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1924）
一、袁世凯时代
紫禁城中的早晨，有时可以遇到这种奇异的现象：处于深宫但能听到远远的市声。有很清晰的小贩叫卖声，有木轮大车的隆隆声，有时也听到大兵唱歌声。太监们把这现象叫做“响城”。离开紫禁城以后，我常常回忆起这个引起我不少奇怪的想象的“响城”。“响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几次听到中南海的军乐演奏。
“袁世凯吃饭了。”总管太监张谦和有一次告诉我，“袁世凯吃饭的时候还奏乐，简直是‘钟鸣鼎食’，比皇上还神气！”
张谦和的光嘴巴抿得扁扁的，脸上带着愤愤然的神色。我这时不过九岁上下，已经能够从他的声色中感到类似悲凉的滋味。在当时的年岁上，我可以从“响城”的各种音声上想象传说中的街道是什么样，叫卖的小贩如何在高台上表演他的嗓音，大兵们又如何用唱歌子压过小贩的叫卖……各种的音响把我带进了一幅引人入胜的市街生活的图画，响声有时又把我引进到耻辱难忍的想象中：袁世凯面前摆着比太后还要多的菜肴，有成群的人伺候他，给他奏乐，扇着扇子……
但也有另外一种形式的“响城”，逐渐使我发生浓厚的兴趣，使我的想象的翅膀飞得更高；陈老师给我讲的同治“中兴”、康乾盛世等等景象是构成想象的主要材料。这种“响城”的音声不是我站在养心殿的宫院里听到的，而是在毓庆宫从老师们的嘴里发出的。这就是种种关于复辟的传说。
复辟——用紫禁城里的话说，也叫做“恢复祖业”，用遗老和旧臣们的话说，这是“光复故物”，“还政于清”——这种活动并不始于尽人皆知的“丁巳事件”，也并不终于民国十三年被揭发过的“甲子阴谋”。可以说从颁布退位诏起到“满洲帝国”成立止，没有一天停顿过。起初是我被大人指导着去扮演我的角色，后来便是凭着自己的心灵的指导去活动。在我少年时期给我直接指导的是师傅们，在他们的背后自然还有内务府大臣们，有内务府大臣世续商得民国总统同意请来照料皇室的“王爷”（他们这样称呼我的父亲）。这些稳健持重的人们的内心热情，并不弱于任何紫禁城外的人，但是后来我逐渐地明白，实现复辟理想的实际力量并不在他们身上，连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一点。说起来滑稽，却是个事实：紫禁城的希望是放在取代大清而统治天下的新贵们的身上的。第一个被寄托这样幻想的人，正是引起紫禁城愤愤之声的袁世凯大总统。
照我的理解，这种幻想是从袁世凯为隆裕治丧开始的。在那些日子里，宫中气氛变化如此剧烈，以致连我这八岁的孩子也很诧异。太后在世时，宫里总是阴阴郁郁的，没有人笑，好像祸事随时会降临的样子。那时我还没搬到养心殿，住在太后的长春宫，我每天给太后请安时，常看见她在擦眼泪。有一次，我在西二长街散步，看见成群的太监在搬动体元殿的自鸣钟和大瓶之类的陈设。张谦和愁眉苦脸地念叨着：
“这是太后叫往颐和园搬的。到了颐和园还不知怎么样呢？那后山就像紧挨着梁山泊一样啦……”
太监逃亡的事经常发生。因为太监们纷纷传说，到了颐和园之后，大伙全都活不成。张谦和成天地念叨这些事，每念叨一遍，必然又安慰我说：“万岁爷到哪儿，奴才跟哪儿保驾，决不像那些胆小鬼！”我还记得，那些天早晨，他在我的“龙床”旁替我念书的声音，也是有气无力的了。
民国二年的新年，气氛开始有了变化。阳历除夕这天，陈师傅在毓庆宫里落了座，一反常态，不去拿朱笔圈书，却微笑着瞅了我一会儿，然后说：
“明天阳历元旦，民国要来人给皇上拜年。是他们那个大总统派来的。”
这是不是他第一次向我进行政务指导，我不记得了，他那少有的得意之色，大概是我第一次的发现。他告诉我，这次接见民国礼官，采用的是召见外臣之礼，我用不着说话，到时候有内务府大臣绍英照料一切，我只要坐在龙书案后头看着便是。
到了元旦这天，我被打扮了一下，穿上金龙袍褂，戴上珠顶冠，挂上朝珠，稳坐在乾清宫的宝座上，两侧立着御前大臣、御前行走和带刀的御前侍卫们。总统派来的礼官是朱启钤，他走进殿门，先遥遥地向我鞠了一个躬，然后向前几步立定，再鞠一躬，走到我的宝座台前，又深深地鞠了第三躬，然后向我致贺词。贺毕，绍英走上台，在我面前跪下，我从面前龙书案上的黄绢封面的木匣子里取出答辞交他，他站起身来向朱启钤念了一遍，念完了又交还给我，朱启钤这时再鞠躬，后退，出殿，于是礼成。
第二天早晨，气氛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我的床帐子外边张谦和的书声琅琅，其次是在毓庆宫里，陈师傅微笑着捻着那乱成一团的白胡须，摇头晃脑地说：
“优待条件，载在盟府，为各国所公认，连他总统也不能等闲视之！”
过了新年不久，临到我的生日，阴历正月十三（我的生日本是正月十四，因为与道光皇帝忌辰同日，所以改成这天）。大总统袁世凯又派来礼官向我祝贺如仪。经过袁世凯这样连续的捧场，民国元年间一度销声匿迹的王公大臣们，又穿上了蟒袍补褂、红顶花翎，甚至于连顶马开路、从骑簇拥的仗列也有恢复起来的。神武门前和紫禁城中一时熙熙攘攘。在民国元年，这些人到紫禁城来大多数是穿着便衣，进城再换上朝服袍褂，从民国二年起，又敢于翎翎顶顶、袍袍褂褂地走在大街上了。
完全恢复了旧日城中繁荣气象的，是隆裕的寿日和丧日那些天。隆裕寿日在3月15日，过了七天她就去世了。在寿日那天，袁世凯派了秘书长梁士诒前来致贺，国书上赫然写着：“大中华民国大总统致书大清隆裕皇太后陛下”。梁士诒走后，国务卿赵秉钧率领了全体国务员来行礼。隆裕去世后，袁世凯的举动更加动人：他亲自在袖上缠了黑纱，并通令全国下半旗一天，文武官员服丧27天，并且派出了全体国务员前来致祭。接着，在太和殿举行了所谓国民哀悼大会，由参议长吴景濂主祭；军界举行所谓全国陆军哀悼大会，领衔的是袁的另一心腹，上将军段祺瑞。在紫禁城内，在太监干号的举哀声中，清朝玄色袍褂和民国的西式大礼服并肩进出，被赏穿孝服百日的亲贵们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神色。最让他们感到希望的是徐世昌也从青岛赶到，接受了清室赏戴的双眼花翎。这位清室太傅在颁布退位后，拖着一根辫子到德国人盘踞的青岛当寓公，起了一个双关含义的别号“东海”。他在北京出现的意义，在第三节里我就要谈到。
隆裕的丧事未办完，南方发起了讨袁运动，即所谓的“二次革命”。不多天，这次战争以袁世凯的胜利而告终。接着，袁世凯用军警包围国会，强迫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这时他给我写了一个报告：
大清皇帝陛下：中华民国大总统谨致书大清皇帝陛下：前于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大清隆裕皇太后懿旨，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命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旋经国民公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受任以来，两稔于兹，深虞险越。今幸内乱已平，大局安定，于中华民国二年十月六日经国民公举为正式大总统。国权实行统一，友邦皆已承认，于是年十月十日受任，凡我五族人民皆有进于文明、跻于太平之希望。此皆仰荷大清隆裕皇太后暨大清皇帝天下为公，唐虞揖让之盛轨，乃克臻此。我五族人民感戴兹德，如日月之照临，山河之涵育，久而弥昭，远而弥挚。维有董督国民，聿新治化，恪守优待条件，使民国巩固，五族协和，庶有以慰大清隆裕皇太后在天之灵。用特报告，并祝万福。
中华民国二年七月十九日
袁世凯
由于这一连串的新闻，遗老中间便起了多种议论。
“袁世凯究竟是不是曹操？”
“项城当年和徐、冯、段说过，对民军只可智取不可力敌，徐、冯、段才答应办共和。也许这就是智取？”
“我早说过，那个优待条件里的辞位的辞字有意思。为什么不用退位、逊位，袁宫保单要写成个辞位呢？辞者，暂别之谓也。”
“大总统常说‘办共和’办得怎样。既然是办，就是试行的意思。”
不管怎样猜测，遗老们有不少人反正是越来越兴奋了。这年冬天，光绪和隆裕奉安的时候，梁格庄的灵棚里演出了一幕活剧。主演者是那位最善表情的梁鼎芬，那时他还未到宫中当我的师傅，配角是另一位自命孤臣的劳乃宣，是宣统三年的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学部副大臣，辛亥后曾躲到青岛，在德国人专为收藏这流人物而设的“尊孔文社”主持社事。在这出戏里被当做小丑来捉弄的是前清朝山东巡抚、袁政府里的国务员孙宝琦，这时他刚当上外交总长（孙宝琦的父亲孙诒经被遗老们视为同光时代的名臣之一）。那一天，这一批国务员由赵秉钧率领前来，在致祭前赵秉钧先脱下大礼服，换上清朝素袍褂，行了三跪九叩的礼。这又给孤臣孽子梁鼎芬认出了气候。也不知怎么回事，在那些没带清朝袍褂来的国务员之中，叫他一眼看中了孙宝琦。他直奔这位穿大礼服的国务员的面前，指着鼻子问：
“你是谁？你是哪国人？”
孙宝琦给这位老朋友问怔住了，旁边的人也都转过头来向这边。梁鼎芬故意提高嗓门地说：
“你忘了你是孙诒经的儿子！你做过大清的官，你今天穿着这身衣服，行这样的礼，来见先帝先后，你有廉耻吗？你——是个什么东西！”
“问得好！你是个什么东西！”劳乃宣跟了过来。他俩一唱一和，引过来一大群人，把这三个人围在中心。孙宝琦面无人色，低下头连忙说：
“不错，不错，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
梁师傅后来给我描述得有声有色。这个故事和后来的“结庐守松”和“凛然退刺客”，是他一生最为得意的事迹，和我讲了不知多少次，而且越讲情节越完整，越富于传奇性。
到民国三年，就有人称这年为复辟年了。孤臣孽子感到兴奋的事情越来越多。袁世凯祀孔，采用三卿士大夫的官秩，设立清史馆，擢用前清旧臣，等等举动，令人眼花缭乱。前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被任为清史馆馆长，被陈师傅等人视为贰臣，他自己却自言自语地宣称道：“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吃清朝饭，我做清朝事。”当局也不以为怪。于是那位给梁鼎芬在梁格庄配戏的劳乃宣在青岛写出正续《共和解》，公然宣传应该“还政于清”，还写信给徐世昌，请他劝说袁世凯。这时清室太保徐世昌同时又成了民国政府的国务卿。徐把劳的文章给袁看了，袁叫人带信给劳乃宣，请他到北京做参议。这样一来，又有了一位前清京师大学堂的刘廷琛也写了一篇《复礼制馆书》，还有一位在国史馆当协修的宋育仁发表了还政于清的演讲，都一时传遍各地。据说在这个复辟年里，连四川一个绰号十三哥的土匪也穿上清朝袍褂，坐上绿呢大轿，俨然以遗老自居，准备分享复辟果实了。
在紫禁城里，再没有人提起搬家的事。谨慎稳健的世续大臣为了把事情弄牢靠些，找了他的把兄弟袁世凯一次。袁说：
“大哥你还不明白，那些条条不是应付南边的吗？太庙在城里，皇上怎么好搬？再说皇宫除了皇上，还能叫谁住？”
这都是很久以后，在内务府做过事的一位遗少告诉我的。当时世续和王爷根本不和我谈这类事情，要谈的也要经过陈师傅。师傅当时的说法是，“看样子，他们总统，倒像是优待大清的。优待条件本是载在盟府……”
师傅的话，好像总是没有说完全。现在回想起来，这正是颇有见地的“慎重”态度。和城外劳乃宣那些遗老比起来，紫禁城里在这段时期所表现的乐观，确实是谨慎而有保留的。袁世凯的种种举动——从公开的不忘隆裕“在天之灵”到私下认定“皇上”不能离开皇宫和太庙，这固然给了紫禁城的人不少幻想，但是紫禁城从“袁宫保”这里所看到的也就只限于此，生出的幻想也还是一相情愿的多，何况在醇亲王兄弟们心里更不相信袁世凯会忘掉旧账。因此，紫禁城就不能表现出太多的兴奋。后来不久，到了“复辟年”的年底，北京开始变风头的时候，事实证明这种“审慎”的态度是完全必要的。
风头之变换，是由一个肃政史提出要追查复辟传闻开的头。袁世凯把这一案批交内务部“查明办理”，接着演讲过还政于清的宋育仁被步军统领衙门（等于警备司令部）递解回籍。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不少人恐慌了，劝进文章和还政于清的言论都不见了，在青岛正准备来京赴任的劳乃宣也不敢来了。不过，人们还有些惶然不解，因为袁世凯在查办复辟的民政部呈交上，又批上了“严禁复辟谣言，既往不究”这样奇怪的话，而宋育仁的递解也很别致：袁世凯送了他三千块大洋，一路上他大受各衙门的酒宴迎送，叫人弄不清宋育仁到底是受罚还是受奖。一直到民国四年，总统府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发表了一篇说是共和制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文章，继而又有筹安会出现，主张推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的皇帝，这才扫清了满天疑云，使人们明白了袁世凯要复的是什么辟。风头所向弄明白了，恐怖和气愤也来了。
我从“响城”中听见中南海的军乐声，就是在这时候。那时，三大殿正进行油缮工程，在养心殿的台阶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脚手架上油工们的活动。张谦和愤愤地告诉我，那是为袁世凯登极做的准备。后来，伦贝子（溥伦）代表皇室和八旗向袁世凯上劝进表，袁世凯许给他亲王双俸，他到宫里向太妃索要仪仗和玉玺来了。这些消息引起了我的心酸、悲愤，也引起了我的恐惧。虽然陈师傅不肯明讲，我也懂得“天无二日，国无二君”这句老话，袁世凯自己做了皇帝，还能让我这多余的皇帝存在吗？历史上的例子可太多了，太史公就统计过“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哩！
在那些日子里，乾清门外的三大殿的动静，牵连着宫中每个人的每根神经。不论谁在院子里行走，都要关心地向那边张望一下，看看关系着自己命运的油缮工程的进行情况。太妃们每天都要烧香拜佛，求大清的护国神“协天大帝关圣帝君”的保佑。仪仗是忙不迭地让溥伦搬走了，玉玺因为是满汉合璧的，并不合乎袁世凯的要求（历史上出名的和氏璧在清朝不用做玉玺，而是当做古董玩赏），倒是一块也没有拿去。如果袁世凯说一声全要，文泰殿的所有“御宝”都会乖乖地交出去，因为太妃们早已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了。这种空气的重压，特别可以从太监们的神色上感觉出来。早晨我卧室内的背书声不用说是起了变化，御前小太监们常常交头接耳，有时竟神不守舍地传说着：
“太和殿快油漆完了！”
毓庆宫里一个最显著的变化，是师傅们对毓崇特别和气，没有人再拿他当“伯禽”来看待。毓崇在太妃那里成了红人，常常被叫进去赏赐些鼻烟壶、扳指儿之类的玩意儿。每逢我说话提到袁世凯，师傅就向我递眼色，我就赶紧改嘴，以免让毓崇听见传到他父亲溥伦耳朵里去。
有一天，毓崇高高兴兴地应召到太妃那里去了，陈宝琛看见窗外已经没有了他的影子，从怀里拿出一张纸条，神秘地对我说：
“这是臣昨天卜得的易卦，皇上看看。”
我拿过来，看见这一行字：
“我仇有疾，不我能疾，吉！”
他解释说，这是说我的仇人袁世凯前途凶恶，不能危害于我，是个吉卦。他还烧了龟背，弄过蓍草，一切都是吉利的，告诉我可以大大放心。这位老夫子为了我的命运，把原始社会的一切算命办法都使用过了。我非常感动地欣赏着陈老师傅摇头摆脑中的议论：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元凶大憝的袁世凯作孽如此，必不得善终！不我能疾，不我能疾！优待条件，载在盟府，为各国所公认，袁世凯焉能为疾于我乎？”
为了“不我能疾”和保住优待条件，师傅、王爷和内务府大臣们在算卦之外所进行的活动，他们虽没有告诉我，我多少知道了一些。他们和袁世凯进行了一种交易，总起来说，就是由清室表示拥护袁皇帝，袁皇帝承认优待条件。内务府给袁一个正式公文，说“现由全国国民代表决定君主立宪国体，并推戴大总统为中华帝国大皇帝，为除旧更新之计，作长治久安之谋，凡我皇室极表赞成。”这个公文换回来袁世凯亲笔写在优待条件上的一段跋语：
先朝政权，未能保全，仅留尊号，至今耿耿。所有优待条件各节，无论何时断乎不许变更，容当列入宪法。袁世凯乙卯孟冬。
这两个文件的内容后来都见于民国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的“大总统令”中。这个“令”发表之前不多天，我父亲日记里有了这样一段记载：
十月初十日（即阳历十一月十六日）上门。偕世太傅公见四皇贵妃，禀商皇室与袁大总统结亲事宜，均承认可，命即行一切云。在内观看秘件，甚妥，一切如恒云云。
所谓秘件，就是袁的手书跋语。所谓亲事，是袁世凯叫步兵统领江朝宗向我父亲同世续提出的，太妃们心里虽不愿意，也不得不从。其结果，却是优待条件既没列入宪法，我也没当上袁家的女婿，因为袁世凯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过了不久就气死了。
二、丁巳复辟
袁世凯去世那天，消息一传进紫禁城，人人都像遇见了大喜事。太监们奔走相告，太妃们去“护国协天大帝关圣帝君”像前烧香，毓庆宫无形中停了一天课……
接着，紫禁城中就听见了一种新的“响城”声：
“袁世凯失败，就在于动了鸠占鹊巢之念。”“帝制非不可为，百姓要的却是旧主。”
“袁世凯与拿破仑三世不同，他并不如拿氏有祖荫可恃。”“与其叫姓袁的当皇帝，还不如物归旧主哩。”
……
这些声音，和师傅们说的“本朝深仁厚泽，全国人心思旧”的话形成共鸣。
我的思想感情这时和头几年有了很大的不同。这年年初，我刚在奕劻谥法问题上表现出了“成绩”，这时候，我又对报纸发生了兴趣。
袁死了，不多天之后，报上有了“宗社党起事未成”“满蒙匪势猖獗”的消息。我知道这是肃亲王善耆这些人正在为我活动。当初公开反抗共和的王公大臣——善耆、溥伟、升允、铁良，被称做四个申包胥的，哭秦庭都没成功，后来除了铁良躲到天津的外国租界，其余的都住在日本租界地旅顺、大连，仍然通过手下的日本浪人勾结日本的军阀、财阀，从事复辟武装活动。其中最活跃的是善耆，他任民政部尚书时聘用的警政顾问日本人川岛浪速，一直跟他在一起，给他跑合拉纤。日本财主大仓喜八郎男爵给他拿出活动费一百万日元。日本军人青森、土井等人给他招募满蒙武装，编练军队，居然有了好几千人。袁世凯一死，就闹起来了。其中有一支由蒙古贵族巴布扎布率的队伍，一度逼近了张家口，气势十分猖獗。后来巴布扎布在兵变中被部下刺杀，才告终结。在闹得最凶的那些天，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勤王军”和民国的军队在满蒙几个地方乒乒乓乓地打得热闹，在北京城里的民国政府和清室小朝廷照旧祝贺往来，应酬不绝。紫禁城从袁世凯去世那天开始的兴隆气象，蒸蒸日上，既不受善耆和巴布扎巴兴兵作乱的影响，更不受他们失败的连累。
袁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紫禁城派了那个曾向袁世凯劝进的溥伦前去祝贺，黎元洪派了代表来答谢，并且把袁世凯要去的皇帝仪仗送回到紫禁城。有些王公大臣们得到了民国的勋章。有些王公在袁世凯朝代东躲西藏，现在挂上了嘉禾章，又出现在交际场合。元旦和我的生日，大总统的礼官前来祝贺，我父亲也向黎总统段总理赠送肴馔。内务府比以前忙多了，要拟旨赐谥法，赏朝马、二人肩舆、花翎、顶戴，要授什么南书房行走、乾清门各等侍卫，要带领秀女供太妃批选，也偷偷地收留下优待条件上所禁止的新太监。当然，还有我所无从了解的各种交际应酬，由个别的私宴到对国会议员们的公宴……
总之，紫禁城恢复了活跃。到丁巳年（民国六年）张勋进宫请安这天，就开始出现了高潮。
在这以前，我亲自召见请安的人还不多，大都限于满族。我每天的活动除了到毓庆宫念书，在养心殿看看报，其余大部分时间还是游戏。我看见神武门那边翎顶袍褂多起来了，觉着高兴，听说勤王军发动了，尤其兴奋，而勤王军溃灭了，也感到泄气。但总的说来，我也很容易把这些事情忘掉。听说肃亲王逃亡旅大，消息不明，未免替他担心，可是一看见骆驼打喷嚏很好玩，肃亲王的安危就扔到脑后去了。既然有“王爷”和师傅大臣们在，我又何必操那么多的心呢？到了事情由师傅告诉我的时候，那准是一切都商议妥帖了。阴历九月廿七日这天的情形也是如此。
新授的“太保”陈宝琛和刚到紫禁城不久的“毓庆宫行走”梁鼎芬两位师傅，一齐走进了毓庆宫，不等落座，陈师傅先开了口：
“今天皇上不用念书了。有个大臣来给皇上请安，一会奏事处太监会上来请示的。”
“谁呀？”
“前两江总督兼摄江苏巡抚张勋。”
“张勋？是那个不剪辫子的定武军张勋吗？”
“正是，正是。”梁鼎芬赞许地点头，“皇上记性真好，正是那个张勋。”梁师傅向来不错过颂扬的机会。为了这个目的，他正在写我的起居注。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好记性，只不过前不久才听师傅们说起这个张勋的故事。民国开元以来，张勋和他的军队一直保留着辫子。袁世凯在民国二年扑灭“二次革命”，以辫子兵攻陷南京而大功告成。辫子兵在南京大抢大烧，误伤了日本领事馆的人，惹起日本人的抗议，辫帅赶忙到日本领事面前赔礼道歉，赔偿一切损失，才算了事。这些事是我后来从报上看到的，当时从师傅口中只听说这位旧臣的忠心，知道了他在隆裕死后通电吊唁称为“国丧”，还说了“凡我民国官吏莫非大清臣民”的话。袁世凯死了不久，报上登过张勋的一封公电。这封公电表示了徐州的督军会议对袁死后政局的态度，头一条却是“尊重优待清室各条”。总之，我相信他是位忠臣，愿意看看他是个什么样儿。
按清朝规矩，皇帝召见大臣时，无关的人一律不得在旁。因此，每次召见外来的不常见的人之前，师傅总要先教导一番，告诉我要说些什么话。这次陈师傅用特别认真的神气告诉我，要夸赞张勋的忠心，叫我记住他现在是长江巡阅使，有六十营的军队在徐州兖州一带，可以问问他徐兖和军队的事，好叫他知道皇上对他很关心。末了，陈师傅再三嘱咐道：
“张勋免不了要夸赞皇上，皇上切记，一定要以谦逊答之，这就是示以圣德。”
“满招损，谦受益。”梁师傅忙补充说，“越谦逊，越是圣明。上次陆荣廷觐见天颜，就称颂圣德……”
陆荣廷是两广巡阅使，他是历史上第一个被赏赐紫禁城骑马的民国将领。两个月前，他来北京会晤段祺瑞，不知为什么，他到宫里来给我请了安，又报效崇陵植树一万元。我在回养心殿的轿子里忽然想起了，那次陆荣廷觐见时，师傅们的神色和对我的谆谆教诲，也是像这次似的。那次陆荣廷的出现，好像是紫禁城里的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内务府和师傅们安排了不同平常的赏赐，有我写的所谓御笔福寿字和对联，有无量寿金佛一龛，三镶玉如意一柄，玉陈设二件和尺头四件。陆荣廷走后来了一封信，请世续“代奏叩谢天恩”。从那时起，“南陆北张”就成了上自师傅下至太监常提的话头。张谦和对我说过：“有了南陆北张两位忠臣，大清有望了。”
在轿子里，我根据太监给我买的那些石印画报，去设想张勋的模样，到下轿的时候，他在我脑子里也没成形。进养心殿不久，他就来了。我坐在宝座上，他跪在我面前磕了头。
“臣张勋跪请圣安……”
他磕完头，我指指旁边一张椅子叫他坐下（这时宫里已不采取让大臣跪着说话的规矩），他又磕头谢恩，然后坐下了。我按着师傅的教导，问他徐兖地方的军队情形。问的目的并不是真想得到什么答案，他说了些什么我也没用心去听。我对这位“忠臣”的相貌多少有点失望。张勋穿了一身纱袍褂，黑红脸，眉毛很重，胖乎乎的。看他的似乎太短的脖子就觉得不理想，如果他没胡子，倒像御膳房的一个太监。我也注意到他的辫子，的确有一根。
后来他的话转到我身上，不出陈师傅所料，他果然恭维起来了。
他说：“皇上真是天亶聪明！”
我说：“我差得很远，我年轻，知道的事挺少。”
