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第十四章。后来此两法都没有能实行，乃又有一种议论，说井田之制
第十四章。后来此两法都没有能实行，乃又有一种议论，说井田之制，宜于大乱之后，人口减少，土田无主时推行。晋武帝平吴之后，乃定一种户调式。因男女、老幼，以定授田的多少。户调式定后，国内不久就乱了，究竟推行至如何程度，现已无从稽考。北魏孝文帝定均田令，授田之法，也和晋朝相同，又举出露田和桑田的区别。露田是受之于官，也要还给官的，桑田则许其私有。唐时，将官授的名“口分田”，私有的名“世业田”，世业田以二十亩为限。多的，可以出卖，而不得卖其应有之数；不足的可以买进，亦不得超过定限。田多，足以计口分授的谓之“宽乡”；不够的谓之“狭乡”。狭乡受田，较宽乡减半。肯从狭乡迁到宽乡，是有补助的（许其卖口分田，就是以卖价补助其迁移费的意思）。其取于人民的：则农田所出的谷物谓之“租”，为公家服役谓之“庸”，随其地之所产出丝、麻及其织品谓之“调”。这就是有名的租庸调法。此法的用意，诚然很好，但不易严密执行；后来，官吏管理逐渐懈弛，加以豪强的兼并，天灾兵乱的相继，到唐朝中叶，册籍既坏，人民多逃亡，租庸调旧制，遂不能行。德宗时，杨炎为宰相，以公元七八〇年改行两税法。凡人民，只就现居其地的立为簿籍，不问年纪大小，但以贫富定纳税的多少，分夏秋两季征收。这两税法从那时行起，上下称便，历五代而至宋明，颇能继租庸调之废而适应需要。
立意虽佳，方法未善
统观三法（晋朝的户调式，北魏的均田令，唐朝的租庸调法），立法之意，是不夺其私有之田，无田者则由官给，希冀减少反抗，以渐平均地权，其立法之意诚甚善。然其实行至何程度，则殊可疑。即使实行了，而人总是有缓急的，缓急的时候，不能不希望通融，在私产制度之下，谁肯白借给你来？救济的事业，无论如何，是不能普遍的。于是不得不有抵卖之品。而贫民是除田地之外，无物可以抵卖的。如此，地权即使一度平均，亦很难维持永久。何况并一度之平均而不可得呢？所以此等平均地权的方法，不论事实，在理论上已是很难收效的了。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然其宗旨虽善，而其所主张的方法，则有未善。这因历代学者，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太深，而对于现实的观察太浅之故。在中国，思想界的权威，无疑是儒家。儒家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认识本不如法家的深刻，所以只主张平均地权，而忽略了资本的作用。（《吕著中国通史》上册，第96、97、101页）
隋唐的学术
从魏晋以后，讲经学的人，渐渐流于繁琐。只注意于一事一物的考证，而于大义反非所问。南北朝以后尤甚。唐朝的啖助，讲《春秋》才不拘三传，而自以其意求之于经。（三传，谓《左氏》《公羊》《穀梁》，都是解释《春秋经》的）道、佛两教，从魏晋以后，逐渐兴盛，几乎要夺儒家思想之席。唐朝的韩愈，做了一篇《原道》，对于佛老，力加排斥。这都是宋朝学术思想的先驱。
讲史学：则（一）唐朝人搜辑当时史料，编纂当代历史的风气颇盛（关于这一个问题，可以把拙撰《史通评》外篇第二做参考，页七五至八七，商务印书馆本）。（二）中国历代，每后一朝兴起，必修前一代的历史。现在所谓正史，大抵是如此修成的。从南北朝以前，都是一个人独力修纂（就官纂的也是如此，可参看《史通·古今正史篇》），唐朝才开“合众纂修”之局。虽然见解的高超，体例的划一，不如私人所修的，材料却收集得多了。（三）前此作史的人，不大讲史法。到唐朝则有刘知幾著《史通》，对于这一个问题，专门加以研究。（四）又有杜佑著《通典》，专记历代的制度，也是开宋朝史学兴盛的先声的。
刘知幾与《史通》
