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第三章 说话九“有”
一个高格调的人，说出来的话也必定是有深度有韵味的，能给人很强的舒适感，能在精神层面提升和激发人的价值感。这也就意味着，格调之于人而言，有比较重要的精神价值。晚唐诗人韦庄有诗句云：“人言格调胜玄度，我爱篇章敌浪仙。”他一方面说的是格调的重要性——自古以来，有很多人都将格调看得比玄妙的哲理还要重要，另一方面也表达了自己对语言的无比看重。
有分寸：清楚什么话当讲、什么不当讲
许纯美：说话者不懂得、不注意说话分寸的把握，不知道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只是凭着一时意气和情趣无节制地海侃，这并非简单的对与错的问题，而是社交情商高低的问题。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身边都存在着一些说话不注意场合、不注意受众、不注意分寸的人。他们要么很少意识到说话这种“小”事本该是一门艺术，大多时候关系重大；即便意识到了，也会因为自身对说话技巧和分寸的把握能力有限，影响说话效果。其实在社交场合，只有清楚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才能更加凸显你的人格魅力。
古人说：“夫者存亡，嘴舌有责。”这话虽然说得有点儿严重，但其中包含着说话之于人生的重要而深刻的意义。一个人是否能走上成功的道路，或者能在成功的道路上走多远，虽不能说完全取决于他在说话时是否掌握分寸，但“嘴舌”在一个人的成长道路上的确担负着极其重要的责任，“嘴舌”好坏也确实会对我们的人生道路产生一定的影响。
我们熟知的很多知名人士，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人多的公众场合，都非常注重说话的分寸。不过，注重说话分寸并不等于会把握说话分寸，所以总有一些人会给人们留下不太会说话的印象。比如，十多年前驰名台湾的“话题人物”许纯美就是一位人们眼中不会把握说话分寸的人，她曾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很多次类似的话语：
记者：到底什么样才能算上流社会？
许纯美：什么叫上流社会？第一要件是要有钱。有土地没有气质的也不能称为上流社会；咬着槟榔、穿着拖鞋，那个不能叫上流社会。没有文化，要有涵养。上流社会的运动几乎都是高尔夫球，高尔夫球很贵，你没钱，好意思每次都叫别人帮你出吗？
记者：那您有多少钱呢？您认为自己气质如何？
许纯美：我的气质当然好啦，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不过这是天生的。我在生意场上都是谈上亿的生意。都是前夫留下来的不动产，全部都是租出，在日本就有六栋大楼出租，有几百亿资产……
记者：能说一下具体数目吗？
许纯美：300多亿台币吧。
记者：那要做上流社会至少要有多少钱？许纯美：至少几十亿、几百亿吧。
……
记者：你进入演艺圈以后，应该为了上节目花了不少钱买衣服吧，通告费还不够买衣服的吧？
许纯美：我本来就有很多漂亮的衣服，我还没有入行的时候就很爱漂亮啊，我每月买衣服要花掉100多万啊，这些通告费是不够。我们还要参加很多上流社会的晚宴、聚餐，以前在凯悦酒店，现在在台湾第一大饭店君悦。
记者：那出门一定很多人认识你吧？
许纯美：岂止被认出来，我一站就要站四个小时，签名、拍照。他们很崇拜啊，最夸张的粉丝就是脱掉上衣，叫我在他身上签名，还跟我说这辈子都不洗澡了。
记者：就没有遇到讨厌你的粉丝吗？
许纯美：没有，没有，都很喜欢我，年纪大一点儿的叫我阿美，年纪小的就三岁，叫我“许——纯——美——”，好可爱。可是要是问他们林志玲是谁，年纪轻的不知道，年纪大的也不知道。我的粉丝有的说可不可以让他们亲亲，我说不行。
记者：可是很多台湾的综艺节目都喜欢模仿你，就如《全民大闷锅》，你不觉得这是一种讽刺吗？
许纯美：没有啊。《全民大闷锅》最喜欢模仿我，他们每次模仿我，每次的收视率都好高啊，只是我没有那么丑啦。我不会生气，让台湾的观众笑一笑，有什么关系？我觉得能够让观众笑一笑，让要自杀的人不去自杀，我也觉得是功德一件。一切都是为了观众。上台都是很敬业的、什么话都可以说，我就是很直率，收视率才会那么高啊，不做作，不作假。
记者：你说那些骂你或者希望和你攀上关系的人都是希望借助你的名声走红，可你也说过自己像王祖贤，声线像邓丽君，小时候与林凤娇是邻居，这不也是和大明星攀关系吗？
许纯美：我自己就是大明星，何必跟他们攀关系？是大家都说我长得很像王祖贤，又像《倩女幽魂》那个聂小倩。和林凤娇以前的确是邻居，然后也有很多人说林凤娇长得和我很像，也有人说我和林青霞长得很像，就这样子。等一下我秘书传真一些我比较胖的照片给你看，你会惊为天人。
我们无意评价许纯美的为人处世方式，只是单纯地从她曾经面对公众和媒体时所说的话语就可以看出，作为一个众人皆知的人物，对着镜头说出以上这些内容，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我们没法否认，作为一个正常的普通人，谁都有窥探别人隐私的好奇心，因此许纯美提到的很多隐私度极高的细节，或许是很多人感兴趣的话题和内容，但是当这些东西从她自己口中说出时，听众或观众仍然会觉得过于张扬、没有分寸感。而且，从价值观角度来说，许纯美抛出来的一些观点和细节并非积极向上的，比如明显的拜金主义色彩。归根究底，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的现象，就是说话者不懂得、不注意说话分寸的把握，不知道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只是凭着一时意气和情趣无节制地海侃，这并非简单的对与错的问题，而是社交情商高低的问题。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像许纯美一样说话不太注重分寸的人，他们总觉得只要自己说得心里舒爽就没什么问题，其实则不然。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就因为说话不考虑场合，没有分寸，从而为自己招来了不必要的麻烦。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记载了很多这样的事例。
春秋战国时期，魏国君主魏文侯派兵拿下中山这个地方后，把它赐给了自己的儿子，之后又觉得这样做不合礼数，应该先给弟弟。于是他怀着忐忑的心试探群臣：“寡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君呢？”大多数人唯唯诺诺，称赞魏文侯是个仁君，唯有一个叫任座的大臣没有随声附和，而是直言不讳地说：“你取得了中山后，本来应该封给你弟弟，但却错误地赐给了儿子，怎么能叫仁君呢？”魏文侯听后立马面露不悦。
诚然，实话实说并不是坏品质，但在大庭广众之下，谏言如此锋芒毕露，绝对不合时宜，特别是遇到一个并不太贤明的主子的时候。其实在后来，任座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没管好嘴巴可能招致危险，于是赶紧悄悄逃出了宫。
故事还没完。魏文侯后来又拿同样的问题问另一个叫翟横的人。翟横特别注意说话场合和分寸，他首先回答：“您当然是仁君，”然后解释说，“只有君王仁德，臣下才敢直言不讳，此前的任座之所以敢那样说话，就因为您是仁君啊。”听翟横这么说，魏文侯自己倒先不好意思了。后来，他下令招回了任座并奉为上宾。同时，为了保持“仁君”的形象，魏文侯还默默纠正了之前的很多错误。
可见，在同样的场合，面对同一群人，说同样意思的话，仅仅因为说话是否注意分寸，所带来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孔子说：“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意思是，说不该说的话，那叫毛毛躁躁；说话没有眼力，那叫睁眼瞎啊。说到底，孔子提到的这两点，还不都是说话没有分寸的表现吗？
孔子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所谓“慎言”，并不是教导他人不要说话，而是出于说话分寸感的考虑。也就是，该说的话要说到点子上，不该说的话千万别乱说。我们花了两年学会说话，却要花上六十年来学会闭嘴。大多数时候，我们说得越多，彼此的距离却越远，矛盾也越多。在沟通中，大多数人总是急于表达自己，一吐为快，却一点儿也不懂对方。两年学说话，一生学闭嘴。懂与不懂，不多说。心乱心静，慢慢说。若真没话，就别说。这正是孔子说的“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所蕴含的深刻道理。而且，孔圣人在这里将“慎言”的好处也表达得很直白——禄在其中，它恰恰可以和“祸从口出”形成鲜明的对比，能使人对言语分寸的重要性产生更深的体会。
有逻辑：说话条理清晰最使交流顺畅
俞敏洪：中国允许民间办大学，实际上都没超过二十年，二十年是不可能办出优秀大学的，即使所有的钱请进去都不可能。
在现实生活中与人交往时，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两种人：一种人无论说多少话，你都能非常明确地知道他表达了哪些内容、说了几层意思，哪怕是等到你听完后想要总结出个一二三来，都是很容易的事；而另一种人，如果只是简单地交流几句还行，可要是话说得稍微多一点儿，你就会被他云里雾里的话语搞得糊里糊涂，很难明白或者根本就不知道他想要表达什么意思。
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前者思路清晰，说话能够做到有条有理，能够将他所要表述的内容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层次分明地说出来，使听话的人瞬间就能明白他讲的内容；而后者往往思维混乱，甚至连自己都不知道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只是信马由缰地开口出声而已，非常缺乏逻辑性，所以听话的人会不知所云。
说话是人的独特本领，除了一些因生理健康原因而不能发声的人之外，基本上每个人都掌握着这个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绝美属性。可是，因为各种原因影响，我们对说话本领的掌握程度有很大差别。这既受与生俱来的先天因素影响，也受后天因素的左右。因此，在日常与他人交往中，有意识地学着提高说话水平，是非常有必要的事情。说话的唯一目的就是与人交流信息和思想，沟通感情，所以你说出来的话是否能够让别人听明白、明白多少，就显得极其重要。这里面就包含了说话是否具备逻辑性的问题。
一个说话富有逻辑的人，不仅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想要使别人明白的信息，能够让对方不必花费多少心思就可以清楚地知道话语意义，从而使双方的交流不至于产生过多障碍，也节省了交流时间，这也是体现一个人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之一。我们在社交场合，经常会因为一个人说话思路清晰、条理明确而对他产生好感，喜欢听他说话，渴望与之交往，这是说话术所产生的魅力。
著名的民营教育机构新东方的创始人俞敏洪就是一位说话逻辑性非常强的魅力人士。有一次，他接受凤凰网记者采访，当采访者问他为什么有了“要创建一所一流民办大学”的理想时，他是这样回答的：
我这样做是觉得，一方面政府其实已经部分把学历教育开放给了民间，比如现在的中国民办大学已经有300多所，尽管不少都是挂在公立大学的名下，但是现在政府也在要求，把这些独立学院变成真正的独立大学。这是一个机会，我认为政府愿意把教育资源逐渐地往民间力量方向倾斜。另一方面，从教育的长远发展来说，我认为，一个国家的健康教育，一定是在所有教育领域，尤其是在学历教育领域，一定是私立教育或者叫民办教育和公立教育结合，才能形成一个真正的健康生态系统。现在中国的公立教育一支独大，相当于一条腿走路，蹦得太久了一定会累，也一定会不稳，这里面至少有一种竞争性，因为有竞争才有良好的发展，只要这样的竞争不进入恶性竞争。在教育领域，从来就没出现过恶性竞争，看美国的私立教育和公立教育大概是50%对50%，包括它的中小学也达到了40%对60%这样的比例；日本也是私立教育达到了40%、50%的份额，可以看到这两个国家的教育其实非常发达，培养人才的效率也非常高。凡是所有教育都归路到公立教育下，那么特别优秀的教育机构通常就特别难以出来。加拿大的中小学教育就相对比较优秀，原因是它的很多好的中小学是私立学校，所以我个人对世界教育浅薄的研究所得到的结论是，中国不光要鼓励私立教育，而且政府应该把部分公立教育出让给私立教育，这样让教育尽可能达到两条腿走路这样的状态。
俞敏洪在这段回答中，运用很清晰的思路，总结出了两条促使他致力于创建一所高水平民办高校的原因：一个是立足于当前的机会，一个是着眼于未来的发展。因此，我们很容易就能从中明白，他表述的两个原因，一个与基本的现实有关，一个与高大的理想有关。提问者通过他的回答，基本上不用动脑筋就能清楚地得到答案。不仅如此，俞敏洪还接连举出了世界范围内的三个例子，进一步条理清晰地对他给出的原因做了论证，不仅有条有理，而且有理有据。虽然我们没有在现场亲自听他讲述，但是也能够完全明白他所说的话和表达的几层意思。毫不怀疑，俞敏洪因为有逻辑的清晰表达，使访谈双方的沟通与交流显得非常顺畅。
其实俞敏洪说话逻辑性强并非偶尔一次如此，或者恰好遇到了一个能够在回答时体现逻辑性强的问题，而是他说话能力一贯如此。同样是在这次访谈中，有很多段对话都体现了他这方面的优点。
比如，当主持人提到民间现在对民办大学的认可有没有上升到对公立大学认可的高度时，俞敏洪说：
这个是不可能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在解放以后，中国私立大学教育体制被切断了，现在一些优秀的公立大学，原来解放前都是私立大学，南开大学就是，厦门大学应该也是，北京大学的一支燕京大学（也是）。而大家都知道，一所大学要一二百年的历史才能让它优秀，因为它是资源积累、人才积累的过程。中国允许民间办大学，实际上都没超过二十年，二十年是不可能办出优秀大学的，即使所有的钱请进去都不可能，何况政府没给一分钱；中国的企业家现在还在成长期，也不可能有大量的钱捐出来办私立大学。所以现在要求民办大学和公立大学一样好，甚至超过公立大学，我觉得这是对民办大学不公平的一个说法。
这段回答中，俞敏洪首先肯定了现在人们对民办大学的认可度并没公办大学那么高，然后结合历史因素（私立大学教育体制在解放后被切断了，而且积累时间本来就很短）与现实因素（缺乏办学资金），做了两个层面的回答。最后，俞敏洪又对问题给出了一个总结性的评判。从这个回答来看，他将问题与答案、原因与总结之间的逻辑关系表述得非常清楚，能使听话人的思路始终跟着他条理清晰的回答来接收信息而不至于断片儿。
再比如，主持人问他“怎样重塑民间对于民办大学的一个信心和认同？”时，俞敏洪单刀直入地回答说：
这个重塑是不可能由任何人单个儿完成的，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我来说，比如像我现在接手的耿丹学院，它就是中国一所高校下面的一个独立学院。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做，第一，你要脱离大学的附属，要归到教育系统直接去管；第二，你设置的专业要符合未来发展方向，能使学生既学到思想，还有人格，又能够学到工作中实用的技能和专业；第三，是要通过更好的待遇，吸引更好的老师；第四，要有真正懂大学的人，进行长久管理，不能做短效打算。所有这一切可能都不是两年、三年能够完成的，所以五年基本上能够奠定这个学校发展的基础，十年稍微有点儿苗头，二十年让大家认可这所学校是民办大学中间最好的——还只是民办大学中最好的，而不是与公立大学相比最好的，那就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了。
很明显，俞敏洪运用了他习惯性的序数词表述方式，结合自己正在努力经营的耿丹学院的实例，清晰地给出了脱离附属、设置合适专业、吸引人才和管理层面等四个方面的答案，而且它们之间在先后顺序上的确存在逻辑关系，并非只是简单地列出条目而已，这让人不禁联想到了如今人们经常听说的一个词：干货。没错，从俞敏洪对每一个问题的回答中，我们都能轻易而直接地得到干货。下面的例子仍然属于这种性质：
主持人：现在（耿丹学院的）捐款主要还是来自于您个人？俞敏洪：不，现在耿丹学院还没有形成一个专款机制，因为我们需要先从公办大学脱离出来，然后成立一个完整的、独立法人地位的大学，比如像一些哥们儿，一些企业家，我说“你们给我捐款”，他们说捐哪儿，对不对？第二，你这个基金会本身是盈利非盈利都没搞清楚，我捐给你干什么呢，对不对？必须有一个大学基金会的资质，而且向大学基金会捐款的话必须免税，你不免税，人家为什么要捐给你？捐了钱我还要再交一笔税，那不是很荒谬吗？所以是一系列的过程，也要好几年才能完成。
无论什么性质，无论涉及什么内容的问题，俞敏洪都能够直接很有逻辑地将答案明确表达出来，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做较深的解释，不光使想得到回答的人毫无交流障碍地直接明白意思，也能同时了解到答案内容里的层次关系，还能更深一步地知晓为什么会有这种答案。兴许俞敏洪在回答问题时并没有多少在说话方式和策略上的考虑，但是我们能从中获得或者总结出说话层面上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可操作性的东西。这其中的原因，无非是由于他常年在社交中受各种主客观原因共同促进而练就了已经可以在不经意间“运用于无形”的表达能力。这其中可能有天赋的作用，但更多的则是不断积累、学习、锻炼的结果。
因此，从操作层面来说，说话的逻辑性也可以当作一门手艺来学习，只要我们在平时的社交中，能够有意向那些说话有魅力的人学习，时间一长，我们思考问题的逻辑方式必定会有所改变，而与之直接关联的说话条理性也必定会提高不少。到那时，我们不再因为不知道该如何清晰表达而在语言上绕弯或心中忐忑，也不再因为说话无条理，使他人半天不知所云而反感，我们能够将想要表达的意思用最恰当的逻辑和语言陈述出来。这样说出的话，便是最使人受用的语言，正如苏轼所言：“有意而言，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
有气度：遭遇挑衅时不以针尖对麦芒
姚明：奥尼尔的手肘上有很多肉，撞人的话应该不会太疼。
大多数人或许都有过这样的人生体验：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家都其乐融融，忽然有人向你问起非常不合时宜的问题，或者提起你不愿意被公开谈论的隐私话题，瞬间就致使社交氛围极其尴尬，为问答双方甚至在场所有人都带来不快。
这是社交场合特别常见的一种失败的谈话现象，人们对待它一般有两种做法：一是碍于情面，硬着头皮回答问题或者参与讨论；另一种则是立马拉下脸来，带着情绪正告对方，要按套路出牌。无论哪种方式，都必定会有人不舒服。若是配合别人，就会为难自己，而且在这种事情上配合别人，必定没办法坦诚以待，因为总要想方设法出点儿招数来应对，难免让自己心中生结；若是正告对方，又会得罪人，遇到刺儿头时，还有可能给整个社交环境带来不好的影响，受到无关人士的讨厌和谴责，到头来还是自己吃亏。
那么，这就陷入了一个无奈境地。遇到此类情况，到底怎么处理才算是最明智的做法呢？《淮南子》中说：“至德，道者若丘山，嵬然不动，行者以为期。”从中可以生发出的意思是，高手就像山丘一样，有自己坚守的牢固“根基”，不会因为考虑过多而失却稳固，从而得到别人的敬仰。在社交中，我们不一定始终企望得到谁的敬仰，但当我们不可避免地遇到外界施与的不快时，能够牢固坚守住自己内心的淡定，无论别人的话语“针尖”有多锋利，无论令人不快之风如何吹来，都不与它针锋相对，甚至能够拿出气度以柔克刚，以不变应万变，以棉花般的柔软消解钢铁般的坚硬……就一定会化解问题，也就自然而然为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印象加分了。在篮球界流传着关于中国著名篮球运动员姚明气度不凡的一段佳话。当年，姚明初到美国打球时，号称“大鲨鱼”的奥尼尔放话说：“要让中国的姚明尝一尝我的手肘有多厉害。”听到如此带有挑衅色彩的话，姚明并没有做任何计较，他只想着在NBA不给中国运动员丢脸。后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美国记者又当众向姚明提到此事，并且直接问姚明有什么看法，姚明宽厚地微笑着说：“奥尼尔的手肘上有很多肉，撞人的话应该不会太疼。”他的回答，赢得了当时在场的很多媒体人的赞叹。
作为崇尚力量和习惯于竞争的运动员，很多人都容不得别人的“挑衅”，运动员之间出现针尖对麦芒的争斗事件也不算稀奇。当姚明在初次听到奥尼尔的话时，或许心中也会感觉不快，但他避开了锋芒，表现得颇具气度，不但没有与奥尼尔针锋相对，而且在公众场合以西方人的幽默方式，正面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使世界亿万观众看到了中国优秀运动员的深厚涵养。
其实，身为明星格外不容易，在很多时候都要出现在聚光灯下，接受来自公众多方面的考验。尤其是最易受大众关注的娱乐明星，他们在公众场合与观众、粉丝、娱乐记者等各类人群打交道时，更容易受到各种问题的“骚扰”。这种时候，就是最考验气度的时候。比如对于娱乐记者来说，总要想尽办法挖到与明星有关的一切问题，甚至越密私越好。为了达到目的，有些娱乐记者比较急功近利，会在公众场合不注意分寸，不考虑环境，让公众人物难堪。从职业角度来看，自然有合理的成分，但是如果真正懂得换位思考，多考虑道德层面的因素，就不会不分场合地去“挖猛料”。一个高素质的好记者，首先应该是一个会为采访对象考虑的人，是一个能够抓住一切采访机会同时又能注意采访场合、把握分寸的人。身为娱乐记者，保护娱乐人士本就该成为自己的一项义务才对。不过话说回来，娱乐记者也通常被人们看作从事着一种使偶像幻灭的职业，他们经常与明星近距离接触，很容易发现明星的缺点或弱点，也时常会感受到来自明星一方的不公平对待，很多情况下也实属不易。再加上职业竞争和媒体要求等方面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一些娱乐记者在采访时有急功近利的表现。身为公众人物，同样该有一份义务，那就是在公众场合遇到采访时尽量给予配合，而不是自觉优越和趾高气扬，这也是职业需要的表现。如果真遇到了令人不快的情形，也应该站在对方立场上想一想，无论他是有意还是无意来施加压力，都可能与职业水准与操守、道德观念、采访心态等因素相关，而作为当事人，不应该以同样不健康的方式，去应对对方的失误或错误，如若不然，双方就都有问题。
