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之文化与社会
两晋南北朝，以学术思想论，倒也很有特色的。汉儒都喜欢注古，就不免有“泥古”之弊，因此激起思想上的反响，有喜欢讲哲学的风气，又和佛教的哲学相接近。五世纪初年，大乘经典，渐渐流行，士大夫相信他的也不少。因为和异族接触的多了，本族的文化，就因之而起变迁。世家大族在政治上既占优势，生活自然要宽裕些，养成一种优游暇豫，不肯做事情的习惯。起自中下阶层中较有活气的人，参与政治的机会较少。三国时代，南方士大夫的风气，还是颇为剽悍的。晋初的周处，还很有武烈之风。倘使元帝东渡以后，晋朝能多引用这一班人，则除为国家戡乱以外，更加以民族的敌忾心，必有功效可见。然而大权始终为自北南迁的贵族所把持，使宋武帝一类的人物，直到晋末，才得出现于政治舞台之上，这也是一笔很大的损失。
玄学和佛学
两晋南北朝，以政治论，虽然衰败；以学术思想论，倒也很有特色的。汉时儒学盛行，儒学都喜欢注古，就不免有“泥古”之弊，因此激起思想上的反响。三国中叶（魏废帝正始年间，正始，自二四〇到二四九），北方就有喜欢讲哲学的风气，他们在儒家的书中，注重《易经》；在道家的书中，则取《老子》《庄子》，很热心地互相讲论。他们这种讲论，谓之“清谈”，所讲论的学问，谓之“玄学”，很有许多高妙的见解。因此又和佛教的哲学相接近。佛教有大、小乘之分，大乘的哲学，比小乘更为高妙。初期盛行的，都是小乘，到五世纪初年，大乘经典，才渐渐流行，士大夫相信他的也不少。
清谈者未必不事事
晋代为玄学时代，其风起于正始时。玄学之兴起，实为汉世儒家泥古之反动。故其重要之观念，为重“道”而遗“迹”。道者今所谓原理，迹则事实也。谈玄者谓之清谈，世皆訾其误国。然清谈者未必不事事，不事事者亦不必皆能清谈。谓不事事误国可，谓因清谈而不事事者误国可，清谈而勤于事，固不能谓其误国也。正始诸贤，皆有志当世之士，则其明证。其后或为司马氏所戕贼，或则隐晦以求自全，此乃军阀之罪恶，岂可释之而罪学者邪？玄学之蔽，乃在承新莽改革失败之后，不复敢言社会革命，而徒欲移易人心，遂至陷入唯心论。观鲍敬言之无君论，徒能斥现行政治之恶，而绝无办法可知。次则其人虽有学问，而不胜其物质之欲，不能自振，且冒于财利。此已为学者之失，而非其学之咎矣。（《中国通史晋朝部分纲要》，写于1952年，见《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631—632页）
中外文化的和合
因为和异族接触的多了，本族的文化，就因之而起变迁。这时候，论建筑则有寺、塔；论图画则有佛画；论雕刻则有佛像（现在河南洛阳伊阙，山西大同武州山的佛像，都是后魏时所刻），都是从印度来的。而音乐从西域输入的亦不少。衣服的式样，本有南北两派，南派是宽博的，北派是窄小的。（可参看林惠祥《文化人类学》第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