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以来文化概况
第一节 佛经的翻译
没有东汉以后大量佛经的输入，就不会有隋唐以后内容革新的中国文化。佛经的流传，全赖翻译事业的成功，翻译的成功，又全赖翻译技术长期的改善。从东汉到唐朝是佛经输入时期，译经家大体分直译、意译两派。
（一）直译派
中国最早译出的佛经，据佛教徒传说是摄摩腾（中天竺人，东汉初到中国）、竺法兰（中天竺人）共译的《四十二章经》一卷。《四十二章经》约二千余字，仿《论语》体裁，总摄佛学要旨，文义通显，梁启超证明它是后人伪造书，绝非东汉译本（印度并无原本）。这就是说，东汉到东晋，所有译出经典，全是直译，没有意译，《四十二章经》是著述，不得误认为译本。
东汉末年安清（安息国人）译出经论三十九部，译家称安清译本“辩而不华，质而不野，为群译之首”。同时支谶（月支国人）译经十余部，也被称为“深得本旨，毫不加饰”。他们是中国最早的译经家，都是照原本直译，所谓“弃文存质（实），保存经意”，成为译家共遵的规律。
三国时代胡僧东来愈众，译经也愈多，文辞朴质，只供佛徒诵习，不为士大夫所称道。西晋初，法护通西方三十六种语言，译经一百六十五部。法护是华化的外国人（本月支人，世居敦煌郡），又得信士聂承远参正文句，删除烦杂，虽然还是“不辩妙婉显”，比先前不甚通汉言的胡僧照原本直译，确已改进了一步。
前秦苻坚时，秘书郎赵政开始有组织地翻译经典，他聘请中外名僧，协力分工，译《阿毗昙毗婆沙经》。请僧伽跋澄（胡人）口诵经本，昙摩难提（胡人）笔受为梵文，佛图罗刹（不知何国人，精通汉言）宣译（译成汉言），敏智（中国人）笔受为汉文本。又译《婆须蜜经》，僧伽跋澄、昙摩难提、僧伽提婆三人共诵梵本，佛念（中国人）宣译，惠嵩笔受，道安、法和二人共同校定。因翻译精当，二经流传历久不废。
直译派主张译人只须变梵语为汉语，不得有所改易。赵政戒译人说：“因为不懂梵文，所以需要翻译，如果遗失原有意义，译人该负责任。”凡是赵政指导的译本，不许有多余的话，也不许有缺少的字，除改倒句以外，全照原文直译。道安说：“凡是流畅不烦的译本，都是掺了水的葡萄酒。”他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主张。五失本（翻译时丧失梵文本来面目有五种不可免的原因）是：（1）梵语倒置，译时必须改从中国文法；（2）梵语朴质，中文华美（佛经输入，正当骈体文极盛时代），为了流通，不得不略加润饰；（3）梵语同一意义，反复再三，不嫌烦复，译时不得不删去（通常翻译，总要删削三分之二）；（4）梵文结尾处，要把前文重述一遍，或一千字，或五百字，译时不得不删去；（5）梵文话已说完，要说别事，又把已说的话重说一遍，译时不得不删去。三不易（不容易）是：（1）用现代语翻古代语，难得恰当；（2）古圣深微的哲理，后世浅学难得精通；（3）阿难（释迦的弟子，释迦死后，阿难结集佛说成经）等（大迦叶及五百大罗汉）造经，非常审慎，后人随意译述，难得正确。因为“五失本”、“三不易”，所以道安主张严格地直译，尽可能保存梵文原来的语意。
（二）意译派
直译派对翻译事业态度是忠实的、严谨的，可是译出的经典晦涩难读，很少人能通达真意。道安死后不久，后秦姚兴时鸠摩罗什来到长安，大译经典，意译派盛行，佛学因此广泛地流传起来。
鸠摩罗什，父天竺人，母龟兹（新疆库车县）人，通大乘（大乘说一切都空）学。姚兴尊其为国师，创译新经论（罗什以前，各译本称古经）凡三百余卷。罗什主张翻译不可能，曾对弟子慧叡说：“天竺文体华美，与音乐配合，翻译以后，只存大意，失去真美，好比嚼饭给别人吃，不但无味，反使呕吐恶心。”因为译经“只存大意”，所以凡罗什所译，文辞流便（流丽圆通），全改旧译“古质”的风格。他临死发誓：“如果译文不失大义，死后焚身，舌不坏烂。”可见他虽然意译，态度仍非常忠实和严谨。
罗什著名弟子竺道生、释道融、释昙影、释僧叡等多人，及南北朝胡僧、梵僧，继承译事，无一人敢与罗什立异，直译完全绝迹。隋时释彦琮作辩证论，综合各派论译意见，指出译人应具备八个条件：
（1）诚心爱法，立志帮助别人，不怕费时长久；
（2）品行端正，不使旁人讥疑；
（3）博览经典，通达义旨，毫无滞惑；
（4）涉猎中国经史，擅长文学，辞能达意；
（5）度量宽和，虚心求益，切戒武断固执；
（6）深爱学术，不喜名利，不想出风头；
（7）要精通梵文；
（8）要懂中国文字学。
意译派的理论，到彦琮已经完成。唐朝译经甚多，翻译技术愈益纯熟，梵、胡、华著名译人十余人，其中最著的是三藏法师玄奘。玄奘游历五天竺凡十七年，博通佛学，在五天竺称第一。贞观十九年用二十匹马，载回经、律、论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东汉以来，这是佛经第一次大输入。玄奘居长安弘福寺（后居慈恩寺）终身从事翻译，翻出经、论合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与罗什同称最大的译家。
（三）译场组织
译场组织至玄奘时大备。译场有证义十二人（全国著名通经僧徒），缀文九人（全国能文僧徒），字学一人（擅长文字学），证梵语梵文一人（精通梵文僧徒），笔受（记录）、书手（抄写）若干人。太子太傅于志宁，中书令来济，礼部尚书许敬宗，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杜正伦奉李治（唐高宗）命看阅经文。唐宋两朝宰相照例带“译经润文使”衔，从玄奘译经始。
北宋初，天息灾（印度迦湿弥罗人）等受赵光义（宋太宗）命居译经院（又名传法院，院分三部，中部译经，东部润文，西部证义。译经院附设印经院，译出经典，即时开雕），翻译经典。天息灾定译经仪式：第一译主，正坐面向外，宣读梵文；第二证义，坐左旁，与译主评量梵文；第三证文，坐右旁，听译主高声读梵文，是否有差误；第四书字，听梵语写成文字；第五笔受，翻梵语成华语；第六缀文，整理记录使成句义；第七参译，参考梵华文字，使无讹谬；第八刊定，删削烦冗，订定句义；第九润文官，朝南坐，润饰文字。北宋佛学已衰，译场组织虽极详备，译经成就却远逊唐朝。
第二节 佛教的盛行
南北朝、隋、唐是中国佛教极盛时代。佛教含有神秘而又丰富的哲学、修道证功的理论和方法。从来统治中国思想界的儒家各学派，哲学成份极其贫乏，远不是佛学的敌手，就是专门谈玄的老庄学派，规模狭小，对抗佛学，仍不免“鲁班门前弄大斧”，一接触势必败退。恰巧西晋灭亡，黄河流域被野蛮人占领，他们本身文化低微，正需要接受新的教化；长江流域侨居着大量北方士族，他们极度苦恼、失望，正需要强烈的麻醉剂，求得精神上的安眠，佛教流行，再没有更好的机会了。北方的道安、罗什，南方的支遁、慧远，适应社会需要，都成就了最大的业绩。
北朝流行大乘教义，南朝流行小乘宗风；北朝重在翻译，南朝重在义解（理解）。南北朝时代，北朝佛教高出南朝，北僧多到南方传教，大乘逐渐战胜小乘。隋唐时代，小乘衰息，大乘盛行，南方佛教与北方齐驱，最后南盛北衰。北宋时代，佛教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被宋学夺去。南北朝隋唐时代佛教诸宗派列表于下：
涅槃、地论、摄论三家并入他宗，盛行的凡十宗，所属教乘如下表：
十宗中影响中国思想界最重要的有净土宗、法相宗、禅宗三派。
净土宗——道安弟子慧远，东晋末居庐山结念佛社，号白莲社。社友一百二十三人，有僧有俗，有道安弟子，有罗什门徒，成南方佛教中心地。白莲社创念佛修行法，在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左右有观世音、大势至两大菩萨）像前昼夜六次（昼夜各三次）口唱佛号，心观（想）佛相佛德，据说死后可往生净土（极乐世界）。
唐贞观时代，有善导大师居长安光明寺，大开念佛法门，据说善导在寺三十余年，极少睡眠，手写弥陀经十万卷，画净土变相三百壁，一心念佛，不谈世事，僧俗信仰，门徒甚众，长安肉店，几乎无人买肉。信徒中有的念弥陀经十万卷至五十万卷，有的念佛每天一万声至十万声。某信徒问善导：“念佛一定能生净土么？”善导说：“念佛一定往生。”某信徒礼拜毕，口念“南无阿弥陀佛”，登寺外柳树梢，合掌西望，倒投下地死。大众都赞叹善导善能引导人往生极乐世界。
善导传教与其他宗派大异，他不讲什么高深的哲理，只是教人一心念佛号，在下层社会流传极广。元、明、清三朝都有白莲教起义，“弥勒佛下凡”是当时号召民众的有力口号，因为净土宗有往生极乐世界（弥陀佛所在），别一念佛派有往生兜率（音律。弥勒佛所在）天的说法。弥勒降生，是释迦牟尼在世时的预言，佛教徒全有这个信念。
