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母亲、毒枭
妈妈们都有个通病，只要你说了哪样菜好吃，她们就频繁地煮那道菜，直到你厌烦地埋怨了为止。其实她这辈子，就是在拼命把你觉得好的，给你，都给你，爱得不知所措了而已。
——张爱玲
韩江雪一行人离开后，我到管教办公室找红鼻子管教，他是那个闯祸少年的管教。红鼻子管教不在办公室，倒是电脑屏幕上有一份呈请对吕毛毛实施禁闭处罚的报告，原因正是他违反监规对参观人员做出了不文明举动。
吕毛毛，原来那少年叫这个名字。
我默念着这个名字来到禁闭室，刚好撞见正在锁门的红鼻子管教。
我小声问：“吕毛毛在里面？”
红鼻子管教点头：“干吗这么小声，里面有消音设备，听不见外面的人说话。”
“能把他放出来吗？”
“那得找八两所长了，这是他的意思，也是他签的手续，我就是一干活儿的。”
接着，红鼻子管教把我领到了调度室。衢八两正站在电脑前看监控，而占据监控画面中心的正是吕毛毛。他正斜着脑袋盯着监控探头，仿佛可以看穿探头后面的窥探者。
红鼻子管教哈哈笑道：“还挺倔啊。”
衢八两叹了口气：“谁还没年少轻狂的时候。”
我问衢八两：“关禁闭管用吗？”
衢八两答道：“不管用。”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规定如此。”衢八两回答，“知道为什么每天都让在押人员背诵监规吗？就是要让他们明白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如果我们不严格执行监规，那还有谁会遵守它呢？”
我有些赌气地说：“明白了，这是做给其他人看的。”
衢八两说：“看守所不是学校，很难做到素质教育和因材施教。即便我们有这个精力，那也得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
虽然还是有些不服气，但我必须承认，衢八两说的是事实。我转移了话题，问：“吕毛毛是因为什么被送进看守所的？”
红鼻子管教回答了我的问题：“我是从送押的办案警察那里听的。前段时间，这个吕毛毛和一群不良少年在街边的馄饨摊吃夜宵。摊主是外地人，不知道这群小子的厉害，结账的时候硬说他们少给了五块钱。可街边没监控，谁也证实不了。那群不良少年和老板争执了会儿便把钱补了，然后就离开了。周边的商户劝馄饨摊老板赶紧收摊离开，且近期最好不要出现在那条小吃街上。结果，大家还没做通馄饨摊老板的思想工作，十来个少年便各自拎着一桶屎尿把小摊泼了个透，连带遭殃的还有边上一家卖炸年糕的和一家卖变态（辣）鸡翅的。在这群少年中，领头的便是‘一只耳’。”
“一只耳？”我有些疑惑。
“是啊，吕毛毛的外号就叫‘一只耳’。你没发现他左边的耳朵少了半块吗？”
我盯着监控画面看，吕毛毛的左脸隐在一片阴影中。
红鼻子管教继续讲述：“这次报复激起了小吃街商户们压抑的怒火。他们同仇敌忾，直接把派出所给围了，挨个儿控诉这群不良少年对他们的骚扰。少年们被带到派出所后大多都了，如实交代了自己干的坏事，写了保证书，然后由父母赔钱后领回了家。唯有为首的吕毛毛没人领，而且不认错，态度极其恶劣。那时吕毛毛刚满十六岁，已满刑事处罚的年龄。为了平息那些商贩的怒火，警察以涉嫌寻衅滋事罪给他办了刑事拘留，送进了看守所。”
“吕毛毛在看守所里的表现怎么样？”
红鼻子管教“哼”了一下：“他把这儿当度假的夏令营了。”
“夏令营？”
“对啊。起先我们把他关在未成年人号房里，牢头是一个犯了重伤害罪的老犯人，挺有威信的，一屋小孩儿都听他的。结果，吕毛毛一去就想当老大，处处和这个牢头作对，把号房里弄得乌烟瘴气的。后来我们把他调到了现在这个职务犯罪的号房，希望那些文化素养较高的犯人能帮着管一管这个小孩儿。结果那小子反客为主，弄得那些犯人都不敢招惹他。”
“他为什么要这样？”
“他亲口对我说过，他进看守所就是来镀金的，这样以后出去了在同伙那里更有面子。”
“啊？！会不会是说气话啊？”
“这小孩儿成天都是一副气鼓鼓的叛逆样。”
衢八两笑笑：“你十七八岁时不叛逆吗？”
我没有答话，而是提了个建议：“要不让我去和他谈谈，劝一劝他？如果他承诺听话，就不关禁闭了，行吗？”
衢八两和红鼻子管教面面相觑，半是感慨半是无奈地笑了。
衢八两给了我半个小时的时间，谈话地点就是禁闭室。真正进到房间内，我才感受到那种强烈的压迫感。屋子里除了一盏灯和一个马桶，再无其他陈设，墙壁、地面和天花板上是无处不在的黑色软包，我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面包中。我想，用来窥探的监控探头一定隐藏在这些软包中。
禁闭室的门被关上的那一刻，坐在角落里的“一只耳”抬起头瞪着我，就像一只鬣狗瞪着闯入自己地盘的老虎，充满恐惧和敌意。我借此仔细端详了下他的面孔，鸡窝般的头发下是五官的胡乱组合：三角眼、塌鼻子、有些外翻的嘴巴，当然，还有那缺了一半的左耳。