在一个采访互动的场合，如果提问者与被问者都偏离正题，只会引发一个结果，那就是或轻或重的“两败俱伤”。我们经常会在网络上看到，有些明星因为不能很好地应对娱记的“刁钻”问题，从而失去理智和自我控制能力，导致了后续更加不利于自己的结果。曾有一位著名导演，因为记者提出的问题伤及了颜面，而直接当众爆了粗口；有一位当红女歌星，在记者问出“你如此追求完美，是否有一点儿强迫症”时，立刻变脸骂道：“你才强迫症呢，你全家都是强迫症。”还有一位明星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自觉不合适的问题后，当即甩手离开现场，只留下一群面面相觑的记者……如此现象，不胜枚举。诚然，出现这类情形，不管记者的原因占比多大，但身为公众人物，也确实非常失态，这都是没有处理好“无奈”境况所致。
宋代著名政治家司马光的语录体笔记《涑水记闻》中记载了一则“不记人过”的故事。北宋初年的宰相吕蒙正是一位曾三次登临相位的优秀政治家，他一生正直宽厚，对上耿直敢言，对下仁慈大度，无论在庙堂之上还是百姓心中，都颇具口碑。相传吕蒙正担任参知政事的官职时，一次在朝堂上听到有人隔着帘子羞辱他说“怎么连这小子也有资格参政”。吕蒙正假装没有听见，径直从那人旁边走了过去。同僚们听到这样的言论后，都非常气愤，要下令查问说话的人并予以严办，吕蒙正却赶紧阻止了同僚。退朝后，同僚们仍然对这件事耿耿于怀，而吕蒙正却说：“一知其姓名，则终身不能忘，固不如无知也，不问之何损？”意思是，如果知道了是谁在羞辱我，那我可能一辈子都忘不掉他了，还不如不知道的好，不去问又有什么损失呢？一席话将同僚们说得心服口服。
社会交往是非常复杂的人类活动，我们会经常遇到自觉无奈的窘况，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如果一直顺风顺水，没有体验过无奈的感觉，那才叫不正常。关键是，当我们在无奈的时候，能够忍住可能的委屈和不舒心，做到不去直接应对，这才是交际水平的重要体现。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名著《红楼梦》中的主角之一薛宝钗，就是个中高手。
有人说，薛宝钗是个城府很深的人，能够隐忍多年，最终实现自己的目的。我们不论这种评价是否客观，仅从表现来看，如此作为就需要非常宽宏的度量，需要特别高超的生活技艺。当她命中注定的“死对头”林黛玉一次次当着众人为难她时，她大多时候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不去回应。她要么直接沉默，一笑了之；要么岔开话题，顾左右而言他，总之，最终感觉无趣的还是林黛玉自己。在整个贾府上下，无论主子还是各个等级的仆人，对薛林二人的感觉与评价，除了她们的身边人以外，基本上都呈一边倒的态势，薛宝钗的温和识大体有目共睹。说到底，原因之一就是她在遇到无奈时懂得主动“避让”，以不回应的方式处理问题，以维持和谐共处的“社交”氛围。时间久了，它体现的就不是什么城府多深，而是海纳百川的气度和高于常人的意志力了，绝对属于正能量。
有情怀：这种话语展现你的丰富程度
罗永浩：我不常表扬人，因为我要求高，但后来我发现，开除一个人比表扬一个人要难太多了。
情怀是个很奇怪的词，人人都在讲，但却没人能够准确说出它的含义。不过，可以肯定并且公认的是，一个人的内心世界越丰富，内在拥有的东西越多，便会给人越有情怀的感觉。
有情怀的人，能够将他内在的东西随时表现在言谈举止中，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情怀的人，即便性格不是大众公认甚至不是在传统意义上完全接纳的那种，也会使人们——至少有一定数量的人，对他产生别样的好感。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丰富的内心财富通过含有情怀的话语展现了出来，为他的个人魅力增色不少。
情怀是人的综合性素养的体现。一个人的情怀，可能表现在方方面面，可能包含了很多种品质，还可能是经历了长久的社会磨炼和人生阅历后逐渐炮制而得的结果。因此，情怀这种东西本身就是多种因素多年共同作用于同一个人身上的产物，它能再反过来提高人的丰富程度也便不奇怪了。
很多在众人看来比较亮眼的人，一般都具备一定的情怀，要么表现在为人处世方面，要么表现在日常交往方面，要么表现在工作事业当中，总之，在很多时候，人们会因为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而喜欢与拥有情怀的人打交道。
著名的锤子科技创始人罗永浩就是一位驰名网络颇具情怀的人。罗永浩很早就因为在新东方任教时表现出来的异于常人的优秀口才而风靡网络；后来因为亲自创办老罗英语培训学校和知名博客类网站牛博网而更成了网络红人；当智能手机市场进入白热化时期后，他再次起身创业进入智能手机行业……一系列的人生奋斗经历，再加上他向来“一根筋”的执着而彪悍的为人处世风格，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积累了无数粉丝和拥趸。
在社会交往和为人处世方面，罗永浩的确很多时候都会给人独特的印象和感受，但无论他如何特立独行，我们都无法忽视他在对待世界与人生上所展现出来的浓浓情怀。这既是一种会令很多人艳羡的独特品质，也是一种会表现在言谈中的说话风格。通过以下案例中对罗永浩口头语言和说话水平的粗浅分析，或许你就能够感受到一些有关情怀的东西，或许你还能够对情怀如何体现一个人的丰富程度这一话题有所感悟。
2016年7月，罗永浩接受了《财经》杂志的记者专访，其中有与如何看待事业、行业、产品、同事、家人及自己等多方面话题相关的这样几段对话：
《财经》：钱晨离职是什么原因？
罗永浩：Jeff（钱晨）是一个喜欢有品质的生活、喜欢工作和生活比较好地分开的人，但因为参与到了一个创业公司，过去这三年他非常辛苦和劳累，他经历过我们的研发人员数量最少的时期，他来的时候，硬件团队是从零建起的。他也是50多岁的人了，从体能上也不可能无休止地拼下去。他奋斗了三年，这过程中我们也一直在扩大硬件研发团队的规模。随着这方面人员的不断加入，钱晨能早一点儿退下来，是他自己的意愿，也是我们共同协商的结果。对于任何一家公司来说，企业要壮大都要有新鲜的血液注入，对一个创业公司更是如此。新来的研发负责人吴德周大概40岁，战斗力非常旺盛，他是那种天生激素分泌水平异于常人的人，他的正常状态是别人的微亢奋状态。他原来在华为时就被称为铁人，领导力和号召力都很强。
罗永浩在这段回答中对公司高管钱晨的离职原因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不仅简单地给出了主观或者客观的答案，而且比较细致地给予了分析。从他对钱晨实际情况的分析中，我们能够体会到他不仅对钱晨离职有着深刻的理解，还表达了一定的支持。虽然可能在罗永浩眼中，钱晨的离开对公司来说是个损失，但因为他了解钱晨的性格和处世态度，也了解钱晨其他方面的一些实际情况，所以他言语之间都表现出了不仅仅“表示理解”，而且表达了真正发自肺腑的那种带有关心和体贴性质的情感。同时，他也对新上任的研发负责人吴德周做了介绍和评价，无论语气还是用语，都比较随和，这既符合他一贯的说话风格，也能够体现出他在为人方面较为随性的性格。而这些完全能够说明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也能让人感觉到他内心所具有的颇为周到细致的人文情怀。
罗永浩在很多时候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比较直率，很多时候他是个有一说一的爽快人，甚至有点儿不会替人留面子，其实在直率的性格背后有着莫大的仁善与独属于他的柔软。罗永浩的情怀不光表现在钱晨这样的高管身上，就算是对普通同事和员工也不例外，因为这是他性格中真实存在的一部分。比如下面这两个回合的对话：
《财经》：对你来说，亲手开掉一个人难吗？
罗永浩：非常困难。我不常表扬人，因为我要求高，但后来我发现，开除一个人比表扬一个人要难太多了。我在日常工作里有时候也会对员工发火、摔东西，但你要把他叫到一个屋里来，告诉他说，你不行，你走吧。这个话很难开口。为了一个伤害更小的结果，我会花很大精力在家去准备，想我怎么去跟这名同事措辞和沟通，使得离职这件事被处理得积极正面，同时又很诚实，不是一个为了积极而积极的虚伪心灵鸡汤，这过程其实不比做手机轻松。
《财经》：你觉得你的员工了解你吗？他们对你想要什么真的清楚吗？
罗永浩：我一直以来有一个问题，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作为企业领导人，应该给全体员工开大会、打鸡血，但我在内部一年都搞不了一次全体员工会议，上去讲的时候还结结巴巴。原因是我有一些心理阴影。我总觉得做老板的在台上无论讲得多高尚、多漂亮，别人都会觉得你本质上还是想骗人少拿钱、多干活儿的。另外，我有些社交恐惧，我骨子里是很腼腆的人，虽然看起来不像。由于工作需要，我被迫要面对公众演讲，我的压力是巨大的。所以在公司里，我下意识的想法是，你们是自己人，我为什么还要这么难为自己去给你们做演讲？但一周前我鼓足勇气搞了一次全体的会，我想说那是我的工作，我必须克服。
《财经》：天生骄傲的锤子，已经到了需要靠开大会打鸡血的阶段了？
罗永浩：当然，所有的企业都需要定期不定期地打气，就像战士上场前需要提气一样。我们四年走下来，没有大成。一共做了三个产品，最多一个卖了不到100万部。对于公司很多老员工来说，他们不可避免地进入了疲劳期。所以我必须开一个会，给老人提气，同时给新人解释公司的方向和目标。上周的大会开完，效果出乎意料地好。我以后会试着至少一个季度给全体同事写一封信，把我想的事情、管理层在想的事情、短期的目标和长远的目标等都告诉他们，免得他们彷徨和困惑。
《财经》：从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到员工的疲劳期的？
罗永浩：半年多以前。那些从锤子创立起就跟着我的前一百来人，每天做重复了四年的工作，单靠自我驱动，有时候真的会提不起气来。过去三年多我们非常辛苦，软件团队直到去年年底还不到200人。有一次我和其他手机厂商老板聊天，才发现他们不管产品做得多粗糙、多糟糕，他们都是500到800人的编制。当时我特别吃惊，我天天在公司骂他们效率低，但那天我回到办公室看到那些还在加班的孩子，我觉得他们特别可怜。我那天特别难受。
情怀代表的是一种高尚的心境，是一个人情趣和胸怀的总体表现，是精神层面的东西。说到底，情怀与真善美的品质直接相关。从上面的对话中，我们至少可以感觉到罗永浩身上所具备的五个方面的美好品德：
其一，他在对待是否开除消极怠工或者业绩很差的员工这件事情上伤脑筋——按照他的话来说，居然“不比做手机轻松”，这其实体现的是上面提到过的他的善良品质。一个只有始终心怀善意的人，在不得不做出一些自己看来对别人不利的事情时，才会心有不忍，才会思虑重重，才会裹足不前。莎士比亚说，一颗好心抵得过黄金；罗曼·罗兰说，人间最美的音乐是善良；我国古代大儒曾子也说过，人而好善，福虽未至，祸其远矣。可见，善良对于塑造人的性格和形象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其二，他对自我的认识比较深刻，对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也能够很真诚地表述出来，这一点其实非常不容易。俗话说“人活脸，树活皮”，因此大多数人，尤其是总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明星式人物，维护自己的完美形象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罗永浩作为很多人熟知的公众人物，能够坦率而心无顾忌地说出自己的“毛病”，极其难得。
其三，他虽然说自己有时候会对员工发火、摔东西，但从他提到员工时的很多话语中，我们能够确切感受到他发自内心地将公司员工当作自家人的那种平等观念。为什么这体现了平等的观念？我们知道，有很多企业老板在提到自己的公司和公司所做的事情时，总喜欢用“我的……”，甚至在内部会议上，面对诸多公司同事依然如此。这样的用语和说话方式不是不对，而是很容易会给员工带来被排斥的感觉，本质上体现的是说话人心理上拥有一定的优越感，骨子里就认为员工是自己和自己公司的附属而非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作为老板的罗永浩，能够心态平衡地将自己和员工都当作公司的一分子，也就是他下意识所认为的——“你们是自己人”。
其四，罗永浩向来以“彪悍”示人，又有一定的完美主义性格，所以对很多事情都比较苛刻，但当他了解到自家公司与其他公司在一些方面的真实对比后，立马对自己过去对待下属和员工的严苛与“逼迫”产生了内疚感，而且直接向采访者表达出了自己“特别难受”的心理情绪。这不仅仅是单纯的或善良或真诚或懂得自省或直率就能够解释清楚的事情，它是一种综合情绪的外在表现，折射的是合乎情理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是浓浓的情怀。
此外，在关于产品方面，罗永浩提到了这样的事：“有老同事也问过我，我们连着三款没成，如果第四款再出事怎么办？我说，很简单啊，埋头做好第五款。我的投资者有时候会说，他们想象不了老罗精神垮了是什么样子。我也想象不了我精神垮了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从心理承受能力上，我这个人是不可能垮的。”
关于粉丝，罗永浩说：“我觉得我感情上亏欠他们。过去当我作为一个个体存在的时候，我基本上是百无禁忌、无坚不摧的，我擅长争辩，同时三观很正，所以过去支持我的人，多年以来，主要的感觉是理直气壮的畅快、爽。我做企业这些年，走得很艰苦，而且为了对机构负责任，言行有了很多顾忌。所以，支持我的人常常体会到的是同情和难过，这让我格外过意不去。我希望在我所从事的新事业上，三观依然端正的同时，可以不断取得胜利，让支持我们的人继续感到畅快，但很惭愧这些我还没有做到。”
关于自己，罗永浩也有表述：“我有时候会觉得做企业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讲，是一个难以想象的被迫产生大量收获的过程。如果不做企业，我就不会学着去考虑全局，不会去考虑别人的感受，我也不需要平衡好事实、公平、情感这些复杂关系。如果你不运作企业，你永远不会在这些方面投入这么大的精力去了解人性和这个世界，不会把自己熬得脑子都快烧掉，去想怎样才能把一件事处理得更好。在基因上，我是攻击型人格，好斗。做企业后，我被迫去想哪个是更成熟、更有智慧、更有利于团队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想法，而不是怎么做最痛快。但同时我又不想因此就和稀泥，抹掉我一直坚持的原则。因此在处理很多问题时，我比多数没有这类思想包袱的企业家都要困难得多。”
关于对待事业和家庭以及物质层面的东西，罗永浩的态度更显憨实：“如果我按照现在的劲头拼下去的话，我认为自己是有机会参与一次计算平台革命的。那可能还要十年八年。但你要在那之前做好人才、技术、专利等方面的储备，这样当平台革命到来时，我们才有机会在那个时代扮演重要角色。这会让我觉得这么拼命是没有浪费的，只有这种强烈的使命感才能支撑我继续做，对物质的欲望起不到这种作用。其实我对物质的需求挺低的，对金钱、豪车、豪宅都没兴趣。我手头比以前稍微宽裕了一点儿以后，和家人换了郊区一个大一点儿的房子，是个别墅，但还是租的。以前我老婆最喜欢的车是路虎，到了上上轮融资结束时，投资人建议我卖一点儿老股改善家人生活。我就领着我老婆去4S店看最贵的路虎，她当时试驾完很高兴，但想了想，又说不要了。她说有些物质欲望是因为你买不起，所以很向往，等到能买的时候，突然觉得开一辆一两百万的车上街很怪异，在人群里显得不是特别正常。这个不正常对她来讲，谈不上有多坏，但肯定不是她享受的状态。”
其实我们完全能够说，听罗永浩说话，无论是讲故事、讲道理还是陈述事实或者表达感情，很多时候都能产生一种享受的感觉。这其中当然有他口才好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我们能从他的话语中听出一种酣畅淋漓和耐人寻味的味道。也就是说，他的表达不光在技巧层面表现了说话的能力与水平，也在内涵层面展现了人格与人性的一些优良品质。这就是我们很难琢磨透彻但一定能够体会到的情怀，它是极其富有弹性而非凝固的东西。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情怀不仅有情感方面的深厚，也有理性层面的深刻。罗永浩在成名和奋斗的过程中，得到了无数的赞誉和颂扬，也碰过无数的钉子，遭遇过无数的障碍，有些缘于主观，有些纯粹因为客观。但不管怎样，他都能够在感性面对和讲述的同时，理性地解决和分析，这就使得那些或潇潇洒洒或磕磕绊绊的人生经历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太大具有消极意义的“后遗症”，而留给他的更多的是相对积极的经验与情怀。
综上所述，一个人的情怀能够通过他在日常交流的话语中流露出来，而情怀背后作为支撑的是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诸多美好的品质。因此，不管你多么着急地希望自己的口头表达水平能够迅速提高，都应该在学习技巧层面的能力的同时，拿出一定的精力和注意力，在多个方面来注重培养精神层面的品质，使你的人性更加美好，使你的人格更加完善，从而提高你内在和外在的丰富度，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找到解决说话问题的方式方法，达到你想要的社交效果，取得你想要的人生成果。
有主见：哪怕异于大众也要表述观点
蔡康永：张爱玲的人生很棒吗？张爱玲的人生糟透了。你怎么会用一个人生糟透了的人描述人生的话来作为你的座右铭呢？
谁都不能否认，在生活中自由表达观点，是我们生而为人最基本的权利之一。不过，如今因为受社会环境、所受教育、知识结构等各种因素影响，人们在这方面的表现其实很差，或者说自由表述观点的能力本身就非常欠缺，而恰恰是与“自由表达”相悖的“人云亦云”或不敢说话却成了社会上最常见的现象。
所以，在日常的社会交往中，如果有人不随大溜，不碍于各种随处都能遇到的社会成见，善于将自己的观点和主见表达出来，哪怕这种观点可能完全异于大多数人的常规看法，或者与一些约定俗成的带有传统性的观点不一致，我们也不能否认这种做法对于社交活动而言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
在社交中，跟随自己的心，说出心中所想，自由表达观点，其实是非常令人钦佩的做法。这样做既需要自信和勇气，也需要逻辑和智慧。而且，能够酣畅淋漓地将自己的观点表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心理或者心态健康的表现。即便你说出的话语与大多数人的观点不一致，那也是你发挥主见和展示想法的机会。我们完全可以说，一个人的水平和能力，很多时候是通过个人的口头表达展示出来的，以此使人们发现和了解，进而为自己创建更多被赏识的可能性。
很多人在社会交际场合最大的毛病并非话说不到点子上，或者说出来的话有损形象——这方面当然也要注意——而是往往因受各种心理顾虑而犹豫不决，主动放弃了表达观点的机会，既为自己的心里增添了更多的不快与障碍，也失去了展示自己优点的一次机会。
台湾著名主持人蔡康永正是一位善于表达自己观点，能够在很多场合都懂得展示自己的观念与想法的才子。有一次，他接受台湾著名人士陈文茜的采访，他所发表的关于著名作家张爱玲的一段评述，就能让我们深深领会到这一点：
陈文茜：康永不希望我定论他的人生，因为他觉得他还会有下一个版本。你说从UCLA（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念完电影后，一直想要写脚本，接着就表现在你书里的爱情短剧上，把文学跟电影脚本做结合。当你告诉我最近在忙着拍电影，有一句话我还蛮感动的。你说，人在太年轻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梦完成，不是一件很精彩的事。