法相宗——法相、天台、华严称教下三家，是大乘教的主要宗派。法相宗又名唯识宗，又名慈恩宗（玄奘弟子窥基号慈恩法师创立法相宗）。小乘教说“有”，大乘教说“空”，在“有”、“空”中间，不空不有，离有空而合中道的是法相宗或唯识宗。因为有就是有，无（空）就是无，只有明了诸法的相状，才能明了非有非无的中道妙理。相状的根本在体性，相状无论怎样变化不齐，归根不离一识（心）。所以从决判（分析）诸法性相说，称法相宗，从百法事理皆不离识说，称唯识宗。
法相宗讲心、性、情、意识、中道、三学（戒学防止身口意所作恶业，定学收澄放心散心，慧学断惑证真），在各宗派中最精最密，给宋儒理学建立了巩固的基础。
禅宗——印度龙树菩萨创“非有常非无常；非乐非不乐；非空非不空；非有神非无神”及“不生不灭，不不生不不灭；非有非无；不受不著，言说悉灭，心行处断”的教义，鸠摩罗什译坐禅三昧经，龙树禅学开始输入中国。
相传释迦曾在灵山会上拈花，大弟子大迦叶微笑，传授心法，从此开始。二十八传至达摩禅师，自海路到中国，与梁武帝谈道不合，转至河南嵩山少林寺，面壁坐十年，创不立文字禅，被称为中国禅宗第一祖。禅宗依印度祖师例，不说法，不著书，觅得传衣钵人后，前祖就圆寂（死）。至五祖弘忍，号黄梅大师，始开山授徒，门下一千五百人，首座弟子神秀不得传正法，不识一字的舂米人慧能（广东新兴县人）独受衣钵称六祖。从此禅宗分南（慧能）北（神秀）两派（南派主顿悟，北派主渐悟，禅宗分出顿、渐二门），南派尤盛行，派下衍出云门、法眼、曹洞、沩仰、临济五宗。佛教各宗只有法相宗堪与禅宗对抗，其余都落在下风。
四祖道信门下有法融、弘忍两大弟子，道信付法时说：“百千法门，同归方寸（心）；河沙（无量）妙德，总在心源。一切戒门、定门、慧门神通变化，悉自具足（一心全有），不离汝心；一切烦恼业障，本来空寂，一切因果，皆如梦幻。无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可出，无菩提（最高的道）可求；人与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虚旷，绝思绝虑，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无阙少，与佛何殊，更无别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观行，亦莫澄心，莫起贪瞋，莫怀愁虑，荡荡无碍，任意纵横，不作诸善，不作诸恶。行住坐卧，触目遇缘，总是佛之妙用，快乐无忧，故名为佛。”
这种见解，对佛学起着极大的破坏作用，一切法门全被推翻，禅宗虽是极端的唯心论者，但确有它大胆无拘束的革命意义。道信提出这一段大议论，法融不能契合无间，于是衣钵传给弘忍大师。
弘忍首座弟子名神秀，传法的时候，神秀写出一首偈语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众弟子们都认作最好的悟道语。厨下舂米僧慧能听了不以为然，请人代写四句偈语道：“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第二偈超脱高妙，衣钵传给不识字的慧能了。什么人都有传衣钵（得道）的机会，这是禅宗发达的原因。
慧能南宗盛行以后，禅学更向“破坏一切”的方向发展，如临济慧照禅师某日上讲堂问：“赤肉团上有一无位真人（佛），常从你们诸人面门出入。你们不知道的看看。”某僧问：“什么是无位真人？”慧照走下讲座捉住某僧道：“你说，你说。”某僧正待说话，慧照把他推开，道：“无位真人，是什么干屎橛！”说罢，便走归方丈。
把佛比干屎橛，将是何等的大胆。凡是禅宗中人，都敢大胆思考，大胆说话，大胆行动（当然，行动范围只限在禅学上），确有自由思想、自由言论的意义。可是统治阶级最怕的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虽然还不到禁止禅宗的程度，但已感到有提倡别种学说来抵制它的必要，高谈性命伦常的宋儒学派，在这个契机中开始萌芽了。
第三节 道教
道教是最下流污贱的宗教，集合人间秽恶不堪的思想，构成道教的教义。南北朝时代，南方有陶弘景，北方有寇谦之，都是道教大师。南方士人理解力较高，道教无法盛行；北方文化衰落，道教大得统治阶级尊信。嵩山道士寇谦之（张道陵张鲁派下）自称遇太上老君授与天师名位，令革除三张（张角、张宝、张梁东汉末发动黄巾军起义）租米（五斗米）钱税及男女合气术（淫术）等教规，专做礼拜并炼丹药。北魏、北齐君主登帝位，必受天师符箓，道教在北朝，与佛教至少有同等地位。
《隋书》经籍志载道经目录，共三百七十七部，一千二百十六卷。内经戒三百零一部，九百零八卷；饵服（炼丹药，炼黄金）四十六部，一百六十七卷；房中（男女交接术）十三部，三十八卷；符箓（画符）十七部，一百零三卷。只看这些目录，道教内容不难想见。
道士模仿佛经体裁，妄造道经，荒唐浅鄙，不值一笑。唐朝皇帝姓李，自认是李耳子孙，推崇道教，位在儒下佛上。贞观二十一年，李世民令玄奘与道士蔡景、成玄英等三十余人，译老子《道德经》为梵语，企图教化西方诸国。李隆基尊李耳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各州建玄元皇帝庙，置博士助教，讲授《道德经》，科举中特立一科，士人得应考仕进。唐诸帝多因服丹药丧生，但道教始终受信任。
道教中主要的是炼丹一派。丹有内丹、外丹两种，内丹炼精气，外丹炼黄金丹药。房中是炼内丹的一部分，据说采阴补阳（女人可以采阳补阴），可以长生（要诀在固精不泄）。符箓是炼外丹的一部分，据说神药都在深山穷谷中，道士入山采药，必须带符，才能免虎狼鬼怪的阻挠。葛洪（东晋人）《抱朴子》、张君房（北宋人）《云笈七签》两书中记载许多丹方和符咒。
炼丹的药料多是毒药，吃了一定要死，道士称为羽化登仙。下面叙述一些炼丹斩尸法，借见道教的妖妄。
引气——求仙大法有三：（1）保精，（2）引气，（3）服饵。引气可以治百病，去瘟疫，禁蛇兽（一嘘气，猛兽逃匿），止疮血（脓血），居水中，辟饥渴（不饮食），延年命，千岁不死。要诀在胎息。所谓胎息，是像胎儿在母腹中不用口鼻呼吸。鼻上置鸿毛，经三百次呼吸毛不动，算是成功，如果一千次毛不动，那就快成神仙了。
炼丹——先造六一泥。六一泥是石、戎盐、卤碱、矾石四物，火烧二十日，取左牡蛎、赤石脂、滑石三物混合舂一万杵。置铁釜中猛火烧九日，取出舂一万杵。用浓醋苦酒调和成泥，名六一泥。合丹法用水银九斤、铅一斤，置土釜中猛火烧一整日，水银、铅精化成像黄金的东西，称为玄黄。用好胡粉置铁器中火熬成金色，与玄黄拌匀，舂一万杵成泥，涂上下两土釜内外各厚三分，晒日光中十天令干，但不得燥裂，有裂纹，当用泥填补。取粤丹砂十斤、雄黄五斤、雌黄五斤，置两土釜中，用六一泥密涂两釜合缝处，厚三分，日光中晒十天，又捣白瓦屑成极细粉，与苦酒、雄黄、牡蛎合捣二万杵成泥，涂釜缝上厚三分，晒日光中十天令干。如釜缝有半发（一条发的一半）裂纹，神精飞去，便不能成丹。如裂纹比半发小，可用六一泥随时密涂。土釜置铁架上，用马粪离釜边五寸燃烧九日九夜。又用火近釜燃烧九日九夜。又在釜下燃烧九日九夜。又用火燃烧釜一半处九日九夜。凡三十六日夜丹药炼成。冷一日，开釜得神丹，状如霜雪，用三年老红雄鸡羽扫取。
服丹法：清早洗澡熏衣东向再拜，吞下丹粒像黍米大，渐增大如小豆。上士（有道力人）七天登仙，下士（无道力人）七十天登仙，无知愚民连吞一年才成神仙。
其余丹方甚多，总不外水银、四黄（雄黄、雌黄、砒霜、硫黄）、空青、丹砂、锡、铅等物，吃了迟早要毒死，就是道士所谓迟早会登仙。
去三尸法——道教说人身体中有三尸（或称三虫），使人不得长生。每当庚申日，通夜不睡，叩齿七下，击额呼彭倨（虫名），又叩齿七下，抚心呼彭质（虫名），又叩齿七下，扪腰呼彭矫（虫名），两手心先写下列几句话：“吾受太上灵符，五岳神符，左手持印，右手持戟，日月入怀，浊气出，清气入，三尸彭倨出，彭质出，彭矫出。急急如律令。”守庚申以外，兼服去三尸药，方如下：“丹砂一斤（细研），醇醋三升，纯漆二升。”微火煎令干稠，制丸如麻子大，每日服三丸，渐增至二十一丸，四十日后，三尸自出。连服千日，长生不死。
唐朝道教盛行，道士创造许多炼丹法，其中陈抟刻在华山石壁上的无极图，到宋朝成为宋儒正统派理学的构成部分。