大概是捕捉到了我的眼神，他用手拨了拨那半只耳朵，像是在和我打招呼。
为了营造平等对话的氛围，我坐了下来，告诉他：“我是看守所的医生，是来带你出去的。”
过了许久，吕毛毛才说了句：“去哪儿？”
“回监室。”
“有区别吗？”
我哑口无言。
“有条件吗？”吕毛毛问我。
我想起自己对韩江雪的承诺：“你得写一封道歉信，检讨书也行。”
吕毛毛歪着头眨了眨眼，像是在思考事情，然后他说：“这里挺好的。能静下来想想事情。”
“想什么事情？”
“比如，我的那半只耳朵是怎么弄丢的。”
我觉得他提供了一个展开对话的入口，便试着问：“你能和我说说那半只耳朵是怎么没的吗？”
“你想听？”
我点点头。
吕毛毛向我招手：“那你过来。”
我犹豫了一下，然后起身来到“一只耳”身边。刚弯下腰我就觉得裆下一凉，整个魂儿立即收缩成一团——吕毛毛用手掐住了我的睾丸。
与此同时，吕毛毛在我耳边低语：“你以为自己是谁，想教育老子？”怪笑两声后，他接着说：“要不把你一个蛋蛋挤碎，让你够格和老子说话？”
之后便是一阵漫长的沉默，仿佛我的喉咙也被人掐住了。我起初以为会有人来救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后背可能挡住了监控摄像头。我该呼喊求救吗？
终于，吕毛毛松开了他小小的魔爪，讥笑地看着我。我连连退步到门边，喘了两口气后逃了出去，把那个小恶魔独自留在了禁闭室。我一路逃回医务室，关上门，拉上布帘，然后给自己倒了杯水。举起杯子时，我发现自己的手在抖。
我明白自己受到了羞辱，被一个刚满十六岁的少年，用一种极为不堪的方式。这份羞辱可能会陪伴我许多年。最关键的是，面对这份羞辱我竟无力以对。首先，我不能公权私用，用其他方式报复这个少年；其次，我也不能上报这件事，这会让我没法儿在同事间混下去。
为了掩盖这份羞辱，我用拳头狠狠地砸了一下墙面，随之而来的痛苦让我有了片刻冷静，也让我意识到一件更为恐怖的事：那个小恶魔或许真的会对我的裤裆下狠手，然后造成永远的浩劫。
“兽医，你在哪儿？”对讲机里传来衢八两的声音。
我浑身一激灵，以为他要说吕毛毛的事情。
衢八两的声音有些急迫：“陈拒收在你边上吗？”
我回过神来：“他不在医务室，可能去巡诊了。”
“你从禁闭室出来了？”
“嗯。”
“抓紧去女监，有人犯羊痫风了。”衢八两命令道。
“羊痫风？”我默念了几遍，随即意识到情况紧急，赶紧把吕毛毛对我的羞辱甩到脑后，拎着医药箱向女监奔去。
两分钟后，我赶到女监，看到衢八两和姜高音正跪在地上，身边躺着一个全身抽搐的女在押人员。
我犹豫了一下，然后上前，凭着在学校学习的急救知识先将女人侧翻过身，血红色的唾沫随即从她发颤的牙缝里渗了出来。为了让她不至于被自己的唾沫呛住，或不小心咬到舌头，我让衢八两用力掰开她的上下牙，然后自己在医药箱里找到纱布，叠了几层后往她嘴巴里塞，没想到被她猛地一咬。我急忙缩回手，衢八两的食指和中指仍然卡在她的上下牙间。衢八两疼得眉毛都拧到一起了。
姜高音的调门又高又细：“兽医，想想办法，她要翻白眼了！”
我看向医药箱，里面都是些常规器械和药物，似乎无法缓解羊痫风的症状。我正急得干瞪眼时，走廊上传来一阵清脆的丁零声。陈拒收骑着那辆自行车像超人一般赶来救火了。
到达现场后，陈拒收立即将一管口服药水顺着女人的嘴巴灌了下去，然后他半跪在地上，让女人的脑袋枕着他的膝盖。慢慢地，女人僵直的身体有所放松，衢八两把手指抽了出来。看到他指节处那一排深深的牙印，姜高音浑身直哆嗦。
等到女人的身体软下来，大家合力把她抬到了医务室。
我们刚忙完消停下来，结束视频会议的赵所长便脚步匆匆地赶到了医务室。看着病床上的女人，赵所长的眉头蹙成一团。他先让陈拒收把女人的入所体检单调了出来，详细看完后又向姜高音询问了其在所里的表现，最后才问衢八两是否能以患病为由，通知办案单位变更强制措施，让人把那女人从看守所里保出去。
虽然刚到看守所工作，但我明白，赵所长今年已经五十八岁，即将退居二线，他希望在这之前看守所里不要出现类似在押人员死在所里的负面事件。衢八两没有直接回答赵所长，而是看向陈拒收，让专业人士先发表意见。
陈拒收捂着自己肋下，脑门儿上渗出豆大的汗珠。他摆摆手说：“刚才被担架戳了一下，有点岔气儿，没关系。”接着，陈拒收灌了口茶，严肃地说：“如果把她放到外面，要是再犯病，不一定会有人管她。”
赵所长提高音量：“你能保证她在看守所里犯病后，每次都不出问题吗？”
“只要药品充足，我会尽量保证她不犯病。当然，我也会采取防护措施，避免发生初期处置不当致伤致残的情况。”
听了陈拒收的话，想到自己刚才处置时的手忙脚乱，我的脸有些发烫。
衢八两接过话来：“赵所长，我和办案单位聊过，这个女人被抓前临时藏了两千克毒品。除了她自己，没人知道毒品的下落。如果我们就这样把她放了，她很有可能会把毒品转移，甚至全部卖掉，毒害社会。”
赵所长犹豫了。
陈拒收的表情虽痛苦，但语气中透着坚定：“领导，请您放心，我一定会把她照顾好的！”