自司马迁以后，史学界有许多名家，不过觉得史料要保存，要编纂，以诒后人而已，编纂的方法如何，加以研究的很少。到唐朝的刘知幾，才于此加以检讨。据《唐书》的《刘知幾传》，和他同时，怀抱相类的思想的，有好几个人，可见这是史学上进化自然的趋势，刘知幾只是一个代表。他著了一部《史通》，对于古今的史籍，加以批评。他先把史籍分成正史和非正史两种，评论其可称为正史的，共有几家；其体裁适用于后世的，共有几种。对于材料的去取，以及编制的方法，文辞的应当如何，都一一加以研究。实为作史方法的一个大检讨。（《历史研究法》，永祥印书馆1945年版，第21—22页）
隋唐的文艺
魏晋、南北朝时，骈文愈做愈趋于靡丽，太不切实用了，于是反对的声浪渐起，尤以周、隋两朝为甚，然习惯既久，一时变不过来。直到唐朝，韩愈、柳宗元，才做成一种新式的文学。他们这种文字，是不学东汉以后，而以西汉以前为法的，所以自称为“古文”。又或称为“散文”。而对于四六对仗称为“骈文”。从此以后，就骈散分途，各适其用。
韩、柳的古文改革
从齐、梁以后，文字日趋于绮靡，以致不能达意。在此种情势之下，欲谋改革，有三条路可走：其（一）是废弃文言，专用白话。唐代禅家的语录，以及民间通行的通俗小说（《敦煌石室书录》，有《唐太宗入冥记》《伍子胥故事》等书），就是从此路进行的。此法在从前尚文之世，不免嫌其鄙陋。而且同旧日的文章，骤然相隔太远，其势亦觉不便。所以不能专行。其（二）则以古文之不浮靡者为法。如后周时代，诏令奏议，都摹拟三代是。此法专模仿古人的形式，实亦不能达意，而优孟衣冠，更觉可笑。所以亦不可行。第（三）条路，则是用古人作文的义法，来运用今人的语言。如此，既不病其鄙陋，而又便于达意。文学的改革，到此就可算成功了。唐时，韩愈、柳宗元等人所走的，就是这一条路。（《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上册，第187页）
诗在唐朝，算是极盛的。古代文字，不分四声。梁、陈以后，才渐渐讲求，于是诗和文都生出律体。不论诗文，调平仄的，都可以称为律。诗的律体，是到唐朝而大成的。又诗的根本，是从歌谣而来，所以多长于“比”“兴”，含蓄不露，到唐朝人才特长于“赋”（“赋”“比”“兴”是作诗的三种法子，见在《诗经》第一首的《序》里。“兴”是因此而及彼，如见名花而思美人。“比”是以此喻彼，如以名花比美人。“赋”是实写，如描写名花或美人的艳丽），其中最著名的，如杜甫的诗，描写天宝乱离的情形，十分详尽，后人至称为“诗史”。白居易《新乐府》，描写当时社会上、政治上种种黑暗的状况，也是很能够动人的。中国古代的音乐，汉以后渐渐失传，已见本书
立意虽佳，方法未善
统观三法（晋朝的户调式，北魏的均田令，唐朝的租庸调法），立法之意，是不夺其私有之田，无田者则由官给，希冀减少反抗，以渐平均地权，其立法之意诚甚善。然其实行至何程度，则殊可疑。即使实行了，而人总是有缓急的，缓急的时候，不能不希望通融，在私产制度之下，谁肯白借给你来？救济的事业，无论如何，是不能普遍的。于是不得不有抵卖之品。而贫民是除田地之外，无物可以抵卖的。如此，地权即使一度平均，亦很难维持永久。何况并一度之平均而不可得呢？所以此等平均地权的方法，不论事实，在理论上已是很难收效的了。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然其宗旨虽善，而其所主张的方法，则有未善。这因历代学者，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太深，而对于现实的观察太浅之故。在中国，思想界的权威，无疑是儒家。儒家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认识本不如法家的深刻，所以只主张平均地权，而忽略了资本的作用。（《吕著中国通史》上册，第96、97、101页）
