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第四章
天才憾事
李一男对于华为有多重要？我用一句话就可以形容：一个李一男，半部华为史。
李一男对于华为有多重要？我用一句话就可以形容：一个李一男，半部华为史。
李一男是华中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第一届少年班出身。什么叫少年班？很多年轻人不太了解。
改革开放初期，海外的很多知名华人学者纷纷到北京访问，其中就有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他得到了邓小平的亲切接见。邓小平问李政道，中国的孩子怎样才能像他一样得诺贝尔奖。
李政道回答说，中国的国球乒乓球为什么在世界上打得那么好？就是因为中国的小朋友从五六岁开始，满大街地打乒乓球。乒乓球要从娃娃抓起，教育和科学同样要从娃娃抓起。我们可以在全国选拔一部分天才少年，到大学接受超常的教育，这样的话，我们的诺贝尔奖指日可待。
这就是少年班的由来。
应该说李政道先生的出发点是好的，虽然教育有自己的规律，和乒乓球这种体能项目不是完全一样的，这些少年班的学生中到目前为止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但这个倡议改变了一批人的一生。这些人里，就包括李一男。
1978年，少年班在中国科技大学诞生。微软原中国区总裁张亚勤、百度董事长特别助理马东敏、谷歌中国创始人之一郭去疾，都出身于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当时，其他学校一看，中国的天才少年不能被中国科技大学一家给“垄断”了，他们也要开办。1985年1月，教育部决定，继中国科技大学之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12所全国重点高校开办少年班，扩大试点。
据公开的资料，华中理工大学少年班的选拔标准非常高：第一，智商要在130左右；第二，德、智、体全面发展；第三，年龄在15周岁以下的初高中在校学生。
1985年6月，23名天才少年从全国各地进入了华中理工大学，李一男就是其中一位。
李一男进华中理工大学只有15岁。15岁本是上初中的年龄，许多同龄人连衣服都不会洗，饭也不会做，独立生活的能力差，所以学校对这批学生特别关照，安排他们跟博士生同住一楼，一个宿舍就两个人。学校还专门给他们配置了洗衣机，设置了专用的图书室，甚至有的学生有家长陪读。
当时，李一男的室友叫吴雅楠，他们俩睡上下铺。他们的卧谈会，从力学到光学，从电磁学到电动力学，从量子力学到广义相对论，从麦克斯韦方程组到薛定谔的猫，从凝聚态到量子计算……两个人无所不谈。
他们的导师张端明，是当时物理界的一位大家。按照预期，少年班这些小孩的人生轨迹应该是这样的：上少年班，考研究生，考博士研究生，最后在学校做研究，就像他们的导师张端明一样。但是李一男的人生剧本偏离了这个桥段和套路，这要感谢一个人——他们的辅导员宋文芝。
宋文芝从1987年到1997年十年间，一直担任华中科技大学少年班的辅导教师，她觉得这些小孩子来到学校不容易，自己要像妈妈一样去照顾他们，无论是学习上还是生活上，甚至包括经济上。宋文芝老师头脑很活，她专门去那些大企业拉赞助，说服他们给少年班提供奖学金，好让这些孩子能有更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
宋文芝老师的思路很像美国大学的校长，很多美国大学校长的第一任务就是向成功的企业家、校友募捐，为学生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宋文芝老师为少年班拉来了很多赞助，其中出手最大方的就是华为，这部分缘于任正非的教育情怀，在企业最艰难的时候，任正非都没有在教育上小气过。
所以，你看，人不能小气，你出手大方，老天自会帮你。
从宋文芝老师开始，华为跟华中理工大学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一茬又一茬的华科人才被输送到华为，李一男是其中对华为贡献最大的一个。
1992年，李一男听宋老师说华为这个企业不错，他们有一个理念，叫作“不让雷锋吃亏”。李一男一听，很感兴趣：“不让雷锋吃亏？那我去了肯定也不吃亏。”
就这样，李一男单枪匹马杀进了华为，见到了郑宝用。所以圈内有个说法，华科是华为的娘家，华为是华科的东家。
就在李一男见到郑宝用这一年，孟晚舟也进入了华为。这一年，孟晚舟21岁，刚刚从华中理工大学毕业。最初几年，孟晚舟和三个女孩子承担了华为总机转接和文件打印等行政工作，非常琐碎和辛苦，那时候，没有人知道她的身份。
孟晚舟的故事，要等到二十五年后才在全球广为流传，使她成为焦点人物。
当初郑宝用一看到李一男，觉得他长得跟豆芽似的，但是一与他交流，就觉得他不得了，完全是个黑豆芽，看上去磕碜，营养却十分丰富。第二天，李一男就升为工程师了，从此开启了火箭式的晋升模式，半个月升为主任工程师，再后来当上华为的总工，27岁当上了副总裁。这是华为最伟大的地方，对于人才，华为给予最高礼遇，绝不会出现怀才不遇青丝变白发的憾事。
在华为内部，任正非有时把李一男直接称为“干儿子”，有人对李一男火箭式的蹿升速度不理解，说：“李一男凭什么？”我想说的是，他凭的是自己的天才构想和执行能力。
我们说过，C&C08是华为的标志性产品，事关华为的生死存亡，它在华为历史上相当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呢？一个产品培养了一大批高级干部，其中包括华为的三个常务副总裁、三任中央研究部总裁（李一男、洪天峰、费敏）、两个高级副总裁（黄耀旭、张顺茂）、一个执行副总裁（刘平）。
并且，华为以这个产品为技术平台，在上面搭建了后期所有的产品和服务，包括传输、移动、智能、光网络、数据通信等，这款交换机在全球连接了数以亿计的电话终端，是华为历史上最成功、最经典的一款产品。
李一男正式加入华为的时候，C&C08已经研发成功，但是任正非依然不满意，他跟郑宝用说：“这个是2000门的，宝宝（他管郑宝用叫‘宝宝’），你能不能做一个万门的交换机，来升级一下这个2000门的C&C08？”
郑宝用说，没问题。
就这样，风云际会，郑宝用和李一男这对师兄弟走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
说话容易做事难，郑宝用拍着胸脯打下了保票，结果发现自己掉进了坑里，研发进展非常不顺利。有些研发人员觉得，实在不行就学一学上海贝尔的S1240和日本富士通的交换机，进展会快一点儿，可以解华为财务上的燃眉之急。
但任正非要求华为有自主知识产权，以科学的制高点为目标，不能抄袭别人。
这时候，李一男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说：“我们到国外搬救兵，在万门机研发中采取中体西用的设计路线。”大家一听，这不就是骑墙派嘛，有什么高明的。但是让郑宝用和研发小组成员对李一男刮目相看的是，他提到了一种新的Multibus总线技术。这个技术出自美国英特尔公司，把这种标准速度最快的总线技术移植到华为机器上，必然会给万门机的研发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
郑宝用虽然是李一男的领导，但当时还很年轻，只比李一男大六岁，两人都是年轻人，想法非常前卫大胆，他说：“哎哟，李一男，你这个想法真是太好了，我之前怎么没有想到呢？马上干。”于是他们马上以华为研究部的名义，拿出20万美元，订购了万门机研制过程中需要的开发板和相关设备。
猜一猜结果怎么样？他们成功了吗？没有，失败了。科研就是这样，从一个好的想法变成一个好的产品，中间要经历无数的坎坷。
因为急于追求结果，加上总线技术不是华为的，比较陌生，所以，经过几个月的苦战，万门机的研发草草收场，白白浪费了20万美元。1993年，20万美元是什么概念？合100多万元人民币，小200万，被李一男一把挥霍光了。
当时李一男一接电话就胆战心惊的，生怕是财务或者老板任正非叫他。
华为之所以是华为，任正非之所以是任正非，在这一点上就能看出很大的不同。
当时任正非自己都快跳楼了，但他还是拍着李一男的肩膀，说：“研发有成有败很正常，不要沮丧，继续搞。”想一想为什么头狼难当，哪怕眼前已经是万丈悬崖，还是回过头来微笑着跟兄弟们说：“前面一马平川，跟我来。”
郑宝用一看这摊子马上就要砸了，赶紧想办法。他人缘特别好，没架子，善于社交，就跟合作厂商说：“你看你这个东西我们也没搞成，公司亏得太厉害，能不能收个成本价？”经过他多方斡旋，华为的损失降到了20万元人民币。
这给了华为喘息之机，为华为的东山再起保留了元气。而初出茅庐的李一男在第一阶段就碰了钉子，差点儿给华为造成致命打击。事后李一男很感动，因为任正非和郑宝用都对他说：“研发有成有败，我们不以一时的成败来论英雄。”
所以有人总结，华为的企业文化精髓不在于百战百胜，而在于战局不利的情况下，培养出风险抗拒能力和团队团结能力。
很多年前，华为有句话广泛流传于社会：“败者拼死相救，胜者举杯相庆。”
这种优秀的企业文化，正是华为至今能在全球市场如鱼得水的重要原因。
老话说，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趴一会儿，什么时候趴累了就起来。郑宝用和李一男他们俩在那儿趴了好多天，后来想这事儿还是得干，就开始想到底出了哪些问题。他们俩就琢磨，可能是哪个总线或者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有一天，聊天的时候，李一男突然眼前一亮，说：“师哥，咱们为什么不利用我们的光电专业，用光纤把多个模块连接在一起呢？”
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李一男这么一说，郑宝用的眼睛立刻亮了，他说：“好小子，你怎么想到的，这个点子太绝了。”这两个天才的想法一下就燃烧了，照亮了华为研发的黑夜，中国通信史上的光纤时代因此就要到来了。