他说：“本朝圣祖仁皇帝也是冲龄践祚，六岁登极呀！”
我连忙说：“我怎么比得上祖宗，那是祖宗……”
这次召见并不比一般的时间长，他不过坐了五六分钟就走了。我觉得他说话粗鲁，大概不会比得上曾国藩，也就觉不到特别高兴。可是第二天陈宝琛、梁鼎芬见了我，笑眯眯地说张勋夸我聪明谦逊，我又得意了。至于张勋为什么要来请安，师傅们为什么显得比陆荣廷来的那次更高兴，内务府准备的赏赐为什么比对陆更丰富，太妃们为什么还赏赐了酒宴等等这些问题，我连想也没去想。
过了半个月，阴历五月十三这天，还是在毓庆宫，陈宝琛、梁鼎芬和朱益藩三位师傅一齐出现，面色都十分庄严，还是陈师傅先开口：
“张勋一早就来了……”
“他又请安来啦？”
“不是请安，是万事俱备，一切妥帖，来拥戴皇上复位听政，大清复辟啦！”
他看见我在发怔，又赶紧说：“请皇上务要答应张勋。这是为民请命，天予人归……”
我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喜事弄得昏昏然。我呆呆地看着陈师傅，希望他多说几句，让我明白该怎么当这个“真皇帝”。
“用不着和张勋说多少话，答应他就是了。”陈师傅胸有成竹，“不过，不要立刻答应，先推辞，最后再说：既然如此，就勉为其难吧。”
我又回到养心殿召见了张勋，这次张勋说的和他的奏请复辟折上说的差不多，只不过不像奏折说的那么斯文就是了。
“隆裕皇太后不忍为了一姓的尊荣，让万姓遭殃，才下诏办了共和。谁知办得民不聊生……共和不合咱的国情，只有皇上复位，万民才能得救……”
他念叨完了，我说：“我年龄太小，无才无德，当不了如此大任。”他夸了我一顿，又把康熙皇帝六岁做皇帝的故事念叨一遍。听他叨叨着，我忽然想起了一个冋题：
“那个大总统怎么办呢？给他优待还是怎么着？”
“黎元洪奏请让他自家退位，皇上准他的奏就行了。”
“唔……”我虽然还不明白，心想反正师傅们必是商议好了，现在我该着结束这次召见了，就说：“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于是我就又算是“大清帝国”的皇帝了。
张勋下去以后，陆续地有成批的人来给我磕头，有的请安，有的谢恩，有的连请安带谢恩。然后又有奏事处太监拿来了写好的一堆“上谕”。头一天一气就下了九道“上谕”：
一、即位诏；
二、黎元洪奏请奉还国政，封黎为一等公，以彰殊典；
三、特设内阁议政大臣，其余官制暂照宣统初年，现任文武大小官员均著照常供职；
四和五、授七个议政大臣（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刘廷琛、袁大化、张镇芳）和两名内阁阁丞（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栻和冯国璋的幕僚胡嗣瑗）；
六、授各部的尚书（外务部梁敦彦、度支部张镇芳、参谋部王士珍、陆军部雷震春、民政部朱家宝）；
七、授徐世昌、康有为为弼德院正副院长；
八和九两道、授原来各省的督军为总督、巡抚、都统（张勋兼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
据老北京人回忆当时北京街上的情形说，那天早晨，警察忽然叫各户悬挂龙旗，居民们没办法，就用纸糊的旗子来应付。接着，几年没看见的清朝袍褂又在街上出现了，好像从祖先画上跑下来的人物，满街跑着祖宗。有的报馆出了复辟消息的号外，售价比日报还贵。在这种奇观异景中，到处可以听到报贩叫卖“宣统上谕”的声音：“六个子儿买古董咧！这玩意儿过不了几天就变古董，六个大铜子儿买件古董可不贵咧！”
前门外有些铺子的生意大为兴隆。一种是成衣铺，赶制龙旗发卖；一种是卖估衣的，清朝袍褂成了刚封了官的遗老们争购的畅销货；另一种是做戏装道具的，纷纷有人去央求用马尾给做一条假的发辫。我还记得，那些日子来紫禁城的袍袍褂褂、翎翎顶顶，都拖着一条辫子。后来讨逆军打进北京城，又到处可以捡到丢弃的真辫子——辫子兵在逃命中把这个要命的标帜剪下来扔了。
假如紫禁城里的人，略有一点儿像报贩那样的眼光，能预知一些关于辫子和上谕的命运的话，在开头那几天就不会那么情不自禁了。
那些日子，内务府的人员穿戴特别整齐，人数也齐全（总管内务府大臣特别嘱咐过），但人数仍嫌不够，特别又从候差人员中调去几位。有一位现在还健在，他回忆说：“那两天咱们这些写字儿的散班很晚，总是写不过来。每天各太妃都赏饭。到赏饭的时候总少不了传话：不叫谢恩了，说各位大人的辛苦，四个宫的主子都知道。”他不知道，几个太妃几乎天天都去神佛面前烧香，乐得不知怎么是好呢。
不高兴的是王公们，这是另一种的情不自禁。张勋在复辟发动第二天就作出一个“上谕”，禁止亲贵干政，引起王公们十分激愤。醇亲王又成了一群贝勒贝子们的中心，要和张勋理论，还要亲自找我做主。陈宝琛忙来嘱咐我说：
“本朝辛亥让国，就是这般王公亲贵干政闹出来的，现在还要闹，真是无知已极！皇上万不可答应他们！”
我当然信从了师傅。自知孤立的王公们并不死心，整天聚在一起开会寻找对策。这个对策还没想好，讨逆军已经打进了城里。这倒成全了他们，事后更容易地摆脱了这次复辟的责任。
最情不自禁的是陈宝琛师傅。陈师傅本来是个最稳重、最有见识的人。在这年年初发生的一件事情上，刚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在我生日的前后，劳乃宣悄悄地从青岛带来了一封信。发信者的名字已记不得，只知道是一个德国人，代表德国皇室表示愿意支持清室复辟。劳乃宣认为，这是极好的机缘，如果再加上德清两皇室结亲，就更有把握。朱益藩把那封信带进给了我，我顺手放在长春宫的卧室帐子里的桌上，被敬懿太妃无意发现，看做是件了不起的宝贝，特意给我送来一个带锁的匣子，嘱我好好保存，可见这封信引起了太妃多大的希望。可是陈师傅对于这件事，极力表示反对，说劳乃宣太荒唐，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即使外国人有这个好意，也不能找到劳乃宣这样的人。结果太妃们也深信陈师傅的话，说他是稳重老练，不可多得。谁知从复辟这天起，这个稳重老练的老夫子，竟失去了常态。
本来张勋决定最初的议政大臣名单中还有个世续，世续无论如何不肯干，声明自己只做太保，不做其他攀龙附凤的妄想。其实，世续这时看出了张勋的势派不稳，凭着四十年的宦海经验，这位老军机大臣心中犯了犹疑，不敢贸然从事。陈师傅原先要和世续一致行动，看世续不就职，他也递了奏折“恳请天恩收回成命”，经我一挽留，也就和他教导我的一样，说了一句“既然如此，也就勉为其难吧”，劲头十足地干起来了。
“独孤臣与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
复辟的第一天，我受过成群的孤臣孽子叩贺后回到毓庆宫，就听见陈师傅这么念叨。他拈着白胡子团儿，老花镜片后的眼睛眯成一道缝，显示着操心和虑患之后“达”到的兴奋。
这一天让我感到惊奇的，倒不是他的兴奋，也不是我第一次发现他在拒绝亲贵干政上表现出的与王公们的对立（虽然直接冒犯的是我的父亲），而是在处理黎元洪这问题上表现出的激烈态度。先是梁鼎芬曾自告奋勇地要见黎元洪劝黎退位（梁黎是儿女亲家），不料遭到拒绝，回来愤然告诉了陈宝琛和朱益藩。陈宝琛听了这个消息，脸上的笑容完全没有了，露出铁青的颜色，和梁鼎芬、朱益藩一齐去进毓庆宫，失去了控制地对我说：
“黎元洪竟敢拒绝，拒不受命，请皇上马上赐他自尽吧！”
我吃了一惊，觉得太过分了。
“我刚一复位，就赐黎元洪死，这不像话。民国不是也优待过我吗？”
陈宝琛这是第一次遇到我对他公开驳斥，但是敌忾竟使他忘掉一切，他气呼呼地说：“黎元洪岂但不退，还赖在总统府不走。乱臣贼子元凶大憝，焉能与天子同日而语？”
后来他见我表示坚决，也就不再坚持他的意见。结论仍是由梁鼎芬再设法劝他那位亲家离开总统府。他还没有去，黎元洪已经抱着总统的印玺，跑到日本公使馆去了。
陈师傅的反常举动，还有一件尤其惊人。讨逆军逼近北京城，复辟已经成了绝望的挣扎的时候，陈宝琛在和王士珍、张勋商议之后突然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最后办法，亲自拟了一道给张作霖的“上谕”，授他为东三省总督，命他火速进京勤王。张作霖当时是奉天督军，对张勋给他一个奉天巡抚是很不满意的。陈师傅对张作霖大概还有点什么关系吧，所以在这紧急时刻寄托了最大希望。这个“上谕”写好了，用“御宝”时发生了问题，原来盛印的宝盒的钥匙在我父亲手里，派人去取是太费时间了，陈师傅又当机立断，叫人把盒上的锁头索性砸开，这才用了刻着“法天立道”的“宝”。后来这道“上谕”并未能送到张作霖手里，因为带信的张海鹏才出城就给讨逆军截住。但是我对师傅的忠心的表现，有了进一步的深刻的印象。
复辟的开头几天，我每天有一半时间还要在毓庆宫里。念书是停了，不过师傅们是一定要见的，因为每一样都要听听师傅们的嘱咐。其余半天的时间是看看待发的“上谕”和“内阁官报”，接受人们的叩拜，或者照旧去欣赏蚂蚁倒窝，叫上驷院太监把养的哈巴狗放出来玩玩。这种生活过了不过四五天，宫中掉下了讨逆军飞机的炸弹，局面突然完全改观。磕头的不来了，“上谕”没有了，大多数的议政大臣们没有了影子，纷纷东逃西散，最后只剩下了王士珍和陈宝琛……
飞机空袭那天，我正在书房和老师们说话，听见了飞机声和从来没听过的爆炸声，吓得我浑身发颤，吓得师傅们面无人色。在一阵混乱中，太监们簇拥着我赶忙回到养心殿，好像只有睡觉的地方才最安全，我钻进了卧室再不敢出来。太妃们的情形更加狼狈，有的躲进卧室的角落里，有的钻到桌子底下。当时各宫人声嘈杂，乱成一团。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空袭，也是内战史上第一次使用中国空军。如果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家庭防空情形也值得说一下的话，那就是：各人躲到各人卧室里，把廊子里的竹帘子（叫雨搭）全放下来，根据太监和护军的知识，这就是当时认为最聪明的措施了。幸亏那次讨逆军的飞机并不是真干，不过是为了恐吓一下，所以，只扔下三个尺把长的小炸弹。这仨弹一个落在隆宗门外，炸伤了抬“二人肩舆”的轿夫一名，一个落在御花园水池里，炸坏了水池子的一角，第三个落在西长街隆福门的瓦檐上，落下来没有炸，不过把聚在那里赌钱的太监们都吓得个半死。
发出命张作霖勤王的“上谕”后第二天，王士珍和陈宝琛也不来了，宫内宫外失掉了一切联系，外面枪炮从早晨响得更密了。雨搭又放了下来，要它起防弹的作用。宫中正在乱成了一团的时候，奏事处太监传来了“护军统领”毓逖禀报的消息：“奏上老爷子，张勋的军队打了胜仗，段祺瑞的军队全败下去了！”这个消息也传到了太妃那里。这时，外边的枪炮声也真没有了，这一来，大家全眉开眼笑了。太妃们赶紧到钦安殿真武大帝和关帝像前烧香。这时候太监们的鬼话又来了，说关老爷骑的赤兔马身上出了汗，可见关帝显过圣保驾，张勋才打败了段祺瑞。我听了这话，忙到了关老爷那里摸了摸，他那个木雕的坐骑，果然潮乎乎的。还有个太监说，今天早上他听见了养心殿西暖阁后面有叮叮当当的盔甲声音，这必是关帝去拿放在那里的那把青龙偃月刀了。听了这些话，太妃和我都到钦安殿叩了头。这天晚上大家睡了一个安稳觉，第二天一清早，内务府的真消息来了：“张勋已经逃到荷兰使馆去了……”
我的父亲和陈师傅出现了。他们都脸色发灰，垂头丧气。我看了他们拟好的退位诏书，又害怕又悲伤，不由得放声大哭。
宣统九年五月二十日，内阁奉
上谕：前据张勋等奏称，国本动摇，人心思旧，恳请听政等语。朕以幼冲，深居宫禁，民生国计，久未与闻。我
孝定景皇后逊政恤民，深仁至德，仰念遗训，本无丝毫私天下之心，惟据以救国救民为词，故不得已而允如所请，临朝听政。乃昨又据张勋奏陈，各省纷纷称兵，是又将以政权之争致开兵衅。年来我民疾苦已如火热水深，何堪再罹干戈重滋困累。言念及此，转难安朕，断不肯私此政权而使生灵有涂炭之虞，致负
孝定景皇后之盛德。著王士珍会同徐世昌迅速通牒段祺瑞，商办一切交接事宜，以靖人心而弭兵祸，
钦此！
三、北洋元老
这个退位诏并没有发出去。当时公布的只有裹夹在大总统命令中的一个内务府的声明。
大总统令
据内务部呈称：准清室内务府函称：本日内务府奉谕：前于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因全国人民倾心共和，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民国共和，并议定优待皇室条件，永资遵守等因。六载以来，备极优待。本无私政之心，岂有食言之理。不意七月一号张勋率领军队，入宫盘踞，矫发谕旨，擅更国体，违背先朝懿训。冲人深居宫禁，莫可如何。此中情形，当为天下所共谅者。著内务府咨请民国政府，宣布中外，一体闻知，等因。函知到部，理合据情转呈等情。此次张勋叛国矫挟，肇乱天下，本共有见闻。兹据呈明咨达各情，合亟明白布告，
咸使闻知。
此令！
中华民囯六年七月十七日
国务总理段祺瑞
由自认“临朝听政”的退位诏，一变为“张勋盘踞，冲人莫可如何”的内务府声明，这是北洋系三位元老与紫禁城合作的结果。想出这个妙计的是徐世昌太傅，执行的是冯国璋总统和段祺瑞总理。
紫禁城在这次复辟中的作为，被轻轻掩盖过去了。紫禁城从复辟败局既定那天所展开的新活动，不再为外界所注意了。这是醇亲王记在自己日记中的（括弧内是我注的）：
二十日。上门。张绍轩（勋）辞职，王士珍代之。质徐菊人（世昌）。往见皇帝，告知外边情形……
二十一日。上门。现拟釆用虚下渐停之法。回府。已有表示密电出发，以明态度云云。荫兄（载泽）来谈。
二十二日。上门住宿。近日七弟屡来电话信札及晤谈云云。张绍轩来函强硬云云。
二十三日。上门。回府……闻冯（国璋）已于南京继任（代理大总统）云云。张绍轩遣傅民杰来谒。六弟来函……
二十四日。由寅正余起，南河沿张宅一带开战，枪炮互放，至未正余始止射击。张绍轩已往使馆避居。
二十五日。丙辰。上门。始明白（这三个字是后加）宣布取消五月十三日以后办法（指宣布退位）。
二十八日。上门。差片代候徐太傅、段总理两处。
二十九日。初伏。差人赠于徐太傅洗尘肴馔。大雨。世相（续）来谈，据云已晤徐太傅，竭力维持关于优待条件。惟二十五日所宣布之件（指“退位诏”）须另缮改正，今日送交云。徐太傅差人来谒。申刻亲往访问徐太傅晤谈刻许。
六月初一日。壬戍。朔。上门。偕诣长春宫（敬懿太妃）行千秋贺祝（这后面贴着大总统令，将内务府的卸复辟之责的公函布告周知）。
初四日。徐太傅来答拜，晤谈甚详，并代段总理致意阻舆云。
十二日。小雨。民国于六月以来关于应筹皇室经费及旗饷仍如例拨给云云。
十四日。遣派皇室代表润贝勒往迎冯总统，甚妥洽。
十五日。差人持片代候冯总统，并赠肴馔。
十六日。上门。绍宫保（英）来谈……
十七日。上门。民国代表汤总长化龙觐见，答礼毕仍旧例周旋之……
十八日。亲往访徐太傅，晤谭甚详，尚无大碍。
二十一日。上门……收六弟自津寓今早所发来函，略同18日所晤徐太傅之意，尚好尚好……
二十一日。七弟自津回京来谈。阅报民国竟于今日与德奥两国宣战了。由绍宫保送来五月二十二日之强硬函件，存以备考。
二十九日。亲访世太傅致嘱托之意。
七月初一日。壬辰。朔。上门偕见四宫皇贵妃前云云……接七弟电语，畅谈许久。
初四日。七弟来谈，已见冯总统，意思尚好……
在日记最末一页上，可以看出了紫禁城重新取得了稳定，有了顺心的新环境，用金蝉脱壳之计溜出了社会的视线，而紫禁城外的那些失败者则成了被揭露和抨击的目标。因此，我从报上的文章和师傅们的议论中，很快地得到了互相印证的消息，明白了这次复辟的内情真相。
参加洪宪帝制的孙毓筠在上海《中华新报》上发表的一篇文字和《上海新闻报》署名“指迷”的写的一篇通讯，是大致和师傅们的消息相符。复辟的酝酿，早发生在洪宪帝制失败，袁世凯的北洋系陷于四面楚歌的时候。袁的“军师”，是一度出任国务卿，后又因反对袁世凯“僭越”称帝引退的徐世昌。这时他用密电和张勋、倪嗣冲商议说：“民党煎迫至此，不如以大政归还清室，项城仍居总理大臣之职，领握军权。”这个主意得到早有此心的张、倪二人同意，因后来没有得到驻北京的外国公使方面的支持，未敢行动。袁死后，徐州南京都开过北洋系军人首脑的会议，一再讨论过复辟的问题；袁的舆榇移到彰德，北洋系的首脑、督军们齐往致祭，在徐世昌的主持下取得了一致同意复辟的决议。
取得一致同意之后，复辟的组织实际却分为了两个中心。一个是徐州的张勋，另一个是天津的徐世昌。张勋由彰德回徐州，把督军们邀集一起（所谓第二次徐州会议）开会，决意先找外国人的支持，目标是日本。张经过天津的朱家宝（直隶省长）的关系和天津日本驻屯军的一个少将发生了接触，得到了赞助。又经过日本少将的关系，与在满蒙活动的善耆和蒙古匪首巴布扎布、徐蚌的张、倪、天津的雷震春、朱家宝等发生了关系，共同约定：俟巴布扎布的军队打到张家口，雷震春策动张家口方面响应，张、倪借口防卫京师发兵北上，如此便一举而成复辟之“大业”。这个计划后来因为巴布扎布的军队被奉军抵住，以巴布扎布被部下刺杀而流于失败。在另一个复辟活动中心徐世昌这里，他派了陆宗舆东渡日本，试探日本政界的态度。日本当时的内阁与军部并非完全一致，采取了和天津驻屯军少将相反的态度，不表示兴趣。陆宗舆的失败，曾引起津沪两地遗老普遍的埋怨，怪徐世昌用人失当。陆宗舆不但外交失败，内交弄得也很糟。他东渡之前先到徐州访问了张勋，把徐世昌和日方协商的条件拿给张勋看，想先取得张的首肯。张对于徐答应日本方面的条件倒不觉得怎样，唯有徐世昌要日方谅解和支持他当议政王，这一条把张勋惹恼了。他对陆说，原来复辟大业只成全了徐某一人？难道我张某就不配做这个议政王吗？从此，张徐二人之间有了猜忌，两个复辟中心开始分道扬镳。
过了不久，协约国拉段内阁参加已打了三年的欧战。徐世昌看出了一步好棋，认为以参战换得协约国的支持，大可巩固北洋系的地位，便怂恿段祺瑞去进行。段一心想以武力实现他的统一，参战即可换得日本贷款，以充其内战经费，因此也认为得计，于是提交国会。但国会的多数反对参战，正想夺取实权的黎元洪总统和国会联合一起反对段祺瑞，所谓府院之争发展到白热化，结果，国务总理被免职，跑到了天津。段到了天津暗地策动北洋系的督军们对黎元洪的中央闹独立，要求解散国会，同时发兵威胁京师。这又给张勋看成了好机会。他在第四次徐州会议上取得各省督军和北洋系冯、段等人的代表们一致的支持，认为自己确实做了督军们的盟主和复辟的领袖，于是骗得黎元洪把他认做是个和事老，请他到北京担任调解。阳历的六月下旬，他率领军队到了天津，先和北洋系的首领们做过接触，再迫黎元洪以解散国会为条件，然后进京，七月一日就演出了复辟那一幕。
许多报纸都分析张勋失败是由于独揽大权，造成了自己的孤立，首先他错在对于威名高于他的徐世昌，只给了一个弼德院长的空衔头，这就注定了败局。更重要的是，他当时竟忽略了既有野心又拥有“研究系”谋士的段祺瑞。他认为段早已附议复辟，在他过津时，段也没表示过任何不赞成复辟的意思，因此，他心里认为北洋的元老徐、冯、段已无问题，只差一个王士珍态度不明。最后在北京他把王士珍也拉到了手，即认为任何问题没有了，不料他刚发动了复辟，天津的段祺瑞就在马厂誓师讨逆，各地的督军们也变了卦，由拥护复辟一变而为“保卫共和”。结果是这一场复辟成全了段祺瑞，重新当上了国务总理，冯国璋也成了总统。
张勋气得暴跳如雷。他警告段祺瑞和那些督军们说：你们不要逼人太甚，把一切都推到我一人身上，必要时我会把有关的信电和会议纪录公布出来的。醇王日记说的“来函强硬”就是指的这件事。张勋这一手也很有效。原先充当他的后盾，出力支持他的德国人，在炮火中冒险把他从南河沿住处救出来，也无非是防止他变成俘虏之后，把另一方的内幕兜出去。冯、段这方面自然也知道张勋的危词的分量，因此也就没有逼他。冯、段政府公布命令为清室开脱的那天，同时发布过一项通缉康有为、万绳栻等五名复辟犯的命令，但被讨逆军的冯玉祥部队捕获的复辟要犯张镇芳、雷震春等人立刻被段祺瑞要去了，随即释放。过了半年，又明令宣布免除对一切帝制犯（从洪宪到丁巳复辟）的追究，只把张勋一人除外，而他实际上已经自由自在地走出了荷兰使馆，住到新买的漂亮公馆里。第二年，徐世昌就任总统后不到两个星期，特明令免予追究，后来张勋被委为林垦督办，他还嫌官小不干呢。
这些内幕新闻最引起我注意的，是民国的大人物、特别是当权的北洋系的元老们，都曾经是热心于复辟的人。这次他们都把张勋当做靶子来打，但对我却还是尽力维护的。
段祺瑞在讨逆的电报里说：
“该逆张勋，忽集其凶党，勒召都中军警长官三十余人，列戟会议，复叱咤命令迫众雷同。旋即挈康有为闯入宫禁，强为推戴，世中堂续叩头力争，血流灭鼻，瑾瑜两太妃痛哭求免，几不欲生，清帝孑身冲龄，岂能御此强暴？竟遭诬胁，实可哀怜！”
这样的绘声绘色，实在费尽了苦心。冯国璋在通电里也说：张勋“玩冲人于股掌，遗清室以至危”，又说：“国璋在前清时代，本非主张革命之人，遇辛亥事起，大势所趋，造成民国。”他们为什么这样为紫禁城开脱呢？又何以甚至情不自禁地抒发了自己的感情呢？我得到的唯一结论是：这些人并非真正反对复辟，问题不过是由谁来带头罢了。
在紫禁城看来，只要能捉老鼠，花猫白猫全是好猫，无论姓张姓段，只要能把复辟办成，全是好人。
所以，在冯、段上台之后，孤臣孽子们的目光曾一度集中到这两位新的当权者。在张勋的内阁中当阁丞的胡嗣瑗，是当过冯国璋的幕府的，又活动冯国璋去了。后来段祺瑞也和世续有过接洽。但在冯、段这一年任期中，事情都没有结果。因为冯、段上台之后闹了一年摩擦，北洋系由此开始分裂为直系（冯）和皖系（段）。在忙于摩擦中，冯没有给胡嗣瑗什么明确的答复就下了台。段虽然也找过世续，透露出复辟也无不可的意思，但经过丁巳事件变得更加谨慎的世续，摸不透这位靠讨伐复辟而上台的总理是什么意思，他连忙顾左右而言他，没敢接过话头。
不过冯下台后，徐世昌出任总统，情形就不同了。在复辟刚失败之后，《上海新闻报》那篇文章里有一段是最打动紫禁城的心的：
使徐东海为之，决不卤莽为是，故此次复辟而不出于张勋，则北洋诸帅早已俯首称臣……
这不但是我这刚发了皇帝瘾的人为之动心，这也是紫禁城内外的孤臣孽子们普遍的想法，至少在徐世昌上任的初期是如此。
有位六十多岁的满族老北京和我说：“民国七年，徐世昌一当上了大总统，北京街上的旗人的大马车、两把头又多起来了。贵族家里又大张旗鼓地做寿、唱戏、摆宴，闹起来了。什么‘贵族票友团’，什么‘俱乐部’也办起来了……”
有位汉族的老先生说：“民国以来北京街上一共有三次‘跑祖宗’，一次是隆裕死后那些天，一次是张勋复辟那几天，最后一次是从徐世昌当大总统起，一直到‘大婚’，算闹到了顶点……”
徐世昌是袁世凯发迹前的好友，发迹后的“军师”。袁世凯一生中的重大举动几乎没有一件不经过与这位军师的合计。据说袁逼劝隆裕“逊国”之前，他和军师邀集了冯、段等人一起商议过，认为对民军只可智取不可力敌，先答应民军条件，建立共和，等离间了民军，再让“辞位”的皇帝复位。后来袁世凯自己称帝，徐世昌是颇为不满的。我的一位亲戚听徐世昌一个外甥说过，“洪宪”撤销的那天他在徐家，正恰袁世凯来找徐。他听见袁一进了院子就喊大哥，他的舅舅也不像往常那样连忙出去迎接。袁进了客厅，他被堵在里边的烟室里没敢出来，从断断续续的语音里，他听见徐世昌在劝说袁世凯“仍旧维持原议”，袁世凯最后怎样说的就没听清。后来的事实说明，袁世凯没有照这意见办，或者想办未来得及办就死了。徐世昌自己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念头，这几乎是当时人所共知的事实。
在众目睽睽之下，民国七年九月，就任大总统的徐世昌不肯进中南海的总统府，声称在正式总统府建成之前他在自己家里办公，因为中南海的风水不好，弄得前面三位总统全没好收场。他赦免了张勋，提倡读经、尊孔，举行郊天典礼。在他任内，皇室王公有的（毓朗）当了议员，有的（载涛）授为“将军”。他无论在人前人后都把前清称为“本朝”，把我称做“上边”……