道教教义非常庞杂，从佛经采取神话仪式，从儒经采取纲常伦理，从阴阳五行家采取迷信妖法（如占卜吉凶，推算命运），混合道教本有的炼丹长生术，形成中国唯一的宗教。它确是中国式的，适合中国社会，所以，能够长期流传，与佛教对抗。当它抗佛的时候，总是联合儒家，儒家抗佛，也一定联合道教（不一定形式上的联合），因为它们性质大同小异，并没有不可和缓的矛盾存在。
第四节 儒、佛、道混合物——宋学
宋儒理学，周敦颐、二程（颢、颐）、朱熹是正统派。当南宋正统派极盛时代，陆九渊创反对派与朱熹立异，理学存在一天，两派争执永不会停止。从两派本原看来，正统派由儒家的纲常、道教的清静（无极图）术数（先天图、推算命运）、佛教法相宗的哲学构成。修养功夫主由浅入深，好比佛教的“渐”教；反对派的儒及佛教的禅宗（明心见性，此心即佛）构成，修养功夫主豁然贯通，好比佛教的“顿”教。佛教顿、渐二门相持不下，反映到宋学两大派也势如水火。
（一）宋学的思想基础
（甲）无极图
东汉道士魏伯阳著《参同契》，讲炼丹秘诀。唐末道士陈抟总括秘诀制成无极图，刻华山石壁。图如下：
（1）最下圈名“玄牝之门”，指人身命门（生殖器）两肾（睾丸）中间空隙处，气从这里发生，称为“祖气”，凡人身五官百骸的运用知觉，根本就在这里。
（2）把“祖气”提升上去成第二圈，名“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目的在炼有形的精（睾丸中精液）化为微妙的气，又炼鼻子呼吸的气，为出有入无（变化不测）的神。
（3）神气贯彻五脏六腑成中层一圈名“五气朝元”，修炼得法，自然水火交媾成孕。
（4）第四圈名“取坎（水）填离（火）”。阴（水）阳（火）交媾的结果，结成“圣胎”（成仙）。
（5）最上一圈名“炼神还虚，复归无极”。修炼功夫到这里，圣胎归到“无始”，也就无终（长生不死）了。
无极图宗旨，先要得窍（玄牝），次要炼精气，次要和合，次要得药（仙丹），最后要脱胎，求仙长生的秘诀就是这样。真是乌烟瘴气的一派妖言！
（乙）先天图
陈抟又传《河图》、《洛书》两图。据古来传说，伏羲氏时候，黄河里出一个“龙马”，背上有图（《河图》），洛水里出一个神龟，背上也有图（《洛书》），伏羲氏根据这两个图，画成八卦。这本是怪诞的神话。陈抟自称得到了龙马神龟背上的原图，天地奥妙全在图里面，比文王、周公、孔子讲《易经》高明得多。他这图号称先天图。形如下：
朱熹解释《易经》道：有天地自然的易学（即先天图），有伏羲的易学，有文王周公的易学，有孔子的易学。伏羲以上只有图画，没有文字，最应该细玩，可以看出易理的本原精微处。文王以下才用文字写出，失去原来的精微处了。
（丙）无极图、先天图的传授
无极图—河上公—魏伯阳—钟离权—吕洞宾—陈抟
先天图—麻衣道者—陈抟
以上据说都是神仙秘密传授。
（丁）佛经的采取
宋学无论正统派、反对派都精究佛学，试看正统派濂（周敦颐）、洛（二程）、关（张载）、闽（朱熹）等大儒的传记，无一人不擅长佛学。
周敦颐——敦颐师事鹤林寺僧寿涯，得“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雕”的偈语，因此悟道。又从名僧东林总求学，总教敦颐静坐，月余忽有心得，呈诗一首道：“书堂兀坐万机休，日暖风和草自幽，谁道二千年远事，而今只在眼睛头。”总认为得道，结青松社共讲禅学。
程颢——“颢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
程颐——伊川（颐）见人静坐（佛教的禅定），便叹其善学。伊川尝言今僧家读一卷经，便要一卷经中道理受用，儒者读书，却只闲读了，都无用处。
张载——载与二程论道学的要旨，欣然道：“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尽弃异学（佛老）。
谢良佐（程颐大弟子）——朱熹说：“上蔡（良佐学号）说仁说觉，分明是禅。”黄东发说：“上蔡以禅证儒，是非判然（形迹甚显）。上蔡以后，学者羞于言禅，阴稽（考）禅学之说，托名于儒，其术愈精，其弊尤甚。”
杨时（程颐大弟子，三传得朱熹）——龟山（杨时学号）语录说：“佛经说十识，第八庵摩罗识，唐（华）言白净无垢，第九阿赖耶识，唐言善恶种子。白净无垢，即孟子之言性善。”又说：“庞居土谓神通并妙用，运水与搬柴；此即尧舜之道，在行止疾徐间。”又说：“圆觉经言作、止、住、灭是四病。作即所谓助长，止即所谓不耘苗，住灭即是无事。”又说：“维摩经云真心是道场，儒佛至此，实无二理。”
朱熹——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诸子、佛老、天文、地理等学，无不涉猎讲究。
正统派大儒没有人不读佛经，反对派的陆九渊，用禅宗学理讲儒学，更是无人否认的定论。
（二）宋学确是儒学，不是佛老
（甲）宋学与佛老的同异
宋儒自称“吾儒”，异口同声斥责佛老，是不是“儿子骂父母”呢？当然不是。宋儒的嫡生父母是孔孟，佛老只有保母哺乳的关系。因为宋儒的最高宗旨在证明儒家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化成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是永恒真理，而五常又是服务于三纲的（五常本是优良的道德，服务于三纲，成为贱者、卑者、幼者片面的义务。所以阶级社会里不能有公平、正常的道德）。佛教讲出家弃俗，破坏了三纲，道教讲清静无为，也对三纲不利，所以佛教必须痛斥，道教也该连带受骂。取道教无极图作主静论的依据，先天图作命运论的依据，佛教戒学（律）作修身齐家的依据，定学（静坐）作正心诚意的依据，慧学作格物致知的依据，佛性（凡人都有佛心）作性善的依据（五常出自天性，由五常化出的三纲，所以也出自天性，不可变动），中道（非有非空）作中庸的依据，“渐”教作“道问学”（下学而上达）的依据，“顿”教作“尊德性”（先立乎其大）的依据。无论宋儒采取佛老学说，成份有多有少，总没有超出“作依据”、“作参证”的范围，不但不触动三纲五常的基本思想，而且三纲五常的理论得佛老援助更形巩固有力。学术取佛老，宗旨反佛老，形式近佛老，精神反佛老，所以宋儒是儒不是佛老。
（乙）学佛老、讳佛老
宋儒深通佛老，却讳莫如深，彼此避免揭发。朱熹推崇太极图，陆九渊说这是道士学说，不该采取，彼此写信辩论至万余言。最后陆九渊诘问朱熹：“莫是曾学禅宗，所得如此？”朱熹反诘九渊道：“我讲的是太极，非如他人（指陆）阴实祖用其（禅）说，而改头换面，阳（表面）讳其所自来也。”经这样一次揭发，彼此停止辩论，不再攻击。
第五节 正统派宋学
佛教从南北朝广泛流行，到唐朝发展已达最高点，同时统治阶级某些先觉者发现佛教流弊的可怕，感到复兴儒学有无可比拟的必要了。中唐时代，开始了复兴儒学运动。
（一）为什么佛教是异端
儒家说：“我们圣人的大道理，在于确立仁义礼智为道德的基本，忠孝爱敬为人伦的精髓，慈祥（和平）恭俭为对人的态度，理财设官为治民的要旨，死生任命为人生的究竟。那佛教却大不然。佛教只把‘自了生死’算作大事，背弃君亲，灭绝天理；不娶不嫁，断绝人类；不耕不织，废弃人事。因为怕死，专打算死后安顿，一切心性知识以至山河大地都看作空无所有，善恶、是非、人情世事全被毁灭。尤可痛心的是轮回邪说，以为父母只是今生偶然遭遇，死后各投轮回，不再相见，这样说来，儿子不必爱亲行孝了。又设天堂、地狱种种荒唐怪妄的谬谈，欺惑人心，把国法、人品（等级）看作不是永久的决定的常道。佛教所以是异端，原因在这里。”
（二）儒学与文学联合反佛老
唐朝统治阶级几乎全体是崇信佛老的，只有韩愈是他们中间最先觉的一人。韩愈，河内南阳（河南孟县）人，师事梁肃学古文。肃好佛学，师事天台大师元浩。愈攻佛老，因而讳言自己是梁肃门人。照白居易（中唐末期诗人）说：“退之（韩愈字）服硫黄（仙丹），一病竟不痊。”照陶谷（北宋初人）说，愈晚年（官至吏部侍郎）好色（有绛桃、柳枝二爱妾），吃火灵库（用硫黄喂雄鸡，人食鸡壮阳）病死，愈寄周循州诗中也说：“乞丹药救病身。”可见韩愈攻佛老，实际只是攻佛。他对僧徒毫不加辞色，有机会便痛骂。著名的《原道》、《谏迎佛骨表》，是攻佛教最有力的文章。儒学复兴运动，韩愈确是唯一发动人。
韩愈的战术很高明，他把道统（儒学传授）、文统（古文对四六文革命）连接起来，提出“文以载道”的主张。因为古文运动从六朝以来逐渐开展，唐朝陈子昂、元结、独孤及、梁肃诸人卓著成绩，古文运动的力量远比新发生的复兴儒学运动大得多。韩愈是古文最大作者，提奖门徒（愈门徒甚众），运用“文以载道”的笔锋，向佛老（主要是攻佛）四六文同时猛击，文统中人成了道统中人，道统势力扩大了。
