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坚毅成为你的人生底色
我只担心对不起付出的辛劳
人如果有能力，还是应该趁早做一些自己想做的、觉得无愧此生的事情，尽量不要为了一口饭食，在一件违心的工作上耗费一生，这不值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说的也许就是这个意思吧——人，应该赶快生活。
不由得想起了另一位俄罗斯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我心目中，陀翁与托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罗斯文学史上双峰并峙的人物。两个人的作品都极具宗教意味，如果说托翁描写的是，当上帝在场时，人应该如何“复活”，如何寻回良知；那么陀翁所描绘的就是，当上帝不在场时，人会遭遇什么样的“罪与罚”，会怎样被侮辱与被损害。
所以，托翁与陀翁共同构成了俄罗斯文学的“神曲”，一个带你游离良知的天堂，一个领你亲见人性的地狱。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能把人性写得如此通透而深刻，源于他遭遇了远比“欧皇”托尔斯泰要苦难得多的生活。他出身于没落的小贵族家庭，必须靠奋斗谋生，但他是有才华的，二十五岁时就因为发表名为《穷人》的小说而在俄罗斯文坛一炮走红。可是，厄运随后就找上了他，他因为被指控反对沙皇而被逮捕，一度甚至被判处了死刑，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待了整整十年，受尽了流放地的各种困苦与癫痫病的折磨，蹉跎了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
可等到回来时，已经年近四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自怨自艾，他只是说：“我只担心一件事——怕自己对不起曾受的那些苦难。”
于是，他夜以继日地疯狂写作，比年少时更为深刻地用自己的笔写出那些发人深省的文字。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
从流放地回来，命运又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二十年的时光，他一刻也没有耽搁，抓住岁月的余晖，写作了这些名篇。
是的，对于一个人、一个民族来说，最大的悲剧，并不是遭遇苦难，而是遭遇了苦难之后却毫无反思。这样的生活，是麻木、可耻而了无希望的。
而俄罗斯，因为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逃脱了这种可耻，在苦难的冬夜里，点起了一盏希望的微光。
因为这些文字，陀思妥耶夫斯基让自己对得起他所遭遇的苦难，也让俄罗斯民族对得起它所遭遇的苦难。
人，应该赶快生活。
日本历史上的上杉谦信这个人，虽生于当时的尊贵之家，但人生的前半段是非常痛苦的。他自幼不被家族重视，四岁失母，少年丧父，后来又被嫉妒他的兄长敌视、排挤甚至迫害。少年时代他就备受颠沛流离之苦。
可是，上杉最终从这苦难中挣扎了出来，他多次击退敌对势力的来犯，将国内豪族收伏于帐下。他又在后续战争中屡见神勇，最终在镰仓八幡宫就任关东管领，威震天下。
更为难得的是，这个人虽然亲历了人世间的苦难，却依然保有对“义”的向往。他与武田信玄对阵川中岛，武田被仇家断盐难以支撑，上杉居然送盐给对方，因为他宁可在战场上堂堂正正地战胜对手，也不用断绝米、盐等资源的卑鄙手段将对手逼到绝境。
很多人把上杉的这种行为比作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但《天与地》当中的解读是不同的——在影片中，上杉这个人，一辈子所追求的就是华丽的战斗，无论输赢，都应该漂亮，如此方能不负此生。
这似乎又是一个为了不负此生而赶快生活的故事。
让我们用一首他所作的汉诗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霜满军营秋气清，数行雁过月三更。越山并得能州景，遮莫家乡忆远征。
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多古代日本人也非常爱写汉诗。但实话实说，真正有灵性的名作其实不多。而我觉得上杉这一首真的非常难得，我们细品一下这首诗到底说了什么：
