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所引之《观美人手迹戏题七绝句》。此诗为崇祯十三年春间所作。顾云美谓“嘉兴朱治憪为虞山宗伯称其才，宗伯心艳之，而未见也。”检商务重印本《浙江通志·一百四十·选举门·举人表》载：“天启元年辛酉科，朱治憪，嘉兴人，肇庆同知。”是朱氏乃牧斋主浙江乡试时所取士也。其以绝代名姝告于老座师，藉报受知之深思，原无足怪。但此点恐为朱氏尚未到肇庆同知任所前，或是崇祯十二年末离任所后之事，俱难决言。所可注意者，孟阳于崇祯十一年及十二年除夕，皆在牧斋家度岁（参《耦耕堂存稿诗·下·（戊寅）除夕拂水山庄和牧斋韵二首》及《（己卯）除夕次牧斋韵》等诗。“戊寅”“己卯”皆据《列朝诗集》增入），此时何不以河东君之才貌介绍于牧斋？可知此老心中直以“禁脔”视河东君，不欲他人与之接近，其情诚可鄙可笑矣。松圆于崇祯十三年冬复循例至牧斋家度岁，不意忽遇河东君，遂致狼狈而返。以垂死之年，无端招此烦恼，实亦有自取之道也。抑更有可论者，上已推定河东君于崇祯九年二月末，离嘉定返盛泽，何以距离仅百日，松圆忽在嘉兴与云娃惜别？若谓由于难堪相思之苦，高年盛暑，往访河东君，则河东君非轻易接待不速之客者，如后引河东君《与汪然明尺牍》第十三通及第十四通之例，可以类推。松圆于此点应有感会，似不作斯冒昧之举。检《初学集·五三·封监察御史谢府君墓志铭》略云：
鄞县谢府君，讳一爵。君以次子太仆寺少卿三宾封陕西道监察御史。以崇祯八年二月廿四日卒，年六十有四。其配孺人周氏，以是年十月廿七日卒，年六十有二。三宾与其兄三阶，弟三台、三卿，以崇祯十三年某月甲子，合葬君夫妇于郡西翠山之阳。三宾余门人也，状君之行来乞铭。
及《耦耕堂存稿文·上·吊问》略云：
四明谢侯去嘉定之明年，以名御史监军山东。出奇破贼，有勘定功。朝命擢公太仆寺卿。未几，以太公封侍御翁忧去，奔丧戒行，而横罹谗口。继而有母太夫人之丧，前后远迩之会吊者，弥年未已。丙子夏六月亢旱，骄阳流金铄石，禾槁川涸，水无行舠。门下布衣新安程某贫老且废，累然扶杖担簦而前。客或有止之者，又有难之者曰：“公有遗爱深德于子，子老而赴吊，宜矣。然古者吊不及哀，谓之非礼。今日月有时，丧制有尝，怙恃之戚，皆已卒哭。子之往，其何说之词？”不肖对曰：“否否。礼之吊，非独哀死也。凡列国水旱之不时，年谷之不登者，皆吊。古者三月无君，则吊。侯不幸廉贞而蒙谗毁。闻风慕义，犹将吊屈哀贾，悲歌涕泗于千百世之间，又乌可以寻常久近论哉？”客闻之，敛容拱手退曰：“唯唯。”敬书之，以告于阍人下执事。
寅恪案：孟阳此次之冒暑远吊谢氏之丧，必多讥笑之者。其作文解嘲，甚至以三宾为“廉贞”，可鄙可笑。其文引经据典，刺刺不休，兹不备录。究其实情，当为希求象三之救济耳。明代山人之品格，如《平山冷燕》所描写之宋信，即是一例。松圆平日生活，除得侯广成、钱牧斋等资济之外，尤受象三之援助，自无可疑。崇祯九年春间，河东君来游嘉定，孟阳竭尽精力财力，相与周旋。“三月无（河东）君”之后，困窘至极，故不能不以七十二岁之残年，触六月之酷热，远赴浙东，以吊过时之丧。舍求贷于富而多金之谢太仆，恐无其他理由。鸳湖乃嘉定鄞县往还所经之路线。据《吊问》中“丙子夏六月门下布衣新安程某贫老且废，累然扶杖担簦而前”等语推之，则松圆《与云娃惜别》诗，实往吊象三途中所作。又文中二客之语，自是孟阳假设，不必确定为何人。但此次鸳湖所遇见之河东君及朱子暇，观其后来所表现，人格俱出孟阳之上。然则此两人于中途劝阻，亦有可能。不必如文中所述，二客之言乃发于嘉定启行之时也。寅恪曩诵《列朝诗集》所选松圆此诗，未达其六月至鸳湖之意。今见《吊问》之文，始豁然通解，益信松圆谋身之拙（寅恪案：《全唐诗·第十函·韩偓·二·安贫（七律）》云：“谋身拙为安蛇足。”韩、程两人，虽绝不相似，然孟阳于河东君之关系，亦可谓蛇足之拙。故取以相比。读者幸勿误会），河东君害人之深也。
又，牧斋所作象三父母合葬墓志铭之时间，止言其葬在“崇祯十三年某月甲子”而未详何月。依通常之例，江浙地域以气候关系，葬坟往往在冬季。墓志乃埋幽之石，乞人为文，自在葬坟称前之时。据郑氏《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崇祯十三年庚辰十月十七日及十二月十八日均为甲子。若象三葬其父母在十二月甲子者，则或与河东君于此年十一月访半野堂事有关。盖牧斋此际文酒酬酢，必需多金，象三钱刀在手，当不甚吝啬。但象三或未得知河东君此时适在虞山。老座主谀墓之文，实为建筑“我闻室”金屋之用者。否则象三将如崇祯十六年秋牧斋构绛云楼以贮阿云，贷款迫急，不得已出卖其心爱之宋椠《汉书》，减损原价二百金之例，以逞其虽失美人，而得异书之快意矣。
复次，朱子暇介绍河东君于牧斋，出自顾云美之口，自应可信。至其在崇祯何年，尚难确定，但牧斋最初得见河东君，实在崇祯十三年庚辰冬间，记载明显，绝无疑义。岂意竟有怪诞之说，如《牧斋遗事》中之《柳姬小传》所言者，今不得不略引其文辨斥之。此传亦不甚短，故兹先录其上半节于下，其后半节则俟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