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大计：婚姻与科举
一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八月，宪宗驾崩，十八岁的皇太子朱祐樘即位，是为明孝宗，翌年改元弘治，是为弘治元年（1488年）。
孝宗并非一个能建立赫赫武功、大扬国威的皇帝，所以很难被后人以骄傲的口吻提及。但在治内政、理民生的领域里，孝宗总还是有些作为的，以至于《明通鉴》满怀感情地将他誉为“中兴之令主”。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他能干，而是因为他不太能干。
孝宗皇帝是个性情温和、不爱生事的人，这应该和他体质孱弱、精力不足有关。史书虽然称道他的“勤政”，但这“勤政”一来只就他在位的前几年而言，二来也实在是被明朝皇帝的各种怠政反衬出来的。然而经济运作的规律是，统治者越少生事，经济发展也就越快。所以历史上只要一出现休养生息，经济就会突飞猛进，这不是因为朝廷管得好，而是因为朝廷管得少。老百姓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晓得感谢皇恩浩荡。
无论如何，换个皇帝，总给人一点新的希望。而就在这位中兴令主改弦更张的大气象里，十七岁的王守仁千里赴越，准备娶妻生子，过自己的小日子了。(1)他的未婚妻是时任江西布政使司参议的诸养和的女儿，这位诸养和，《年谱》称之为王守仁的“外舅”，以至于今天有人误解两人本有甥舅关系。实则“外舅”就是“岳父”的意思，《尔雅·释亲》所谓“妻之父为外舅，妻之母为外姑”。
古人的婚姻，必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之所以要有“父母之命”，是因为古人的个体意识弱，家族意识强，婚姻不是夫妻二人的事情，而是事关两个家族的大事，意义在于“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礼记·昏义》），意即横向连接两个家族，纵向连接无数代以来的祖先与无数代以后的子孙。之所以“媒妁之言”，是为了强化男女双方的廉耻意识，严禁伤风败俗的自由恋爱。
所以，在士大夫阶层，“媒介”实为关乎脸面的头等大事之一，譬如孟子讲过，男人天生就需要女人，女人天生也需要男人，但如果只顾着遵循天性，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私订终身、逾墙相从，那么父母和国人都会轻贱他们；同理，古代的君子都有急切的出仕之心，但再急也会遵循正道来求仕，如果求仕却不由其道，那就和男女私订终身一样了，会被所有人看不起的。（《孟子·滕文公下》）
婚姻有标准的一套程序，统称“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仪礼》与《礼记》尽述其详，认为这就是孔子所推崇的“周礼”之一。汉代经学大师郑玄为之注释，使之成为指导婚姻仪程的标准规范。(2)及至宋代，朱熹因时损益，将“六礼”简化，《朱子家礼》成为新的标准规范。明代礼制，以《朱子家礼》为基础，王守仁的婚事原则上应当依据明制中的“品官婚礼”执行之。
王守仁在七年之后为岳父撰写的祭文里简略提及了这一段婚姻的原委：诸养和与王华曾经一同在京师做官，有金兰之交。诸养和当时任职吏部，主持京师科考，某次拜访王华，看到年纪尚小的王守仁正在一旁和小伙伴们戏耍，越看越爱，于是与王华约为儿女亲家。弘治二年（1489年），诸养和调职外任，做了江西布政司参议，从南昌寄来书信，召王守仁前去完婚，这便是事情的缘起。（祭文在时间记载上与《年谱》相差一年，这里不妨从俗，暂以《年谱》为准。）
于是王守仁赶赴南昌，在江西布政司的官署中拜见岳父大人诸养和，献上一只大雁。大雁是传统婚姻仪式中最重要的物事，社会各阶层无论尊卑，婚礼皆用雁，据郑玄的解释，这是取大雁“顺阴阳往来”之意。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颇有几分怪异。《行状》记载王守仁成婚于诸养和的官舍，《年谱》记载了王守仁在南昌诸家的“合卺之日”，似乎洞房花烛夜是在岳父家度过的。
合卺仪式确实是洞房花烛的前奏曲，所谓卺，最早的样子是将一个瓠（葫芦）剖成两个瓢，夫妻各执一瓢饮用醴酒，因为两瓢相合便是一个完整的瓠，故称合卺。后来发展出专用的合卺杯，是现代婚礼上所谓交杯酒的前身。之所以会有这种风俗，是因为中国最传统的饮食模式很像今天的西餐，是分餐制，所以在结婚当晚，夫妻二人才要特意“共牢而食，合卺而饮”，即同吃一份肉，同饮一份酒，变分为合。