蔡康永：我其实蛮愿意跟大家提醒一下，有好多人都喜欢引用张爱玲的一句话“成名要趁早”。每次看到有人引用张爱玲这话，我就想为什么。张爱玲的人生很棒吗？张爱玲的人生糟透了。你怎么会用一个人生糟透了的人描述人生的话来作为你的座右铭呢？张爱玲是非常棒的小说家，只此而已。我完全认同，如果你想写小说，就要去看张爱玲的小说，体会她为什么把小说写得这么好。可是张爱玲对人生的建议……拜托，张爱玲把自己的人生搞得乱七八糟。所以，不要乱引用名人讲的话，就像我谈到，不以言废人，不以言举人，不要把人跟言混在一起。张爱玲这句话是很迷人，她也成名甚早，可是她的人生并不令人觉得幸福愉快。所以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在网络上面发言的人，常常都是对文字有掌握能力的人，对文字有掌握能力的人常常是文艺青年，文艺青年的人生常常很可怕。所以，不要轻易相信那些常在网络上写东西的人讲的话，他们只是爱讲话而已，不是他们很有本事，能讲出对的、有智慧的话来。很多沉默的人是过得很好的，他们只是不善于整天在脸书上一小时发一篇文章。这是我给年轻人的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是，张爱玲成名甚早，后来呢？最近有一本很残忍的书，是张爱玲跟夏志清教授之间的书信来往文集。她一直写信跟夏志清说，“我最近被蚂蚁跟虫骚扰，必须搬家”。如果这事情只出现一次，我会相信，可是同样的内容，张爱玲给夏志清写了很多次。一个人不会一直遇到蚂蚁跟虫，不然就是她的状况有问题。当然很可惜，一个这么棒的作家流落在异国，不被赏识。她后来的梦想是什么？是把她的小说翻成英文卖给美国出版社，但没有成功，这带给她很大的挫折。你读张爱玲就知道，她的文字翻译成英文会流失掉非常多美丽的部分，所以能够理解当时美国出版社的编辑们，可能不太能够欣赏她小说的美好。我举张爱玲的例子来回答文茜的提问：没有道理梦想要在一开始就通通搞定。你要给自己人生保留不同的乐趣，在不同的阶段搞定，那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自己存在的乐趣。所以，年轻人就搞定现在的事情。如果有梦想尚未完成，不要着急，可以等到对的年纪，你终究会让它发生，可是你要不断地靠近它，这一点很重要。你不用急着完成你的梦想，可是你要不断地靠近梦想。我从美国学完电影回到台湾时，我一直靠近的梦想是讲故事。我很爱讲故事，不管是透过演讲、写作、拍电影、做节目，都没关系。透过讲故事带给别人快乐跟力量，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件事。
张爱玲的名言“出名要趁早”，现在似乎已经成了全社会的共识。特别是在互联网已经非常发达的今天，很多年龄较小又有一定才能的青少年，凭借互联网的东风一夜成名，迅速以“时代宠儿”的形象红极一时，也成为了无数追求梦想的人羡慕的对象。对这种现象的支持者很多，其中不乏一些有身份、有地位、有能力、有眼界的高端人士，但作为一位经常在大众面前亮相的实力派主持人，蔡康永却借着被采访的机会，说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对于名人名言，要有一定的辨识能力，不能一概相信，甚至深陷其中；人的梦想不能一蹴而就，需要逐步来实现。
蔡康永直接针对张爱玲的人生经历和她所说的那句名言，深入分析了张爱玲的才气、名气与她后续的真实人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不对等。她的名气有目共睹，可也正因为她的巨大名气，人们对她的真实人生有所忽略，这就导致很多不明就里的人对张爱玲及其话语过于崇拜。如此现象，其实对于思想未成熟的青少年来说，并不见得有多大的好处和励志作用。
将比较“另类”的观点表达出来，特别是说给大众，需要冒一定的风险，但却能从客观上使人们或多或少产生了一点儿“茅塞顿开”或者“耳目一新”的感觉，至少在一定意义上从另一个角度打开了听者的思维模式，即使他们完全不同意，也至少知道了另一种观点的存在，知道了发表这种观点的人头脑中有自己的想法。
要清晰明确地表达自己的主见，前提就是敢于开口说话。不主动开口向别人表达自己的想法，是生活态度消极的一种表现。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或者与特定人群说话时，大多数人都会出现消极社交的心态，将说话当作一种社交负担，比如在公共场合讲话、与上级交流、与异性交流等。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而埋没了自己身上的很多优点，而只有勇于开口说话，敢于将自己的观点讲给别人听，才有融入社会洪流而不至于被逐渐淹没的可能。
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在美国费城有一个生活非常窘迫的年轻人，流浪于大街的他总觉得自己怀才不遇，也梦想着能跟随当地的著名商人鲍尔·吉伯斯先生开拓自己的事业，但却一直不敢开口向地位、身份和财富都比自己高出很多的吉伯斯说出自己的想法。终于有一天，他在别人的鼓励下，勇敢地走进鲍尔·吉伯斯的办公室，战战兢兢地说出了自己一直以来的梦想，以及对吉伯斯名下企业的一些看法和建议等。虽然这位年轻人将话说得极不自然，而且在观点上也与鲍尔·吉伯斯存在分歧，但鲍尔·吉伯斯从中看到了年轻人的梦想和敢于迈出第一步的勇气，也从他的目光中感受到了一种年轻人特有的充沛精力和神采。于是鲍尔·吉伯斯抱着考验他的态度，给了他一个职位。没多久，这个人年轻人就顺势而为，为公司也为自己创造出了令人钦佩的业绩。试想，如果这个年轻人一直碍于地位和情面而不敢主动向他中意的人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就会永远淹没在街头流浪汉中间。
因此，如果你正好不善言辞或有交流障碍或不太敢于表达主见，甚至不敢在陌生人面前和公共场合说话，那么就要从此时此刻起及时改正，有意识地锻炼自己开口说话和表述主见的能力，迈出正常社交的第一步。
不好的习惯是个很可怕的东西，一旦养成就不容易改变，比如没有主见、不敢说话，其实这就是长久养成的一种习惯；同时，良好的习惯也是非常强大的东西，一旦养成就会帮助你迅速成长，比如只要经过主动锻炼，培养出善于与人交流和交换思想的习惯，那么你一定会慢慢感觉到，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变得顺风顺水了很多。
有底气：说话一分钟基于平常十年功
董明珠：人家在微笑曲线当中都不愿意做最底端，认为那块是最辛苦的，恰恰我们坚持了。
大多数人在观察和看待事物时，都有一个或主观或客观的原因造成的局限，那就是只看得到或者只习惯于将注意力集中到光鲜亮丽的地方，往往很难发现或者会直接忽略掉光鲜亮丽背后的东西。比如我们看待一个成功人士时，更多的是羡慕他取得了“成功”这个展现在大众眼前的结果，却很少挖掘和思考他为了这份成功而经历了什么、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凡是我们看得到的成就，背后都有莫大的付出作为支撑。说话也丝毫不例外。
在社交场合，总有那么一部分人在说话时会显得底气十足，对自己所从事的行业和领域、对自己的经历和未来、对外界的判断与应对等方面，都充满着成竹在胸的格局与气魄。古人说得好：“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天下没有掉馅饼式的优秀与成功，它们都是拥有者们多年磨炼和锻造的产物。
大众熟知的著名人士董明珠是一位优秀的企业家，她曾从一位最基层的普通销售员做起，通过多年扎实的实战锻炼，靠着一系列品性上的优点，一步一步地攀爬前行，最终成长为举世闻名的商界领袖级人物。我们通过她在公众场合或者面对媒体时的一些言谈举止，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她源于“台下十年功”的那份底气，进而也能间接从她身上学到很多与铺设事业道路相关的长处和优点。
2014年11月，时任格力集团董事长的董明珠在接受凤凰财经记者采访时，被问及她是否对之前与小米创始人雷军针对小米在五年后的营业额能不能超过格力的“赌约”有信心，董明珠回答说：“你放心，格力永远不可能输……因为我们真正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我们有自己的研发团队，我们有自己的生产渠道，我们有自己的营销渠道。所以人家在微笑曲线当中都不愿意做最底端，认为那块是最辛苦的，恰恰我们坚持了。因为我们有强大的制造能力，所以我们能保证我们产品的质量和品质，我格力空调可以保证六年免费服务，你叫雷军的手机六年免费服务行吗？这就是竞争力。……什么叫互联网？我们现在远程监控全世界各地的空调消费用户，你认为互联网我们用得不好吗？……（互联网）属于所有有竞争力的人、有思想的人，不是某一个人。我觉得最最伟大的人物是创造了互联网的人，并不是享受互联网的人就代表了互联网，没有资格。”凤凰财经记者又问：“您觉得传统的销售模式和经营方式会被以互联网为主的这种经营方式替代吗？”董明珠说：“我觉得老用‘替代’这两个字是不正确的，你说我们制造业空调现在不做了，你互联网能替代我出风吗？你能降温吗？你不可能。我的空气净化器，你能通过互联网代表我的空气净化器说空气里面的细菌就消灭了吗？你不可能，它还是要有一个载体。”
近些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它对较为传统的行业，包括品牌打造、宣传、营销等各方面带来了很大影响和冲击，无数人成了互联网的拥趸，甚至可以说，还有一部分人在对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就跟风鼓吹。网络的优势和发展情势的确有目共睹，但科技发展的未来没有人能够完全预测，充满着无数种可能与变数。相反，与传统行业相关联的很多东西却经历了时间的检验与沉淀，而且至少在现在还拥有很稳固的地位。董明珠基于多年经验与一步步锻炼出来的市场能力，发表对目前和未来市场情势的看法与判断，字里行间充满了底气。她的这份底气并非固执和保守，而是源于比较靠谱的“功力”和高瞻远瞩的眼界。我们并非认为董明珠的预测和判断一定正确，也丝毫不否认科技的力量和目前网络发展对传统行业的宣传和营销带来的冲击，仅仅是想通过对董明珠底气十足的话语的简要分析，挖掘出与说话本身有关的一个道理：一个人在社交中，要想使自己的表达充满底气，使自己表达的内容听上去更有利于塑造良好的社交形象，必定很难离开那份经过多年练就的已经在很多方面或很多时候经受住考验的深厚功力。
在同一次采访中，董明珠还谈到了其他很多话题，无一不体现着她对很多东西的坚守，以及因这份坚守而获得的成绩与荣誉为她带来的十足底气。
比如谈“发展空间”：“我十年前在讲格力有‘天花板’，但是到了今年我们增长了1000亿，还在讲‘天花板’的问题。我觉得真正的‘天花板’是来自自己没有创新力，没有社会责任感。因为你有社会责任，牢牢记住你的社会责任、你的创新力来自于哪里，我觉得要把这几点掌握住。”
比如谈“企业多元化发展”：“我们初期坚决抵住诱惑，不做地产，因为地产很赚钱，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制造业，我奠定的是一个百年企业，所以我不会为眼前一点儿利益逐利而行。”“很多人鼓励我，因为有钱，你把那么多钱摆在账上也没有用，你投地产，是能赚钱，而且能赚很多钱，但是我更多希望我们有创造性地来创造财富，我真的希望我们的产品不断创新，不断改变技术，从而使得我们的消费者也因为你的技术不断改变而得到一种新的享受。”“现在，我对外还是说我是专业化的企业，但确实我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进入了多元化时代……我们为什么要多元化？是因为我们觉得那些行业都有钱赚，所以多元化了，如果不是用技术来实现你的多元化，那肯定会出现问题。”
比如谈“艰难与委屈”：“我觉得现在，（哭泣）对我来说已经不存在，我唯一沉下来的就是去挑战，因为哭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们受到很多的委屈，但是我们依然要很坚强地去面对……我用一颗坦荡的心去对待。”“……你一定要把自己作为一个女性，觉得我应该是被同情者，那肯定做很多事情你会给自己带来很多束缚……但是男性就不脆弱吗？一样的。”
无论在哪一方面，董明珠都表现得心中非常有底。我们能从中明显感觉到，她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对自己已经经历和可能要经历的人生道路，具有坚实的把握。纵观董明珠在格力二十多年的打拼经历就很容易理解，作为一名从格力这座“大厦”的最底层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走到最顶层的女性，如果没有足够的毅力、恒心、智慧和规划，几乎不可能实现如今的一切。她的所有底气，都来自一点一滴的积累与沉淀，因此现在人们眼中的董明珠才能是一位魅力十足的优秀女性、一个运筹帷幄的商业大腕、一个受人尊敬和爱戴的商界明星。
说话充满底气，从最基础的层面来说，可以增强人的吸引力与魅力，使更多的人团结在身边，有利于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往深处说，说话是否有底气从一定程度上透露了一个人人生阅历的丰富程度、知识素养的深厚程度、所受教育的广博程度、眼界见识的宽泛程度、心态性情的沉稳程度等。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人的话语，间接判断他们内在很多方面的指数高低。因此，要想练就一身高超的说话能力和社交本领，既可以从培养内在品性着手，进而由内而外改善外在表现，也可以通过不断观察自己的外在表现，进而由外而内地优化或充实自己的内在品性。
有涵养：说话使人舒服能够拉长感情
任正非：人的一生要耐得住寂寞，每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在成长之前都是非常寂寞的，你们老是看到他的光辉，我就老看到他的寂寞，所以我们对人生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
说话是一门艺术。古人说，好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说话艺术高超的人，每句话都能沁人心脾，令人舒服而愉悦；说话艺术低劣的人，一开口就充满杀伤力，每个字都像一颗子弹。
一个人的优秀，可能表现于诸多方面，但毋庸置疑的是，在如今非常注重协同发展、特别讲求团队合作的社会，懂得交流已经是人们是否优秀、有多优秀的重要前提。
懂得说话之道，从来都是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巨大竞争力之一。
我们与超级成功者交流，无论花费多长时间，都不会有疲劳之感；无论我们的话语多没分量、多没水准、多没档次，他们都能“四两拨千斤”，游刃有余地将谈话氛围保持得融洽，呵护我们的情绪。
华为总裁任正非正是这样一位高手。
我们都知道，华为公司是举世闻名的大企业，是只要一提起便会令中国人自豪的公司品牌。曾在不算长的时间里，它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工厂倔强而坚韧地成长为实实在在的跨国集团，让全球商界为之瞩目，其实原因非常多，但毋庸置疑的是，总裁任正非的能力在华为成长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而能体现能力非同寻常的最基本方面之一，便是他的说话之道。
关于任正非的说话之道的实例有很多，能够说明他说话水平高超的细节也俯拾即是，我们能轻易从中感受到一位超级成功者的说话艺术及支撑它的深厚涵养。
有一次，在任正非直接面对华为基层员工的座谈会上，因为种种原因，一部分员工的提问显得并不“客气”，可无论问题多么尖锐，任正非都如太极高手一般，以柔克刚，将其化解于无形。员工们不仅感受到了大老板的社交风采，同时还厘清了存在许久的质疑和情绪问题。
有一位工程师说：“我觉得我的工作没有成就感，我们部门定位非常不准，市场所有的发货都由我们来承担，市场的退货以及中研中试下达的大量更改都由我们来完成。说得很好，我们是要负责验证工作，但至今为止都没有开展起来。如果让试制工程师只是做发货和简单更改的话，对谁来说都觉得很没有成就感。那么我们该向哪些方面努力？”
当听到这样的问题时，任正非并不像大多普通小老板那样，以最直接的方式责备员工的“抱怨”，也不像一个缺乏远见、不懂得举一反三、不明白彻底消除质疑现象有多重要的所谓“实干家”那样，只会针对一个问题来试图解决一个问题，当他听到工程师的迷茫和质疑时，一方面马上明白这并非基于某个员工自我感觉的个案；另一方面他也知道员工对公司战略层面及更宏观、更长远角度的考虑有所欠缺。所以，他既一步到位又不乏深度地回答：“人的一生要耐得住寂寞，每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在成长之前都是非常寂寞的，你们老是看到他的光辉，我就老看到他的寂寞，所以我们对人生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你如果觉得这件事不光辉，换个光辉的事情做做，你可以到市场部签合同呀！太具体了，太刺激了。不过发给你的货都是试制中心干得不好的产品，刺激过后，是哭笑不得。我认为你那里有巨大空间，刚才你自己说，很多工作都没有开展起来，很混乱。其实乱中能出英雄，就有英雄用武之地，你那里会有许多机会可以让你站起来，你能不能去把这个规律理清楚？能不能做出一个数学模型来，解决这个发货流程中的问题？做事流程非常快，效率提高很多倍，你的成就感不就出来了吗？不要追求青史留名，那没有意义。你那个岗位是可以出英雄的地方，刚好老虎那么多，你都看不见，非要到景阳冈去打虎。”
听了这番话，大多数人都被老板打的比方和幽默逗乐了，但更多的是，他们感觉自己似乎一下子受到了很大鼓舞，也在一刹那明白了之前疑惑了很久的有关具体工作的问题。不光是那位提出问题的工程师，连其他很多部门和岗位的员工，都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所处的岗位和所做的具体工作有了更加全新的认识，而且这种认识不是受鼓动所致或者只存在一时，而是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彻底性。
与任正非这样的成功人士谈话，不仅能够放松身心，感受到说话本身的艺术魅力，以及它所带来的爽心快意，更能学到很多为人处世的道理和某些方面的知识，受益匪浅，如饮甘醇，如食美珍。
同样是在那次座谈会上，另有员工提到：“请您谈一下爱护和引导员工的问题。我举个事例：去年中试部有一个员工被辞退，一是因为他的考评一直都是C，二是他从不参加工作之余的活动。我不明白，这个时间已经很长了，为什么领导没有找他谈过。有一次他自评为C时，他的直接上司甚至说：‘正好我的A、B、C、D还差一个。’对此您怎么看？”
问题不得不说是尖锐的，它考量的是一个领导者的管理思维。而任正非却这样回答：“这就像1957年抓右派，我们抓右派时指标差一个，谁去上厕所那谁就是右派了，我们管理水平低的领导就是这样。如果你描述的事实准确的话，那我认为你的主管领导水平太低，需要好好改正。但是华为公司不可能从一个低水平公司一下跳到似神仙管理的公司。所以这也要靠我们的员工，认为他不对也可以沟通，沟通无效时，你也可以向我们投诉。我至少在社会上看见被我们华为公司辞退的员工相当一些都是非常优秀的，因为这些人往往是优点突出、缺点也突出，缺点给逮住了，而优点没被领导看见。我曾经在《致新员工》的文章中说过，你们要尊重主管领导，尽管主管领导可能没你有水平，但如果你不尊重他，将来你做了主管，以后的员工也会不尊重你。为什么呢？后来者比先来者优秀，如果说后来者都不如先来者，那这个社会不就完蛋了？肯定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所以你要尊重前任领导，搞好关系，不至于产生冲突和矛盾，让主管领导给你开一条小路，‘嘟嘟嘟’你就过去了。你上去，不归他领导了，还可以回过头来帮助他。如果你们总是这样傻乎乎直来直往，‘我是很优秀的，你就不行’，然后人家就挡住道，不让你这个车子过，石头你搬不开，你还是上不去。你要学会做人嘛，做人怎么会这么简单呢？所以我们有一些很优秀的员工，他们看待事物太简单了。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向公司投诉，可以绕过他向很多部门投诉嘛。反正都要走了，你还怕什么呢？你可以给他们提意见，但提意见要注意方式方法。公司发展这么快，他管理有错，也是必然的。为什么？他也适应不了这个发展。另外，由于我们公司历史很短，他也没有经验去驾驭，换你来做，你也未必就比他高明。你在旁观看得很清，等你上台以后，你也看不清楚，所以要谅解他，然后帮助他去改。你帮他一起研究，一起去改，去调整……”
说到这里，任正非还举了自己曾经遇到的一个与评级和上下级关系处理有关的问题，最后他说：“人生总是会有挫折的，挫折有时候对你来说也是一种财富。”
任正非的回答有具象的讲述，也有形象的分析；有义正词严的解释，也有活泼幽默的调侃；有先入为主的引导，也有感同身受的理解。听到他的一番解答，相信无论是提问题的普通员工还是被锋芒触及的管理人员，甚至公司重要岗位的中高层管理者，都能对问题有更加透彻的认识，也能情愿地接受不同意见。为什么？因为听了老板的那些肺腑之言后，每个人都感觉非常舒服。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定的“成功”情结，都羡慕成功者的口若悬河、家财万贯、气度不凡。要知道，成功并非自然天成，也不能在朝夕之间得来。要真正实现成功绝非易事，需要我们有心有意认真踏实地学习、锻造，而首要的便是从如何与人打交道，即在日常社交中怎样说话让人感觉舒服开始学起，因为这直接影响着成功与否和成功的程度。
把同样一个问题拿到不同的人跟前，不同的人因所处立场和角度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看法，甚至因此有了嫌隙和矛盾时，作为领导者或居中调节人，通过说话能力，既能解决双方或多方各自存在的问题，又能让所有人都感觉言之有理，并且愉快接受，这才是真正意义上完美地做到了说话令人舒服。通过上面的例子，我们看到了任正非绝佳而深厚的说话功力。
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同理，兵强只是强了一个人，而将强强的是整个军队。华为能有今天，与领袖的强大有莫大的关系。当一家企业因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硬件而让你惊叹时，你是否想过，带领它成长的那位优秀领导者身上具备多少眼瞅不见却能力克千军的软实力？
人生最大的财富不是金钱，而是团结一切可团结力量的无形功夫。这种功夫最基本的呈现形式，正是说话。说话令人舒服的程度，代表着功夫的高低。
福楼拜说：“语言是一架延展机，永远拉长感情。”显然，他所谓能拉长感情的语言，指的正是让人感觉舒服的话。学会说话让人舒服，实际上是掌握了一种软性财富。有了它，那些以金钱为代表的物质财富自然也会随之而来。
有格调：能体现渗透于骨子里的高贵
高晓松：我这个人，你看着像一个邪派，可你看我的作品，像少林、武当，一点儿邪派不走，就是扎实的童子功。
