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女子，她们的伟大是用来被历史铭记的；而另一种女子，虽然在史册里寻不到她们的任何信息，但却被她们的子女铭记、敬爱一生。而这种伟大，才是带着温度的纪念。
我们都知道“好父母”对于子女的重要性。所谓的“好父母”，并非单指是给下一代积累了多少物质上的财富，或者学术上怎样有益的引导，更重要的是灌输给孩子正确的做人准则、积极的人生态度。哪怕是目不识丁的村夫农妇，也自有一番朴素的人生道理值得下一代学习。
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向人们阐述着，母亲在下一代的成长过程中担当着更重要的角色，产生着更深远的影响。
一个正直善良上进的孩子，他必然有一位在人生态度上积极正面的母亲。母亲永远是孩子成长力量的源泉，甚至可以说，母亲的品质决定着孩子的未来。
身为女子，头顶着再怎样多的王冠，大多数人永生摘不掉的一顶便是“母亲”的称呼。
如果说有什么是让世界上所有女子站在同一水平线上的，那么就是母亲的职责了吧。它不以出身贵贱来评断，也不以知识的多寡来衡量。所有能用来判断一个母亲是不是成功的标准，就是子女和她的关系、对她的感情和她对于孩子有益的影响。
翻开整个民国史，这一位女子的名字几乎毫无痕迹可寻。关于她的一切，都来自她的儿孙的诉说。
她几乎一无所长：既没有可以称道的家世背景、家学渊源，也没有在学术文化方面的任何建树，更没有关于她容貌的一丝一毫的描述。
岁月悠长，她微不足道，甚至连出身都模糊了。她就是梁启超的二夫人王桂荃。她不是女神，却是一位真实的、带着温度的母亲。
关于她的出身，一直有两种说法。根据梁启超外孙女的说法，由于梁启超的夫人李蕙仙一直体弱多病，虽然她生了一男二女，但孩子的身子都不够结实。李蕙仙想为梁启超物色一位侧室，给梁家多生几个壮硕的儿女。
在回贵州省亲的时候，李蕙仙在田里看到一个十六七岁放牛的姑娘。高高壮壮的女孩，一双大脚尤其引人注目。因为梁启超一直提倡天足运动，李蕙仙认为这样一个浑然天成的女孩，又结实又符合梁启超的理想，于是将她带回了家，成为梁启超的侧室。
而根据四子梁思达的说法，王桂荃是四川人，原名叫王来喜。从小就因家中贫困，而被转卖过四次，最后作为李蕙仙的陪嫁丫头来到了梁家。梁启超为她改名叫王桂荃，聪明勤快的她得到了夫妻俩的喜爱，最后在李蕙仙的主持下被纳为侧室。
无论如何，1902年左右，这个叫王桂荃的女子，在梁夫人李蕙仙的张罗下，在日本嫁给了梁启超。说“嫁”并不合适，因为梁启超没给她任何名分，没有婚礼，没有酒席。她的使命就是照顾梁家的上上下下，帮助李蕙仙打理家务，为梁家生儿育女。
梁启超十七岁中举人，时任礼部侍郎的主考官李端棻看中他的才华，当即将堂妹李蕙仙许配给他。这位年长梁启超四岁的名门闺秀，受过传统的古典教育和一些新式教育，思想也比较进步。曾出任戊戌变法时维新派创办的上海女子学堂的提调（也就是校长），也是《妇女报》的主编之一。
他们夫唱妇随，感情非常好，是夫妻也是朋友。1899年岁末，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在夏威夷做演讲时，和当时的一位充当翻译的华侨小姐何蕙珍互生情愫。何小姐甚至托人向梁启超求婚。
梁启超对此并未隐瞒妻子，写信诉说了此事，“生出爱恋”“终夕不能成寐”。李蕙仙主动提出纳何蕙珍为妾，但梁启超考虑再三，还是拒绝了何蕙珍。
由此可见，李蕙仙是一位性情极其豁达的女子，她虽然受过新式教育，但还是遵循着传统女子的德行，一切以丈夫的需要为出发点。所以她为丈夫挑选王桂荃为侧室，也是一切为了家庭所需。
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执教期间，曾和谭嗣同商议发起“一夫一妻世界会”，他并不想背弃自己曾经的理想，因此没有给王桂荃任何名分。
最开始，家中的人对她的称呼是“王姑娘”。她的地位也实则和婢女无异，但她并不以为意。
不管她是怎样的出身，这个目不识丁的女子，有着最淳朴的做人准则，本本分分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她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也没有不切实际的抱负。她懂得知足常乐的道理，带着天生的、单纯的乐观和幽默感。
当年长子梁思成学建筑，二儿子梁思永学考古，三儿子梁思忠学的却是军事。王桂荃曾经非常风趣又得意地对别人说：“我这几个儿子真有趣，思成盖房子，思忠炸房子，房子垮了埋在地里，思永又去挖房子。”