依照婚礼仪程，合卺应当是“亲迎”之后，新郎将新娘迎到自己家里之后的仪式，但想来是因为南昌与京师悬隔千里，礼仪规范也就因此而顺遂人情了吧。但是，就在这个至关重要的“合卺之日”，诸养和一家人肯定急如热锅上的蚂蚁，因为新郎迟迟不见露面，派人去找，却怎么都不见踪影。此情此景，正常人头脑中闪现的都会是“悔婚”“逃婚”一类的字眼。
二
王守仁虽然不是真的逃婚，不过对这桩婚事似乎不太上心，当日里信步游逛，偶然走进了铁柱宫。
铁柱宫是南昌的一座著名道观，始建于晋代，其后屡遭火灾，又屡被重建。观中祀奉的是净明道派的祖师许逊，传说观内的一口井里有许逊镇压蛟龙的铁柱，故而这所道观得名为铁柱宫，许逊成为南昌一带最重要的地方保护神。史载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374年）八月初一，许逊阖家四十二口拔宅飞升，成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一典故的几个可能的出处之一。
也许只是巧合，奉许逊为祖师的净明道派亦称净明忠孝道，教义特点是融汇儒道两家，修心以净明为本，制行以忠孝为贵，与王守仁后来发展出来的学术构架颇为相似，只是粗浅许多罢了。更见巧合的是，《年谱》于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年），即宁王朱宸濠叛乱的那一年，有记载说当初宁王降生时，父亲康王梦到有蛇闯入宫里，吃尽了所有人。与这条记载参照，正是许逊在此地镇蛟，王守仁在此地捕蛇，两相呼应。铁柱宫事件也就不再是偶然，而是对正德十四年事件的预表。
此时此刻，在铁柱宫里，十七岁的王守仁见到一名道士趺坐一榻，于是上前搭话。想来这位道士是个非常健谈的人，向眼前的少年人讲述养生的学问。王守仁听得入迷，竟然整整听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早晨才想起自己的婚姻大事来，而诸氏一家会有怎样的愤慨，诸氏夫人会否从此心存芥蒂，这就不得而知了，但从王守仁七年之后为岳父大人撰写的祭文来看，诸养和对这个女婿始终关爱有加，后来无论女婿科举失利还是遭到其他坎坷，他总是语重心长地千叮咛万嘱咐，以名节相勉励，使王守仁感动至深。(3)
至于王守仁与诸氏夫人的关系，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有“惧内”一条，说本朝名臣大有惧内之风，远的事情不说，就说我们浙江的王守仁吧，立功仗节，九死不回，却偏偏对夫人恭谨备至。沈德符未曾提及的是，事实上诸氏夫人直到明世宗嘉靖四年（1525年）去世，始终未给王家添上一儿半女，在那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时代，实在没有硬气的本钱。
三
铁柱宫事件塑造出一个相当与众不同的少年形象。然而今天的读者会感到离奇的是，养生术明明是老年人关注的焦点，从没见哪个十七岁的孩子天天沉迷于电视上的养生栏目。所以有些学者解释为王守仁自幼体弱多病，所以才会对养生术格外关心，甚至推测他是因为性功能障碍才会对合卺之日生出恐惧乃至逃避的心情。但是，王守仁明明从小“豪放不羁”，甚至练就一身连胡人都不敢轻易招惹的骑射本领，这简直就是体育健将兼武林高手，体弱多病从何说起呢？
他非但没有半点体弱多病的影子，甚至，依钱穆的看法：“他似乎是精力过剩，而一时没找到发泄的出路。”事实上体弱多病是王守仁成年之后的事情，但据他自己分析，这体弱多病多半是养生术导致的。也就是说，修炼养生术非但不是体弱多病的结果，反而是其原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个养生术与我们今天的养生概念大不相同。
铁柱宫道士讲了一夜的所谓养生术，应当是道教修仙之术，所以才会令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如此着迷。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年），王守仁在贵州的时候，有人翻来覆去地向他请教世上是否真有神仙，兼问修仙之术，烦不胜烦的王守仁终于写信详答，说自己八岁的时候便着迷于此，如今三十多年过去，牙齿松动，头发花白，眼睛只能看清一尺开外，耳朵只能听到方圆丈许的范围，又经常整月卧病不出，药量骤增，这就是修仙的成效。但竟然有熟人妄言他修成仙道，这人竟然又错误地听信了这种传言而来向他请教。不得已之下，姑且为这人随便讲讲吧。(4)