隋唐的学术
从魏晋以后，讲经学的人，渐渐流于繁琐。只注意于一事一物的考证，而于大义反非所问。南北朝以后尤甚。唐朝的啖助，讲《春秋》才不拘三传，而自以其意求之于经。（三传，谓《左氏》《公羊》《穀梁》，都是解释《春秋经》的）道、佛两教，从魏晋以后，逐渐兴盛，几乎要夺儒家思想之席。唐朝的韩愈，做了一篇《原道》，对于佛老，力加排斥。这都是宋朝学术思想的先驱。
讲史学：则（一）唐朝人搜辑当时史料，编纂当代历史的风气颇盛（关于这一个问题，可以把拙撰《史通评》外篇第二做参考，页七五至八七，商务印书馆本）。（二）中国历代，每后一朝兴起，必修前一代的历史。现在所谓正史，大抵是如此修成的。从南北朝以前，都是一个人独力修纂（就官纂的也是如此，可参看《史通·古今正史篇》），唐朝才开“合众纂修”之局。虽然见解的高超，体例的划一，不如私人所修的，材料却收集得多了。（三）前此作史的人，不大讲史法。到唐朝则有刘知幾著《史通》，对于这一个问题，专门加以研究。（四）又有杜佑著《通典》，专记历代的制度，也是开宋朝史学兴盛的先声的。
刘知幾与《史通》
自司马迁以后，史学界有许多名家，不过觉得史料要保存，要编纂，以诒后人而已，编纂的方法如何，加以研究的很少。到唐朝的刘知幾，才于此加以检讨。据《唐书》的《刘知幾传》，和他同时，怀抱相类的思想的，有好几个人，可见这是史学上进化自然的趋势，刘知幾只是一个代表。他著了一部《史通》，对于古今的史籍，加以批评。他先把史籍分成正史和非正史两种，评论其可称为正史的，共有几家；其体裁适用于后世的，共有几种。对于材料的去取，以及编制的方法，文辞的应当如何，都一一加以研究。实为作史方法的一个大检讨。（《历史研究法》，永祥印书馆1945年版，第21—22页）
隋唐的文艺
魏晋、南北朝时，骈文愈做愈趋于靡丽，太不切实用了，于是反对的声浪渐起，尤以周、隋两朝为甚，然习惯既久，一时变不过来。直到唐朝，韩愈、柳宗元，才做成一种新式的文学。他们这种文字，是不学东汉以后，而以西汉以前为法的，所以自称为“古文”。又或称为“散文”。而对于四六对仗称为“骈文”。从此以后，就骈散分途，各适其用。
韩、柳的古文改革
从齐、梁以后，文字日趋于绮靡，以致不能达意。在此种情势之下，欲谋改革，有三条路可走：其（一）是废弃文言，专用白话。唐代禅家的语录，以及民间通行的通俗小说（《敦煌石室书录》，有《唐太宗入冥记》《伍子胥故事》等书），就是从此路进行的。此法在从前尚文之世，不免嫌其鄙陋。而且同旧日的文章，骤然相隔太远，其势亦觉不便。所以不能专行。其（二）则以古文之不浮靡者为法。如后周时代，诏令奏议，都摹拟三代是。此法专模仿古人的形式，实亦不能达意，而优孟衣冠，更觉可笑。所以亦不可行。第（三）条路，则是用古人作文的义法，来运用今人的语言。如此，既不病其鄙陋，而又便于达意。文学的改革，到此就可算成功了。唐时，韩愈、柳宗元等人所走的，就是这一条路。（《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上册，第187页）
诗在唐朝，算是极盛的。古代文字，不分四声。梁、陈以后，才渐渐讲求，于是诗和文都生出律体。不论诗文，调平仄的，都可以称为律。诗的律体，是到唐朝而大成的。又诗的根本，是从歌谣而来，所以多长于“比”“兴”，含蓄不露，到唐朝人才特长于“赋”（“赋”“比”“兴”是作诗的三种法子，见在《诗经》第一首的《序》里。“兴”是因此而及彼，如见名花而思美人。“比”是以此喻彼，如以名花比美人。“赋”是实写，如描写名花或美人的艳丽），其中最著名的，如杜甫的诗，描写天宝乱离的情形，十分详尽，后人至称为“诗史”。白居易《新乐府》，描写当时社会上、政治上种种黑暗的状况，也是很能够动人的。中国古代的音乐，汉以后渐渐失传，已见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