性的解释，是儒佛重要分歧处，韩愈作《原性》篇，弟子李翱作《复性书》，不仅攻佛，并建设儒学自己的哲学基础。他们自然不及宋儒性理学那样精深，但创始的功绩却永受宋儒的推崇。
韩愈弟子传授至北宋初，有穆修（兼传无极图、先天图），修讲古文及春秋学，传尹洙，洙传邵雍、欧阳修。凡北宋初古文家都兼儒学，所讲义理并不深入，攻佛老四六也不甚显著。
与穆修同时有孙复，讲《春秋》学兼做古文，是宋儒理学的正式创始人。他的弟子石介，作《怪说》两篇，上篇排佛老，下篇攻杨亿（四六文重要作者），又作尊韩（愈）篇，提倡韩愈猛攻佛老四六的勇气，在当时士大夫间激起了极大的纷扰（石介死后几乎剖棺戮尸）。
北宋初文统与道统不分，至周敦颐与欧阳修，渐各有偏重，再至二程与苏轼，文道二统完全分立。程认文学是“玩物丧志”，苏认佛老都是至理妙文，蜀（苏轼）洛（二程）二党互相指斥，仇怨极深。道统文统经一百多年的联合，因佛老四六逐渐衰落，二统也随着分裂，程苏时佛老四六完全败退，二统联合也完全破坏。
（三）初期宋学
五代篡弑剧烈，人伦大坏，尤其是君臣一伦，几乎不再存在。赵匡胤篡夺称帝，竭力奖励儒学，恢复三纲五常，企图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崇儒成为宋朝的国策，后代皇帝继续执行，儒学发展势不可遏止，佛教从此衰落。道教祖师之一姓赵（玄武大帝），赵匡胤自认是他的子孙，道教仍保持相当的地位。
《春秋》是孔子讲名分（纲常）的儒家圣经，北宋初期儒者目光集注到这部圣经上，非常合时宜。穆修首先提倡春秋学，说“《春秋》有贬而无褒”。孙复著《尊王发微》十二篇，宗旨是“《春秋》无褒”（在孔子笔法下，全是乱臣贼子，无一人可褒赏），凡是人臣，都该受皇帝的诛罚。《春秋》一部分“攘夷”大义却被宋儒完全抹煞了。孙复创立宋学的规模，只讲“尊尊（君臣）亲亲（父子）”，有利君父片面的伦理，此后任何统治者（包括入主中国的异族）把表扬宋学，当作急务，原因就在这里。
（四）正统派的发展
宋初儒者严定君臣名分，但缺乏哲学的根据，不能制成完整的理论。周敦颐开始采取佛老，建设儒家的哲学。韩愈以来不曾想到夺敌人武器武装自己的方法，周敦颐这一成就，怪不得儒者认作巨大的功绩，甚至说孔子比他还差十分之一。
正统派宋学的主干是濂、洛、关、闽四大家，他们的学说极简单地说一些在下面。
周敦颐——他首先改造陈抟的无极图为太极图。改第（5）圈为第一个圈，称“无极而太极”；改第（4）圈为第二圈，称“阳动阴静”；第（3）圈改称“五行各一性”；改第（2）圈为第四圈，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改第（1）圈为第五圈，称“万物化生”（《太极图说》是敦颐第一大著作）。他这改造的意义何在呢？他要提出“主静”（敦颐自注：无欲故静）作为全部学说的宗旨（无欲主静立人极，人极是人类道德的最高型式），用“没有天地以前，已经存在着的无极原来是静的”来证明人的天性是静的，应该是无欲的。宋朝统治者急求稳定五代以来纷乱争夺的恶习，主静学说当然有极大的意义。
敦颐第二大著作是《通书》，《通书》提出一个“诚”字，说诚是“圣人之本，性命之源，五常之本，百行之原”。诚是“无为”的，是“寂然不动”的，所以诚是静的。人应该诚（不自欺，不欺人），这是毫无疑问的真理，可是周敦颐所谓诚却要人诚心诚意，丝毫不怀疑三纲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程颢——颢及弟颐，年幼时从周敦颐问学，后来二程否认自己是敦颐的学生，大概敦颐道教气味太重（二程不谈太极图，又轻视邵雍的先天数），在二程看来，周邵不能算醇儒。二程开始从《礼记》中提出《大学》、《中庸》两篇，配《论语》、《孟子》称四书。《大学》讲“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庸》讲“天命之谓性”，“君子中庸（守常道听天命）、小人反中庸”，“诚者天之道也”，这都是理学最方便的依据，不必再求道教无极图的援助了。二程理学比周敦颐确推进一步，可以说理学的建设到二程才真正完成。
程颢学问的宗旨叫作“识仁”（认识做人的道理。义、礼、智、信都是仁的一体）。功夫是“诚敬以存之”（用诚心、敬心保持这个认识了的仁）。仁是静的，怕被外物所惑诱，所以要“诚敬”来监视自己，这种功夫称为“慎独”。
程颐——程颐学问的宗旨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意思是说修养功夫要“主敬”，不可有自欺心、怠惰心；学问前进的方法，必须格物。深究（穷理）事物的理性（集义），才能得真知，有了真知，才能确信自己的道理，力行不惑。“知行合一”说，程颐已经指出了。他又主张“学者先要会疑”，把疑当作进学的第一步功夫，最是精切。
张载——张载学问的宗旨是求仁。作《西铭》一篇，大意说，人是天地的儿子，凡是人都是我的同胞兄弟，万物都是我的朋友，皇帝是我们父母（天地）的宗子（长子总管家务），百官是宗子的助手。所以天下困苦人都是我们的穷兄弟，应该让他们有好的生活。张载学说（合天地万物为一体）在宋儒中最为切实、广大，对宗子残虐人民，认为“害天地之仁，是父母之贼”，他的学说推行起来，可以发生不利统治阶级的危险（墨家兼爱无差等，儒家说仁有亲疏，《西铭》意思接近墨家），因此很少人提倡关学，比周、程、朱只算是一个配角。
张载经常留心一般人民的生活，路上见饿死人尸骸，回家后总是整天嗟叹，吃不下饭。他以为行仁政定要从经界（划分疆界分配土地）开始，经界不正，自然贫富不均，穷人衣食窘迫，还说什么教育和生活，所谓政治，只是些空谈罢了。他计划买田一方，试行井田制度，还没有实行，病死。
朱熹——朱熹是正统派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周敦颐的太极图（熹称文王谈易，不知有太极，孔子知太极，不知有无极）、邵雍的先天图（雍著《皇极经世》，推演天地运命）、魏伯阳的炼丹术（熹改名邹圻，注《参同契》求长生术），以及儒经、佛典、诸子，无不泛览精研，在宋儒中学问最称博大。朱学宗旨在“主敬”在“道问学”。教人从平时言语行动等小事做起，必须格物穷理求得知，反躬实践见诸（于）行。他在白鹿书院讲学，订立下列教条：
（1）学问宗旨——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2）学问次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辨所以穷理，笃行有下列三条）
（3）修身——言忠信，行笃敬，惩（戒）忿窒（塞）欲，迁善改过。
（4）处事——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5）接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身。
宋儒善讲修身养性功夫，尤其是朱熹，讲得更周到切实。他们在这一方面确有甚大的成就，是应该珍视并采择的。可是修身养性以外，却很少有所发挥。因为宋学的所以发生，由于统治阶级需要这种学说；所以发展，由于这种学说完全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统治阶级需要怎样的学说呢？要能教人服从尊长的、不敢犯上（反抗）的、听天信命的、庸言庸行的学说。宋学恰恰就是训练这样庸人的学问。
宋学最基本的宗旨只是一个“静”字（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动便杂有人欲（人欲之极，犯上作乱）。修身最基本的功夫，只是“克欲”二字，千言万语，无非讲究克欲的方法。
第六节 反对派宋学
（一）陆九渊
正当朱熹讲学，正统派极盛的时候，陆九渊提出相反的主张与朱熹对立。
朱熹主道问学，下学而上达（从小事做起）；陆九渊主尊德性，先立乎其大（先要立大志，明本心）。朱熹主格物致知，陆九渊主先发明人的本心。朱熹主归纳，由博反约；陆九渊主演绎，执简驭繁。朱熹主读书讲学，陆九渊主实践中（人情事势物理上做功夫）提撕省察（指点出道理），悟得本心，不必多读书（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朱陆鹅湖大会，陆作诗说：“易简工夫终久大（自称），支离事业竟浮沉（讥朱）。”朱答诗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朱陆治学方法不同，两派相争主要就在这一点。