郑宝用和李一男很快启动了光纤研发项目，万门机的研发迅速进入第二阶段。之后是不是就好一点儿了？依然不好，科研就是这么难。
李一男经过深入研究发现，即使是美国这样的科技大国，所掌握的光纤技术也不是很成熟，在万门机的配置中，最适合的只有美国AT&T的5号交换机，当时没有一种现成的技术可以用到华为的产品上。
这时，李一男想出了一种天才的办法，他正式提出采用另外一种准SDH技术（同步数字体系，诞生于贝尔实验室）。当时，准SDH技术是通信领域一种比较先进的光纤传输技术，至今已经是一种成熟、标准的技术，广泛应用于通信传输网络。当年华为采用准SDH技术是一项创举，不仅在中国，在国际上都是最先进的。
1994年，华为万门机的研发，在郑宝用、李一男和刘平三人的通力合作下，已经接近成功，到了最后的联调时刻。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世界杯足球赛在美国拉开了帷幕，很多研发员工都是球迷，大家晚上偷偷看球，白天工作时就老睡觉，影响了万门机的研发工作。
正在给研发人员保驾护航的任正非看到这个情况，觉得堵不如疏，与其禁止他们看，影响情绪，不如换个方法。任正非说：“这样，你们每天加班加到凌晨3点，接着看世界杯的转播，第二天睡到中午再上班，行不行？”
这本是朝三暮四、朝四暮三的套路，但是得到了员工的一致拥护，说：“老板，你太英明了。”就在这种众志成城的氛围之下，万门机终于研发出来。
这一次，他们的样机在客户那里能得到肯定吗？
江苏邳州是见证华为奇迹的地方。
邳州古称下邳，是汉初张良遇到黄石公的地方，1992年撤县建市，但是那时候还属于国际通信巨头看不上的边远地区，华为却不嫌弃——蚊子腿也是肉啊。
这是华为凭借技术第一次杀回城市，意味着“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渐入佳境。
邳州邮电局当时面临一个问题，那一阵装电话的特别多，邮电局想给交换机扩容，但是用户太多，上海贝尔的S1240交换机带不动。贝尔这种外企对客户的需求响应速度特别慢，一来二去，邳州邮电局耽误了整整一年，局长承受了很大压力。
很多人把钱交上了，电话却死活装不上，就骂邮电局是粮食局，只知道吃粮食。
华为万门机的到来让邳州邮电局多了一个选择，但他们很担心华为的万门机断信号，毕竟华为这款产品从来没有在城市部署过。邮电局领导很是犹豫，说：“贝尔都干不了的事情，你们能干得了吗？如果华为重蹈覆辙的话，我这个乌纱帽真不用要了。”
华为的人说：“没事，领导，你不用担心。我们先不要钱，万门机就放在这儿，你试用一下。要是行你就要，不行我们就搬走。”邮电局领导说：“我得把贝尔叫来试一下，你们两家同台打擂，哪家好我就用哪家的。”
华为这边说：“没问题，我们光脚的就不怕穿鞋的，来吧。”
结果华为这帮小伙子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在跟贝尔交手的第一个回合就被打下了马。贝尔的产品外形大气，华美规范，一看就是国际大厂的产品。华为的产品颜值太低了，一看就很土，机柜矮小，颜色灰暗，机架松软，经常放那儿就倒。再加上电路开发板极不稳定，动不动就出故障，信号一团糟，长途电话根本打不出去，只能打市话。所以，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啊。
任正非特别着急，万门机凝聚了华为全体人的心血、寄托和未来，他不断派技术最高端的人来处理这个紧急问题，把中继板、中继线的关键部位都进行了更换，都没能解决联络信号差的根本问题。
李一男也了，他对刘平说：“我可能干不下去了，以后你接着干。”
这时候，总部又派了一个后台项目经理，叫余厚林，他的到来改变了局势。
余厚林的强项是接线能力，他到现场一看，说：“你们这些人！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交换机不能发挥出全部功能吗？你们把线接错了！”
高手出马，一个顶俩，余厚林把线重新接了一遍，结果长途电话都打出去了。人啊，有时候会犯一些低级错误，看看李一男、郑宝用这些技术天才只是在核心技术上下功夫，就没想到问题竟然出在接线这么一个低级错误上。
说到低级错误，我讲一个小故事。我原来一个同事跟着市领导去采访，等要采访的时候，他拼命往办公室打电话：“机器出大故障了，黑屏啊，整个看不到人。”
这次采访比较重要，办公室赶紧派一个老记者赶到现场。结果一看，恨不得把这哥们儿抽死：他一紧张忘把摄像机的镜头盖拿下来了，当然是黑屏的。
解决了接地线的问题，又逐一解决之后涌现的问题，华为的万门机终于发挥了应有的功能，将贝尔远远甩在了后面。邳州邮电局的领导特别高兴，困扰他们一年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就这样，华为的邳州之战告捷。
任正非特别兴奋，回到深圳，说：“十年以后，华为要跟AT&T、阿尔卡特三足鼎立，我们华为要三分天下有其一！”大家心里暗说，老板，你吹牛的姿势真帅。
后来，C&C08万门程控交换机通过了广东省邮电局的测试鉴定，1995年初通过了国家邮电部的生产定型鉴定，又在1997年拿到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应该说，华为这一次走在了前列，在全球都是领先者，对标当时的思科等国际厂商，一点儿都不逊色。
1995年，中央政府提出了“村村通”计划，邮电系统作为先锋项目，要实现农村每个村通电话。这个计划给华为的发展提供了宝贵契机。李一男等人研发的万门程控交换机成为华为“农村包围城市”的拳头产品，前前后后拿到了13亿人民币的订单！
李一男凭借这个项目，从项目经理一举升到交换机产品线的总经理，一个月之后升任华为执行副总裁，意不意外？
李一男在华为，有的是信任，有的是挑战，有的是机遇，有的是分享胜利的喜悦。毫不夸张地说，C&C08万门程控交换机的成功研发，一举奠定了李一男在华为乃至在中国通信领域的地位，所以我在本章开头说“一个李一男，半部华为史”。
由于李一男的突出贡献，华为破例把当年应该分给李一男的100万元奖金转成李一男持有的100万华为股票。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李一男迅速进入了华为最核心的圈子，他的股份在华为仅次于任正非和郑宝用几个元老。
李一男在华为积累的奖金转为股本，后来成为他离职创业的资金来源，这是后话。
一战成功、一举成名的李一男信心爆棚，这一年，在遥远的大洋彼岸，和李一男同样春风得意的还有另外一个男人——钱伯斯，他顺利地升任思科全球首席执行官，带领思科进入新时代的快车道。
1996年年中，华为执行副总裁李一男根据市场需求，把多媒体业务部分成三个部门——多媒体业务部、传输业务部、数据通信业务部，刘启武、黄耀旭、刘平三个人分别担任这三个部门的总监。
在李一男的带领下，传输业务部1997年传输销售达1亿元，1998年达10亿元，成为华为的第二个黄金产品。同时为了配合技术上的突飞猛进，华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内部创业。
在外界看来，这种做法非常简单粗暴，销售部所有的干部就地下岗，就地竞争上岗，一举淘汰了那些不适应形势的销售型老人，但销售线和技术线也终于匹配起来。这次内部竞争上岗特别成功，所以华为在2000年又搞了一次，却遭到了非常可怕的失败。
今年用这种方法做得很好，明年再用这种方法可能就会很惨淡，有的时候，人是被自己的成功经验打垮的。
1996年，李一男去广州跟广东电信新业务发展部做技术交流。时任新业务发展部主任的陈嫦娟说，你们华为既然有这个技术能力，不妨开发一些大容量的接入服务器，这个市场缺口比较大。
李一男说：“可以啊，但是开发完之后谁要呢？”陈嫦娟说：“我们要，实在不行，我们共同开发。”
就这样，华为与广东电信局成立了合作项目组，共同开发了一款接入服务器，名字叫A8010。
这是国内第一个成功自主研发的接入服务器，各方领导都很重视，时任邮电部科技司司长的闻库受邀主持这个产品的鉴定会，广东电信局局长也参加了。华为一看这个产品挺好，就以3000万元的价格买断了。
3000万在当时是大数目，所以广东电信局很高兴，双方都很满意。直到2019年底，华为在全球服务器市场的占有率超过6%，稳居前列。
1995—1996年，广东的有钱人开始玩一个东西，叫大哥大，就是手持电话。大哥大，现在来看很老土，但当时绝对像外星人的装备，谁拿着大哥大，就代表谁是大款、有钱人，在街上回头率绝对百分之百。
一部大哥大卖几万块钱，华为看了眼红心动，想开发移动电话，到处去调研。移动公司的人说：“哎哟，这个GSM（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哪还有机会啊。GSM是移动的全球通技术，人家这个地盘都占完了，马上就要3G了，你们还不如去研究3G。”
李一男说：“净忽悠我们，没有GSM哪有3G啊。”
李一男铁了心要做GSM项目，他从东方通信公司挖来了技术大拿刘江峰，刘江峰带着自己的团队出走到华为。1997年，第一代华为GSM系统在实验室研制成功，能在实验室里打通电话，这是中国第一个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GSM系统。
而直到十二年后的2008年，国际电信联盟正式公布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中国国内才发3G牌照，3G市场才真正启动，可见李一男的眼光之精准。
这个时候华为也有钱了，在移动通信领域拥有博士研究生和高级工程师组成的240多位科研人员，到了1998年，又扩展到500人，华为前前后后投了将近两亿元的研发费用。GSM系统是李一男押注未来的一个产品，但是在产品方向上，他和郑宝用发生了一些冲突，我到后面再讲。
