子，院子里正有二三十个穿日本军衣的人持枪练劈刺。奇怪的不仅如此，而是这群人看见了客人，忽然在一声号令下，全跑进一道月亮门里去了。更奇怪的是，翻译员从一阵人声中，听出了这些穿日本军装的是说着中国话的。
这当然不是荣三爷的公馆了。
院子北边是一座楼房，罗振玉带着他们绕过了陈列着盛开的夹竹桃的正门，从大楼侧门进去，里面是一条光线不太足的甬道。一个楼梯旁，摆着硬木八仙桌和几把硬木椅子，坐着几个彪形大汉，桌子堆着笔墨、算盘和一些蓝布皮的旧式账簿。罗振玉过去和其中的一个嘀咕了几句，这时不知从哪里走过一个穿长衫的茶房式人物，领着他们上了楼梯，经过一条光线仍嫌不足的甬道，把他让进了一间狭长的屋子。屋里陈设颇像一个中等旅店房间，一长床，一个梳妆台，一把梳妆椅。比旅馆多的是床上有个盛鸦片烟具用的那种带镜子的红漆盘，还有抽大烟用的一对大圆枕头。荣源进了屋，一歪身倒在床上，点上他的埃及纸烟，罗振玉坐他的对面，谢介石坐在椅子上。看起来，他们都很熟悉这个地方。翻译员很留心地听他们谈话，渐渐听出来，他们不久前在这地方见过一个刚从日本来的人，这个人是个黑龙会的重要人物——头山满的得力骨干，罗振玉他们就是根据这个人物的谈话，确信了日本人要把“宣统帝”送到旅顺，为满蒙方面的某种举动作准备。当然，这次举动在张园的人听来，就是复辟。罗振玉这些人认为必须把加藤对我去旅顺问题的不同回答，告诉那个人，为了让那人亲自听听第一手的消息，所以特意把翻译员带了来。至于这位人物叫什么名字，这个地方是个什么地方，他们都绝口不提。
那天的天气非常热，翻译员很想到卫生间洗一把脸，而这间狭长的屋子既没有茶，也没有水。后来他打听厕所在哪里，谢介石告诉他在楼下某个地方。他下楼去了。谁知又发现了一个不解的现象：原在楼梯的那几个大汉，连同桌椅、账本，等等，全不见了。
翻译员越发觉得蹊跷，心中不安起来。他本来是专门给我担任对各欧美国家驻津领事馆和兵营方面的翻译的，日本人很不愿意接近他，他早已感觉出他们对他的戒心，如今他来到这个会见东京来人的地方，并非是由日本人的邀请，日本人是什么态度呢？他忐忑不安地回到楼上。这时只见罗振玉等人垂头丧气地告诉他：那位人物不来了，咱走吧！
翻译员如释重负，跟着走出大门（一路上除了那个号房式人物，谁也没碰上）。罗振玉要用汽车送他，他也不坐了，赶忙雇了洋车回自己的家。
过了不久，我要给离任回国的驻屯军司令官高田丰树送一份礼物，顺手抓了在跟前的这位翻译，叫他送去。他奉命去找司令部的通译官吉田忠太郎。吉田的中国话很好，中国风俗习惯也很熟悉。因为他长的很像“群英会”上的蒋干，所以我这位爱看戏的翻译员背后就叫他“蒋干”。他回忆这段经过说：
“我到了‘蒋干’那里，说了没几句，突然进来了一个矮胖子，气冲斗牛地对吉田嚷了起来，像要打架似的。他们的日本话里，似乎屡次说到荣源的名字。那矮胖子嚷得很凶，‘蒋干’却笑嘻嘻的，像听了什么笑话。那胖子足吵了一个小时才走。我就问‘蒋干’，荣源是不是惹了他？‘蒋干’说：‘荣源真是个色鬼，昨晚上不知怎么弄的，三爷公馆叫人，弄错了，把大熊的女人叫了去，荣源见了就不饶，哈哈！’
“这段话，又勾起了我的好奇心。这个三爷公馆究竟是个什么地方呢？我不敢问‘蒋干’，我办完了事，把礼物交待清楚，离了他的地方，决心再到那个三爷公馆那外面看看。我到了日本花园附近，果然找到了那个绿大门。走到跟前一细看，原来门角上钉着一个小小的原色木牌，上面明白地写着四个墨笔字：‘三野公馆’。原来这是跟荣源很熟的那个三野友吉的公馆！”
这段经历，是我决定不去旅顺之后他才告诉我的。当时我听了，对日本人这种相互不协调，感到了气愤，觉得日本人真是不统一，但也没有想到其他的问题。三野友吉这人我是认识的，他是司令部的一个尉级参谋，常作为司令官的随从到张园来祝寿、贺年和做客。我觉得我和司令官有交往，我的下边人和司令部的下边人有交往，那是很自然的事。却没有去想：这个尉官何以能拥有一座“公馆”？而罗、荣、谢等人竟是这种奇怪的公馆的常客，这又是件什么事？
翻译员后来还有一段经历，当时并没有告诉我。他曾经向荣源探问过三野公馆的事：
“你在三野公馆惹了大熊的女人，‘蒋干’告诉我了！你是怎么惹的她？”
“你也知道？”荣源躺在大烟榻上，兴高采烈地聊起了他怎样惹那女人，那女人的草屐子上的绊儿怎么给挣断……说得兴头很足。我这位翻译看出机会来了，就乘他的兴头问道：
“三野公馆是个什么地方？”
“是个好地方。”
“什么好地方？”
“你别急，也许将来有机会带你去开眼。”
“得啦，要是你三爷的乌龙院，小生可是不敢去的！”
“怎么是我的乌龙院？”
“不是你三爷的公馆吗？”
“你别胡嚷啦，那是三野友吉的公馆！”
“三野不过一个小参谋，干吗要那么大的一座公馆？”
“唔，你既然不知道，”荣源警惕起来，抽了几口烟才说，“我也不便往下说，以后有机会咱再谈。”
以后，他再也没说。