在众目达不到的地方，紫禁城和徐太傅进行着不可告人的活动。在冯国璋总统任内，内务府世续让徐世昌拿走了票面总额值二百六十万两的优字爱国公债券（这是袁世凯当总理大臣时，要去了隆裕太后全部内帑之后交内务府的，据最保守的估计，实际数目比票面还要多）。徐世昌当上总统，这笔活动费起了一定作用。徐当选总统已成定局的时候，内务府五位大臣，世续、绍英、耆龄三人做主，增崇、继禄做陪，单请了徐世昌，地点是会贤堂饭庄。在什刹海近水楼台之上，楼外芙蓉出水，楼内酒过三巡。世续问道：“大哥这次出山，有何抱负？”徐太傅慨然道：“慰亭（袁世凯）先不该错过癸丑年的时机（指民国二年袁扑灭‘二次革命’），后不该闹什么洪宪。张绍轩在丁巳又太卤莽灭裂，不得人心……”然后举杯，谦逊地说：“咱们这次出来，不过为幼主摄政而已……”后来徐世昌送了世续一副对联：“捧日立身超世界，拨云屈指数山川。”上联是恭维世续，下联则是自况其“拨云见日”之志。
这些千真万确的故事，当时身边的人并不肯直接告诉我。我只知道人们一提起了徐太傅，总是流露了很有希望的神情。我也记得从徐上台起，紫禁城又门庭若市，紫禁城的谥法、朝马似乎又增了行情，各地真假遗老一时趋之若鹜。至于和徐世昌的来往进展，师傅们却又语焉不详。有一回陈宝琛在发议论中间，以鄙夷的神色说：“徐世昌还想当议政王，未免过分。一个‘公’也就够了。”
又有一次说：“当初主张以汉大臣之女为皇后，是何居心？其实以清太傅而出仕民国，早已可见其人！”
从陈宝琛说了这些话后，紫禁城再提起徐世昌，再没有过去的那股热情。我记得陈师傅把徐称做贰臣也是徐做总统末期里的事。总之，紫禁城对徐世昌的希望是逐渐淡下去了。
会贤堂饭庄以后的情形，我始终不明其详。但是事情也是很明显的：徐世昌上台一年后，他自己的情形就很不如意，自从北洋系因冯、段摩擦而分裂为直系皖系后，奉系崛起于关外，吴佩孚在中原自成势力，徐已无力凭其北洋元老资格驾驭各方，何况段祺瑞从他一上台就和他摩擦，次年又发生震动全国的五四学生运动，北洋政府更成了众矢之的。在这样的情形中，徐太傅即使复辟心愿有多高，对清室的忠顺多么让陈师傅满意，他也是无能为力的了。
尽管徐太傅那里的消息沉寂下去了，然而紫禁城小朝廷对前途并没有绝望……
四、不绝的希望
有一天，我在御花园里骑自行车玩，骑到拐角的地方，几乎撞着一个人。在宫里发生这样的事情，应该算这个挨撞的犯了君前失礼的过失，不过我倒没有理会。我的车子在那里打了个圈子，准备绕过去了，不料这个人却跪下来不走，嘴里还说：
“小的给万岁爷请个安！”
这人身上的紫色坎肩，和太监穿的一样，不过走道的神气不像。我瞅了他一眼，看见他嘴上还有一抹胡碴子，知道他并不是个太监。我骑着车打着圈子问他：
“干什么的？”
“小的是管电灯的。”
“噢，你是干那玩意儿的。刚才没摔着，算你运气。干吗你老跪着？”
听了我的话，他不但没起来，反倒又磕起头来了，“小的运气好，今天见着了真龙天子，就请万岁爷开开天恩，赏给小的个什么爵儿吧！”
我一听这傻话就乐了。我想起了太监们告诉我的，北京街上给蹲桥头的乞丐的诨名，就说：
“行，封你一个‘镇桥侯（猴）’吧！哈哈……”
我骑车跑了，一路上大乐。回头一看，没想到他正冲着我这里磕谢恩的头呢！更想不到的是这个中了官迷的人真的找到了内务府去要“官诰”。内务府的人说：“这是一句笑话，你干吗认真？”他急了，“皇上是金口玉言，你们倒敢说是笑话，不行……”这件事怎么了结的，我不知道了。
这个笑话让我想起了常常听到的乡下传说。师傅们和太监们说，内地乡下总有人问：“宣统皇帝怎么样了？”“现在坐朝廷的是谁？”“真龙天子坐上了宝座，天下就该太平了吧？”我的英国师傅根据一本他所谓的过激派的刊物的文章说，连最反对帝制的人也承认老百姓思念皇上，反对共和。因为那文章的作者自己就遇到过那一类的问题。其实现在看来很清楚，在没有任何其他“朝代”经历，又没看过什么是真共和的情形下，老乡们念叨一下“前清”，不过是表示一下对当前灾难的痛恨而已。我的师傅们把这些诅咒眼前生活的语言拾了来，作为人心思旧的证据。这个中了“狸猫换太子”的毒的电灯匠头目的故事，又让我想起了那些传说。
这样的事在徐世昌“太傅摄政”时代的末期，也还可以时时碰到。有个给直系军队做军装发了财的商人，叫王九成的，为了想得一个穿黄马褂的赏赐，曾花过不少工夫，费了不少钞票。太监们背后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散财童子。不知他通过了什么关节，每逢年节就混到遗老中间来磕头进贡，来时带上大批钞票，走到哪里散哪里。太监们最喜欢他来，因为不管是给他引路的、传见的、打帘子的、倒茶的，以及没事儿走过来和他说句话儿的，都会有成卷儿的钞票塞到手里来。至于在各个真正的关节地方花的钱，就更不用说了。最后他真的达到了目的，得到赏穿黄马褂的“荣誉”。
为了一件黄马褂，为了将来续家谱时写上个清朝的官衔，为了死后一个谥法，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或者从遥远的地方寄奏折来。著名的绰号梁疯子的梁巨川，不惜投到北京积水潭的水坑里，用一条性命和泡过水的“遗折”，换了一个“贞端”的谥法。后来伸手要谥法的太多了，未免有损小朝廷的尊严，所以规定三品京堂以下的不予赐谥，以为限制。至于赏紫禁城骑马，赏乘坐二人肩舆，赐写春条、福寿字、对联，等等，限制就更严些，不但是王公大臣，就是一些民国的将领们也认为是最难得的“殊荣”。那些官职较低或者在前清没有“前程”，但又没有王九成那种本钱，走不进紫禁城的人，如当时各地“商绅”之类，他们另有追求的目标，这便是等而下之求遗老们给死了的长辈灵牌上“点主”，写个墓志铭，在儿女婚礼上做个证婚人。上海地皮大王英籍犹太人哈同的满族籍夫人姬陀罗，曾把清朝最末一位状元刘春霖，以重礼聘到上海，为他准备了特制的八人绿呢大轿，请他穿上清朝官服，为她的亡夫灵牌点主。类似的举动也发生在当时一位所谓新文士、洋博士的身上。我十五岁时由于听庄士敦师傅的介绍，知道了有位提倡白话文的胡适博士。庄士敦一边嘲笑他的中英合璧的“匹克尼克来江边”的诗句，一边又说：“不妨看看他写的东西，也算一种知识。”我因此动了瞧一瞧这个新人物的念头。老实说，这和我挨个儿传见太医时的心理一样，不过是好奇而已。有一天，在我这好奇心发作之下，打了个电话给他，没想到一叫他就来了。这次会面情形预备后面再谈，这里我要提一下在短暂的而无聊的会面之后，我从胡适给庄士敦写的一封信上发现，原来洋博士也有着那种遗老似的心理。他的信中有一段说：
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地！
总之，我在紫禁城的最后几年，尽管从最后几位大总统那里得到的希望越来越少，但随着我的年岁渐长，与社会上的间接接触渐多，我却越发相信“人心思旧”这句鬼话是真的。我心里的希望在增长，欲望日益强烈。
那些王公大臣们在这几年里的心情不一定和我一样，但也肯定有相似之处。比如从外国报纸上得到的精神鼓舞，我想他们绝不会次于我的（他们知道的外国报纸的消息比我从庄士敦嘴里听到的更多更详细，而且他们在张勋复辟失败后，这方面也比我懂得更多）。现在不妨把我找到的当时庄士敦讲给我听过的最典型的一段外国文章看看。这是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九日天津《华北每日邮电》的一篇题为《另一次复辟是不是在眼前？》的社论的一段：
共和政府的经历一直是惨痛的。今天我们看到，南北都在剑拔弩张，这种情形只能引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共和政体经过了试验并发现有缺点。这个国家的中坚分子——富人阶层和士绅很厌恶种种互相残杀的战争，我们深信，他们一定会衷心拥护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它能确保十八省的太平就行。
不要忘记保皇者是有坚强阵容的。他们对共和政体从来不满，但由于某种原因，他们近几年保持着缄默。显然他们同情着军阀的行动，他们有些知名之士奔走于军人集会的处所，并非没有意义。
那些暗地赞同和希望前皇帝复辟成功的人的论点是，共和主义者正在破坏这个国家，因而必然采取措施——甚至是断然措施——来恢复旧日的欣欣向荣、歌舞升平的气象。
复辟帝制绝不会受到多方面的欢迎，相反，还会受到外交上的相当大的反对，反对的公使馆也不止一个。可是，只要政变成功，这种反对就必然消失，因为我们知道：成者为王败者寇。
在王公大臣们的心里，大概没有比这样的声音更好听的了。他们从民国以来的事实，加上丁巳复辟的失败，得到最重要的知识，就是洋人的可贵。“成功”的例子，第一个就是得到英国朱尔典好感的袁世凯，轻而易举地把政权从隆裕的手里接了过来。失败后得以保全的例子那就更多了。善耆和溥伟起事失败，跑进旅顺大连，就变成安然无事；黎元洪在辫子兵的威胁下，辫子兵的大师在讨逆军的威胁下，先后跑进了外国使馆，也都变成安然无事。在北洋系未分裂前，眼光还放在北洋领袖们身上的王公大臣们，现在都明白了比北洋领袖和任何督军更有力量的还是洋人；和洋人拉好关系是进可以取，退可以守，这是王公大臣们一致的意见。在这一致的基础上，他们才给我请了英国的师傅，准备把我训练成一个可以直接和洋人发生接触的人，这样至少在我成年之前，“卧薪尝胆”之后，我可以像他们放在靠近洋人的地方的其他珍宝一样，必要时得到保险。
当然，尽管在外国人的报纸上有了那么多的鼓励性的话，直接决定小朝廷的安危和前途福祸的，还是那些拿枪杆子的军人。正如《华北每日邮电》所说，“奔走于军人集会的处所，并非没有意义”。我记得这年（一九一九）的下半年，紫禁城小朝廷和老北洋系以外的军人有了并非泛泛之交。第一个交际对象是奉系的首领，张作霖巡阅使。
起初，紫禁城收到了奉天汇来的一笔代售皇产庄园的款子，是由我父亲收转的。我父亲去函致谢，随后内务府选出两件古物，一件是《御制题咏董邦达淡月寒林图》画轴，另一件是一对乾隆款的瓷瓶，用我父亲的名义馈赠张作霖，由一位三品专差唐铭盛直接送到奉天。张作霖派了他的把兄弟、当时奉军的副总司令，也就是后来当了伪满国务总理的张景惠，随唐铭盛一起回到北京，答谢了我的父亲。从此，醇王府代表小朝廷和奉军方面有了深一层的往来。在张勋复辟时，曾有三个奉军的将领（张海鹏、冯麟阁、汤玉麟）亲身在北京参加了复辟，现在又有张景惠、张宗昌被赏赐紫禁城骑马。张宗昌当时是奉军的师长，他父亲在北京做八十岁大寿，我父亲特亲往祝贺。民国九年，直皖战争中直系联合了奉系打败了皖系，直系首领（冯国璋已死）曹锟和奉系首领张作霖进北京之后，小朝廷派了内务府大臣绍英亲往迎接，醇王府更忙于交际。因为一度听说张作霖要进宫请安，内务府大臣为了准备赐品，特意到醇王府聚议一番。结果决定，在预定的一般品目之外，加上一把古刀。我记得张作霖没有来，又回奉天去了。两个月后，醇王身边最年轻的一位贝勒得了张作霖顾问之衔，跟着就到奉天去了一趟。皖系失败，直奉合作期间，北京的奉天会馆成了奉系的将领们聚会的地方，也是某些王公们奔走的地方。连醇王府的总管张文治也成了这里的常客，他和张景惠在这里拜了把兄弟……
这两年，又和张勋复辟前的情况差不多，复辟的“谣传”弄得满城风雨。有一个外国记者向在野的黎元洪问起这件事，黎元洪说：“迟早会又闹出这个复辟来，但是成功不了。”可见这是公开的传说。我在这时和张勋复辟那时不同，可以听到较多的消息了。除了报纸，师傅们给了我较前更多的新闻。不过，陈宝琛师傅透露给我的消息不如庄士敦的多了。庄士敦师傅曾把外国报上的消息告诉过我，其中有一段他后来写进了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黄昏》中。这是登在民国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也就是醇亲王派人到奉天送礼品和张景惠来北京之后的两个月）英文《导报》上的发自奉天的消息：
近来在此间人士尤其是张作霖将军部下中间盛传一种谣言，说将在北京恢复满清帝制以代替民国政府。根据种种断言，这次帝制将由张将军发动，合作的则有西北的皇族和军事领导人，前将军张勋也将起重要作用……说是甚至于徐总统和前冯总统，鉴于目前国家局势以及外来危险，也都同意恢复帝制……至于曹锟、李纯以及其他次要的军人，让他们保持现有地位再当上王公，就会很满足了。
我从庄士敦那里得知这段新闻，是比较靠后一些时间，因为我记得他同时还讲过一些比这个消息晚得多的其他关于张作霖活动复辟的传说。大概这类消息一直传播到民国十一年，即张作霖又败回东北时为止。这些消息我从中文报纸上也看到过一些（上海报为多）。我对上面这条消息印象特别深刻，因为这条消息是最先使我从心底出现了欣喜之情，同时也让我得以理解，为什么奉军首领们对紫禁城那样热诚，为什么端康“千秋”时张景惠也夹在王公大臣之间来磕头，为什么人们说奉天会馆特别热闹，某些王公们那样兴致勃勃。
但正当我刚刚有点明白，刚刚对张作霖有了热情的时候，昨天还合作着的直奉两系，突然也发生了摩擦，开起火来了。结果是奉军失利，又跑到山海关外去了。
奉军败走，徐世昌接着忽然下台；直军统治了北京，在张勋复辟时被赶下台的黎元洪又二次当了总统。在这次政局变动中，紫禁城又发生了新的惊慌。这次和张勋复辟那次不同的，是已经有了像庄士敦这样可以起保险作用的人，王公大臣们就请求庄士敦带我到英国使馆去避难。庄士敦和英国公使贝尔利·阿尔斯顿勋爵商议了之后，回答说，英国公使馆可以给庄士敦个人拨出一些房间，必要时我可以作为庄士敦的私人客人住到里面去，同时英国人又找葡萄牙和荷兰公使馆交涉好，必要时可以容纳皇室其他的人去避难。这样安排好了，后来却没有出现那种必要的情况。这里有一事件值得一说。在奉军败走，徐世昌下台之后不久，我由于种种的不安和其他后来要谈到的原因，忽然又请求庄士敦，立即带我出洋，并且叫他预备好汽车接我，我打算不征求王公大臣们的同意就离开这里。我这个请求是突然之间把他找来提出的。这位英国师傅被这意外的事情弄得怔住了，他几乎是来不及思索地就回答我：“这是不合时宜的，陛下要冷静考虑到，徐总统刚逃出北京，皇帝陛下立刻从紫禁城失踪，这会引起联想，说徐世昌和清室有什么阴谋。再说，在这种情形下，英国也不会接受陛下……”
当时我却没有这种联想的本领，因为人们不曾告诉我，张、徐之间以及张、徐与小朝廷之间暗中发生的事情，当然更想不到直奉战争之发生以及这一场胜负和东交民巷的关系。我当时一听这个要求办不到，只好拉倒，不去多费脑筋了。
这是民国十一年春夏间的事。紫禁城登了报，声明说清室和奉军有什么关系不过是个谣言，以后也没发生什么问题。第二年，直系的首领曹锟用五千元买一张选票的办法，贿赂议员选他当上了总统。紫禁城对这位直系首领的恐惧刚刚消失，又对另一位直系首领，声望日高而实力日益强大的吴佩孚发生了兴趣。在我民国十一年结婚之前，我知道王公大臣们安排过给吴佩孚送礼的事。我结了婚，按例算做成人，王公大臣们办事要向我直接谈了。新来的遗老、后来当伪满的第一任国务总理的郑孝胥就向我献策说，吴佩孚是个最有希望的军人，他素来以关羽自居，心存大清社稷，大可前去游说。这年吴佩孚在洛阳做五十大寿，在我同意之下，郑孝胥带了一份厚礼前去拜寿。但吴佩孚的态度若即若离，总没有明白的表示。后来康有为也游说他，康有为把他和吴的往来信札也给我看了，也没得到肯定的结果。事实上吴的得意时代也太短促了，就在他做寿的第二年，直奉又发生战争，吴佩孚部下的冯玉祥“倒戈”宣布和平，结果吴佩孚一败涂地，我也在紫禁城坐不住，被冯玉祥的国民军赶了出来。
在我结婚前最后这几年沧海白云之间，小朝廷里王公大臣们心情变化并不完全一样，主张越来越分歧。和年轻的王公正相反，表现最为消极的是内务府领衔大臣世续。他从丁巳复辟起，越来越泄气，后来成了完全灰心悲观的人。他甚至和人这样说过：就算复辟成功，对我也没有什么好处。他的理由是那些不知好歹的年轻王公必定更有恃无恐地胡闹，直到闹出一场比辛亥更大的乱子为止。他又说，就算王公出息多了，出不了乱子，我这位皇帝自己也保不了自己的险，说不定会给自己弄个什么结局。他最后的主张，是给我选一门理想的亲。他认为最好选一门没落贵族，因为这种人家的女儿会过日子，不至于把我的“家产”毁得太快；如果不这样，就和蒙古王公结亲，以便必要时我可以跑到老丈人家去过日子。如果我当时听到他的议论，准会气死，但今天我却不得不佩服他有知人之明。世续死于我结婚前一年左右，他去世前一年即因病不多问事，代替他的是绍英。绍英的见识远不如他的前任，谨慎小心胆小怕事则有过之。在绍英心里，只有退保，决无进取打算。他要保守的与其说是我这个皇上，倒不如说保的是“优待条件”。因为保住这个东西就等于保住了他的一切——从财产生命到他的头衔。他是首先从庄士敦身上看到这种保险作用的。他宁愿把自己的空房子白给外国人住，也不收出高租金的中国人为房客。庄士敦自己不愿意领他这份情，帮忙给找了一个外国人做了他的邻居，在他的屋顶上挂上了外国的国旗，因此他对庄士敦是感恩不尽的。
处于最年轻的王公和最年老的内务府大臣之间的是陈宝琛师傅。他不像世续那样悲观，也不像绍英那样除了保守优待条件以外，别的事连想也不想。他是深信将来“圣德日新”，到时候必然“天与人归”的。他不像年轻的王公们对军人们那么感兴趣，他并不反对和军人们联络，他甚至自己亲自出马去慰劳过冯玉祥。在商议给军人送礼时，出主意的也有他一份，不过，他一向对军人不抱多少希望。他的希望正相反，是放在军人火并的最后结局上，他认为到那时自然民国垮台，出现“天与人归”的局势。自从张勋失败，陈宝琛总是翻来覆去给我讲《孟子》这一段：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一直到我结婚前后，陈师傅始终是我的灵魂，他的教导被我奉为圭臬。他的意见代表了我周围许多遗老的想法。遗老们一贯爱说的就是遵时养晦、卧薪尝胆、“皇上春秋鼎盛，圣德日新……”之类的话。后来来了郑孝胥、罗振玉以及金梁这些被陈宝琛看做二流的遗老，陈师傅的话在我心里又显得有些腐旧了。不过他还是对我的主要支配力量。开始削弱他的影响的是英国师傅庄士敦。
五、庄士敦
我第一次看见外国人，是有一年隆裕太后招待外国公使夫人们的时候。那些外国妇女们的奇怪服装，特别是她们的眼睛五颜六色，头发眼眉连眼睫毛都是黄的，让我觉得又寒碜，又可怕。不过我还没看见过外国的男人，从石印的画报上，我看到的是他们嘴上都有个大八字胡，裤腿上都有一条线，手里都有一根棍子。据太监们说，外国人的胡子很硬，胡梢上都可以挂一只灯笼，外国人的腿很直，所以，在庚子那年有位大臣给西太后出主意说，和外国兵打仗只要用竹竿子把他们捅倒，他们就爬不起来了。至于外国人手里的棍子，太监说叫做“文明棍”，是打人用的。我的陈宝琛师傅到过南洋，见过外国人，他给我讲的国外知识逐渐代替了幼时的印象和来自石印画报和太监们的传说，但当我听说要来个外国人做我的师傅的时候，我这十四岁的少年仍满怀着新奇而不安之感。
我的父亲和中国师傅们“引见”雷堪奈尔德·约翰·弗莱明·庄士敦先生的日子，是一九一九年三月四日，地点就是毓庆宫。首先，是按着接见外臣的仪式，我坐在宝座上，他走进屋门，向我行一鞠躬礼，然后前进到我座前，又行一鞠躬礼，我起立和他行握手礼，他退后一步，又行一鞠躬礼，退出门外。这个礼行完了他再进来，我又向他行一鞠躬，这算是师生的见面礼。这些礼都完了，在朱益藩师傅陪坐下，开始上课。
在礼来礼往之间，我发现庄士敦师傅倒并不十分可怕。他的中国话非常流利，比陈师傅的福建话和朱师傅的江西话还好懂。庄师傅那年大约四十岁多一点，显得比我父亲苍老，而动作却敏捷灵巧。他的腰板很直，我甚至还怀疑他的衣服里有什么铁架子撑着。他没有什么八字胡和文明棍，自然他的腿也能打弯，但总给我一个硬邦邦的感觉。特别是他的一双蓝眼睛和惨白头发，看着很不舒服。
他来了大概一个多月之后，这天他讲了一会儿书，忽然回头恶狠狠地看了悄悄地立在墙壁跟前的太监一眼，涨红了脸，愤愤地对我说：
“内务府这样对待我，是很不礼貌的。为什么别的师傅上课没有太监，唯有我的课要一个太监站在那里呢？我不喜欢这样。”他把喜的音念成see，“我不喜欢，我要向徐总统提出来，因为我是徐总统请来的！”
后来太监果然不再站在那里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和徐总统说的，也不知徐世昌又是怎么和内务府说的，不过，我感到这个外国人很厉害，所以在最初，我倒是规规矩矩地跟他学英文，不敢像对中国师傅那样，念得腻烦了就瞎聊，甚至叫师傅放假。
这样的日子并不长。过不了两三个月，我就发现，这位英国师傅和中国师傅们相同的地方越来越多。他不但和中国师傅一样恭顺地称我为皇上，而且也一样地在我念得烦厌的时候，推开书本陪我闲聊，讲些山南海北古今中外的掌故。根据他的建议，英文课也添了一个伴读的学生，和中国师傅的做法一模一样。
这位苏格兰老夫子是英国牛津大学的文学硕士。他到宫里教书是由于老洋务派遗老李经迈（李鸿章之子）的建议，经徐世昌总统代向英国公使馆交涉，正式被清室聘来的。他曾在香港英总督那里当秘书，入宫之前，是英国租借地威海卫行政长官。据他自己说，他在亚洲已度过二十多年，在中国走遍了内地各省，游遍了名山大川，古迹名胜。他通晓中国历史，熟悉中国各地风土人情，对儒墨释老都有研究，对中国古诗特别欣赏。他读过多少经史子集我不知道，我却看见过他真像中国师傅一样，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读唐诗。
他和中国师傅们同样地以我的赏赐为荣。他得到了头品顶戴，专门做了一套清朝袍褂冠带，穿戴整齐地站在他的西山樱桃沟别墅门前，在我写的“乐静山斋”四字匾额下面，拍成照片，广赠亲友。内务府在地安门里油漆作一号租了一所四合院住宅，给这位单身汉的师傅住。他把这个小院布置得俨然像一所遗老住宅，一进门，在门洞里可以看见四个红底黑字的“门封”，一边是“毓庆宫行走”“赏坐二人肩舆”，另一边是“赐头品顶戴”“赏穿带膆貂褂”。每逢受到重大赏赐，他必有谢恩折，这是第一次得到二品顶戴的赏赐后写的：
臣庄士敦跪
奏为叩谢天恩事。宣统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钦奉谕旨：庄士敦教授英文，三年匪懈，著加恩赏给二品顶戴，仍照旧教授，并赏给带膆貂褂一件，钦此。闻命之下，实不胜感激之至。
谨恭折叩谢
皇上
天恩。谨
　　　　　　奏。
庄士敦采用《论语》“士志于道”这一句，给自己起了个“志道”的雅号。他欣赏着中国茶或中国的牡丹花，和遗老们谈古论今。他到回国养老后，在家里专辟一室，陈列着我的赐物和他的清朝朝服、顶戴等物，在自己购置的小岛上悬起“满洲国”的国旗，以表示对皇帝的忠诚。然而，最先造成我们师生的融洽关系的，是他的耐心。今天回想起来，这位爱红脸的苏格兰人能那样地对待我这样的学生，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有一次，他给我拿来了一些外国画报，上面都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叫欧战）的图片，大都是显示协约国的军威的飞机、坦克、大炮之类的东西。我让这些新鲜玩意儿吸引住了。他看出了我的兴趣，就指着画报上的东西在旁作讲解，坦克有什么作用，飞机是哪国的好，协约国军队怎样的勇敢……起初我听得还有味道，不过只有一会儿工夫我照例又烦了。我拿出了我的鼻烟壶，把鼻烟倒在桌子上，在上面画起花来。庄师傅一声不响地收起了画报，等着我玩鼻烟，一直等到下课的时候。还有一次，他给我带来一些外国的糖果，那个漂亮的轻铁的盒子，银色的包装纸，各种水果的香味，让我大为高兴。他就又讲起那水果味道是如何用化学方法造成的，那些整齐的形状是机器制成的。但是，什么叫做化学，机器如何巧妙，我一点也听不懂，也不想懂。我吃了两块糖，想起了桧柏树上的蚂蚁，也想让它们尝尝化学和机器的味道，于是我就跑到跨院去了。这位苏格兰老夫于是又守着糖果盒子等在那里，一直等到下课。
庄师傅教育我的苦心，我也逐渐地明白，而且感到髙兴，愿意听从。他的教育不只是英文，或者说，英文倒不重要，三年间我只不过学了一部英文四书和一本童话书，他更注重的是教育我像个他所说的English Gentleman（英国绅士）那样的人。我十五岁那年，决心完全照他的样来打扮自己，叫太监到街上给我买了一大摞西装来。我穿上一套完全不合身、大得出奇的西服，而且把领带像绳子似的系在领子的外面，当走进毓庆宫叫他看见的时候，他简直气得发了抖，叫我赶快回去换下来。第二天，他带来了裁缝给我量尺寸，定做了英国绅士的衣服。后来他说：