格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存在，它在表面上呈现为一种能令人产生好感的言行、举止与仪态，而更深层体现的则是一种高尚的风度、品格和襟怀。我们说一个人很有格调，不仅是说他有从容大方使人倾心的外在表现，也强调了他由内而外流露出的诸多能够引人钦佩与仰慕的秉性和风度。
格调高的人，在人群中很容易得到他人的尊敬和尊重；与之相反，格调低的人，经常会招致别人的反感和厌恶。与人交往时，判断一个人格调是高是低，要通过对其言谈举止的观察、为人处世的了解、道德品质的分析，再加上纯粹无道理的直观感觉综合得出结果。
格调高低最基本的表现，主要着落在人的言谈方面。一个格调高的人，说出来的话也必定是有深度的，能给人很大的舒适感，能在精神层面提升和激发人的价值感。这也就意味着，格调于人而言，有比较重要的精神价值。晚唐诗人韦庄有诗句云：“人言格调胜玄度，我爱篇章敌浪仙。”他一方面说的是格调的重要性，自古以来，有很多人都将格调看得比玄妙的哲理还要重要；另一方面也表达了自己对语言无比看重。
我们在社交中不难发现，那些在常人看来很有深度和层次的人，一般都具备较高的格调，无论他们在哪种场合与什么人交流，都能既使人感觉舒服，又让人学到知识，还有助于提升听者的品味与格调。
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在接受《凤凰网·非常道》主持人王东采访时，曾有过下面这样几段对话。我们从他与主持人的口头交流中，多多少少可以领悟到一些与说话格调有关的东西，并有所启发。
王东：你这种性格，其实我觉得我对高晓松最大的认知，就是你的吸引人的地方在哪儿。可能有时候音乐是一块……但有时候对你了解了之后，又觉得你的生活给我带来很大的影响。我总觉得自己的生活非常闭塞，非常眼光短浅，看到你的生活之后就会想，我要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想、去考虑。
高晓松：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每个人心里都有这种种子，憋得越久，有一天那种子发芽了之后……太可怕了——这哥们儿疯了，这哥们儿能抛家弃子，这哥们儿直接就是接舆髡首、桑扈臝行，这哥们儿颠了，真怕有这样的人……所以还是从小释放释放比较好，万一有一天你真到那地步，突然觉得自己生活那样，太可怕了。
正如主持人王东所说，高晓松吸引人的地方除了与音乐有关的因素之外，可能更在于生活方式上令人佩服的地方。高晓松的“任性”不但给了别人某种启迪性的东西，也为他自己带来了视野和格局上的扩展。从高晓松的话语中可以看出，他主张的人要从小“释放”而不是习惯性地压抑，免得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以不该出现的方式爆发。高晓松的话语从表面上看似乎很平淡无奇，有时候还有点儿他所谓的“痞性”，但认真梳理字眼就会发现，他那些稀松平常的话语都基于一定的文化基因，这从他偶尔自然而然地说出来的一些词汇，比如“接舆髡首”“桑扈臝行”，就能够管窥蠡测出点儿迹象。这便是一个文化底蕴较为深厚的音乐人该有的格调。有文化的人不一定有格调，但格调肯定基于一定程度的文化。所以，我们向那些有高度的人学习如何提高说话的格调，首先得主动丰富自己的文化积淀。有文化的人并不简单地等同于有知识，因此提高文化水平并不是只能靠在学校教育中获得学历，而是由书本和生活中学习、体悟而来，这就是说，天下每一个人，无论是否有接受学校教育的可能和机会，或者接受过多长时间的学校教育，都不影响文化层次的提高，也就不影响格调的高低。
王东：我最近看网络有人给我留言，我才知道你有一个外号叫“高员外”。
高晓松：高员外是我最近的外号。
王东：是谁给你起的外号？
高晓松：我自己。
王东：怎么想起叫高员外？
高晓松：我在写博客的时候叫老生，因为原来叫小生，瘦的时候叫小生，胖了后，一个大胖子，说小生如何如何，也不太好，岁数也大了，后来30多岁叫老生。后来这回又改玩微博了，这一微博，后来想，这么老的胖子，40岁叫老生也不太合适了，后来就叫员外。
高晓松为自己起外号，本是一件带有玩笑和娱乐色彩的小事，但从他对在不同年龄段为自己起不同外号的解释中，我们能够马上明白，原来他那些看起来很随意的外号并不是信口所得，而是基于一定的考虑，而这种考虑又包含逻辑与传统色彩，能使人们看到他在如此一件小事上表现出来的诙谐与丰富性，而这些都为他的格调增了分。
王东：像那时候，老狼、你、叶蓓，也算是《青春无悔》时期最重要的几个人。
高晓松：小柯、朴树。
王东：像老狼、叶蓓，他们现在发展的东西，你个人怎么看？就是他们的音乐什么的。
高晓松：我觉得，在唱片上，叶蓓走的路更正，叶蓓就向那个方向去，我觉得挺正的，就是高级的艺术歌曲那种路子，而且关键是玩得很好。老狼，我觉得在现场走的路特正……自己组一个乐队去做小专场，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早就应该以这条路走……你别看我痞里痞气，但是我在音乐、艺术，包括电影、文字上，都做得特别正。我这个人，你看着像一个邪派，可你看我的作品，像少林、武当，一点儿邪派不走，就是扎实的童子功。所以我觉得我带出来的人基本上以武林来说，就是少林、武当，正派出身，我觉得挺好。
王东：如果社会上有人或者某些人写文字，说老狼只做了《校园民谣》那点儿事，你会怎么说？
高晓松：……跟我没有关系，就像我说的，我看乐评的时候，我就没有觉得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再看人家乐评人，我觉得成长没成长，我一点儿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我们是什么，不需要你或者他来评价，是吧？我们抚慰过千百万人的心灵。没有问题，我们肯定抚慰过千百万人的心灵，所以不需要人家来说那些东西。我觉得乐评也好，还是评价也好，更多是应该去评价和帮助小众音乐。因为小众音乐真的不敢坐这儿说“我抚慰过千百万的心灵”，那需要乐评人去评，需要引领。我们不需要，我们不是小众音乐，我们不是另类音乐，我们就是每个人都会唱、每个人都要听的那种东西。
王东：那对于他们这个言论背后，比如说他会否定一些歌手？
高晓松：他否定不了啊，所以，让他说去，我觉得，因为我在美国待久了，否定什么的都有。天天否定他们自己总统都没事儿，总统出来特高兴。人家说，天天骂你，就在门口，你什么感想？总统说：“哎，我的工作中间的一项，就是保障人民言论自由。我别的工作没有做好，但是人家能随便骂我，说明这项工作做得还不错。”
王东：很有幽默感。
高晓松：对啊。
王东：所以现在对于我们大众来讲，看待任何评论的时候，应该用自己的想法去……
高晓松：你根本就应该觉得谁都有说话的权利。
王东：就让他说去吧。
高晓松：对，当然了，谁都有说话的权利。当然你编我个人的生活不行。你要说我的音乐，你再说什么，你说我是抄的都没事儿，真的，好多人经常说，咱偷摸里都是抄的。我没事儿，你说我都是抄的也没事儿；我是抄你的，都没事儿。
意大利文学家但丁有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句名言饱含深意，具有很强的“正身”作用。但是，我们要想真正做到不受人言影响，不被人言左右，是极其不易的。毫无疑问，唯有内心强大、胸怀坦荡、十足自信的人，才能够真正做到如此风格洒脱、精神独立。高晓松对于自己的音乐充满自信，既不计较也不纠结于乐评人的评价，有发自内心的豁达。他所谓的“路走得正”和他当年那批人的音乐带给人们“心灵抚慰”的经历，便是他的这份自信和豁达的重要基础。正如王东曾经评价的那样：“高晓松是一个特别真性情的人，……我从来没有看见高晓松自卑过，任何时候他都能以自己的逻辑方式去说话和思维，无论面对的是谁。”
对自己的爱好、专长或事业充满自信，对与之有关的一切保持开明豁达的态度，这与人的性格和修养有关，也与他的格调高低有关。一个格调高的人，心境会更加开阔明朗，也会多一些海纳百川的大度，对来自世俗的各种评价与说法自然不会过于计较，更妄论沉溺其中。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因为自身格调低下，动不动就会因为接受不了外界对有关自己方方面面的纷纭众说而沉溺其中，到头来自己束缚了自己的心境，自己给自己的心灵施加了压力与伤害。这既是格调的高低所致，也是做人高度上的区别。另外，高晓松在与王东对话时，还能够恰当地引入“美国总统”的例子，幽默形象地进一步诠释了自己对外界评价的态度，有点儿信手拈来的轻松和随意，而能够及时合理地引用论据为自己所说的话和所表达的观点服务，这本身也是高超的讲话技巧。
曾经在另一次采访中，记者问高晓松：“你曾经在一本书的序里写道，‘最梦想的职业就是做门客’，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高晓松回答：“门客有自己的理想和信仰，也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的自由。门客绝不拿忠君爱国要求自己，如果这样，就是公子、王侯将相了。我自己从小有一个特别底线的东西，谁也不能以任何理由让自由往后排，我觉得自由是第一的。所以，门客尽利不尽义，我只为你尽利，但是不为你尽义——尽义就是要‘陪葬’；王侯将相有这个义务，你是王侯将相，灭国的时候，你就要尽这个忠。我就是卖点儿知识文化，是自由，我没有义务去殉葬。这就是门客的信仰，我自己一直有这个理想，但是一直没有做到。”
可以看出，高晓松的思想中有无比崇尚自由的成分。我们细梳中外历史上一些很重要的人物就会了解，凡是对自由怀有“执念”的人，格调都不会低。或许，他们在很多情况下，要么会给人特别“不近人情”的印象，要么性格中有普通人难以理解的“偏执”，要么行为处世上表现出异于常人的性情，要么为人不羁而放浪形骸……但无论从哪方面去认识他们，都会为他们的独特气质和高格调而倾倒，比如魏晋时期激荡风云的“竹林七贤”和名扬千古的“田园诗人”陶渊明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例子。
格调并不像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物质，也不像可以随手揭下或者贴上的标签类东西，它需要人们经过长期体悟、塑造和培养，慢慢积淀于精神层面；它并不是某种特定的品质，但却与一系列优良的品质密不可分；它不一定能够借助人的行为、举止和语态完全展现出来，但却会伴随着人所做的每一个动作、所说的每一句话表露无遗。因此，我们只有通过对那些能够使我们产生社交享受的人进行各方面优良品质的综合挖掘与学习，并通过自身在文化层面不断充电，才能慢慢使自己的品味和格调有所提高，培养出渗透于骨子里的高贵气息，最终成为别人眼中的格调高的人。
有激情：可以是感染力生发的源头
哈德菲尔德：当那天结束时，你要么光荣地、毫不费力地飘浮在太空，要么就已经死了。
在社交场合，不同的人说话，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有的人说话，平淡无味如白水，无论内容多丰富、启迪多大、哲理多深刻，都会使听众产生寡然无味的感觉，听话兴趣大减；而有的人说话，会使人们不自觉地受到感染，调动出或激情澎湃或活力大涨或“蠢蠢欲动”的情绪，沉浸在那种昂扬向上的气氛中。说话时是否有激情，能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按照心理学上的说法，激情是一种强烈的情感表现形式，是对一件事物产生兴奋的能力；事实证明，人在激情的支配下，体内的巨大潜能往往可以被调动出来，然后在某些方面创造出不一般的价值。既然激情是一种能力，那它就一定有高有低，也一定可以通过学习锻炼而提高；既然激情能够激发人的潜能，那它对人的成长和发展一定具有很大的作用。
一个说话有激情的人，会在社交活动中创造出欢快而热烈的气场，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感染其他人，他本身就可以是这种感染力生发的源头：如果他是在说服别人，一定会比平淡的语气生发出的效果更好；如果他是在宣扬或提倡某种精神和观念，一定会比普通的宣传起到的作用更大；如果他是在讲述事实和经历，一定会更容易让人感同身受；如果他是在鼓舞“士气”，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使听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总之，激情之于人说话，功能是明显而极其富有成效的。
2014年，加拿大航天员哈德菲尔德在TED的舞台上，面对一千多位现场观众，激情十足地做了题为《你为什么要做如此危险的事情》的演讲。抛开他所演讲内容的新奇与稀罕、演讲风格的幽默和俏皮之外，激情成了他此次演讲最大的亮点。
你做过的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或者说你做过的最危险的事情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知道我做过的最危险的事是什么。NASA做了计算，当你回顾最初的五架航天飞机发射时，就会发现灾难性事件发生的概率是九分之一。当我1995年首次执行航天飞机任务时，灾难性事件发生的概率是三十八分之一。概率不是很大，但那是很有趣的一天，因为当那天结束时，你要么光荣地、毫不费力地飘浮在太空，要么就已经死了。
你进入肯尼迪航天中心，走进更衣间，就是那个我们童年崇拜的英雄——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更衣的同一个房间。穿好加压服后，乘坐NASA的厢式车驶向发射台。当你即将抵达发射基地时，通常是黎明前，距离你不远处，被氙气大灯照得锃亮的就是你将乘坐的航天器，它会带你离开这个星球。全体人员坐在车里，很安静，手牵手，看着那巨大的航天器越来越大。我们搭乘电梯上去，手膝并用地爬进太空船，一次一个人。你蠕动到你的椅子上，坐定，背部紧贴座椅。接着，舱门关闭，突然间，你一生的梦想开始成为现实。
在航天界我们有一种说法，问题没有最糟，只有更糟。你在驾驶舱内头脑十分清醒，你在想所有你需要完成的事情，包括所有的开关和小闸门。随着时间越来越近，你也越发兴奋。在发射前的三分半钟，背后巨大的喷射器，其尺寸如同教堂的大钟，来回摇摆，让整个航天飞机随之摇摆，仿佛你脚下的航天飞机是活的。然后在发射前约30秒时，航天飞机完全活动起来——准备好要出发了，加速处理器在运行，计算机都是自控的，它已准备离开这个星球……
搭乘航天飞机或宇宙飞船，让你感觉到的是难以置信的力量，你被比自己强大许多的东西握在手中，它剧烈地摇晃着，让你难以集中精神操作你面前的设备，就像你在巨型犬的下巴里，你的背后有只脚将你推向太空，疯狂加速，直冲云霄，带着你穿越气层，随后你到达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方。注意，先观察火箭和航天飞机。两分钟后，这些固体火箭脱落下去，剩下的是液体火箭发动机（含有氢和氧），这感觉犹如你在高速赛车里，脚踩在地上，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你变得越来越轻，我们感受到的推动力越来越强，这种感觉就像有人往你身上浇筑水泥。最终，在约8分40秒后，我们到达正确的高度、正确的速度、正确的方向，接着引擎关闭，我们失重了。
我们还活着。这是一次奇妙的体验，但我们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呢？你为什么要做如此危险的事情？在我看来，答案非常简单，在我9岁的时候，我观看了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并在月面上行走，对我来说，这太明显了——我想要自己未来也成为那样的人。但真正的问题是，你如何处理随之而来的危险与恐惧呢？铭记那个目标，想着它会指引你前进的方向，关注所有能让这目标实现的小细节……
最棒的部分是去外太空行走，你不是抬头去看宇宙，而是和地球一起在宇宙中翱翔，看着世界在你身边转动。它以静默的方式咆哮，被注以水波似的颜色和纹理。如果你可以把目光移开，看向你手臂的下方，那是深不可测的黑暗空间，让你觉得是可以把手放进去的纹理。我第一次太空行走时，左眼突然看不见了并伴随着剧烈的痛苦。我不明白为什么看不见了。我想这也许就是人类有两只眼睛的原因。依靠另一只眼，我继续工作着。但不幸的是，在失重情况下，眼泪不会掉下来。所以眼里的液状球变得越来越大，直到最后表面张力使它像一挂小小的瀑布一样跨过你的鼻梁，进入你的另一只眼睛，于是我彻底失明了。我们训练过数千次如何处理突发情况，但当你最终真正在外太空行走时，它和想象中的感觉仍有诸多不同。不过即使你失明了，你惊慌的自然反应也不会发生。相反，你四处看看，然后想我看不见但听得见，我可以说话……但关键在于两者的区别——认为的危险与实际的危险，真正的危险在哪里？你真正害怕的是什么？对可能发生坏事而感到恐惧，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你对事情的反应。这样会转移你的注意力，看不同的东西，做新的事情……你可以看到撒哈拉以南地区的沙砾层，可以看到东欧随意分布的方格地貌，或是看起来好似小水坑的集结的北美五大湖……但如果你无法征服恐惧，你将没有任何办法看到如此壮美的景象。
该回家了！……就像有人把飞船扔在地上，它不断地翻滚直至停止。但你已经对此做好了准备。你在一个定制的座椅上，你了解避震器的工作原理，终于，俄罗斯人来了，把你从飞船中拖出来，让你坐在椅子上，你现在可以回想那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了。你已经完成了那个9岁男孩的梦想，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恐怖得令人生畏，但你将梦想付诸实践，并想出了重振自己的方法，以对抗本能的恐惧，它允许你带着一些经验和启示回来，分享给其他人。
身为航天员的哈德菲尔德所讲述的内容，在常人看来是无比新奇而特殊的。他介绍的航天员乘坐航天飞机往返太空的经历、在太空出舱的惊险过程，以及在这些重要航天过程中自己的心路历程，每一个细节都是普通大众永生无法体会的。即便是如此充满惊险与神奇的事情，如果不加任何修饰地平淡叙述，也不容易激起观众们心中的涟漪，因为毕竟大家都从未有过如此的经历，仅凭常规语言描述，很难激起对未知事物的想象。但是，哈德菲尔德的演讲自始至终都充满了激情，从用语、表情、举止、动作等各方面，都能使人看出他心中怀有莫大激情，也就几近完美地将这份强烈的情感表达了出来，在观众群中引发了很大反响。人们通过他富有激情的演讲，仿佛跟随他经历了一次太空之旅，跟随他屡屡与危险擦肩而过，从心理上对航天员富有传奇色彩的太空旅程有了一个较为深刻的了解。对于这样的演说，观众们既能学到知识层面的东西，又能在心理层面获得鼓舞，还有助于精神层面的自我提升，自然广受欢迎。
提到激情，我们通常会将它与活力和精力联系到一起。的确，一个说话富有激情的人，不光为人处世更受人待见，而且在做事时也似乎能够表现出多于其他人的旺盛精力，永远一副朝气蓬勃的样子。人们从他们言语上和行动上的火热表现，更能够感受到激情的力量。
我国现代著名诗人、学者、爱国主义者闻一多的《最后一次的讲演》是很多人熟知的充满激情的讲话的经典范例。1946年7月11日，著名爱国民主战士李公朴在昆明被反动派杀害。四天后，闻一多主持了追悼会并当着众多反动分子的面，勇敢地发表了这篇名扬天下的著名演说，其中提到：
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用嘴，写出了说出了千万人民心中压着的话，大家有笔有嘴有理由讲啊，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偷偷摸摸的杀！（鼓掌。）
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厉声，热烈的鼓掌。）暗杀了人，还要诬蔑人，说什么“桃色事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无耻啊！（热烈的鼓掌。）这是某集团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杀，是李先生的光荣，也是昆明人的光荣！
……
反动派挑拨离间，卑鄙无耻，他们以为联大走了，学生放暑假了，我们便就没有人了吗？特务们，你们看，今天到会的一千多青年又握起手来了，我们昆明青年决不让你们这样横干下去！
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民主和平，我们昆明的青年必须完成这任务！
我们要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足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长时间热烈的鼓掌。）
我们都知道，在闻一多先生当众发表完“最后一次的讲演”后的当天下午，就遭到了反动派的暗杀。自五四运动爆发后，闻一多一直奔走在为国家民主奋斗的最前线，他的所作所为与他的演讲一样，是浸透胆识和激情的。资料中说，闻一多的这番演讲，几乎是大喊着说出来的，无数次被现场听众的热烈掌声和呼声打断，连或明或暗在场的反动派都被吓到，甚至表现得惊慌失措。可见，那是多么令人震撼的场面，是多么激情四射的演讲，给听众带来了多大的激励和影响。同时，时至今日，七十年过去了，《最后一次的讲演》广为传播，并已载入史册，成为凝聚人心和激发后人斗志的经典篇目。
法国作家司汤达说：“在激情的波动中，灵魂的火焰才有足够的力量把造成天才的各种材料熔冶于一炉。”这句话非常到位地说明了激情对于激发人的潜力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而且，德国诗人歌德也说过：“我们的激情实际上像火中的凤凰一样，当老的被焚化时，新的又立刻在它的灰烬中诞生。”它说明激情有着超强的“再生”能力和无限的绵延性，这也就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它的重要性。法国作家拉罗什富科说得好：“激情一出口，就必然成为使人屈服的第一流的演说家。”我们每个人不一定致力于成为演说家，但如果能够很好地了解激情之于说话的作用，并善于将它运用到日常的社交场合，让自己的高昂情绪感染到身边人，如此既是对自己社交能力和吸引力的提升，也于自身影响力的扩大有一定帮助。