陆九渊学问宗旨也“主静”，同时颇有主动的趋向。他教学生下棋，说可以长人精神，又教弹琴，说可以养人德性，又说“精神不运（动）则愚，血脉不运则病”，他把俗人喜声色、喜富贵、喜文章技艺，与朱派专在口头上谈学问同样轻视，认为说空话，不理会实际行事，丝毫没有意义，这是陆学胜朱学的地方。
陆九渊主张先明本心，所谓本心，就是本人主观的判断。杨敬仲问九渊什么是本心，九渊说：“你刚才判断两个卖扇人争讼，你知道是的是是，非的是非，这就是你的本心。”统治阶级认定剥削压迫是是，人民反抗是非，所以九渊的学说，虽然没有正统派那样更容易利用，但并不妨害皇帝、士大夫尊严的“天理”和“正义”。
（二）王守仁以前的理学
陆九渊死后，学派衰落，传授乏人。朱熹死后，门徒转相标榜，声势大盛。赵昀是南宋的昏君，信任贾似道，是祸国殃民的奸相，他们表扬朱注四书，送朱熹木主入孔庙，用道学家（程朱学）做官，道学家大欢喜，传授更盛。元末修《宋史》，特立《道学传》（周、程、朱），表示朱熹直接孔孟的道统。明朱元璋提倡程朱学，做八股文必须依照朱注语气，才算合格。朱棣命儒臣胡广等撰《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书，结集宋儒正统派学说，颁布全国，士人头脑中，除了读朱注四书，做八股求官，再没有别的思想。所谓儒者，也只取程朱旧说，屋下架屋地敷衍一番，名儒薛瑄说：“自考亭（朱熹号）以来，圣道已大明，不烦后人发挥，照他说的做去就成。”思想界昏腐到这个地步，穷极必变，定要发生新的反抗思想。
陆九渊与朱熹对立，明儒反朱，自然向九渊求援。陈献章（正统、弘治时人）首创近乎陆学的白沙（献章，广东新会县白沙里人）学派，他的学问宗旨在“自得”，反对依墙靠壁。曾对弟子陈庸说：“我说不是你也说不是，我说是你也说是，不是是都由我说，你有些什么呢？”他教人“做学问该从静坐中养出个头绪（明本心）来，才有商量处”，又说“理会得这个（理），那么，天地由我立，万化由我出，宇宙全在我了”。又说“人除了这个心这个理，便无可贵，浑是一包脓血里一大块骨头，吃饭着衣，争权夺利，与禽兽无异”。这些显然是陆学的话头，但他并不标明陆学对程朱挑衅。
（三）王守仁
王守仁（弘治、嘉靖时人）比陈献章后起，发挥陆学，建立姚江学派（守仁，浙江余姚县人），在思想界推倒腐朽空虚的程朱派，称霸南方（北方儒者仍讲程朱学）。王学影响不仅鼓动了思想界，不仅鼓动了政治界，而且传入日本（明亡后，义士朱之瑜留居日本，为幕府德川光国宾师，传授王学），成为明治维新的一个力量。
阳明（王守仁幼年在浙江绍兴县阳明洞读书，因取为号）学说的宗旨，在破坏束缚身心的程朱学，提倡“狂”（率真进取）的学风。他说：“教育童子，应该让他自由发展个性，教师只是诱导他向好的方向走就成。如果一味拘束督促，学生看学校如牢狱，看师长如寇仇，勉强装出规矩，养成诡诈顽鄙的习气，教他为善，实际是迫他为恶。”阳明《传习录》载《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是一篇很好的教育理论。某次阳明与弟子们闲坐，举扇说“你们用扇”，一人起立对道“不敢”。阳明道：“圣人的学问，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不是装做道学的模样。你们看《论语》曾点言志一章，何等狂态，随口狂言，要是伊川（程颐），便斥骂起来了。孔子却称赞曾点，足见圣人教人，不是要束缚众人成一个模型。”阳明最恶乡愿（伪君子程朱派），他说：“乡愿行为有两面，忠信廉洁去哄骗君子，同流合污去迎合小人，他们没有显著的罪恶可指，但他们的心早已破坏了。熟媚圆活，善能合俗，永不会学得圣人的道理。只有‘狂者’，才能免俗染，成圣人。”阳明这种主张，正与庸俗的程朱学对立。
陆九渊提出“心即理”的说法，王守仁把它发扬了，以为“心明便是天理”。朱熹说心可以“穷理”，但不能“尽理”，“心明乃见天理”（心和理内外两立）。这是朱王两派基本不同处。王学宗旨在“致良知”。所谓“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所谓好恶，就是“好好色恶恶臭”的好恶，是直觉的、纯洁的，丝毫没有私欲掺杂在好恶里面。因此致（行）良知的功夫一定是“去人欲而存天理”，一定是“知行合一”。见好色（美色）一定喜欢，闻恶臭（臭秽气）一定厌恶。这是合一的知行，凡不行的知或知而不行，都不是良知，如果是良知，那就自动的非行不可了。
阳明有四有教义：“无善无恶心之体（静），有善有恶意之动（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又有“无善无恶理之静，有善有恶气之动”二句，意谓心体本静，无善恶可言，善恶是在感动以后才发生。阳明在日，门下大弟子钱德洪、王畿已发生争议。王畿说：“先生说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怕不是究竟话头。”德洪问：“为什么？”畿说：“心体既是无善无恶，意也应该是无善无恶，知也应该是无善无恶，物也应该是无善无恶。如果说有善有恶，毕究心也未是无善无恶。”德洪说：“心体原来是无善无恶，因为习染已久，觉心体上见有善恶在，为善去恶，正是复那本体功夫。”王畿这段主张称为四无教义，阳明死后，弟子各分派别，在浙江、广东、福建、江西传播致良知的学说。
（四）中派王学、右派王学
中派——钱德洪笃守阳明四句教义，又加一个“戒惧”（敬）功夫。他说：“戒惧就是良知，觉得多这戒惧，就是功夫生了。久后本体（心）功夫，自然融合无间，做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只是一个‘熟’字罢了。”
右派——右派在江西盛行。邹守益说“独知”（不杂人欲的知）就是良知，必须“戒惧”、“谨独”才能致良知。聂豹、罗洪先等发挥阳明主静的一部分学说，拈出“收敛保聚”作培养功夫，阳明学说活生生的一部分，被右派完全抹煞。
（五）左派王学
王畿提出四无教义，认阳明四有是教中等以下人的说法，所以要用为善去恶功夫；他自己的四无，是教上等（最聪明人）人的说法，明本体便是功夫，好比禅宗的顿悟。他说：“吾心有良知，遇父自能知孝，遇兄自能知悌，遇君上自能知敬，推扩为五常，百行，万物变化，不可计数，我心都能随来照应，足见万物包含在我的良知里面。”
（六）不利统治阶级的王学
王学从右到左，虽然分派很多，但所谓良知，并没有超越统治阶级的良知，也就是所谓是非，并没有违反统治阶级的是非。只有良知说传入被压迫阶级的时候，良知成为危险的学说，朱、王两大派同声攻击，抑制新良知学说的发展，朝廷也用严刑捕杀、禁止，不让卑贱人民觉悟自己同样有良知的机会。到清朝，连右派王学也被禁止了。
王艮——王艮创造这一学派，称为泰州学派。他是泰州（江苏泰县）安丰场的盐丁，年三十，到山东贩盐，见孔子庙，立志想当圣人。后从王守仁受学，与王畿同称大弟子。艮讲学宗旨，在人我互亲，要人爱我，必先我爱人，人不爱我，必反省自己，反己就是格物的功夫。又说：“百姓日用（日常生活）条理处，便是圣人条理处，圣人知条理，便不失，百姓不知便易失。圣人的道理，与百姓日用是无异的。凡无用（不合百姓日用）的都是异端。”又说：“天民（常人）随命，大人造命。”心斋（王艮号）学说含有浓厚的平民色彩，把高妙不测的圣道，看作百姓日常生活的规律，不合的便是异端。人我互亲，反己格物，与其他学派高谈主观的天理大异。大人造命，与儒家居易（守常道）俟命（听天命）传统观念相反，艮收学徒不论身份，上自官吏，下至农商，环集听讲，随机立教，光明洞达，如脱桎梏，影响比阳明大得多。
王艮死后，弟子传授分士大夫及平民两派。士大夫派首推徐樾、王栋。徐樾传赵贞吉、颜钧，钧传何心隐。其他如耿定向、祝世禄、周汝登、陶望龄、焦竑、李贽诸人，都能摆脱礼教的束缚，起着极大的反抗作用。平民派首推樵夫朱恕。恕是泰州草堰场人，每担柴经过心斋讲堂，息担听讲，日久成大弟子。恕传兴化（江苏兴化县）瓦匠韩贞，贞有弟子千余人，全是农工小商人。贞传福建商人林纳。其他如江西农民夏廷美，福建油店佣工陈真晟都是泰州学派的名儒。不过平民派主张近乎庸俗，助官府教化，劝人安分息讼，不谈世事，没有士大夫派那样敢大胆破坏儒家的礼教。
士大夫派尤著名的学者，他们不幸的遭遇，简略叙述如下：