“如果不穿合身的西装，还是穿原来的袍褂好。穿那种估衣铺的衣服的不是绅士，是……”他转头对溥佳说，“我不希望你像个Beggar boy（乞儿）！”
“假如皇上将来出现在英国伦敦，”他常对我说，“总要经常被邀请参加茶会的。那是比较随便而又重要的聚会，举行时间大都是星期三，在这里可以见到贵族、学者、名流，以及皇上有必要会见的各种人。衣裳倒不必太讲究，但是礼貌十分重要。如果有人喝咖啡像灌开水似的，或者拿点心当饭吃，或者叉子勺儿叮叮当当地响，那就坏了。在英国，吃点心喝咖啡是Refreshment（恢复精神），不是吃饭……”
尽管我对庄士敦师傅的循循善诱不能完全记住，我经常在吃第二块点心的时候就把吃第一块时记住的忘得一干二净，可是画报上的飞机大炮、化学糖果和茶会上的礼节所代表的西洋文明，还是深深印进了我的心底。从看欧战画报起，我有了看外国画报的爱好，我首先从画报上的广告得到了冲动，立刻命令内务府给我向外国定购画报上的洋犬和外国皇冠上那样的钻石。我按照画报上的样式，叫内务府给我买洋式家具，在养心殿装设地板，把紫檀木装铜活的炕几换成了抹着洋漆、装着白瓷把手的炕几，把屋子里弄得不伦不类。我按照庄士敦的样子，大量购置身上的各种零碎：怀表、表链、戒指、别针、袖扣、领带，等等。我请他给我起了外国名字，也给我的弟弟妹妹们和我的“后”“妃”起了外国名字，我叫亨利，婉容叫伊丽莎白。我模仿他那种中英文夹杂着的说话方法，成天和我的伴读者用这种话来交谈：
“威廉姆（溥杰的名字），快给我把pencil（铅笔）削好……好，放在desk（桌子）上！”
“阿瑟（溥佳的名字），today（今天）下晌叫莉莉（我三妹的名字）他们来，hear（听）hear外国军乐！”
说的时候，洋洋得意。听得陈宝琛师傅皱眉闭目，像酸倒了牙齿似的。
总之，后来在我眼里，庄士敦的一切都是最好的。甚至连他衣服上的樟脑味也是香的。庄士敦使我相信西洋人是最聪明、最文明的人，而他正是西洋人里最有学问的人。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料到，他竟能在我身上产生这样大的魅力：他身上穿的毛呢衣料竟使我对中国的丝织绸缎的价值发生了动摇，他口袋上的自来水笔竟使我因中国的毛笔宣纸而感到自卑。自从他把英国兵营的军乐队带进宫里演奏之后，中国的丝弦我就更觉不能入耳，甚至连丹陛大乐的威严也大为削弱。只因庄士敦讥笑说中国人的辫子是猪尾巴，我这才明白脑袋后的这东西确实不雅观，立刻毫不犹疑地把它剪掉了，和谁也没商量。
顺便说一下，那次剪辫子的影响真是不小。从民国二年起，民国当局的内务部就几次给内务府来函，请紫禁城协助劝说旗人剪辫，也劝说紫禁城里也剪掉它，语气都非常和婉，更没提到我的头上以及大臣们的头上，主要的还是希望劝说旗人执行，因为有许多人借口在宫中当差而拒绝剪辫。内务府用了不少理由去搪塞内务部，甚至辫子可做识别进出宫门的标志也作为一条理由。这件事拖了好几年，紫禁城内依旧是辫子世界。没想到庄士敦教了我不到一年，我就首先自己剪了辫子，我这一剪，几天工夫千把条（除了几个内务府大臣和三位中国师傅）的辫子全不见了。如果把间接影响算上，还不止此数。因为溥杰、溥佳和毓崇回家之后也借口奉旨剪了辫子，这在各王府里也造成了影响。归根结底，这还是庄师傅的作用。
那次剪辫子惹得太妃们痛哭了一场，老师们也闷闷不乐，各地的遗老们知道了也少不得有人流泪叹气，因为头上有个辫子和紫禁城有个皇帝，同样是具有最大象征意义的事情。庄士敦的出现，一下子给去掉了一半，这还不算，后来他又建议让皇帝迁出紫禁城，搬到颐和园去住，有些遗老简直给他气疯了。最让内务府大臣不满的是，庄士敦还建议派精明的汉大臣参加内务府，而庄士敦经常把听来的关于内务府里有人和外面的古玩商勾勾搭搭的消息告诉我，内务府也能猜得到。这些事造成了内务府的司员们对庄士敦越来越不满意，但是又没办法，因为一则内务府大臣们舍不得丢掉这个保险票，一则他越来越受我的信任，即使有人想把他挤走也不可能了。
那时宫内开支仍然十分庞大，而民国供给的经费年年拖欠，内务府为了筹办经费，每年都要拿出古玩、字画、金银、瓷器去变卖和抵押。我逐渐地从庄士敦这里，也从一些报纸的隐晦的消息里知道里面有鬼，至少是售价很吃亏。我对于这类事本来不操心，不过有一次我听说要卖掉一座有一人高的金塔，起了疑心，才想起要过问一下。我想起了庄士敦说过，内务府拿出的金银制品如果当做艺术品来卖，都是有很高价值的，可是听说每次都是按重量卖，吃了很大的亏，除非是傻子才这样干。我把内务府的人叫来问这个金塔是怎么卖法。一听说，果然是按重量卖的，我立刻大发脾气：
“这除非是傻子才干的事，你们就没有一个聪明人吗？”
内务府的人大概认为这是庄士敦拆他们的台，他们想了一个对付庄士敦的办法，把金塔抬到庄士敦的家里，说是皇上请他代售。庄士敦立刻看穿了这个把戏，大怒道：“假如你们不拿走，我马上奏明皇上！”
在我结婚前后，毓庆宫的最后一年里，庄士敦已是我的灵魂的一部分。我们谈论课外问题所占用的上课时间已经越来越多，谈论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他给我讲过英国王室的生活，各国的政体国情，大战后的列强实力，世界各地风光——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土地上的风物，中国的内战局势，中国的“白话文运动”（他这样称呼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西方文明的关系，他谈论到复辟的可能性和不可靠的军阀态度……
有一次他说：“从每种报纸上都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人民是思念大清的，连穷乡僻壤里的农人也要询问皇帝陛下的消息，每个人对共和制都厌倦了。我想暂且不必关心那些军人们的态度，皇帝陛下也不必费那么多时间从报纸上去寻找他们的态度，也暂且不必说他们拥护复辟和拯救共和的最后目的有什么区别，这都不必去谈，总而言之，陈太傅的话是对的，皇帝陛下圣德日新是最要紧的。所谓圣德日新，总不是在紫禁城的天地中的事。在欧洲，特别是在英王陛下的土地上，在英王太子读书的牛津大学里，皇帝陛下总是可以得到许多必要的知识，展开必要的眼界的……”
在我动了留学英国的念头之前，他已给我打开了不小的“眼界”——如果这可以叫做眼界的话。经过他的介绍，紫禁城里出现过英国海军司令，香港英国总督，日本驻天津总领事，二次大战之后当过首相的吉田茂……每个人对我都是彬彬有礼地表示了对我的尊敬，称我为皇帝陛下。
我对欧化生活的醉心和对庄士敦亦步亦趋的模仿，也并非完全使这位外国师傅满意。比如穿衣服，他就另有见解，或者说，他另有对我的兴趣。在我结婚那天，我就有了这种的感觉。那天我在招待外国宾客的酒会上露过了一面，祝了酒，回到养心殿后，脱下我的龙袍，换上了我平常爱穿的一套西式猎装。这时，庄士敦带着他的朋友们来了。一位外国老太太眼尖，她首先看见了我站在廊子底下，就问庄士敦：
“那个少年是谁？”
庄士敦看见了我，打量了一下我这身装束，立刻脸上涨得通红，那个模样简直把我吓了一跳，而那些外国人脸上做出的那种失望的表情又使我莫名其妙。外国人走了之后，庄士敦的气还没有消，简直是气急败坏地对我说：
“这叫什么样子呵？皇帝陛下！中国皇帝穿了一身西洋的猎装，我的上帝……”
六、结婚
当王公大臣们奉了太妃们之命，向我提出我已经到了“大婚”的年龄的时候，我是当做一件“龙凤呈祥”天经地义的事来接受的。如果说我对这件事还有点个人兴趣的话，那是因为结婚是个成人的标志，经过这道手续，别人就不能把我像个孩子似的管束了。
对这类事情最操心的是老太太们。民国十年年初，即我刚过了十五周岁的时候，太妃们就找了我父亲商议这件事，并且召集了十位王公，参与议婚。从议婚到成婚，经历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在这中间，由于庄和太妃和我母亲的先后去世，师傅们因时局不宁谏劝从缓，特别是发生了情形颇为复杂的争执，议婚曾有过几起几落，不能定案。
议婚的事提起了不多天，庄和太妃去世。剩下的三个太妃，对未来“皇后”人选，各有打算。主要的是一直不和睦的敬懿和端康之间发生了争执，两个太妃都想找一个跟自己亲近些的当皇后。这个争执不单是由于老太太的偏爱，而是和将来自己的地位大有关系。敬懿太妃原是同治的妃，她总忘不了慈禧在遗嘱上把我定为承继同治、兼祧光绪的这句话，隆裕太后在世时不满不睬这一套，并不因为这句话而对同治的妃有什么尊重的表示，反而把同治的妃打入冷宫，是使她非常仇恨的。隆裕死后，虽然太妃被我一律以皇额娘相称，但袁世凯又来干涉“内政”，指定端康主持宫中，因此，敬懿依然不能因“正宗”而受到重视，她的夙志未偿，对端康很不服气。我和端康吵架时受到她的暗中支持，就是这个道理。议婚过程中，这两个太妃都把“册立皇后”问题看做取得优势的重要步骤，各自提出了自己中意的候选人，互不相让。
最有趣的是我的两位叔父，就像从前一个强调海军，一个强调陆军，在摄政王面前各不相让的情形一样，也各为一位太妃奔走。“海军”主张选端恭的女儿，“陆军”主张选荣源的女儿。为了做好这个媒，前清的这两位统帅连日仆仆风尘于京津道上，匆匆忙忙出入于永和宫和太极殿。
究竟选谁，当然要“皇帝”说话，这就是要“钦定”一下了。同治和光绪用的办法，是把候选的姑娘们都找来，站成一排，由未来的新郎当面挑拣，挑中了的当面做出个记号来——我听到的有两个说法，一说是递玉如意给中意的姑娘，又有说是把一个荷包系在姑娘的扣子上。到我的时代，经过王公大臣们的商议，认为把人家闺女摆成一溜挑来挑去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就改为挑照片的办法，我看着谁好，就用铅笔在照片上做个记号。
当然，过去未婚的皇帝这个做法也不能证明婚姻是完全由他自主的，慈禧就因为同治选的皇后不称她的心，到光绪选后的时候，便硬作主张，强使光绪不得不选了她的侄女那拉氏（隆裕）。所以，光绪的“自主”，不过走个形式。我这次选“对象”，太妃们本想事先取得一致意见再向我授意的，可是她们争执不下，结果倒达成临时协议，要让我自己做主挑一个。
照片送到了养心殿来，一共是四张。这四位姑娘的玉容，在我看来，都是一个模样，每位都有个像纸糊的桶子似的身段，脸部很小，实在也分不出丑俊来，如果一定要比较，也只能比一比谁的旗袍花色特别些。我那时既想不到什么终身大事之类的问题，也没有个什么标准，我不费思索地在一张似乎顺眼一些的相片上，用铅笔画了一个圈儿。
这是满洲额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名叫文绣，又名惠心，比我小三岁，看照片的那年是12岁。这是敬懿太妃所中意的姑娘。这个挑选结果送到太妃那里，端康太妃不满意了，她不顾敬懿的反对，非叫王公们来劝我重选她中意的那个不可，理由是文绣家贫寒，长得也不好，而她推荐的这个是个富户，又长得很美。这是满洲正白旗郭布罗氏荣源家的女儿，名婉容，字慕鸿（后来在天津有个驻张园的日本警察写了一本关于我的书，把慕鸿写成秋鸿，以后以讹传讹，又成了鸿秋），和我同岁，看照片那年是十五岁吧。我听了王公们的劝告，依然没走什么脑子，心里想你们何不早说，好在用铅笔画圈不费什么事，于是我又在婉容的相片上画了一下。
可是敬懿和荣惠两太妃又不愿意了。不知太妃们和王公们是怎么争辩的，结果荣惠太妃出面对我来说：“既然皇上已经圈过文绣，她是不可能再嫁给臣民了。”因此，可以纳为妃。我想，一个老婆我还不觉得有多大的必要，怎么一下子还要给我两个呢？我不大想接受这个意见。可是禁不住王公大臣根据祖制说出“皇帝必须有后有妃”的道理，我想这也是真的，中国皇帝历代也没有听说谁只有一个老婆，既然这是皇帝的特点，我当然要具备，于是我也答应了。
这个选后妃的过程，说得简单，其实是用了一年的时间才这样定下来的。定下了之后，王公们去找徐世昌，这位一度想当国丈的大总统，表示了同意，答应了到举行婚礼时给予各方照顾，这就是说，排场摆起来，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这时直奉战争发生了，婚礼拖了下来，直拖到民国十二年年初（阴历年前），这时徐世昌已经下台，而大规模的婚礼筹备工作已经收不住辔头，虽然筹备的王公们对二次上台的黎元洪总统不像对徐世昌那么信赖，可是还是大办起来了。
我知道有一部分大臣，事先对于准备采取这样大的婚礼规模，是以为不智的，认为这必定对社会发生一种刺激，弄不好很可能引起攻击，而徐世昌下台、张作霖败走后的当权人物是否肯给包庇下来，也还有疑问。但是事情的结果，却是出乎这部分人的意外，使大部分在徐、张下台后变成垂头丧气的王公大臣、遗老遗少们，不啻吃了一服还魂汤。
首先是民国当局答应给的支持，即使徐世昌在台上也不过如此。民国的财政部写来一封颇含歉意的信给内务府，说经费实在困难，以致优待岁费不能发足，现在为助大婚，特意从关税款内拨出10万元来，其中两万，算民国贺礼。同时，“步军统领衙门”特派官兵担任警卫。计开：
“大征礼”随行警卫及荣源宅门前警卫官长两名，士兵十二名；
“淑妃进宫”沿途及神武门、“妃邸”门前官员三十一名，士兵四百一十六名；
“行册立礼”沿途及神武门、“后邸”门官员三十四名，士兵四百五十八名；
“皇后凤舆”沿途及神武门、“后邸”门官兵三百八十余名；
“大婚典礼”沿途及神武门、“后邸”门官兵六百零一名；
“皇后妆奁进宫”沿途及神武门、“后邸”门官长二十二名，目兵二百零六名，“淑妃妆奁进宫”同上，在东华门、新安门前拦阻行人用官长八员，目兵一百名。
总起来，大约出动了陆军官兵二千四百九十八人次。另外，还有大批宪兵、警察、保安队、消防队，不必都统计了。
本来按民国的规定，只有神武门属于清宫，这次破例，特准“凤舆”从东华门进宫。
全部婚礼全部仪程是五天：
十一月二十九日午时，淑妃妆奁入宫。
十一月三十日午刻，皇后妆奁入宫。巳刻，皇后行册立礼。丑刻，淑妃入宫。
十二月一日子刻，举行大婚典礼。寅刻，迎皇后入宫。
十二月二日，帝后到景山寿皇殿向列祖列宗行礼。
十二月三日，帝在乾清宫受贺。
在这个仪程之外，还有从婚后次日起连演三天戏。在这个礼仪之前，即十一月十日，还有几件事是预先做的，即纳彩礼，晋封四个太妃（四太妃从这天起才称太妃）。事后，又有一番封赏荣典给王公大臣，不必细说了。
这次举动最引起社会上反感的，是小朝廷在一度复辟之后，又公然到紫禁城外边摆起了威风。在民国的大批军警放哨、布岗和恭敬护卫之下，清宫仪仗耀武扬威地在北京街道上摆来摆去。在正式婚礼举行那天，在民国的两班军乐队后面，是一对穿着蟒袍补褂的册封正副使（庆亲王和郑亲王）骑在马上，手中执节（像苏武牧羊时手里拿的那个鞭子），在他们后面跟随着民国的军乐队和步兵马队、警察马队、保安队马队。再后面则是龙凤旗伞、鸾驾仪仗72副，黄亭（内有“皇后”的金宝礼服）四架，宫灯三十对，浩浩荡荡，向“后邸”进发。在张灯结彩的“后邸”门前，又是一大片军警，保卫着婉容的父亲荣源和她的兄弟们——都跪在那里迎接正副使带来的“圣旨”……
民国的头面人物的厚礼，也颇引人注目。大总统黎元洪在红帖子上大书特书“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赠宣统大皇帝”。共赠送礼物八件，计：珐琅器四件，绸缎二种，帐一件，联一副，其联文云“汉瓦当文，延年益寿，周铜盘铭，富贵吉祥”。已下台的前总统徐世昌也送了贺礼两万元和许多贵重的礼物，包括二十八件瓷器和一张富丽堂皇的龙凤中国地毯。另外，张作霖、吴佩孚、张勋、曹锟、颜惠庆……大批民国的军阀政客都赠送了现款和许多别的礼物。
民国派来大礼官黄开文，另有陆军中将、少将和上校各一名为随员，以对外国君主之礼正式祝贺。总统府侍从武官长荫昌的举动最是出色，他穿着一身西式大礼服，向我鞠躬以后，忽然宣布：“刚才那是代表民国的，现代表奴才自己给皇上行礼。”说罢，就跪在地下磕起头来。
当时许多报纸对这些怪事发出了讥刺的评论，这也挡不住王公大臣们的兴高采烈，许多地方的遗老们更如惊蛰后的虫子，成群飞向北京，带来他们自己的和别人的现金、古玩等等贺礼，其总数很难估计。重要的还不是钱，而是声势，这个声势大得连他们自己也出乎意外，以致又觉得事情像是大有可为的样子。
最令王公大臣、遗老遗少以及太妃们大大兴奋的，是东交民巷来的客人们。这是辛亥以后紫禁城中第一次出现外交官员。虽然说他们是以私人身份来的，但这毕竟是外交官员。
为了表示对外国客人的观礼的重视和感谢，按庄士敦的意思，在乾清宫特意安排了一个招待酒会。梁敦彦（张勋复辟时的外务部大臣）给我拟了一个英文谢词，我按词向外宾念了一遍：
今天在这里，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高贵的客人，朕感到不胜荣幸。谢谢诸位光临，并祝诸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在这闹哄哄之中，我从第一天起一遍又一遍地想着一个问题：“我有了一后一妃，成了家了，这和以前的区别何在呢？”我又一遍又一遍地回答：“我是成年了。如果不是闹革命，是我‘亲政’的时候开始了！”
除了这个想法之外，对于夫妻、家庭，我几乎连想也没想它。只是在头上盖着一块绣着龙凤的大花缎子的“皇后”进入我眼帘的时候，我才由于好奇心，想知道她长得是个什么样。
按着传统，皇帝和皇后新婚第一夜，要在坤宁宫里的一间不过十米见方的喜房里度过。这间屋子的特色是除了地皮，全涂上了红色，也没有什么陈设，三分之一的地方叫炕占去了。行过“合卺礼”，吃过了“子孙饽饽”，进入这间一片暗红色的屋子里，我觉得很憋气，连新娘子是什么样子也没兴趣看了——屋子又暗得很，也实在看不清楚。她坐在炕上，低着头，我在旁边看了她一会儿，这个凤冠霞帔浑身闪着像碎玻璃似的反光，一声不响的“皇后”，令我觉得生疏得很。我又环视一下这个很不习惯的环境，不由得十分闷气。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想起了我的养心殿，我开开门，回去了。
我回到了养心殿，一眼看见了裱在墙壁上的宣统朝全国各地大臣的名单，那个问题又来了：
“我有了一后一妃，是成人了，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呢？”
被孤零零地扔在坤宁宫的婉容是什么心情？还有那个不满十四岁的文绣在宫里想些什么？我都连想也想不到。当王公大臣遗老遗少们正为这些空前的声势、民国当局的怂恿和外国人的观礼而欢欣鼓舞幻想万千之际，我想的只是这类念头：
“如果不是革命，我就开始亲政了……我自己亲手要恢复我的祖业！”
七、内部冲突
自从庄士敦入宫以来，我在王公大臣们的眼里逐渐成了最不好应付的皇帝。到了我结婚前后这段时间，我的幻想和举动，越发叫他们感到离奇而惊恐。我今天传内务府，叫把三万元一粒的钻石买进来，明天我又申斥内务府不会过日子，只会贪污浪费；我上午召见大臣，命他们去清查古玩字画要当天回奏，下午我又叫预备车辆去游香山；到了规定的节日里，我对例行的仪注表示了厌倦，甚至平日的八人大轿我也不爱乘坐；为了骑自行车方便，我把祖先在几百年间没有感到不方便的宫门的门槛，叫人统统锯掉。这种种举动都像忘掉了帝王的尊严，另一方面，我可以为了一件小事，怪罪太监对我不忠，随意叫敬事房笞打他们，撤换他们。这些举动还算好，王公大臣们的神经还能应付，最叫他们受不了的是我一会儿想励精图治，要整顿宫廷内部，要清查财务，一会儿我又扬言要离开紫禁城，出洋留学。在我结婚后三个月，我竟然企图不告而别，溜出紫禁城。这些举动简直把王公大臣们闹得整天心惊肉跳，辫子全变成白的了。
当初邀请外国人来当我师傅的时候，在一部分王公大臣中间，本来也想到我出洋的事。在我结婚后接到的奏折、条陈里，也有不少遗老提到这个主张，但到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了。在各种反对者的理由中，最常听说的是这一条：
“只要皇上一出了紫禁城，就等于放弃了民国的优待。既然民国没有取消优待条件，为什么自己偏要先放弃它呢？”
无论是对出洋表示了同情的还是根本就反对的，也无论是对“恢复祖业”已经感到了绝望或是仍不死心的，嘴里都在念叨着这个优待条件。这并不难理解。因为优待条件对他们每个人说来是最为宝贵的，尽管四百万岁费变成口惠而实不至的空话，但剩下“帝王尊号仍存不废”这一句话。反对我出洋的是怕我丢掉这个尊号，同情我出洋的也把出洋时机放在实在保留不了这个尊号以后。只要我留在紫禁城，保留住这小朝廷，对恢复祖业未绝望的人固然很重要，对于已绝望人也还可以保留他自己的饭碗和已得的地位，这种地位的价值不说死后的恤典，单看看给人点主、写墓志铭的那些遗老的生荣也就够了。
我的想法和他们不同之处，在于我首先就不相信这个优待条件能保留多久。不但如此，我比任何人对可能发生更大的危险都敏感得多。自从新的内战又发生，张作霖败退出关，徐世昌下台，被张勋赶走过的黎元洪重新上台，我就觉得危险突然逼近前来。我想到的是新的民国当局会直接加害于我，问题已不是什么优待不优待了。何况这时又有了某些国会议员主张明文取消优待的传说。退一万步说，就算现状今天可以维持下来，又有谁知道在瞬息万变的政局和此起彼伏的混战中，明天是什么样的军人上台，后天是什么样的政客组阁呢？我从许多方面——特别是庄士敦师傅的嘴里已经有点明白，这一切政局的变化，没有一次不是列强在背后起作用，与其等待民国新当局的优待，何不直接找外国人去呢？如果等来了一个和我势不两立的人物上了台，再去找外国人是不是来得及呢？对于历代最末一个皇帝的命运，从成汤放夏桀于南巢，商纣自焚于鹿台，犬戎弑幽王于骊山之下起，我可以一直数到朱由检煤山上吊，没有人比我对这些历史更熟悉的了。
当然，我没有向王公大臣重复这些晦气的故事，我这样和他们辩论：
“我不要什么优待，我要叫百姓黎民和世界各国都知道，我不希望民国优待我，这倒比叫民国先取消优待的好。”
“优待条件载在盟府，各国公认，民国倘若取消，外国一定帮助我们说话。”
“外国人帮我们，你们为什么不叫我到外国去？难道他们见了我本人不更帮忙吗？”
尽管我说得很有道理，他们还是不能同意。我和父亲、师傅、王公们的几次辩论，只产生这个效果：他们忙着赶快筹办“大婚”。
我所以着急要出洋，除上面对王公大臣说的理由之外，另外还有一条根本没有和他们提，特别是不敢向我的父亲提，这就是我对我周围的一切，也包括这些王爷在内，越来越看不顺眼。
这还是在我动了出洋的念头以前就发生的。自从庄士敦入宫以后，由于他给我灌输的西洋文明的知识，也由于少年的自然的好奇好新的心理发展，我一天比一天觉得我的环境不舒服，觉得自己受着拘束。我很同意庄士敦替我做出的分析，这是由于王公大臣的因循守旧、一成不变的缘故。
在这些王公大臣们眼里，一切新的东西都是可怕的。我十五岁那年，庄士敦发现我眼睛可能近视，他建议请个外国眼科医生来检验一下，如果确实的话好给我配眼镜。不料这个建议竟像把水倒进了热油锅，紫禁城里简直炸开了。这还了得？皇上的眼珠子还能叫外国人看？皇上正当春秋鼎盛，怎么就像老头一样戴上“光子”（眼镜）？从太妃起全都不答应。后来费了庄士敦不少口舌，我也坚决地要办，这才解决。
我所想要的东西，有的本是王公大臣他们自己早有了的东西，他们也要反对，这尤其叫我生气。比如安电话那一次就是这样。
我十五岁那年，有一次听庄士敦讲起电话的作用和构造，动了我的好奇心，后来又听溥杰说北府（当时称我父亲住的地方）里也有了这个玩意儿，我就叫内务府给我在养心殿里也安上一个。内务府大臣一听了我的吩咐，简直脸上都变了色，不过，他在我面前向例没说过抵触我的话，他下去了。第二天，师傅们在毓庆宫一齐向我劝导：
“这是祖制向来没有的事，安上电话，什么人都可以跟皇上说话了，祖宗也没这样干过……这些西洋奇技淫巧，祖宗是不用的……”
我也有我的道理：“宫里的自鸣钟、洋琴、电灯，都是西洋玩意儿，祖制里没有过，不是祖宗也用了吗？”
“外界随意打电话，冒犯了天颜，那岂不失尊严？”
“外界的冒犯，报上的我也看了不少了，用眼睛看和用耳朵听不是一样的吗？”