有分寸：清楚什么话当讲、什么不当讲
许纯美：说话者不懂得、不注意说话分寸的把握，不知道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只是凭着一时意气和情趣无节制地海侃，这并非简单的对与错的问题，而是社交情商高低的问题。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身边都存在着一些说话不注意场合、不注意受众、不注意分寸的人。他们要么很少意识到说话这种“小”事本该是一门艺术，大多时候关系重大；即便意识到了，也会因为自身对说话技巧和分寸的把握能力有限，影响说话效果。其实在社交场合，只有清楚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才能更加凸显你的人格魅力。
古人说：“夫者存亡，嘴舌有责。”这话虽然说得有点儿严重，但其中包含着说话之于人生的重要而深刻的意义。一个人是否能走上成功的道路，或者能在成功的道路上走多远，虽不能说完全取决于他在说话时是否掌握分寸，但“嘴舌”在一个人的成长道路上的确担负着极其重要的责任，“嘴舌”好坏也确实会对我们的人生道路产生一定的影响。
我们熟知的很多知名人士，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人多的公众场合，都非常注重说话的分寸。不过，注重说话分寸并不等于会把握说话分寸，所以总有一些人会给人们留下不太会说话的印象。比如，十多年前驰名台湾的“话题人物”许纯美就是一位人们眼中不会把握说话分寸的人，她曾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很多次类似的话语：
记者：到底什么样才能算上流社会？
许纯美：什么叫上流社会？第一要件是要有钱。有土地没有气质的也不能称为上流社会；咬着槟榔、穿着拖鞋，那个不能叫上流社会。没有文化，要有涵养。上流社会的运动几乎都是高尔夫球，高尔夫球很贵，你没钱，好意思每次都叫别人帮你出吗？
记者：那您有多少钱呢？您认为自己气质如何？
许纯美：我的气质当然好啦，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不过这是天生的。我在生意场上都是谈上亿的生意。都是前夫留下来的不动产，全部都是租出，在日本就有六栋大楼出租，有几百亿资产……
记者：能说一下具体数目吗？
许纯美：300多亿台币吧。
记者：那要做上流社会至少要有多少钱？许纯美：至少几十亿、几百亿吧。
……
记者：你进入演艺圈以后，应该为了上节目花了不少钱买衣服吧，通告费还不够买衣服的吧？
许纯美：我本来就有很多漂亮的衣服，我还没有入行的时候就很爱漂亮啊，我每月买衣服要花掉100多万啊，这些通告费是不够。我们还要参加很多上流社会的晚宴、聚餐，以前在凯悦酒店，现在在台湾第一大饭店君悦。
记者：那出门一定很多人认识你吧？
许纯美：岂止被认出来，我一站就要站四个小时，签名、拍照。他们很崇拜啊，最夸张的粉丝就是脱掉上衣，叫我在他身上签名，还跟我说这辈子都不洗澡了。
记者：就没有遇到讨厌你的粉丝吗？
许纯美：没有，没有，都很喜欢我，年纪大一点儿的叫我阿美，年纪小的就三岁，叫我“许——纯——美——”，好可爱。可是要是问他们林志玲是谁，年纪轻的不知道，年纪大的也不知道。我的粉丝有的说可不可以让他们亲亲，我说不行。
记者：可是很多台湾的综艺节目都喜欢模仿你，就如《全民大闷锅》，你不觉得这是一种讽刺吗？
许纯美：没有啊。《全民大闷锅》最喜欢模仿我，他们每次模仿我，每次的收视率都好高啊，只是我没有那么丑啦。我不会生气，让台湾的观众笑一笑，有什么关系？我觉得能够让观众笑一笑，让要自杀的人不去自杀，我也觉得是功德一件。一切都是为了观众。上台都是很敬业的、什么话都可以说，我就是很直率，收视率才会那么高啊，不做作，不作假。
记者：你说那些骂你或者希望和你攀上关系的人都是希望借助你的名声走红，可你也说过自己像王祖贤，声线像邓丽君，小时候与林凤娇是邻居，这不也是和大明星攀关系吗？
许纯美：我自己就是大明星，何必跟他们攀关系？是大家都说我长得很像王祖贤，又像《倩女幽魂》那个聂小倩。和林凤娇以前的确是邻居，然后也有很多人说林凤娇长得和我很像，也有人说我和林青霞长得很像，就这样子。等一下我秘书传真一些我比较胖的照片给你看，你会惊为天人。
我们无意评价许纯美的为人处世方式，只是单纯地从她曾经面对公众和媒体时所说的话语就可以看出，作为一个众人皆知的人物，对着镜头说出以上这些内容，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我们没法否认，作为一个正常的普通人，谁都有窥探别人隐私的好奇心，因此许纯美提到的很多隐私度极高的细节，或许是很多人感兴趣的话题和内容，但是当这些东西从她自己口中说出时，听众或观众仍然会觉得过于张扬、没有分寸感。而且，从价值观角度来说，许纯美抛出来的一些观点和细节并非积极向上的，比如明显的拜金主义色彩。归根究底，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的现象，就是说话者不懂得、不注意说话分寸的把握，不知道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只是凭着一时意气和情趣无节制地海侃，这并非简单的对与错的问题，而是社交情商高低的问题。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像许纯美一样说话不太注重分寸的人，他们总觉得只要自己说得心里舒爽就没什么问题，其实则不然。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就因为说话不考虑场合，没有分寸，从而为自己招来了不必要的麻烦。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记载了很多这样的事例。
春秋战国时期，魏国君主魏文侯派兵拿下中山这个地方后，把它赐给了自己的儿子，之后又觉得这样做不合礼数，应该先给弟弟。于是他怀着忐忑的心试探群臣：“寡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君呢？”大多数人唯唯诺诺，称赞魏文侯是个仁君，唯有一个叫任座的大臣没有随声附和，而是直言不讳地说：“你取得了中山后，本来应该封给你弟弟，但却错误地赐给了儿子，怎么能叫仁君呢？”魏文侯听后立马面露不悦。
诚然，实话实说并不是坏品质，但在大庭广众之下，谏言如此锋芒毕露，绝对不合时宜，特别是遇到一个并不太贤明的主子的时候。其实在后来，任座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没管好嘴巴可能招致危险，于是赶紧悄悄逃出了宫。
故事还没完。魏文侯后来又拿同样的问题问另一个叫翟横的人。翟横特别注意说话场合和分寸，他首先回答：“您当然是仁君，”然后解释说，“只有君王仁德，臣下才敢直言不讳，此前的任座之所以敢那样说话，就因为您是仁君啊。”听翟横这么说，魏文侯自己倒先不好意思了。后来，他下令招回了任座并奉为上宾。同时，为了保持“仁君”的形象，魏文侯还默默纠正了之前的很多错误。
可见，在同样的场合，面对同一群人，说同样意思的话，仅仅因为说话是否注意分寸，所带来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孔子说：“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意思是，说不该说的话，那叫毛毛躁躁；说话没有眼力，那叫睁眼瞎啊。说到底，孔子提到的这两点，还不都是说话没有分寸的表现吗？
孔子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所谓“慎言”，并不是教导他人不要说话，而是出于说话分寸感的考虑。也就是，该说的话要说到点子上，不该说的话千万别乱说。我们花了两年学会说话，却要花上六十年来学会闭嘴。大多数时候，我们说得越多，彼此的距离却越远，矛盾也越多。在沟通中，大多数人总是急于表达自己，一吐为快，却一点儿也不懂对方。两年学说话，一生学闭嘴。懂与不懂，不多说。心乱心静，慢慢说。若真没话，就别说。这正是孔子说的“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所蕴含的深刻道理。而且，孔圣人在这里将“慎言”的好处也表达得很直白——禄在其中，它恰恰可以和“祸从口出”形成鲜明的对比，能使人对言语分寸的重要性产生更深的体会。
有逻辑：说话条理清晰最使交流顺畅
俞敏洪：中国允许民间办大学，实际上都没超过二十年，二十年是不可能办出优秀大学的，即使所有的钱请进去都不可能。
在现实生活中与人交往时，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两种人：一种人无论说多少话，你都能非常明确地知道他表达了哪些内容、说了几层意思，哪怕是等到你听完后想要总结出个一二三来，都是很容易的事；而另一种人，如果只是简单地交流几句还行，可要是话说得稍微多一点儿，你就会被他云里雾里的话语搞得糊里糊涂，很难明白或者根本就不知道他想要表达什么意思。
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前者思路清晰，说话能够做到有条有理，能够将他所要表述的内容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层次分明地说出来，使听话的人瞬间就能明白他讲的内容；而后者往往思维混乱，甚至连自己都不知道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只是信马由缰地开口出声而已，非常缺乏逻辑性，所以听话的人会不知所云。
说话是人的独特本领，除了一些因生理健康原因而不能发声的人之外，基本上每个人都掌握着这个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绝美属性。可是，因为各种原因影响，我们对说话本领的掌握程度有很大差别。这既受与生俱来的先天因素影响，也受后天因素的左右。因此，在日常与他人交往中，有意识地学着提高说话水平，是非常有必要的事情。说话的唯一目的就是与人交流信息和思想，沟通感情，所以你说出来的话是否能够让别人听明白、明白多少，就显得极其重要。这里面就包含了说话是否具备逻辑性的问题。
一个说话富有逻辑的人，不仅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想要使别人明白的信息，能够让对方不必花费多少心思就可以清楚地知道话语意义，从而使双方的交流不至于产生过多障碍，也节省了交流时间，这也是体现一个人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之一。我们在社交场合，经常会因为一个人说话思路清晰、条理明确而对他产生好感，喜欢听他说话，渴望与之交往，这是说话术所产生的魅力。
著名的民营教育机构新东方的创始人俞敏洪就是一位说话逻辑性非常强的魅力人士。有一次，他接受凤凰网记者采访，当采访者问他为什么有了“要创建一所一流民办大学”的理想时，他是这样回答的：
我这样做是觉得，一方面政府其实已经部分把学历教育开放给了民间，比如现在的中国民办大学已经有300多所，尽管不少都是挂在公立大学的名下，但是现在政府也在要求，把这些独立学院变成真正的独立大学。这是一个机会，我认为政府愿意把教育资源逐渐地往民间力量方向倾斜。另一方面，从教育的长远发展来说，我认为，一个国家的健康教育，一定是在所有教育领域，尤其是在学历教育领域，一定是私立教育或者叫民办教育和公立教育结合，才能形成一个真正的健康生态系统。现在中国的公立教育一支独大，相当于一条腿走路，蹦得太久了一定会累，也一定会不稳，这里面至少有一种竞争性，因为有竞争才有良好的发展，只要这样的竞争不进入恶性竞争。在教育领域，从来就没出现过恶性竞争，看美国的私立教育和公立教育大概是50%对50%，包括它的中小学也达到了40%对60%这样的比例；日本也是私立教育达到了40%、50%的份额，可以看到这两个国家的教育其实非常发达，培养人才的效率也非常高。凡是所有教育都归路到公立教育下，那么特别优秀的教育机构通常就特别难以出来。加拿大的中小学教育就相对比较优秀，原因是它的很多好的中小学是私立学校，所以我个人对世界教育浅薄的研究所得到的结论是，中国不光要鼓励私立教育，而且政府应该把部分公立教育出让给私立教育，这样让教育尽可能达到两条腿走路这样的状态。
俞敏洪在这段回答中，运用很清晰的思路，总结出了两条促使他致力于创建一所高水平民办高校的原因：一个是立足于当前的机会，一个是着眼于未来的发展。因此，我们很容易就能从中明白，他表述的两个原因，一个与基本的现实有关，一个与高大的理想有关。提问者通过他的回答，基本上不用动脑筋就能清楚地得到答案。不仅如此，俞敏洪还接连举出了世界范围内的三个例子，进一步条理清晰地对他给出的原因做了论证，不仅有条有理，而且有理有据。虽然我们没有在现场亲自听他讲述，但是也能够完全明白他所说的话和表达的几层意思。毫不怀疑，俞敏洪因为有逻辑的清晰表达，使访谈双方的沟通与交流显得非常顺畅。
其实俞敏洪说话逻辑性强并非偶尔一次如此，或者恰好遇到了一个能够在回答时体现逻辑性强的问题，而是他说话能力一贯如此。同样是在这次访谈中，有很多段对话都体现了他这方面的优点。
比如，当主持人提到民间现在对民办大学的认可有没有上升到对公立大学认可的高度时，俞敏洪说：
这个是不可能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在解放以后，中国私立大学教育体制被切断了，现在一些优秀的公立大学，原来解放前都是私立大学，南开大学就是，厦门大学应该也是，北京大学的一支燕京大学（也是）。而大家都知道，一所大学要一二百年的历史才能让它优秀，因为它是资源积累、人才积累的过程。中国允许民间办大学，实际上都没超过二十年，二十年是不可能办出优秀大学的，即使所有的钱请进去都不可能，何况政府没给一分钱；中国的企业家现在还在成长期，也不可能有大量的钱捐出来办私立大学。所以现在要求民办大学和公立大学一样好，甚至超过公立大学，我觉得这是对民办大学不公平的一个说法。
这段回答中，俞敏洪首先肯定了现在人们对民办大学的认可度并没公办大学那么高，然后结合历史因素（私立大学教育体制在解放后被切断了，而且积累时间本来就很短）与现实因素（缺乏办学资金），做了两个层面的回答。最后，俞敏洪又对问题给出了一个总结性的评判。从这个回答来看，他将问题与答案、原因与总结之间的逻辑关系表述得非常清楚，能使听话人的思路始终跟着他条理清晰的回答来接收信息而不至于断片儿。
再比如，主持人问他“怎样重塑民间对于民办大学的一个信心和认同？”时，俞敏洪单刀直入地回答说：
这个重塑是不可能由任何人单个儿完成的，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我来说，比如像我现在接手的耿丹学院，它就是中国一所高校下面的一个独立学院。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做，第一，你要脱离大学的附属，要归到教育系统直接去管；第二，你设置的专业要符合未来发展方向，能使学生既学到思想，还有人格，又能够学到工作中实用的技能和专业；第三，是要通过更好的待遇，吸引更好的老师；第四，要有真正懂大学的人，进行长久管理，不能做短效打算。所有这一切可能都不是两年、三年能够完成的，所以五年基本上能够奠定这个学校发展的基础，十年稍微有点儿苗头，二十年让大家认可这所学校是民办大学中间最好的——还只是民办大学中最好的，而不是与公立大学相比最好的，那就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了。
很明显，俞敏洪运用了他习惯性的序数词表述方式，结合自己正在努力经营的耿丹学院的实例，清晰地给出了脱离附属、设置合适专业、吸引人才和管理层面等四个方面的答案，而且它们之间在先后顺序上的确存在逻辑关系，并非只是简单地列出条目而已，这让人不禁联想到了如今人们经常听说的一个词：干货。没错，从俞敏洪对每一个问题的回答中，我们都能轻易而直接地得到干货。下面的例子仍然属于这种性质：
主持人：现在（耿丹学院的）捐款主要还是来自于您个人？俞敏洪：不，现在耿丹学院还没有形成一个专款机制，因为我们需要先从公办大学脱离出来，然后成立一个完整的、独立法人地位的大学，比如像一些哥们儿，一些企业家，我说“你们给我捐款”，他们说捐哪儿，对不对？第二，你这个基金会本身是盈利非盈利都没搞清楚，我捐给你干什么呢，对不对？必须有一个大学基金会的资质，而且向大学基金会捐款的话必须免税，你不免税，人家为什么要捐给你？捐了钱我还要再交一笔税，那不是很荒谬吗？所以是一系列的过程，也要好几年才能完成。
无论什么性质，无论涉及什么内容的问题，俞敏洪都能够直接很有逻辑地将答案明确表达出来，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做较深的解释，不光使想得到回答的人毫无交流障碍地直接明白意思，也能同时了解到答案内容里的层次关系，还能更深一步地知晓为什么会有这种答案。兴许俞敏洪在回答问题时并没有多少在说话方式和策略上的考虑，但是我们能从中获得或者总结出说话层面上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可操作性的东西。这其中的原因，无非是由于他常年在社交中受各种主客观原因共同促进而练就了已经可以在不经意间“运用于无形”的表达能力。这其中可能有天赋的作用，但更多的则是不断积累、学习、锻炼的结果。
因此，从操作层面来说，说话的逻辑性也可以当作一门手艺来学习，只要我们在平时的社交中，能够有意向那些说话有魅力的人学习，时间一长，我们思考问题的逻辑方式必定会有所改变，而与之直接关联的说话条理性也必定会提高不少。到那时，我们不再因为不知道该如何清晰表达而在语言上绕弯或心中忐忑，也不再因为说话无条理，使他人半天不知所云而反感，我们能够将想要表达的意思用最恰当的逻辑和语言陈述出来。这样说出的话，便是最使人受用的语言，正如苏轼所言：“有意而言，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
有气度：遭遇挑衅时不以针尖对麦芒
姚明：奥尼尔的手肘上有很多肉，撞人的话应该不会太疼。
大多数人或许都有过这样的人生体验：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家都其乐融融，忽然有人向你问起非常不合时宜的问题，或者提起你不愿意被公开谈论的隐私话题，瞬间就致使社交氛围极其尴尬，为问答双方甚至在场所有人都带来不快。
这是社交场合特别常见的一种失败的谈话现象，人们对待它一般有两种做法：一是碍于情面，硬着头皮回答问题或者参与讨论；另一种则是立马拉下脸来，带着情绪正告对方，要按套路出牌。无论哪种方式，都必定会有人不舒服。若是配合别人，就会为难自己，而且在这种事情上配合别人，必定没办法坦诚以待，因为总要想方设法出点儿招数来应对，难免让自己心中生结；若是正告对方，又会得罪人，遇到刺儿头时，还有可能给整个社交环境带来不好的影响，受到无关人士的讨厌和谴责，到头来还是自己吃亏。
那么，这就陷入了一个无奈境地。遇到此类情况，到底怎么处理才算是最明智的做法呢？《淮南子》中说：“至德，道者若丘山，嵬然不动，行者以为期。”从中可以生发出的意思是，高手就像山丘一样，有自己坚守的牢固“根基”，不会因为考虑过多而失却稳固，从而得到别人的敬仰。在社交中，我们不一定始终企望得到谁的敬仰，但当我们不可避免地遇到外界施与的不快时，能够牢固坚守住自己内心的淡定，无论别人的话语“针尖”有多锋利，无论令人不快之风如何吹来，都不与它针锋相对，甚至能够拿出气度以柔克刚，以不变应万变，以棉花般的柔软消解钢铁般的坚硬……就一定会化解问题，也就自然而然为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印象加分了。在篮球界流传着关于中国著名篮球运动员姚明气度不凡的一段佳话。当年，姚明初到美国打球时，号称“大鲨鱼”的奥尼尔放话说：“要让中国的姚明尝一尝我的手肘有多厉害。”听到如此带有挑衅色彩的话，姚明并没有做任何计较，他只想着在NBA不给中国运动员丢脸。后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美国记者又当众向姚明提到此事，并且直接问姚明有什么看法，姚明宽厚地微笑着说：“奥尼尔的手肘上有很多肉，撞人的话应该不会太疼。”他的回答，赢得了当时在场的很多媒体人的赞叹。
作为崇尚力量和习惯于竞争的运动员，很多人都容不得别人的“挑衅”，运动员之间出现针尖对麦芒的争斗事件也不算稀奇。当姚明在初次听到奥尼尔的话时，或许心中也会感觉不快，但他避开了锋芒，表现得颇具气度，不但没有与奥尼尔针锋相对，而且在公众场合以西方人的幽默方式，正面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使世界亿万观众看到了中国优秀运动员的深厚涵养。
其实，身为明星格外不容易，在很多时候都要出现在聚光灯下，接受来自公众多方面的考验。尤其是最易受大众关注的娱乐明星，他们在公众场合与观众、粉丝、娱乐记者等各类人群打交道时，更容易受到各种问题的“骚扰”。这种时候，就是最考验气度的时候。比如对于娱乐记者来说，总要想尽办法挖到与明星有关的一切问题，甚至越密私越好。为了达到目的，有些娱乐记者比较急功近利，会在公众场合不注意分寸，不考虑环境，让公众人物难堪。从职业角度来看，自然有合理的成分，但是如果真正懂得换位思考，多考虑道德层面的因素，就不会不分场合地去“挖猛料”。一个高素质的好记者，首先应该是一个会为采访对象考虑的人，是一个能够抓住一切采访机会同时又能注意采访场合、把握分寸的人。身为娱乐记者，保护娱乐人士本就该成为自己的一项义务才对。不过话说回来，娱乐记者也通常被人们看作从事着一种使偶像幻灭的职业，他们经常与明星近距离接触，很容易发现明星的缺点或弱点，也时常会感受到来自明星一方的不公平对待，很多情况下也实属不易。再加上职业竞争和媒体要求等方面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一些娱乐记者在采访时有急功近利的表现。身为公众人物，同样该有一份义务，那就是在公众场合遇到采访时尽量给予配合，而不是自觉优越和趾高气扬，这也是职业需要的表现。如果真遇到了令人不快的情形，也应该站在对方立场上想一想，无论他是有意还是无意来施加压力，都可能与职业水准与操守、道德观念、采访心态等因素相关，而作为当事人，不应该以同样不健康的方式，去应对对方的失误或错误，如若不然，双方就都有问题。