这位翻译员后来实在憋不住了，在一次宴会上，借了一个题目和白井康谈天，一下子扯到那个三野公馆，说他曾到那里去过一次，就在上次见过面之后。白井康听了他的话，非常诧异地看了他几眼，一言未答。他心中很懊丧，以后总躲着这个白井康。可是在又一次宴会上，白井康主动地找他攀谈。也不记得是借了个什么题目，忽然扯出了这么一句：“那个三野公馆已经不存在了！”
现在回想起来，白井康所充当的这种角色，一定很没滋味。上次园后放枪事件发生后，告诉张园“那是岩田打鸟”的，也是由他扮演的。
自然，后来我终于渐渐明白了，在司令部和领事馆的互相遮盖之下的钩心斗角，其激烈与错综复杂，是不下于我身边“遗老”中间所发生的。我也弄明白了许多“并行活动”，现象并非全是偶然巧合，比如：司令部派了参谋每周给我演讲，领事馆就介绍了远山猛雄做皇室教师；领事馆每次邀请我必同时请郑孝胥，司令部的邀请中就少不了罗振玉；领事馆在张园派驻了日本警官，而司令部就有专设的三野公馆为荣源、罗振玉、谢介石等预备了女人、鸦片，等等。
至于黑龙会，我知道得最晚，还是郑孝胥告诉我的。这个日本最大的浪人团体，前身名为“玄洋社”，成立于中法战争之后，是日本浪人平冈浩太郎创立的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的最早的特务组织，最初在福州、芝罘、上海都有机关，以领事馆、学校、照相馆等为掩护，如上海的“东洋学校”和后来的“同文书院”都是。“黑龙会”这个名字出现得比组织的诞生要晚，是在一九〇一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超越黑龙江”，换言之，也就是要做一个与帝俄争夺满蒙殖民地的开路先锋。在日俄战争中，这个团体起了很大作用，它的间谍工作，在《对马》这部小说里是有过描写的。传说在那时黑龙会会员已达几十万名，拥有巨大的活动资金。头山满是黑龙会最出名的领袖，在他的指挥下，他的党羽深入到中国的各阶层。从清末的王公大臣如升允之流的身边，到贩夫走卒如张园的“随侍”中间，无一处没有他们在进行着远虑深谋的工作。日本许多著名的人物，如土肥原、广田、平沼、有田、香月等人都是头山满的门生。郑孝胥说头山满是个佛教徒，有一把银色长须，面容“慈祥”，平生最爱玫瑰花，终年不愿离开他的花园。就是这样的一个佛教徒，在玫瑰花香气的氤氲中，捋着银须，面容“慈祥”地冥想出一个又一个的骇人阴谋和惨绝人寰的凶杀。
郑孝胥能认识到黑龙会和日本军部系统的力量，是应该把它归功于罗振玉的。郑、罗、陈三人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思想。罗振玉认为军部人物以及黑龙会人物的话全是可靠的（他对谢米诺夫和多布端的信任，也一半是出于谢、多二人和黑龙会有关系），陈宝琛则认为除了代表日本政府的总领事馆以外，别的日本人的话全别相信。郑孝胥公开附和着陈宝琛，以反对罗振玉，心里起初也对司令部和黑龙会存着怀疑，但他逐渐地透过罗振玉的吹嘘和黑龙会的胡作非为，看出了东京方面某种势力的动向，看出了日本当局的实在意图，最终看出了这是他可以仗恃的力量。因此，他后来决定暂时放下寄托希望于各国共管上的计划，而束装东行；到日本直接寻找一下黑龙会和日本参谋总部。
六、郑孝胥的理想
郑孝胥在北京被罗振玉气跑之后，转年春天又回到我的身边，环境比在北京时开始好转。罗振玉逐渐遭到怀疑和冷淡，敌对的人逐渐增多，而郑孝胥却受到欢迎和日益增长的信赖，陈宝琛和胡嗣瑗跟他关系也相当融洽。一九二五年他被派总管总务处，一九二八年又派总务外务，儿子郑垂承办外务，做了我对外联络活动的代表。如果可以这样比拟一下的话，他与我之间的关系，已达到了荣禄与慈禧之间的那种程度。
回想起来，郑孝胥之所以使我那样信赖，原因是很多的。他比陈宝琛更随和我。那次我会见张作霖，事前他和陈宝琛都表示反对，事后，陈宝琛鼓着嘴不说话，郑孝胥却说：“张作霖有此诚意表示，见之亦善。”他和胡嗣瑗都是善于争辩的，但是胡嗣瑗出口或成文，只有些老古典，而他却常用一些洋知识，如墨索里尼创了什么法西斯主义，日本怎么有个明治维新，英国《泰晤士报》上如何评论了中国局势，等等，这是胡嗣瑗望尘莫及的。陈宝琛是我认为最忠心的人，然而讲到我的未来，绝没有郑孝胥那种令我动心的慷慨激昂，那种满腔热情，以至声泪俱下。有一次，在给我讲《通鉴》时，话题忽然转到了我未来的“帝国”：
“帝国的版图，将超越圣祖仁帝一朝的规模，那时京都将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长安，一在帕米尔高原之上……”
说时是秃顶发光，唾星四溅，终于至四肢颤动，老泪横流。