在李一男主导下，1997—1998年，华为的主要研发精力全部压在GSM技术上，一波三折，所以做企业真是不容易。
1998年，李一男跟着任正非去美国考察，李一男发现高端路由器市场非常大。这是未来互联网的骨干设备，全球只有思科、华为等少数几家公司才拥有相关技术。回国之后，李一男就主持上马了高端路由器，并且研发成功，取名“NetEngine”。
近年来，华为高端路由器在全球的市场份额牢牢位于前列。要知道，美国在电信领域始终对中国企业是封闭的，所以，除去美国这个市场，华为还能位居前列，非常不容易。高端路由器是李一男主持的另外一个黄金产品。
就在李一男主持研发NetEngine的这一年，孟晚舟从行政转岗到财务，开始从事财务工作，依然默默无闻，跟李一男没法比。
当时，李一男已经是华为副总裁，有点儿少年名满天下的架势。
前面讲李一男坚持要做GSM项目，跟师兄郑宝用产生了技术研发方面的分歧。这时郑宝用已经不是李一男的领导了，他们俩都是副总裁。郑宝用认为华为应该研究CDMA，CDMA是美国的技术，美国作为未来通信产业领导者，通信产业网络会以CDMA为主，所以中国也会采用这种国际通行的技术标准来搭建通信网络。
但李一男以及一部分华为领导不这么认为，李一男说：“我们不能做CDMA的原因，一是高通占据了CDMA的技术专利高地，我们没有办法突破高通的专利封锁。相比之下，GSM没有专利限制，开发风险非常小。”
事实确实如此，二十年后，高通依然是CDMA的霸主，所有的手机企业都要给高通交纳通信技术方面的专利费。
李一男又说：“第二个原因是中美的政治因素会制约国内通信网络的标准选择。中美关系时好时坏，万一坏了呢，我们国家可能就不会再采用美国的技术标准。”
应该说李一男这个观点富有远见（到3G、4G时代，中国果然颁发了兼顾GSM/CDMA的三张通信牌照），也得到了当时华为一些领导的支持。郑宝用说：“我们在华为，从贤不从众。既然你认定GSM是未来技术方向，那么我们就做这个方向。”
后来，这哥俩又碰到一件事，再次发生分歧。在微蜂窝无线设备方面，李一男看中了欧洲制式的DECT数字增强无绳通信系统，但郑宝用倾向于日本制式的PHS，也就是个人手持式的电话系统，认为这是未来固定网络的补充和延伸。
李一男说：“我觉得欧洲的DECT是未来的方向，日本的PHS是过渡技术，从长远来看没有前景，3G才是我们的未来。”郑宝用说：“那行，我们从贤不从众。”
就这样，华为先后放弃了CDMA和日本的PHS技术，但这种放弃付出的代价非常高昂。客观来讲，看郑宝用和李一男的分歧，谁对谁错要看站在哪个角度，从长远来看，李一男无疑是正确的，但从短期来看，郑宝用是正确的。有时候做企业就是这样，从未来来看，这个技术很好，问题是这个企业不一定能活到那一天。
1998—2002年，GSM技术在中国蓬勃发展，当时中国移动每年都有几百亿的大单，但是基本上都被爱立信、摩托罗拉、诺基亚这些外国公司包揽了。华为尽管有自己的GSM产品，但还不够成熟，国内的电信商都不用，那些鼓噪说华为有什么背景的人可以休矣。
更要命的是，西方电信巨头已经开始注意到华为了。
这些国际巨头在农村固话市场被“巨大中华”——巨龙、大唐、华为、中兴——这四家公司打得落花流水，所以他们只要发现华为和中兴研发出某款产品，就联合进行大幅降价，而如果中国没有这种产品，他们就继续卖高价。
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挡华为和中兴中标，当时广东移动的一个GSM扩容，订单就上百亿元，但是华为一毛钱都抢不着。李一男主张的GSM，方向是对了，眼下却是颗粒无收，让人着急。那么，郑宝用说的CDMA技术呢？中国联通用的就是CDMA技术，华为没有这方面的技术和产品，依然颗粒无收。
移动颗粒无收，联通也颗粒无收，在电信总会有收获吧？没想到，华为在电信领域也是颗粒无收。
郑宝用看中的日本PHS技术，后来在国内有个很有名的产品，叫“小灵通”。年龄稍微大一点儿的人都知道“小灵通”，“小灵通”在1998年到2005年间非常火。
1997年，杭州市余杭邮电局局长徐福新到日本考察时发现了PHS技术，他觉得这个技术在国内一定会受欢迎。他回国后做了汇报，领导也非常感兴趣。
PHS即Personal Handy-phone System，意为个人手持电话系统，采用微蜂窝通信技术，通过微蜂窝基站实现无线覆盖，将无线市话手机以无线的方式接入本地电话网，使传统意义上的固定电话不再固定在某个位置，可在无线网络覆盖范围内自由移动使用。这就是当年的“小灵通”。“小灵通”的优势是辐射小，绿色环保，最重要的是资费跟固话价格差不多。
对于“小灵通”技术，当时华为的高层也颇为心动，但任正非的态度是，这不过是短暂的赚钱机会，华为是一家“为未来投资”的企业，宁可赔死，也不去做过时的技术。
确实，由于技术本身的落后性，“小灵通”的信号始终无法实现一定速度条件下的稳定通话，比如坐公交车时要跨越多个通信基站，通话动不动就会断。当时有用户调侃“小灵通”：“手持小灵通，傲立风雨中，昂首又挺胸，就是打不通。”
虽然任正非的决策并不能服众，但华为当时还是放弃了“小灵通”业务。可是任正非没想到，这项过时的技术仅仅凭借超低的话费就吸引了数量庞大的中国消费者，到2004年年底，“小灵通”用户已超过6000万。相比花费偏高，信号差一些是完全可以容忍的。
你不做，有人做。任正非否决了“小灵通”项目，一家叫作UT斯达康的新公司却凭借“小灵通”迅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UT斯达康成立于1995年，公司总部位于美国硅谷。这家公司有一个很有名的投资人，叫薛蛮子，大家都很熟悉，他集投资案例和桃色新闻于一身，在追踪最热的空气币项目变现之后，终于鱼归深渊，渐不复闻矣。
2000—2002年，因为“小灵通”的迅速走热，UT斯达康公开披露的财报平均利润率是324%！UT斯达康异军突起，打算以“小灵通”的高利润作为基础，捆绑销售软交换、光网络和无线产品，伺机抢占华为的地盘。
而任正非宣布放弃“小灵通”项目几天后，大他三岁的侯为贵就宣布，中兴今后市场主攻产品就是“小灵通”。2003年，中兴年销售额达到251亿元，其中“小灵通”业务收入约占1/3，而华为年销售额为317亿元，二者仅仅相差66亿元！
UT斯达康和中兴赚得眉开眼笑，只剩下任正非在那里默默地品尝着苦果，这是一直奉行“以客户为中心”的任正非的一个重大失误。
直到2003年，华为管理层决心对任正非的误判进行纠正，华为才开始进入“小灵通”市场。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华为在“小灵通”市场的占有率逐渐上升，“小灵通”的价格迅速下滑，风光一时的UT斯达康和中兴遭受重创，终结了“小灵通”的暴利神话。
总结华为2000年前后这几年，真是内忧外患，风雨飘摇，没产品的时候很危险，有了产品但是压错方向了，而研发GSM烧钱太凶悍了，几亿元扔进去，像打水漂一样，连个声响都听不见。
很快，华为的资金链断裂了，欠员工钱，欠客户钱。这时候的华为真是步步惊心，再一次站在生死关头。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华为在国内的困顿，反倒无意间成就了华为的全球化道路。产品在国内卖不出去，那只能向国外卖。可是国外通信市场早已被那些大公司占领了，怎么打开缺口？任正非指示，还是“农村城市包围”的路线，我们去更落后的地方，我们去亚非拉！
1996年，任正非“下狠心”，把大量的优秀销售人员——会英语的和不会英语的、愿意去的和不愿意去的，往海外扔，而且决不妥协，只有“去”和“不去降级”这两条路。1999年，华为终于在越南和老挝中标，这是华为第一个海外单子。
这时，距离华为“大航海”已经过了三年，华为人在海外苦苦坚持了三年。
这些年国际上一直有一个猜测，包括美国政府，认为华为跟中国政府的关系特别密切。如果他们了解华为的历史，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他们只看到了华为的高光时刻，没有看到当年华为几度艰难求生，险死还生的至暗时刻。
这些年移动、联通、电信上千亿元规模的招标，华为颗粒无收，如果华为真有那么强的政府关系，那些订单还能会落入爱立信、摩托罗拉、诺基亚这些外资企业之手？
事实上，华为跟政府的关系并不密切。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曾经陪着朱镕基总理去华为视察。朱镕基总理对华为搞自主研发、占领技术制高点特别欣慰，主动提出要给华为3亿元贷款。任正非表示了感谢。等总理回到北京，部长们想落实总理指示的时候，任正非却拒绝了。
还有一次，深圳市的一个副市长去华为拜访，问任正非是否需要政府帮助。副市长上门了，如果任正非有心的话，就该先请人吃个饭，好好说说自己的企业有哪些困难，搞点儿政府的创投企业基金，弄些无息贷款之类的。但是任正非的回答让人大吃一惊，他说：“政府对企业最大的帮助就是什么都不要做，你们只要把城市的路修好，把公园和道路旁边的花草种好，这就是对我们企业最大的帮助。”
我们看看，任正非这个人说话真不讨喜，如果我是那个副市长，心里早已经开始骂了：我这热脸还真是贴上了冷屁股，好心好意地跑来问你需不需要服务，你让我种花种草去？所以从一开始，华为就相当克制地跟政府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1998年，中兴和华为都准备竞标中国联通第一次CDMA IS-95招标项目，但由于与高通公司的知识产权问题尚未解决，中国联通第一次CDMA IS-95招标项目中途夭折，再次招标的时间悬而未定。华为绝大部分人认为可以保留一支小团队慢速跟踪CDMA IS-95项目，但李一男要全部砍掉。
2001年，中国联通CDMA一期项目使用的依然是这个落后但是成熟的IS-95标准，华为CDMA基站彻底绝收。而中兴则大赚特赚，牛气冲天！
那个时候对国产GSM设备的定义有些滑稽，所有西方公司如爱立信等因为在中国有厂，也算是国产设备。为了避免程控交换机民族品牌集体崛起的故事在GSM上继续上演，西方公司学聪明了，纷纷在中国国内设厂，产品大幅降价。在各方夹击下，华为的GSM做得很惨淡，但好歹还有点儿基础，不像CDMA那样干脆基本绝收。