赵所长这才决定让女人留下，但要求我们一定盯紧看牢，千万不能出事。赵所长走后，陈拒收扶着椅子坐了下来。虽然此时我已经可以下班，但考虑到在里间留观的女人，我决定留下来盯着，让师傅先回去休息。我劝了几番，陈拒收才答应离开。走之前，他叮嘱我在陪床的时候加紧熟悉病人的病历，方便以后的现场处置。陈拒收的话再一次让我红了脸。
衢八两搀扶着陈拒收离开了。我来到病床前，为这个还没恢复意识的女人检查了身体指标，然后翻开了她的资料。在基本信息页，我知道了她的姓名和年龄：岑远梅，四十八岁。接着是入所体检单，里面罗列着她身体方面的各种糟糕状况。之后是违法犯罪记录，一共有三条：两次吸毒，一次非法持有毒品（她正是因为这个罪名被关进了看守所）。合上资料，我又看向女人，她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我想起衢八两刚刚提起的那两千克毒品。我拉了张板凳坐下来，凝视着女人的脸，仿佛如此对方的灵魂就能出窍，然后张口告诉我那两千克毒品的下落。
最终灵魂出窍的不是这个叫岑远梅的女人，反倒是我。直到有人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才一激灵回过神来，差点从板凳上摔下来。
“想什么呢？”衢八两的嗓音里透着一丝疲惫。
“啊，瞎想。”
“很漫长的一天啊！”
“是啊。”我点点头。
衢八两伸了个懒腰：“成天耗在监所里面，神经都跟着麻痹了，忘了时间的存在。”
我抬起头，看到墙上的挂钟显示时间已过了夜里一点一刻。
“对了，忘了问你，和那个被关禁闭的‘一只耳’谈得怎么样？”衢八两的提问虽然漫不经心，却突然把白天那令我羞耻的事情翻了出来，我甚至感到裆下有一丝痛感。
我支吾道：“不，不怎么样。”
“没出什么事吧？”
这下我的脸更红了，只得把脑袋埋得很低，兀自摇了摇头。
好在衢八两并没有深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没出事就好，人心隔肚皮，本来也没指望你能说服那个小王八蛋。”
我低声说：“可是，管教管教，一是管，二是教啊！”
“那只是这个单位和这身警服赋予我们的职责。而且，无论你承不承认，也正是这份职责让犯人觉得我们是讨人厌的权力执行者。一旦他们认为这是不平等的对话，就很难被说服。”
我想了想，说：“到禁闭室后，我是坐下来和他说话的。”
“不错，至少你摆出了一副平等的姿态。”衢八两说，“但这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把他当成一个完完整整的人，去了解他，去感受他的感受，然后用他的语言和他对话。”
“是我想当然了，我会先努力了解那个少年，找出和他对话的合适方法。”
衢八两笑了：“晚了。”
“晚了？”
“是啊，下午办案单位已经给他办了取保候审，吕毛毛已经不在所里了。”
“啊？”我的语气中透着失望。
一阵沉默后，衢八两看向床上的岑远梅，问：“她醒过吗？”
我摇摇头：“打了安定，应该能睡到明天。”
衢八两压低声音：“你倒是可以了解了解她，女毒枭，还藏了两千克的毒品。”
“行吗？”我心里有些发虚。
“行，你今天救了她的命啊，她醒来一定很感激你，或许愿意和你聊聊她的人生。”衢八两沉思两秒，接着说，“刚才你不是说要寻找对话的合适方法吗？回头我帮你联系下办案人，你可以从他那里了解一下案情，或许对你找到突破点有帮助。”
衢八两帮我联系的是刑警支队的副支队长，也就是李庸医他爸李石。我有点讶异，心想，一个刑侦专家怎么会掺和到毒品案件中？
衢八两看出了我的疑惑：“你想想，李石这种专家都参与了，说明这个案子真的不小啊。”
借着到市局送材料的机会，我拜访了李石。敲他办公室的门时，我的心情还是挺忐忑的，可看到开门的是一副丧气模样的李庸医，我心里乐了。
我问他：“你爸去哪里了？”
“临时被局长喊去开专案会了。”李庸医答道。
“你怎么在这儿？”
“还不是老头子想听听他宝贝儿子对近期发生的几起大案子的分析。”
“原来是老刑警想给菜鸟刑警上小课啊。”
“我是法医！”李庸医边强调边翻箱倒柜，要找茶叶给我泡茶。可他找了一圈只找到一点茶叶末儿，不禁抱怨：“我爸这人，除了破案还是破案，一点也不懂享受。”
“你不也一样嘛，只对解剖尸体感兴趣。”
李庸医耸耸肩，问我来干吗。
我说，衢八两副所长介绍我来了解岑远梅的案子，顺便提出了心里的疑问：“为什么刑警会办禁毒的案子？”
“还不是因为案子大嘛！”李庸医抱起胳膊，“这不只是一个毒品案件，还涉了枪，闹出了人命。全市局参与办案的部门多了去了，我爸只是负责线索摸排和审讯工作的专案组副组长。”
“看样子，你对这个案子很熟悉啊。”
“主要是那个岑远梅名气太大了，被捕前竟不声不响地藏了两千克毒品。没人知道她把毒品藏哪儿了，不仅警察犯愁，那些毒品网络上的毒贩也很抓狂。”停了两秒后，李庸医反问我，“你怎么这么想了解这个女人的故事？”
“我想写小说，你信不信？”