颜钧——钧字山农，江西吉安人，主张道就是率性行事，纯任自然，凡先儒讲究的道理格式，都是害道的东西。山农性义侠，喜救人急难，有志救世，曾作诗道：“若得春风遍九垓（掌握政权），世间那有三归台（无富人，人民得免痛苦），君仁臣义民安堵（做到君不暴虐，官不贪污，人民安居乐业），雉兔刍荛去复来（渔猎樵夫等贫贱人得自由生活）。”表示他的政治理想。当时无论所谓贤人坏人，都痛恨山农，无故捕下南京狱，决心杀他，幸得义士竭力营救，免死充军。
梁汝元——汝元，江西永丰县人，幼年补诸生（秀才），从颜山农学。聚族人共居，亲身管理一族事务，冠婚丧祭钱粮徭役等事务，族中贫富互助，有无相通，成效甚著。本县知县某贪虐横征，汝元上书讥刺，县官大怒，诬陷汝元入狱，拟死罪。后得人营救，脱身走北京，招集徒众讲学，得罪张居正，又设密计驱逐奸相严嵩，严党怨恨入骨，到处访拿，汝元改姓名逃祸，仍不废讲学，张居正执国政，汝元正在湖北孝感县讲学，巡抚王之垣捕汝元死狱中。汝元屡改姓名，有何心隐、何夫山、何两川、梁无忌、梁光益等名，想见他当时处境的险恶。
李贽——贽字卓吾，福建晋江县人。万历时任云南姚安府知府，聚众讲学，忽自剃发（学佛徒）坐大堂办事，上官勒令解职。寓居湖北黄安县，招集男女，不分身份，传授心得，公开斥责孔孟以下诸儒，认人应该有欲，他说：“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这在当时，真是大胆的猛吼。朝廷怒不可忍，捕贽下狱死。
满洲入关，禁绝士人结社讲学，王学受压迫尤重，泰州学派民间密传，成若有若无的形状。咸丰同治间，泰州人李晴峰阐明旧传，增入反满宗旨秘密讲授，有弟子数百人，散布长江南北。两江总督沈葆桢下令捕拿，李晴峰急毁所著书，泰州学派亡。
第七节 卓越的思想家
每当外族侵入中国的时候，有些——虽然是极少数的——卓越的思想家，看透国家灭亡生民涂炭的原因，完全由于统治阶级祸国殃民，罪恶万重。他们痛定思痛，感到必须改革社会制度，提倡民主政治，才能挽救民族的沦亡。他们生在封建时代，当然不能造出精密完备的理论，可是这些优秀的思想也就大可珍贵，值得赞扬。
康与之——金灭北宋，士大夫逃窜长江流域，饱受亡国痛苦，康与之就是其中的一人。他著书名《昨梦录》，载一篇笔记式的文章，说西京（洛阳）山中有一大穴，他的朋友杨某入穴中，约行数百步，忽见平原，田地鸡犬陶冶居民，俨然一个大村庄。一人来迎，劝杨某快带妻子来避乱。他对杨某说：“我们这里居民虽然异姓，却彼此信义和睦，比兄弟还亲爱，从没有疑妒争夺的事。我们这里一切衣服、饮食、牛畜、丝麻等物，都按照各人需要公平分配，没有私有制度，所以大家能同居不乱。你如果来这里住，空手来就好，不要带金珠、锦绣、珍异等物，这里用不着。”随手指一家道：“他们也是刚来不久，带些珠玉锦绮，被众人烧毁了。此地生活资料一点不缺少，最要紧的是计口授田，各人出力耕种纺织，绝对不许从别人手里榨取衣食。”
只有这样的社会，才能获得人类真正的和平，康与之可以说是中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第一人。
邓牧——南宋亡，牧与谢翱、周密等慷慨悲愤，抗志不屈，发扬高度的民族气节。牧著《伯牙琴》，有《君道》、《吏道》两篇。《君道》篇说：“君主把天下当作私产，妄自尊大，残民自乐。天没有给他生四只眼、两只嘴、头有鳞、臂有羽（意谓君是禽兽怪物），形貌不异常人，足见常人都可以做君，为什么非他做不可。因为私有天下，多聚财物，怕人来夺位，不得不设军队刑狱，保护自己，从此争夺祸乱永不会停止。只有废除争天下的原因，使人不觉得做君是乐事，才是救乱的办法。”《吏道》篇说：“大小官吏，游手浮食，遍布天下，害民比虎狼盗贼还凶。人民谁不愿意自食其力，安居乐业呢？官吏夺民食，竭民力，人民能不怨怒思乱么？上天不仁，生长这批奸邪（官吏），使与虎豹蛇蝎同为民害。只有废去官吏，让人民自治，才能得到安乐。”
废除大小统治者，废除剥削制度，政治全由劳动人民自己管理，邓牧可以说是中国民主主义者的第一人。
黄宗羲——满洲灭明，黄宗羲起兵救国，或走日本乞师，或入海据舟山，或驻四明山寨号召义兵。他晚年自述经历险境，计悬赏访缉两次，指名捕拿一次，守围城一次，被汉奸告发谋反三次，其他牵连遭祸不可计数。九死一生的黄宗羲，最后觉悟到政治的基本原理了。他著一部书叫作《明夷待访录》，其中《原君》、《原臣》两篇，透澈地发挥了民主主义。《原君》篇说：“上古时代人民为主，君为客，君是人民的公仆。后世君为主，人民为客，因此天下不得安宁。君夺天下的时候，屠毒生灵，离散夫妇，毫不动心，只求自己一人产业的获得，公然说，我替子孙创万世帝王的大业。得天下以后，敲剥天下人的骨髓，离散天下人的家庭（贫民出卖妻女），供自己淫乐，公然说，这是我产业的花息。这样看来，天下唯一的大害就是君，如果没有君，人民也就各得安居乐业了。天下人怨恨君是应该的，看作寇仇，称为独夫，是合理的。那些贱儒妄称君臣大义，人生在天地间是无可逃避的。甚至桀纣暴君，还说不该革他们的命。照贱儒们看来，兆民万姓在暴君统治下血肉狼籍，只算一只腐烂的鼠子，不值得怜惜的。”宗羲既指出君是唯一的害民贼，因此竭力推崇革命，认为革命是圣人的事业。《原臣》篇说：“官吏出仕，应该为天下不是为君主，为万民不是为一姓。官吏为天下万民办事，不是为君主充当奴仆。君臣关系等于朋友，君民关系等于路人。”
唐甄——明末清初人，著《潜书》四卷，主张君臣、君民、夫妇、男女间一切平等。
黄宗羲反抗专制独裁政治，最为痛切，人民有权革命，也是独到的卓见。唐甄平等学说，可以补充《待访录》的未备。黄、唐二人都是阳明学派，对程朱派表示不满，的确，程朱派中从来没有产生卓越的思想家，汉奸却特别多。
王夫之——湖南衡阳人。明亡，夫之起兵抗清，战败逃隐湘西石船山，著书极多，现在《船山遗书》二百八十八卷，只是他全部著作中的一部分。夫之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伟大的民族主义者。三人治学方向不同，夫之学本北宋张载（关学），看重井田制度，提出土地公有的主张。他著《噩梦》一卷，专论民生经济问题，开端就说，“土地不是帝王所得私有。人民生在土地上，用自己的力耕自己的田，土地分明是耕者所有。赋税的性质，只是人民出一些余力养活办政治的人（帝王官吏），并不是佃农向地主纳租”。
从来讲土地制度的总以为帝王掌有土地最高所有权，人民从帝王分得耕地，是帝王莫大的恩德，人民应该感谢他们，服从他们。“食毛践土，具有天良”，成为专制（独裁）时代帝王责备人民的惯语，好像没有帝王，就不得种地生活，这是何等荒谬的见解。夫之指出田地应归耕者所有，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大发明。
北宋以来每一次外族侵入，总有卓越思想家发出精辟的议论，可是不久就被统治者压抑无闻了。这证明统治阶级确是人类进步思想的敌人。康与之以下诸人，凡主张民主政治的，一定主张废除剥削制度，这又证明统治阶级确是民主政治的敌人。
第八节 考据学派
南宋文士最重博学鸿词科（宰相多从词科出身），读书非常广博，考订非常精细。南宋末王应麟《词学指南》，讲明读书的方法，又作《困学纪闻》，会萃读书的心得，王应麟成为考据学派的创始人。
明朝士人埋头八股，空谈性理，大抵枵（音枭。空）腹不读书。一部分矫俗的名士，主张读古书（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因此文字学、音韵学、校勘学、辨伪学、训诂学、地理学、辑逸学、历算学，逐渐兴起。其中音韵学尤为读古书的关键。明中期以下，较大寺院都有主音和尚，专门研究音韵，发明颇多，给士人很大的便利。陈第（戚继光部将）著《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考》，证明（用本证旁证）古今音韵不同，实是清朝考据学最重要的先驱者。
满洲入据中国，义士反抗失败，匿迹山野，读书著述，希望文字流传，人心不死，民族有复兴的一天。所以清初期学风注重经史，读书与抗满联结，著述与实践（致用）一致，可称考据学派的启蒙时期。乾、嘉两朝，学者为考据而考据，学术完全脱离实际生活，可称考据学派的极盛时期。道光时代，今文学兴，攻击古文学，西汉学（今文）与东汉学（古文）对立，可称考据学派的变化时期。
（一）启蒙时期
（甲）浙东学派——史学
