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庄到佛教
老庄学之盛行，一方面仅取清谈雅论，诱致娱心悦目的时尚，惟他方面又助以新来的印度思想，即对佛教之理解。
佛教后汉才传至中国，不久为楚王英所信奉，至后汉末桓帝时代，便奉祠于朝廷。中国人能真正理解佛教，大约是在魏晋时代开始的。试批阅辑录后汉至梁的僧徒传记的慧皎之《高僧传》；在后汉至魏之间，仅列有从事翻译佛经的译经僧传记，而义解僧则完全没有。这大概是暗示着在魏末以前，中国人没有认真理解佛教的。中国人试欲自己进而理解佛教的人，乃魏末朱子行为开端的。
朱子行乃颍川人，少怀高尚理想，脱落尘俗，其后出家，专努力于经典的研究，爱读后汉竺佛朔所翻译的《道行般若经》，曾试讲说之，惟苦于有文意不解之处，遂于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为寻觅原本而有西域之行。他渡过沙漠入于阗，得胡本九十六章六万偈，使其弟子弗如檀等十人，送之归洛阳，其后他死于于阗国，惟该经典于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送到洛阳，后经五年移至许昌，后又经五年的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在陈留界仓垣的水南寺，为竺叔兰所译出，其次在太安元年（公元302年）又为竺法寂、竺叔兰再整理，被称为《放光般若经》的经典即是。所谓《放光般若》，即相当于《大般若第二会》的部分，其别译有《光赞般若经》。所谓《光赞般若》者，即竺法护将于阗僧祗多罗所带来之书而翻译出来的，其原本之入中国，乃《放光》原本输入后四年的事情，惟其翻译之完成，乃在《放光》翻译前五年。新出的《放光般若经》，盛行于京华，流传于中山，其后太元元年（公元376年），释道安讲此经，得别译的《光赞般若》，与之对照，著作《般若放光品折疑准》一卷、《般若放光品折疑略》二卷、《般若放光品起尽解》一卷、《光赞折中解》一卷、《光赞抄解》一卷、《道行品集异注》一卷等，努力于般若思想之宣传。佛教入中国至此为止，凡经三百余年，此间由于许多翻译家之努力，已翻译出无数经典。可是，这等都没有像般若经典那般引起学者的注意。此等般若部经典为人重视之原因，乃般若的教理和老庄的思想近似，而老庄学之盛行，便帮助了对这种经典的理解。
般若部经典，一言而尽之，乃说诸法皆空之理，惟当时学者，乃以老庄的“无”字去解这“空”字，呼之为格义。所谓格义，即指用外典即《老庄》《周易》等书去说明佛教的教理，道安时代以前的学者，大多基于老庄之说去说明般若之“空”。真正地理解般若的教理，乃罗什既渡来，译出大乘之论，如《中论》《十二门论》《百论》等之后。在罗什以前，亦有加以类似的说明的。据僧肇的《不真空论》和嘉祥吉藏的《中论疏》所说，则罗什以前已说明般若之空的学说，有三家之义。所谓三家之义，即本无义、心无义、即色义这三者。
第一的本无义，《中论疏》上说是琛法师的学说，惟僧肇则云是竺法汰之说。可是，大概竺法汰即竺法深之误，琛法师即深法师之讹。竺法深原名是道潜，法深即其字。他初学于中州名僧刘元真，年二十四岁讲《法华》及《大品般若》（恐怕是《放光般若》吧），晚年隐于剡山（在浙江绍兴府），讲大乘经典及老庄，晋宁康二年（公元374年），年八十九岁卒。他的本无义，据嘉祥的《中论疏》这样说明：所谓本无，是未有色法之前，先有无，故由无而出有。即无，在有之前，有，在无之后，故称本无。这恐怕是用《老子》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思想来解释般若的空，据此，般若所说的诸法皆空，乃指诸法，即现象的本体为无。
第二的心无义，据《中论疏》说，这是温法师之说。在惠达的《肇论疏》上说，这是竺法温之说。竺法温，恐怕就是高僧法的竺法蕴吧。据传：竺法蕴是竺道潜的弟子，人悟解玄，并善《放光般若》。他的心无义，在惠达的《肇论疏》上这样说明：有，有形者也；无，无象者也。有象者，不能谓为无；无形者，不能谓为有。经中称色无者，但止其心，不以外色为空，如内停其心，不想外色，即色想废。据此，法蕴的心无义，般若经典中所说的一切色法空，似乎不是说一切现象是空无的，而是说，如虚我之心，则色想止。这恐怕取自《老子》的“故常无欲以观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