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的经学
我在前章中，叙述前汉的经学，最初是渊源于鲁人申培的鲁学，后来转而为以董仲舒为祖的齐学。但这是极大概的论列，即令在董仲舒以后，鲁学的系统还是不绝，在宣帝的时代，与以《公羊》为主的齐学同时，源于《榖梁春秋》的鲁学，也设博士。但鲁学是发源于否定天人的关系的荀子之学的，反之，齐学是出诸肯定天人的相关的孟子的。这两派，在根本思想上，是不会一致的，其经说的不同，实不遑枚举。如果经学是“纸上谈兵”，那么，如此的差异，也可以作为异说而并存着；但这是指导国家社会的活生生的学问，所以其差异非调和不可。由于这样的必要而产生的，便是叫作“古文学”的一派；所谓古文学，在前汉末抬头，在后汉兴盛。
与后汉的经学称为古文学相对，前汉的经学称为今文学。所谓“今文”，是汉代通用的文字隶书的意思，前汉的经书是秦焚书后，学者将暗诵的著作用隶书写下来的本子，用这种本子来讲述的经学，叫作今文学。例如，《尚书》是秦博士伏生所传的二十九篇，《礼》是鲁高堂生所传的《士礼》十七篇，《诗》是辕固生与申公所传的三百篇，《榖梁春秋》与《公羊春秋》是到那时为止，以口传的方法传授的，到汉代，才上了竹帛；这些，都是用隶书写下来的。
但到景帝末年，鲁恭王为扩张其宫殿，毁坏孔子的旧宅，在其壁中，发现了用先秦时代的古文字写的《尚书》《礼经》《论语》《孝经》等古本数百篇。同时，河间献王尽力于书籍的搜集，得《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等，这些都是用古文写的古本。在献王之下，有毛公、贯公等学者，贯公好北平侯张仓获得的古文《左氏春秋》，毛公倡古文《毛诗》学，作《毛诗故训传》。这些古文的经典，由献王献给了朝廷，为一部分的学者所研究，但还没有引起一般的注意。
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命光禄大夫刘向，整理武帝以来藏在朝廷秘库中的书籍；到哀帝的时候，刘向整理了一半，死了，便命其子刘歆继承父业。于是刘歆能遍阅秘库中的书籍，将秘库中的古文《易经》与施孟、梁丘的今文《易》相对照，发现今文中常有脱字，反而民间通行的费氏《易》的经文，与古文相合。他又取《尚书》的古文经，与今文经相比较，发现今文比古文少十六篇，而且有脱文脱字，文字的差异有七百余。又，《礼》的古经，有五十六卷，比高堂生所传的《士礼》多三十九篇，在许多地方，他感悟到古文的经典的应该尊重；尤其是，因读《春秋左氏传》而爱好它的当时的丞相尹咸、翟方进的询问其大义而发明的很多，因此，决定提议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及《古文尚书》立于学官。但当时的学者，不苟赞同。因此，他将这些古文经送给太常博士，论列国初以来经学的消长，辩论古今文的优劣，甚至于说，与其误而立之，不如误而废之。但当时的当路者，以为刘歆非难先帝所立而改乱旧章，不准所请。
这个时候刘歆的意见虽则不被容纳，但到哀帝死，平帝立（公元元年），王莽执国政，便增置《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的四经博士，到王莽的时代，置《周官》博士，到了这个时候，古文学是被公认了。
试据两汉《儒林传》等，就古文学的系统，立表如后：
上列三经之外的古文《易》、古文《礼》及《周官》之学，虽则是由刘歆倡导的，但刘歆以前的学者不详。通览上列三经传授的系谱，《毛诗》与《左氏春秋》都通过河间献王的博士，尤其是，通两经的学者贯长卿；《古文尚书》，最初起于孔子的裔孙孔安国，似与献王没有关系，但献王得《古文尚书》《礼经》及《周官》之事，是《汉书》的本传中明记着的，所以这些经书定与献王有关系。传《古文尚书》的胡常，同时传《左氏春秋》，所以到了汉末，《左氏春秋》与《古文尚书》之间有了联系。于是，古文经的研究，是以起于河间献王的门下为主的学问，这与齐鲁之学相对，可以叫作燕赵之学。
其次，据上列的表，《左氏春秋》之学，出于荀卿，似与《榖梁春秋》同其源流，而且，这一派的学者尹更始、尹咸、翟方进，也都是列名于榖梁家的人，刘歆的父亲刘向也是《榖梁》的学者。我们注意到上列的几点，便可以想象，在《左氏》与《榖梁》之间，有着一种关系。又《毛诗》表上也表示出于荀卿，在现在的《荀子》中，说明《诗》的部分与《毛诗》义相一致的很多，所以这个系谱不一定是无稽之谈，而如前所述，《鲁诗》也出于荀卿，所以，《鲁诗》与《毛诗》也定有深深的关系。又楚元王曾从申培学《鲁诗》，元王之子休侯之曾孙刘向也传《鲁诗》，刘向之子刘歆重《毛诗》，但也承认在三家诗说中，《鲁诗》最好。由这一点上来看，可以知道，《鲁诗》与《毛诗》的关系并不浅。我想，《毛诗》与《左氏春秋》，是由后出的古文经传，改订了《鲁诗》义与《榖梁》义的吧。现在，《毛诗》的《总序》与《鲁》说类似，在《毛传》之中有引《周官》之文而说诗的部分，这说明了上述的想象并不错误。我以为，古文之学，是由新出的古文经传修正了鲁学的。