黄宗羲，浙江余姚县人，学者称梨洲先生。梨洲博通十三经、二十一史、百家九流、天文、历算、乐律、道藏、佛藏，尤注重史学。他的读书程序是：“学者必先穷经，但拘执经术，不切实用，想免做迂儒，必兼读史。”他著书数十种，《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最称巨制。弟子万斯同继承黄学，为清初史学大师。斯同以后，有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学诚著《文史通义》，与唐朝刘知几《史通》并称历史学两大名著。
（乙）浙西学派——经学
顾炎武，江苏昆山县人，学者称亭林先生。亭林治学宗旨是“博学于文”（包括一切典章制度文物）、“行己有耻”（一切行为没有污点）。方法是“读经自考文（了解字义）始，考文自知音始”。他著作中最重要的有《音学五书》、《日知录》（仿《困学纪闻》体）两书。清朝考据学派的规模，从亭林建立起来，被尊为“开国儒宗”。
（丙）怀疑派
考据学最基本的方法是“要证据”、“反对空谈”（宋学空谈性命的反动），因此证据不充实或并无实证的空论，虽然是所谓“大圣”、“大贤”的著作，都认为可疑，加以攻击。这一派著名的学者，有阎若璩、胡渭、毛奇龄、姚际恒等人。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证明书经一部分是伪书。胡渭著《易图明辨》，证明朱熹易学出道士传授，不是孔子的易学，把整个正统派宋学的哲学体系破坏了。毛奇龄著《大学知本图说》、《中庸说》、《论语稽求篇》等书，猛攻朱熹不稍忌讳，把程朱作为理论堡垒的四书摧毁（朱注四书幸有朝廷保护得不废弃）了。际恒著《古今伪书考》、《诸经通论》，对经、史、子无不怀疑，可称怀疑学的专家。
黄宗羲、顾炎武二人都兼长经史，黄偏重史，成浙东史学派，顾偏重经，成浙西经学派，二人治学宗旨都在求实用，排斥空谈。对理学态度，黄属姚江学派的右派，主王但不反程朱；顾接近朱但要用经学代替理学，排王不遗余力。怀疑派显立经学旗帜，公开攻击宋学，所有宋学理论的根据，全被怀疑派用考据方法攻破，宋学在清朝，依赖统治者支持，苟延残喘，不敢与考据学派正面对抗。
（二）极盛时期
清朝最怕汉人写历史，明末义士却最注意亡国史实的记录和保存。清朝对史学家大费苦心，玄烨招集遗老名士（博学弘儒科），令参加官修《明史》的撰述。从康熙十八年到乾隆四年凡六十年，《明史》才修成，显然借史馆收买失节的史学家。别一方面用严刑压迫，如庄廷鑨案、戴名世案，都是有意大屠杀，向民间史学家示威。弘历广搜野史，屡次烧毁，企图消灭汉族反满的意识。看清朝费力这样大，可见黄宗羲提倡史学的识见远大。
顾炎武想用经学来保存民族意识，继顾氏兴起的经学家，专力音韵训诂，放弃顾氏读经致用的本意。清朝看出经学没有危险性，加意提倡，任令与宋学斗争。弘历提倡尤力，开四库全书馆，收容著名考据家，乾、嘉两朝，考据学派发展到最高度。
（甲）吴派
清初期经学，与宋学对立，也就是考据与空谈对立。至于经学采西汉人说或采东汉人说，却并不重视。宋学被怀疑派战败，经学（汉学）转入极盛时期的第一阶段，吴派是这一阶段的代表。
吴派首领惠栋，江苏吴县人。惠栋博极群书，著《九经古义》、《周易述》、《明堂大道录》等书，搜集汉儒旧说，凡汉人说不论是非，都当作珍宝，毫无批评，一概接受。这一派的学风是“好古”、“信古”、“博学”。成绩是散佚的汉人旧说，都被采集在一处，供给考据家丰富的材料。章学诚说吴派只有功力，没有理解，一生做细碎的工作，不能有串贯的思想，好比一条吃桑叶不吐丝的蚕。
（乙）皖派
戴震是极盛时期第二阶段也就是最高阶段的代表人。他是安徽休宁县人，读书极博，理解极精，依据许慎《说文解字》郑玄经注作学问的尺度，判断是非，如老吏折狱，被尊为清朝考据学派唯一的大师。许郑都是东汉人，讲古文经学，所以戴震一派称古文学派又称许郑学派。
皖派的学风是“实事求是”、“无征（证据）不信”，这当然是很好的科学精神。可是他们只能依靠许郑去批判别人，却不能依靠真是来批判许郑。他们专力经学，旁及小学（文字学）、音韵、训诂、天算、地理、金石、乐律、典章、制度、校勘、考古等等，凡经过他们整理的古书，解释明确，使读者节省无限的精神，对学术确有极大的功绩。可是这个功绩并不能抵消他们共同的缺点。他们笃信许郑的学说，笃信经是无可怀疑的圣训。经的形成有先后不同的时代，内容有真实和假讹的区别，这些，他们是完全不理的，只要说得合许郑合经文，那就断然下判决了。所以他们标举“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是科学的，但得出的结论却未必真是、真可信。
（丙）戴震的哲学
汉宋斗争，汉学战胜了，汉学必须建立自己的哲学，才能防止宋学的反攻，戴震在这一重要事业上，有了很大的成就。震著《孟子字义疏证》、《原善》两书，疏证用训诂学探求孟子本义，尤为一生第一大著作（戴氏自称所以正人心）。疏证主旨在说明理就是条理，条理必据人情作标准，凡不合人情的理，只是些个人意见，一定不是公理。他痛论宋儒谈理的祸害道：“尊者用理责卑，长者用理责幼，贵者用理责贱，不问那个理是否合理，总认为是合理的。卑者，幼者，贱者据理争辩，就是合理也认为不合理，因此在下面的人，不能把天下人的同情同欲（物质要求），达到上面。上面用自己的理责下面，下面的人都成了罪人，被法律杀死的罪人，还有人怜悯，被理杀死的罪人，谁去怜悯他？”
戴震真不愧为被压迫者的大哲学家，也不愧为对宋儒理学革命的第一人。
（三）变化时期
戴震的考据学、哲学，彻底击败了宋学，可是他这唯物主义的哲学，统治阶级决不允许它发展，首先出来痛斥的是浙东学派章学诚，认为戴震心术不端，离经叛道。皖派中也极少有人敢继续发挥（只有焦循一人），戴震自称第一大著作的价值竟一钱不值了。其余专讲训诂名物的一部分，虽然盛行，支离曼衍，已有人（方东树《汉学商兑》）讥为猪肉店的账簿了。皖派极盛时期，同时也是开始衰落时期，代它兴起的是西汉今文学派。
（甲）常州学派
戴震弟子孔广森治公羊学（今文经学），著《公羊春秋经传通义》。他不是有意恢复西汉今文学，来对抗皖派的东汉古文学，本意只在“备一家之言”，后起今文学派也不认他是开山祖。
真正今文学从庄存与开始。存与，江苏武进县人，与戴震同时。他自知训诂考据，绝不能争胜，要对抗皖派，必须别辟新境，“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何休《公羊传注·自序》）的公羊学成为最好的对象了。
存与著《春秋正辞》，不讲训诂名物，专求所谓“微言大义”，学风与皖派大异，但并不攻击古文学派。
（乙）今文学派的发展
存与创立今文学派，同县刘逢禄继起，著《春秋公羊经传何氏释例》，凡何休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张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通三统”（夏、商、周三代不同，随时因革）、“绌周王鲁”（鲁代周为王）、“受命改制”（孔子受天命为素王，改革旧制）等说，次第发明，公羊学卓然成一有力的学派。
刘逢禄著《左氏春秋考证》说《左传》是刘歆伪造书。此后凡今文学家无不攻古文经，一概指为刘歆伪书，立说不免武断，笃信古文经的东汉学派，却遭遇劲敌。古文学派的长城——《左传》、《周礼》两经，尤成众矢共射的鹄的。
（丙）今文学的分派
议政派——《公羊春秋》在西汉本是议政的要典，附会穿凿，是这一学派的特长。道光时代，西洋势力侵略益急，中国政治腐朽，危亡可忧，一部分先觉志士，借公羊学发挥改制变法的思想。龚自珍（浙江杭县人，著作名《定庵文集》）是这一派的代表，引公羊义讥评时政，排斥专制，晚清思想的解放（包括文章体制），自珍出力最大。光绪时代所谓新学家，无不读《定庵文集》，影响非常广泛。自珍又著《西域置行省议》，光绪时立新疆省，就是依据他的议论。与龚自珍并称的有魏源（湖南宝庆县人），著《海国图志》，谈世界地理，又著《圣武记》，主张变法图强（主张买外国船代替中国战船，在当时要算新见解）。龚、魏生在举国昏聩的时代，独能指天画地，规划天下大计，确是豪杰之士。他们都擅长考据学，但不屑自拘在考据圈子里。那些拘守今文经义的经师派自以为是，指他们是伪今文学派，自称为今文正统派。按照龚、魏的看法，这些夏虫井蛙，几乎不值一笑。
议政派发展到康有为、梁启超，造成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政变。
经师派——这是庸俗化的今文学派。这一派讲究今文师法，斤斤与古文学派争孔子真传、经学正统，如戴望、皮锡瑞、王闿运、廖平一类人，学问既不及古文学派的精切，识见又仅限在公羊、王制（《礼记》中一篇）小范围内，在学术史上不能占什么地位。