在一个采访互动的场合，如果提问者与被问者都偏离正题，只会引发一个结果，那就是或轻或重的“两败俱伤”。我们经常会在网络上看到，有些明星因为不能很好地应对娱记的“刁钻”问题，从而失去理智和自我控制能力，导致了后续更加不利于自己的结果。曾有一位著名导演，因为记者提出的问题伤及了颜面，而直接当众爆了粗口；有一位当红女歌星，在记者问出“你如此追求完美，是否有一点儿强迫症”时，立刻变脸骂道：“你才强迫症呢，你全家都是强迫症。”还有一位明星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自觉不合适的问题后，当即甩手离开现场，只留下一群面面相觑的记者……如此现象，不胜枚举。诚然，出现这类情形，不管记者的原因占比多大，但身为公众人物，也确实非常失态，这都是没有处理好“无奈”境况所致。
宋代著名政治家司马光的语录体笔记《涑水记闻》中记载了一则“不记人过”的故事。北宋初年的宰相吕蒙正是一位曾三次登临相位的优秀政治家，他一生正直宽厚，对上耿直敢言，对下仁慈大度，无论在庙堂之上还是百姓心中，都颇具口碑。相传吕蒙正担任参知政事的官职时，一次在朝堂上听到有人隔着帘子羞辱他说“怎么连这小子也有资格参政”。吕蒙正假装没有听见，径直从那人旁边走了过去。同僚们听到这样的言论后，都非常气愤，要下令查问说话的人并予以严办，吕蒙正却赶紧阻止了同僚。退朝后，同僚们仍然对这件事耿耿于怀，而吕蒙正却说：“一知其姓名，则终身不能忘，固不如无知也，不问之何损？”意思是，如果知道了是谁在羞辱我，那我可能一辈子都忘不掉他了，还不如不知道的好，不去问又有什么损失呢？一席话将同僚们说得心服口服。
社会交往是非常复杂的人类活动，我们会经常遇到自觉无奈的窘况，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如果一直顺风顺水，没有体验过无奈的感觉，那才叫不正常。关键是，当我们在无奈的时候，能够忍住可能的委屈和不舒心，做到不去直接应对，这才是交际水平的重要体现。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名著《红楼梦》中的主角之一薛宝钗，就是个中高手。
有人说，薛宝钗是个城府很深的人，能够隐忍多年，最终实现自己的目的。我们不论这种评价是否客观，仅从表现来看，如此作为就需要非常宽宏的度量，需要特别高超的生活技艺。当她命中注定的“死对头”林黛玉一次次当着众人为难她时，她大多时候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不去回应。她要么直接沉默，一笑了之；要么岔开话题，顾左右而言他，总之，最终感觉无趣的还是林黛玉自己。在整个贾府上下，无论主子还是各个等级的仆人，对薛林二人的感觉与评价，除了她们的身边人以外，基本上都呈一边倒的态势，薛宝钗的温和识大体有目共睹。说到底，原因之一就是她在遇到无奈时懂得主动“避让”，以不回应的方式处理问题，以维持和谐共处的“社交”氛围。时间久了，它体现的就不是什么城府多深，而是海纳百川的气度和高于常人的意志力了，绝对属于正能量。
有情怀：这种话语展现你的丰富程度
罗永浩：我不常表扬人，因为我要求高，但后来我发现，开除一个人比表扬一个人要难太多了。
情怀是个很奇怪的词，人人都在讲，但却没人能够准确说出它的含义。不过，可以肯定并且公认的是，一个人的内心世界越丰富，内在拥有的东西越多，便会给人越有情怀的感觉。
有情怀的人，能够将他内在的东西随时表现在言谈举止中，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情怀的人，即便性格不是大众公认甚至不是在传统意义上完全接纳的那种，也会使人们——至少有一定数量的人，对他产生别样的好感。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丰富的内心财富通过含有情怀的话语展现了出来，为他的个人魅力增色不少。
情怀是人的综合性素养的体现。一个人的情怀，可能表现在方方面面，可能包含了很多种品质，还可能是经历了长久的社会磨炼和人生阅历后逐渐炮制而得的结果。因此，情怀这种东西本身就是多种因素多年共同作用于同一个人身上的产物，它能再反过来提高人的丰富程度也便不奇怪了。
很多在众人看来比较亮眼的人，一般都具备一定的情怀，要么表现在为人处世方面，要么表现在日常交往方面，要么表现在工作事业当中，总之，在很多时候，人们会因为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而喜欢与拥有情怀的人打交道。
著名的锤子科技创始人罗永浩就是一位驰名网络颇具情怀的人。罗永浩很早就因为在新东方任教时表现出来的异于常人的优秀口才而风靡网络；后来因为亲自创办老罗英语培训学校和知名博客类网站牛博网而更成了网络红人；当智能手机市场进入白热化时期后，他再次起身创业进入智能手机行业……一系列的人生奋斗经历，再加上他向来“一根筋”的执着而彪悍的为人处世风格，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积累了无数粉丝和拥趸。
在社会交往和为人处世方面，罗永浩的确很多时候都会给人独特的印象和感受，但无论他如何特立独行，我们都无法忽视他在对待世界与人生上所展现出来的浓浓情怀。这既是一种会令很多人艳羡的独特品质，也是一种会表现在言谈中的说话风格。通过以下案例中对罗永浩口头语言和说话水平的粗浅分析，或许你就能够感受到一些有关情怀的东西，或许你还能够对情怀如何体现一个人的丰富程度这一话题有所感悟。
2016年7月，罗永浩接受了《财经》杂志的记者专访，其中有与如何看待事业、行业、产品、同事、家人及自己等多方面话题相关的这样几段对话：
《财经》：钱晨离职是什么原因？
罗永浩：Jeff（钱晨）是一个喜欢有品质的生活、喜欢工作和生活比较好地分开的人，但因为参与到了一个创业公司，过去这三年他非常辛苦和劳累，他经历过我们的研发人员数量最少的时期，他来的时候，硬件团队是从零建起的。他也是50多岁的人了，从体能上也不可能无休止地拼下去。他奋斗了三年，这过程中我们也一直在扩大硬件研发团队的规模。随着这方面人员的不断加入，钱晨能早一点儿退下来，是他自己的意愿，也是我们共同协商的结果。对于任何一家公司来说，企业要壮大都要有新鲜的血液注入，对一个创业公司更是如此。新来的研发负责人吴德周大概40岁，战斗力非常旺盛，他是那种天生激素分泌水平异于常人的人，他的正常状态是别人的微亢奋状态。他原来在华为时就被称为铁人，领导力和号召力都很强。
罗永浩在这段回答中对公司高管钱晨的离职原因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不仅简单地给出了主观或者客观的答案，而且比较细致地给予了分析。从他对钱晨实际情况的分析中，我们能够体会到他不仅对钱晨离职有着深刻的理解，还表达了一定的支持。虽然可能在罗永浩眼中，钱晨的离开对公司来说是个损失，但因为他了解钱晨的性格和处世态度，也了解钱晨其他方面的一些实际情况，所以他言语之间都表现出了不仅仅“表示理解”，而且表达了真正发自肺腑的那种带有关心和体贴性质的情感。同时，他也对新上任的研发负责人吴德周做了介绍和评价，无论语气还是用语，都比较随和，这既符合他一贯的说话风格，也能够体现出他在为人方面较为随性的性格。而这些完全能够说明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也能让人感觉到他内心所具有的颇为周到细致的人文情怀。
罗永浩在很多时候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比较直率，很多时候他是个有一说一的爽快人，甚至有点儿不会替人留面子，其实在直率的性格背后有着莫大的仁善与独属于他的柔软。罗永浩的情怀不光表现在钱晨这样的高管身上，就算是对普通同事和员工也不例外，因为这是他性格中真实存在的一部分。比如下面这两个回合的对话：
《财经》：对你来说，亲手开掉一个人难吗？
罗永浩：非常困难。我不常表扬人，因为我要求高，但后来我发现，开除一个人比表扬一个人要难太多了。我在日常工作里有时候也会对员工发火、摔东西，但你要把他叫到一个屋里来，告诉他说，你不行，你走吧。这个话很难开口。为了一个伤害更小的结果，我会花很大精力在家去准备，想我怎么去跟这名同事措辞和沟通，使得离职这件事被处理得积极正面，同时又很诚实，不是一个为了积极而积极的虚伪心灵鸡汤，这过程其实不比做手机轻松。
《财经》：你觉得你的员工了解你吗？他们对你想要什么真的清楚吗？
罗永浩：我一直以来有一个问题，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作为企业领导人，应该给全体员工开大会、打鸡血，但我在内部一年都搞不了一次全体员工会议，上去讲的时候还结结巴巴。原因是我有一些心理阴影。我总觉得做老板的在台上无论讲得多高尚、多漂亮，别人都会觉得你本质上还是想骗人少拿钱、多干活儿的。另外，我有些社交恐惧，我骨子里是很腼腆的人，虽然看起来不像。由于工作需要，我被迫要面对公众演讲，我的压力是巨大的。所以在公司里，我下意识的想法是，你们是自己人，我为什么还要这么难为自己去给你们做演讲？但一周前我鼓足勇气搞了一次全体的会，我想说那是我的工作，我必须克服。
《财经》：天生骄傲的锤子，已经到了需要靠开大会打鸡血的阶段了？
罗永浩：当然，所有的企业都需要定期不定期地打气，就像战士上场前需要提气一样。我们四年走下来，没有大成。一共做了三个产品，最多一个卖了不到100万部。对于公司很多老员工来说，他们不可避免地进入了疲劳期。所以我必须开一个会，给老人提气，同时给新人解释公司的方向和目标。上周的大会开完，效果出乎意料地好。我以后会试着至少一个季度给全体同事写一封信，把我想的事情、管理层在想的事情、短期的目标和长远的目标等都告诉他们，免得他们彷徨和困惑。
《财经》：从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到员工的疲劳期的？
罗永浩：半年多以前。那些从锤子创立起就跟着我的前一百来人，每天做重复了四年的工作，单靠自我驱动，有时候真的会提不起气来。过去三年多我们非常辛苦，软件团队直到去年年底还不到200人。有一次我和其他手机厂商老板聊天，才发现他们不管产品做得多粗糙、多糟糕，他们都是500到800人的编制。当时我特别吃惊，我天天在公司骂他们效率低，但那天我回到办公室看到那些还在加班的孩子，我觉得他们特别可怜。我那天特别难受。
情怀代表的是一种高尚的心境，是一个人情趣和胸怀的总体表现，是精神层面的东西。说到底，情怀与真善美的品质直接相关。从上面的对话中，我们至少可以感觉到罗永浩身上所具备的五个方面的美好品德：
其一，他在对待是否开除消极怠工或者业绩很差的员工这件事情上伤脑筋——按照他的话来说，居然“不比做手机轻松”，这其实体现的是上面提到过的他的善良品质。一个只有始终心怀善意的人，在不得不做出一些自己看来对别人不利的事情时，才会心有不忍，才会思虑重重，才会裹足不前。莎士比亚说，一颗好心抵得过黄金；罗曼·罗兰说，人间最美的音乐是善良；我国古代大儒曾子也说过，人而好善，福虽未至，祸其远矣。可见，善良对于塑造人的性格和形象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其二，他对自我的认识比较深刻，对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也能够很真诚地表述出来，这一点其实非常不容易。俗话说“人活脸，树活皮”，因此大多数人，尤其是总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明星式人物，维护自己的完美形象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罗永浩作为很多人熟知的公众人物，能够坦率而心无顾忌地说出自己的“毛病”，极其难得。
其三，他虽然说自己有时候会对员工发火、摔东西，但从他提到员工时的很多话语中，我们能够确切感受到他发自内心地将公司员工当作自家人的那种平等观念。为什么这体现了平等的观念？我们知道，有很多企业老板在提到自己的公司和公司所做的事情时，总喜欢用“我的……”，甚至在内部会议上，面对诸多公司同事依然如此。这样的用语和说话方式不是不对，而是很容易会给员工带来被排斥的感觉，本质上体现的是说话人心理上拥有一定的优越感，骨子里就认为员工是自己和自己公司的附属而非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作为老板的罗永浩，能够心态平衡地将自己和员工都当作公司的一分子，也就是他下意识所认为的——“你们是自己人”。
其四，罗永浩向来以“彪悍”示人，又有一定的完美主义性格，所以对很多事情都比较苛刻，但当他了解到自家公司与其他公司在一些方面的真实对比后，立马对自己过去对待下属和员工的严苛与“逼迫”产生了内疚感，而且直接向采访者表达出了自己“特别难受”的心理情绪。这不仅仅是单纯的或善良或真诚或懂得自省或直率就能够解释清楚的事情，它是一种综合情绪的外在表现，折射的是合乎情理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是浓浓的情怀。
此外，在关于产品方面，罗永浩提到了这样的事：“有老同事也问过我，我们连着三款没成，如果第四款再出事怎么办？我说，很简单啊，埋头做好第五款。我的投资者有时候会说，他们想象不了老罗精神垮了是什么样子。我也想象不了我精神垮了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从心理承受能力上，我这个人是不可能垮的。”
关于粉丝，罗永浩说：“我觉得我感情上亏欠他们。过去当我作为一个个体存在的时候，我基本上是百无禁忌、无坚不摧的，我擅长争辩，同时三观很正，所以过去支持我的人，多年以来，主要的感觉是理直气壮的畅快、爽。我做企业这些年，走得很艰苦，而且为了对机构负责任，言行有了很多顾忌。所以，支持我的人常常体会到的是同情和难过，这让我格外过意不去。我希望在我所从事的新事业上，三观依然端正的同时，可以不断取得胜利，让支持我们的人继续感到畅快，但很惭愧这些我还没有做到。”
关于自己，罗永浩也有表述：“我有时候会觉得做企业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讲，是一个难以想象的被迫产生大量收获的过程。如果不做企业，我就不会学着去考虑全局，不会去考虑别人的感受，我也不需要平衡好事实、公平、情感这些复杂关系。如果你不运作企业，你永远不会在这些方面投入这么大的精力去了解人性和这个世界，不会把自己熬得脑子都快烧掉，去想怎样才能把一件事处理得更好。在基因上，我是攻击型人格，好斗。做企业后，我被迫去想哪个是更成熟、更有智慧、更有利于团队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想法，而不是怎么做最痛快。但同时我又不想因此就和稀泥，抹掉我一直坚持的原则。因此在处理很多问题时，我比多数没有这类思想包袱的企业家都要困难得多。”
关于对待事业和家庭以及物质层面的东西，罗永浩的态度更显憨实：“如果我按照现在的劲头拼下去的话，我认为自己是有机会参与一次计算平台革命的。那可能还要十年八年。但你要在那之前做好人才、技术、专利等方面的储备，这样当平台革命到来时，我们才有机会在那个时代扮演重要角色。这会让我觉得这么拼命是没有浪费的，只有这种强烈的使命感才能支撑我继续做，对物质的欲望起不到这种作用。其实我对物质的需求挺低的，对金钱、豪车、豪宅都没兴趣。我手头比以前稍微宽裕了一点儿以后，和家人换了郊区一个大一点儿的房子，是个别墅，但还是租的。以前我老婆最喜欢的车是路虎，到了上上轮融资结束时，投资人建议我卖一点儿老股改善家人生活。我就领着我老婆去4S店看最贵的路虎，她当时试驾完很高兴，但想了想，又说不要了。她说有些物质欲望是因为你买不起，所以很向往，等到能买的时候，突然觉得开一辆一两百万的车上街很怪异，在人群里显得不是特别正常。这个不正常对她来讲，谈不上有多坏，但肯定不是她享受的状态。”
其实我们完全能够说，听罗永浩说话，无论是讲故事、讲道理还是陈述事实或者表达感情，很多时候都能产生一种享受的感觉。这其中当然有他口才好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我们能从他的话语中听出一种酣畅淋漓和耐人寻味的味道。也就是说，他的表达不光在技巧层面表现了说话的能力与水平，也在内涵层面展现了人格与人性的一些优良品质。这就是我们很难琢磨透彻但一定能够体会到的情怀，它是极其富有弹性而非凝固的东西。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情怀不仅有情感方面的深厚，也有理性层面的深刻。罗永浩在成名和奋斗的过程中，得到了无数的赞誉和颂扬，也碰过无数的钉子，遭遇过无数的障碍，有些缘于主观，有些纯粹因为客观。但不管怎样，他都能够在感性面对和讲述的同时，理性地解决和分析，这就使得那些或潇潇洒洒或磕磕绊绊的人生经历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太大具有消极意义的“后遗症”，而留给他的更多的是相对积极的经验与情怀。
综上所述，一个人的情怀能够通过他在日常交流的话语中流露出来，而情怀背后作为支撑的是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诸多美好的品质。因此，不管你多么着急地希望自己的口头表达水平能够迅速提高，都应该在学习技巧层面的能力的同时，拿出一定的精力和注意力，在多个方面来注重培养精神层面的品质，使你的人性更加美好，使你的人格更加完善，从而提高你内在和外在的丰富度，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找到解决说话问题的方式方法，达到你想要的社交效果，取得你想要的人生成果。
有主见：哪怕异于大众也要表述观点
蔡康永：张爱玲的人生很棒吗？张爱玲的人生糟透了。你怎么会用一个人生糟透了的人描述人生的话来作为你的座右铭呢？
谁都不能否认，在生活中自由表达观点，是我们生而为人最基本的权利之一。不过，如今因为受社会环境、所受教育、知识结构等各种因素影响，人们在这方面的表现其实很差，或者说自由表述观点的能力本身就非常欠缺，而恰恰是与“自由表达”相悖的“人云亦云”或不敢说话却成了社会上最常见的现象。
所以，在日常的社会交往中，如果有人不随大溜，不碍于各种随处都能遇到的社会成见，善于将自己的观点和主见表达出来，哪怕这种观点可能完全异于大多数人的常规看法，或者与一些约定俗成的带有传统性的观点不一致，我们也不能否认这种做法对于社交活动而言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
在社交中，跟随自己的心，说出心中所想，自由表达观点，其实是非常令人钦佩的做法。这样做既需要自信和勇气，也需要逻辑和智慧。而且，能够酣畅淋漓地将自己的观点表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心理或者心态健康的表现。即便你说出的话语与大多数人的观点不一致，那也是你发挥主见和展示想法的机会。我们完全可以说，一个人的水平和能力，很多时候是通过个人的口头表达展示出来的，以此使人们发现和了解，进而为自己创建更多被赏识的可能性。
很多人在社会交际场合最大的毛病并非话说不到点子上，或者说出来的话有损形象——这方面当然也要注意——而是往往因受各种心理顾虑而犹豫不决，主动放弃了表达观点的机会，既为自己的心里增添了更多的不快与障碍，也失去了展示自己优点的一次机会。
台湾著名主持人蔡康永正是一位善于表达自己观点，能够在很多场合都懂得展示自己的观念与想法的才子。有一次，他接受台湾著名人士陈文茜的采访，他所发表的关于著名作家张爱玲的一段评述，就能让我们深深领会到这一点：
陈文茜：康永不希望我定论他的人生，因为他觉得他还会有下一个版本。你说从UCLA（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念完电影后，一直想要写脚本，接着就表现在你书里的爱情短剧上，把文学跟电影脚本做结合。当你告诉我最近在忙着拍电影，有一句话我还蛮感动的。你说，人在太年轻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梦完成，不是一件很精彩的事。
蔡康永：我其实蛮愿意跟大家提醒一下，有好多人都喜欢引用张爱玲的一句话“成名要趁早”。每次看到有人引用张爱玲这话，我就想为什么。张爱玲的人生很棒吗？张爱玲的人生糟透了。你怎么会用一个人生糟透了的人描述人生的话来作为你的座右铭呢？张爱玲是非常棒的小说家，只此而已。我完全认同，如果你想写小说，就要去看张爱玲的小说，体会她为什么把小说写得这么好。可是张爱玲对人生的建议……拜托，张爱玲把自己的人生搞得乱七八糟。所以，不要乱引用名人讲的话，就像我谈到，不以言废人，不以言举人，不要把人跟言混在一起。张爱玲这句话是很迷人，她也成名甚早，可是她的人生并不令人觉得幸福愉快。所以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在网络上面发言的人，常常都是对文字有掌握能力的人，对文字有掌握能力的人常常是文艺青年，文艺青年的人生常常很可怕。所以，不要轻易相信那些常在网络上写东西的人讲的话，他们只是爱讲话而已，不是他们很有本事，能讲出对的、有智慧的话来。很多沉默的人是过得很好的，他们只是不善于整天在脸书上一小时发一篇文章。这是我给年轻人的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是，张爱玲成名甚早，后来呢？最近有一本很残忍的书，是张爱玲跟夏志清教授之间的书信来往文集。她一直写信跟夏志清说，“我最近被蚂蚁跟虫骚扰，必须搬家”。如果这事情只出现一次，我会相信，可是同样的内容，张爱玲给夏志清写了很多次。一个人不会一直遇到蚂蚁跟虫，不然就是她的状况有问题。当然很可惜，一个这么棒的作家流落在异国，不被赏识。她后来的梦想是什么？是把她的小说翻成英文卖给美国出版社，但没有成功，这带给她很大的挫折。你读张爱玲就知道，她的文字翻译成英文会流失掉非常多美丽的部分，所以能够理解当时美国出版社的编辑们，可能不太能够欣赏她小说的美好。我举张爱玲的例子来回答文茜的提问：没有道理梦想要在一开始就通通搞定。你要给自己人生保留不同的乐趣，在不同的阶段搞定，那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自己存在的乐趣。所以，年轻人就搞定现在的事情。如果有梦想尚未完成，不要着急，可以等到对的年纪，你终究会让它发生，可是你要不断地靠近它，这一点很重要。你不用急着完成你的梦想，可是你要不断地靠近梦想。我从美国学完电影回到台湾时，我一直靠近的梦想是讲故事。我很爱讲故事，不管是透过演讲、写作、拍电影、做节目，都没关系。透过讲故事带给别人快乐跟力量，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件事。