秋天来了，天气渐冷，但在深夜里，你为什么能看到那南飞的大雁呢？
因为月光的照耀。大雁在月下留下迅疾的影子，宛如白驹过隙的人生。
翻过越山，征讨能登，远征在外的将士原本应该怀念故乡才对。这也是一般的汉诗最终会落脚的地方——思乡之情嘛，人皆有之。
可是这样写就落入俗套了。所以，聪明的上杉收笔不凡，非要写“遮莫家乡忆远征”。
仿佛把时光放到了多年之后，当岁月流逝，能留在你记忆中的是什么呢？不是我在家乡度过的那些悠悠岁月，而是这在外征战的时刻。
这里面的意境，很像《巴顿将军》里的那个演讲……
是的，雁过留影，人过留名，人生在世，总该给后世留下点什么。而我们唯一要担心的，不是正在经历的辛苦与顿挫，而是那些我们最终留下的东西，是否对得起今日操劳的生活。
虽然辛苦而焦虑，虽然“霜满军营秋气清”，我依然要努力地活，尽力地写，不为别的，只为了对得起自己曾付出的这些辛劳。
在所有人的批判中，他演奏着
现在的人常说，人生主要是拼爹，家里有矿就不用奋斗了。但这话也不全对。比如柴可夫斯基，作为一个“真的家里有矿”的人，他的童年过得其实就不咋幸福。
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1840年出生在俄罗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里，他爹在他出生时还是一个勘矿工程师，等到小柴九岁的时候，柴爹的事业越来越红火，当上了冶金工厂的老板。于是，小柴成了正儿八经的工场主少爷。
表面上看，这个故事很美好，不是吗？但你要看小柴出生在一个什么国家，又赶上了什么时代。
在19世纪中叶的俄罗斯，像柴爹这种“中产阶级”，绝对是大熊猫一样的存在。19世纪的俄罗斯是一个典型的图钉型社会，由一大群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的被奴役的农奴和极少部分拿走了社会绝大多数资源的大贵族所组成。在经历了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改革后，中产阶级好不容易在这片冰天雪地中长出来了那么一点，但依然生存艰难。因为两位大帝改革的初衷，就是为了“富国强兵”。想跟同时代的英法一样，制定一套完善的制度，保障这些中产者的权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说白了，当时的俄罗斯的中产阶级是啥？无非是等着沙皇陛下收割的高级韭菜而已。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像柴爹这种人，不过是靠贵族们享用宴席之后的一点残羹剩饭过活。所以，他虽然名义上是个工场主，但活得其实也很辛苦、很焦虑。
一句话总结就是，当时的俄罗斯中产阶层本就薄得像一层纸，而他们的人生则更是比纸薄。
可能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人生经历，柴可夫斯基的爹对一个问题想得很通透：既然横竖是给贵族老爷舔盘子，那为什么不舔个铁饭碗呢？于是他给柴可夫斯基规划的“光明前途”是这样的：好好学习，读法律，毕业后考公务员，去圣彼得堡从十四等文官干起，一辈子慢慢在体制内混……这样的人生规划，在同时代西方中产者那里肯定是不屑于想的，可是在当时的俄罗斯，与柴可夫斯基的爹有同一想法的父母肯定不少。比如，我曾经讲过的大文豪果戈里，他家是乌克兰地主出身，可他父母为他规划的人生道路居然与远在乌拉尔的柴爹规划的高度类似。因为在当时的俄罗斯，其实只有这条路算中产阶级升迁的正道。你看，这不内卷了吗？只能说在一个乏味而焦虑的年代里，“靠谱”的人生也是同样乏味、焦虑而雷同的。
可是，既然大家都这样想，千军万马要抢过独木桥，那么，一个熟悉的剧目就要上演了——“鸡娃”。
柴可夫斯基的童年，过得应该是非常不幸福的。从小父母就要求他必须学习好，以便能被法学院录取，此外还要培养他各种特长。他四岁就开始练钢琴，因为当时的俄罗斯大贵族们都附庸风雅，想要巴结领导，想要每场舞会都能接到邀请函，你一个小文官凭啥出头啊，能弹好钢琴肯定是个不错的选择。只不过柴可夫斯基的爹没想到的是，本来只是想在柴可夫斯基人生道路上打打辅助的钢琴学习，却意外地帮柴可夫斯基发现了他满身的艺术细胞。
相比于枯燥无聊的法律和更加枯燥无聊的小公务员日常，柴可夫斯基发现艺术世界是那样瑰丽美好，能够让他那颗脆弱敏感的心灵得到彻底的释放与飞翔。于是，到了二十二岁那年，柴可夫斯基主动跟家里提出：公务员的活我不干了，我要离开体制，为艺术献身！