这段岁月对华为来说特别纠结：要是着重于眼前的技术，就丧失了未来的发展；要是看重未来的技术，眼下颗粒无收，马上就揭不开锅了。但我们也不得不佩服郑宝用和李一男这两个技术天才的判断，两个人一时瑜亮，各有所长。
郑宝用的判断非常准确，采用CDMA和PHS技术确实能够迅速财源滚滚，中兴就抓住了机会，赚得盆满钵溢，而李一男押宝的GSM是未来全球通信标准的主流，忍得一时饥寒，最后换来的是未来的长治久安。
因为GSM没有专利限制，山寨手机种类丰富又便宜，所以在全球迅猛发展，拯救了华为。而中兴因为在CDMA上大获成功，加上“小灵通”也大获成功，短时间很好过，但从长远来看，被高通的专利限制得死死的，在海外的拓展也被高通的专利限制。
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华为和中兴在GSM和CDMA技术路线的选择上就能看出两家公司的高下，这是两家公司后来走上不同道路的最核心的原因。
从1993年到1998年，李一男在主持华为技术的这五年，帮助华为从一家生产交换机的企业快速转换为一家包括交换、传输、无线、数据、业务软件在内的综合通信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任何羡慕华为今天在3G、4G和5G等无线通信诸多领域胜利的人，都不应该忘记1993—1998年李一男的贡献。
李一男在技术上如此天才，他有没有弱点？有。他简直就是一个集科学天才和低情商于一体的大男孩。李一男一心扑在技术上，穿衬衣连扣子都能经常扣错。从小特别顺利的他智商很高，但情商很低，不会为人处事，性格叛逆、直接，脾气很大，动不动就放狠话：“你说啥，你信不信我开除你，马上把你炒掉？”
有一次，华为的一个新员工上班，就看到一个瘦瘦的小男生目中无人地走了进来，一屁股坐在自己前面的椅子上，把脚放到桌子上，拿起同事的水壶猛地喝了起来。
这个新员工一看，这个人气场很足，他就没敢吭声。等这个人走了以后，他问旁边的人：“这是谁啊，那么狂？”那个人说：“你这个土人，他就是李一男。”
巧的是，后来这名员工加入了李一男团队，跟着李一男去山东应标。李一男亲自带队，浩浩荡荡几十人，因为华为当时在学IBM，穿戴的都是西装领带，气势磅礴。
在技术交流会上，山东客户问他们：“你们华为的基站在我们山东的冬天能不能用啊？”其中一个技术人员回答：“可以啊，我们在内蒙古、东北做实验，冬天大雪纷飞，零下几十摄氏度，我们用得好好的。”
李一男一听就特别生气，直接在交流会上对这位小哥开火：“哪有你这么回答问题的，马上给我从华为离职！”那位小哥蒙了，说：“领导，我这样回答不妥吗？他问基站在山东能不能用，我跟他说在东北都能用，在山东当然能用啊。”李一男说：“你要给客户科学的、精确的回答，零下几十摄氏度我们能用、零下几十度摄氏不能用，要精准，知道吗？”
其实李一男说的这种数据当时不见得有，那位小哥觉得碰上李一男这种领导简直倒大霉了，因为这一句话就被开除。但大家都知道那位小哥什么错误都没有犯，他回去以后就被领导们保护起来了，调到了其他部门，不在李一男跟前晃悠了。但通过这件事，李一男脾气大这件事被传得很广。
转眼就到了1999年，李一男管的这些人春节都没有回家，集中培训，准备大干一场。大年三十中午，他们在南油集团的餐厅聚餐，后来喝大了，在回家的路上，李一男跟出租车司机吵起来了，差点儿打上一架，打电话喊手下去救他。
李一男的下属到了之后，那个司机说：“这哥们儿喝多了，发狠话要开除我。你凭什么开除我？我是个出租车司机！”
下属哭笑不得，说：“他喝醉了，那是他口头禅，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技术上是个天才，生活中有时候比较羞涩和腼腆，工作中又独断专横，这就是李一男。他这个人太单纯了，不知道怎么为人处世，或者说他不屑于去了解这些东西。
他不跟同层级同事多交流，也不搞人际关系，永远直来直去，口头禅就是：“你信不信我开了你。”李一男还给公司写过报告，建议高层领导每年都换一下，以免形成派系。任正非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开始实行一年一换、半年一换的轮岗制度。他一直这么雷厉风行，搞得一些资历很深、年龄比他大的高管很怕他。
在华为内部，李一男是继任正非、孙亚芳之后的华为三号人物。
外界甚至一度把他视为接班的第一人选，但是任正非不这么认为。
可以说，任正非是从血泊中爬起来的人，是打天下的人，他深知李一男还远远没有达到接班人的要求。第一，任正非年龄不算大，接班不是个急迫的问题。第二个，李一男的历练太少，他根本不懂怎么跟人打交道。让他当了一把手，他一不高兴，把全公司的人都开除了怎么办？所以任正非开始有意识地、全方位地打磨这块璞玉，没想到这一打磨就出了问题。
任正非觉着李一男在技术上已经是个大师级的人物，但是在市场营销上有短板，如果要做首席执行官，就必须懂市场和营销。
所以，1998年，踌躇满志的李一男正准备大展宏图时却突然间被调离了中央研究部，去负责市场部。这是任正非苦心栽培他的第一步，他希望李一男能够从研发中走出来，走向市场，能力更加全面，将来走上更加重要的岗位。
但对李一男来说，这个调动就很痛苦：我本来是一条鲨鱼，游遍五湖四海，所向披靡，在海里简直像个小霸王，没人敢惹我，但是任老板你不跟我打个招呼，让我一条鱼去爬树，我不感兴趣，那也不是我的强项，我不愿意接受。
任正非说，不愿意接受也要接受，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任正非觉得自己是拿李一男当接班人来培养，李一男却觉得任正非把他发配出去了，自己被边缘化了。
两个人没有沟通好，李一男就感觉自己在华为的职业生涯走到了尽头，无比失望和沮丧。任正非对他也很失望，觉得自己要好好培养他，他竟然这么吊儿郎当的，还有抵触情绪。这为李一男后来出走埋下了隐患。
尽管这一时期李一男在整个华为体系内依然非常强势且呈上升状态，比如2000年他又担任了华为电器总裁和华为美国研究所所长，但是两个人的冲突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最后李一男正式向任正非提出了辞呈。
任正非接到辞呈后大吃一惊，他从来没想到李一男有一天会离开华为，他也从来没想过华为有一天会失去李一男。就像两个人谈恋爱闹矛盾，女孩子要走，男孩子这时候要好好挽回，如果赌气说“你走吧，以后再也别回来了”，双方的矛盾就激化了，不分手的也要分手了。任正非就是这样硬脾气的人，他用了一些比较极端的方式加速了这个过程。
硬碰硬之下，李一男坚定了离开华为的决心。
这是华为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危机。
到目前为止，包括孟晚舟事件，都没有这次危机来得剧烈。我认为，在整个中国企业史上，只有当年柳传志报警抓捕孙宏斌可以与之比肩，这都是天才之间的碰撞，就像宇宙中星系相撞，爆发的能量蔚为壮观，形成的巨大星云影响至今。
有人说，论格局和胸襟，柳传志比任正非高多了，任正非对李一男后来采取了打击的态度，但是柳传志对孙宏斌采取了扶持的态度。
其实说出这话就没有很客观地去评价两者的不同。万事有因有果。孙宏斌出狱后告别了IT业，进入房地产领域，跟柳传志没有任何业务上的冲突，但是李一男不一样，他出去之后直接动摇了华为的根基，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李一男出走，可以肯定的是，早在1999年他就决定了。华为原来的一个副总裁，后来到北京创办了合康亿盛科技的李玉琢，当时也辞职了，去向李一男告别。李一男竟然说了这么一句话：“走走走，都走吧，早走早好。”这就是天才少年情商低的表现。
一般人会说：“哎呀，玉琢啊，这个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不论我们人在哪里，只要我们心在一起，我们还是好兄弟。”李一男说的却是：“走走走，都走吧，早走早好。”
李一男为什么会出走？是因为他少年得志，才华横溢，能力出众，导致他走得太快。
一般来说，少年时顺风顺水往往是大栽跟头的标志。李一男从校门到企业，就像谈恋爱一样，认识了华为这个姑娘，并且在华为内部迅速碰到了天花板。李一男再往上升，只能到“左非右芳”了，左边是任正非，右边是孙亚芳。
所以这种顺风顺水对一个年轻人来说确实不是好事，因为这种人生缺少挑战性，就像空心的杨木一样，经不起风雨和挫折，一有挫折就想走。
所以有人开玩笑，为什么富不过三代？为什么王朝几世而衰？就是因为开国的君主雄才大略，经过很多苦难，第二代因为还能跟父辈直接交流，还能坐稳江山，到了第三代以后，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从小锦衣玉食，受百般呵护，根本没有经历过风雨和灾难，王朝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走下坡路了。晋朝有一个皇帝，听说民间老百姓饿死的时候，他问大臣：“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糜啊？没有粮食吃就吃肉呗。”
另外，华为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有几万人了，派系林立，山头林立，成为华为成长的制约，好多事李一男一个人说了也不算。这就像一个少年身体长得很快，衣服却没有换，旧时的衣衫已经装不下这个蓬勃生长的少年。
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李一男的确想单干。李一男在华为是技术上的负责人，但不是最终决策者，公司上什么东西不上什么东西，他说了不算。当年他看好GSM，还要跟师兄争论，这样太麻烦了，如果自己当老板，自己说了就算。
大概这几种原因，导致了李一男最后毅然决然地出走。