要知道在王守仁的时代，即便官修正史也充满着怪力乱神，民间社会更有满地的鬼狐仙怪。今天但凡上了一点年纪，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全国气功热潮的读者，都应该有理由对这些古人怀有同情。而王守仁即便在那封痛陈修仙史的书信里，也并未否认神仙的存在，只是说成仙要靠天赋，后天努力无济于事，就算成了仙，也不过活到几百上千岁而已，那些拔宅飞升、点石成金的本领其实只是秘术曲技，道教称之为幻术，佛教称之为外道。(5)
虽然三十多年的切身体会使王守仁痛定思痛，但领悟显然还不彻底。他对神仙的迷恋着实太深，难免影响门人弟子，以至于后者眼中的师尊总有一点半人半仙的神秘色彩。
四
新婚之后，王守仁在岳父那里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期间对书法生出了极大的兴致，日复一日，手不辍笔，像极了一个反抗包办婚姻的行为艺术家。
岳父的官署里积蓄了几箱纸张，王守仁每天练习书法，在回返京师之前，几箱纸张全部用尽，书法当然大有长进。王守仁后来讲起这件事，说自己以前学习书法，只晓得临摹古帖，仅仅学得形似，后来提笔并不轻易落纸，总要凝思静虑，在心中拟定字形，久之便掌握了为书之道。后来读到宋代大儒程颢的论书之说，更有深一层的体会。程颢说的是：“我写字时心存敬念，不是为了把字写好，而是这样做本身便是学习。”既不是为了把字练好，究竟是在学什么呢？原来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自然就写好了。王守仁后来为门人讲述“格物”的道理，常常举这个例子。
我们已经可以从中窥见阳明心学的一点端倪了，析为两节：
1. 阳明心学遥接宋儒程颢，程颢正是公认的儒家心学一脉的发轫者。
2. 凝思静虑、心存敬念是重要的修养方法，心既精明则触物皆通，不假外求而自然收致外求的功效。程颢最提倡这个“敬”字，甚至有“敬胜百邪”的说法，不免令人想起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道的情境。
五
弘治二年（1489年）十二月，王守仁将诸氏夫人带回了余姚老家。这段旅途绝不能一笔带过，因为在走水路经过江西广信的时候，王守仁拜谒了当地的名儒娄谅，被娄谅一番话改变了人生。
《年谱》的记载非常简略，只是说娄谅对王守仁讲了宋儒格物之学，还谈到一个人可以通过努力学习而成为圣人，王守仁受到了深深的触动。令读者难解的是，这些内容明明都是儒家的老生常谈，前者更属于科举考试的必备知识，触动究竟从何而来呢？
让我们回顾一下王守仁十一岁那年和塾师的对话以及父亲王华的反应，便可以体会到“知”和“行”的一种背离：宋儒格物之学，具体来说就是朱熹版本的格物致知之道，那是通往“天理”的门径，自然也是成圣成贤的门径；通过学习可以成圣，这个观点更是自周敦颐、二程以来不断被论断和分析，自元迄明早已成为读书人的常识。
但是，在王守仁的时代，人们只是将这些见识当作一种纯粹流于纸面的知识，背诵可以倒背如流，讲述可以头头是道，而一旦科举及第，便会摆出得意忘形、得鱼忘筌、得兔忘蹄的超然态度。考试的时候都懂得回答“圣人可以学得”，却很少有人真的如此相信，更罕有人将这个观点作为自己实实在在的求学指南。所以，塾师教学只想着读书登第，王华对儿子那句大大合乎程朱理学的发言也只觉得好笑。宋代大儒历尽千难万险得来的领悟，竟然只变成纯粹的教条了。
所以，王守仁从娄谅那里所获得的，想来并不是什么与众不同的知识与见解，而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至少在他那个时代非常与众不同——真诚态度与践履精神。之所以能做出这样的推断，就要从娄谅的师承说起。
六
娄谅是吴与弼的入室弟子，两人的关系相当于颜渊之于孔子。
吴与弼，字子傅，号康斋，江西崇仁人，国子监司业吴溥之子。黄宗羲编撰《明儒学案》将他列为“崇仁学案”第一人，评论说“椎轮为大辂之始，增冰为积水所成”，若没有吴与弼的发轫，便没有后来儒学的盛况。
明成祖永乐七年（1409年），十九岁的吴与弼赴南京觐亲，跟随后来官居大学士的杨溥读书，读《伊洛渊源录》，于是慨然有志于道。