有时，在同一件事上说的几句话，也让我觉出陈宝琛和郑孝胥的不同。在康有为赐谥问题上，他两人都是反对的，陈宝琛在反对之余，还表示以后少赐谥为安全，而郑孝胥在发表反对意见时又添了这么一句：“戊戌之狱，将来自然要拿到朝议上去定。”好像我不久就可以回紫禁城似的。
郑孝胥和罗振玉都积极为复辟而奔走活动，但郑孝胥的主张更使我动心。虽然他屡次反对我出洋和移居旅顺、大连的计划。
郑孝胥反对我离开天津到任何地方去，是七年来一贯的。甚至到“九·一八”事变已发生，罗振玉带着关东军的意思来找我的时候，他仍然不赞成我动身。这除了由于他和罗振玉的对立（不愿我被罗垄断居奇）以及他比罗（也仅仅是比罗）略多一点慎重之外，还有一条被人们忽略过的原因，这就是：他并不是把日本当做实现他的理想的唯一依靠。他所追求的东西，是“列强共管”。
在天津时代，郑孝胥有个著名的“三共论”。他常说：“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这个论调起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一九二五年，但这次革命战争失败后，他还是念不绝口。他说：“又闹罢工了，罢课了，外国人的商业受到了损失，怎能不出头来管？”他的“三共论”表面上看，好像是他的感慨，其实都是他的理想，他的愿望。
如果考据一下郑、罗二人与日本人的结交历史，郑孝胥到日本做中国使馆的书记官是一八九一年，罗振玉办上海《农报》，由此结认了给《农报》译书的日本藤田剑峰是在一八九六年，郑结交日本人比罗要早五年。但是，罗振玉自从认识了日本方面的朋友，眼睛里就只有日本人，辛亥后把复辟希望全放到日本的身上。而郑孝胥却在日本看见了“列强”，从那时起他就认为中国老百姓不用说，连做官的也都无能，没出息，中国这块地方理应让“列强”来开发，来经营。他比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更发展了一步，不但要西洋的技术，西洋的资本，而且主张要西人来做官，连皇家的禁卫军也要由“客卿”训练、统帅。不然的话，中国永远是乱得一团糟，中国的资源白白藏在地里，“我主江山”迟早被“乱党”“乱民”抢走，毁灭。辛亥革命以后，他认为要想复辟成功，也决不能没有“列强”的帮忙。这种帮忙如何才能实现呢？他把希望寄托在“共管”上。
那时的“列强”，关于共管中国的言论是时有所闻的，从天津的外文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郑孝胥对这类言论极为留意，当时还认真地抄进他的日记、札记里。同时，还要叫他的儿子郑垂译呈给我。这是一九二七年六月九日登在日文报纸《天津日日新闻》上的一篇：
英人提倡共管中国
联合社英京特约通信。据政界某要人表示意见谓：中国现局，日形纠纷，旅华外国观察家曾留考察一切，以为中国人民须候长久时期方能解决内部纠纷，外国如欲做军事的或外交的干涉，以解决中国时局问题，乃不可能之事。其惟一方法，只有组织国际共管中国委员会，由英美日德意六国各派代表一名为该会委员，以完全管中国境内之军事。各委员之任期为三年，期内担任完全责任，首先由各国代筹二百五十兆元以为行政经费，外交家或政客不得充当委员，委员人才须与美国商部长贺华氏相仿佛。此外，又组织对该委员负责之中外混合委员会，使中国人得在上述之会内受训练之。
郑孝胥认为，这类计划如果能实现，我复位的时机便到了。
那年夏天我听了罗振玉的劝说，决定要到日本去，郑孝胥就根据那篇文章勾起的幻想，向我提出了“留津不动，静候共管”的劝告。这是他记在日记里的一段：
五月戊子二十四日（六月二十三日）。诣行在。召见，询日领事约谈情形（即去日事）。因奏曰：今乘舆狩于天津，皇帝与天下犹未离也。中原士大夫与列国人士犹得常接，气脉未寒，若去津一步，则形势大变，是为去国亡命，自绝于天下。若寄居日本，则必须为日本所留，兴复之望绝矣！自古中兴之主，必借兵力。今则海内大乱，日久莫能安戢，列国逼不得已，乃遣兵自保其商业。他日非为中国置一贤主，则将启争端，其祸益大。故今日皇上欲图中兴，不必待兵力也，但使圣德令名彰于中外，必有人人欲以为君之日……
他提出过不少使“圣德令名彰于中外”的办法，如用我的名义捐款助赈，用我的名义编纂《清朝历代政要》，用我的名义倡议召开世界各国弭兵会议，等等。有的我照办了，有的却办不了。不过，我总还是表示了赞许和同意。
我委任奥国亡命贵族阿克第男爵到欧洲为我进行游说宣传，临行时，郑孝胥亲自向他说明，将如蒙各国支持“复国”，立刻先实行这四条政策：“一、设责任内阁，阁员参用客卿；二、禁卫军以客将统帅、教练；三、速办张家口—伊犁铁路，用借款包工之策；四、国内设立之官办商办事业，限五年内一体成立。”他对我讲的，以后又有发展。
“帝国铁路，将四通八达，密如蛛网，矿山无处不开，学校教育，以孔教为基础……”
有一次我问他：
“列强真的会投资吗？”