你可以想象，柴可夫斯基的爹听到儿子这么说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我一辈子在这个世道摸爬滚打，好不容易总结经验教训，给你小子指了一条安稳的明路，你倒好，为个“追梦”就把铁饭碗给砸了？这梦你在当时的俄罗斯追得起吗？
于是，父子俩大吵一架，父亲给小柴下了最后通牒：你要想追梦，那以后就别想再拿家里一分钱资助了。于是，柴可夫斯基遭遇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场批判，来自他父亲。但面对这场批判，柴可夫斯基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走自己的路，让老爹说去吧”。他爹估计当时也很吃惊，从小当乖宝宝的柴可夫斯基，出走得居然这么坚决。
这里我们就要聊到柴可夫斯基这个人的性格了，他的性格非常有代表性，尤其对成长于“鸡娃”环境的人们来说。曾经有一位母亲焦虑地问我：一个孩子，如果在“鸡娃”环境下长大，会是怎样一种性格？我给她的回答是：您去听听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就知道了。我曾看过某位俄罗斯心理学家分析柴可夫斯基精神现象的文章，文章说这个人属于典型的精神衰弱型性格，或称为焦虑怀疑型性格。他一生的成就与不幸，就是由这个性格所决定的。
由于儿童时代成长在一个时刻由焦虑、否定和刺激构成的环境中，这类人的显著特点是，他们会经常性地反省和自责。他们总是将自己的行为放到负面的环境中去分析，倾向于夸大自己的不足，并进行自我否定。去看柴可夫斯基留存的那些为数众多的书信，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些信中，几乎每一页上都会有诸如“这是我的罪过”“我有缺陷的天性”“我是那样的令人讨厌”“我是丑陋的”这样的字句。
这种经常性的自虐式自我否定，绝对不是柴可夫斯基感情用事或心血来潮，而是一种心理学上的病理现象，是经常被督促、被否定、被焦虑刺激的童年经历让柴可夫斯基有了这块心病。事实上，如果你观察俄罗斯同时期中产阶级出身的文学家们，会发现他们的作品中有着同样的“精神自虐”。对于这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知识分子群体来说，这种心理，实在不是个体现象，而是一种症候群。
而柴可夫斯基的这种精神衰弱型性格，也反映在了他的音乐中。对比同时代德奥英法等国的古典音乐大师，你会发现柴可夫斯基很特别，他绝对不是写不出那些优美动听或激昂壮阔的旋律。如果他愿意，在旋律的动听性上，他本可以成为整个古典音乐时代的翘楚。但很奇怪，在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中，体现正面情绪的旋律总是不那么稳定，往往听着听着，就会感到旋律在一些出其不意的地方拐了弯，突然转向疑问、沉寂、阴郁或者焦虑。当然，高情商的说法是，情绪的多变与鲜明的对比，这正是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的迷人之处，火一样的热情，水一样的沉沁，土一样的质朴，雾一样的神秘。除去柴可夫斯基，你很难再找到一个音乐家能将如此多情绪杂糅得这么完美。
可是，在情绪的复杂多变之外，你又能感觉到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坚持，以及万变不离其宗的主基调。这种倔强，应该与他童年的经历有关——“鸡娃”们在不断被否定和被督促的同时，一定会被设立一个目标，并被要求一定要达到。这导致了他们的人生始终是有一种指向性的。长大后，当他们否定了父母的那个指向之后，除了报复性地“躺平”，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个必须达到的人生目标，并为之不惜耗尽一生。柴可夫斯基显然属于后一种。他是那样犹疑而又执拗地走上了音乐家之路。在从体制与父亲为他规划的人生中出走之后，他在艺术道路上走得非常决绝而又勤奋。
能不能站着把钱挣了？后世的乐评家们在评价柴可夫斯基时，似乎很少提及他其实是个很高产的作曲家。