《伊洛渊源录》是朱熹编撰的一部理学名著，汇集周敦颐、程颢、程颐及其门人弟子的言行记录。书中最令吴与弼激动的是程颢的一则故事：程颢少年时活泼好动，对打猎最是上瘾，后来折节读书，性格、气质为之一变，自以为不会再有出门打猎的冲动了。老师周敦颐对此颇不以为然，对程颢说：“不要说得那么容易，你这份心只是潜隐未发罢了，不知道哪天就会故态复萌。”许多年后，程颢在一次暮归途中看到乡间行猎的场面，心中忽然蠢蠢欲动，很想跟过去一试身手，这才晓得周敦颐的那番话果然没有说错。
这段故事为我们贡献了“见猎心喜”这个成语，我们也不会太难理解这份人之常情。但在吴与弼的时代，程颢早已被高高捧上了圣贤的宝座，“见猎心喜”的故事也就变得大有深意了：圣贤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一些不容易克服的缺点，但人家勤于学习，认真磨炼自身的修养，不也从凡夫俗子蜕变为圣贤了吗？这就好比每一只毛虫都有蜕变为蝴蝶的潜质，就看它能否耐得住茧里边寂寞的修行。
吴与弼于是有了让自己脱胎换骨的打算，于是科举不考了，社交活动不参加了，躲进小楼成一统，只在四书、五经和诸儒语录里度日。他认识到自己的性格偏于刚忿，便很有针对性地加以打磨，如是连续两年都没有下过他的小楼。
这样一种精神修炼，正是宋儒极其重视的所谓“变化气质”。
理学背景里的“变化气质”，其含义比今天所谓的陶冶性情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张载提出了“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命题，如果读书人体会不出这一层，那就无法达到“仁”的境界，所以必须在内心破除小我之私，与天地万物合而为一，这个过程就叫作“变化气质”。
“变化气质”的初级阶段与陶冶性情无异，急性子需要有收敛，慢性子需要有进取，爱迁怒于人的要多一些反躬自问，爱自怨自艾的要多一些勇往直前。吴与弼就这样足不出户、目不窥园地变化着自己的气质，倘若不是父亲命令他还乡成婚的话，不下楼的日子不知道还会延续多久。
从南京回崇仁，吴与弼选择了长江水路。某日江面刮起了狂风，眼看着就要舟覆人亡，但年纪轻轻的吴与弼只是正襟危坐，丝毫不为所动。事后旁人问起他当时的心情，他的回答是：“守正以俟耳。”这句话省略了宾语，所俟的对象其实就是命运。
这正是传统儒家所标榜的君子操守：坚守心中的正道，生死祸福一任命运的安排。今天被心灵鸡汤化的儒学会用那句最常被引述的人生指南来解释吴与弼的做法：如果你改变不了世界，不妨改变你的内心。这样貌似解释得通，其实两者大异其趣。
首先出发点就不一样，前者是以道德原则为旨归的，后者是以功利原则为旨归的。
依照后者的逻辑，倘若我们生活在一个众暴寡、强凌弱的社会，就该欣然接受这种价值观，以求自己心情舒畅。前者则不然，无论身处怎样的环境，所当坚守的价值观只有一种，“天不变，道亦不变”，吴与弼所做的，只不过是找到并坚守了这个价值观而已，用他留下来的语录里一句颇有诗意的形容，正是“请看风急天寒夜，谁是当门定脚人”。所以孔子最恨乡愿，“恶紫之夺朱”，实在是真知灼见。
吴与弼在江心遇险的时候，心中一定想到了程颐。程颐被贬到涪州的途中，也在长江上遇到了同样的险情，舟中人号哭不止，却见程颐正襟危坐，神态如常。脱险上岸之后，同舟的一位老者问程颐道：“刚刚在危急关头，您却毫无惧色，这是怎么做到的呢？”程颐的回答很简洁：“我只是心存诚敬罢了。”
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高潮还在下文。老者掉了一句机锋：“心存诚敬当然是好的，却不如无心。”程颐还想拉住老者仔细聊聊，老者却自顾自地离开了。（《伊川学案·下》）(6)
心存诚敬，是以诚敬抑制恐惧，恐惧心不曾消灭，只是潜隐，也许哪天还会萌生出来，就像“见猎心喜”的故事昭示的那样。那位老者应当是参过禅的，完全一副耍机锋、斗公案的做派，但道理倒也没错。
卧轮禅师有一个偈语：“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长。”六祖慧能听到之后，说这样不好，这就把禅参死了，于是他也念了一个偈语：“慧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对境心数起，菩提作么长。”(7)
程颐在江心遇险，正是以“对境心不起”的修养来应对，那位老者自然应该是“对境心数起”了，一个浪头打来时也随着众人一起号哭，毕竟怕嘛，而与众人不同的是，他在号过之后，哭过之后，就把这件事抛诸脑后了，该做什么还继续做什么去。