“他们能赚钱，自然争先恐后，唯恐不及。臣当年承办瑷珲铁路，投资承包的就是如此，可惜朝廷给压下了，有些守旧大臣竟看不出这是件便宜之事。”
“可是辛亥国变，不就是川湘各地路矿闹起来的吗？”
“所以，臣的方策中有官办有商办。不过中国人穷，钱少少办，外国人投资钱多多办，这也是公平合理。”
“那么，外国人肯来做事当差吗？”
“待如上宾，许以优待，享以特权，绝无不来之理。”
“那么，利益均沾，机会均等，到时候弄不好，他们争起来如何？”
“唯其如此，他们更非尊崇皇上不可。”
这就是由“共管论”引出的日益体系化的郑孝胥政策，也就是为我赞许的政策。我和他共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回我的宝座，继续大清的气脉，恢复爱新觉罗宗室、文武臣僚、士大夫等等的旧日光景。
郑孝胥在我出宫后，曾向段祺瑞活动“复原还宫”，在我到天津后，曾支持我拉军阀、拢政客的活动，但是，在他心里始终也没忘掉这个理想。特别是在其他活动屡不见效的情况下，他在这方面的愿望尤其显得强烈。这在使用谢米诺夫这位客卿的问题上，分外地让人看得出来。
当我刚把接见谢米诺夫的问题提出来的时候，陈宝琛很担心这件事会引起外界的责难，郑孝胥着急的却是怕我背着他和罗振玉进行这件事，所以他对陈宝琛说：“反对召见，反而使皇上避不咨询，不如为皇上筹一妥善谨密之策，召见一次。”结果，是谢米诺夫这个关系叫他拉到手上了。
他对谢米诺夫最感到兴趣的，是谢和“列强”的关系。当谢米诺夫吹嘘着列强都在如何支持他，而各国干涉中国的政局之声又在甚嚣尘上的时候，郑孝胥认为时机来了，兴高采烈地给张宗昌和谢米诺夫撮合，让谢米诺夫的党羽多布端到蒙古举兵起事，并且亲自跑上海，跑青岛，他进行了些什么具体活动，我现在已记忆不清了，只记得他十分得意地写了不少诗。现在我从他日记里又看到自我欣赏的描写，如：“晨起，忽念近事，此后剥极而复，乃乾旋坤转之会，非能创能改之才，不足以应之也。”“如袁世凯之谋篡，张勋之复辟，皆已成而旋败，何者？无改创之识则枘凿而不合矣！（一九二五年十一月）”“诸人本极畏事，固宜如此！”“夜与谢米诺夫、包文渊、毕翰章、刘凤池同至国民饭店……皆大欢畅，约为同志，而推余为大哥（一九二六年五月）。”
英国骗子罗斯，说是为了我复辟要办报纸，骗了我一笔钱，后来又托郑孝胥介绍银行贷款，郑孝胥因罗也是谢米诺夫和多布端（包文渊）的朋友，就用自己的存折作押，给他从银行借了四千元。郑垂觉得罗斯不可靠，来信请他父亲留心，他回信教训儿子说：“不能冒险，焉能举事？”后来果然不出他儿子所料，罗斯这笔钱到期不还，银行扣了郑的存款抵了账。尽管如此，当罗底下的人又来向郑借钱的时候，由于谢米诺夫的关系，经多布端的说情，他又掏出一千元给了那个骗子。当然，经他手送出去的别人的钱就更多。所以被他讥笑为“本极畏事，固宜如此”的陈宝琛，后来时常叹息道：“苏龛，苏龛（郑字），真乃疏忽之龛！慷慨，慷慨，岂非慷他人之慨！”
后来，他由期待有各国支持的谢米诺夫的成功，转而渴望日本多对谢米诺夫加点劲儿，他又由期待各国共管转而渴望日本首先加速对中国的干涉。当他的路线转而步罗振玉后尘的时候，他的眼光也比罗振玉高得多，什么三野公馆以及天津日军司令部和领事馆都不在他眼里，他活动的对象是直接找东京。不过就是这样，他还是没忘了“共管”，他不是把日本看做唯一的“外援”，而是第一个“外援”，是求得“外援”的起点，也可以说是为了吸引“共管”的第一步，“开放门户”请的第一位“客人”。
他提出了到东京活动的建议，是得到了我立刻赞许的。当时加藤总领事认为不太合适，曾经劝阻过。他说：“这并无妨，我以私人名义作为游历去的。”这次去日也得到了芳泽公使的同意，所以加藤就再没说什么。和他同去的还有一个在日本朝野间颇有“路子”的日本人，他的好朋友太田外世雄。他经过这个浪人的安排，和他原来不太相信的军部以及黑龙会方面都发生了接触，而且后来很满意地告诉我：大多数都对我的复辟表示了“关心”和“同情”，对我们的未来的开放政策感到了兴趣。总之，只要时机一到，我们就可以提出请求支援的要求来。
关于他在日本活动的详细报告，我已记不清了。但是他留下的日记里，多少还可看出些斑斑点点：
八月乙丑初九日（阴历，下同）。八点抵神户。福田和其友来迎。每日新闻记者携具来摄影。偕太田、福田步至西村旅馆小憩，忽有岩爱之助者，投刺云：兵库县得芳泽公使来电嘱招待，兵库县在东京未回，今备汽车唯公所用。遂同出至中华会馆。又至楠公庙，复归西村馆，即赴汽车站买票，至西京，入京都大旅馆。来访者有大阪时事报社守田耕治、太田之友僧足利净圆，岩田之友小山内大六，为国杂社干事。与岩田、福田、太田同至山东馆午饭。夜竹本多吉来访，谈久之。去云：十点将复来，候至十二点，竟不至。
丙寅初十日……将访竹本，遇于门外，遂同往。内藤虎来谈久之。太田之友松尾八百藏来访，密谈奉天事。