张爱玲的名言“出名要趁早”，现在似乎已经成了全社会的共识。特别是在互联网已经非常发达的今天，很多年龄较小又有一定才能的青少年，凭借互联网的东风一夜成名，迅速以“时代宠儿”的形象红极一时，也成为了无数追求梦想的人羡慕的对象。对这种现象的支持者很多，其中不乏一些有身份、有地位、有能力、有眼界的高端人士，但作为一位经常在大众面前亮相的实力派主持人，蔡康永却借着被采访的机会，说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对于名人名言，要有一定的辨识能力，不能一概相信，甚至深陷其中；人的梦想不能一蹴而就，需要逐步来实现。
蔡康永直接针对张爱玲的人生经历和她所说的那句名言，深入分析了张爱玲的才气、名气与她后续的真实人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不对等。她的名气有目共睹，可也正因为她的巨大名气，人们对她的真实人生有所忽略，这就导致很多不明就里的人对张爱玲及其话语过于崇拜。如此现象，其实对于思想未成熟的青少年来说，并不见得有多大的好处和励志作用。
将比较“另类”的观点表达出来，特别是说给大众，需要冒一定的风险，但却能从客观上使人们或多或少产生了一点儿“茅塞顿开”或者“耳目一新”的感觉，至少在一定意义上从另一个角度打开了听者的思维模式，即使他们完全不同意，也至少知道了另一种观点的存在，知道了发表这种观点的人头脑中有自己的想法。
要清晰明确地表达自己的主见，前提就是敢于开口说话。不主动开口向别人表达自己的想法，是生活态度消极的一种表现。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或者与特定人群说话时，大多数人都会出现消极社交的心态，将说话当作一种社交负担，比如在公共场合讲话、与上级交流、与异性交流等。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而埋没了自己身上的很多优点，而只有勇于开口说话，敢于将自己的观点讲给别人听，才有融入社会洪流而不至于被逐渐淹没的可能。
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在美国费城有一个生活非常窘迫的年轻人，流浪于大街的他总觉得自己怀才不遇，也梦想着能跟随当地的著名商人鲍尔·吉伯斯先生开拓自己的事业，但却一直不敢开口向地位、身份和财富都比自己高出很多的吉伯斯说出自己的想法。终于有一天，他在别人的鼓励下，勇敢地走进鲍尔·吉伯斯的办公室，战战兢兢地说出了自己一直以来的梦想，以及对吉伯斯名下企业的一些看法和建议等。虽然这位年轻人将话说得极不自然，而且在观点上也与鲍尔·吉伯斯存在分歧，但鲍尔·吉伯斯从中看到了年轻人的梦想和敢于迈出第一步的勇气，也从他的目光中感受到了一种年轻人特有的充沛精力和神采。于是鲍尔·吉伯斯抱着考验他的态度，给了他一个职位。没多久，这个人年轻人就顺势而为，为公司也为自己创造出了令人钦佩的业绩。试想，如果这个年轻人一直碍于地位和情面而不敢主动向他中意的人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就会永远淹没在街头流浪汉中间。
因此，如果你正好不善言辞或有交流障碍或不太敢于表达主见，甚至不敢在陌生人面前和公共场合说话，那么就要从此时此刻起及时改正，有意识地锻炼自己开口说话和表述主见的能力，迈出正常社交的第一步。
不好的习惯是个很可怕的东西，一旦养成就不容易改变，比如没有主见、不敢说话，其实这就是长久养成的一种习惯；同时，良好的习惯也是非常强大的东西，一旦养成就会帮助你迅速成长，比如只要经过主动锻炼，培养出善于与人交流和交换思想的习惯，那么你一定会慢慢感觉到，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变得顺风顺水了很多。
有底气：说话一分钟基于平常十年功
董明珠：人家在微笑曲线当中都不愿意做最底端，认为那块是最辛苦的，恰恰我们坚持了。
大多数人在观察和看待事物时，都有一个或主观或客观的原因造成的局限，那就是只看得到或者只习惯于将注意力集中到光鲜亮丽的地方，往往很难发现或者会直接忽略掉光鲜亮丽背后的东西。比如我们看待一个成功人士时，更多的是羡慕他取得了“成功”这个展现在大众眼前的结果，却很少挖掘和思考他为了这份成功而经历了什么、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凡是我们看得到的成就，背后都有莫大的付出作为支撑。说话也丝毫不例外。
在社交场合，总有那么一部分人在说话时会显得底气十足，对自己所从事的行业和领域、对自己的经历和未来、对外界的判断与应对等方面，都充满着成竹在胸的格局与气魄。古人说得好：“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天下没有掉馅饼式的优秀与成功，它们都是拥有者们多年磨炼和锻造的产物。
大众熟知的著名人士董明珠是一位优秀的企业家，她曾从一位最基层的普通销售员做起，通过多年扎实的实战锻炼，靠着一系列品性上的优点，一步一步地攀爬前行，最终成长为举世闻名的商界领袖级人物。我们通过她在公众场合或者面对媒体时的一些言谈举止，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她源于“台下十年功”的那份底气，进而也能间接从她身上学到很多与铺设事业道路相关的长处和优点。
2014年11月，时任格力集团董事长的董明珠在接受凤凰财经记者采访时，被问及她是否对之前与小米创始人雷军针对小米在五年后的营业额能不能超过格力的“赌约”有信心，董明珠回答说：“你放心，格力永远不可能输……因为我们真正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我们有自己的研发团队，我们有自己的生产渠道，我们有自己的营销渠道。所以人家在微笑曲线当中都不愿意做最底端，认为那块是最辛苦的，恰恰我们坚持了。因为我们有强大的制造能力，所以我们能保证我们产品的质量和品质，我格力空调可以保证六年免费服务，你叫雷军的手机六年免费服务行吗？这就是竞争力。……什么叫互联网？我们现在远程监控全世界各地的空调消费用户，你认为互联网我们用得不好吗？……（互联网）属于所有有竞争力的人、有思想的人，不是某一个人。我觉得最最伟大的人物是创造了互联网的人，并不是享受互联网的人就代表了互联网，没有资格。”凤凰财经记者又问：“您觉得传统的销售模式和经营方式会被以互联网为主的这种经营方式替代吗？”董明珠说：“我觉得老用‘替代’这两个字是不正确的，你说我们制造业空调现在不做了，你互联网能替代我出风吗？你能降温吗？你不可能。我的空气净化器，你能通过互联网代表我的空气净化器说空气里面的细菌就消灭了吗？你不可能，它还是要有一个载体。”
近些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它对较为传统的行业，包括品牌打造、宣传、营销等各方面带来了很大影响和冲击，无数人成了互联网的拥趸，甚至可以说，还有一部分人在对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就跟风鼓吹。网络的优势和发展情势的确有目共睹，但科技发展的未来没有人能够完全预测，充满着无数种可能与变数。相反，与传统行业相关联的很多东西却经历了时间的检验与沉淀，而且至少在现在还拥有很稳固的地位。董明珠基于多年经验与一步步锻炼出来的市场能力，发表对目前和未来市场情势的看法与判断，字里行间充满了底气。她的这份底气并非固执和保守，而是源于比较靠谱的“功力”和高瞻远瞩的眼界。我们并非认为董明珠的预测和判断一定正确，也丝毫不否认科技的力量和目前网络发展对传统行业的宣传和营销带来的冲击，仅仅是想通过对董明珠底气十足的话语的简要分析，挖掘出与说话本身有关的一个道理：一个人在社交中，要想使自己的表达充满底气，使自己表达的内容听上去更有利于塑造良好的社交形象，必定很难离开那份经过多年练就的已经在很多方面或很多时候经受住考验的深厚功力。
在同一次采访中，董明珠还谈到了其他很多话题，无一不体现着她对很多东西的坚守，以及因这份坚守而获得的成绩与荣誉为她带来的十足底气。
比如谈“发展空间”：“我十年前在讲格力有‘天花板’，但是到了今年我们增长了1000亿，还在讲‘天花板’的问题。我觉得真正的‘天花板’是来自自己没有创新力，没有社会责任感。因为你有社会责任，牢牢记住你的社会责任、你的创新力来自于哪里，我觉得要把这几点掌握住。”
比如谈“企业多元化发展”：“我们初期坚决抵住诱惑，不做地产，因为地产很赚钱，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制造业，我奠定的是一个百年企业，所以我不会为眼前一点儿利益逐利而行。”“很多人鼓励我，因为有钱，你把那么多钱摆在账上也没有用，你投地产，是能赚钱，而且能赚很多钱，但是我更多希望我们有创造性地来创造财富，我真的希望我们的产品不断创新，不断改变技术，从而使得我们的消费者也因为你的技术不断改变而得到一种新的享受。”“现在，我对外还是说我是专业化的企业，但确实我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进入了多元化时代……我们为什么要多元化？是因为我们觉得那些行业都有钱赚，所以多元化了，如果不是用技术来实现你的多元化，那肯定会出现问题。”
比如谈“艰难与委屈”：“我觉得现在，（哭泣）对我来说已经不存在，我唯一沉下来的就是去挑战，因为哭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们受到很多的委屈，但是我们依然要很坚强地去面对……我用一颗坦荡的心去对待。”“……你一定要把自己作为一个女性，觉得我应该是被同情者，那肯定做很多事情你会给自己带来很多束缚……但是男性就不脆弱吗？一样的。”
无论在哪一方面，董明珠都表现得心中非常有底。我们能从中明显感觉到，她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对自己已经经历和可能要经历的人生道路，具有坚实的把握。纵观董明珠在格力二十多年的打拼经历就很容易理解，作为一名从格力这座“大厦”的最底层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走到最顶层的女性，如果没有足够的毅力、恒心、智慧和规划，几乎不可能实现如今的一切。她的所有底气，都来自一点一滴的积累与沉淀，因此现在人们眼中的董明珠才能是一位魅力十足的优秀女性、一个运筹帷幄的商业大腕、一个受人尊敬和爱戴的商界明星。
说话充满底气，从最基础的层面来说，可以增强人的吸引力与魅力，使更多的人团结在身边，有利于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往深处说，说话是否有底气从一定程度上透露了一个人人生阅历的丰富程度、知识素养的深厚程度、所受教育的广博程度、眼界见识的宽泛程度、心态性情的沉稳程度等。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人的话语，间接判断他们内在很多方面的指数高低。因此，要想练就一身高超的说话能力和社交本领，既可以从培养内在品性着手，进而由内而外改善外在表现，也可以通过不断观察自己的外在表现，进而由外而内地优化或充实自己的内在品性。
有涵养：说话使人舒服能够拉长感情
任正非：人的一生要耐得住寂寞，每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在成长之前都是非常寂寞的，你们老是看到他的光辉，我就老看到他的寂寞，所以我们对人生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
说话是一门艺术。古人说，好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说话艺术高超的人，每句话都能沁人心脾，令人舒服而愉悦；说话艺术低劣的人，一开口就充满杀伤力，每个字都像一颗子弹。
一个人的优秀，可能表现于诸多方面，但毋庸置疑的是，在如今非常注重协同发展、特别讲求团队合作的社会，懂得交流已经是人们是否优秀、有多优秀的重要前提。
懂得说话之道，从来都是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巨大竞争力之一。
我们与超级成功者交流，无论花费多长时间，都不会有疲劳之感；无论我们的话语多没分量、多没水准、多没档次，他们都能“四两拨千斤”，游刃有余地将谈话氛围保持得融洽，呵护我们的情绪。
华为总裁任正非正是这样一位高手。
我们都知道，华为公司是举世闻名的大企业，是只要一提起便会令中国人自豪的公司品牌。曾在不算长的时间里，它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工厂倔强而坚韧地成长为实实在在的跨国集团，让全球商界为之瞩目，其实原因非常多，但毋庸置疑的是，总裁任正非的能力在华为成长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而能体现能力非同寻常的最基本方面之一，便是他的说话之道。
关于任正非的说话之道的实例有很多，能够说明他说话水平高超的细节也俯拾即是，我们能轻易从中感受到一位超级成功者的说话艺术及支撑它的深厚涵养。
有一次，在任正非直接面对华为基层员工的座谈会上，因为种种原因，一部分员工的提问显得并不“客气”，可无论问题多么尖锐，任正非都如太极高手一般，以柔克刚，将其化解于无形。员工们不仅感受到了大老板的社交风采，同时还厘清了存在许久的质疑和情绪问题。
有一位工程师说：“我觉得我的工作没有成就感，我们部门定位非常不准，市场所有的发货都由我们来承担，市场的退货以及中研中试下达的大量更改都由我们来完成。说得很好，我们是要负责验证工作，但至今为止都没有开展起来。如果让试制工程师只是做发货和简单更改的话，对谁来说都觉得很没有成就感。那么我们该向哪些方面努力？”
当听到这样的问题时，任正非并不像大多普通小老板那样，以最直接的方式责备员工的“抱怨”，也不像一个缺乏远见、不懂得举一反三、不明白彻底消除质疑现象有多重要的所谓“实干家”那样，只会针对一个问题来试图解决一个问题，当他听到工程师的迷茫和质疑时，一方面马上明白这并非基于某个员工自我感觉的个案；另一方面他也知道员工对公司战略层面及更宏观、更长远角度的考虑有所欠缺。所以，他既一步到位又不乏深度地回答：“人的一生要耐得住寂寞，每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在成长之前都是非常寂寞的，你们老是看到他的光辉，我就老看到他的寂寞，所以我们对人生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你如果觉得这件事不光辉，换个光辉的事情做做，你可以到市场部签合同呀！太具体了，太刺激了。不过发给你的货都是试制中心干得不好的产品，刺激过后，是哭笑不得。我认为你那里有巨大空间，刚才你自己说，很多工作都没有开展起来，很混乱。其实乱中能出英雄，就有英雄用武之地，你那里会有许多机会可以让你站起来，你能不能去把这个规律理清楚？能不能做出一个数学模型来，解决这个发货流程中的问题？做事流程非常快，效率提高很多倍，你的成就感不就出来了吗？不要追求青史留名，那没有意义。你那个岗位是可以出英雄的地方，刚好老虎那么多，你都看不见，非要到景阳冈去打虎。”
听了这番话，大多数人都被老板打的比方和幽默逗乐了，但更多的是，他们感觉自己似乎一下子受到了很大鼓舞，也在一刹那明白了之前疑惑了很久的有关具体工作的问题。不光是那位提出问题的工程师，连其他很多部门和岗位的员工，都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所处的岗位和所做的具体工作有了更加全新的认识，而且这种认识不是受鼓动所致或者只存在一时，而是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彻底性。
与任正非这样的成功人士谈话，不仅能够放松身心，感受到说话本身的艺术魅力，以及它所带来的爽心快意，更能学到很多为人处世的道理和某些方面的知识，受益匪浅，如饮甘醇，如食美珍。
同样是在那次座谈会上，另有员工提到：“请您谈一下爱护和引导员工的问题。我举个事例：去年中试部有一个员工被辞退，一是因为他的考评一直都是C，二是他从不参加工作之余的活动。我不明白，这个时间已经很长了，为什么领导没有找他谈过。有一次他自评为C时，他的直接上司甚至说：‘正好我的A、B、C、D还差一个。’对此您怎么看？”
问题不得不说是尖锐的，它考量的是一个领导者的管理思维。而任正非却这样回答：“这就像1957年抓右派，我们抓右派时指标差一个，谁去上厕所那谁就是右派了，我们管理水平低的领导就是这样。如果你描述的事实准确的话，那我认为你的主管领导水平太低，需要好好改正。但是华为公司不可能从一个低水平公司一下跳到似神仙管理的公司。所以这也要靠我们的员工，认为他不对也可以沟通，沟通无效时，你也可以向我们投诉。我至少在社会上看见被我们华为公司辞退的员工相当一些都是非常优秀的，因为这些人往往是优点突出、缺点也突出，缺点给逮住了，而优点没被领导看见。我曾经在《致新员工》的文章中说过，你们要尊重主管领导，尽管主管领导可能没你有水平，但如果你不尊重他，将来你做了主管，以后的员工也会不尊重你。为什么呢？后来者比先来者优秀，如果说后来者都不如先来者，那这个社会不就完蛋了？肯定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所以你要尊重前任领导，搞好关系，不至于产生冲突和矛盾，让主管领导给你开一条小路，‘嘟嘟嘟’你就过去了。你上去，不归他领导了，还可以回过头来帮助他。如果你们总是这样傻乎乎直来直往，‘我是很优秀的，你就不行’，然后人家就挡住道，不让你这个车子过，石头你搬不开，你还是上不去。你要学会做人嘛，做人怎么会这么简单呢？所以我们有一些很优秀的员工，他们看待事物太简单了。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向公司投诉，可以绕过他向很多部门投诉嘛。反正都要走了，你还怕什么呢？你可以给他们提意见，但提意见要注意方式方法。公司发展这么快，他管理有错，也是必然的。为什么？他也适应不了这个发展。另外，由于我们公司历史很短，他也没有经验去驾驭，换你来做，你也未必就比他高明。你在旁观看得很清，等你上台以后，你也看不清楚，所以要谅解他，然后帮助他去改。你帮他一起研究，一起去改，去调整……”
说到这里，任正非还举了自己曾经遇到的一个与评级和上下级关系处理有关的问题，最后他说：“人生总是会有挫折的，挫折有时候对你来说也是一种财富。”
任正非的回答有具象的讲述，也有形象的分析；有义正词严的解释，也有活泼幽默的调侃；有先入为主的引导，也有感同身受的理解。听到他的一番解答，相信无论是提问题的普通员工还是被锋芒触及的管理人员，甚至公司重要岗位的中高层管理者，都能对问题有更加透彻的认识，也能情愿地接受不同意见。为什么？因为听了老板的那些肺腑之言后，每个人都感觉非常舒服。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定的“成功”情结，都羡慕成功者的口若悬河、家财万贯、气度不凡。要知道，成功并非自然天成，也不能在朝夕之间得来。要真正实现成功绝非易事，需要我们有心有意认真踏实地学习、锻造，而首要的便是从如何与人打交道，即在日常社交中怎样说话让人感觉舒服开始学起，因为这直接影响着成功与否和成功的程度。
把同样一个问题拿到不同的人跟前，不同的人因所处立场和角度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看法，甚至因此有了嫌隙和矛盾时，作为领导者或居中调节人，通过说话能力，既能解决双方或多方各自存在的问题，又能让所有人都感觉言之有理，并且愉快接受，这才是真正意义上完美地做到了说话令人舒服。通过上面的例子，我们看到了任正非绝佳而深厚的说话功力。
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同理，兵强只是强了一个人，而将强强的是整个军队。华为能有今天，与领袖的强大有莫大的关系。当一家企业因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硬件而让你惊叹时，你是否想过，带领它成长的那位优秀领导者身上具备多少眼瞅不见却能力克千军的软实力？
人生最大的财富不是金钱，而是团结一切可团结力量的无形功夫。这种功夫最基本的呈现形式，正是说话。说话令人舒服的程度，代表着功夫的高低。
福楼拜说：“语言是一架延展机，永远拉长感情。”显然，他所谓能拉长感情的语言，指的正是让人感觉舒服的话。学会说话让人舒服，实际上是掌握了一种软性财富。有了它，那些以金钱为代表的物质财富自然也会随之而来。
有格调：能体现渗透于骨子里的高贵
高晓松：我这个人，你看着像一个邪派，可你看我的作品，像少林、武当，一点儿邪派不走，就是扎实的童子功。
格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存在，它在表面上呈现为一种能令人产生好感的言行、举止与仪态，而更深层体现的则是一种高尚的风度、品格和襟怀。我们说一个人很有格调，不仅是说他有从容大方使人倾心的外在表现，也强调了他由内而外流露出的诸多能够引人钦佩与仰慕的秉性和风度。