李一男对于华为有多重要？我用一句话就可以形容：一个李一男，半部华为史。
李一男对于华为有多重要？我用一句话就可以形容：一个李一男，半部华为史。
李一男是华中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第一届少年班出身。什么叫少年班？很多年轻人不太了解。
改革开放初期，海外的很多知名华人学者纷纷到北京访问，其中就有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他得到了邓小平的亲切接见。邓小平问李政道，中国的孩子怎样才能像他一样得诺贝尔奖。
李政道回答说，中国的国球乒乓球为什么在世界上打得那么好？就是因为中国的小朋友从五六岁开始，满大街地打乒乓球。乒乓球要从娃娃抓起，教育和科学同样要从娃娃抓起。我们可以在全国选拔一部分天才少年，到大学接受超常的教育，这样的话，我们的诺贝尔奖指日可待。
这就是少年班的由来。
应该说李政道先生的出发点是好的，虽然教育有自己的规律，和乒乓球这种体能项目不是完全一样的，这些少年班的学生中到目前为止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但这个倡议改变了一批人的一生。这些人里，就包括李一男。
1978年，少年班在中国科技大学诞生。微软原中国区总裁张亚勤、百度董事长特别助理马东敏、谷歌中国创始人之一郭去疾，都出身于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当时，其他学校一看，中国的天才少年不能被中国科技大学一家给“垄断”了，他们也要开办。1985年1月，教育部决定，继中国科技大学之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12所全国重点高校开办少年班，扩大试点。
据公开的资料，华中理工大学少年班的选拔标准非常高：第一，智商要在130左右；第二，德、智、体全面发展；第三，年龄在15周岁以下的初高中在校学生。
1985年6月，23名天才少年从全国各地进入了华中理工大学，李一男就是其中一位。
李一男进华中理工大学只有15岁。15岁本是上初中的年龄，许多同龄人连衣服都不会洗，饭也不会做，独立生活的能力差，所以学校对这批学生特别关照，安排他们跟博士生同住一楼，一个宿舍就两个人。学校还专门给他们配置了洗衣机，设置了专用的图书室，甚至有的学生有家长陪读。
当时，李一男的室友叫吴雅楠，他们俩睡上下铺。他们的卧谈会，从力学到光学，从电磁学到电动力学，从量子力学到广义相对论，从麦克斯韦方程组到薛定谔的猫，从凝聚态到量子计算……两个人无所不谈。
他们的导师张端明，是当时物理界的一位大家。按照预期，少年班这些小孩的人生轨迹应该是这样的：上少年班，考研究生，考博士研究生，最后在学校做研究，就像他们的导师张端明一样。但是李一男的人生剧本偏离了这个桥段和套路，这要感谢一个人——他们的辅导员宋文芝。
宋文芝从1987年到1997年十年间，一直担任华中科技大学少年班的辅导教师，她觉得这些小孩子来到学校不容易，自己要像妈妈一样去照顾他们，无论是学习上还是生活上，甚至包括经济上。宋文芝老师头脑很活，她专门去那些大企业拉赞助，说服他们给少年班提供奖学金，好让这些孩子能有更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
宋文芝老师的思路很像美国大学的校长，很多美国大学校长的第一任务就是向成功的企业家、校友募捐，为学生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宋文芝老师为少年班拉来了很多赞助，其中出手最大方的就是华为，这部分缘于任正非的教育情怀，在企业最艰难的时候，任正非都没有在教育上小气过。
所以，你看，人不能小气，你出手大方，老天自会帮你。
从宋文芝老师开始，华为跟华中理工大学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一茬又一茬的华科人才被输送到华为，李一男是其中对华为贡献最大的一个。
1992年，李一男听宋老师说华为这个企业不错，他们有一个理念，叫作“不让雷锋吃亏”。李一男一听，很感兴趣：“不让雷锋吃亏？那我去了肯定也不吃亏。”
就这样，李一男单枪匹马杀进了华为，见到了郑宝用。所以圈内有个说法，华科是华为的娘家，华为是华科的东家。
就在李一男见到郑宝用这一年，孟晚舟也进入了华为。这一年，孟晚舟21岁，刚刚从华中理工大学毕业。最初几年，孟晚舟和三个女孩子承担了华为总机转接和文件打印等行政工作，非常琐碎和辛苦，那时候，没有人知道她的身份。
孟晚舟的故事，要等到二十五年后才在全球广为流传，使她成为焦点人物。
当初郑宝用一看到李一男，觉得他长得跟豆芽似的，但是一与他交流，就觉得他不得了，完全是个黑豆芽，看上去磕碜，营养却十分丰富。第二天，李一男就升为工程师了，从此开启了火箭式的晋升模式，半个月升为主任工程师，再后来当上华为的总工，27岁当上了副总裁。这是华为最伟大的地方，对于人才，华为给予最高礼遇，绝不会出现怀才不遇青丝变白发的憾事。
在华为内部，任正非有时把李一男直接称为“干儿子”，有人对李一男火箭式的蹿升速度不理解，说：“李一男凭什么？”我想说的是，他凭的是自己的天才构想和执行能力。
我们说过，C&C08是华为的标志性产品，事关华为的生死存亡，它在华为历史上相当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呢？一个产品培养了一大批高级干部，其中包括华为的三个常务副总裁、三任中央研究部总裁（李一男、洪天峰、费敏）、两个高级副总裁（黄耀旭、张顺茂）、一个执行副总裁（刘平）。
并且，华为以这个产品为技术平台，在上面搭建了后期所有的产品和服务，包括传输、移动、智能、光网络、数据通信等，这款交换机在全球连接了数以亿计的电话终端，是华为历史上最成功、最经典的一款产品。
李一男正式加入华为的时候，C&C08已经研发成功，但是任正非依然不满意，他跟郑宝用说：“这个是2000门的，宝宝（他管郑宝用叫‘宝宝’），你能不能做一个万门的交换机，来升级一下这个2000门的C&C08？”
郑宝用说，没问题。
就这样，风云际会，郑宝用和李一男这对师兄弟走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
说话容易做事难，郑宝用拍着胸脯打下了保票，结果发现自己掉进了坑里，研发进展非常不顺利。有些研发人员觉得，实在不行就学一学上海贝尔的S1240和日本富士通的交换机，进展会快一点儿，可以解华为财务上的燃眉之急。
但任正非要求华为有自主知识产权，以科学的制高点为目标，不能抄袭别人。
这时候，李一男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说：“我们到国外搬救兵，在万门机研发中采取中体西用的设计路线。”大家一听，这不就是骑墙派嘛，有什么高明的。但是让郑宝用和研发小组成员对李一男刮目相看的是，他提到了一种新的Multibus总线技术。这个技术出自美国英特尔公司，把这种标准速度最快的总线技术移植到华为机器上，必然会给万门机的研发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
郑宝用虽然是李一男的领导，但当时还很年轻，只比李一男大六岁，两人都是年轻人，想法非常前卫大胆，他说：“哎哟，李一男，你这个想法真是太好了，我之前怎么没有想到呢？马上干。”于是他们马上以华为研究部的名义，拿出20万美元，订购了万门机研制过程中需要的开发板和相关设备。
猜一猜结果怎么样？他们成功了吗？没有，失败了。科研就是这样，从一个好的想法变成一个好的产品，中间要经历无数的坎坷。
因为急于追求结果，加上总线技术不是华为的，比较陌生，所以，经过几个月的苦战，万门机的研发草草收场，白白浪费了20万美元。1993年，20万美元是什么概念？合100多万元人民币，小200万，被李一男一把挥霍光了。
当时李一男一接电话就胆战心惊的，生怕是财务或者老板任正非叫他。
华为之所以是华为，任正非之所以是任正非，在这一点上就能看出很大的不同。
当时任正非自己都快跳楼了，但他还是拍着李一男的肩膀，说：“研发有成有败很正常，不要沮丧，继续搞。”想一想为什么头狼难当，哪怕眼前已经是万丈悬崖，还是回过头来微笑着跟兄弟们说：“前面一马平川，跟我来。”
郑宝用一看这摊子马上就要砸了，赶紧想办法。他人缘特别好，没架子，善于社交，就跟合作厂商说：“你看你这个东西我们也没搞成，公司亏得太厉害，能不能收个成本价？”经过他多方斡旋，华为的损失降到了20万元人民币。
这给了华为喘息之机，为华为的东山再起保留了元气。而初出茅庐的李一男在第一阶段就碰了钉子，差点儿给华为造成致命打击。事后李一男很感动，因为任正非和郑宝用都对他说：“研发有成有败，我们不以一时的成败来论英雄。”
所以有人总结，华为的企业文化精髓不在于百战百胜，而在于战局不利的情况下，培养出风险抗拒能力和团队团结能力。
很多年前，华为有句话广泛流传于社会：“败者拼死相救，胜者举杯相庆。”
这种优秀的企业文化，正是华为至今能在全球市场如鱼得水的重要原因。
老话说，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趴一会儿，什么时候趴累了就起来。郑宝用和李一男他们俩在那儿趴了好多天，后来想这事儿还是得干，就开始想到底出了哪些问题。他们俩就琢磨，可能是哪个总线或者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有一天，聊天的时候，李一男突然眼前一亮，说：“师哥，咱们为什么不利用我们的光电专业，用光纤把多个模块连接在一起呢？”
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李一男这么一说，郑宝用的眼睛立刻亮了，他说：“好小子，你怎么想到的，这个点子太绝了。”这两个天才的想法一下就燃烧了，照亮了华为研发的黑夜，中国通信史上的光纤时代因此就要到来了。