那么，古文之学，是提倡什么的？这，由这一派的代表者刘歆之手所成的《七略》，可以看到大概。刘歆的《七略》，早已亡佚不传，但《汉书》的《艺文志》，大体是根据《七略》的，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刘歆的古学的大意。《汉书》的《艺文志》，把经书分为《易》《书》《诗》《礼》《乐》《春秋》的六经，比较各经的今古文，强调古文的优秀点，最后，总论六艺：
《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
依据这一段话，刘歆以为，《乐》《诗》《礼》《书》《春秋》这五经，是分别地教以仁、义、礼、智、信这五常的，以《易》为五常的源泉。因为六经中，《易》是最哲学的著述，其中说述自然界之理，这自然界之理，便是被看作人类道德的根本基础的吧。刘歆在如此地把六艺排了顺序之后，再把论语类、孝经类与小学类（研究文学的书籍）的三类，附加于六艺类之后，这恐怕是因为把六经当作孔子以前的典籍，把《论语》《孝经》当作传达六经的精神的书籍，把小学书当作训释六经的字义的书籍的缘故吧。在后世的经学中，也有企图阐明六经的精神的学派，与注重文字训诂的学派，刘歆是早已认识到经学上有这两个方面的人，他自己也以认识有这两个方面为心得的吧，其后的古文学，仅向训话的方面发展，显示了经学便是训话学的情状。
后汉初年，继前汉之后，立为朝廷的学官的经博士，都是今文学；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古文学占了优势，后汉经学的特征，便在于这古文学的发达。试将后汉古文学者中著名的人物的学问系统，立表如后：
表中只有加“2”号的，才是入后汉以后的学者，此外都是为显示其来源，记下了前汉时的学者的。这些后汉的学者，都是以训诂著名的人，写了许多的注释书，其中，许慎可以说是训诂学的大成者，其名著《说文解字》，比较篆文及古文籀文，从文字的构造上说明其意义，其中，广引桑钦、杜林、卫宏、徐巡、贾逵的说法。许慎之后，有名的马融出，马融的弟子中，有卢植和郑玄两大家，这些学者，对于古文诸经，广作注释，遗留了许多著作。
其中，郑玄（公元127—200年），是山东高密人，最初，师从京兆的第五元先，治今文学，后来，由于卢植的关系，事马融治古文学，是折衷古今文而自成一家的学者。其著述，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孝经》等注，又论列六经之要的，有《六艺论》等。他的折衷的态度，在《仪礼注》《毛诗笺》《论语注》中，最为明了。他注的《仪礼》，是将今文、古文两派的本子，比较对照，勘正经文的异同，在采用今文经的地方，在下面注明古文作某字，依据古文的地方，在下面注明今文作某字，以定其长短。他作《诗笺》，以《毛诗》为主，对于毛义隐略的部分，加以敷陈，对于毛义的不足部分及不稳妥的部分，采用三家诗说——尤其是《齐诗》说。他注《论语》，也据《古文论语》，订正张禹《鲁论》。他这样地折衷今古文，而自成一家，但其重心，在于古文。与他同时的今文学者何休，著《公羊墨守》《左氏膏盲》《榖梁废疾》三书，排斥《左氏》《榖梁》两家，而称扬《公羊》。他反对何休，著《发墨守》《箴膏肓》《起废疾》，排斥《公羊》，特重视《左氏》，由于这一点，也便可知道他的重心在于古文了。他对于六经全体的见解，在《六艺论》中说，《易》，阴阳之象，天地之所变化，政教之所生。又说，孔子以六艺之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之离散而后世不知根，故作《孝经》总会之。
由于上述的话来推测，可以知道，他也是把《易》当作说述人道的根源，把《孝经》当作说明六经的精神的，这与刘歆的见解，大略相同。因而，在这一点上，对于刘氏，并没有特殊的发展；但他比较今古文，考证文字，研究训诂，使经学归于一是，这不能不说是非常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