从表面上看，柴可夫斯基一生大约有169部作品传世，这个数量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可是你要知道，柴可夫斯基这辈子只活了五十三岁，而且跟莫扎特、门德尔松那种从小就被当作音乐家来培养的天才不同，柴可夫斯基少年时代的音乐都是背着他爹偷偷创作的，而且很多都是交响曲、歌剧、芭蕾舞等大规模音乐。如此说来，这个数量就很惊人了。
比照一下时间表，你会发现，从1854年到1878年，柴可夫斯基每年最少会出一部作品，而最多的一年居然创作了25部作品。
柴可夫斯基不是在赶稿，就是在赶稿的路上，几乎不眠不休地创作这么多作品，这一方面是柴可夫斯基执拗的创作理想使然，另一方面则是他想要通过“努力搬砖”多挣钱，来证明自己的人生选择。
在柴可夫斯基与朋友的往来书信当中，他无数次地提到过这件事。焦虑怀疑型性格的人，是需要他人和外物给予的肯定才能维持住自己心目中对自我的定位的。所以，柴可夫斯基就疯狂地创作，以便用获得的掌声与金钱来作为自己前进的动力。所以，柴可夫斯基是复杂的。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讲过同样试图靠卖曲为生的斯蒂芬·福斯特是怎么穷死的。应当说，相比于福斯特，柴可夫斯基显然是幸运的。当时的美国和俄罗斯，虽然同样被欧洲国家嘲笑老土，但土的方式不一样，美国人“土”得平均而自由，艺术在那里是真没有市场。而俄罗斯确实是一个农奴啼饥号寒、上层贵族却酷爱附庸风雅的社会，所以艺术家在这种社会里，其实还是有的赚的。
大洋彼岸一辈子吃土的福斯特投来了羡慕嫉妒恨的眼光。比如，柴可夫斯基应莫斯科大剧院院长之邀创作的不朽芭蕾舞剧《天鹅湖》，一下子就为他赚到了八百卢布。“爆款”芭蕾舞剧《天鹅湖》，暴躁沙皇，含泪点赞。
所以，柴可夫斯基的收入水平，是远超俄罗斯当时底层人民的温饱平均线的。但还是刚才说的那个问题，俄罗斯这个国家，贫富差距实在太大。同时代另一位“文青”，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他家是世袭伯爵，年收入都是一两万卢布，柴可夫斯基的那点收入跟他一比又显得微不足道了。所以，我们经常能看到一种奇怪的描述，说身为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的柴可夫斯基生活贫困，需要资助人梅克夫人的接济才能度日，梅克夫人给他断供之后，柴可夫斯基很快就忧贫而死了。
这种描述也对也不对，只能说，柴可夫斯基奋斗了一辈子，最后还是和他那个中产阶级爸爸同样的宿命——奋斗了半天，到头来，却依然是“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要仰人鼻息，要靠贵族老爷们丢下来的残羹剩饭填饱肚子。
这是那个时代那个阶层的宿命。按《让子弹飞》里的名梗，柴可夫斯基一辈子都在追寻的一个问题的答案——“这个（才华）加这个（勤奋），能不能站着把钱挣了。”
而柴可夫斯基追寻了半天，得到的答案是：真不行。至少在那时那地的俄罗斯，是真不行。
但我想，最让柴可夫斯基痛苦的，恐怕还不是他经济上的仰人鼻息和不独立，而是他的音乐即便在同文化水平、同阶层的知识分子中，也缺乏知音。我们今天工作学习之余，放一段柴可夫斯基的交响曲，你一听往往会觉得：哇，旋律与思想俱佳，情怀与哲思齐飞。乐评家们写柴可夫斯基，谁都不敢说半个不字，全都是溢美之词。但放到柴可夫斯基还活着的那个年代，却完全不是这样的，他总是被抨击。在当时，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不被任何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完全肯定的。
古典乐派认为他的曲子旋律优美却缺乏深度；浪漫派则认为他的曲子拘泥保守、缺乏创新；民粹派认为他的曲子有太多的西化元素，简直是投降主义，是巴结西方；而西方派却觉得，他写《1812年序曲》这种作品，分明是在给俄罗斯腐朽的旧制度张目……总之就是哪边都讨不到好。据说有一次，柴可夫斯基兴冲冲地将自己写好的一份钢琴协奏曲手稿拿给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尼古拉·鲁宾斯坦看，结果鲁宾斯坦给回了一句：“已阅，没有任何价值。”
前面说过，柴可夫斯基是个敏感而多疑的人，这样的众议汹汹，对他来说是灾难性的，让他一点都感觉不到他其实是那个时代俄罗斯最伟大的音乐家。这些批判让敏感的他心力交瘁，几度濒临绝望。