事实上，理学家也追求这种“无心”的境界，二程将会反复阐述，阳明心学将会再次强调，只不过这种境界过于超凡脱俗，既很难起效，也很难在逻辑上自圆其说，以至于无论禅师也好，儒者也罢，凡是认真的修炼几乎都走的是“心存诚敬”与“对境心不起”一途，其中佼佼者可以达到“无心”之境。
事情的另一面是，究竟走上哪一条路也与自身的性情有极大的关系。程颐和吴与弼都不是能走轻灵路线的人，故而通往“无心”之路尤较常人难。幸而天道酬勤，这两位笃实做派的儒者最后都走到了“无心”这一步。这样的旅程，也是王守仁将要重蹈的。
七
在有惊无险地还乡之后，吴与弼终于顺利成婚。但是，这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再一次成功挑战了自己的克制力，行婚礼而不圆房，启程去南京向父亲大人复命了，之后才再次踏上还乡的征程。
这会让我们联想起一个经典的桥段：卢梭在《忏悔录》里回忆说，在他很窘迫的时候收到过一封信，信里很可能附有他急需的一笔钱，他是怀着何等迫切的心情想要立即拆开信封啊。但是，为了磨炼性情，他决定把这封信留到第二天再拆，于是度过了人生中最漫长、最煎熬的一个夜晚。
当代心理学家早已对自制力做过非常深入的研究，有一项实验甚至绵延数十年之久，将几乎所有的被试者从幼儿期跟踪观察到成年，为自制力与个人成就之间高度的正相关性给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结论。当然，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自我克制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任何对此抱有怀疑的人都可以到琳琅满目的减肥药品柜台去修正自己的看法。成圣成贤的难度当然远高于减肥，即便我们已经清楚晓得成圣成贤是可能的，也晓得成圣成贤的全部方法，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轻松达到这个目标。
在日复一日的自我磨炼里，吴与弼的蜕变越发明显起来。他在家乡没有半点乡绅的样子，只穿着粗衣敝屣，很难让人相信他有一位在朝为官的父亲。
毕竟是娶了妻的人，吴与弼决定自谋生计了。本来就已经粗衣敝屣的他，现在开始拿起农具下地种田了。诸葛亮在《出师表》里说自己当年“躬耕于南阳”，那其实只是摆摆姿态，吴与弼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耕自食，活脱一个小农形象。
农民自耕自食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一个官宦子弟、知识分子穿成农民的样子自耕自食，这就是引人注意的大事件了。慕名而来投师问道的人越聚越多，娄谅便是其中之一。吴与弼的教学方式别出心裁：带着门人弟子起早贪黑一起下田，耕作之余就在田垄上传道授业，讲《易经》说八卦的哲理在手边的农具上就能看到。
有一件事情最能说明吴与弼的风格：某天收割的时候，不小心被镰刀割伤了手指，吴与弼忍着痛，说出一句很励志的话来：“何可为物所胜！”说罢便继续挥舞镰刀，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吴与弼所谓的“物”，在理学范畴里是与“心”相对的概念，是指一切客观因素。在吴与弼看来，主观之“心”应当能够克制一切客观之“物”，倘若因为受了伤便动摇了继续劳作的心，那就是“心”被“物”战胜了，这绝非圣贤门徒可以接受的。我们很难想象，如果当时流血不止的话，吴与弼会不会先把镰刀放下，好好包扎一下伤口呢？
此时的吴与弼已经有了开宗立派、著书立说的资本，但他偏偏惜墨如金。他的理由是，儒家经典的历代注疏已经过于烦琐了，有害无益。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吴与弼为儒家开出了一条新路，即以实实在在的践履功夫，在流血流汗的修行里将自己打造成圣贤。
而吴与弼之前的大儒即便有重视践履功夫的，但无一例外都是学问家、思想家，相形之下，吴与弼简直“不学无术”，以至于后世重学问、重思想的学者对他总有几分轻视，譬如容肇祖《明代思想史》说他“是极端拘守的，而且学问简陋”。
这话倒也没错，吴与弼既没有郑玄、马融那般在经典注疏方面的贡献，亦缺乏二程、朱熹那般在思想上的创建，他只是一个在朱子理学的樊篱内墨守成规、亦步亦趋的人，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程朱门徒遍天下，却罕有人像他一样为自己所学习的东西倾注了那样多的真诚、狂热与坚持，这应该就是他经由入室弟子娄谅带给十八岁的王守仁的启发。