郑宝用和李一男很快启动了光纤研发项目，万门机的研发迅速进入第二阶段。之后是不是就好一点儿了？依然不好，科研就是这么难。
李一男经过深入研究发现，即使是美国这样的科技大国，所掌握的光纤技术也不是很成熟，在万门机的配置中，最适合的只有美国AT&T的5号交换机，当时没有一种现成的技术可以用到华为的产品上。
这时，李一男想出了一种天才的办法，他正式提出采用另外一种准SDH技术（同步数字体系，诞生于贝尔实验室）。当时，准SDH技术是通信领域一种比较先进的光纤传输技术，至今已经是一种成熟、标准的技术，广泛应用于通信传输网络。当年华为采用准SDH技术是一项创举，不仅在中国，在国际上都是最先进的。
1994年，华为万门机的研发，在郑宝用、李一男和刘平三人的通力合作下，已经接近成功，到了最后的联调时刻。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世界杯足球赛在美国拉开了帷幕，很多研发员工都是球迷，大家晚上偷偷看球，白天工作时就老睡觉，影响了万门机的研发工作。
正在给研发人员保驾护航的任正非看到这个情况，觉得堵不如疏，与其禁止他们看，影响情绪，不如换个方法。任正非说：“这样，你们每天加班加到凌晨3点，接着看世界杯的转播，第二天睡到中午再上班，行不行？”
这本是朝三暮四、朝四暮三的套路，但是得到了员工的一致拥护，说：“老板，你太英明了。”就在这种众志成城的氛围之下，万门机终于研发出来。
这一次，他们的样机在客户那里能得到肯定吗？
江苏邳州是见证华为奇迹的地方。
邳州古称下邳，是汉初张良遇到黄石公的地方，1992年撤县建市，但是那时候还属于国际通信巨头看不上的边远地区，华为却不嫌弃——蚊子腿也是肉啊。
这是华为凭借技术第一次杀回城市，意味着“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渐入佳境。
邳州邮电局当时面临一个问题，那一阵装电话的特别多，邮电局想给交换机扩容，但是用户太多，上海贝尔的S1240交换机带不动。贝尔这种外企对客户的需求响应速度特别慢，一来二去，邳州邮电局耽误了整整一年，局长承受了很大压力。
很多人把钱交上了，电话却死活装不上，就骂邮电局是粮食局，只知道吃粮食。
华为万门机的到来让邳州邮电局多了一个选择，但他们很担心华为的万门机断信号，毕竟华为这款产品从来没有在城市部署过。邮电局领导很是犹豫，说：“贝尔都干不了的事情，你们能干得了吗？如果华为重蹈覆辙的话，我这个乌纱帽真不用要了。”
华为的人说：“没事，领导，你不用担心。我们先不要钱，万门机就放在这儿，你试用一下。要是行你就要，不行我们就搬走。”邮电局领导说：“我得把贝尔叫来试一下，你们两家同台打擂，哪家好我就用哪家的。”
华为这边说：“没问题，我们光脚的就不怕穿鞋的，来吧。”
结果华为这帮小伙子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在跟贝尔交手的第一个回合就被打下了马。贝尔的产品外形大气，华美规范，一看就是国际大厂的产品。华为的产品颜值太低了，一看就很土，机柜矮小，颜色灰暗，机架松软，经常放那儿就倒。再加上电路开发板极不稳定，动不动就出故障，信号一团糟，长途电话根本打不出去，只能打市话。所以，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啊。
任正非特别着急，万门机凝聚了华为全体人的心血、寄托和未来，他不断派技术最高端的人来处理这个紧急问题，把中继板、中继线的关键部位都进行了更换，都没能解决联络信号差的根本问题。
李一男也了，他对刘平说：“我可能干不下去了，以后你接着干。”
这时候，总部又派了一个后台项目经理，叫余厚林，他的到来改变了局势。
余厚林的强项是接线能力，他到现场一看，说：“你们这些人！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交换机不能发挥出全部功能吗？你们把线接错了！”
高手出马，一个顶俩，余厚林把线重新接了一遍，结果长途电话都打出去了。人啊，有时候会犯一些低级错误，看看李一男、郑宝用这些技术天才只是在核心技术上下功夫，就没想到问题竟然出在接线这么一个低级错误上。
说到低级错误，我讲一个小故事。我原来一个同事跟着市领导去采访，等要采访的时候，他拼命往办公室打电话：“机器出大故障了，黑屏啊，整个看不到人。”
这次采访比较重要，办公室赶紧派一个老记者赶到现场。结果一看，恨不得把这哥们儿抽死：他一紧张忘把摄像机的镜头盖拿下来了，当然是黑屏的。
解决了接地线的问题，又逐一解决之后涌现的问题，华为的万门机终于发挥了应有的功能，将贝尔远远甩在了后面。邳州邮电局的领导特别高兴，困扰他们一年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就这样，华为的邳州之战告捷。
任正非特别兴奋，回到深圳，说：“十年以后，华为要跟AT&T、阿尔卡特三足鼎立，我们华为要三分天下有其一！”大家心里暗说，老板，你吹牛的姿势真帅。
后来，C&C08万门程控交换机通过了广东省邮电局的测试鉴定，1995年初通过了国家邮电部的生产定型鉴定，又在1997年拿到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应该说，华为这一次走在了前列，在全球都是领先者，对标当时的思科等国际厂商，一点儿都不逊色。
1995年，中央政府提出了“村村通”计划，邮电系统作为先锋项目，要实现农村每个村通电话。这个计划给华为的发展提供了宝贵契机。李一男等人研发的万门程控交换机成为华为“农村包围城市”的拳头产品，前前后后拿到了13亿人民币的订单！
李一男凭借这个项目，从项目经理一举升到交换机产品线的总经理，一个月之后升任华为执行副总裁，意不意外？
李一男在华为，有的是信任，有的是挑战，有的是机遇，有的是分享胜利的喜悦。毫不夸张地说，C&C08万门程控交换机的成功研发，一举奠定了李一男在华为乃至在中国通信领域的地位，所以我在本章开头说“一个李一男，半部华为史”。
由于李一男的突出贡献，华为破例把当年应该分给李一男的100万元奖金转成李一男持有的100万华为股票。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李一男迅速进入了华为最核心的圈子，他的股份在华为仅次于任正非和郑宝用几个元老。
李一男在华为积累的奖金转为股本，后来成为他离职创业的资金来源，这是后话。
一战成功、一举成名的李一男信心爆棚，这一年，在遥远的大洋彼岸，和李一男同样春风得意的还有另外一个男人——钱伯斯，他顺利地升任思科全球首席执行官，带领思科进入新时代的快车道。
1996年年中，华为执行副总裁李一男根据市场需求，把多媒体业务部分成三个部门——多媒体业务部、传输业务部、数据通信业务部，刘启武、黄耀旭、刘平三个人分别担任这三个部门的总监。
在李一男的带领下，传输业务部1997年传输销售达1亿元，1998年达10亿元，成为华为的第二个黄金产品。同时为了配合技术上的突飞猛进，华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内部创业。
在外界看来，这种做法非常简单粗暴，销售部所有的干部就地下岗，就地竞争上岗，一举淘汰了那些不适应形势的销售型老人，但销售线和技术线也终于匹配起来。这次内部竞争上岗特别成功，所以华为在2000年又搞了一次，却遭到了非常可怕的失败。
今年用这种方法做得很好，明年再用这种方法可能就会很惨淡，有的时候，人是被自己的成功经验打垮的。
1996年，李一男去广州跟广东电信新业务发展部做技术交流。时任新业务发展部主任的陈嫦娟说，你们华为既然有这个技术能力，不妨开发一些大容量的接入服务器，这个市场缺口比较大。
李一男说：“可以啊，但是开发完之后谁要呢？”陈嫦娟说：“我们要，实在不行，我们共同开发。”
就这样，华为与广东电信局成立了合作项目组，共同开发了一款接入服务器，名字叫A8010。
这是国内第一个成功自主研发的接入服务器，各方领导都很重视，时任邮电部科技司司长的闻库受邀主持这个产品的鉴定会，广东电信局局长也参加了。华为一看这个产品挺好，就以3000万元的价格买断了。
3000万在当时是大数目，所以广东电信局很高兴，双方都很满意。直到2019年底，华为在全球服务器市场的占有率超过6%，稳居前列。
1995—1996年，广东的有钱人开始玩一个东西，叫大哥大，就是手持电话。大哥大，现在来看很老土，但当时绝对像外星人的装备，谁拿着大哥大，就代表谁是大款、有钱人，在街上回头率绝对百分之百。
一部大哥大卖几万块钱，华为看了眼红心动，想开发移动电话，到处去调研。移动公司的人说：“哎哟，这个GSM（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哪还有机会啊。GSM是移动的全球通技术，人家这个地盘都占完了，马上就要3G了，你们还不如去研究3G。”
李一男说：“净忽悠我们，没有GSM哪有3G啊。”
李一男铁了心要做GSM项目，他从东方通信公司挖来了技术大拿刘江峰，刘江峰带着自己的团队出走到华为。1997年，第一代华为GSM系统在实验室研制成功，能在实验室里打通电话，这是中国第一个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GSM系统。
而直到十二年后的2008年，国际电信联盟正式公布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中国国内才发3G牌照，3G市场才真正启动，可见李一男的眼光之精准。
这个时候华为也有钱了，在移动通信领域拥有博士研究生和高级工程师组成的240多位科研人员，到了1998年，又扩展到500人，华为前前后后投了将近两亿元的研发费用。GSM系统是李一男押注未来的一个产品，但是在产品方向上，他和郑宝用发生了一些冲突，我到后面再讲。
在李一男主导下，1997—1998年，华为的主要研发精力全部压在GSM技术上，一波三折，所以做企业真是不容易。