丁卯十三日。福田以电话告：长尾昨日已归，即与太田、大七走访之。长尾犹卧，告其夫人今日勿来，遂乘电车赴大阪……岩田爱之助与肃邸四子俱来访。宪立（定之）密语余奉天事，消息颇急，欲余至东京日往访藤田正实，宇垣一成。朝日、每日二社皆摄影，复与肃四子共摄一影，乃访住友经理小仓君……
庚午十四日。长尾来谈，劝取奉天为恢复之基……
壬申十六日。长尾雨山以电话约勿出，当即来访，遂以汽车同游天满宫金阁寺而至岚山。高峰峭立，水色甚碧，密林到顶，若无路可入者。入酒家，亦在林中，隐约见岩岫压檐而已，饮酒食鱼，谈至三时乃去。
癸酉十七日……长尾来赠画扇，遂至圆山公园，左阿、家、狩野、内藤、近重、铃木皆至，顷之高濑亦至，唯荒木、内村在东京未归……
丙子二十日。作字。雨。诣长尾辞行……太田来云，东京备欢迎者甚众，将先往约期。
辛巳二十五日。十一时至东京下火车。至车站投刺者数十人。小田切、高田丰树、冈野皆来帝国旅馆。雨甚大。岩田、水野梅晓亦来。冈野自吴佩孚败后遁而为僧。夜宿于此。
壬午二十六日……水野谈日政府近状颇详，谓如床次、后藤、细川候、近卫公，皆可与谈。
癸未二十七日……遂过水野，复同访床次。床次脱离民主党而立昭和俱乐部，将为第三党之魁。岩田来。小田切来。太田、白井、水野、佃信夫来。山田来。汪荣宝来……夜赴近卫公之约，坐客十余人，小田切、津田、水野、太田皆在坐。近卫询　上近状，且极致殷勤……
甲申二十八日……川田端穗者，称长尾雨山之代理人，与松本洪同来约九月初八日会宴，坐客为：平沼骐一郎，枢密院副议长；桦山资英，前内阁秘书长；牧野谦次郎，能文，早稻田教授；松平康国，早稻田教授；国分青崖，诗人；田边碧堂，诗人；内田周平，能汉文。此外尚十余人……岩田与肃邸第十八子宪开来访，今在士官学校……津田静枝海军大佐邀至麻布区日本料理馆，为海军军令部公宴。主席者为米内少将，坐客为有田八郎，水野梅晓，中岛少将，园田男爵（东卿之婿），久保田久晴海军中佐等……
九月丙戌朔。太田来。参谋本部总长铃木，次长南，以电话约十时会晤。与大七、太田同往。铃木询　上近状，且云：有恢复之志否？南次长云：如有所求，可以见语。对曰：正究将来开放全国之策，时机苟至，必将来求。吉田茂外务次官约午饭，座中有清浦子爵奎吾，冈部长景子爵，高田中将，池田男爵，有田，岩村，水野，太田等……
丁亥初二日……岩田偕宪开、李宝琏、刘牧蟾来访。李刘皆在士官学校。……
庚寅初五日……水野、太田来。与水野同访后藤新平，谈俄事良久。……
癸巳初八日……工藤邀同至白井新太郎宅，晤高山中将，野中、多贺二少将，田锅、松平皆在座，颇询　行在情形……
戊戌十三日太田送至神户登长崎丸。长尾雨山自西京来别。富冈、福田皆来。十一点半展轮……
到伪满成立以后，强盗已经走近了打开的“门户”，他仍然没有忘记“共管”的理想，一有机会便向外面宣传“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这犹如给强盗做底线的仆人，打开了主人家的大门，放进了一帮强盗，当了一帮强盗的大管事，犹感不足，一定还要向所有各帮强盗发请帖，以广招徕。这自然就惹恼了已经进了门的强盗，一脚把他踢到一边。
七、“行在”生活
我在张园里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觉得这个环境远比北京随便而又舒服。我有了这样的想法：除非复辟的时机已经成熟，或者发生了不可抗拒的外力，我还是住在这里的好。这也是出洋念头渐渐冲淡的一个原因。
张园（和后来的静园）对我说来，这里没有紫禁城里我所不喜欢的东西，又保留了似乎必要的东西。在紫禁城里我最不喜欢的，首先，是连上街逛逛都没有自由的那套规矩，其次，是令我生气的内务府那一批人。如今我不仅能逛街，我也有了直接为复辟而任意行事的自由，别人只能进谏而无法干涉。在紫禁城里，我认为必要的东西，就是我的威严，在这里也依然存在。虽然我已不穿笨拙的皇帝龙袍，经常穿的是普通的袍子马褂，更多的是穿西装，但是这并不影响逢年过节王公大臣遗老遗少们到这里来给我叩拜。虽然我住的地方从前做过游艺场，没有琉璃瓦，也没有雕梁画栋，但还有人把它称做“行在”（我也觉得抽水马桶和暖气设备的洋楼远比养心殿舒服）。北京的宗族人等还要轮流来这里给我“值班”，从前张园游艺场售票处的那间屋子，就等于“乾清门侍卫处”。虽然这里已没有了“南书房”“懋勤殿”“内务府”这些名堂，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张园那块“清室驻津办事处”的牌子就是它们的化身。至于人们对我的称呼，园子里使用的宣统年号，更是一丝不苟地保留着，这对我说来，都是自然而必要的。