李庸医吐了吐舌头。他刚想说话，门开了，李石副支队长回来了。李庸医像是触电一样从椅子上弹起来，朝他爹敬了个礼。
李石一脸严肃：“少耍花样，给你布置的功课后天必须交上来。”说完，他转向我：“你是？”
李庸医抢话：“他是‘兽医’，和我同一批入警，也是学医的，被你挤到看守所去了。”
李石白了儿子一眼：“哦，衢副所长和我说过了，说你想了解岑远梅的案子。”
我点点头：“想多了解了解这个人，方便以后进行狱侦工作。”
“能帮着让她开口说出那两千克毒品在哪儿吗？”
我没有接话，生怕多说一个字就会显得自不量力。
“那你想了解什么呢？”
“案子。”
李石抬手看了眼手表：“你听着就行，不要记，也不要打断我。”
接着，李石快速地介绍了这个案件。
“去年年末，南方沿海的一个制毒重点区域被连根拔起后，周边零星的制毒窝点为了逃避打击，急于将手中制成的冰毒出货，向内地市场转移，甚至倾销。于是，上级领导决定借机对隐藏在各地级市的毒品分销网络展开集中清查。咱们凡城就是冰毒倾销地之一。
“通过摸排，我们掌握了本地的毒品经销商范家两兄弟的情况：老大叫范志刚，三十一岁；老二叫范志云，二十九岁。他们俩原先一起干建材生意，后来亏了钱，就一头扎进了赌场，结果又欠了一屁股债。为了赚钱，哥儿俩走上了贩毒的道路。不像那些小打小闹的毒贩，他们是奔着发大财去的。兄弟俩四处凑了一笔钱，直接去南方沿海联系上了制毒的窝点。因为他们省去了许多中间环节，减少了暴露的风险，较晚才进入禁毒部门的视线。上面下达统一抓捕行动指令时，专案组对他们的情况掌握得还不是很全面。
“抓捕那天是平安夜，城里热闹得很。两辆SUV从凡城的三个高速路口驶出，放下六名运毒人员后重新返回高速，去往下一个城市。我们不知道这六个人谁身上藏有毒品，也可能每个人身上都带有毒品，所以就派了六组人分别盯着他们的动向。这些运毒人员并没着急去往目的地，在凡城转了好几圈。一直等到庆祝平安夜的人群散了大半后，他们才开始陆续往洞泉小区赶。根据情报，范家哥儿俩在洞泉小区有一个藏毒的窝点。
“小区里面的楼间距比较宽，照明也不错。我们不敢跟得太近，怕某个窗户后面有人在做反侦查工作，只偶尔放一两个人进小区，大概掌握一下交易的进展情况。当然，我们也并非完全抓瞎，毕竟范家兄弟的手机都被技术人员监控着，有任何通信联系我们都会察觉。就这样，一直等到黎明五点一刻，当最后一个人把毒品交割完毕后，我们开始集中抓捕。老大范志刚和六名运毒人员先落了网，弟弟范志云想逃回窝点处理毒品，被守在单元楼外面的便衣给抓了。我们从范志云身上搜到了一把自制的手枪和一千克毒品。根据对运毒人员的现场审讯，我们得知，除了被搜到的毒品，当晚早些时候范家兄弟还收过两千克毒品。
“接着就是对毒品藏匿窝点进行搜查。窝点在一栋五层住宅楼的三楼东户。出乎意料的是，屋里非常干净整洁。专案民警耗费了三个小时，几乎把墙都拆了，却一点毒品都没有搜到。我们觉得情况不太对，又沿着哥儿俩在小区里的取货路线反复搜找。我们翻了所有的垃圾桶，仍没找到那两千克冰毒。
“就在案件一筹莫展的时候，一名专案组侦查员说了一个情况：就在大伙儿在楼道口对范志云实施抓捕的时候，有一个穿着环卫工服装的女人进了楼门，只是她没有在藏毒的三楼停留，而是径直上了楼，然后就没人再留意她的行踪了。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立即对四楼和五楼的住户进行了走访，结果发现所有住户中没有人是做环卫工作的。另外，我们发现，五楼顶上有一个天窗是开着的，下面还搭了一架木梯。有住户反映说，三楼的兄弟俩在楼顶建了一个鸽笼，里面养了几十只鸽子。我们听后立即爬上楼顶，发现鸽笼的门敞开着。直到此时，我们才意识到，很有可能是那个女人在最关键的时刻将藏在鸽笼里的两千克毒品转移到了其他地方。
“负责视频侦查的同志立即对这个环卫女工进行轨迹追踪，发现她曾拎着一个布袋子换了好几种交通工具，最终消失在监控探头的盲区。办案人员拿女人的视频截图给范家两兄弟辨认，从他们的神情可以看出，两人认识这个环卫女工，但他们不肯交代那个女工究竟姓甚名谁。实在没有办法，我们只能一边对全市的环卫工人进行秘密摸排，一边在内部发通报，组织全市公安民警、辅警对视频截图中的女人进行辨认。没想到，还真有一个基层派出所的警察认出了这个女人。是的，她就是看守所里的岑远梅。归案后，岑远梅很快就承认那两千克毒品是被她从鸽笼里取走并转移的。至于她为什么这么做，以及毒品究竟被转移到了哪里，她则一个字也不愿多说。”
说到这里，李石接了一个电话。他“嗯”了几声后挂掉了电话，对我说：“行了，案件就是这么个情况，我现在得出一个任务，就不和你们多说了。”说完他抄起公文包起身，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对了，那个认出岑远梅的派出所民警在公众号上写过一篇关于她的随笔。我对那篇文章印象很深，回头我把它转给你，你也可以找他聊聊。”