她喜欢给孩子们讲故事、说笑话，人又随和。李蕙仙是北方望族走出的大家闺秀，规矩多，天生威严，对子女和下人也都要求严厉。这样一比较下来，孩子们都自发地去亲近王桂荃。
渐渐地，她的乖巧、温顺、勤恳赢得了家人的肯定，也赢得了梁启超的尊敬和喜欢。她在家中开始被称作“王姨”。
李蕙仙体弱多病，对王桂荃极其信赖，家中事务全权交给她打理。王桂荃勤学肯干，人又非常细心。很快，她成为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人。
1916年，梁启超南下反抗袁世凯的帝制，在上海风闻将会有对自己的暗杀行动，为防范暗杀，他连饮食都很谨慎，并且马上叫家人送王桂荃来上海以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梁启超在给女儿梁思顺的信里说：“非王姨司我饮食不可。”并且对担心自己安全的蔡锷说：“惟小妾执炊……吾自行危害决不能及我。”
王桂荃虽然没受过教育，却非常聪慧爱学。
梁启超是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对于女子的社会地位也一直在奔走呼号。他是很鼓励女子学习的。他认为女子不学则“所见极小”“于天地间之事物，一无所闻，而竭其终身之精神，以争强弱交涉于箧筐之间”。而他也特别看重母亲对子女的影响，认为女子不学，则母教难以实现，“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
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时人称道梁氏文风“笔端常带感情”，其实他本人也是非常平易温和的。和这样的人在一起，自然而然地会受到他的影响。
平时督促孩子做功课时，王桂荃也在一边认真听孩子读书、看他们写字，就这样学会了很多字，渐渐地也能读报写信记账。流亡日本时，她硬是靠着惊人的毅力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东京话。家中一切对外交涉、日常事务，全都靠她出面跑动。
她的用功没有任何功利性质，全然是自发的。不因自己曾经的局限而气馁，享受自己的每一点进步。她喜欢接受新鲜事物，年老后仍坚持看报纸、听广播来了解局势。她爱和子女交谈，也能发表自己的见解。
王桂荃前后一共为梁启超生了六个孩子，连同李蕙仙所生，家中一共九个孩子。李蕙仙为人仗义，去日本时还带去娘家的亲戚和孩子一起照料。
王桂荃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是李蕙仙的得力助手，执行她派给的各项任务。这么多人的日常起居，都被她打理得井井有条。
梁启超流亡日本十四年，开始时，家中尚有维新派的活动经费以供开销。后来保皇派在各地投资失败，无力再对其成员生活进行供给。庞大的家庭支出，使得梁家的生活很快陷入困境。用梁启超的话说，可谓“日贫彻骨”，并且还欠着银行数千元。而这时王桂荃身上的担子更重了，精打细算，省吃节用，苦渡过难关。
梁启超曾对女儿梁思顺说，王桂荃“是我们家庭极重要的人物。她很能伺候我，分你们许多责任”。
他对她全然地放心，将家中所有的财政大权交给她管理，全心托赖。之后梁启超结束流亡生涯归国，随着他步入政坛，梁家也渐渐宽裕。梁启超是文人中少有的善于经营的人，他自诩财政学最为精湛，而王桂荃是他的好帮手。买债券、买保险和不动产股票，甚至海外投资。他负责赚钱，她负责管钱用钱。
后来家中最大的一笔开销是李蕙仙的墓园的修建。这座宽阔的墓地坐落在北京西山，以供夫妻百年后合葬，花费数目不小。虽然王桂荃明知道百年之后，她仍旧是卑微无处，依旧只能遥望着他，可她仍旧兢兢业业照顾家庭和孩子，毫无怨言。
而孩子是最能体会到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对他们好的。孩子们一点都不把梁启超的“一夫一妻”的忌讳放在眼里，李蕙仙是“妈”，王桂荃就是他们的“娘”！
其实梁启超的心里何尝没有认可她的地位，只是碍于面子不能承认，但却是默许了孩子对她的称呼。梁思成和林徽因文定礼本也都是以王桂荃的名义写给林徽因的母亲的。
李蕙仙所生的梁思成说：“娘是一个头脑清醒、有见地、有才能，既富于感情又十分理智的善良的人。”“是不寻常的女人。”
小时候有一回梁思成的考试成绩不如梁思永，而李蕙仙对孩子的功课向来要求极高。那一次她气极了，拿起鸡毛掸子就去抽他。王桂荃怕孩子被打坏，忙上去护住梁思成。李蕙仙一时没收住手，结果打在了王桂荃的身上。