今天许多试图从王守仁的生平与学术中寻求启发以解决实际人生问题的读者，其实完全可以从吴与弼那里得到更为简明的答案，毕竟后者的人生处境更与我们普通人相似，棘手而急迫的生活难题自然也更像我们所遭遇的那些。
譬如该如何应对贫困，吴与弼说自己在贫困之中很不好过，烦人的事情纷至沓来，偏偏自己还患着病、生着疮，心中不免愤懑与烦躁。但这问题也不难解决，只消徐徐整理衣冠，取圣贤书来读，心情便舒畅了。
只是不知道如果这时候屋外有人砸门讨债，屋子里又有孩子哭、老婆骂，舒畅的心情究竟还能不能保持下去。
其实这个问题在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里都是被解决了的，而且解决之道并不像吴与弼这般艰辛，不过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八
娄谅，字克贞，号一斋，广信上饶人，少年时便有志于圣学，于是远游四方，求师问道。但求到的师常是八股师，问到的道常是举子道，娄谅越发不屑，说了一句很要紧的话：“你们这都是举子学，不是身心学。”
举子学，即应对科举考试的实战技法；身心学，才是真正陶冶身心、成圣成贤的学问。天下之大，举子学比比皆是，身心学却乏人问津。幸而有吴与弼异军突起，为所有真诚向学的人竖起了一座灯塔。
娄谅投师吴与弼，两人一见投契。娄谅性情豪迈，耐不得琐屑，吴与弼要他对细务亲力亲为，于是娄谅即便是洒扫庭除这等事也一定躬自为之，不再使唤僮仆，从此成为吴与弼的入室弟子。吴与弼有些传授不对其他门人讲，只讲给娄谅听。
娄谅就这样耽于身心学，但家人总不容他如此。无可奈何之下，娄谅也只好不情不愿地踏上了科举的征程。但是，在赴南京应进士考试的途中，行船遇到了强劲的逆风，他终于有借口半途而废了。回家之后，娄谅还为自己辩解道：“我这次如果真的到了南京，非但考不中进士，还会遭遇生命危险。”
没多久传来消息，考场失火，许多考生死于这场火灾。耐人寻味的是，娄谅未卜先知的本领既非来自异人传授，亦非得自神奇易理，而仅仅是在醇儒式的自我修养中“静久而明”的结果，至少记载这件事的黄宗羲是这样相信的。
七十岁那年，娄谅听说灵山发生了山崩，不知为何认为这是自己的死亡征兆，于是急忙召来门人弟子诀别，还让人去查理学先驱周敦颐、程颐到底死于几月几日。当他发现自己将要和周、程两位大儒死在同一个月份时，这才真正感到死而无憾了，欣欣然撒手人寰。
我们读《明儒学案》这一类书，有时候难免恍惚，怀疑自己是不是在读《高僧传》《五灯会元》或《列仙传》。这些儒家人物的身上充满着以前只在佛教和道教里才会出现的神秘主义色彩，孔子、孟子何尝有过这样的做派？此中可以看出儒家对佛、道两教的融汇与对抗，仿佛在向愚夫愚妇们大声疾呼：“和尚、道士的广大神通难道我们儒者就不会吗？”然后会有一个转折：“看吧，我们儒者也会，不过这都不是正道，至多只是自我修养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罢了，我们儒者不屑为之。”这样的逻辑，我们会在古人对王守仁一生履历的记述中多次看到。
九
与恩师吴与弼不同的是，娄谅后来多有著述，对礼学贡献最多。所著《三礼订讹》四十卷，考订儒家十三经里的三部礼书，即《周礼》《仪礼》《礼记》，书虽失传，但《明儒学案》概述了全书的主要见解：考订《周礼》皆为天子之礼，为国礼；《仪礼》为公卿以下至庶人之礼，为家礼；《礼记》则是为《周礼》《仪礼》所做的传注，其内容应当分附二书诸篇。
这倒不失为一家之言，只是以今天的学术进展来检验，这些结论完全站不住脚。此外，娄谅还著有《春秋本意》十二篇，也能成一家之言。
从娄谅著述所选取的领域，我们其实就能看出更深层的一点意思。首先有必要说明的是，明代儒学独重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倒没有什么深刻的原因，只因为四书是儒家经典里的入门级读本，相对而言简单易学，士人读书如果仅仅为了应举，熟读程朱理学版的四书已经完全够用了，而其余学科里，最以礼学和春秋学为难。礼学涉及《周礼》《仪礼》《礼记》三部大书，合称“三礼”，春秋学涉及《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合称“春秋三传”。今天我们之所以能读得下来“三礼”“三传”，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清代乾嘉学者在训诂上的努力，明朝人当然没有这个条件，更没有舍易取难的必要，所以礼学和春秋学在明代相当不受重视，是真正意义上的冷门学科。