在张园时代，内务府大臣们只剩下荣源一人，其余的或留京照料，或告老退休。我到天津最初发出的“谕旨”有这两道：“郑孝胥、胡嗣瑗、杨钟义、温肃、景方昶、萧丙炎、陈曾寿、万绳栻、刘骧业皆驻津备顾问。”“设总务处，著郑孝胥、胡嗣瑗任事，庶务处著佟济煦任事，收支处著景方昶任事，交涉处著刘骧业任事。”陈宝琛、罗振玉、郑孝胥是每天必见的“近臣”，他们和那些顾问们每天上午都要来一次，都坐在楼外西边一排平房里等着“召见”。这排平房里还有一间给请求“觐见”的预备的屋子，供他们坐候传唤。曾经在这间屋里坐过的人，是数不胜数的。除了武人，还有政客，除了“遗老”，还有各式“时新”人物，除了骚人墨客，还有医卜星相。像青年党党魁曾琦，网球名手林宝华，《新天津报》主笔刘冉公，国民党监察委员髙友唐……都曾加入张宗昌、刘凤池的行列，在这里恭候“奏事官”的“引见”。驻园的日警（天津人称之为“白帽”），就驻在与这排房相对的平房里，每日登记着这些往来的人物。每当我外出，这里的日警就有一人便衣跟随。
张园里的经济情况，和紫禁城比起来自然差得多了，但是我还拥有一笔可观的财产，这主要是我从宫里弄出来的一大批财物，一部分换了钱，存在外国银行里生息，一部分变为房产，按月收租金。此外，在关内外我还有大量的土地，这是清朝入关后“跑马圈地”弄来的所谓“皇产”，数字我不知道，据我从一种历史刊物上看到的材料说，单直隶省的皇产（不算八旗的）约有十二万垧。即使把这数字打几个折扣，也还可观。为了处理这些土地的租赁与出售，民国政府和清室专设了一个“私产管理处”，两家坐地分赃，卖一块分一笔钱，这也是一项收入。此外，前面我已说过，我和溥杰费了半年多工夫偷出来的大批珍贵字画古籍，这时还在我手里。
我到天津之后，京、奉、津等地还有许多地方须继续开支月费，我设立了“留京办事处”“陵庙承办事务处”“驻辽宁办事处”“宗人府”“私产管理处（与民国当局合组的）”“东陵守护大臣”和“西陵守护大臣”等去分别管理。我找到了一份材料，这上面只算北京和东西陵这几处的固定月费、薪俸、饭食，就要开支一万五千八百三十七元八角四分[18]。至于天津一地的开支，每月大约需一万多元[19]，但是最大宗的开支——收买和运动军阀的钱，不在此数。这类的开支，可能一笔就超过北京天津两地的经常月支的几倍。每月平均开支中的购买一项，约占全月开支三分之二，这也没有包括大项的，比如汽车、钻石之类的项目。这种开支比在北京时大得多，而且月月增加，因为在这十里洋场上见什么喜欢什么，喜欢什么买什么，像钢琴、钟表、收音机、西装、皮鞋、眼镜，买了又买，不厌其多。婉容本是一位天津大小姐，花钱买废物的门道比我更多，她买了什么东西，文绣也一定要，我给文绣买了，她于是又买，而且花的钱必须多，好像不如此而不足以显出“皇后”的身份。文绣看了，又是叽咕着要。这种竞赛式的购买，弄得我后来不得不规定她们的月费定额，自然，给婉容定的数目要比文绣的大一些，记得起初是婉容一千元，文绣八百元，后来财政困难，减到三百与二百。至于我自己花钱，当然是没有限制了。
这种昏天黑地的挥霍，很快恢复了紫禁城时代的窘状，张园里有时竟弄得过不了节，付不出房租，后来连“近臣”和“顾问”们的俸银都索性不给了。郑孝胥在一九二六年的日记里曾有这一段话：“行在有三人皆自甘报效者：张彪不受房租，王九成愿供来米粮及牛羊豖肉（其实没办到），郑孝胥求逐日进讲《通鉴纪事本末》，此亦张园之掌故也。”
我花了无数的钱，买了无数用不着的东西，也同时买来了一个比庄士敦给我的更强烈的观念：外国人的东西，一切都是好的，而对照之下，我觉得在中国，除了帝制之外，什么都是不好的。
一块留兰香牌口香糖，或者一片拜耳的阿司匹林，不要小看它仅卖个几分钱，这几分钱的东西就足够使我发出喟叹，认为中国人最愚蠢，外国人最聪明。当然，我想到的中国人，并没有包括我自己，因为我自认是凌驾于一切臣民之上的人。我认为就连那些聪明的外国人也是这样看我的。
那时我在外国租界地上，受到的是一般中国人绝对得不到的待遇。暂且不说日本人，即使是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等等，各个欧美国家的总领事、驻军长官、洋行老板，对我也极为恭敬，称我“皇帝陛下”，在他们的国庆日请我去阅兵，参观兵营，参观新到的飞机、兵舰，在新年和我的生日都来向我祝贺……
庄士敦没走以前，给我介绍了英国总领事和英国驻军司令官，以后他们又辗转介绍，历任的司令官和我酬酢往还不断。英王乔治五世的第三子过津时访问过我，带去了我送他父亲的照片，后来英王来信向我致谢，并把他的照片交英国总领事送给我。通过那些总领事，我和意大利国王、挪威国王都互赠过照片。
我看了不少兵营，参加过多次外国军队的检阅。这些根据我的祖先——西太后应许的“庚子条约”而驻在中国土地上的外国军队，耀武扬威地从我面前走过的时候，我却觉得颇为得意，认为外国人是如此地待我，可见他们还把我看做皇帝。