在回家的公交车上，我收到了李庸医从他爸那里转发过来的文章，标题很简单，就叫《娇娇妈》。公交车上人不多，太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晒得人暖洋洋的。我推开窗户，在徐徐吹进来的风中点开了那篇文章。
她曾是一个美丽的女人，至少，我曾经是这么认为的。
她住我家楼上，我住她家楼下。当然，那栋四层的老楼上还住着许多男女，大多数人我已印象不深。
小的时候，我经常在楼道里见到她，或单独遇到，或跟在我妈后面。我听到妈妈和她打招呼，称呼她“娇娇妈”。我妈走路没有声音，不是因为她身子轻盈，只是因为她脚上穿的是平底布鞋。
娇娇妈的脚步声则不然，她脚下传出的是高跟鞋敲击地面的清脆响声。木门关闭后，我总会想到红色高跟鞋坠落在地板上的画面。
当然，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些想象在记忆中不断被篡改，已经无法回到人生初见时的场景。
娇娇妈——娇娇的妈。是的，娇娇妈的女儿被唤作“娇娇”。在那个不到千人的小学，她低我两个年级。如今，她的面容已经模糊，给我留下印象的只有粉粉的公主裙，还有一个红色的发卡。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那样的打扮，因为穿公主裙的女孩总是很霸道，就像我上学前班时那个同样穿公主裙的同桌。
娇娇和娇娇妈形影不离。她们不逛街、不买菜，也不看电影。她们只是从楼上飘然而下，牵着手穿过陈旧的巷子，从巷尾到巷口……从巷口到巷尾，然后飘然回到楼上的房间。
无疑，她们是美丽的；无疑，她们也是骄傲的。
词穷的我无法形容她们的美。如果一定要把她们比作什么的话，我愿意把她们比作每晚少儿节目中的姐妹主持人。
多么美啊，多么无法触及的美。
是的，我只能透过窗栏偷看她们的美。
当然，不只我一人认为娇娇妈美，整栋楼里的男人和女人都这么觉得。只不过男人和女人对于这种美的反应是不同的：男人的眼神中更多的是觊觎，女人的眼神中更多的是嫉恨。
在娇娇爸从西北某个叫不上名字的县城返回时，男人们的觊觎会有所收敛。
我听家里人说，娇娇爸是做石油钻探的，半年在家，半年在外。在我们这个煤城，搞钻探的并不稀罕——我们叫他们“煤黑子”“油黑子”，他们都是在挖掘地下的财富。
如果说娇娇爸和楼里的男人有什么区别，只在于他们脸上的褶子。楼里男人的笑纹里是细细的煤灰，娇娇爸的笑纹里则泛着光亮的油渍。
其实，对于这区别，大老爷们儿是感觉不到的。只有我们这些小孩儿，还有老娘儿们，被男人们强吻的时候，才会留意到这细微的区别。
很明显，娇娇妈不太愿意和散发着油渍味道的娇娇爸一同出门。即便一起出门，他们也像是同极相斥的两块磁铁，一前一后地走着。
因此，从我年少浅薄的理解来看，她更爱娇娇。尽管我并不知道每当夜晚降临时，娇娇家木门后面的卧室里正发生什么。
的确，那时，我不懂得爱与爱、情与情有什么分别。
毕竟那时我只是一个躲在窗栏后的小学生，胆怯、懵懂，充满仰慕。
生活中的一切都在按照既定的规律演绎。直到某一年夏天，一封电报取代了那个散发着石油味道的男人飘然而至。一整天，楼里没有出现高跟鞋的声响。第二天清早，娇娇妈带着娇娇和那封电报去了大西北，领回了一笔抚恤金。
听我妈说，她连男人的骨灰都没有带回来。
夏日将尽，树叶初黄。
巷口出现了一个烧饼摊，娇娇妈戳在冒着热气的炉子后面。
娇娇妈依然穿着未过膝的裙子，依然戴着镶嵌着红宝石的耳坠，红色的高跟鞋鞋跟陷在脚下的泥土里。娇娇妈依然很美丽，不过你得忽略她那一身葱油味。
因而，娇娇妈成了被男人们暗地里唤作“烧饼西施”的女人。除了啤酒，她的烧饼是楼里男人最爱买的食物。不管遭遇什么冷遇，依然无法降低他们光临的热情。后来，楼里的女人们发现了这一现象，便剥夺了男人买烧饼的权利，只派自家的孩子去买。
我因此和娇娇妈有了接触，虽然这不是一个好活儿。
娇娇妈虽然对来买烧饼的小孩儿现出长辈应有的和颜，但是在交付烧饼前，她会让孩子们算一道两位数乘以两位数的数学题。如果小孩儿面露难色，娇娇妈就会说，这些简单的题在娇娇那里只用五秒钟就能得出答案。当然，娇娇每次都会亲自证实她妈妈的话。我的小伙伴小辉曾拿同样的题目考过娇娇，娇娇每次都能迅速作答，还炫耀自己是数学课代表。
我不是那种能迅速算出24乘以42等于多少的小孩儿，但是我总能察觉别人发现不了的问题。
我最近发现，娇娇渐渐不和妈妈肩并肩地走在一起了，她们也成了同极相斥的两个人。
娇娇妈的隔壁住着梦梦妈，另一个失去丈夫的女人。娇娇爸还在世的时候，人们从来没见过娇娇妈和梦梦妈讲话。如今都成了寡妇，两个人的话多了起来，不过不是聊天，而是争吵。
她们会因为放在门边的垃圾争吵，会因为中午电视发出的声音争吵，会因为两个孩子的争吵而争吵，会因为对方的摊位占了自己的地儿而争吵。对了，忘了说了，梦梦妈在娇娇妈的旁边经营一个卤菜摊。
梦梦妈是个大骨架的女人，她的女儿也是，嗓音厚重、穿透力强。如前所述，娇娇妈和娇娇则正好相反：身形娇小、嗓门儿细弱。可细弱的嗓门儿发出的声音尖厉刺耳。