1998年，李一男跟着任正非去美国考察，李一男发现高端路由器市场非常大。这是未来互联网的骨干设备，全球只有思科、华为等少数几家公司才拥有相关技术。回国之后，李一男就主持上马了高端路由器，并且研发成功，取名“NetEngine”。
近年来，华为高端路由器在全球的市场份额牢牢位于前列。要知道，美国在电信领域始终对中国企业是封闭的，所以，除去美国这个市场，华为还能位居前列，非常不容易。高端路由器是李一男主持的另外一个黄金产品。
就在李一男主持研发NetEngine的这一年，孟晚舟从行政转岗到财务，开始从事财务工作，依然默默无闻，跟李一男没法比。
当时，李一男已经是华为副总裁，有点儿少年名满天下的架势。
前面讲李一男坚持要做GSM项目，跟师兄郑宝用产生了技术研发方面的分歧。这时郑宝用已经不是李一男的领导了，他们俩都是副总裁。郑宝用认为华为应该研究CDMA，CDMA是美国的技术，美国作为未来通信产业领导者，通信产业网络会以CDMA为主，所以中国也会采用这种国际通行的技术标准来搭建通信网络。
但李一男以及一部分华为领导不这么认为，李一男说：“我们不能做CDMA的原因，一是高通占据了CDMA的技术专利高地，我们没有办法突破高通的专利封锁。相比之下，GSM没有专利限制，开发风险非常小。”
事实确实如此，二十年后，高通依然是CDMA的霸主，所有的手机企业都要给高通交纳通信技术方面的专利费。
李一男又说：“第二个原因是中美的政治因素会制约国内通信网络的标准选择。中美关系时好时坏，万一坏了呢，我们国家可能就不会再采用美国的技术标准。”
应该说李一男这个观点富有远见（到3G、4G时代，中国果然颁发了兼顾GSM/CDMA的三张通信牌照），也得到了当时华为一些领导的支持。郑宝用说：“我们在华为，从贤不从众。既然你认定GSM是未来技术方向，那么我们就做这个方向。”
后来，这哥俩又碰到一件事，再次发生分歧。在微蜂窝无线设备方面，李一男看中了欧洲制式的DECT数字增强无绳通信系统，但郑宝用倾向于日本制式的PHS，也就是个人手持式的电话系统，认为这是未来固定网络的补充和延伸。
李一男说：“我觉得欧洲的DECT是未来的方向，日本的PHS是过渡技术，从长远来看没有前景，3G才是我们的未来。”郑宝用说：“那行，我们从贤不从众。”
就这样，华为先后放弃了CDMA和日本的PHS技术，但这种放弃付出的代价非常高昂。客观来讲，看郑宝用和李一男的分歧，谁对谁错要看站在哪个角度，从长远来看，李一男无疑是正确的，但从短期来看，郑宝用是正确的。有时候做企业就是这样，从未来来看，这个技术很好，问题是这个企业不一定能活到那一天。
1998—2002年，GSM技术在中国蓬勃发展，当时中国移动每年都有几百亿的大单，但是基本上都被爱立信、摩托罗拉、诺基亚这些外国公司包揽了。华为尽管有自己的GSM产品，但还不够成熟，国内的电信商都不用，那些鼓噪说华为有什么背景的人可以休矣。
更要命的是，西方电信巨头已经开始注意到华为了。
这些国际巨头在农村固话市场被“巨大中华”——巨龙、大唐、华为、中兴——这四家公司打得落花流水，所以他们只要发现华为和中兴研发出某款产品，就联合进行大幅降价，而如果中国没有这种产品，他们就继续卖高价。
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挡华为和中兴中标，当时广东移动的一个GSM扩容，订单就上百亿元，但是华为一毛钱都抢不着。李一男主张的GSM，方向是对了，眼下却是颗粒无收，让人着急。那么，郑宝用说的CDMA技术呢？中国联通用的就是CDMA技术，华为没有这方面的技术和产品，依然颗粒无收。
移动颗粒无收，联通也颗粒无收，在电信总会有收获吧？没想到，华为在电信领域也是颗粒无收。
郑宝用看中的日本PHS技术，后来在国内有个很有名的产品，叫“小灵通”。年龄稍微大一点儿的人都知道“小灵通”，“小灵通”在1998年到2005年间非常火。
1997年，杭州市余杭邮电局局长徐福新到日本考察时发现了PHS技术，他觉得这个技术在国内一定会受欢迎。他回国后做了汇报，领导也非常感兴趣。
PHS即Personal Handy-phone System，意为个人手持电话系统，采用微蜂窝通信技术，通过微蜂窝基站实现无线覆盖，将无线市话手机以无线的方式接入本地电话网，使传统意义上的固定电话不再固定在某个位置，可在无线网络覆盖范围内自由移动使用。这就是当年的“小灵通”。“小灵通”的优势是辐射小，绿色环保，最重要的是资费跟固话价格差不多。
对于“小灵通”技术，当时华为的高层也颇为心动，但任正非的态度是，这不过是短暂的赚钱机会，华为是一家“为未来投资”的企业，宁可赔死，也不去做过时的技术。
确实，由于技术本身的落后性，“小灵通”的信号始终无法实现一定速度条件下的稳定通话，比如坐公交车时要跨越多个通信基站，通话动不动就会断。当时有用户调侃“小灵通”：“手持小灵通，傲立风雨中，昂首又挺胸，就是打不通。”
虽然任正非的决策并不能服众，但华为当时还是放弃了“小灵通”业务。可是任正非没想到，这项过时的技术仅仅凭借超低的话费就吸引了数量庞大的中国消费者，到2004年年底，“小灵通”用户已超过6000万。相比花费偏高，信号差一些是完全可以容忍的。
你不做，有人做。任正非否决了“小灵通”项目，一家叫作UT斯达康的新公司却凭借“小灵通”迅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UT斯达康成立于1995年，公司总部位于美国硅谷。这家公司有一个很有名的投资人，叫薛蛮子，大家都很熟悉，他集投资案例和桃色新闻于一身，在追踪最热的空气币项目变现之后，终于鱼归深渊，渐不复闻矣。
2000—2002年，因为“小灵通”的迅速走热，UT斯达康公开披露的财报平均利润率是324%！UT斯达康异军突起，打算以“小灵通”的高利润作为基础，捆绑销售软交换、光网络和无线产品，伺机抢占华为的地盘。
而任正非宣布放弃“小灵通”项目几天后，大他三岁的侯为贵就宣布，中兴今后市场主攻产品就是“小灵通”。2003年，中兴年销售额达到251亿元，其中“小灵通”业务收入约占1/3，而华为年销售额为317亿元，二者仅仅相差66亿元！
UT斯达康和中兴赚得眉开眼笑，只剩下任正非在那里默默地品尝着苦果，这是一直奉行“以客户为中心”的任正非的一个重大失误。
直到2003年，华为管理层决心对任正非的误判进行纠正，华为才开始进入“小灵通”市场。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华为在“小灵通”市场的占有率逐渐上升，“小灵通”的价格迅速下滑，风光一时的UT斯达康和中兴遭受重创，终结了“小灵通”的暴利神话。
总结华为2000年前后这几年，真是内忧外患，风雨飘摇，没产品的时候很危险，有了产品但是压错方向了，而研发GSM烧钱太凶悍了，几亿元扔进去，像打水漂一样，连个声响都听不见。
很快，华为的资金链断裂了，欠员工钱，欠客户钱。这时候的华为真是步步惊心，再一次站在生死关头。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华为在国内的困顿，反倒无意间成就了华为的全球化道路。产品在国内卖不出去，那只能向国外卖。可是国外通信市场早已被那些大公司占领了，怎么打开缺口？任正非指示，还是“农村城市包围”的路线，我们去更落后的地方，我们去亚非拉！
1996年，任正非“下狠心”，把大量的优秀销售人员——会英语的和不会英语的、愿意去的和不愿意去的，往海外扔，而且决不妥协，只有“去”和“不去降级”这两条路。1999年，华为终于在越南和老挝中标，这是华为第一个海外单子。
这时，距离华为“大航海”已经过了三年，华为人在海外苦苦坚持了三年。
这些年国际上一直有一个猜测，包括美国政府，认为华为跟中国政府的关系特别密切。如果他们了解华为的历史，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他们只看到了华为的高光时刻，没有看到当年华为几度艰难求生，险死还生的至暗时刻。
这些年移动、联通、电信上千亿元规模的招标，华为颗粒无收，如果华为真有那么强的政府关系，那些订单还能会落入爱立信、摩托罗拉、诺基亚这些外资企业之手？
事实上，华为跟政府的关系并不密切。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曾经陪着朱镕基总理去华为视察。朱镕基总理对华为搞自主研发、占领技术制高点特别欣慰，主动提出要给华为3亿元贷款。任正非表示了感谢。等总理回到北京，部长们想落实总理指示的时候，任正非却拒绝了。
还有一次，深圳市的一个副市长去华为拜访，问任正非是否需要政府帮助。副市长上门了，如果任正非有心的话，就该先请人吃个饭，好好说说自己的企业有哪些困难，搞点儿政府的创投企业基金，弄些无息贷款之类的。但是任正非的回答让人大吃一惊，他说：“政府对企业最大的帮助就是什么都不要做，你们只要把城市的路修好，把公园和道路旁边的花草种好，这就是对我们企业最大的帮助。”
我们看看，任正非这个人说话真不讨喜，如果我是那个副市长，心里早已经开始骂了：我这热脸还真是贴上了冷屁股，好心好意地跑来问你需不需要服务，你让我种花种草去？所以从一开始，华为就相当克制地跟政府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1998年，中兴和华为都准备竞标中国联通第一次CDMA IS-95招标项目，但由于与高通公司的知识产权问题尚未解决，中国联通第一次CDMA IS-95招标项目中途夭折，再次招标的时间悬而未定。华为绝大部分人认为可以保留一支小团队慢速跟踪CDMA IS-95项目，但李一男要全部砍掉。
2001年，中国联通CDMA一期项目使用的依然是这个落后但是成熟的IS-95标准，华为CDMA基站彻底绝收。而中兴则大赚特赚，牛气冲天！
那个时候对国产GSM设备的定义有些滑稽，所有西方公司如爱立信等因为在中国有厂，也算是国产设备。为了避免程控交换机民族品牌集体崛起的故事在GSM上继续上演，西方公司学聪明了，纷纷在中国国内设厂，产品大幅降价。在各方夹击下，华为的GSM做得很惨淡，但好歹还有点儿基础，不像CDMA那样干脆基本绝收。