天津有一个英国人办的名叫“乡艺会”（Country Cluk）的俱乐部，是只准许有钱的外国人进去的豪华的游乐场所[20]，中国人是根本走不进那个大门的，只有对我是例外。我可以自由出入，而且可以带着我的家人们，一起享受当“特殊华人”的滋味。
为了把我自己打扮得像个西洋人，我尽量利用惠罗公司、隆茂洋行等等外国商店里的衣饰、钻石，把自己装点成《老爷杂志》上的外国贵族模样。我每逢外出，穿着最讲究的英国料子西服，领带上插着钻石别针，袖上是钻石袖扣，手上是钻石戒指，手提“文明棍”，戴着德国蔡司厂眼镜，浑身发着密丝佛陀、古龙香水和樟脑精的混合气味，身边还跟着两条或三条德国猎犬和同样奇装异服的一妻一妾……[21]
这也是我早年在紫禁城里渴望的自由的一部分。在这方面，曾引起过陈宝琛、胡嗣瑗这派的遗老不少的议论。
他们从来没反对我花钱去买东西，也没反对我和外国人来往，但是当我到中原公司去理发，或者偶尔去看一次戏，或者穿着西服到外国兵营去做客时，他们就认为大失帝王威仪，非来一番苦谏不可了。有一次，胡嗣瑗竟因我屡谏不改，上了自劾的请求告退的奏折：
奏为微臣积年溺职，致圣德不彰，恐惧自陈，仰恳恩准即予罢斥事。窃臣粗知廉耻，本乏才能，国变以还，宦情都尽，只以我朝三百年赫赫宗社，功德深入人心，又伏闻皇上天禀聪明，同符圣祖，虽贼臣幸窃成柄，必当有兴复之一时。辄谬与诸遗臣密图大计，丁巳垂成旋败，良由策划多歧。十年来事势日非，臣等不能不尸其咎。而此心耿耿，百折莫回者，所恃我皇上圣不虚生，龙潜成德也。洎乘舆出狩，奔向北来，猥荷录其狂愚，置之密勿，时遭多难，义不敢辞。受事迄今，愆尤山积，或劾其才力竭蹶矣，或斥其妒贤嫉能，或病其性情褊急矣，或诋其贪糜厚禄矣。经臣再三求退，用恤人言，乃承陛下屡予优容，不允所请。臣即万分不肖，具有天良，清夜扪心，能勿感悚……前者臣以翠华俯临剧场，外议颇形轻侮，言之不觉垂涕。曾蒙褒赉有加，奉谕嗣后事无大小，均望随时规益，等因，钦此！仰见皇上如天之度，葑菲不遗，宜如何披露腹心，力图匡护。讵近来商场酒肆又传不时游幸，罗振玉且扬言众中，谓有人亲见上至中原公司理发，并购求玩具，动费千数百金等语。道路流传，颇乖物听。论者因疑左右但知容悦，竟无一效忠骨鲠之臣。臣既未能执奏于事前，更不获弁明于事后，则臣之溺职者又一也……是臣溺职辜恩，已属百喙难解，诚如亮言，宜责之以彰其慢者也，若复䩄颜不去，伴食浮沉，上何以弼圣功，下何以开贤路？长此因循坐误，更何以偷息于人间？如鲠在喉，徬徨无已，惟有披沥愚悃，恳恩开去管理驻津办事处一差，即行简用勤能知大体人员，克日接管其事，则宗社幸甚！微臣幸甚……
胡嗣瑗说的，“俯临剧场”，是指我和婉容到开明戏院看梅兰芳先生演“西施”的那一次。他老先生也去了，看见了我，回来之后就大惊小怪地向我苦谏一番，并且闹着要辞职。这件事的结局，是我再三慰留，以至拿出了两件狐皮筒子赏他，再次表示我的决心，他才又转嗔为喜，称赞我是从谏如流的“英主”，于是双方满意，了事大吉。这次由中原公司理发引起的辞职，也是叫我用类似办法解决的。我初到天津那年，婉容过二十整寿生日的时候，我岳父荣源要请一洋乐队来演奏，“遗老”丁仁长闻讯赶忙进谏，说“洋乐之声，内有哀音”，万不可在“皇后千秋之日”去听。结果是罢用洋乐，丁仁长得到我的二百块大洋的赏赐。以物质奖赏上谏，大概就是由这次开的头。
从此以后，直到我进了监狱，我也真的一直没有在外面看过戏，理过发。我遵从了胡嗣瑗的意见，并非是怕他再闹，而确实是接受了他的教育，把到戏园子看戏当做失身份的事。有一个例子可证明我的“进步”。后来有一次，一位瑞典王子到天津，要和我见面，我因为在报上看见他和梅兰芳的合照，便认为他失了身份，为了表示我的不屑，我拒绝了他的要求，没和他见面。
陈宝琛这一派的胡嗣瑗、丁仁长、陈毅这些遗老，到了后期，似乎对于复辟已经绝望，任何冒险的想法都不肯去试一试，这是他们和郑孝胥、罗振玉等不同之处，但他们对于帝王的威严，却比郑孝胥他们似乎更重视，这也是使我对这些老头子特别发生信赖的原因。尽管他们的意见常常被我视为迂腐守旧，遇到他们有矢忠表现的时候，我总还采纳他们的意见。在那种十分新奇的洋场生活中，我始终没忘记自己的身份，牢固地记住了“皇帝”的“守则”，确实离不开他们的作用。
一九二七年，康有为去世，他的弟子徐良求我赐以谥法。按我起初的想法，是要给他的。康在去世前一年，还不断地来张园，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曾泪流满脸地给我磕头，向我叙述当年“德宗皇帝隆遇之恩”，后来他继续为我奔走各地，寻求复辟支持者，叫他的弟子向海外华侨广泛宣传，欲救中国非我“君临天下”再造“帝国”不可，他临死前不久，还向吴佩孚以及其他当权派呼吁复辟。从这些举动上看来，给以谥法是足可以了，但是陈宝琛出来反对了。这时候在他看来，分辨忠奸不仅不能只看辫子，就连复辟的实际行动也不足为据，他说：“康有为的宗旨不纯，曾有保中国不保大清之说。且当年忤逆孝钦太皇太后（慈禧），已不可赦！”胡嗣瑗等人完全附和陈宝琛，和徐良不对劲的郑孝胥也说光绪当年是受了康有为之害。后来郑孝胥还主张“戊戌之狱，他日当付朝议以定之”。就这样，我又上了一次分辨“忠奸”的课，拒绝了赐谥给康有为。后来徐良为此声言要和陈、郑等人老拳相见，也无济于事了。