当时或者连师傅们也没明白，内务府请他们来劝驾是什么用意。内务府最怕的并不是冒犯“天颜”，而是怕我经过电话和外界有了更多的接触。在我身边有了一个爱说话的庄士敦，特别是更有一大堆报纸（总有二十来种各大城市的报），已经够他们担心的了。他们怕报纸泄露出去的清室消息刺激了舆论，又怕那些不愿叫我知道的消息，引起我对他们经济手续的追查。打开当时的北京报纸，几乎每个月都至少有一起清室内务府的辟谣声明，不是否认清室和某省当局或某要人的来往，就是否认清室最近又抵押或变卖了什么古物。而这些被否认的谣言倒十有九件是确有其事的，至少有一半是他们不想叫我知道的。有了那些报纸，加上一个庄士敦，弄得他们手忙脚乱之际，现在又要有个电话作为我和外界的第三道桥梁，岂不更使他们防不胜防？因此，他们使尽了力气来反对，看师傅说不服我，又搬来了王爷。
我父亲这时已经成了彻底的现状维持派，只要一切维持住，我老老实实住在紫禁城里，他每年照例拿到他的四万二千四百八十两岁银，便一切满足，因此他是最容易叫内务府摆布的人。但是这位内务府的支持者并没有内务府所希望的那种口才。他除重复了师傅们的话以外，没有任何新的理由来说服我，而且叫我一句话便问得答不上来了：
“王爷府上不是早安上电话了吗？”
“那是，那是，可是，可是跟皇帝并不一样。这件事还是过两天儿，再再说……”
我想起他剪辫子也比我剪得早，电话也早安上，他不让我买汽车而他也早买了，可是一点也不顾我，我心里很不满意，就说：
“皇帝怎么不一样？我就连这点自由也没有？不行，我就是要安！”我回头叫太监，“传内务府：今天就给我安电话！”
“好，好，”我父亲连忙点头，“好，好，那就安……”
电话安上了，又出了新的麻烦。
随着电话机，电话局送来了一个电话本，我高兴极了，翻着电话本想利用电话玩一玩。我看到了京剧名演员杨小楼的电话号码，对话筒叫了号，一听到对方回答的声音，我就学着京剧的道白腔调念道：“来者可是杨——小——楼——呵？”我听到对方哈哈大笑的声音，问：“您是谁啊？哈哈……”不等他说完，我把电话挂上了，真是开心极了。后来我又给一个叫徐狗子的杂技演员开了同样的玩笑，又给东兴楼饭庄打电话，冒充一个什么住宅，叫他们送一桌上等酒席。这样玩了一阵儿，我忽然想起庄士敦刚提到的胡适博士，想听听这位《匹克尼克来江边》的作者用什么调说话，又叫了他的号码。巧得很，正是他本人接电话。我说：
“你是胡博士吗？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您是谁呵？怎么我听不出来呢……”
“哈哈，甭猜啦，我说吧，我是宣统呀！”
“宣统……是皇上？”
“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我这无心的玩笑，倒真把他给引来了。据庄士敦说，胡适为了证实这个电话，特意找过了庄士敦，他没想到真是“皇上”打的电话。他连忙向庄士敦打听了进宫的规矩，明白了我并不叫他磕头，我这皇上脾气还好，他就来了。不过，因为我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也没叫太监关照一下守卫的护军，胡博士走到神武门费了不少口舌也不得通过，后来护军半信半疑请奏事处来问了我，这才放他进来。
这次由于心血来潮决定的会见，只不过用了二十分钟左右时间，我也没说多少话，不过根据我从庄士敦那里知道的一些，问问他白话文是有什么用，他在外国到过什么地方，最后是为了听听他的恭维，故意表示我是不在乎什么优待不优待的，我很愿意多念点书，像报纸文章上常说的那样，做个“有为的青年”。他果然不禁大为称赞，说：“皇上真是开明，皇上用功读书，前途有望，前途有望！”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前途指的是什么，他走了之后，我再没费心去想这些。不料王公大臣们，特别是师傅们，听说我和这个新人物私自见了面，又像炸了油锅似的背地吵吵起来了……
总之，随着我的年事日长，他们觉得我越发不安分，我也越发觉得他们不顺眼。这时我已经出紫禁城玩过一两次，这是我从借口母亲去世要亲往祭奠开始，排除了无穷的阻劝才勉强争得来的一点自由，这点自由也刺激了我的胃口，越发感到这些喜欢大惊小怪的人物的迂腐不堪。到民国十一年的夏季，上面说的几件事所积下的气愤，成为促成我出洋决心的又一股劲头，我和王公大臣们的冲突，以正式提出留学英国而达到一个高峰。
这件事和安电话就不同了，王公大臣们死也不肯让步。最后连最同情我的七叔载涛，也只允许给我在天津英租界准备一所房子，以供万一必要时去安身。我因为公开出紫禁城不可能，曾找庄士敦帮忙，在上节我已说过，他认为时机不相宜，不同意我这时候行动。于是我就捺下性子等候时机，同时暗中进行着私逃的准备。我这时有了一个忠心愿意协助我的人，这就是我的弟弟溥杰。
我和溥杰，当时真是一对难兄难弟，我们的心情和幻想，比我们的相貌还要相似。他也是一心一意想跳出自己的家庭圈子，去远走高飞，寻找自己的出路，认为自己的一切欲望，到了外国就都可以得到满足。他的环境和我的比起来，也像他的身体和我的身体比例一样，不过只小了一号。这是他的自传的一段摘录：
二十岁左右离开为止的家庭，还是一个拥有房屋数百间、花园一大座、仆役七八十名的“王府”。家中一直使用宣统年号，逢年过节还公然穿戴清朝礼袍，带着卫士、听差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平日家庭往来无白丁，不是清朝遗老就是民国新贵……
四岁断乳，一直到十七岁结婚前，每天早晨一醒来，老妈子给穿衣服，自己一动不动，连洗脚剪指甲也从来自己不干，倘若自己拿起剪刀，老妈便大呼大叫，怕我剪了自己的肉。平时老妈子带着，不许跑，不许爬高，不许出大门，不给吃鱼怕卡嗓子，不给……
八岁开读。塾师是陈宝琛介绍的一位贡生，姓赵，自称是宋太祖的嫡系后裔，工褚字。老师常声泪俱下地讲三纲五常，大义名分。十三四岁，开骂民国，称革命党人“无父无君”。说中国非有“定于一”才有救，军阀混战是由于群龙无首。激发我“恢复祖业”，以天下为己任的志气。
“英国灭了印度，印度王侯至今世袭不断，日本吞并朝鲜，李王一家现在也仍是殿下……”父亲常和我这样念叨。
母亲死前对我说，“你长大后好好帮助你哥哥，无论如何不可忘记你是爱新觉罗的子孙，这样，你才对得起我……”
时常听说满族到处受排斥，皇族改姓金，瓜尔佳氏改姓关，不然就找不到职业。听到这些，心中充满了仇恨。
十四五岁时，祖母和父亲叫我把私蓄几千元存到银行吃息钱。自己研究结果，还是送外国银行好，虽然息钱太低，可是保险。
十四岁起，入宫伴读……
十七岁结婚。她不满意我这不懂时髦的又小她三岁的小女婿。
她姊姊随姊夫到日本去，她羡慕得哭天抹泪……
溥杰比我小一岁，对外面社会的知识比我丰富得多，最重要的是，他能在外面活动，只要借口进宫，就可以骗过家里了。我们第一步是筹备经费，方法是把宫里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以我赏赐溥杰为名，运出宫外，存到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去。于是溥杰就每天下学回家，必带走一个大包楸。这样的盗运活动，几乎一天不断地干了半年多的时间。运出的字画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因为那时正值内务府大臣和师傅们清点字画，我就从他们选出的最上品中挑最好的拿。我记得的有草圣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墨迹《曹娥碑》《二谢帖》等，也有钟繇、僧怀素、欧阳询、宋高宗赵构、米芾、董其昌、赵孟等人的真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原稿，有唐王维的人物，宋马远和夏珪以及马麟等画的《长江万里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还有阎立本、宋徽宗等人的作品。古版书籍，是把乾清宫西昭仁殿的全部宋版明版书的珍本运走了。运出的总数大约总有一千多件手卷字画，两百多种挂轴和册页，二百种上下的宋版书。民国十三年我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在点查毓庆宫的时候，发现了“赏溥杰单”，付印公布，其中说赏溥杰的东西“皆属琳琅秘籍，缥缃精品，天禄书目所载，宝籍三编所收，择其精华，大都移运宫外”，是一点不错的（这批东西移到天津，后来不过卖了几十件。伪满成立后，日本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又做主张，全运到了东北，日本投降后，就不知下文了）。
我们的第二步计划，是准备秘密出紫禁城。只要我自己出了城，进到外国公使馆，就算木已成舟，不管是王公大臣还是民国当局，就全没有了办法，这是几年来的民国历史给了我们的一个最有用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我的庄士敦师傅给我想出了更具体的办法，他叫我先和首席公使荷兰的欧登科联络好，好使他事先有所准备。庄师傅给我出这个主意已是民国十二年的三月，他认为不适宜的时机已经过去九个月了。至于他何以认为适宜时机已经到来，以及他另外和东交民巷的公使们的谁有过商量，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从他的指点上获得了很大的信心，这就很够我满足的了。我先请他代往公使那里通个消息，然后我亲自给欧登科公使直接通了电话，为了把事情办得稳妥，我又派溥杰亲自到荷兰公使馆去了一趟。一切结果都是满意的。欧登科在电话里答应了我，并亲自和溥杰约定好，虽然他不能把汽车一直开进宫里，但他将在神武门外等我，只要我能溜出这个大门，那就一切不成问题；从我第一天的食宿到我的脚踏上英国的土地，进了英国学校的大门，他全可以负责。当下我们把出宫的具体日期钟点都规定好了。
到了二月二十五日这天，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走出神武门。紫禁城里的情形是这样：我身边有一群随身太监，各宫门有各宫门的太监，宫廷外围是护军的各岗哨，神武门外，还有由民国步兵统领指挥的“内城守卫队”巡逻守卫。最重要的还是身边和宫门太监，只要这几关打通，问题就不大了。我想得实在是太简单了，我想出来的打通太监的办法，不过是到时间花点钱而已，当我一看拿到钱的立刻欢天喜地的谢恩，我就认为万事俱备，只欠一走了。谁知在离出宫时间不过一小时，不知哪个收了钱又谢了恩的太监报知了内务府。我还没走出养心殿，就听说“王爷”传下令来，叫各宫门一律断绝出入，紫禁城全部进入戒严状态。我和溥杰一听这消息，坐在养心殿里全傻了眼。
过了不大工夫，我父亲气急败坏地来了：
“听听听听说皇上，要要要走……”
看他这副狼狈的样子，做错事的好像不是我倒是他，我笑起来了。
“没有那么回事。”我止住了笑说。
“这可不好，这可怎么好……”
“没那回事！”
我父亲疑问地瞅瞅溥杰，溥杰吓得低下了头。
“没有那事儿！”我还这样说。父亲嘟嘟囔囔说了几句，然后领着我的“同谋犯”走了。看他们走了，我把御前太监叫来讯问是谁说出去的。我非要把泄底的打个半死不可。可是我没办法问出来，这件事，也不能叫敬事房去查，只好一个人生闷气。
从那以后，我最怕看见高墙。
“监狱！监狱！监狱！”我站在堆秀山上望着城墙，只能这么念叨。“民国和我过不去还犹可说，王公大臣、内务府也和我过不去，真是岂有此理。我为了城外的祖业江山才要跑出去的，你们为了什么呢……最坏的是内务府，这准是他们把王爷弄来的！”
第二天见了庄士敦，我向他发了一顿牢骚。他安慰了我几句，说不如暂时不去想这些，还是现实一些，先把紫禁城整顿整顿。
“新来的郑孝胥，是个很有为的人。”有一天，他对我说，“他很有抱负，不妨听听他对整顿的想法。”
我心中又燃起另一种希望。既然城外祖业先不能恢复，就先整顿城里的财产吧。我对庄师傅的建议非常满意。但是我想不到，他后来在他那本书里写到这次逃亡时，竟然把自己说成了毫无干系，而且还是个反对者呢。
八、遣散太监
紫禁城在表面上是一片平静，内里的秩序却是糟乱一团。我不懂事的时候情形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从我懂事以后就时常听说宫里发生盗案、火警，以及行凶事件。至于烟赌，更是不用说。到我结婚的时候，偷盗已发展到这种程度：刚行过了婚礼，“皇后”的凤冠上原来的全部珍宝，都被换成了赝品。
这时我已经从师傅们那里知道，清宫中的财宝早已在世界上闻名。只说古玩字画，那数量和价值就是极其可观的。明清两代几百年帝王搜刮来的宝物，除了两次被洋兵弄走的以外，大部分还全存在宫里。这些东西全没有个数目，其中有数目的那部分又没有人检查，所以丢没丢，丢了多少，都没有人知道，只从这一点来说，就给偷盗者大开了方便之门。
今天想起来，那简直是一场浩劫。参加打劫行径的，可以说是从上而下，人人在内。换言之，是一切有机会偷的人，是无人不偷，而且尽可放胆地偷。偷盗的方式是各有不同的，有拨门橇锁秘密地偷，也有根据合法手续，明目张胆地偷。太监大都采用前者方式，大臣和官员们则是用办理抵押或标卖，借出鉴赏，以及请求赏赐，等等，即后者合法的方式。至于我和溥杰采用的一赏一受，更是最髙级的方式。当然，那时我决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我想的只是，别人都在偷盗我的财富。我那时已经有了强烈的“寡人好货”之心了。
我十六岁那年，有一天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叫太监打开建福宫那边一座库房。库门封条很厚，至少有一百年没有开过了。我看见满屋都是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箱皮上是嘉庆年的封条，里面是什么东西，谁也说不上来。我叫太监打开了一个，原来全是非常精巧珍贵的古玩玉器之类的东西。后来弄清楚了，这是当年乾隆自己最喜爱的珍玩。乾隆去世之后，嘉庆把他的所有珍宝玩物全都封存起来，装满了建福宫一带许多殿堂库房，我所发现的不过是其中的一库。有的库尽是彝器，有的尽是瓷器，有的尽是名画，意大利人郎士宁给乾隆画的许多画也在内。在养心殿后面的库房里，我还发现了许多很有趣的“百宝匣”，据说这也是乾隆放精巧小件珍玩的库。这种百宝匣是用紫檀木制的，外形好像一般的书箱，打开了像一道楼梯，每层梯上分成几十个小格子，每个格子里是一样玩物，例如，一个宋瓷小瓶，一部名人手抄的寸半本四书，一个精刻的牙球，一个雕着古代故事的核桃，几个刻有题诗绘画的瓜子，以及一枚埃及古币，等等；一个百宝匣中，举凡字画、金石、玉器、铜器、瓷器、牙雕，等等；无一不备，名为百宝，一个小型的匣子即有几百种，大型的更有上千种。听说建福宫那边还有一种特制的紫檀木炕几，上面无一处没有消息，每个消息里盛着一件珍品，这个东西我没看见，我当时只把亲自发现的百宝匣，大约有四五十匣，都拿到养心殿去了。这时我想到了这样的问题：我究竟有多少财宝？我能看到的，我拿来了，我看不到的又有多少？那些整库整院的珍宝怎么办？被人偷去的有多少？派人去清点，靠不靠得住……这一连串的问题弄得我苦恼不堪。
可是不清点也不行，有多少东西都不知道，丢了多少东西更不知道。庄士敦师傅告诉我，他住的地安门街上的古玩铺又新开了许多家，哪里来的那些古玩呢？听说有的是太监开的，有的是内务府的官员或者官员的亲戚开的……
最后，我接受了师傅们的建议，决定清查。这样一来，麻烦更大了。
首先是盗案更多了。连毓庆宫的库房的门锁也给砸掉了，乾清宫的后窗户也给打开了。事情越来越不像话，养心殿里我刚买的大钻石也不见了。为了追查盗案，太妃曾叫敬事房都领侍组织九堂总管会审当事的太监，甚至动了刑，但是无论是刑讯还是悬重赏都不发生一点效果，没有人承认。不但如此，建福宫的清点刚开始，六月二十七日这天的夜里，突然发生了火警，清点和未清点的全烧个精光。
火警还是紫禁城外先发现的。东交民巷的意大利消防队的救火车开到紫禁城叫门，里面还不知是怎么回事。这场大火经各处来的消防队扑救了一夜，结果还是把建福宫一带包括静怡轩、慧曜楼、吉云楼、碧琳馆、妙莲花室、延春阁、积翠亭、广生楼、凝辉楼、香云亭等一大片地方烧成焦土。这里是清宫里贮藏珍宝最多的地方，究竟在这一把火里毁掉了多少东西，至今还是一个谜。内务府后来发表的一部分糊涂账里，说烧毁了金佛二千六百六十五尊，字画一千一百五十七件，古玩四百三十五件，古书几万册。这是根据什么账写的，只有天晓得。
在救火的时候，中国人，外国人，紫禁城里的人，城外的人，人来人往，沸腾一片，忙成一团。除了救火还忙什么，这是可以想象的。但紫禁城对这一切都表示了感谢。有一位外国太太也亲自上阵，并且在指挥中国消防队员的时候，手里的扇子也溅上了中国人的血。后来她托人把这扇子拿给我看，以示其义勇，我还在上面题了诗，以示感谢。这场火灾过去之后，内务府以双料的感激心情，除用茶点广为招待救火者之外，一笔“酬劳”费又花了六万元。
要想估计一下这次的损失，不妨说一下那堆烧剩和“摸”剩下的垃圾的处理。那时我正想找一块空地修建球场，由庄士敦教我打网球，据他说这是英国贵族都会的玩意儿。这片火场正好可以做这个用场，于是叫内务府赶快清理出来。那堆灰烬里固然是找不出什么字画、古瓷之类的东西了，但烧熔的金、银、铜、锡还不少，内务府把北京金店的人找来投标，结果一个金店以五十万元的价格中了标。据说当时只是熔化的金块金片就捡出了一万七千多两。金店把这些东西捡走之后，内务府把余下的灰烬装了不少麻袋，分给内务府的人们。后来有个内府官员告诉我，他叔父那时舍给北京雍和宫和柏林寺每庙各两座黄金“坛城”，直径和高度均有一尺上下，这就是用麻袋里的灰烬提制出来的。
起火的原因和损失真相是一样地查不出来。但我疑心这是偷盗犯故意放火灭迹的。过不多天，我住的养心殿东套院无逸斋的窗户上又发现了火警，幸好发现得早，一团浸过煤油的棉花刚烧着，就被发现了，未致成灾。我的疑心立刻又发展了一步。我认为不但是有人用放火灭迹，而且还在谋害我了。
事实上，偷窃和纵火灭迹都是事实，师傅们也没有避讳这一点，而对我的谋害则可能是我自己神经过敏。我的多疑的性格，这时已显露出来了。按清宫祖制，皇帝每天无论如何忙，也要看一页的《圣训》（这些东西一年到头摆在皇帝寝宫里），我这时对雍正的《硃批谕旨》特别钦佩。雍正曾说过这样的话：“可信者人，而不可信者亦人，万不可信人之必不负于己也。不如此，不可以言用人之能。”他曾在亲信大臣鄂尔泰的奏折上批过：“其不敢轻信人一句，乃用人第一妙诀。朕从来不知疑人，亦不知信人。”又说对人“即经历几事，亦只可信其已往，犹当留意观其将来，万不可信其必不改移也。”这些话都深深印入我的脑中。我也记得康熙的话：“为人上者，用人虽宜信，然亦不可遽信。”康熙特别说过太监不可信，他说：“朕观古来，太监良善者少，要在人主防微杜渐，慎之于始。”祖宗们的这些训谕，被这几场火警引进了我的思索中。
我决定遵照雍正皇帝“察查为明”的训示行事。我能想出来的办法，不过是找身边小太监来打听，再有就是自己去偷听太监们的谈话。后来我在东西夹道太监住房的窗外，发现了他们对我的背后议论，说我脾气越来越坏。我听到了这类议论就更犯猜疑。在无逸斋发现火警这天晚上，我再到太监窗下去偷听，不料竟听到他们这样的话：
“这把火没准就是皇上自己放的！”
“真可怕极了！”我回到养心殿东暖阁，心里扑扑地直跳，“他们犯罪，还想给我栽赃，真太可怕了！”
这时，刚刚还发生了一起行凶案。有个太监被人告发了什么过失，挨了总管的责打，他就对告发人怀恨在心，早晨趁告发人还没起身，拿了一把石灰和一把刀，进了屋子，先撒石灰在那人脸上，迷了他的眼，然后用刀戳那人的脸。这个行凶的人被外面进来的人按倒捉住了，受伤的人送进了医院。我这时想起许多太监都受过我的责打，连师傅们也多次进谏，不赞成我这种好责打人的做法，可见受责打的太监必是怀恨我的了。他们会不会行凶呢？想到这里，我简直连睡都不敢睡了。从我卧室外间一直到抱厦，都有值更太监打地铺睡着。谁知这里有谁对我不怀好心呢？他们要是和我过不去，那不是太容易了吗？我越想越怕，为了“防微杜渐，慎之于始”，我找了一根棍子放在床边，作为应变的武器。
从这天起，棍子没有离开我的床头，但这究竟不是办法。为了安全，也防止以后太监的偷盗，我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把他们都赶走！我知道这必定又是一场风波，不首先把父亲对付好，是绝无成功希望的。我想好主意，便传命备车，到北府看“王爷”去。
不出我所料，父亲听完了我的话，立刻就表示反对。因为这是在他家里，他没有办法和内务府大臣以及师傅们商量，他的口才就更不行了，他变得更加结巴。
“这这这怎么行，这这……”
他非常吃力地讲出些零七八碎的理由，什么祖制如此咧，这些人当差多年也不致图谋不轨咧，来进行劝服。我不管他怎么劝，只有一句话，说我是打定了主意，决不更改的了。
“这这也也得慢慢商议，皇帝先回到宫，过两天……”
看他使出缓兵之计，我也拿出我的法宝：
“王爷不答应，我从今天起就再不回宫啦！”
他听了我这话，急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又抓头，又挠腮，又在地上打转儿，半天也说不出一个字来。桌上的一瓶汽水也给他的袖子碰掉地上，砰的一声炸了。瞅他这副模样，我禁不住反倒咯咯乐起来，并且从容不迫地打开书桌上的一本书，装成决心不想离开的样子，同时语气坚定地说：
“王爷答应了吧，答应了我就走。”
父亲终于屈服了。我得胜还朝，立刻传内务府……
九、整顿内务府
我的遣散太监的举动，大受社会舆论的称赞，我觉得很得意。在庄师傅的鼓动下，我接着又把“励精图治”的目标转到内务府方面。
关于内务府，我想先抄一段内务府一位旧人写给我的材料：
内务府人多不读书
内务府人多不知书，且甚至以教子弟读书为播种灾祸者。察其出言则一意模棱，观其接待则每多繁缛；视中饱如经逾格之恩，作舞弊如被特许之命。昌言无忌，自得洋洋。乃有“天棚鱼缸石榴树，地炕肥狗胖丫头”，以及“树小房新画不古，一看就知内务府”之讽，极形其鄙而多金，俗而无学也。余窃耻之，而苦不得釆其源。迨及民十七八之间，遍读东华录，在嘉庆朝某事故中（林清之变或成德之案，今不能清楚矣）发现有嘉庆之文字，略叙在清代中之背反者，其中有宗室有八旗有太监，而独无内务府人，足见内务府尚不辜负历代豢养之恩，较之他辈实为具有天良者。嘉庆之慨叹，实为内务府人之表彰。于是始得解惑焉。内务府人亦常有自谓“皇上家叫我们赚钱，就为是养活我们”，此语之来，必基于此矣。至其言语举动之不成文章者，正所以表其驯贴之愚，而绝无圭角之志；其畏读书，则为预避文祸之干触，与夫遗祸于后昆；其视舞弊及中饱如奉明言者，乃用符“不枉受历代优遇豢养之恩”也欤……而内务府人之累代子孙亦为之遗误，乃至于此，曷胜叹哉！
这位老先生当年为了向家庭争取多读些书，受过不小刺激，所以，他对于内务府人不读书的感慨特别深。我那时对三旗世家所包办的内务府[4]也深感其俗不可耐，但最使我不满的还是他们“视中饱舞弊，如奉明言”。
关于内务府的中饱、舞弊的故事，是可以写成一大厚本书的。这里只举出两个例子就行了。一个是内务府每年的惊人开支。即使民国照付四百万元的优待费，也不够那个开支数。民国十三年我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在北京《京报》上揭露的当年收入抵押金银古玩款，即达五百多万元，而并无剩余，全部开支出去了。据前面那段文字的作者说，那几年每年开支都有三百六十万两上下，这是和《京报》揭露材料相符的。