那么娄谅专攻礼学和春秋学，自然有一番特别的用意，仿佛在向世人昭示，圣贤经典不是为了举业而存在的，不应该因为举业的标准而有所偏废。巧合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王守仁的故乡余姚一直存在着礼学传统，王华考取科举，所选的科目就是冷门的礼学，王守仁后来在所谓的正统学界的声誉也正是靠礼学——而非他所开创的心学——而建立的。也正是在礼学上，娄谅与王守仁有着共同的学术趣味。
当然，此时年方十八、新婚宴尔的王守仁倒还谈不上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趣味，两人之间更能够发生契合的，在于对为学之道的最深层的共识：读圣贤书不是为了应付科举，而是为了陶冶身心，向圣贤迈进，向“第一等事”迈进。
娄谅虽然著述颇丰，可惜全部著述毁于一场灾变。而这场灾变的由来，只因为他错许了女儿的婚事。设若娄谅泉下有知，是否会懊悔没有把自己那“静久而明”的未卜先知的本领在女儿人生最重大的事件上施用一次呢？
这桩婚事原本是很令凡夫俗子们羡慕的，因为男方贵为亲王，他就是将在王守仁的生平履历里写下重要一笔的宁王朱宸濠。多年之后，朱宸濠在南昌发动叛乱，旋即被王守仁平定，虽然后者有极力呵护故人之意，但朝廷法度总要广加株连。其时娄谅已故，子侄辈纷纷系狱，娄谅的著述因此散失殆尽。但是，诚如《明儒学案》称“姚江之学，先生为发端也”，娄谅当初种在十八岁的王守仁心底的那一点火种，却将上演一出星火燎原的大戏。
十
弘治二年（1489年），王华丁忧返乡，其间安排几名本家子弟与王守仁一起讲析经义，这应当是在做科举考试的准备了。王守仁虽然日间和大家一起读书，但一到晚上，就在自己的世界里津津有味地读起诸子百家和历史之类的“闲书”来了，每每读到夜半。那几位本家同学只见王守仁的文采一天天提升得太快，一开始还以为是他天赋过人，后来得知了真相，便感叹道：“这小子的心思已经不在举业上了，我们当然就比不上了。”
我们可以从中读出的意思是，王守仁的文采大进是以牺牲举业训练为代价的，各种“闲书”虽然能够提升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对于死守朱子理学的科举而言却是弊大于利的，所以各位同学虽然明知王守仁的读书方式是提升文化修养的捷径，却绝对不肯效法。
于是，在同学们忙于举业训练的时候，王守仁却忙于自我修养。他素来是个随和的人，还很会开玩笑，某天突然“痛改前非”，从此正襟危坐，寡言少语。同学们并不拿他当真，但时间久了，竟然发现他真的在“改变气质”，便也在潜移默化间随他一起稳重起来。
传统的君子修养确实很看重“稳重”这个特点。孔子有教导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论语·学而》）君子只有老成持重，才能让人感到威严。今天的读者不易理解的是，凭什么一定要威严呢，随和善谑不也很好吗？人有威严就不易亲近，不容易交到朋友。
这是古今社会结构的差异导致的理解障碍。“君子”的本义是“封君之子”，属于统治阶层，统治阶层必须端着一点架子才好，这样才便于和被统治者拉开必要的距离。各种繁文缛节的“礼乐”，其核心意义就在于维系这种距离，一旦距离感丧失了，也就是“礼崩乐坏”了。
孔子那句最广为人知的名言“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就是在说女人和那些粗鄙无文的被统治者都是很难相处的，亲近他们的话，他们就容易放肆，疏远他们的话，他们又容易心怀怨恨。但君子注定要和女人、小人们相处下去，既然既不能亲近，又不能疏远，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握好相处的距离。而君子之间的交往，正所谓“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唯其平淡，所以长久，而维持平淡的妙方同样在于适度的距离。
在儒家看来，缺乏距离意识的亲昵是女人和小人的特质。这与其说是歧视，不如说是由经验和观察得来的归纳性的知识。今天有了科学的辅助，我们知道两性的心理和行为差异是天然存在的，男性概括能力强而细节能力弱，女性恰恰相反，所以男人话少，女人话多，男人不拘小节，女人不放过每一个细枝末节；我们同样知道，在人的原始状态下，情绪表达要直接很多，这就导致亲昵的时候简直不分你我，但一言不合就可能拔刀相向，很难维持长久而稳定的人际关系。
