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危局，求仁得仁又何怨
要想协调好各地的资源和人马，一个好的五省总理少不了，杨嗣昌对现任五省总理王家祯并不感冒，他向皇帝推荐了一个名叫熊文灿的人。
熊文灿，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崇祯元年任福建巡抚，招降了郑芝龙。
郑芝龙什么人？郑成功的父亲。郑成功什么人？后世敬仰的民族英雄。这个履历要搁现在，那简直是了不得。搁当时呢？也出类拔萃。
众所周知，明朝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任何民间的跨洋贸易都是非法的。虽然隆庆时期开关，允许民间商人出海往东西二洋贸易，但是其中过程曲折、内容复杂，往细里说太多就跑题了，咱就简单介绍一下郑芝龙，窥一斑见全豹。
郑芝龙，是一个很洋气的人，有一英文名：Nicholas Iquan。不过他取英文名不是闲的，是用来和欧洲人做贸易的。郑芝龙出生于海商世家，不论是父族还是母族都从事相关行业，不出意外的话，这辈子也就在海上漂着了，面朝大海，背，也朝大海。
天启三年，郑芝龙认识了一个名叫李旦的人，开始转运。李旦此人了得，用今天的话来说，他就是跨国贸易的巨头，在马尼拉的势力无人能比。
树大招风，李旦的万贯家财很快就引起了当地西班牙人的嫉妒。西班牙人的处事方式很简单，你挡我的路，我就消灭你，他们把李旦关进囚犯船，拉到海上。李旦既然能赚钱，脑子肯定好使，人脉也广阔，他在日本略施小计，逃出生天，并找到日本当地的华人商贾华宇。
华宇人称华船长，Captain Whow（甲必丹华），在当地很有实力。他和李旦俩人一拍即合，达成共识，在福建、澎湖和平户、长崎一线开辟了贸易线路，共同致富。
那时候的国际贸易可不像现在这么和平，没啥规则，就是抢，抢据点、抢航线甚至抢货品，简单来说就是亦商亦盗。所以商队有时候还兼职海军，与荷兰人打，与西班牙人打，等等。李旦就曾协助福建官府，在台湾地区一举击垮荷兰人的船队。
郑芝龙是李旦的下属，在李旦死后接手了他的大部分资产和船只，成为明末我国海上一霸，完美掌握了制海权，控制了通行证的发放。
郑芝龙不仅仅是一位商人，还是一位军事家、外交家，会日、荷、西多国语言，前脚刚跟日本人算完账目，后脚就跟荷兰人“打”成一片。
能招抚这样一个大神的，岂能是凡人！
所以，凡人是招抚不了郑芝龙的。熊文灿的招抚很虚，和杨鹤的招抚一样虚，郑芝龙该干啥还干啥，根本不受节制。但熊文灿就不一样了，他把这事儿写进了简历，逢人就说，好不自豪。某次喝多了，谈到中原战事，他甚至当场拍案而起，大声道：“诸臣误国！若我熊文灿去了，绝不会让那些鼠辈再行猖狂！”
吹得多了，大家也就半信了，熊文灿很快得到了极高的威望，坐上了五省总理的位置，前往中原剿寇。
别人不知道，自己还不知道吗？这招抚几斤几两，熊总理心中还是有数的。上任前，熊文灿在庐山找空隐和尚问了问禅，想看看自己是否真的有前途。空隐和尚听罢，说了类似当年许誉卿同袁崇焕讲的话：“皇上给予你这般名位，寄予厚望，而且限定时日，你若是做不出成绩，恐将祸及身家。”
这简直太可怕了，熊文灿又问：“那我想实行招抚可否？”
空隐道：“贫僧早就看出来你想要招抚了，招抚是可以的，但是流寇和海贼万万不一样，不可不慎重。”
这段故事就像个预言，从一开始就昭示了前路的坎坷，不论是对熊文灿，还是对杨嗣昌的“四正六隅”方略，都是挥之不去的阴霾。
熊文灿坚定了招抚的内心，哪怕他的好友劝他“招抚也要先重创贼兵才有效果”，他也当作了耳旁风。历史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轮回，人们到底有没有吸取教训？或许可以说，人们确实吸取了教训，只是吸取的点往往和其他人想的不一样。
计六奇非常看不上熊文灿，他在《明季北略》中写熊文灿“庸鄙无能”，现代学者樊树志也在《重写晚明史》中写熊文灿“每天神思恍惚，若有所失”“言语大多荒诞不经”。
令人惊讶的是，制定“四正六隅，十面张网”战略方针的杨嗣昌，竟然支持了熊文灿的招抚方略，对其言听计从。杨嗣昌的言行不一使得朱由检大为光火，他说道：“你既然做不到，又为何说这么多？”杨嗣昌十分惭愧，叩头请罪，态度诚恳，坚决不改，他又开始上疏他的操作策略。是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只是策划层面的探讨，就像写立项申请书那样，蓝图有多大画多大，没有写不出的，只有想不到的，但是，这些和执行层面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老板可以给下属画大饼，下属自然也可以给老板画大饼。