一九三一年，文绣突然提出了离婚要求，在得到解决之后，遗老们还没有忘记这一条：要发个“上谕”，贬淑妃为庶人。我自然也照办了。
说起文绣和我离婚这一段，我想起了早已存在于我的家庭夫妇间的不正常的生活。这与其说是我对对方的感情上的问题，倒不如说是由于张园生活上的空虚。这是对于一个年轻妇女无法忍受的空虚。
我前面说过，我从结婚之后，并不时常和婉容、文绣接近。因为在宫各住各的地方，距离都挺远，她俩因此十分猜嫉（两个太妃的矛盾，当然对她们也有影响），每个人都以为我不在她那里的时候，必是在另一个那里（其实我不过在我自己那里）。特别是婉容霸道一些，总存心排挤文绣，文绣是比较老实的，受气的地方就少不了。我为了减少和婉容的啰嗦，曾经索性不到文绣的宫里去，婉容仍是不满意。到天津之后，闹得尤其厉害，有时三个人就不能在一起，在一起也不说话。
其实即使我只有一个妻子，这个妻子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意思。因为我的兴趣除了复辟，还是复辟。老实说，我不懂得什么叫爱情，在别人是平等的夫妇，在我，夫妇关系就是主奴之间的关系，妻妾都是君王的奴才和工具。
这里是文绣在宫里写的一篇短文，这篇短文中多少流露出了她当时的心情：
文绣：吊苑鹿
春光明媚，红绿满园，余偶散步其中，游目骋怀，信可乐也。倚树稍憩，忽闻囿鹿，悲鸣婉转，俛而视之，奄奄待毙，状殊可怜。余以此鹿得入御园，受恩俸豢养，永保其生，亦可谓之幸矣。然野畜不畜于家，如此鹿在园内，不得其自由，犹狱内之犯人，非遇赦不得而出也。庄子云：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不愿其死为骨为贵也。
文绣从小受的是三从四德的教育，不到十四岁，开始了“宫妃”生活，因此，“君权”和“夫权”的观念，无疑是很深的。她在那种环境中敢于提出离婚，不能说这不是需要双重勇敢的行为。她破除万难，实现了离婚的要求，离婚之后，受到的压力仍然不少。有人说，她提出离婚是受家里人的教唆，是为了贪图一笔可观的赡养费。事实上，她家里的人给她精神上的迫害不见得比外来的少，她拿到的五万元赡养费，经过律师、中间人以及家里人的克扣、占用“求助”，也剩不了好多。她精神上受的，也许比这方面损失更大。甚至那些向她发出讥讽、辱骂声的人们中间，也没有少了觊觎那笔赡养费的人。比如她的一位哥哥，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位道貌岸然的先生，曾在天津《商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给他妹妹，其中有这样的话：
我家受清帝恩达二百余年，我祖我宗四代官至一品。且慢云逊帝对汝并无虐待之事，即果然虐待，在汝亦应耐死忍受……汝随侍逊帝，身披绫罗，口餍鱼肉，使用仆妇，工资由账房开支，购买物品由账房开支，且每月有二百元之月费，试问汝一闺阁妇女，果有何不足？纵中宫待汝稍严，不肯假以辞色，然抱衾与裯，自是小星本分，实命不犹，抑又何怨……
这封信曾在“遗老”们之间传诵一时。文绣后来的情形我就不知道了，后来只听说她在天津当了小学教师，殁于一九五〇年，终身未嫁。
如果从表面现象上看，文绣是被“中宫”挤跑了的。这虽非全部原因，也是原因之一。婉容当时的心理状态，可以从她求的乩辞上窥得一斑（文内金荣氏指婉容，端氏指文绣）：
婉容求的乩文
吾仙师叫金荣氏听我劝，万岁与荣氏真心之好并无二意，荣氏不可多疑，吾仙师保护万岁，荣氏后有子孙，万岁后有大望，荣氏听我仙师话，吾保护尔的身体，万岁与端氏并无真心真意，荣氏你自管放心好了。
顺便提一下，这种令人发笑的扶乩、相面、算卦、批八字等活动，在那时却是不足为怪的社会现象，在张园里更是日常生活不可少的玩意。我后来住的“静园”里，就有房东陆宗兴设的“乩坛”。简直可以这样说：那时乩坛和卜卦给我的精神力量，对我的指导作用，是仅次于师傅和其他“近臣”们所给我的。我常常从这方面得到“某年入运”“某岁大显”之类预言的鼓舞。北京商会长孙学仕自称精通麻衣，曾预言我的“御容二十二岁入运，二十五岁将握大权。”日本领事馆里的一位日本相法家说过我三十岁必定成大事。信不信由你，这都是我开倒车中得到的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