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我们拉开历史视角，宏观地去看，柴可夫斯基的困境，与那个时代俄罗斯的历史大势有关，他的困境，也是那一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困局。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被英法联军揍得满地找牙，把沙皇尼古拉一世都给急死了。
同样是跟英法干仗，同样是被打得怀疑人生，克里米亚战争就是俄罗斯版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的大败亏输，也造成了俄罗斯民族的信心崩塌与思想大混乱——从彼得大帝开始，经历了百余年“维新”，怎么我们国家还是这个熊样呢？于是各派都开始想辙：西方派觉得，还是应该拾起十二月党人的旗帜，推动俄罗斯实现更加彻底的西方化；民粹派则认为，这是洋奴思维，俄罗斯真正力量的源泉在于斯拉夫传统；保皇派则说，你们这都是瞎嚷嚷，都别添乱，我们还是要跟着沙皇陛下……
在这种各派主张都在大混战的背景下，柴可夫斯基的任何音乐作品，都会被拿出来当靶子说事儿，大家都倾向于用批评他来表达自己的主张。于是，他就不幸掉到了坑里。
《1812年序曲》是柴可夫斯基当时最被政治化的一部作品。此外，柴可夫斯基那拧巴的出身和性格，也为他寻觅知音平添了很多壁垒。比如说，作为同一时代音乐界与文学界的并峙双峰，柴可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有过交往，按说这两个伟大的灵魂应该有很多相通之处，可是两人的聊天却总是话不投机。柴可夫斯基极为欣赏与自己出身相似的贝多芬，托尔斯泰却觉得莫扎特和海顿才是音乐家们该效仿的榜样。三聊两聊之后，双方都认定对方水平有限，再后来就断了联系。
柴可夫斯基在后来给梅克夫人的信中说：“我确信，托尔斯泰是一位有点反常的人，同时又直率、善良。尽管如此，除了负担和痛苦，与他结识没有给我带来任何东西，就像和所有人的结识一样。”
其实仔细分析一下，柴与托的话不投机不难理解，前文说了，人家托尔斯泰是年收入一两万卢布的大贵族，而柴可夫斯基却是一个要依靠创作证明自己并维持体面生活的“音乐码农”，两个人的生活层次本就不同，当然对话也就成了一种奢望。
是的，撕裂的共识、差距过大的阶层，让当时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呈现出越来越原子化的趋势，所有人都被分割在不同的精神世界里，这是俄罗斯艺术和文学莫大的幸运，却也是这个民族莫大的不幸。而本就敏感而不善交际的柴可夫斯基则是其中最为痛苦的一个，因为他找不到知音。他一生的道路，都是缺少同伴与知音的，哪怕是在生活上。三十七岁的时候，柴可夫斯基曾经尝试过结婚，对方是他在音乐学院的女学生，对方公开宣称如果不能嫁给偶像柴可夫斯基，她就自杀。
柴可夫斯基答应了婚事，但结婚没多久就反悔了——与不相通的人一起生活实在是太痛苦了。时代与性格，将柴可夫斯基与其他人分割开来，他无法与任何人真正相通。
然而仍有一种东西，给了柴可夫斯基的灵魂最终的归宿，那就是他所献身的音乐。
晚年的柴可夫斯基想通了，他不再在乎旁人的评价，而是流连于山水之间，每天早起吃过早饭之后，他都会进行一场“柴可夫斯基式”的散步，一出门三四个小时的那种，中午回来吃个午饭，旋即出门再走。也许只有在这些与自然相处的时候，柴可夫斯基那颗敏感而焦虑的心才会是宁静的，他成了一名隐士，归隐于山林，也归隐于音乐，把那些从自然中汲取的灵感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然后在傍晚归家时将它写作成乐章。
当他创作《第六交响曲》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乎外部的评价了。他这样写道：“如果这部作品再次被误解或者被撕成碎片，我也不会感到惊奇，这又不是第一次了。但我能确定的是，这是我最好、最真诚的作品。我喜欢它。”《第六交响曲》，穿越时代的迷雾，人们最终会发现，它确实是一部好作品。
1893年11月，柴可夫斯基因感染霍乱而逝世。
从音乐上看，晚年的柴可夫斯基其实是更加完满的，他依然在真诚而努力地创作，却不再为了获得他人的肯定，只为求得自己对自己的认同。
怎样总结柴可夫斯基的一生呢？也许是时代和阶层的际遇使然，他的一生都在否定、批驳与孤独中度过，来自父亲的、来自同行的、来自社会的，这些批驳与否定曾编成一张网，让他痛苦异常。但凭着才华与努力，柴可夫斯基最终还是破网而出，演奏出了那个时代最难以忘怀的乐章。