在策划中，杨嗣昌布下天罗地网，在执行中，杨嗣昌却认为应该“先抚一二股，稍杀贼势”“宁难民有负朝廷，毋朝廷有负赤子”“剿抚原该互用（并且注明了这句话是皇上您以前说的）”。
杨嗣昌洋洋洒洒写的奏疏，过了好几天，终于得到了批复，批复就一个字：“是”。同年（崇祯十一年），当杨嗣昌再次表达熊文灿是个可用之人的时候，皇帝也只能再次表示“说得是”。
就这样，对兵法熟悉程度为零的熊文灿带着他的“招抚大计”游走在前线，重复着前人们早已重复多次的自欺欺人的游戏。
杨嗣昌的军令状“下三个月苦死功夫，了十年不解之局”果然还是泡汤了，三个月下去了，起义军还是跑得漫山遍野。不过，或许是因为熊文灿鼎鼎的大名，或许是因为增兵增饷颇多，熊文灿上任后，起义军还是愈发地表现出了忌惮。自崇祯十年年底开始，陆陆续续有不少起义军首领接受招降，闯塌天刘国能和八大王张献忠就在其中。
刘国能是真的加入了官兵，张献忠却只是权宜之计。张献忠这个人，非常适合造反，能屈能伸，该吃亏的时候吃亏，该捞油的时候捞油，该倒打一耙的时候绝不含糊，充分发扬敌强我跑，敌弱我打，敌没人时我放火，敌包围时我投降的战斗精神，灵活操作，不拘于故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所以，他的投降经历很多，打不动了就投降，恢复好了就复叛，屡试不爽。
按道理，他的信用这么差，当官的应该不会信了才对，没关系，张献忠还有一手，百试百灵，就俩字：贿赂。他非常明白这帮为官的不过是一帮见小利忘大义的亡国之臣，只要脸皮厚一点，姿态低一点，给得多一点，基本上就搞定了，如果搞不定，那就搞定官员的手下们。
崇祯十年的十二月，监军太监刘元斌向皇帝报告了一线的战况，他觉得张献忠不靠谱，提议让张献忠去剿杀李自成等部来证明忠心。次年正月，杨嗣昌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甚至说得更绝：“干脆我们偷偷把他杀了算了。”
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面对这样一个把皇陵都给烧了的仇人，朱由检竟觉得还应该给其一次机会，他说：“岂有他来投降，便说一味剿杀之理？”
从这个情况来看，似乎杨嗣昌重用熊文灿也不是不可理解的，因为最不想大动干戈的还是皇帝本人。杨嗣昌后来上疏写“宁难民有负朝廷，毋朝廷有负赤子”，一方面是在为自己开罪，更多其实还是迎合皇帝的意思。
杨嗣昌不是愣头青，他知道皇帝喜欢什么，那他就写什么。既然皇帝喜欢招抚，那就……招抚呗。
话说张献忠假意投降后，把军队驻扎在谷城郊外，不仅拒绝裁减队伍，甚至还要求朝廷给他军饷，一开口就是十万人的价。结果呢，熊文灿立马给了他六个月的量，可以说是真的太大方了。加税弄来的剿饷，就这样花了出去，论“养寇”，熊文灿说第二，没人能说第一。
金钱的力量是无穷的，陆陆续续又有不少队伍接受招安，其中比较有名的还有曹操罗汝才。一时间，流贼蔓延竟有了平息的迹象。杨嗣昌平贼有功，于崇祯十一年六月进入内阁，平步青云。
然而，事实证明，站在世界的中心呼唤爱只是理想主义者的美好愿景罢了，实力最强的张献忠和罗汝才一直在寻找复叛的时机，目前不过是韬光养晦、暂避锋芒而已。他们不减人马、不改建制，堂而皇之地驻扎在城内城外，甚至吃起了皇粮。到手的皇粮都拿来干什么了呢？当然是继续招兵买马、打造兵器。
不少官员看着很来火气，上疏弹劾杨嗣昌和熊文灿。杨嗣昌冷笑一声，反唇相讥：“做实事的苦无余力，旁观的却频频指点，你们是在教我做事吗（是为教益我乎）？”
美好的招抚盛景下暗藏着危机，张献忠和罗汝才复叛是必然的事情。这种事情的发生，表面原因是熊文灿在大行招抚之道，根本原因还是在朝廷的策略，皇帝从没觉得造反者是他需要刀兵相向的敌人，当教化之、感化之，“宁难民有负朝廷，毋朝廷有负赤子”。所以，最后李自成建立顺政权并打到北京，一点都不意外。
求仁得仁，又何怨？
到此，再提一嘴朝堂内部，《国榷》对这段时间的记载几乎都是朝内的事宜，杨嗣昌露脸的次数极少。那么这段时间朝内在做什么呢？没错，在内斗。崇祯十年，自正月开始，首辅温体仁每个月都在受到弹劾，每次都是皇帝帮他挡下了攻击，温体仁本人则专心致志在对付钱谦益。而这年的六月，东窗事发，“体仁有党”一事使得温体仁最终离开了朝堂，亦使得杨嗣昌得以在一年后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