事后王桂荃并未抱怨，反而对他温言相劝：“成龙上天，成蛇钻草，你看哪样好？不怕笨，就怕懒。人家学一遍，我学十遍。马马虎虎不刻苦读书，将来一事无成。看你爹很有学问，还不停地读书。”
赢得自己儿女的敬爱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能赢得别人的孩子敬爱，才是真的难得。因为难能，所以可贵。王桂荃视李蕙仙的孩子如己出，甚至更加爱护。
梁思庄走路时一定要揪着王桂荃的衣角，洗澡也一定要王桂荃帮着洗，否则宁可脏着。小时候得了白喉，也全靠王桂荃日夜在医院守护照顾。在她的精心照料下梁思庄痊愈了，可她自己生的女儿也染上了白喉，却因为疏于护理而夭折了。
作为母亲，她怎能不心痛悲伤？但她只是默默地擦干眼泪，将更多的关爱留给其他的孩子。而孩子们也懂得她的付出，长大后对她十分孝敬，遇事都要请王桂荃出主意，她永远是孩子们的主心骨。
她的辛苦和付出孩子们都看在眼里，梁思成说王桂荃在家里不容易。李蕙仙对下人比较严格，“动不动就打骂罚跪”，而王桂荃总是小心翼翼地周旋其间。实在劝不住了，就偷偷告诉梁启超，请他出面说情。“而她自己对我妈和我爹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对我妈更是处处委曲求全。”
她自己生活简朴，对儿孙亲友却十分大方。她性格坚强，富有独立性。在儿女们的印象里，她从来没有发愁的时候，总是勇敢地迎接生活的磨难。她的这些美好的品质都对儿女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24年李蕙仙因为乳癌去世，梁启超悲痛万分，让本就疾病缠身的身体状况愈发严重。他常年晚睡晚起，“达旦不卧”，健康有损，患上了血尿症。医院将他的右肾切除，却没有使症状减轻。为了减轻左肾的负担，不许他吃蛋白质食物。后来发现营养不良，他又开始补充营养，身体却是元气大伤，后来不得不靠输血补充血液。但因为并发症，又得了肺炎，最后因病逝世。
生前身后，她总是在忙忙碌碌，为照顾他而不眠不休。
梁启超很重视教育，在日本最困难的时候，也是坚持到最后一刻才忍痛停止了德文家教。他很注重对孩子的培养，能掌握每个孩子的特点，因材施教。他为每个子女的前途都有周到的考虑和安排，却又不强求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图发展，尊重孩子的意愿，一起共同讨论。他对孩子爱得热烈又理智。
这种对子女教育的重视也影响到了王桂荃。梁启超去世后，留给王桂荃的是几个未成年的儿女，最小的儿子梁思礼这时候还不到五岁，而其他成年的儿女在经济上也没独立。这个家全靠着她一人苦心经营，她努力将孩子们都培养成才。
等到梁思礼高中毕业后，家中的经济已然捉襟见肘了。但她始终不忘梁启超对孩子的期望，竭尽所能为他赴美留学的机会努力。她变卖了仅有的一点家产，节衣缩食，放下自尊向朋友借贷，为他凑齐了留学的路费。
孩子们都走了，在各个领域各有所长，也各有所成。作为母亲，她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风烛残年，她独面风雨，最终病逝在一个狭小的破屋子里，至死都没能再见一眼她最爱的儿孙们。
1995年，四散天涯的孩子们终于又能走到了一起，他们在梁启超夫妇的墓侧为她种了一棵松树，立了一块卧碑，题名为“母亲树”。
在石碑的正面镌刻着植树的缘起，以纪念他们心中的母亲，内容读来叫人动容。
“为纪念梁启超第二夫人王桂荃女士，梁氏后人今在此植白皮松一株……梁氏子女九人（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深受其惠，影响深远，及于孙辈。缅怀音容，愿夫人精神风貌常留此园，与树同在。待到枝繁叶茂之日，后人见树，如见其人。”
对于大多数的女性，终其一生也许不过是本本分分地上班，尽心尽力地照顾家中的老人、教育孩子、照顾丈夫，每天在鸡毛蒜皮、柴米油盐中度日，未必能将人生过得那样姹紫嫣红。
也许有些许对复杂的人情世故的抱怨，家长里短的摩擦，但做起事情来却也有自己的分寸。
她们或许没有三头六臂，但面对命运中的风浪，短暂惊慌后，她们也能擦干眼泪站起来，独自支起一片天空。因为平凡才显得可亲，因为普通才显得可爱。
她们也许没有美貌，也许也来不及优雅，但她们永远都是最可亲可敬的女子。她们将善良和平凡的伟大写进了灵魂之中。
谁又能说她们不美呢？
她们虽然卑微，却未妨碍她们的伟大；她们的美丽不动声色，不张牙舞爪，不闪耀夺目，却依旧动人心弦，让人永生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