终于，他没有辜负音乐，而音乐也没有辜负他。
柴可夫斯基最为壮阔的作品是《第一钢琴协奏曲》。这首曲子曾被托尔斯泰评价为“既不让人的灵魂更加高尚，也不让人的灵魂更加卑微，而只让人更加冲动”。
说白了，托尔斯泰其实是在说：“嗯，好听是好听，但我没听懂。”但我想，而今，对柴可夫斯基的人生更能感同身受的我们，也许更能品出这首乐曲的深意吧。
生命，宛如一条奔涌不息的河流，也许会经过困苦的浅滩，也许会流经挫折的河岸，也许时而因焦虑而湍急，也许时而因沮丧而迟缓，但只要热爱依旧、真诚依旧，你终会奔向那让你梦寐以求的大海，你将在那里，得到你的安宁，你的归宿。
知识未必改变命运，但命运一定会改变知识
某一天，跟一位老读者聊天，他说：“我觉得你最近写的文章观点有所变化啊！”
我想了想，是这样的。
类似的情况我近来时有察觉，因为做知识星球平台的内容，我翻阅了不少之前的旧文章，在修改的时候总能发现，自己的观点与刚写稿时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
是什么促使我的文章发生了这些变化呢？
写微信公众号以来，我的生活、工作、收入、交友和精神状态都发生了剧变。这些剧变有好有坏，但无不改变着我的思想，我看待事物的角度也不自觉地发生了变化。
知识能否改变命运呢？这未必。在命运的操弄面前，知识的力量有时微不足道。
但命运真的会改变知识。一个人的际遇、眼界、命运不同，他眼中的知识也将完全不同。
所以知识未必改变命运，但命运时刻改变着知识。
这让我想起佛教中的一个说法：其实六道都在此界之中，区别只在于六道众生对同一事物各入其眼之后的观感是不同的——人眼中的湖泊，饿鬼看来却是血池，而天人看来却是琉璃。
曾国藩有副著名的对联“千秋邈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
是的，读书，尤其是读史书，最好在世间经历一番“百战”之后，在面对历史的很多真问题时，才会有更独到的见解。
比如说，在当今中国通俗史写作圈里，我最喜欢看的作者是张宏杰老师，他写的书我基本出一本看一本。
您的时间若只够读一本书的话，我觉得可以读这本《中国人的性格历程》，建议尽早读起来。
我觉得他有一种能力，每一本书都能抓住那段历史最关键的“真问题”，并很有逻辑地讲明白其中的关键。他的考据未必十分确凿，文笔未必最为优美，但抓真问题的能力，是很多研究比他更深入、更权威的学者所不及的。
原因何在呢？
我想可能是因为张宏杰老师并非单纯的学者。
我记得他有一段自述：他大学毕业后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只是他把同事们用于抽烟喝酒打牌的闲暇时光用在了看书、写文章上，最终成了小有名气的写作者。
当感到再继续写下去的储备不足时，他就重归学校去读书。这时他的学习和研究，是带着问题重新进入的，有着极强的针对性。
简而言之，这是一个经历过生活“百战”的学者，所以他知道应当从历史中读出什么，什么才是对现实有用的。
张宏杰先生的存在，提示我们：
其实，不是好的学者没有成为好的写作者，而是更多好的写作者没有成为好的学者。
知识的普及本来就应该由有过“百战”经验的人来做，但他们的思路在日复一日的产出中日益枯竭，为每日的奔波劳碌放弃了继续学习和读书。
没办法，世俗的诱惑太大，而读书其实是件很苦的事。
最近，我也在重读一些大学时代的旧书，发现当年的观感与今天是如此的不同。就像你多年后碰见一个当年的发小，吃惊地发现当年鼻子前面总有半抹青光的她，如今出落成了美丽动人的姑娘。
于是，我萌生了一个想法，我希望自己也能在不远的将来重回学校读书。
虽然中国的教育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你得承认，大学永远是一个知识的宝库，大学图书馆里的藏书量和知网上能查询到的学术论文，不是任何普通的私人藏书者能比拟的，而如果我能有幸跟随一位学识渊博的导师，他的所学更会让我受益匪浅。
将这些知识吸纳、化用，形成新的观点讲述给大家听，我的文章可能会更精彩一点。
这是我目前能想到的能够一直写出有价值的文章的最好的途径。
说实话，我怕自己只想着挣钱、玩话术、卖情绪，而没有深度思考和知识干货作为补充，这样下去，任何好的写作者早晚会遭遇思维的枯竭。