这段岁月对华为来说特别纠结：要是着重于眼前的技术，就丧失了未来的发展；要是看重未来的技术，眼下颗粒无收，马上就揭不开锅了。但我们也不得不佩服郑宝用和李一男这两个技术天才的判断，两个人一时瑜亮，各有所长。
郑宝用的判断非常准确，采用CDMA和PHS技术确实能够迅速财源滚滚，中兴就抓住了机会，赚得盆满钵溢，而李一男押宝的GSM是未来全球通信标准的主流，忍得一时饥寒，最后换来的是未来的长治久安。
因为GSM没有专利限制，山寨手机种类丰富又便宜，所以在全球迅猛发展，拯救了华为。而中兴因为在CDMA上大获成功，加上“小灵通”也大获成功，短时间很好过，但从长远来看，被高通的专利限制得死死的，在海外的拓展也被高通的专利限制。
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华为和中兴在GSM和CDMA技术路线的选择上就能看出两家公司的高下，这是两家公司后来走上不同道路的最核心的原因。
从1993年到1998年，李一男在主持华为技术的这五年，帮助华为从一家生产交换机的企业快速转换为一家包括交换、传输、无线、数据、业务软件在内的综合通信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任何羡慕华为今天在3G、4G和5G等无线通信诸多领域胜利的人，都不应该忘记1993—1998年李一男的贡献。
李一男在技术上如此天才，他有没有弱点？有。他简直就是一个集科学天才和低情商于一体的大男孩。李一男一心扑在技术上，穿衬衣连扣子都能经常扣错。从小特别顺利的他智商很高，但情商很低，不会为人处事，性格叛逆、直接，脾气很大，动不动就放狠话：“你说啥，你信不信我开除你，马上把你炒掉？”
有一次，华为的一个新员工上班，就看到一个瘦瘦的小男生目中无人地走了进来，一屁股坐在自己前面的椅子上，把脚放到桌子上，拿起同事的水壶猛地喝了起来。
这个新员工一看，这个人气场很足，他就没敢吭声。等这个人走了以后，他问旁边的人：“这是谁啊，那么狂？”那个人说：“你这个土人，他就是李一男。”
巧的是，后来这名员工加入了李一男团队，跟着李一男去山东应标。李一男亲自带队，浩浩荡荡几十人，因为华为当时在学IBM，穿戴的都是西装领带，气势磅礴。
在技术交流会上，山东客户问他们：“你们华为的基站在我们山东的冬天能不能用啊？”其中一个技术人员回答：“可以啊，我们在内蒙古、东北做实验，冬天大雪纷飞，零下几十摄氏度，我们用得好好的。”
李一男一听就特别生气，直接在交流会上对这位小哥开火：“哪有你这么回答问题的，马上给我从华为离职！”那位小哥蒙了，说：“领导，我这样回答不妥吗？他问基站在山东能不能用，我跟他说在东北都能用，在山东当然能用啊。”李一男说：“你要给客户科学的、精确的回答，零下几十摄氏度我们能用、零下几十度摄氏不能用，要精准，知道吗？”
其实李一男说的这种数据当时不见得有，那位小哥觉得碰上李一男这种领导简直倒大霉了，因为这一句话就被开除。但大家都知道那位小哥什么错误都没有犯，他回去以后就被领导们保护起来了，调到了其他部门，不在李一男跟前晃悠了。但通过这件事，李一男脾气大这件事被传得很广。
转眼就到了1999年，李一男管的这些人春节都没有回家，集中培训，准备大干一场。大年三十中午，他们在南油集团的餐厅聚餐，后来喝大了，在回家的路上，李一男跟出租车司机吵起来了，差点儿打上一架，打电话喊手下去救他。
李一男的下属到了之后，那个司机说：“这哥们儿喝多了，发狠话要开除我。你凭什么开除我？我是个出租车司机！”
下属哭笑不得，说：“他喝醉了，那是他口头禅，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技术上是个天才，生活中有时候比较羞涩和腼腆，工作中又独断专横，这就是李一男。他这个人太单纯了，不知道怎么为人处世，或者说他不屑于去了解这些东西。
他不跟同层级同事多交流，也不搞人际关系，永远直来直去，口头禅就是：“你信不信我开了你。”李一男还给公司写过报告，建议高层领导每年都换一下，以免形成派系。任正非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开始实行一年一换、半年一换的轮岗制度。他一直这么雷厉风行，搞得一些资历很深、年龄比他大的高管很怕他。
在华为内部，李一男是继任正非、孙亚芳之后的华为三号人物。
外界甚至一度把他视为接班的第一人选，但是任正非不这么认为。
可以说，任正非是从血泊中爬起来的人，是打天下的人，他深知李一男还远远没有达到接班人的要求。第一，任正非年龄不算大，接班不是个急迫的问题。第二个，李一男的历练太少，他根本不懂怎么跟人打交道。让他当了一把手，他一不高兴，把全公司的人都开除了怎么办？所以任正非开始有意识地、全方位地打磨这块璞玉，没想到这一打磨就出了问题。
任正非觉着李一男在技术上已经是个大师级的人物，但是在市场营销上有短板，如果要做首席执行官，就必须懂市场和营销。
所以，1998年，踌躇满志的李一男正准备大展宏图时却突然间被调离了中央研究部，去负责市场部。这是任正非苦心栽培他的第一步，他希望李一男能够从研发中走出来，走向市场，能力更加全面，将来走上更加重要的岗位。
但对李一男来说，这个调动就很痛苦：我本来是一条鲨鱼，游遍五湖四海，所向披靡，在海里简直像个小霸王，没人敢惹我，但是任老板你不跟我打个招呼，让我一条鱼去爬树，我不感兴趣，那也不是我的强项，我不愿意接受。
任正非说，不愿意接受也要接受，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任正非觉得自己是拿李一男当接班人来培养，李一男却觉得任正非把他发配出去了，自己被边缘化了。
两个人没有沟通好，李一男就感觉自己在华为的职业生涯走到了尽头，无比失望和沮丧。任正非对他也很失望，觉得自己要好好培养他，他竟然这么吊儿郎当的，还有抵触情绪。这为李一男后来出走埋下了隐患。
尽管这一时期李一男在整个华为体系内依然非常强势且呈上升状态，比如2000年他又担任了华为电器总裁和华为美国研究所所长，但是两个人的冲突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最后李一男正式向任正非提出了辞呈。
任正非接到辞呈后大吃一惊，他从来没想到李一男有一天会离开华为，他也从来没想过华为有一天会失去李一男。就像两个人谈恋爱闹矛盾，女孩子要走，男孩子这时候要好好挽回，如果赌气说“你走吧，以后再也别回来了”，双方的矛盾就激化了，不分手的也要分手了。任正非就是这样硬脾气的人，他用了一些比较极端的方式加速了这个过程。
硬碰硬之下，李一男坚定了离开华为的决心。
这是华为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危机。
到目前为止，包括孟晚舟事件，都没有这次危机来得剧烈。我认为，在整个中国企业史上，只有当年柳传志报警抓捕孙宏斌可以与之比肩，这都是天才之间的碰撞，就像宇宙中星系相撞，爆发的能量蔚为壮观，形成的巨大星云影响至今。
有人说，论格局和胸襟，柳传志比任正非高多了，任正非对李一男后来采取了打击的态度，但是柳传志对孙宏斌采取了扶持的态度。
其实说出这话就没有很客观地去评价两者的不同。万事有因有果。孙宏斌出狱后告别了IT业，进入房地产领域，跟柳传志没有任何业务上的冲突，但是李一男不一样，他出去之后直接动摇了华为的根基，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李一男出走，可以肯定的是，早在1999年他就决定了。华为原来的一个副总裁，后来到北京创办了合康亿盛科技的李玉琢，当时也辞职了，去向李一男告别。李一男竟然说了这么一句话：“走走走，都走吧，早走早好。”这就是天才少年情商低的表现。
一般人会说：“哎呀，玉琢啊，这个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不论我们人在哪里，只要我们心在一起，我们还是好兄弟。”李一男说的却是：“走走走，都走吧，早走早好。”
李一男为什么会出走？是因为他少年得志，才华横溢，能力出众，导致他走得太快。
一般来说，少年时顺风顺水往往是大栽跟头的标志。李一男从校门到企业，就像谈恋爱一样，认识了华为这个姑娘，并且在华为内部迅速碰到了天花板。李一男再往上升，只能到“左非右芳”了，左边是任正非，右边是孙亚芳。
所以这种顺风顺水对一个年轻人来说确实不是好事，因为这种人生缺少挑战性，就像空心的杨木一样，经不起风雨和挫折，一有挫折就想走。
所以有人开玩笑，为什么富不过三代？为什么王朝几世而衰？就是因为开国的君主雄才大略，经过很多苦难，第二代因为还能跟父辈直接交流，还能坐稳江山，到了第三代以后，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从小锦衣玉食，受百般呵护，根本没有经历过风雨和灾难，王朝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走下坡路了。晋朝有一个皇帝，听说民间老百姓饿死的时候，他问大臣：“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糜啊？没有粮食吃就吃肉呗。”
另外，华为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有几万人了，派系林立，山头林立，成为华为成长的制约，好多事李一男一个人说了也不算。这就像一个少年身体长得很快，衣服却没有换，旧时的衣衫已经装不下这个蓬勃生长的少年。
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李一男的确想单干。李一男在华为是技术上的负责人，但不是最终决策者，公司上什么东西不上什么东西，他说了不算。当年他看好GSM，还要跟师兄争论，这样太麻烦了，如果自己当老板，自己说了就算。
大概这几种原因，导致了李一男最后毅然决然地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