以上种种，都是君子摆出威严感的必要理由，可以说这是一种相当理性化的人际关系解决方案，但是，唯其理性化，自然有悖人的天然情感，必须经由后天训练加以强化才行。
对于那些天性便老成持重的人，譬如程颐和吴与弼，这倒不是太难的事情，但对于那些天生活泼好动、思维敏锐且富于幽默感的人，譬如苏轼和王守仁，后天修养注定事倍功半，除了以勤补拙之外，再没有其他办法了。所以新文化运动以来，很多人批评传统文化害人不浅，这种对“君子不重则不威”的修养也成为一大罪状，谁让它把那些本该天真烂漫的小孩子都变得老气横秋的呢？
十一
弘治五年（1492年），二十一岁的王守仁参加浙江乡试。
乡试是科举考试的初阶，属于省一级的选拔考试，一般每三年一届，在八月举行，故称秋闱。考中者称为举人，有资格在来年春天进京参加会试。
这一年浙江乡试的考场上出现了一起灵异事件：半夜突然出现两个巨人，一着绯衣，一着绿衣，分立东西两侧，自言自语道：“三人好作事。”说完便消失不见。
多年之后人们才晓得这件异事预兆着什么，原来那一科里，王守仁、孙燧、胡世宁一同中举，及至宁王朱宸濠叛乱，胡世宁是第一个出来揭发检举的，孙燧成为烈士，王守仁是叛乱的平定者。这样的巧合，倒也真像是冥冥注定。清人查慎行《王文成纪功碑诗》有说：“逸事吾闻长老说，弘治乙榜凡三人。后来立朝适共事，数本前定非无因。胡发其奸孙殉难，公乃一手回千钧。”诗有自注，说当夜考场中出现的是“三个”巨人。
细节总会在口口相传中变了模样，这倒不足为奇，要紧的是，历史上的各种神秘预兆多半都是这个样子，非要等到事情发生甚至结束了，人们才能读懂预兆的含义。这样的预兆简直没有任何警示意义，但上天总是降临这样的预兆，人们也总是对此津津乐道，从不失去那惊人的热情。这想来总是有点荒诞，难免会使我们想起莎剧《李尔王》里葛罗斯特的那句台词：“天神掌握着我们的命运，正像顽童捉到飞虫一样，为了戏弄的缘故而把我们杀害。”
那一年王守仁自然还不晓得考场夜半的巨人会和自己有什么联系，无论如何，通往仕途的第一个台阶总算有意无意地迈了上去。眼看着来年春天便是京师会试了，王守仁虽然随父亲进了京，心思却还是在真诚而纯粹的学问上，备考强化训练之类的事情照例与他无缘。
据《年谱》记载，这时候的王守仁才真正接触到程朱理学中的“格物致知”理论，兴趣一发而不可收，到处搜罗朱熹的书来读。“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先儒的这段话深深攫住了王守仁的心，著名的“格竹子”的事件就因此上演了。
十二
这段记载最蹊跷的地方在于，“格物致知”是宋代理学当中最重要的命题之一，“表里精粗”云云的推理是朱熹《大学章句》开篇不久便出现的议论，《大学》是四书当中的第一部，是儒家读书人的入门第一本书，《大学章句》是朱熹对《大学》的权威注本，那么，很难想象在王守仁的时代，乃至在一切以程朱理学取士的时代，一个读书人会晚至二十一岁才接触这些内容。更令人无法想象的是，在二十一岁之前，连朱子“格物致知”之理都不甚明白的王守仁到底是怎么通过乡试的。
这等难解的问题我们只能悬置不论，先对朱熹的《大学章句》以及“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云云做一点必要的理解，这对我们将来理解阳明心学与朱子理学的争端是非常必要的。
《大学》原本只是《礼记》当中的一篇，其来历与作者已经很难考订其详了。自《礼记》在西汉年间汇编成书以来，《大学》并不曾受到格外的重视。直到北宋，二程对《大学》情有独钟，两人分别作有改正版的《大学》，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原始文本做了重新的梳理，这也是宋代疑古改经的风气所致。及至南宋，朱熹绍述二程而有过之，不仅将《大学》的文字又做了一番梳理和补写，甚至将《大学》和《中庸》一道从《礼记》当中独立出来，与《论语》《孟子》并列为所谓的四书。
在朱熹看来，五经是儒家最高深的学问，四书是通往五经的阶梯，而《大学》是“入德之门”。《大学》虽然篇幅极短，但朱熹说自己平生精力全用在这部书里，儒者只有读通了这部书才有资格去读其他的书。甚至直到弥留之际，朱熹仍在校订自己的《大学章句》，可见他对这部小书有多么重视。
《大学》顾名思义，是所谓“大人之学”，也就是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学问，确实值得认真对待。《大学》的核心内容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