从2012年本科毕业到现在，我已经工作九年了，“小镇做题家”的应试技能我不知还能捡起几分，况且微信公众号我又不想放弃，所以，最后搞成吕秀才那样年年考年年中不了举，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有句话说得好，梦想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另外，对于一个已过而立之年的人来说，想再靠读书来改变命运也很难了。
但如前所述，我着眼的是“命运改变知识”——我想看看那些我熟识的知识要是重读，会有什么不同。
而在此，我要感谢一下所有读者，是你们的支持让我命运的轨迹发生了一些变动，而这命运的改变，也将改变我知识的构成。
新的人生路程即将在我的面前展开，我不知等在前路上的是风是雨，是好是坏，但我愿意试一下，因为满怀希望的背影，总是最振奋人心的。
人生，是时间河流上的行船
中国人常说“事缓则圆”，尤其是到了年终岁尾这种时候，最喜欢说的话是“有什么事儿，过了年再说”。
这看似是敷衍，但实则蕴含很大的智慧。
这是保守主义的智慧。
你看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有的时候就没这个智慧，本来总统特朗普只剩下一周就要下台，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却非要赶在这之前将其弹劾掉——当然，民主党肯定有他们自己的小算盘，这种冒进是他们理性选择的结果。
但冒进终究是冒进，无论理由为何，这样的做法过于操切了，真办成了，最后也会让美国出更大的乱子。
德意志第二帝国的首相俾斯麦曾经有言：国家是时间河流上的行船。这话是他在德国刚刚崛起的时候说的，面对手下一帮人要德国抓住某个机遇该怎样怎样的言论，他这样表态。
作为德国的首相，俾斯麦深切地知道自己国家的实力与潜力，当时德国无论领土、人口还是工业产能，都在欧洲占据优势。只要给德国以时间，这个国家必然能崛起，必然会称霸欧洲。所以，不进行盲目大胆的政治军事冒险，对德国是有利的。而贸然进行军事活动，则会有利于试图狙杀德国崛起的敌人。
于是俾斯麦说：急什么？等等呗。平和一点，沉稳一点，让德意志做一艘时间河流上的行船吧，只要历史的潮流对德国有利，这个国家终究会崛起。
可惜，在他之后掌舵德意志的人，无论皇帝威廉二世，还是希特勒，都没有俾斯麦的智慧，他们仿佛在与谁赛跑一般，急于进行一些风险极大的冒险，最终让德国这艘行船在冒进中起火、爆炸、沉没。
国家如此，个人亦然，临近年末，事务繁多，让我们停下脚步，歇一歇，重温事缓则圆的智慧，不要做一些盲目的冒险，也不要太过急躁。
请坚信，一个有才能如你的人，正如当年的那个德意志，只要假以时日，一定能够崛起。
对于这样的人、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国家来说，时间是他们的朋友，而冒险是他们的敌手。
让我们信任朋友，远离敌手。
有静气
《三国志》里，曹操这一家子特别有意思，几个儿子为了争储，彼此内卷得不行。最后，曹操思虑再三，还是选了曹丕，派人去宣布曹丕被立为魏王世子。
曹丕知道这事儿以后得意忘形，搂着谋士辛毗的脖子就狂喊：“辛先生，你知道我有多高兴吗？！”
辛毗有个女儿叫辛宪英，听说这个事儿以后就感叹，世子这么沉不住气，魏国将来的国运只怕是长不了啊！
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辛宪英说这话时，嘴就跟开了挂一样，从曹丕代汉自立，到魏国被司马家的晋朝取代，这个政权也就撑了四十来年。而魏国的短命跟曹丕那种极度压抑后的爆发，关系是很大的。
曹丕掌权以后的很多做法，都带有鲜明的“解恨”的感觉。他急吼吼地代汉自立，失去了“奉天子以讨不臣”这个大义名分。称帝后又过度地削抑了曹姓诸侯王的权力，让宗族这根支撑王朝的支柱过早坍塌。同时，他又报复性地纵情享乐，年仅四十岁就一命归西了。
可以说，曹魏这个王朝的短命在曹丕这里就已经奠定了，而曹丕那种得势前过度矫情自饰，得势后又过于得意忘形的性格，又与他生长于兄弟之间高度内卷的家庭有关。
孔子讲“中庸”，而曾国藩则说：“每临大事须有静气。”但如果你翻阅中国史册，会发现一件非常吊诡的事情——似乎自中古以来，那种中庸的欢愉与庆祝，在我们的民族性格中很匮乏。与平素的节俭、压抑刚好相反，我们遇到喜事或者一夜发迹时，所进行的报复性狂欢往往是非常极端且无节制的。