因此，如果梦梦妈和娇娇妈在楼道里吵起来，堪称惊天动地。梦梦妈的咒骂、娇娇妈的讥讽、梦梦粗而响的哭喊、娇娇尖而细的号叫，伴随着摔板凳、踢木门的响动，还有事不关己的邻居们在一旁五花八门的解说、评论，小楼里热闹非凡。
这时，置身事外的我妈会告诉我：“以后不要娶那样的女人。”
我会接着问我妈：“那娶哪样的女人呢？”
我妈说：“娶我这样的。”
吵到一定程度，看样子必须抄家伙动手了，才有人上前拉架，拉不动时就喊警察。警察把两个女人带到派出所一顿训诫，威胁她们要是继续吵闹就各自拘留十五天，两个女人这才耷拉着脑袋回家。
吃过晚饭，入夜已深，梦梦妈开始向她死去的丈夫哭诉，哭喊声一阵儿高一阵儿低，像是在唱戏。我张大了耳朵，想捕捉其哭诉中是否夹杂着娇娇妈的啼哭。我没有捕捉到。
我妈感慨道：“两个可怜的女人。”我爸跟着感慨：“两个可怜的女人。”我妈对我爸说：“我觉着可怜就够了。你该上班上班、该下井下井去。”
后来我爸告诉我，娇娇妈是不屑于和梦梦妈吵架的，但是她太骄傲了，太骄傲就会太敏感，太敏感就会脾气不好，脾气不好就容易伤人伤己。
我表示不太懂这种三段论似的推理。
第二天清早，梦梦妈会整理好心情带着笑脸出门，买来猪蹄，改刀、煮熟、剃毛、卤好，卖给邻里。
娇娇妈则不然，她会把自己关上一天，独自在屋里舔舐伤口，只让女儿给自己买些吃的。不会买烧饼，她痛恨烧饼。
娇娇妈和梦梦妈的争吵就像女人的例假，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来一次，警察们也会跟着来一次。窗栏后的我因此记住了那几个警察的样子。
后来，我妈下岗了，我爸靠每个月几百元的工资勉强养活我们一家五口。
小楼里的人因为艰难的生计而迅速老去，甚至有人因此死去。三楼的韩叔从煤矿下岗后干起了出租车生意，一天晚上遇到劫道的，被捅了个透心凉。韩婶因此成为我们这栋小楼里的第三位寡妇。
我妈有时候会劝我爸：“还下个什么井哟，不要黑不要白的，不要生不要死的。”
那时我已经上初三，大概明白我妈的话。因为无法感同身受，我只能选择沉默。
没有了可以炫耀的物质财富，邻里们便拿孩子攀比。我没给我妈争面子，依然无法一下算出两位数的乘法，也无法一口气背出白居易的《琵琶行》。楼里还有些比我聪慧的小朋友，但是他们都在娇娇妈的考题中溃败。娇娇妈是个“与时俱进”的女人，总会想出比我们的能力高出不多的题目。娇娇妈依然会说，她的女儿能在五秒钟内给出准确答案。可娇娇再也没帮娇娇妈证实过。
除了一如既往的聪慧，娇娇仍然始终穿着雪纺的裙子，始终梳着顺滑的马尾，始终蹬着各式的小皮鞋，走过那段不长的巷道，独自一人。
而娇娇妈已经不再穿红色的高跟鞋，也不再戴镶嵌着红宝石的耳坠。她的胸前多了围裙，手上沾满了面粉和葱花。男人们已不会在众人中多留意她一眼。我依然认为，如果细看，还是可以在这个女人的面孔上寻得残留的美丽印记。
又过了一年，娇娇考上了省重点，去了市中心的高中就读；我考上了市重点，去了一所稍偏的高中住校；梦梦则辍学了，开始与她的妈妈一起做卤菜生意。
入读不同的学校后，小楼里各家孩子的人生道路开始分岔。故乡则成了陈旧印象与现世流言交织的复合体。
高中毕业后，我考上了一所二本大学；大学毕业后，我到外面混了一年，不得意，便回了老家。在那里，我看到了还在卖卤菜的梦梦和她的妈妈。有时，我还会看到一个男人骑着摩托车把许多猪蹄送到梦梦家。
我妈告诉我，那个男人是梦梦的男朋友，是一个屠夫。
梦梦妈起初会把那些猪蹄从窗户扔出去，便宜了不少路过的街坊。但经过梦梦一次以命相搏的谈判后，梦梦妈无奈地接受了这个身为屠夫的女婿。那年夏天，梦梦妈给小楼里的所有住户发了喜帖，包括娇娇妈。但是，梦梦的酒席，娇娇妈缺席了。
又一年的夏天，梦梦与屠夫有了一个男孩，大大的脑门儿，吊着的眉毛，活脱脱一个小屠夫。梦梦妈会唤外孙“宰宰”。
当然，也有可能是“仔仔”。原谅我这个不常回家的人的穿凿附会。
后来有一天，我问我妈：“怎么看不到娇娇了？”
我妈说：“你从小时候就惦记她。”
我问：“她去哪儿了？”
我妈说：“死了。”
我哑然。
我妈说：“娇娇得了白血病，从大学退了学，回到家里治病。这种病怎么可能治得好嘛，到医院住院也只是烧钱。有天晚上，娇娇妈陪护时睡着了，娇娇从病房翻出了窗户，摔在了楼下的小轿车车顶上，死了。”
我妈还说：“医院赔了娇娇妈几万块，娇娇妈又赔了车主几万块，没剩下几个钱。”
我说：“妈，你干吗要告诉我后面那段有关钱的事情？”
我妈感慨了一句：“可怜的女人。”
我爸也跟着感慨了一句：“可怜的女人。”
这次，我妈没有拦着我爸。
后来，我开了窍开始好好学习，考上了公务员，当了警察，成了那些曾经到我们这栋楼出警的警察叔叔的同事。
娇娇妈依然和楼里的住户们吵，或者反过来说，是住户们在和娇娇妈吵。