另一个例子是我岳父荣源经手的一次抵押。抵押合同日期是民国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签字人是内务府的绍英、耆龄、荣源和北京盐业银行经理岳乾斋，抵押品是金钟、金册、金宝和其他金器，抵押款数八十万元，期限一年，月息一分。合同内规定，四十万元由十六个金钟（共重十一万一千四百三十九万两）作押品，另四十万元的押品则是：包括八个皇太后在内的金宝十个，金册十三个，以及金宝箱、金印池、金宝塔、金盘、金壶等，计重一万零九百六十九两七钱九分六厘；不足十成的金器三十六件，计重八百八十三两八钱，嵌镶珍珠一千九百五十二颗，宝石一百八十四块。另外还有玛瑙碗等珍品四十五件。只这后一笔的四十万元抵押来说，就等于是把金宝金册等十成金的物件当做荒金折卖，其余的则完全白送。这样的抵押和变价，每年总要有好几宗，特别逢年过节要开销的时候是必不可免的。一到这时候报上就会出现秘闻消息，也必有内务府辟谣或解释的声明。比如这一次抵押事先就有传闻，内务府和荣源本人也有声明，说所卖都是作废的东西，其中决没有传说中的慈禧的册宝云云[5]。
我在出宫之前，虽然对内务府的中饱和舞弊拿不到像上面说的这样的证据，虽然绍英、耆龄这些大臣一句一个“阿哈”（满语奴才），用最怨屈的声调告诉我“民党”专会利用报纸造谣生事，但是每年的“放过款项”的数字也告诉了我另一个事实：我的内务府的开支竟能超过了西太后的内务府的最高纪录。在上一章里的那个“宣统七年放过款项及近三年比较”，本是内务府为了应付清理财产的“上谕”而编造的（后来还要谈到这次清理），可是那些经过缩小过的开支数字，也暴露了问题。从那个统计上可以看出，除去了王公大臣的俸银不当计算外，属于内务府开支的民国四年是二百六十四万两，民国八、九、十年是二百三十八万两，一百八十九万两，一百七十一万两。而西太后时代的内务府起先每年开支不过三十万两，到西太后过七十整寿时，不过才加到七十万两。我这个人再不知数，也不能不觉得奇怪。何况报上今天一个盗宝案，明天一个“古物变价秘闻呢”？同时，我也注意到了这个事实：有些贵族、显宦之家已经坐吃山空，日趋潦倒，甚至于什么世子王孙倒毙城门洞，福晋、命妇坠入烟花等等新闻已出现在报纸社会栏内，而内务府人却开起了古玩店、票庄（钱庄）、当铺、木厂（营造业）等等大买卖。我知道这些生财之道无一不与宫中的财富有关。特别是师傅们，虽然他们也曾帮助过内务府，反对我买汽车安电话，可是一提起了内务府，也没有人表示好感。伊克坦师傅在去世前（我结婚前一年）不久曾因为陈师傅不肯向我揭发内务府的弊端，说陈师傅犯了“欺君之罪”，不配当“太傅”。至于庄师傅就更不用说，内务府三个字在他看来就是“吸血鬼”的同义语。他对内务府的看法促成了我整顿内务府的决心。
“从宫廷的内务府到每个王公的管家人，都是最有钱的。”他有一次说，“主人对自己的财产不知道，只有问这些管家的人。甚至于不得不求这些管家的人，否则就一个钱也拿不到。不必说恢复故物，就说手里保留的这点珍宝吧，如果不把管家的整顿好，全都谈不到！”
他又说：“内务府有个座右铭，这就是——维持现状！无论是一件小改革，还是一件伟大的理想，碰到这个座右铭，全是——Stop（停车）！”
我的“车”早已由师傅们加足了油，而且开动了引擎。如果说以前是由别人替我驾驶着，而从结婚那天起我变成了当家做主的成年人，那么，现在就是我自己坐到司机座位上，向着一个“伟大的理想”开去了。而且，刚刚胜利地开过“遣散太监”的路口，这时无论是谁叫我“停车”也是不行的了。
我下了决心。我也有了“力量”。
我在婚礼过去之后，最先运用我当家做主之权的，是从参加婚礼的遗老里，挑选了几个我认为最忠心的、最有才干的人，作为我的股肱之臣。在召见谈话中和他们的条陈里，他们都提到了“为谋恢复，必先整顿”的道理和办法。我挑选之后，被挑选者又推荐了他们的好友，这样，紫禁城一共增加了十二三条辫子。这就是：郑孝胥、罗振玉、景永昶、温肃、柯劭忞、杨锺羲、朱汝珍、王国维、商衍瀛，等等；我分别给了他们“南书房（皇帝书房）行走”“懋勤殿（管皇帝读书文具的地方）行走”的名衔。另外我又用了两名旗人，做过张学良老师的镶红旗蒙古副都统金梁和我的岳父荣源，派为内务府大臣。
那些打动我心弦的口头奏对都没留下记录，他们写的条陈也一时找不全，现在把手头上一份金梁的条陈——日期是“宣统十六年正月”，即金梁当内务府大臣前两个月写的——抄下一段（原文中抬头和侧书都在此免了）：
臣意今日要事，以密图恢复为第一。恢复大计，旋转乾坤，经纬万端，当先保护朝廷，以固根本；其次清理财产，以维财政。盖必有以自养，然后有以自保，能自养自保，然后可密图恢复，三者相连，本为一事，不能分也。今请次第陈之：
一、曰筹清理。清理办法当分地产、宝物二类。一、清地产，从北京及东三省入手，北京各内务府之官地、官房，西山之园地，二陵之余地、林地；东三省如奉天之盐滩、鱼池、果园，三陵庄地，内务府庄地，官山林地，吉林黑龙江之贡品各产地，旺清模鄂林汤原雕棚地，其中包有煤铁宝石等矿，但得其一，已足富国。是皆皇室财产，得人而理，皆可收回，或派专员放地招垦，或设公司合资兴业，酌看情形，随时拟办。一、清宝物，各殿所藏，分别清检，佳者永保，次者变价，既免零星典售之损，亦杜盗窃散失之虞。筹有巨款，预算用途，或存内库，或兴实业，当谋持久，勿任消耗……此清理财产之大略也。
一、曰重保护。保护办法当分旧殿、古物二类。一、保存古物，拟将宝物清理后，即请设皇室博览馆，移置尊藏，任人观览，并约东西各国博物馆，借赠古物，联络办理，中外一家，古物公有，自可绝人干涉。一、保旧殿，拟即设博览馆于三殿，收回自办，三殿今成古迹，合保存古物古迹为一事，名正言顺，谁得觊觎。且此事既与友邦联络合办，遇有缓急，互相援助，即内廷安危，亦未尝不可倚以为重……此保护宫廷之大略也。
一、曰图恢复。恢复办法，务从缜密，当内自振奋而外示韬晦。求贤才、收人心、联友邦，以不动声色为主。求贤才，在勤延揽，则守旧维新不妨并用；收人心，在广宣传，则囯闻外论皆宜注意；联友邦，在通情谊，则赠聘酬答不必避嫌。至于恢复大计，心腹之臣运筹于内，忠贞之士效命于外。成则国家蒙其利，不成则一二人任其害。机事惟密，不能尽言……此密图恢复之大略也。
这个金梁当了内务府大臣之后，又有奏折陈述“自保自养二策，自养以理财为主，当从裁减入手，自保以得人为主，当从延揽入手”。说“裁减之法，有应裁弊者，有应裁人者，有应裁款者”，总之，是先从内务府整顿着手。这是我完全赞同的做法。
除了这些最积极于“密图恢复”的人之外，就是那些态度消极悲观的遗老们，大多数也不反对“保护宫廷，清理财产”和裁人、裁款、裁弊。其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人，可以我的陈师傅为代表，一提到改革内务府的各种制度是摇头的。这些人大抵认为内务府积弊已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乾隆时代，随着宫廷生活的日趋奢靡即已形成，嘉庆和道光时代未尝不想整顿，都办不到，现在更谈何容易？在陈师傅们看来，内务府不整顿还好，若整起来必然越整越坏。与其弄得小朝廷内部不安，不如暂且捺下，等到时来运转的时候再说。但是像陈师傅这样的遗老，尽管不赞成整顿，却也并不说内务府的好话，甚至还可以守中立。
我在婚前不久，干过一次清理财产的事。那时根据庄士敦的建议，我决定组织一个委员会的机构，专门进行这项工作。我邀请庄士敦的好朋友、老洋务派遗老李经迈来主持这件事，李不肯来，推荐了他一位亲戚替他。内务府并没有直接表示反对，曾搬出了我的父亲来拦阻。我没有理睬父亲的劝阻，坚持要委派李经迈的亲戚刘体乾进行这件事，他们让了步，请刘上任。可是他干了不过三个月，就请了长假，回上海去了。
经过那次失败，我还没有看出内务府的神通。我把失败原因放在用人失当和我自己尚未“亲政”上面（那时又正值政局急变，我几乎要逃到英国使馆去，也无暇顾及此事），现在，我认为情形与前已大不相同，一则我已当家做主，任何人也拦阻不了我，再则我身边有了一批股肱之士和心腹之臣，力量强大了。我兴致勃勃，从这批人才里面，选出了郑孝胥来担当这件整顿重任。郑孝胥是陈宝琛的同乡，在清朝做过驻日本神户的领事，做过末一任广西边务督办。陈宝琛和庄士敦两位师傅过去都向我推崇过他，尤其是庄师傅的推崇最力，说郑孝胥是他在中国二十多年来最佩服的人，道德文章，全中国找不出第二位来，说到办事才干和魄力，也没有比他更好的。陈师傅告诉过我，郑孝胥曾多次拒绝民国总统的邀请，不肯做民国的官，拿民国的钱。我从报纸上看到过捧颂他的文字，说他十几年来以诗酒自娱，“持节不阿”，并捧他为同光派诗人的后起之秀。他的书法我早看过，据说他鬻书笔润日达千金。我那时认为他现在放弃了功名利禄前来效力，可见是个难得的忠臣。
我和郑孝胥第一次见面是民国十二年的夏天。他从盘古开天辟地一直谈到未来的大清中兴，谈到高兴处，眉飞色舞，唾星乱飞，说到激昂慷慨，声泪俱下，让我大为倾倒，我立时决定让他留下，请他施展他的抱负。我当时的话怎么说的已记不清了，我记得的是我的信赖竟使郑孝胥大为感动，后来还作了一首纪恩诗：
七月十一日召见养心殿纪恩
君臣各辟世，世难谁能平？天心有默启，惊人方一鸣。
落落数百言，肝脑输微诚。使之尽所怀，日月悬殿楹。
进言何足异，知言乃圣明。自意转向壑，岂知复冠缨。
独抱忠义气，未免流俗轻。须臾愿无死，终见德化成。
郑孝胥成了“懋勤殿行走”之后，几次和我讲过要成大业，必先整顿内务府。他提出的整顿措施，比金梁写的那个条陈更具体。整个内务府的机构只要四个科就够了，大批的人要裁去，大批的开支也要减去，宫中财宝的流失不仅能杜绝，另外他更有开源之策。总之，他的整顿计划如果实现，复辟首先就有了财务上的保证。因此，我破格授这位汉大臣为总理内务府大臣，并且“掌管印钥”，而为内府大臣之首席。郑孝胥得到了我这破格提拔，又洋洋自得地作了两首诗：
三月初十夜值
太王事獯鬻，勾践亦事吴。
以此慰吾主，能屈诚丈夫。
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
勿云情难堪，且复安须臾。
天命将安归，要观人所与。
苟能得一士，岂不胜多许。
狸首虽写形，聊以辟群鼠。
持危谁同心，相倚譬蛩驱。
但是，如果认为俗而无学的内务府会败在郑孝胥的手里，那可就把这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宫廷管家衙门估计得太低了。尽管郑孝胥吹得天花乱坠，而且有我的支持和信赖，他的命运还是和李经迈的亲戚一样，也只干了三个月。
这就不能不佩服那些俗而无学的内务府人的本领了。他们究竟用了哪些本事，我始终没有完全弄清楚。是绍英捣乱吗？可是绍英是出名胆小怕事的人。是耆龄吗？耆龄自己就是不熟悉内务府差使的外行，他是一向不问事的。至于宝熙，来的时间也很短。如果说一切都是下面的人自作主张地敢和郑大臣捣乱，也不全像。郑孝胥上任之后，遇见的第一件事，就是面前出现了成堆的辛亥以来的积案。郑孝胥对付这个下马威的办法是，把出这个主意的原任堂郎中开缺，把这个重要的位置抓过来，可是他的亲信佟济熙接任不久，内务府就像瘫痪了一样，要钱，根本没有钱了——真的没有，账上是明明的这样记着；要东西，东西总是找不到存放的地方，账上也是这样记着……
郑孝胥开了一个新风气：为了拉拢下级司员，表示虚怀若谷，倾听下情，他规定每星期和司员座谈一次，请司员们为改革出些主意。有一位司员马上建议说，宫中各处祭祀供品向例需用大批果品糕点，所费实在太大，其实只不过是个意思，不如用泥土和木雕的代替，是一样地庄重。郑对这个主意大为赏识，下令执行，并且对出主意的人擢升一级。可是那些把供品作为自己合法收入的太监（裁减后还剩下百名左右），个个都把郑孝胥恨之入骨。郑孝胥上任没有几天，就成了紫禁城中最不得人缘的一个人。
这时，郑孝胥还不想收兵，于是他接到了恐吓信，说他正在绝人之路，要他当心脑袋。与此同时，庄士敦也收到恐吓信，因为我根据郑孝胥的主意，派庄士敦去管理和整顿颐和园，以为日后搬去做准备。庄士敦接到的恐吓信上说：你如果敢去上任，路上就有人等着杀你。庄士敦后来很自得地对我说：“我也没坐车，偏骑马去，看他们敢不敢杀我，结果我活着到任了。我早看透了那些人！”那些人，他指的就是内务府的人。他和郑孝胥对恐吓信都表示了满不在乎。
事情最后的收场，还是在我这里。
我刚刚任命了郑的差使，就得到了一个很头痛的消息：民国国会里又有一批议员提出要废止优待条件、由民国接管紫禁城的提案。早在两年前，在国会里就有过这类提案，理由根据是清室在民国六年闹过复辟，现在又不断向民国官吏赐官赐爵赐谥，俨然凌驾于民国之上，显然图谋复辟。现在旧案重提，理由根据又增加了一项，就是不但我给了去世的张勋谥法，又给汉人郑孝胥赏紫禁城骑马和授内务府大臣。
报纸上登出了这个消息，而且好像是个信号一样，攻击内务府的消息连一连二地出现了。如内务府出售古玩给日本商人，内府大臣荣源把历代帝后册宝卖给四大银行等等这些过去本不足为奇的事情，都引起了社会上啧啧烦言。
同时，在清点字画中，那些被我召集到身边的股肱之臣，特别是罗振玉，名声也遭到了物议。这些新增加的辫子们来到紫禁城里，本来没有别的事，除了左一个条陈，右一个密奏，陈说复兴大计之外，就是清点字画古玩，替我在清点过的字画上面盖上一个“宣统御览之宝”，登记上账。谁知这一清点，引起了满城风雨。当时，我却不知道，不点还好，东西越点越少，而且给遗老们增辟了各种生财之道，罗振玉的散氏盘、毛公鼎的古铜器拓片，佟济煦的珂罗版的宫中藏画集都卖了大价钱，轰动了中外。顶伤脑筋的是，民国的内务部突然颁布了“古籍、古物及古迹保存法草案”，这是专门针对清宫贩卖古物出口而定的。
不久，郑孝胥的开源之策——想把四库全书运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遭到当局的阻止，全部在火车站被扣下了。
我父亲出面了。他婉婉转转地，更加结结巴巴地劝我说，郑孝胥的办法值得斟酌，如果连民国当局也不满意，以后可就更不好办了。
我心里发生了动摇，但是仍然没有改变原来的决心。
原来的那些内务府大臣这时倒不出面，绍英、耆龄、宝熙，还是那么恭顺，没有说出新参加内务府的郑、金、荣三人一句不好的话。不过荣源因为卖册宝出了事，不露头了，金梁因为上的条陈里有劝我让醇亲王退休的话，被我父亲大骂一顿，也不知哪里去了。
又过了几天，被我认为胆小怕事的绍英，带着一副胆小怕事的样子出现在我面前，说现在的步军统领王怀庆对郑孝胥的做法很不满意，王怀庆说如果再叫郑孝胥闹下去，民国如果有什么举动，他也再没办法帮我的忙。一听这话，我才真怵了头。这时，郑孝胥“恳请开去差事”的奏折也到了。结果是，郑孝胥回到“懋勤殿行走”，绍英依然又掌管了内务府印钥。
十、紫禁城的末日
我承认了这次整顿内务府的失败，并不等于说我就此要“停车”。车我是不想停的，至多不过多拐几个弯儿。我自从上了车，就不断有人给我加油打气，或者指点路标方向。
前面我已说过，遗老们向我密陈恢复“大计”的事，那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例。我在婚后不久就发现，像那样想为我效力的人，可以说到处都有，例如康有为和他的徒弟徐勤、徐良两父子，在全国各省以及海外到处活动着，他们组织了一个“中华帝国宪政党”，据徐勤——广东的富商、天津中原公司的经理的奏折中说，这个党在海外拥有十万党员和五家报纸。康有为在民国十六年去世后，徐氏父子仍继续活动着。根据现在手头的材料，我还记得起来的有这几件事：在我出宫前两年，徐良写信给庄士敦说，他要到广西找军阀林俊廷去活动，过不久又来信说，广西的三派军人首领陆荣廷、林俊廷和沈鸿英“三人皆与我党同宗旨，他日有事必可相助对待反对党也”。[6]民国十三年的春节后，康有为曾给庄士敦写信说：“经年奔走，至除夕乃归，幸所至游说，皆能见听，亦由各方厌乱，人有同心。”据他说陕西、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江西、贵州、云南全都说好了，或者到时一说就行。他最寄以希望的是吴佩孚，说“洛（指吴，吴当时在洛阳）忠于孟德（指曹锟），然闻已重病，如一有它，则传电可以旋转”。又说湖北省曾耀南说过“一电可来”的话，到他生日，“可一赏之”。现在看起来康有为信中说了不少梦话，后来更成了没有实效的招摇行径，但当时我和庄士敦对他的话都没有怀疑，大为欢欣鼓舞，并按康有为的指点送寿礼、赏福寿字。我开始自己决定安排赏赐了，也就是说在指点之下，我开始懂得为自己的“理想”去动用财富了。
同样的例子还有“慈善捐款”。这是由哪位师傅的指点，不记得了，但动机是很清楚的，因为我这时懂得了社会舆论的价值。那时在北京报纸的社会版上，差不多天天有“宣统帝施助善款待领”的消息。我的“施助”活动大致是两种，一种是根据报纸登载的贫民消息，把款送到报社请他们代发，三五元不等，另一种是派人直接送到贫户家里。无论哪一种做法，过一两天报上总有这样新闻：“本报前登某某求助一事，荷清帝遣人送去×元……”既表彰了我，又宣传了“本报”的作用。为了后者，几乎无报不登吸引我注意的贫民消息，我也乐得让每种都给我做宣传。以致有的报居然登出这样文章来：
时事小言 皇恩浩荡
皇恩浩荡，乃君主时恭维皇帝的一句普通话，不意改建民国后，又闻有皇恩浩荡之声浪也。今岁入冬以来，京师贫民日众，凡经本报披露者，皆得有清帝之助款，贫民取款时，无不口诉皇恩之浩荡也。即本报代为介绍，同人帮同忙碌，然尽报纸之天职，一方替贫民之呼吁，一方代清帝之布恩，同人等亦无不欣欣然而云皇恩浩荡也。或曰清帝退位深宫，坐拥巨款，既无若何消耗，只好救济贫民，此不足为奇也。惟民国之政客军阀无不坐拥巨款，而并不见有一救济慈善者，于此更可见宣统帝之皇恩浩荡也。[7]
像这样的文章，对我的价值自然比十块八块的助款大得太多了。
我付出最大的一笔赈款，是对民国十二年九月的日本“震灾”。那次日本地震的损失惊动了世界，我也出于同样的动机，想让全世界知道“宣统帝”的“善心”，决定拿出一笔巨款助赈。我的陈师傅看得比我更远，他在称赞了“皇恩浩荡，天心仁慈”之后，告诉我说：“此举之影响，必不仅此。”后来因为现款困难，送去了据估价在美金三十万元上下的古玩字画珍宝，日本芳泽公使陪同日本国会代表团来向我致谢时，宫中出现的兴奋气氛，竟和“大婚”中外国使节来观礼时相像。我这才明白了陈师傅的意思。经过他这一指点和日本代表团的殷勤致谢，我又开了一个窍。
在这个时期，我的生活的另一面，充满了更多的荒唐，也干了不少自相矛盾的事。比如我在整顿内务府，怪他们开支太大的同时，自己的挥霍却是无度的。买一颗钻石要三万元，毫不觉得贵，从外国买了洋狗来，狗生了病请兽医，比给人治病用的钱还多。北京警察学校有位姓钱的兽医，大概看准了我的性格，极力巴结，给我写了好几个关于养狗知识的“奏折”，就得到了绿玉手串、金戒指、鼻烟壶等十件珍品的赏赐。我有时从报上看见什么新鲜玩意儿，如四岁孩子能读《孟子》，某人发现一颗异样蜘蛛，就会叫进宫里看看，当然也要赏钱。不知怎么的，我一下子喜欢上了石头子儿，就有人成车地购买了各式各样的石头子儿送来。自然又得到我不少的赏赐。
我一边向内务府大叫要裁人，也确实裁了，内务府各司处从七百裁到三百人，“御膳房”的二百厨师全部遣散。但是剩下的，单以新建的膳房来说，还有两个，一是我平日用的，用着三十七个人，其中包括以一名员外郎为首的八名员司和两个“写字人”，每月菜钱开支七百多元，另一个是给我做西餐的“番菜膳房”，人数已忘记，但知道每月要开支六百多元，而我并不是每天都叫他做菜吃的。
关于我的每年开支数目，据我婚前一年（即民国十年）内务府给我编造的那个被缩小了数字的材料，不算我的吃穿用度，更不算内务府各处司的开销，只算内务府“交进”和我与太妃们在内务府支出的“恩赏”和“临时差务”，这三项共计年支八十七万零五百九十七两。
这种昏天黑地、不知东方之既白的生活，一直到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五日，冯玉祥的国民军把我驱逐出紫禁城，才起了变化，而我的“车”也遇到了一个真正的障碍了。
这年九月由朝阳之战开始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的直军起初尚处于优势，十月间，吴部正向山海关的张作霖的奉军发动总攻之际，吴部的冯玉祥突然倒戈回师北京，发出和平通电，在冯、张的合作之下，吴佩孚山海关前线军队一败涂地，吴佩孚自己逃回洛阳。后来吴在河南也没站住脚，又带着残兵败将逃到岳州，直到两年后和孙传芳联合，才又回来，不过这已是后话。吴军在山海关败绩消息还未到，占领北京的冯玉祥国民军已经把贿选总统曹锟软禁了起来，接着解散了“猪仔国会”，颜惠庆的内阁宣告辞职，国民军支持黄郛组成了摄政内阁。
政变消息刚传到宫里来，我立刻就觉出了情形不对了，因为紫禁城的内城守卫队被国民军缴械，调出了北京城，国民军接替了他们的营地，神武门换上了国民军的岗哨。我在御花园里用望远镜观察景山，看见了那边上上下下都是和守卫队服装不同的士兵们。内务府派去了人，送去茶水吃食，国民军收下了，没有什么异样态度，但是紫禁城里的人谁也放不下心。陈宝琛和我父亲以前都到过南苑的冯玉祥的营地“慰劳”过，见过这位穿着大兵衣服的将军，都觉得他和别的将军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他们也说不出来，或者说出来了我也没有懂得。但是我们却记得，张勋复辟那次，冯玉祥参加了“讨逆军”，如果不是段祺瑞及时地把他调出北京城，他是要一直打进紫禁城来的。段祺瑞上台之后，冯玉祥和一些别的将领曾通电要求把小朝廷赶出紫禁城。凭着这点经验，我们对这次政变和守卫队的改编有了不祥的预感。接着，又听说监狱里的政治犯都放出来了，又说共产党、“过激党”都出来活动了，庄士敦和陈师傅他们给我的种种关于“过激”“恐怖”的教育，最主要的一条是说他们要杀掉每一个贵族，这时发生了作用。我把庄士敦找来，请他到东交民巷给我打听消息，要他设法给我安排逃难的地方。
王公们陷入惶惶不安，有些人到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订房间去了，但是一听说我要出城，却都认为目前尚无必要。他们的根据还是那一条：有各国公认的优待条件在，是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然而，必须发生的事，终归是要发生的。
那天上午，大约是九点多钟，我正在储秀宫和婉容吃着水果闲聊天，内务府的大臣们突然踉踉跄跄地跑了来。为首的绍英手里拿着一件公文，气喘吁吁地说：
“皇上，皇上……冯玉祥派了军队来了！还有李鸿藻的后人李石曾，说民国要废止优待条件，拿来这个叫，叫签字……”
我一下子跳了起来，刚咬了一口的苹果滚到地上去了。我夺过他手里的公文，看见上面写着：
大总统指令
派鹿锺麟张璧交涉清室优待条件修正事宜，此令。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五日
　　　　国务院代行国务总理黄郛……
修正清室优待条件
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
一、大清宣统帝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
二、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
三、清室应按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
四、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
五、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
大总统印，国务院摄行。国务总理黄郛……
老实说，这个新修正条件并没有我原先想象得那么可怕。但是，绍英说了一句话，让我跳了起来，“他们说限三小时内全部搬出去！”
“那怎么办？我的财产呢？太妃呢？”我急得直转，“打电话找庄师傅！”
“电话线断，断，断了！”荣源回答说。
“去人找王爷来！嗐！我早说要出事的！偏不叫我出去，找王爷！找王爷！”
“出不去了，”宝熙说，“外面把上了人，不放人出去了！”
“给我交涉去！”
“嗻！”
这时刚刚是端康太妃去世不多天，宫里只剩下敬懿和荣惠两个太妃，这两位老太太说什么也不肯走。绍英拿这个作理由，去和鹿锺麟商量，结果又延长到下午三点。过了中午，经过交涉，父亲进了宫，朱、陈两师傅也给放了进来，只有庄士敦给挡在外面。
听说“王爷”进来了，我马上走出屋子去迎他，看见他走进了宫门口，我立即叫道：
“王爷，这怎么办哪？”