格调高的人，在人群中很容易得到他人的尊敬和尊重；与之相反，格调低的人，经常会招致别人的反感和厌恶。与人交往时，判断一个人格调是高是低，要通过对其言谈举止的观察、为人处世的了解、道德品质的分析，再加上纯粹无道理的直观感觉综合得出结果。
格调高低最基本的表现，主要着落在人的言谈方面。一个格调高的人，说出来的话也必定是有深度的，能给人很大的舒适感，能在精神层面提升和激发人的价值感。这也就意味着，格调于人而言，有比较重要的精神价值。晚唐诗人韦庄有诗句云：“人言格调胜玄度，我爱篇章敌浪仙。”他一方面说的是格调的重要性，自古以来，有很多人都将格调看得比玄妙的哲理还要重要；另一方面也表达了自己对语言无比看重。
我们在社交中不难发现，那些在常人看来很有深度和层次的人，一般都具备较高的格调，无论他们在哪种场合与什么人交流，都能既使人感觉舒服，又让人学到知识，还有助于提升听者的品味与格调。
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在接受《凤凰网·非常道》主持人王东采访时，曾有过下面这样几段对话。我们从他与主持人的口头交流中，多多少少可以领悟到一些与说话格调有关的东西，并有所启发。
王东：你这种性格，其实我觉得我对高晓松最大的认知，就是你的吸引人的地方在哪儿。可能有时候音乐是一块……但有时候对你了解了之后，又觉得你的生活给我带来很大的影响。我总觉得自己的生活非常闭塞，非常眼光短浅，看到你的生活之后就会想，我要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想、去考虑。
高晓松：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每个人心里都有这种种子，憋得越久，有一天那种子发芽了之后……太可怕了——这哥们儿疯了，这哥们儿能抛家弃子，这哥们儿直接就是接舆髡首、桑扈臝行，这哥们儿颠了，真怕有这样的人……所以还是从小释放释放比较好，万一有一天你真到那地步，突然觉得自己生活那样，太可怕了。
正如主持人王东所说，高晓松吸引人的地方除了与音乐有关的因素之外，可能更在于生活方式上令人佩服的地方。高晓松的“任性”不但给了别人某种启迪性的东西，也为他自己带来了视野和格局上的扩展。从高晓松的话语中可以看出，他主张的人要从小“释放”而不是习惯性地压抑，免得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以不该出现的方式爆发。高晓松的话语从表面上看似乎很平淡无奇，有时候还有点儿他所谓的“痞性”，但认真梳理字眼就会发现，他那些稀松平常的话语都基于一定的文化基因，这从他偶尔自然而然地说出来的一些词汇，比如“接舆髡首”“桑扈臝行”，就能够管窥蠡测出点儿迹象。这便是一个文化底蕴较为深厚的音乐人该有的格调。有文化的人不一定有格调，但格调肯定基于一定程度的文化。所以，我们向那些有高度的人学习如何提高说话的格调，首先得主动丰富自己的文化积淀。有文化的人并不简单地等同于有知识，因此提高文化水平并不是只能靠在学校教育中获得学历，而是由书本和生活中学习、体悟而来，这就是说，天下每一个人，无论是否有接受学校教育的可能和机会，或者接受过多长时间的学校教育，都不影响文化层次的提高，也就不影响格调的高低。
王东：我最近看网络有人给我留言，我才知道你有一个外号叫“高员外”。
高晓松：高员外是我最近的外号。
王东：是谁给你起的外号？
高晓松：我自己。
王东：怎么想起叫高员外？
高晓松：我在写博客的时候叫老生，因为原来叫小生，瘦的时候叫小生，胖了后，一个大胖子，说小生如何如何，也不太好，岁数也大了，后来30多岁叫老生。后来这回又改玩微博了，这一微博，后来想，这么老的胖子，40岁叫老生也不太合适了，后来就叫员外。
高晓松为自己起外号，本是一件带有玩笑和娱乐色彩的小事，但从他对在不同年龄段为自己起不同外号的解释中，我们能够马上明白，原来他那些看起来很随意的外号并不是信口所得，而是基于一定的考虑，而这种考虑又包含逻辑与传统色彩，能使人们看到他在如此一件小事上表现出来的诙谐与丰富性，而这些都为他的格调增了分。
王东：像那时候，老狼、你、叶蓓，也算是《青春无悔》时期最重要的几个人。
高晓松：小柯、朴树。
王东：像老狼、叶蓓，他们现在发展的东西，你个人怎么看？就是他们的音乐什么的。
高晓松：我觉得，在唱片上，叶蓓走的路更正，叶蓓就向那个方向去，我觉得挺正的，就是高级的艺术歌曲那种路子，而且关键是玩得很好。老狼，我觉得在现场走的路特正……自己组一个乐队去做小专场，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早就应该以这条路走……你别看我痞里痞气，但是我在音乐、艺术，包括电影、文字上，都做得特别正。我这个人，你看着像一个邪派，可你看我的作品，像少林、武当，一点儿邪派不走，就是扎实的童子功。所以我觉得我带出来的人基本上以武林来说，就是少林、武当，正派出身，我觉得挺好。
王东：如果社会上有人或者某些人写文字，说老狼只做了《校园民谣》那点儿事，你会怎么说？
高晓松：……跟我没有关系，就像我说的，我看乐评的时候，我就没有觉得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再看人家乐评人，我觉得成长没成长，我一点儿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我们是什么，不需要你或者他来评价，是吧？我们抚慰过千百万人的心灵。没有问题，我们肯定抚慰过千百万人的心灵，所以不需要人家来说那些东西。我觉得乐评也好，还是评价也好，更多是应该去评价和帮助小众音乐。因为小众音乐真的不敢坐这儿说“我抚慰过千百万的心灵”，那需要乐评人去评，需要引领。我们不需要，我们不是小众音乐，我们不是另类音乐，我们就是每个人都会唱、每个人都要听的那种东西。
王东：那对于他们这个言论背后，比如说他会否定一些歌手？
高晓松：他否定不了啊，所以，让他说去，我觉得，因为我在美国待久了，否定什么的都有。天天否定他们自己总统都没事儿，总统出来特高兴。人家说，天天骂你，就在门口，你什么感想？总统说：“哎，我的工作中间的一项，就是保障人民言论自由。我别的工作没有做好，但是人家能随便骂我，说明这项工作做得还不错。”
王东：很有幽默感。
高晓松：对啊。
王东：所以现在对于我们大众来讲，看待任何评论的时候，应该用自己的想法去……
高晓松：你根本就应该觉得谁都有说话的权利。
王东：就让他说去吧。
高晓松：对，当然了，谁都有说话的权利。当然你编我个人的生活不行。你要说我的音乐，你再说什么，你说我是抄的都没事儿，真的，好多人经常说，咱偷摸里都是抄的。我没事儿，你说我都是抄的也没事儿；我是抄你的，都没事儿。
意大利文学家但丁有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句名言饱含深意，具有很强的“正身”作用。但是，我们要想真正做到不受人言影响，不被人言左右，是极其不易的。毫无疑问，唯有内心强大、胸怀坦荡、十足自信的人，才能够真正做到如此风格洒脱、精神独立。高晓松对于自己的音乐充满自信，既不计较也不纠结于乐评人的评价，有发自内心的豁达。他所谓的“路走得正”和他当年那批人的音乐带给人们“心灵抚慰”的经历，便是他的这份自信和豁达的重要基础。正如王东曾经评价的那样：“高晓松是一个特别真性情的人，……我从来没有看见高晓松自卑过，任何时候他都能以自己的逻辑方式去说话和思维，无论面对的是谁。”
对自己的爱好、专长或事业充满自信，对与之有关的一切保持开明豁达的态度，这与人的性格和修养有关，也与他的格调高低有关。一个格调高的人，心境会更加开阔明朗，也会多一些海纳百川的大度，对来自世俗的各种评价与说法自然不会过于计较，更妄论沉溺其中。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因为自身格调低下，动不动就会因为接受不了外界对有关自己方方面面的纷纭众说而沉溺其中，到头来自己束缚了自己的心境，自己给自己的心灵施加了压力与伤害。这既是格调的高低所致，也是做人高度上的区别。另外，高晓松在与王东对话时，还能够恰当地引入“美国总统”的例子，幽默形象地进一步诠释了自己对外界评价的态度，有点儿信手拈来的轻松和随意，而能够及时合理地引用论据为自己所说的话和所表达的观点服务，这本身也是高超的讲话技巧。
曾经在另一次采访中，记者问高晓松：“你曾经在一本书的序里写道，‘最梦想的职业就是做门客’，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高晓松回答：“门客有自己的理想和信仰，也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的自由。门客绝不拿忠君爱国要求自己，如果这样，就是公子、王侯将相了。我自己从小有一个特别底线的东西，谁也不能以任何理由让自由往后排，我觉得自由是第一的。所以，门客尽利不尽义，我只为你尽利，但是不为你尽义——尽义就是要‘陪葬’；王侯将相有这个义务，你是王侯将相，灭国的时候，你就要尽这个忠。我就是卖点儿知识文化，是自由，我没有义务去殉葬。这就是门客的信仰，我自己一直有这个理想，但是一直没有做到。”
可以看出，高晓松的思想中有无比崇尚自由的成分。我们细梳中外历史上一些很重要的人物就会了解，凡是对自由怀有“执念”的人，格调都不会低。或许，他们在很多情况下，要么会给人特别“不近人情”的印象，要么性格中有普通人难以理解的“偏执”，要么行为处世上表现出异于常人的性情，要么为人不羁而放浪形骸……但无论从哪方面去认识他们，都会为他们的独特气质和高格调而倾倒，比如魏晋时期激荡风云的“竹林七贤”和名扬千古的“田园诗人”陶渊明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例子。
格调并不像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物质，也不像可以随手揭下或者贴上的标签类东西，它需要人们经过长期体悟、塑造和培养，慢慢积淀于精神层面；它并不是某种特定的品质，但却与一系列优良的品质密不可分；它不一定能够借助人的行为、举止和语态完全展现出来，但却会伴随着人所做的每一个动作、所说的每一句话表露无遗。因此，我们只有通过对那些能够使我们产生社交享受的人进行各方面优良品质的综合挖掘与学习，并通过自身在文化层面不断充电，才能慢慢使自己的品味和格调有所提高，培养出渗透于骨子里的高贵气息，最终成为别人眼中的格调高的人。
有激情：可以是感染力生发的源头
哈德菲尔德：当那天结束时，你要么光荣地、毫不费力地飘浮在太空，要么就已经死了。
在社交场合，不同的人说话，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有的人说话，平淡无味如白水，无论内容多丰富、启迪多大、哲理多深刻，都会使听众产生寡然无味的感觉，听话兴趣大减；而有的人说话，会使人们不自觉地受到感染，调动出或激情澎湃或活力大涨或“蠢蠢欲动”的情绪，沉浸在那种昂扬向上的气氛中。说话时是否有激情，能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按照心理学上的说法，激情是一种强烈的情感表现形式，是对一件事物产生兴奋的能力；事实证明，人在激情的支配下，体内的巨大潜能往往可以被调动出来，然后在某些方面创造出不一般的价值。既然激情是一种能力，那它就一定有高有低，也一定可以通过学习锻炼而提高；既然激情能够激发人的潜能，那它对人的成长和发展一定具有很大的作用。
一个说话有激情的人，会在社交活动中创造出欢快而热烈的气场，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感染其他人，他本身就可以是这种感染力生发的源头：如果他是在说服别人，一定会比平淡的语气生发出的效果更好；如果他是在宣扬或提倡某种精神和观念，一定会比普通的宣传起到的作用更大；如果他是在讲述事实和经历，一定会更容易让人感同身受；如果他是在鼓舞“士气”，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使听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总之，激情之于人说话，功能是明显而极其富有成效的。
2014年，加拿大航天员哈德菲尔德在TED的舞台上，面对一千多位现场观众，激情十足地做了题为《你为什么要做如此危险的事情》的演讲。抛开他所演讲内容的新奇与稀罕、演讲风格的幽默和俏皮之外，激情成了他此次演讲最大的亮点。
你做过的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或者说你做过的最危险的事情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知道我做过的最危险的事是什么。NASA做了计算，当你回顾最初的五架航天飞机发射时，就会发现灾难性事件发生的概率是九分之一。当我1995年首次执行航天飞机任务时，灾难性事件发生的概率是三十八分之一。概率不是很大，但那是很有趣的一天，因为当那天结束时，你要么光荣地、毫不费力地飘浮在太空，要么就已经死了。
你进入肯尼迪航天中心，走进更衣间，就是那个我们童年崇拜的英雄——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更衣的同一个房间。穿好加压服后，乘坐NASA的厢式车驶向发射台。当你即将抵达发射基地时，通常是黎明前，距离你不远处，被氙气大灯照得锃亮的就是你将乘坐的航天器，它会带你离开这个星球。全体人员坐在车里，很安静，手牵手，看着那巨大的航天器越来越大。我们搭乘电梯上去，手膝并用地爬进太空船，一次一个人。你蠕动到你的椅子上，坐定，背部紧贴座椅。接着，舱门关闭，突然间，你一生的梦想开始成为现实。
在航天界我们有一种说法，问题没有最糟，只有更糟。你在驾驶舱内头脑十分清醒，你在想所有你需要完成的事情，包括所有的开关和小闸门。随着时间越来越近，你也越发兴奋。在发射前的三分半钟，背后巨大的喷射器，其尺寸如同教堂的大钟，来回摇摆，让整个航天飞机随之摇摆，仿佛你脚下的航天飞机是活的。然后在发射前约30秒时，航天飞机完全活动起来——准备好要出发了，加速处理器在运行，计算机都是自控的，它已准备离开这个星球……
搭乘航天飞机或宇宙飞船，让你感觉到的是难以置信的力量，你被比自己强大许多的东西握在手中，它剧烈地摇晃着，让你难以集中精神操作你面前的设备，就像你在巨型犬的下巴里，你的背后有只脚将你推向太空，疯狂加速，直冲云霄，带着你穿越气层，随后你到达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方。注意，先观察火箭和航天飞机。两分钟后，这些固体火箭脱落下去，剩下的是液体火箭发动机（含有氢和氧），这感觉犹如你在高速赛车里，脚踩在地上，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你变得越来越轻，我们感受到的推动力越来越强，这种感觉就像有人往你身上浇筑水泥。最终，在约8分40秒后，我们到达正确的高度、正确的速度、正确的方向，接着引擎关闭，我们失重了。
我们还活着。这是一次奇妙的体验，但我们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呢？你为什么要做如此危险的事情？在我看来，答案非常简单，在我9岁的时候，我观看了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并在月面上行走，对我来说，这太明显了——我想要自己未来也成为那样的人。但真正的问题是，你如何处理随之而来的危险与恐惧呢？铭记那个目标，想着它会指引你前进的方向，关注所有能让这目标实现的小细节……
最棒的部分是去外太空行走，你不是抬头去看宇宙，而是和地球一起在宇宙中翱翔，看着世界在你身边转动。它以静默的方式咆哮，被注以水波似的颜色和纹理。如果你可以把目光移开，看向你手臂的下方，那是深不可测的黑暗空间，让你觉得是可以把手放进去的纹理。我第一次太空行走时，左眼突然看不见了并伴随着剧烈的痛苦。我不明白为什么看不见了。我想这也许就是人类有两只眼睛的原因。依靠另一只眼，我继续工作着。但不幸的是，在失重情况下，眼泪不会掉下来。所以眼里的液状球变得越来越大，直到最后表面张力使它像一挂小小的瀑布一样跨过你的鼻梁，进入你的另一只眼睛，于是我彻底失明了。我们训练过数千次如何处理突发情况，但当你最终真正在外太空行走时，它和想象中的感觉仍有诸多不同。不过即使你失明了，你惊慌的自然反应也不会发生。相反，你四处看看，然后想我看不见但听得见，我可以说话……但关键在于两者的区别——认为的危险与实际的危险，真正的危险在哪里？你真正害怕的是什么？对可能发生坏事而感到恐惧，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你对事情的反应。这样会转移你的注意力，看不同的东西，做新的事情……你可以看到撒哈拉以南地区的沙砾层，可以看到东欧随意分布的方格地貌，或是看起来好似小水坑的集结的北美五大湖……但如果你无法征服恐惧，你将没有任何办法看到如此壮美的景象。
该回家了！……就像有人把飞船扔在地上，它不断地翻滚直至停止。但你已经对此做好了准备。你在一个定制的座椅上，你了解避震器的工作原理，终于，俄罗斯人来了，把你从飞船中拖出来，让你坐在椅子上，你现在可以回想那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了。你已经完成了那个9岁男孩的梦想，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恐怖得令人生畏，但你将梦想付诸实践，并想出了重振自己的方法，以对抗本能的恐惧，它允许你带着一些经验和启示回来，分享给其他人。
身为航天员的哈德菲尔德所讲述的内容，在常人看来是无比新奇而特殊的。他介绍的航天员乘坐航天飞机往返太空的经历、在太空出舱的惊险过程，以及在这些重要航天过程中自己的心路历程，每一个细节都是普通大众永生无法体会的。即便是如此充满惊险与神奇的事情，如果不加任何修饰地平淡叙述，也不容易激起观众们心中的涟漪，因为毕竟大家都从未有过如此的经历，仅凭常规语言描述，很难激起对未知事物的想象。但是，哈德菲尔德的演讲自始至终都充满了激情，从用语、表情、举止、动作等各方面，都能使人看出他心中怀有莫大激情，也就几近完美地将这份强烈的情感表达了出来，在观众群中引发了很大反响。人们通过他富有激情的演讲，仿佛跟随他经历了一次太空之旅，跟随他屡屡与危险擦肩而过，从心理上对航天员富有传奇色彩的太空旅程有了一个较为深刻的了解。对于这样的演说，观众们既能学到知识层面的东西，又能在心理层面获得鼓舞，还有助于精神层面的自我提升，自然广受欢迎。
提到激情，我们通常会将它与活力和精力联系到一起。的确，一个说话富有激情的人，不光为人处世更受人待见，而且在做事时也似乎能够表现出多于其他人的旺盛精力，永远一副朝气蓬勃的样子。人们从他们言语上和行动上的火热表现，更能够感受到激情的力量。
我国现代著名诗人、学者、爱国主义者闻一多的《最后一次的讲演》是很多人熟知的充满激情的讲话的经典范例。1946年7月11日，著名爱国民主战士李公朴在昆明被反动派杀害。四天后，闻一多主持了追悼会并当着众多反动分子的面，勇敢地发表了这篇名扬天下的著名演说，其中提到：
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用嘴，写出了说出了千万人民心中压着的话，大家有笔有嘴有理由讲啊，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偷偷摸摸的杀！（鼓掌。）
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厉声，热烈的鼓掌。）暗杀了人，还要诬蔑人，说什么“桃色事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无耻啊！（热烈的鼓掌。）这是某集团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杀，是李先生的光荣，也是昆明人的光荣！
……
反动派挑拨离间，卑鄙无耻，他们以为联大走了，学生放暑假了，我们便就没有人了吗？特务们，你们看，今天到会的一千多青年又握起手来了，我们昆明青年决不让你们这样横干下去！
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民主和平，我们昆明的青年必须完成这任务！
我们要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足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长时间热烈的鼓掌。）
我们都知道，在闻一多先生当众发表完“最后一次的讲演”后的当天下午，就遭到了反动派的暗杀。自五四运动爆发后，闻一多一直奔走在为国家民主奋斗的最前线，他的所作所为与他的演讲一样，是浸透胆识和激情的。资料中说，闻一多的这番演讲，几乎是大喊着说出来的，无数次被现场听众的热烈掌声和呼声打断，连或明或暗在场的反动派都被吓到，甚至表现得惊慌失措。可见，那是多么令人震撼的场面，是多么激情四射的演讲，给听众带来了多大的激励和影响。同时，时至今日，七十年过去了，《最后一次的讲演》广为传播，并已载入史册，成为凝聚人心和激发后人斗志的经典篇目。
法国作家司汤达说：“在激情的波动中，灵魂的火焰才有足够的力量把造成天才的各种材料熔冶于一炉。”这句话非常到位地说明了激情对于激发人的潜力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而且，德国诗人歌德也说过：“我们的激情实际上像火中的凤凰一样，当老的被焚化时，新的又立刻在它的灰烬中诞生。”它说明激情有着超强的“再生”能力和无限的绵延性，这也就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它的重要性。法国作家拉罗什富科说得好：“激情一出口，就必然成为使人屈服的第一流的演说家。”我们每个人不一定致力于成为演说家，但如果能够很好地了解激情之于说话的作用，并善于将它运用到日常的社交场合，让自己的高昂情绪感染到身边人，如此既是对自己社交能力和吸引力的提升，也于自身影响力的扩大有一定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