娇娇妈不再经营她的烧饼摊，开始酗酒。她经常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敲每一家的木门，讲述她的悲惨。她会拉住见到的每一个男人，不分老少，讲述她的孤独；她会搂住所有孙儿辈的小孩儿，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不堪其扰的住户们因此经常打电话报案。
他们有时候会直接跑来敲我家的门。他们知道楼里住着我这个警察。
有时候，我费半天劲才能把娇娇妈劝回屋里休息。离别前，她会醉醺醺地问我：“你知道24乘以42等于多少吗？”
我关门而出，看到我妈站在二楼的楼道口等我。她轻声感慨：“可
怜又可恨的女人。”
烧饼摊没了踪影，卤菜摊也没了踪影。梦梦妈只顾着带外孙，娇娇妈则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
再次见到娇娇妈，是在邻县警队的一次娱乐场所清查行动中。在KTV的包间里，几个大叔靠左墙蹲着，几个阿姨靠右墙蹲着。有位阿姨抬起头喊了我的名字，我转头，看到了脸上画着青黑色妆容的娇娇妈。
那一刻，我不知是否该回应她的招呼。幸好包间里的音乐声足够大，幸好包间里的灯光足够暗，我转身，悄然从包间退了出来。
带队清查的队长问我认不认识她。一瞬间，我突然想起了我妈多年来的那句感慨。
我告诉队长：“她只是一个寂寞的女人。”
文章读完了，我心中三分难过、五分叹息，还有两分感慨，感慨于这位基层派出所民警心思的温柔与细腻。的确，在我原有的刻板印象中，警察都是些五大三粗、几乎没有任何儿女私情的动物。自从加入公安队伍、结识那么多同事后，我才发现，警察队伍里真的是藏龙卧虎、人才济济。比如，女监的管教之所以被冠上“姜高音”的外号，是因为她能完整地唱完歌剧《图兰朵》里的全部唱词。与之相对的是衢八两副所长，只要喝的酒超过八两，他便能飙起陕北民歌。据说，他和姜高音曾在酒桌上比拼过歌喉，结果平分秋色，谁都不服谁。
文章作者的微信名叫“陈梅西”，头像是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的徽标，想必是个球迷。我试着把他加为好友，没想到对方很快便通过了好友验证，然后发来一个问号。我做了自我介绍，说我已经拜读了那篇长文，想就娇娇妈再和他聊几句，不知他有没有时间。他说没问题。于是，我们便一来一往地聊了起来。
我：你在文中提到，你在KTV里抓到过娇娇妈一次，之后发生了什么？
陈梅西：我只抓过她一次，之后她就离开了我的片区。
我：她去哪里了？
陈梅西：起初我不知道，后来在协查通报上看到她的照片，才知道她去做环卫工了。
我：有些出乎意料吧？
陈梅西：有点，不过赚钱吃饭也不寒碜。
我：可她和毒贩搭上了线。
陈梅西：她被抓后，我和她见面聊过一次。
我：聊了什么？
陈梅西：我是去当说客的，想让她吐出那两千克毒品的藏匿地点。
我：她不说，是吧？
陈梅西：是的。但也不是没有收获，她说了她和那兄弟俩是怎么认识的。
我：哦？
陈梅西：也很简单。有次娇娇妈烂醉，躺在街上没人管，是那兄弟俩带她去医院醒了酒，然后送回了家，走时还留了一笔钱。
我：所以，娇娇妈把毒品藏起来，是为了报答那兄弟俩？
陈梅西：有可能她是把那两兄弟当自己的孩子看了。娇娇妈跟我说，当上环卫工以后，她专门选择了兄弟俩住的那一片儿工作，不仅经常给兄弟俩送吃送喝，还帮着打扫房间的卫生。
我：贩毒和报恩，她分不清轻重吗？
陈梅西：她已经死了一个女儿，大概不想让那兄弟俩死在她前头吧。
我：就算搭上自己的性命？
陈梅西：我觉得她对自己的生死已经不在乎了。
聊到这里，我有些困惑，但也十分理解。看起来，说服娇娇妈岑远梅的前景非常渺茫。我谢了对方，然后提出最后一个请求，请他方便的话帮我找一找娇娇的照片。他答应试试看。结果不到一个小时，这位陈警官便给我发来一张小学毕业照，说是娇娇的班主任翻拍给他的。我问他照片上哪个女孩是娇娇。陈梅西回复道：只要把照片拿给娇娇妈，她自然会认出来的。
次日早上，我回看守所上班。借着巡诊的机会，我来到关押娇娇妈岑远梅的号房，把她喊到门边，问她身体状况如何。娇娇妈叹了口气，轻声道：谢谢你救了我。”
“应该的，这是我的工作。”缓了一秒，我又问，“什么时候患的癫痫？”
娇娇妈低下了头：“有段时间净糟蹋自己了。”
“糟糕的日子都会过去的。”
娇娇妈苦笑一下：“我无所谓了。”
我打开巡诊记录本，把打印出来的小学毕业照递给了她。娇娇妈一愣，眼神立刻聚焦到照片上，肩膀跟着抖了起来。我在边上没有说话，任由她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
过了几秒，娇娇妈猛然抬头，眼神中放着寒光：“你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给你留一个念想儿。”
她将照片撕成两半扔在地上：“你不用来可怜我。”
“我没——”
“你是想跟我打感情牌，让我说出那两千克毒品藏在哪儿，是不是？”
“为了那两个毒贩不值得。”我争辩。
“用我这条贱命换两个年轻人的性命，我觉得值。”
“可他们贩毒是在危害社会。”