上至曹丕这样的皇帝，下至中了举的范进，我们的各个阶层其实都喜欢那种类似癫狂的欢庆。典籍中随处可见“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样的一朝得中就暴富般的心态，甚至这样的心态是朝廷刻意营造出来鼓励士子们寒窗苦读的，而苦读的学子们似乎也乐于接受这样的想象。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2022年高考期间，这首传说是黄巢作的《不第后赋菊》又火了，原因是有媒体将其拿来当成了“高考祝福语”。
很多人问，拿这么一个“人屠”名落孙山以后写的诗来祝福高考考生，是不是有点不合适？
可是我们又必须看到，这首诗当中描绘的那种长期压抑、一朝翻身、报复性狂欢的感觉，真的说中了很多参加高考的考生的群体潜意识。或者更确切一点说，是一种一朝翻身的狂欢。我们的狂欢中，总带着那么一点点让人感觉害怕的恨意。
不信请看高考结束后，网上陆陆续续传出的很多高三考生集体撕书的狂欢场景。
“高考撕书节”，应该是最近十年来才兴起并迅速走红的一个节日。
其实，回想我们当年高考结束以后，虽然也想把那些已经刷吐了的书和卷子都撕掉，但多数人有这个“贼心”，没这个“贼胆”。今昔对比，至少可以说，这一代人比我们当年更有勇气，至少敢于把自己心里有的那股子“气”表达出来。所以，我不太同意有些论者站在“不雅”甚至“环保”的角度反对学生们撕书，书是学生花钱买来的，他们有这个处置权，再说从小学到高中压抑了这么多年，学生好不容易有点自主行动权了，不该粗暴地禁止，也许在这些学生心中，只有这一天是他们最随心所欲的时候。
可是站在学生自身的角度，我又想劝撕书的同学们两句：“你们有权这样做，但真的没必要。为个高考，不至于。”
人生的路还很长，而你们将来会遇到的，比高考要残酷，且不公平的竞争要多得多。而在绝大多数时候，这些竞争不会存在一个像“撕书节”这样的发泄渠道供你们恣意宣泄。
遇到压力想要找渠道发泄，这是人的一种本能。但只要有压力，就必须得到发泄，这并不是我们能够生存下去的必要行为。何况你们也找错了发泄对象，你们自己应该清楚，那些书本和卷子上的知识，其实并不是造就你们往日身陷题海无法自拔的原因所在。
考完了，书撕了，但困扰你命运的那个内卷难题，它依然在那里。你与它的博弈，从高考结束这一天起，其实才刚刚开始。
所以，我更欣赏那些能在此时“每临大事有静气”的人，那些此刻面对书本的狂欢与庆祝活动，总让我产生一种莫名的“曹丕感”。
当然我也知道，曹丕成为那样一个曹丕，不是曹丕的错，正如今天的高考考生在考前“誓师”和考后“撕书”时，越来越表现出一种这个年龄不该有的“杀气”，也不是他们的错。
但正如曹丕的教训一样，一个人青年时代面临过度的压力，对他们的人生常是毁灭性的。年少的压抑和努力可能会过度透支他人生的可能性。今天回头想来，我们这一代人年少时代或多或少都曾遭遇过这种透支，无数人生的可能在我们遇到它们以前，就已经在我们的人生清单中被一笔抹去了。
西方很多孩子在读完高中上大学前，会有一个gap year（间隔年）的习惯，意思是有大学也先不急着上，而是先四处走走、看看，认识一下这个世界，看看自己究竟喜欢什么职业，又有什么样的生活值得自己为之投入一生。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借鉴的习惯。我们的大多数青年，都是在高考结束以后就立刻选学校、选专业，而后被投入另一个校园中的。在走出大学校门之前，很多人依然像高中时那样，被动地接受教育，闭门造车地为自己规划人生。而等到真走向社会，才发现世界原来是这个样子的，自己所学非所爱，所学非所用，到时候想改也晚了。
中国当前的教育结构，不会允许“间隔年”的存在，但我觉得，明智的青年，应该利用高考结束后的这短短十几天，给自己模拟一个“迷你间隔年”。如果允许我重活一遍，当高考的枷锁被卸下，那时的我最需要的不是狂欢，而是疗伤，是抓紧那一点点有限的时间，去看看这个世界，想想自己的十二年内卷，究竟想学什么专业——毕竟再过上十几天，一张志愿填报表就会摆在你面前，那一天，对更多的人来说，才是决定他们人生走向的命运十字路口。
所以，就像我在《学什么，是很重要的事》一文中说的，这十几天，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是最决定命运的时刻，但大多数人，反而会在忘乎所以的放松中将它轻易度过。
做一个中国高考生的确很难，但做一个中国大学生也未必容易，而做一个中国职场人也许更加压力山大。只不过越到后来，你会发现越没有什么书可供你撕了；越到后来，你越会发现“有静气”的可贵。
所以，你可以享受此刻这“狂暴的欢愉”，但请不要迷恋它，因为未来的路，其实还长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