他听见我的叫声，就像挨了定身法似的，粘在那里了，也不走近前来，也不回答我，嘴唇哆嗦了好半天，才迸出一句没用的话：
“听，听旨意，听旨意……”
我又急又气，一扭身自己进了屋子。后来，据太监告诉我，他进宫来只做了一件举动，就是听说我在修正条件上签了字，他立刻把自己头上的花翎一把揪下来，连帽子一起摔在地上，嘴里嘟囔着说：“完了！完了！这个也甭要了！”
我回到屋里，绍英哆哆嗦嗦地进来，脸色比刚才更加难看，他说：“鹿锺麟又催啦，说，说再限二十分钟，不然的话，不然的话……景山上就要开炮啦……”
其实，鹿锺麟只带了二十名手枪队，可是他这句吓唬人的话非常生效。首先，是我岳父荣源吓得跑到御花园，东钻西藏，找到了一个躲炮弹的地方，再也不肯出来。我看见王公大臣都吓成这副模样，只好赶快答应鹿的要求，决定先到我父亲的家里去。
这时，国民军已给我准备好汽车，一共五辆，鹿锺麟坐头辆，我坐了第二辆，婉容和文绣、张璧、绍英等人依次上了后面的车。
车到“北府”门口，我下车的时候，鹿锺麟走了过来，这时我才和他见了面。鹿和我握了手，问我：
“溥仪先生，你今后是还打算做皇帝，还是要当个平民？”
“我愿意从今天就当个平民。”
“好！”鹿锺麟笑了，说：“那么，我就保护你。”又说，现在既是中华民国，同时又有个皇帝称号是不合理的，你今后应该以公民的身份好好为祖国效力。张璧还说：
“既是个公民，就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将来如果能为国家出力，也可能被选做大总统呢！”
一听“大总统”三个字，我心里特别不自在。由于我已懂得运用“韬晦”之词了，便说：
“我本来早就想不要那个优待条件，这回把它废止了，正合我的意思，所以，我完全赞成你们的话。当皇帝并不自由，现在我可就得到自由了。”
这段话说完，周围的国民军士兵都鼓起掌来。
我最后的一句话也并非完全是假话。我确实厌恶王公大臣们对我的限制和阻碍。我要“自由”，我要自由地按我自己的想法去实现我的理想——重新坐在我失掉的“宝座”上。
十一、在“北府”里
我内心充满恐惧，走进了国民军把守着的“北府”大门，进了我父亲带我进去的屋子。我环顾了一下这个由皇宫降到王府的地方，心中又充满了悲愤和仇恨。这种恐惧和仇恨，从看见国民军代表送来的“大总统令”起，就在我心里燃烧着，进了“北府”，更加炽烈起来。我一刻不停地寻思着，如何能逃出国民军的监视，尽早远走高飞，准备复仇。
我临出宫以前，曾叫人送信给宫外的那些“股肱之臣”，让他们从速设法营救我脱离国民军的掌握。这时，我的“股肱”们都不在我的身边，他们奔走的结果如何还不知道，外边的消息全听不见，而我却是急于想知道当前处境的危险程度，想找人商量商量当前应采取的对策。在这种情势下，我的父亲让我感到了极大的失望。
他比我还要惊慌。记得那天他就没有沉着地站过一回，更不要说安安静静地坐一坐了。他不是喃喃自言地走来走去，就是慌慌张张地跑出跑进，弄得空气格外紧张。后来，我实在忍不下去了，请求地说：
“王爷，坐下商量商量吧！得想想办法，先打听一下外面的消息呀！”
“想想办法？好，好。”他坐了下来，不到两分钟，忽然又站起，“载洵也不露面了！”说了这句牛头不对马嘴的话，又来来去去地转了起来。
“得打听打听消息啊！”
“打，打听消息？好，好！”他走出去了，转眼又走进来，“外边不，不让出去了！大门有兵！”
“打电话呀！”
“打，打电话，好，好！”走了几步，又回来问：“给谁打电话？”
我看实在没办法，就叫太监传内务府大臣们进来。内务府大臣这时我身边只有绍英一个人。荣源住进了外国医院，治他的神经病去了（两个月后才出来），耆龄大概是忙着搬移我的衣物，处理太监、宫女的问题，宝熙是在照顾未出宫的两位太妃（她们还不肯出来），剩下来的绍英，他的情形比“王爷”好不了多少，一个电话也没打出去。幸亏后来其他的王公大臣和师傅们陆续地来了，否则“北府”里的慌乱还不知发展到什么地步。庄士敦在傍晚时分带来了令我安心一些的消息：经过他的奔走，首席公使荷兰的欧登科、英国公使麻克类、日本公使芳泽等三人已经找到摄政内阁外交总长王正廷，提出了“抗议”，王正廷向他们作了保证，我的生命财产一定安全。这个消息对“北府”里的人们起了镇定作用，但是对于我父亲，好像“剂量”还不足。庄士敦在他的著作里曾描写过那天晚上的情形：
皇帝在一间大客厅里接见了我，那间屋子挤满了满洲贵族和内务府的官员……我的第一个任务，是说明三位公使拜访外交部的结果。他们已经从载涛那里知道了那天早晨我们在荷兰使馆进行了磋商，所以，他们自然急于要知道和王博士（正廷）会见时的情形。他们全神贯注地听我说话，只有醇亲王一人，在我说话的时候不安地在屋里转来转去，显然是漫无目的。有好几次忽然加快脚步，跑到我跟前，说了几句前言不搭后语的话。他的口吃似乎比平时更加厉害了。他每次说的话都是那几句，意思是“请皇上不要害怕”——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他显然要比皇帝惊慌。当他过来和把这种话说到四五次的时候，我有点不耐烦了，我说，“皇帝陛下在这里，站在我旁边，你为什么不直接和他说呢？”可是，他太心慌意乱了，以致没有注意到我说话的粗鲁。接着，他又漫无目的地转起圈子来……
那天晚上，我父亲的另一件举动，尤其令我不能满意。
庄士敦到了不久，经过一番奔走的郑孝胥来了。他奔走的地方也是东交民巷。至少是从“东京震灾”捐款时起，东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馆就和我的“股肱”们有了交际，罗振玉和郑孝胥来到紫禁城之后，又和日本兵营有了往来。据罗振玉说，日本的竹本大佐是他先交的朋友。我出宫的头一天，由于情势紧张，罗振玉到天津找日本驻屯军司令官想办法去了，郑孝胥受我嘱托，也约会好东交民巷的竹本多吉大佐在次日见面。他们见面后，刚谈了不多的话，就听到了冯军入京的消息，于是双方商定了一条计策，由竹本派出他的副官中平常松大尉，穿上便衣，带着一名医生，假装送我进医院，把我运出“北府”，接进日本兵营。按照这条计划，郑孝胥带着中平大尉和日本医生村田到了“北府”。我当时的想法，是立刻就跟他们走的。但是，王公大臣和师傅们都表示了反对。他们认为这个办法很难混过大门的士兵，即使混过了他们，街上还有国民军的步哨，万一被发现，那就更糟糕。反对最激烈的是我父亲，他的理由是这样：“就算跑进了东交民巷，可是冯玉祥来找我要人，我怎么办？”后来，我也因为太冒险，没敢跟日本人走，可是我心里对父亲是更不高兴了。
我的心情从总的来说，这天晚上还算好。庄士敦的消息说明三国公使在“关心”我，郑孝胥带来的日本人，又告诉了我日本人的“热心”，我不像刚才来时那么紧张了。
可是到了次日，“北府”的门禁突然加严，只准进，不准出，连厨役买菜也得托大兵们代劳。后来稍放松一点，只许有限几个人，即陈、朱师傅和内大臣出进，外国人是根本不许进来。这一下子，我又慌了。“国民军还能不怕洋人？”这个疑问横在我心里，成了一个大疙瘩。我身边的人也有这样担心的，也有不相信的。后来不相信的占了多数，他们都说从民国以来还没有不看洋人脸色的当局，这次国民军支持的黄郛内阁，不是也直向三国公使做保证吗？话是不错，不过谁知道大门口的大兵是怎么想的呢？那年头有句话：“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黄郛和王正廷尽管如何保证，离我最近而手持凶器的还是门口的大兵。万一他们发作起来，不但秀才应付不了，连“皇上”恐怕也不行。我越想越怕，后悔没有跟郑孝胥带来的日本人出去。我对郑孝胥和日本兵营，简直增加了更大的感情！
正在这时候，罗振玉出现了。
罗振玉是头一天就为了我而去天津的。据他说，他在竹木大佐的帮助下，坐上京津国际列车到了天津[8]，次日找到日本驻屯军司令部，请他们出面保护我。这时司令部的金子参谋告诉他，鹿锺麟已进了宫。日本司令官介绍他去找段祺瑞，因此他知道了段祺瑞马上就会出山。这时段祺瑞也接到了北京竹本大佐转来的郑孝胥的求援电报。段祺瑞即发出了一封反对冯玉祥“逼宫”的通电，罗振玉预先也看到了那个电稿。根据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的指示，他又返回北京就近和他的朋友竹本大佐联系，竹本大佐叫他告诉我，日本骑兵将在“北府”附近巡逻，如发现国民军对“北府”有什么异样举动，立即回营报告，日兵营会采取“断然措施”。听了他的报告，又从陈宝琛那里知道了日本兵营曾想把日本军用信鸽送进“北府”，以备报警之用（他因为怕国民军，没敢拿来），我对日本人的“感情”又发展了一步。自然，罗振玉在我心里得到了与郑孝胥并行的地位，而“王爷”就挤得更远了。
我也从报上看到了段祺瑞指责冯玉祥的电报，也听到了刚刚联合起来的奉军和冯军将要火并的消息，这个消息给“北府”带来的希望，简直和三国公使提抗议时是差不多的。同时，陈宝璨给我带来了日本兵营收到的段祺瑞的电报，上面说：“皇室事余全力维持，并保全财产，但宣统帝入东交民巷之意宜中止。已命冯玉祥代表进京，适宜处置。”接着（即我入“北府”的第五天），门禁有了进一步的松动，允许更多的王公大臣以至宗室人等进来，甚至连没有“顶戴”“功名”的胡适也不受到阻拦，只有庄士敦还是不让进来。
不久，令“北府”最关心的张、冯关系，有了新发展，传来了冯玉祥在天津被奉军扣押的消息。后来虽然证明是谣传，但是接踵而至的消息更鼓舞了“北府”里的人：国民军所支持的黄郛摄政内阁，在北京邀请东交民巷的公使，遭到了拒绝。“北府”里乐观地估计，这个和我过不去的摄政内阁的寿命快完了，代替他的自然是东交民巷（至少是日本人）所属意的段祺瑞了。果然，第二天的消息证实了罗振玉的情报，冯玉祥不得不同意张作霖的决定，让段祺瑞出山。过了不多天，张、段都到北京来了。那几天的情形，郑孝胥日记里这样记着：
乙巳二十六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小雪。作字。日本兵营中平电话云：段祺瑞九点自天津开车，十二点半可到京。偕大七（郑的儿子垂）往迎段祺瑞于车站……三点半车始到，投刺而已……
丙午二十七日（二十二日）。……曹衡（段的幕僚）电话云：段欲公为阁员，今日请过其居商之。答之曰：不能就，请代辞，若晤面恐致龃龉。至北府入对。泽公、伒贝子、耆寿民（龄）询余：就段否？余曰：拟就其顾问，犹虑损名，苟不能复辟，何以自解于天下？伒贝子曰：若有利于皇室，虽为总统何害……
丁未二十八日（二十三日）。……北府电话召，入对。上（溥仪）赐膳，裁两器、两盘、数小碟而已。段派荫昌来守，卫兵得其长官令：不禁洋员（指庄士敦）入见。涛贝勒云：顷已看段，求撤卫兵，但留警察。使垂访池部（日公使馆书记官）。上云：今日已派柯劭忞、罗振玉商购裱褙胡同盛昱之屋，将为行在……
戊申二十九日（二十五日）……至吉兆胡同段宅晤段芝泉（祺瑞），谈久之。至北府，入对……
巳酉三十日（二十六日）……召见，草赐张作霖诏，罗振玉书之。诏云：“奉军入京，人心大定，威望以及，群邪敛迹。昨闻庄士敦述及厚意，备悉一切。予数年以来，困于宫中，囿于见闻，乘此时会，拟为出洋之行，惟筹备尚须时日，日内欲择暂驻之所，即行移出醇邸。俟料理粗定，先往盛京，恭谒陵寝。事竣之日，再谋游学海外，以补不足。所有详情，已属庄士敦面述。”……北府冯军撤回。冯玉祥求免职，段批假一月。闻冯已赴西山……
从段、张入京之前，即黄郛内阁要倒台，冯、张冲突谣传出现时，“北府”的气氛就变了。王公们首先给张作霖秘密地写了一封信，请求他的庇护。张、段入京后，王公们派了代表和郑孝胥一齐表示了欢迎，然后分头进行了活动。郑孝胥去找段祺瑞，“北府”的管家张文治去找他的盟兄张作霖。让“北府”最高兴的是张作霖托张文治特别邀请庄士敦去一趟。结果是庄士敦去了两趟。张作霖找庄士敦的意思是想通过庄士敦探一探东交民巷对他的态度，而“北府”里则希望通过庄士敦探一探张作霖对我的态度。我让庄士敦带去了我的一张签名照片，一个大钻石戒指，张作霖留下照片，退了戒指，表示了同情，用我父亲日记里的话说，是“口气尚好”。与此同时，段祺瑞也向郑孝胥表示了“可以考虑恢复优待条件”。既有了东交民巷的“同情”，又有了这两位当权人物的支持，虽然冯玉祥的国民军还在北京城里，而“北府”的人们已经敢于“反攻”了。
11月28日，即大门上的国民军撤走，冯玉祥通电辞职的第二天，“北府”里用内务府的名义发出了致民国内务部的一封公函：
……查法理原则关于刑律之规定，凡以强暴胁迫人者，应负加害之责任，其民法原理凡出于强暴胁迫，欺罔恐吓之行为，法律上一律不能发生效力。兹特专函声明：所有摄阁任意修正之五条件，清室依照法理不能认为有效……”
同时，对摄阁成立时组成的“清室善后委员会”，虽清室代表已参加开了几次会，现在也否认了。
这天，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记者来访问我，我向他发表了与出宫那天说过的完全不同的谈话：
此次国民军之行动，以假冒国民之巡警团体，武力强迫余之签字，余决不如外间所传之欣然快诺……[9]
《顺天时报》是日本公使馆支配下的日商报纸。说到当时日本人对我的“热心”，决不能忽略了这份报纸。它不像竹本大佐那样地一切在暗中进行，它是倚仗特权合法地大嚷大叫，极尽耸动听闻之能事。从我进了“北府”的第二天起，《顺天时报》连续发出了对“皇室”无限“同情”，对摄政内阁和国民军无限“激愤”的消息和评论。里面大量地使用了“逼宫”“蒙难”之类的字眼以及“泰山压卵”“欺凌寡妇孤儿”“绑票”等等的比喻，大力渲染出“旗人纷纷自杀”“蒙藏发生怀疑”等等的故事，甚至还编造了“某太妃流血殉清朝”“淑妃断指血书，愿以身守宫门”和“淑妃散发攀轮，阻止登车”的惊人奇闻。有些其他外文报纸也有类似的文字，不过和《顺天时报》比起来，则大为逊色。顺便说一句，那时有些中国报纸也有抨击国民革命军的，尤其是张作霖、段祺瑞到北京之后，锋芒尤甚。有些“名流”，也在报上发过议论，如与我有一面之识的胡适博士，曾发表过一封致王正廷的公开信，表示了他对“以武力胁迫”清室修改条件的“义愤”。胡适那些天经常和郑孝胥等人厮混，似乎颇能获得一部分“遗老”的谅解。他曾到“北府”来求见我，但被我拒绝了。因为我这时需要的不是洋博士，而是真正的洋人。当我用黑眼珠瞅着洋人的时候，其余的人——包括曾引起过我好奇心的胡适在内，就只好受白眼珠的待遇了。
十二、三岔口上的抉择
“北府”里的人虽然有共同的兴奋，却没有共同的想法。金梁后来在他补写的《遇变日记》[10]里说：“盖自段、张到京后，皆空言示好，实无办法。众为所欺，以为恢复即在目前，于是事实未见，而意见已生。有主张原订条件一字不能动者，有主必还宫复号者，有主改号避帝者，有主岁费可减，必有外人保证者，有主移住颐和园者，有主在东城购屋者。实则主权在人，无异梦想一皆不知何所见而云然也。”这段话说的倒是实情。
历史的列车在进行中，障碍被压碎，垃圾被拋开。附在垃圾上的蝇子自然会哄成一团，碰撞一阵。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的这场旋风，把我一下子拋出了紫禁城，落到一个三岔口上。我面前是三条路：一条是新的《条件》给我指出来的，放弃帝王尊号，放弃原来的野心，做个仍然拥有大量财宝和田庄的“平民”；另一条是争取“同情者”的支援，取消国民军的新《条件》，全部恢复袁世凯时代的旧《条件》，或者“复号还宫”，让我回到紫禁城，依然过着从前那样的生活；还有一条是最曲折的道路，它通向海外，然后又指向紫禁城，不过那时的紫禁城必须是辛亥以前的紫禁城。这条路如果用二十年后蒋介石的术语来说，叫做“曲线救国”，而当时的原版则是“借外力谋恢复”。我站在这个三岔口上，本来一心想走第三条路的，但是又不得不忍受着周围那群蝇子的包围，听着他们的无穷无尽的争吵。他们对于第一条路，固然都是和我一样地认为不屑一顾，而在其他两条路线的选择上，则是互不相让。即使是同一条路线的拥护者，也各有不同的具体主张和详尽计划。每个人都争先恐后给我出主意，抢着给带路。
这种“带路权”的争夺战，从我进“北府”大门那天起，经过我居住天津的七年，一直到离津去东北前，是一直没有停止过的。只说在“北府”的这二十四天，也曾有过几次起伏，变过几次阵容，转移过几次重心。
起初，刚进“北府”的那几天，争论的中心是“留在北府呢？还是设法溜出，躲进东交民巷？”前面已说过，主张溜走的一方是处于孤势的郑孝胥和不公开表态的庄士敦，另一方则是以我父亲为首的王公大臣以及师傅们。这场冲突是以郑孝胥的失败而告终。门禁开始松动以后，以“出洋不出洋，争不争取恢复《条件》”为中心展开了第二次的交锋。主张立即出洋的一方是金梁和罗振玉（庄士敦仍是不公开表态的一个），另一方仍以我父亲为首，师傅们是参加者。他们这次的矛头主要是对着“急先锋”金梁，也取得了胜利。不过，这是一个表面的胜利。到第三个回合，即郑、罗、庄联合了起来，并争得了陈宝琛的参与，而问题重心转到了“我的当前处境危不危险，要不要先跑进东交民巷”的时候，那些王公大臣便惨败了。
以我父亲为首的王公大臣们，始终反对着我出洋，他们是“争取复号还宫派”里的最保守者。他们对国民军怀着同样的仇恨，却又希望我忍受着，等待着。国民军取消了我的皇帝尊号，他们认为我还可以在家里做皇帝，反正他们是不取消我的尊号的。国民军的统治刚露出了不稳征兆（张、冯不和，黄内阁被拒于使团），他们的幻想就抬头了。他们一面劝我静待佳音，一面对于一切出洋的以及出府的意见，大肆进行攻击。不可否认，这一派人在第一个回合上是取得了胜利，因为拦阻了我去东交民巷，也就是拦住了我出洋的路。他们在对付金梁上，让金梁败得很狼狈。金梁从报上看到了我对鹿锺麟的谈话以后，门禁刚一松动，便带着一份“奏折”和替我拟好的“宣言书”来了。他大大地夸奖了我的谈话，让我对外宣布“敝屣一切，还我自由，余怀此志久矣！”叫我放弃帝号和优待费，把钱拿出来办图书馆和学校，其目的，则是“收人心，抗舆论”，同时要“托内事于忠贞之士，而先出洋留学，图其远者大者，尽人事以待天命，一旦有机可乘，立即归国”。他的论点是：“盖必敝屣今日之假皇帝，始可希望将来之真皇帝。”他这一番话，确实令我动了心，但是我父亲闻言之后，对他大怒，把他称之为“疯子”，请他以后不要再上门来。金梁被我父亲以“王爷”的身份赶走以后，另一个出洋派主力，高鼻子的“护命符”庄士敦，我父亲虽然没有办法也不敢动他，但是大门上的大兵无形中帮了我父亲的忙，从第二天起就没放他进来，于是造成了我父亲这一派的暂时胜利。
在说到这个暂时的胜利之前，我要先说一下我们这伙人的心理状态。
概括地可以这样说，除了复辟的共同目标之外，每个人还都有他自己的一个算盘。
主张还原的是为了什么呢？这是因为只有这样，“王公”“大臣”“帝师”“翰林”等等的名利攸关的标签才有地方可贴。这就是说，绍英还可以掌管那把关系着他的“社会地位”的“总管内务府的印钥”，荣源还可以继续着乐在其中的“抵押”“变价”的生涯，“醇亲王”可以照旧支取每年四万二千四百八十两银子折合的岁俸，这是从前不管民国当局如何拖欠岁费，内务府到时都要凑足送齐的。
主张“立刻出洋”的是为了什么呢？当然也是为了将来的复辟，但也同样地有着说不出口的打算。这看一下他们各自主张的出洋方向就可以知道。罗振玉主张我到日本，有位当过前清驻欧洲公使的黄诰，主张我到欧洲……因为只有如此，他们才能利用自己优越条件，达到垄断居奇的目的，至于他们所熟悉的国家能否支持我的复辟，问题倒在其次了。“出洋派”的急先锋金梁，他没有提出具体的方向，他自己哪一国也没去过，不过他也最有意思。他的主意并不固定，起先，他根据我对鹿锺麟说的漂亮话，主张了“敝屣一切”，放弃帝号和《条件》，后来，段祺瑞上了台，我又对《顺天时报》表示了取消条件并非“欣然快诺”，而还原的呼声甚嚣尘上之际，他又送来奏折，说如要帝号，我亦不可放弃，又上书张作霖说“优待条件事关国信，效等约法，非可轻易修改”了。他对别人解释道：他并不是主张放弃帝号的，不过这事不宜由我去争而已。我一时弄不明白他到底主张的是什么。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关心的既不是我的自由，也不是什么《条件》，而是如何取得机缘，好借题做文章，以“扬名显世”，出其风头。倘若能取得我的信赖和重用，那自然更理想了。后来他实在从我这里没弄到什么，不得已，无中生有地给自己刻了“少保”的图章，盖在他的树杈式的书联上。
这些有头有脸的人物是这样各怀着一个算盘，那些下面的喽啰，不断地递折子、上条陈，也各有其小算盘。我六叔载洵有个叫吴锡宝的门客，写了一个“奏为陈善后大计”的折子，一上来先抱怨说，他早主张要聘用各国法学家研究法律，以备应付民国违法毁约的举动，因为没听他的主意，所以今天手忙脚乱，驳辩无力。接着，他提出五条大计：说来说去离不了用法律和法学家，原因就是他自己是一名律师。还有个名叫多济的旗人，是挂名的内务府员外郎，他坚决主张无论如何不可放弃帝号，不但如此，我将来有了儿子还要叫做“宣统第二”。他又主张今后我应该把侍奉左右的人都换上八旗子弟，看来，他也打好主意让他的儿子做“多济第二”，来继承员外郎这份俸银的。
我也有一个算盘，相形之下，我的算盘倒是最单纯的，而且在那个范围内也是说得出口的，这就是我的终极目标：复辟。为了这个目标，我曾为自己把第三条路线修正、补充过几次。刚进“北府”的时候，这条路线是这样：
“北府”—东交民巷—外国—北京紫禁城
在形势缓和之后，我又修改成如我给张作霖的信里说的那样：
“北府”—北京城内住所—奉天（沈阳）—外国—紫禁城
这条具体的行动路线不但表明了固定不移的终极目标，也表明了第一个步骤是非离开“北府”这个不称心的地方不可的。
那时，我自然不会像上面说的那样，去分辨周围那群蝇子，我判断是非的标准只有一条，这是和西太后的并没有多大区别的一条：谁叫我称心，谁最维护我作为帝王的利益的，谁就是好，否则就叫坏。那时凡是叫我忍受的，叫我等待的，拦阻我行动的，把他的利害放在我的利害上面的，我都不满意。因此，王公大臣那一方逐渐失掉了我欢心，而积极为我奔走，设计让我脱离那个“北府”的郑、罗、庄这一方，越来越受到我的信赖。从这点上说，这就预定下了“北府”争夺战的最后结局。
古代兵法中说得不错，“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又说“攻心为上”。谁能知我又能攻我心的，谁就得胜，否则必败。
我当时主要的心情，既然是又害怕国民军害我，又想离开这个变相的紫禁城，郑孝胥和罗振玉于是从这方面打动了我的心。
国民军的警卫从大门撤走之后，形势本来已经缓和，我都敢放开胆子向记者骂国民军了，忽然郑孝胥面容严肃地出现了，问我看过报没有。
“看了，没有什么呀！”
“皇上看看《顺天时报》。”他拿出报来，指着一条“赤化运动之平民自治歌”标题给我看。这条消息说，冯军入京以后，“赤化主义”就乘机活动，最近竟出现数万张传单，主张“不要政府真自治、不要法律大自由”云云。那时，我从郑、陈、庄诸人和《顺天时报》上听到或看到什么共产党是过激主义、赤化主义，赤化、过激就是洪水猛兽，共产共妻，又说冯玉祥的军队就和赤化过激有关，等等的鬼话。看了这些消息，就信郑孝胥的解释，那是马上要天下大乱，“赤化主义”对我下毒手，则更无疑问。
我正被郑孝胥的话闹得心惊胆战之际，罗振玉以紧张的面容出现了。罗振玉的来自日方的消息一向很受我重视。曾以联络日本兵营的联队长竹本大佐一事，得到我的信任，他这次报告我说，已确实听说冯玉祥和“过激主义”分子将对我不利。“现在冯军占了颐和园。”他说，“出事可能就在这一两天。皇上要趁早离开这里，到东交民巷躲避一下才好。”
后来庄士敦也来了，带来了外国报上的消息，说冯玉祥又要第三次对北京采取行动。
这样一来，我沉不住气了，连一向稳重的陈宝琛也着了慌，认为应该趁冯玉祥军队不在的时候，抓机会到东交民巷为妙。他和郑孝胥商量过，主张先住进德国医院，因为那位德国大夫是认识我的。接着，我就和陈、庄二师傅，悄悄地商议了一个计策，这个计策不但要避免民国当局知道，也要防备着我的父亲。