“那我看不到，我只知道在我最不成人样的时候，他们救了我。”
“我也救了你啊。”
娇娇妈冷笑一声：“你刚才不是说了吗，那是你的工作。你并没有把我当成一个人看，你只是想把工作做好，包括拿这张照片来套我的话。”
我哑然了。
娇娇妈背过身子走到号房的另一端，独自坐下。与此同时，号房里的其他女人都看着我，她们的眼神灰暗、呆滞，一如我此刻的心情。又等了几秒，直到确定娇娇妈不会再理会我，我才弯下腰将那张被一撕两半的照片捡起，离开。
娇娇妈的反应虽然可以理解，但还是像在我的心口压了一块大石，堵得我难受，一整天都心神不定。到了晚上，衢八两到医务室找我，手里端着一个不锈钢茶缸，馥郁的浓香从里面散发出来。茶缸里是咖啡，而且是美式的。
我问他：“晚上不想睡觉了？”
衢八两笑答：“越到晚上越精神，你呢，晚上能睡踏实吗？”
“原来睡前必须玩会儿手机，现在手机不能带进监区，还挺不适应。再说了，就算是睡着了，我也得留一只耳朵听对讲机。万一有什么突发情况呢？”
衢八两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还得适应。”
我点头：“是得适应。”
“白天你去找岑远梅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是带班领导啊，什么事我不知道？”
我拉开抽屉，拿出里面那张已粘好的毕业照，说：“这里面有她女儿。”
“你想以情动人，然后让她说出毒品的下落，对吧？”
“我——”
“既能挽救一个灵魂，还能破一起大案子？”
“好吧，可能是我操之过急了。”
衢八两笑了：“反正睡不着，咱们出去走走吧。”
我随衢副所长出了医务室，向南区走去，一直走到头，过了两道小门，离开了监区。我们绕着外围的高墙默默地走，就像黑暗中的两个鬼魅。突然，一束光打在了我们身上。那是武警瞭望塔上的射灯发出的光，明亮且刺眼。衢八两迎着光转过身，挥了挥手。那道光点了点“脑袋”，然后移动到我们前面，始终与我们保持两三米的距离。我意识到，武警小哥在用光给我们领路。
几分钟后，衢副所长再次把我领到了那片小树林前，我们停下了脚步。半月苍白，夜色如洗，衢八两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在这里被枪毙的人没有上百也有七八十个了。有时候要是屏住呼吸，你仿佛还可以听到他们最后的挣扎。”
我打了个哆嗦：“衢所，你这话说得可够瘆人的。”
衢八两转过身：“你不是学医的吗，想必面对过许多死亡吧？”
“学习解剖时见过不少‘大体老师’，不过都已经死了许久，没有那么恐怖。”
“大体老师？”
“就是用来做解剖实验的尸体。”
“你们好像很尊敬那些人？”
“是啊，必须尊敬，死后还在造福社会。”
“原来有些死刑犯，枪毙后无人领尸，估计也拉去给你们解剖了。”
我“嗯”了一声，没再接话。
衢八两接着说：“我突然想起一个连杀四人的男人。那个男人常年在外面打工，回到家后发现自己老婆上了别人的床。他想都没想就把自己老婆杀了，又闯到奸夫家中杀了三人。杀完人后，男人回到家，竟然躺在床上睡着了。直到警察把屋子包围起来他才醒，还冲逮捕他的警察笑了笑，似乎已经忘了自己刚刚犯下的惨案。这人被关进看守所后，脸上总挂着莫名其妙的笑。号房里面的人知道他手上有四条人命，都不敢靠近他，还把最好的床铺留给他。虽然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他，但他一直没做任何有罪供述。事实上，面对审讯他的警察，他只是傻呵呵地笑个不停。有人分析，说他是在用这种方式对抗审讯，也有人说他是人杀多了，脑子里的弦一下子绷不住就断掉了。
“咱们看守所的主要职责就是一收二看三管四送，和消化道的作用差不多。面对这样一个危险程度极高的犯人，作为他的管教，我心里没底，生怕他闹出什么事情来。毕竟他一句话也不说，谁都搞不清楚他到底在想什么。万一他自残了，或者把别人给伤了，我们肯定是要担责任的。于是，我每天都会把他带到问话室，看着他笑。他笑，我也笑，两个人就一直在那儿笑，一直笑到嘴角抽筋才让他回去。第二天仍然如此。就这样，一直笑到第八天，他终于憋不住了，抽了抽鼻子，眼泪就掉了下来。接着他便失控了，抱着屋里的一盆绿萝边哭边吐，我站在边上没干预。一直发泄了半个多小时，他才平静下来，向我完整地讲述了杀人灭口的全部经过。”
“真够邪的。”我说。
衢八两眨了眨眼睛，反问我：“是啊。不过，你能从中学到什么？”
我打趣道：“始终要笑对人生。”
衢八两哈哈大笑几声，回音在小树林里兜了几圈。接着，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狱侦这件事啊，不要急，得慢慢来。”
我明白他指的是娇娇妈的事情，便点了点头。
衢八两打了个哈欠，感慨道：“才十来年的工夫，这些树已经长得有模有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