我们按照密议的计划进行。第一步，我和陈师傅同出，探望比我晚几天出宫的住在麒麟胡同的敬懿、荣惠两太妃（这时庄和和端康都已去世了）。探望完了，依旧回“北府”，给“北府”上下一个守信用的印象。第二步，即第二天，我和陈、庄师傅扬言去苏州胡同看房子，准备租用居住。我们准备从那里绕一下就奔东交民巷，先住进德国医院，然后再考虑住进使馆和让婉容搬来。只要到了东交民巷，这第三步就好办了。但是，在执行这第二步计划的时候，我父亲派了他的大管家张文治，偏要陪我们一起去。我和庄士敦上了一辆汽车，张文治也跟在陈宝琛屁股后，上了另一辆车。进了东交民巷，庄士敦叫车子在一家卖钟表和相机的洋行门口停下，他带我进了洋行，在这里考虑对付张文治的办法。我买了一个法国金怀表，磨蹭一阵儿，庄士敦想出了办法，就说我觉得不舒服，要去德国医院看看。张文治狐疑不安地跟我们到了德国医院。到了医院，我们把他甩在一边儿。庄士敦向医院的棣柏大夫说明了来意，把我让到一间空病房里休息，张文治一看不是门道，赶紧溜走了。我们知道他必是回“北府”向我父亲报信去了，庄士敦不敢放松时间，立刻去英国使馆办交涉。谁知他这一去就杳无音信，等得我好不心焦。我生怕这时张文治把我父亲引了来，正在焦躁不安，郑孝胥到了。这段经过，可以看看他的日记：
壬子初三日。弢庵、叔言来。昨报载李煜瀛见段祺瑞，争皇产事，李忿言：法国路易十四，英国杀君主，事尤数见，外交干涉必无可虑。张继出告人曰：非斩草除根，不了此事。平民自治歌有曰：留宣统，真怪异，惟一污点尚未去。余语弢庵曰：事急矣！乃定德国医院之策。午后，诣北府，至鼓楼，逢弢庵（陈宝琛）之马车，曰：已往苏州胡同矣！驰至苏州胡同，无所见，遂至德国医院。登楼，上（说我）徘徊窗下，独弢庵从，告孝胥曰：庄士敦已往荷兰、英吉利使馆，张文治奔告醇王，且复来！孝胥请幸日本使馆，上命孝胥先告日人。即访竹本，告以皇帝已来。竹本白其公使芳泽，乃语孝胥：“请皇帝自决行止。”于是暴风大作，黄沙蔽天，数步外不相见。孝胥至医院，虑汽车或不听命，议以上乘马车；又虑院前门人甚众，乃引马车至后门，一德医持钥从，一看护导上下楼，开后门，登马车，孝胥及一僮骖乘。德医院至日本使馆有二道，约里许：一自东交民巷转北，一自长安街转南。孝胥叱御者曰：“再至日使馆。”御者利北道稍近，驱车过长安街。上惊呼曰：“街多华警，何为出此！”然车已迅驰，孝胥曰：“咫尺耳！马车中安有皇帝？请上勿恐。”既南转至河岸，复启上曰：“此为使馆界矣！”遂入日本使馆。竹本、中平迎上入兵营。弢庵亦至。方车行长安街，风沙悍怒，几不能前，昏晦中入室小憩。上曰：“北府人知我至医院耳，庄士敦、张文治必复往等，宣告之。”孝胥复至医院，醇王、涛贝勒皆至。因与同来日馆，廷臣奔视者数人。上命孝胥往告段祺瑞，命张文治往告张作霖……
郑孝胥日记里没提到庄士敦，因为他在德国医院没有看见庄士敦，庄士敦那时已经到了日本使馆了。我和这位一去不回的人在这地方碰见，很是奇怪。他对我解释说：“我到英国公使那里去了，麻克类说那里地方很小，不便招待……既然陛下受到日本公使先生的接待，那是太好了，总之，现在一切平安了。”在那匆匆忙忙之中，我也没再细问——既然我保了险了，过去的事情我也就没有兴趣去知道了。一直到很晚，他的《紫禁城的黄昏》出版了，我才看到下面这段描写：
我先到日本公使馆去。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外国公使里面，日本公使最能而且也最愿意，不仅仅接待皇帝，而且还给以有效的保护。
这时已是下午一点。日本公使不在家，他到外面吃饭去了。于是我就到荷兰使馆去，荷兰公使也出去。最后我拜访了英国使馆。罗纳德·麻克类勋爵正好在家，我把发生的事情简单地告诉了他。我知道英国使馆的态度是坚决反对，英国人怕釆取任何被解释成干涉中国内战的行动，因此我谈到我在皇帝出逃中所起作用时，尽量轻描淡写，我只说，根据皇帝的指示，我坐车和他一起到了东交民巷。
我接着说，我已拜访了日本公使馆，因为我觉得如果芳泽谦吉先生同意保护他，他就可以得到最安全的庇护。英国公使表示同意，他还相当体贴地说，如果皇帝得到日本使馆的庇护的话，他希望我到英国使馆去做客，这样就可以尽可能接近皇帝，因为日本使馆几乎就在英使馆的对过。
我去日本使馆，可是日本公使还没有回来，等到我和他见面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钟了。他听了我所说的话，当我请他用日本使馆接待皇帝的时候，他并没有马上作答，在他屋子里踱来踱去，考虑着这件事情，然后才把他的决定告诉我。他愿意接待皇帝，可是他希望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地方”，所以我先回德国医院，等候他的消息。我后来发现，芳泽谦吉先生及其夫人为皇帝准备的“合适的地方”原来是他们自己的私人房间，也就是日本使馆里最好的房间。
庄士敦接着写道，他又回到德国医院，发现了我已不在了，大吃一惊，问德国护士：“皇帝在哪里？”护士说：“这里没有皇帝！”他叫起来：“胡说，是我把他送到这里的！”后来才明白，这是德国医师棣柏嘱咐医院为我保密的。医院里的人后来认出他来，才告诉了他，我已经去日本使馆了，他很感谢德国朋友的热心，然后又到日本使馆。在这里他又一次出乎意外，因为又发现我不在公使馆，而是在日本守备队司令官竹本大佐那里。当然，很快也就知道了郑孝胥的活动。
郑孝胥对自己在这次出逃中所起的作用，得意极了。这可以从他写的两首七言中看出来。
十一月初三奉乘舆幸日本使馆
陈宝琛、庄士敦从幸德国医院，孝胥踵至，遂入日本使馆。
乘日风兮载云旗，纵横无人神鬼驰，
手持帝子出虎穴，青史茫茫无此奇！
是日何来蒙古风？天倾地坼见共工，
休嗟猛士不可得，犹有人间一秃翁。[11]
这位俨然以“猛士”自居的秃翁后来作了一幅画：在角楼上空云雾中，有一条张牙舞爪的龙。陈宝琛虔诚地在画上题了“风异”二字，又作诗一首恭维他：“风沙叫啸日西垂，投止何门正此时；写作昌黎诗意读，天昏地黑扈龙移。”庄士敦颇知凑趣，也用英文把事件经过写在上面。
让郑孝胥如此得意忘形的原因之一，是他在这场争夺垄断的战斗中，胜过了他的暗中对手罗振玉。罗振玉不但没有赶上这个机会，而且竹本大佐这个值钱的关系，也被郑孝胥轻轻拿在手里，成了郑的本钱。郑、罗二人之间的冲突，原来是掩盖在他们与王公们的争夺战后面。而从这时起，开始了他们之间的争夺战了。
不过，庄士敦却在旁不免暗笑。在他的一九三二年出版的书里，他肯定了郑孝胥日记所叙述的正确性之后说：“不过有一点除外，那就是郑孝胥错误地认为，竹本大佐在同意用他自己的住处接待皇帝之前，已经和日本公使商量过了。日本使馆中文武官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其他使馆中文武官之间的关系那么亲近和友好，竹本大佐是否认为自己应当听从日本大使的命令，是大可怀疑的。因此，他并不认为必须把他和郑孝胥先生谈的话向芳泽谦吉先生汇报，而且他也没有这样做。事实上，他本人急于要接待皇帝，不希望日本公使把他的贵客夺走……
事实上，后来是夺走了。原来刚开始不久的争夺战，不仅展开在王公大臣和郑、罗之间，也不仅在郑与罗之间，原来还发生在日本人之间。这第一场争夺战的真正胜利者，有一段谈话刊在第二天的《顺天时报》上：
日使对容留逊帝之谈话
日本芳泽公使，昨日对于往访记者所谈逊帝溥仪迁入日本使馆之经过，并公使所持之态度如下：
上星期六午后三时，忽有某氏（公使不欲宣布其姓名）来访余（公使自称，下同），告以逊帝现已入德国医院，并谓此不过暂时办法，万难期其久居，且于某某方面亦曾恳谈逊帝迁居事，咸以迁居日本使馆为宜，故逊帝遣某来为之先容，万希俯允所请等语。余当时在大体上因无可推辞，然以事出突然，故答以容暂考虑，再为答复等语。某氏辞去约二十分钟。余即接得报告，谓逊帝已至日本兵营，要求与余面会。余当即亲赴兵营迎迓，一面为之准备房屋。午后五点迎入本馆后，即派池部书记官赴外交部谒沈次长，说明逊帝突然来馆之始末，并请转达段执政，以免有所误会。当蒙其答复，极为谅解……
十三、由“使馆区”到“租界地”
在那个时代，“使馆区”和“租界地”正是“好客”的地方。我进了日本公使馆才知道，我并不是唯一的客人，当时，还住着一个叫王毓兰，字兰亭的人，他是贿选大总统曹锟的心腹谋士。曹锟没有来得及逃往使馆区，就被国民军软禁了起来，王毓兰的腿快，做了这里的客人。我也记得，七年前我第二次做皇帝的时候，被张勋赶走的黎元洪在这里住过，我第二次退位以后，被段祺瑞赶走的张勋又做过荷兰使馆的客人。每逢使馆里认为必须接待来客的时候，使馆区里的饭店和医院总免不了跟着热闹一番，因为每次总有一批神经脆弱而又身价够不上进使馆的人们往这里跑，把这里塞得满满的，甚至连楼梯都有人愿意付租金。辛亥、丁巳和我这次被赶出紫禁城，不少的满族的贵族都争先恐后地到这里做过客。有一次，饭店老板贴出了一张很不礼貌的告示：“查本店寄居者过多，楼梯上亦已住满，卫生状况殊为不佳，且有随地吐痰，极不文明者……兹规定，如再有人吐痰于地，当罚款十元，决不宽贷！”尽管如此，这里还是令人趋之若鹜，流连忘返。
我在这里遇到的热情是空前的，也许还是绝后的。有一件小事我在前面没有说到，是我从“北府”出来的时候，在我的汽车上还有“北府”的两名警察，他们按照当时“要人”们乘车的习惯，站在车外踏脚板上，一边一个，一直陪我到了德国医院。他们后来知道我不回去了，他们不能回去交差，就要求也留在日本使馆。他们得到了准许，作为我的随侍被收留了。后来我派人再去“北府”接婉容和文绣的时候，那边的警察再不肯放走她们。使馆里派了一名书记官特意去交涉，也不成功，于是芳泽公使毫不犹疑地就去亲自找段执政，结果是婉容和文绣带着她们的太监、宫女很快地也到了我身边。
使馆主人看我周围有那么一大群人，三间屋子显然是摆不开，特意腾出了一所楼房，专供我使用。于是，我那一班人马——南书房行走和内务府大臣以及几十名随侍、太监、宫女、妇差、厨役等等又各得其所，日本公使馆里出现了大清皇帝的奏事处和值班房。
更重要的是，芳泽公使给我取得了执政府的谅解。执政府除了向芳泽公使作了表示之外，并且派了名叫曲同丰的一位陆军中将，亲自到日本兵营的竹本大佐那里，又一次表明“执政府极愿尊重逊帝的自由意志，并于可能范围内，保护其生命财产及其关系者之安全”。
以我父亲为首的王公们曾来劝我回去，说“北府”已经安全，有段祺瑞和张作霖在，国民军决不敢任意行事，段和张都向他们作了保证。但我相信罗振玉他们的话，段和张的保证都是因为我进了使馆才说的，我如果还在“北府”，而国民军还在北京，是什么保证都靠不住的。我拒绝了他们。事实上，王公们也正在向使馆区里找住处，后来有的进了德国兵营，有的进了六国饭店。我父亲一面劝我，一面又在西什库教堂租库房，存放他的珍贵财物，后来“北府”的弟妹们也都跑到德国兵营住去了。
看见日本使馆对我的殷勤照料，连许多不知名的遗老也活跃了起来，他们从各地给段执政打电报，要求恢复优待，他们给我寄钱（这叫做“进奉”），供我使用。有的人从外地跑到北京，给我请安，密陈大计。蒙古王公好像也吃了兴奋剂似的，发出通电并上呈交给执政府，质问对他们的优待怎么办，执政府连忙答复说照旧不变。我的王公大臣们的腰板更硬了，拒绝出席组成的“清室善后委员会”的会议。这个刚成立的委员会由代表民国的李石曾（委员长）、易培基（代表汪精卫）、俞同奎、沈兼士、范静生、鹿锺麟、张璧和代表清室的绍英、载润、耆龄、宝熙等组成，并请了罗振玉列席。委员会要清点财物，划分公产私产以决定处理，绍英等四人不去参加，再次向当局声明不承认这个组织。宝熙后来通过他的门生弄出了十几箱东西运到日本使馆，罗振玉立刻反对说：“这岂不是从强盗手里讨施舍？如果要就全要，否则就全不要！”原来他另有打算，想把宫里东西弄到他可以支配的地方去。那时我不知道这个底细，只觉得他说得有理，有骨气。对，不要！至于后来又弄了没弄，弄出了什么来，我就全不知道了。
这些表示骨气的，请安的，送“进奉”的，密陈各种“中兴大计”的，敢于气势汹汹质问执政府的遗老遗少们，出进日本使馆的一天比一天多。到了旧历的元旦，我的小客厅里陡然间满眼都是辫子。我坐在坐北朝南、以西式椅子代替的宝座上，又接受朝贺了。
许多遗老的心里是对使馆主人怀着感激之情的。他们从使馆的招待上看出了希望，至少也得到了某种心理上的满足。王国维在奏折里说：“日使……非徒以皇上往日之余尊，亦且视为中国将来之共主，凡在臣僚，谁不庆幸？”
旧历元旦那天，小客厅里是一片庆幸的脸色。值得一提的是，从那天起我对金梁才有了新的了解。正当第三班臣僚三跪九叩行礼如仪之际，突然在行列里发出一声干号，把人们都吓了一跳，接着，有一个用袖掩面的人推开左右，边号边走，夺门而出。当时我还以为是谁碰瞎了眼睛，众人也愕然不知所措，只知道这个人是前内务府大臣金梁。他干号个什么，没有一个人知道。到第二天，《顺天时报》上刊出了他写的诗来，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昨天这一幕怪剧是为了写这首诗而作的苦心准备。诗曰：
元旦朝故主，不觉哭失声；虑众或骇怪，急归掩面行。闭门恣痛哭，血泪自纵横。自晨至日午，伏地不能兴；家人惊欲死，环泣如送生。忽梦至天上，双忠（文忠、忠武）下相迎；携手且东指，仿佛见蓬瀛；波涛何汹涌，风日倏已平。悠悠如梦境，夕阳昏复明。余生唯一息，叩枕徒哀鸣。[12]
过了旧历元旦，眼看又到了正月十三日，是我的二十（虚岁）整寿。我本来不打算在别人家做这个寿，不料主人更加凑趣，这次要把使馆里的礼堂让出来，作为接受朝贺之用。礼堂布置起来了，地板铺上豪华的地毯，作为宝座的太师椅上铺了黄缎子坐垫，椅后一个玻璃屏风也贴上了黄纸，仆役们一律是清朝的红顶大帽……到了生日这天，从天津、上海、广东、福建等各地来的遗老竟达一百以上，东交民巷各使馆的人员也有人参加，加上王公大臣、当地遗老，共有五六百人之多。因为人多，只得仍照例写出秩序单，分班朝贺。这是当时的礼单：
一班　近支王公世爵，载涛领衔；
二班　蒙古王公、活佛喇嘛，那彦图领衔；
三班　内廷司员、师傅及南书房翰林，陈宝琛领衔；
四班　前清官吏在民国有职务者，志琦领衔；
五班　前清遗臣，郭曾炘领衔；
六班　外宾，庄士敦领衔。
那天我穿的是蓝华丝葛长袍，黑缎马褂，王公大臣和各地遗老们也是这种装束，除了这点以外，仪节上就和在宫里的区别不大了。明黄色、辫子、三跪九叩交织成的气氛，使我不禁伤感万分，愁肠百结。仪式完毕之后，在某种冲动之下，我在院子里对这五六百人发表了一个即席演说。这个演说在当时的上海报纸上刊载过，并不全对，但这一段是大致不差的：
余今年二十岁，年纪甚轻，不足言寿，况现在被难之时，寄人篱下，更有何心做寿，但你们远道而来，余深愿乘此机会，与尔等一见，更愿乘此机会，与尔等一谈。照世界大势，皇帝之不能存在，余亦深知，决不愿冒此危险。平日深居大内，无异囚犯，诸多不能自由，尤非余所乐为。余早有出洋求学之心，所以平日专心研究英文，原为出洋之预备，只以其中牵制太多，是以急切不能实行。至优待条件存在与否，在余视之，无关轻重，不过此事在余自动取消则可，在他人强迫则不可。优待条件系双方所缔结，无异国际之条约，断不能一方面下令可以更改。此次冯玉祥派兵入宫，过于强迫，未免不近人情，此事如好好商量，并不难办到。余之不愿拥此虚名，出于至诚，蓄之久矣，若胁之兵威，余心必实感不快。即为民国计，此等野蛮举动，亦大失国家之体面，失国家之信用，况逐余出宫，另有作用，余虽不必明言，大约尔等亦必知之。余此时系一极无势力之人，冯玉祥以如此手段施之于余，胜之不武，况出宫时所受威胁情形，无异凌辱，一言难尽。逐余出宫，犹可说也，何以历代祖宗所遗之衣物器具文字，一概扣留，甚至日用所需饭碗茶盅及厨房器具，亦不许拿出，此亦为保存古物乎？此亦可值金钱乎？此等举动，恐施之盗贼罪囚，未必如此苛刻？在彼一方面，言丁巳复辟为破坏优待条件，须知丁巳年余方十二岁，有无自动复辟之能力，姑不具论，但自优待条件成立以来，所谓岁费，曾依时付过一次否，王公世爵俸银，曾照条件支给否？八旗生计，曾照条件办理否？破坏之责，首先民国，今舍此不言，专借口于丁巳之复辟，未免太不公允？余今日并非发牢骚，不过心中抑郁，不能不借此机会宣泄，好在将有国民会议发现，如人心尚有一线光明，想必有公平之处置，余唯有静以俟之。余尚有一言郑重声明，有人建议劝余运动外交，出为干涉，余至死不从，余决不能假借外人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在我做生日的前后，许多报纸上出现了抨击我这伙人的舆论，反映了社会上多数阶层的义愤。这种义愤无疑是因我投靠日本人，被小朝廷在当局的姑息和外人的包庇下的嚣张举动刺激出来的。这时“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清查宫内财物时发现了一些材料，如袁世凯做皇帝时写在优待条件上的亲笔跋语，内务府抵押、变卖、外运古物的文据，等等，公布了出来，于是舆论大哗。当然最引人愤慨的，还是小朝廷和日本人的关系和遗老们发起的要求恢复优待条件的运动（在我过生日的时候，报上刊登的已有十五省三百余人十三起联名呈请）。为了对付小朝廷，北京出现了一个叫“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的团体，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活动。这些社会义愤在报纸上表现出的有“别馆珍闻”的讽刺小品，也有严肃激昂的正面指责，有对我的善意忠告，也有对日本使馆和民国当局的警告式的文字。今天看来，哪怕我从这些文章中接受一条意见，也不会把我前半生弄成那样。记得有几篇报导是揭发日本人的阴谋的，现在我又把它找出来了。这是一份登在《京报》上的“新闻编译社”的消息，其中一段说到日本人对我的打算，它和后来发生的事情竟是那么符合，简直令我十分惊讶：
其极大黑幕，为专养之以俟某省之有何变故，某国即以强力护送之到彼处，恢复其祖宗最往昔之地位名号，与民国脱离，受某国之保护，第二步再实施与某被合并同样之办法。
这个文章后面又说：“此次溥仪之恐慌与出亡，皆有人故意恫吓，入其圈套，即早定有甚远之计划。”“其目前之优待供应一切，情愿破钞，侍从人员，某国个个皆买其欢心，不知皆已受其牢笼，为将来之机械也。”这些实在话，在当时我的眼里，都一律成了诬蔑、陷害，是为了把我骗回去加以迫害的阴谋。当时有的文章显然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人写的，例如，下面《京报》的一篇短评，或者还是一位讲究封建忠义之士的手笔，对我的利益表现了关心，说得又是实在事：
遗老与爱新觉罗氏有何仇恨
胡为必使倾家败产而后快？
点查清宫之结果，而知大宗古物多数业已抵卖，即历代之金宝金册皆在抵押中，虽以细人非至极穷，尚或不至卖其祠庙坟墓之碑额，奈何以煌煌历代皇后金册，亦落于大腹长袖者之手……吾敬为一班忠臣设计，应多激发忠义，为故主之遗嗣图安年，勿徒硁硁自诩，以供市井觅利者流大得其便宜货，使来路不明之陈设品遍置堂室也。
看了这样的文章，反而不能像在宫里时那样，能引起我对内务府人的疑心，我对于这份《京报》和短评作者，只看成是我的敌人。至于那些指责文章，更不用说，引起我的反应唯有仇恨。
我在日本使馆住着，有几次由于好奇，在深夜里带上一两名随侍，骑自行车去外游（后来使馆锁了大门，不让出去了）。有一次，我骑到紫禁城外的筒子河边上，望着角楼和城堞的轮廓，想起了我刚离开不久的养心殿和乾清宫，想起我的宝座和明黄色的一切，复仇和复辟的欲望一齐涌到我的心头，不由得心如火烧。我的眼睛噙着泪水，心里发了誓愿，将来必以一个胜利的君王的姿态，就像我的进关的第一祖先似的，重新回到这里来。“再见！”我低低地说了这两个双关含义的字，然后跳上车子疾驶而去……
在使馆的三个月里，我日日接触的，只有日本主人的殷勤照拂，遗老们的忠诚信誓和来自社会的抗议。我的野心和仇恨，在这三种不同的影响力量下，日夜滋长着。我想到长久地这样待下去是不行的，我应该为我的未来进行准备了，原先的打算又回到我的心中——我必须出洋到日本去。
使馆对我的想法表示了支持。公使正面不作什么表示，而池部书记官公开表现了极大的热情。罗振玉在他的自传《集蓼编》中提过这个池部，他说：“予自随侍入使馆后，见池部君为人有风力，能断言，乃推诚结纳，池部君亦推诚相接，因密与商上行止，池部君谓：异日中国之乱，非上不能定，宜早他去，以就宏图，于是两人契益深……”
关于郑孝胥、罗振玉这两位“宠臣”的事，这里要补述一下。以我为中心的争夺战在日使馆中又进入了新的阶段，这次是以郑孝胥的失败和罗振玉的胜利而收场。
郑孝胥曾经拍过胸脯，说以他和段的关系，一定可以把优待条件恢复过来，段的亲信幕僚曾毓隽、梁鸿志都是他的同乡，王揖唐和章士钊和他半师半友（随他学过诗），这些人从旁出力，更不在话下。后来，段祺瑞许下的空口愿不能兑现，使郑孝胥大为狼狈。对郑孝胥的微词就在我耳边出现了。从天津来的旧臣升允表示了对郑的不满，他向我说了不少郑孝胥“清谈误国”“妄谈诳上”“心怀叵测”“一手遮天”之类的话。当时，我并不知道，在前一个回合中失败的罗振玉，和这些反郑的议论，有什么关系。但是，我确实对郑孝胥有了冷淡，另一方面，经过升允这位先朝老臣的宣传，我对罗振玉增加了好感。
罗振玉在我面前并没有十分激烈地攻击郑孝胥，他多数时间是讲他自己，但这样做竟是比攻击别人的效果还大。我从他的自我表白中得到的印象，不仅他是这场风险救驾的大功臣，而且相形之下，郑孝胥成了个冒功取巧的小人。按罗振玉自己的话说，段祺瑞从天津发出反对冯玉祥赶我出宫的电报，乃是他的活动结果之一。他回到北京，找到了他的好朋友竹本大佐，因此才有了准备迎我入日本兵营的事情。后来“北府”门前的国民军撤走，据他说也是他找执政府交涉的结果。甚至我到东交民巷前决定的“先随便出入，示人以无他”的计策，也是他事先授给陈宝琛的……
罗振玉后来在《集蓼编》中记载了他说的这段经历，关于我出“北府”进日本使馆的这一段，对郑孝胥是一字不提，只是在叙述我进日使馆后的情形，说了一句：“自谓能令段祺瑞恢复优待者，以不能实其言，亦不告而南归矣！”事实上，另外的一件事对郑、罗这场争斗的胜负，更有决定意义。那时我一心想出洋，郑孝胥并没有支持我，在庄士敦已经不宣传去伦敦做客的情形下，主张“东幸”的罗振玉自然更受到我的重视，而我对郑孝胥就不能再感到兴趣。于是，郑孝胥终于有一天郁郁地向我请假，说要回上海料理私事去，我当时还不明白他的意思，也没挽留，他就一气跑了。我叫人写信召他，他也拒绝了。后来我到了天津，他才又应召回来。
过了生日的不多天，罗振玉来告诉我说，他和池部已商量妥当，出洋的事应该到天津去作准备，在这里住着是很不方便的；到天津，最好还是在日本租界里找一所房子，早买好了的那房子地点在英租界，是不合适的。我听他说得有理，也很想看看天津这个大都市，他的主意正中下怀，我立即同意了。我派“南书房行走”朱汝珍去天津日租界找房子，结果看中了张园。不多天，罗振玉又说，张园那里已经准备好，现在国民军在换防，铁路线上只有少数的一些奉军，正是个好机会，可以立即动身。我和芳泽公使把这主意说了，他表示同意我去天津。为了我这次转移，他派人找了段祺瑞，段不但同意，还要派军队护送。不过罗振玉说，段没有兵，要派还是冯玉祥的人，我一听，又找芳泽商量，芳泽说除了池部之外，他还可以派天津日本总领事馆的警察署长和警察便装来京，由他们先护送我去，然后婉容她们再去。事情就这样谈妥了。
民国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七时，我到芳泽公使住的地方向他们夫妇辞行。我们照了相，我向他们表示了谢意，他们祝我一路平安，然后由池部和便衣日警们陪着，出了日本公使馆的后门，步行到了北京前门车站。我在火车上找到了罗振玉父子。火车在行进的一路上，每逢站停车，就上来几个穿黑便衣的人（都是日本警察和特务），车到了天津，车厢里大半都被这样的人占据了。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和驻屯军的军官士兵们，大约有几十名，把我接下了车……
第三天，日本公使馆在《顺天时报》上发表了一个声明：
本公使馆滞在中之前清宣统皇帝，于二十三日夜，突然向天津出发，本馆即于翌二十四日午后，将此旨通知段执政及外交总长，备作参考。原宣统皇帝怀有离京之意，早为执政之政府所熟知，而无何等干涉之意，又为本馆所了解，但豫想迄实行之日，当尚有多少时日，不意竟遽离开北京，想因昨今一二新闻，频载不稳之记事，致促其行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