（丁）清末汉宋调和派
由于今文议政派的发展，使守旧顽固分子感到愤怒和恐慌。他们的代表是广州陈澧。澧擅长音韵学，著《东塾读书记》，调和汉宋学，取郑玄、朱熹学说牵合为一事，反抗维新议政派。他们得达官贵人的奖励，戊戌以后，流行很广。浙江朱一新（义乌县人，著《无邪堂答问》），也是这一派的首领。
第九节 文学史略说
从秦汉到五四以前，中国文化领域，有两个主力军在活动着，一个是经学，一个是文学。本书已经约略说了些经学，此地再极简单地说些文学。
中国言语属孤立语系，一字一音，一字一意，因此构成文学上若干特殊的形式（如骈文、五言诗）。文学种类很多，大体分类如下表：
《毛诗大序》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心志发出成言语，言语有素朴的、文饰的两种，用文字写来成文学。
各体文学的发生，时代有先后，彼此又各有相通的性质和形式，用下表来表示大意。
上表：在同一行内的文体是直系递变。如言文（言语、文字不分）递变为古文，古文递变为语体文（理由见下）。两行相并的，双方有性质或形式相通处。如唐人小说，形式上由古文四六合组成篇。
研究文学的变化发展，有下述几个规律：
（一）整部文学史是变新的、进步的、发展的。任何时代，不会有倒退的模拟的“好文学”。例如每一时代必有本时代特有的文学（屈赋、汉乐府等），后一时代模拟它，不论怎样惟妙惟肖，总是有形无神，缺乏真味。葛洪《抱朴子》尚博篇说：“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广，今日不及古日之热，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许（称赞）今之才士，不减古之枯骨？重所闻，轻所见，非一世之所患矣。”刘勰（音协）《文心雕龙》通变篇说：“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然绠短者衔渴，足疲者辍途，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疏耳。”文学永远随时代向前发展，永远有新的好文学出现，葛洪、刘勰早已明确指出了。
（二）无韵文主叙事说理，以合言语为原则。例如西汉以前，言文大体一致。自骈文四六盛行，无韵文脱离言文一致的原则。古文（模仿古代言语）运动就是要恢复原则的一种革命运动。可是古文距离实际言语仍远，语体文兴，才真正与言语符合。
（三）有韵文主抒情，以可歌合乐为原则，例如诗三百篇、辞赋（一部分可歌，一部分可赋）、汉乐府等，原来都是可歌合乐的文学。等到新起的有韵文代位，旧的只保存形式，供文人学士们雕琢玩弄，文学价值甚微或毫无价值。
（四）文学演变有向心离心两个倾向（所谓心，指（二）（三）两原则）。大抵重内涵则向心，重形式则离心。例如宋学将兴必须提倡“载道”的古文，代替骈偶的近体文；五四运动将兴，先有语体文对古文革命。反过来看，骈体、四六、制义、俳赋、律赋等形式极美的文学，与思想少有关系。
（五）凡一种文学的长成，必经过胚胎、发育、壮盛、衰亡或蜕变等过程。例如古文，六朝是胚胎时期，韩愈以前是发育时期，韩（愈）、柳（宗元）、欧（欧阳修）、苏（轼）是壮盛时期，南宋以后是衰落时期，五四以后，逐渐趋向灭亡。
（六）一种新文学的发生，多在前期文学的壮盛时期。例如骈体文在西汉武帝（刘彻）时开始，古文在西晋武帝（司马炎）时开始，词在唐玄宗（李隆基）时开始。
（七）一种新文学的发生，大抵如下列二种方式。
（1）前期文学的蜕变。例如古赋增对偶成俳赋，俳赋增声律成律赋。
（2）前期文学的否定。例如古文对骈文革命，语体对古文革命。
（八）一种文学发展至壮盛阶段，往往同时有两个作者或两派明显对立，一保旧作风，一启新境界。例如建安时代曹丕与曹植，太康时代左思与潘（岳）、陆（机），东晋末陶潜与颜（延之）、谢（灵运），盛唐李白与杜甫。
（九）一种文学发展至高度，才能产生大作家。例如诗至盛唐有李杜。古文至中唐有韩柳，词至北宋有周邦彦。
（十）重要的文学多从民间创造出来，经文士采取，经过技术上的修整，始成高级的文学。例如汉清商乐府本是各地民谣，著名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等书，原是民间话本。
简短的结论
整部历史只是阶级间、阶层间相互斗争、联合的历史，而联合也是为了斗争。取隋唐以来文化史作例，也丝毫没有例外。
南北朝至唐，佛教大量输入中国，儒家战败了。道教与佛教战斗，也没有获得胜利。
韩愈把复兴儒学运动与古文运动联合起来，反对佛老和近体文（四六），主要是攻击佛教。
北宋初期儒者得皇帝的奖励，道统、文统两个势力联合向佛老、四六进攻，主要攻击方向仍是佛教。
周敦颐夺取佛道两教的哲学武器，来充实儒家的力量，战败佛教，创立正统派宋学。理学、文学继续发展，道统、文统也就分裂了。
正统派宋学到朱熹发展到最高点，陆九渊起来反抗，造成不可调和的朱陆争议。
程朱派有皇帝大臣作后援，独霸思想界。王守仁发挥心学，与程朱派对立。王派占优势，内部又分成许多派别，泰州学派传到平民中间去，其他王派对程朱派让步（调和），联合向泰州派攻击。
满洲入关，各派王学都被禁绝，奖励程朱派统制思想界，顾炎武提倡经学反抗宋学。经学中怀疑一派利用考据方法的武器，战败宋学，压迫它退到苟延残喘的地位上去。
黄宗羲提倡的史学，也被清朝压迫，不能获得发展的机会，浙西派经学独霸了学术界。
经学转上极盛时期，本身保存的宋学残滓完全排除了，惠栋开始有意识地专讲汉学。所以吴派经学与初期经学杂有宋学的形状大异，经学改称为汉学。
皖派考据方法比吴派更精密，成就更广大，戴震开始创立考据学派的哲学，进一步打击宋学。自然用考据方法（近乎科学方法）得出的哲学理论，一定会接近真理，这个真理，却被统治阶级阻抑，不得发展。
皖派盛行，常州今文学派又起来与它对立，忧世志士，厌恶考据学派的支离烦琐，创立议政派，借公羊学发挥变法议论对封建专制表示不满，于是古文学派、今文经师派并肩向议政派攻击，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被禁止、烧毁。
古文学派竟与旧敌宋学联合起来，也向议政派进攻，企图保护封建专制的利益。
隋唐至清的文化史，就是这样一幅斗争图。
关于《中国通史简编》
范文澜
《新建设》编者按：本文是范文澜先生在一个用《中国通史简编》做学习材料的机关里的讲话记录。范文澜先生嘱本刊发表这个记录，以供阅读《中国通史简编》的读者参考。
我对我写的《中国通史简编》是不满意的，早就想修改，但总没有机会。去年才开始改了一些，今天看来仍是不能满意，还得从头再来过。写一本书要错误尽可能少些，实在不容易，更不必说写得好了。希望同志们共同指出本书的毛病，做到像孔子所说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指出很多毛病来，对我帮助就大了，可以改得较好些。
1940年我去延安，中宣部要我编写一本十几万字的《中国通史》，为某些干部补习文化之用。我当时就同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的几位同志分工写作，由我总编。由于缺乏集体写作的经验，对如何编法没有一致的意见，稿子是齐了，有的太详，有的太略，不甚合用。中宣部索性叫我从头写起，1940年8月至1941年4、5月完成上册（五代十国以前），至年底完成下册。校完全书我就转入整风运动中去不再接触这个工作了。这本书原来限定写十几万字，但上册写完已有二十多万字，事已如此，只好不限字数，继续写下去。所以这本书是逐步扩充起来的，事前也缺少整个的计划和提纲（当时仅拟定略前详后，全用语体，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等几条）。这就是编写《中国通史简编》的经过情况。
要写一本比较好的中国通史，必须具备着若干必要的条件，而我呢？这些条件都是很缺乏的。
第一，我的马列主义修养差得太多，思想上主观性片面性非常严重，没有力量来正确地掌握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而这又是写历史的第一个必要条件，缺乏这个条件，就容易发生错误。
第二，材料的掌握和历史知识也很差。延安马列学院的资料室参考材料不算多，那时要找《农政全书》、《天工开物》这类书都找不着，有关史学的杂志、新书，更是难以看到。同时我的历史知识很贫乏，许多部门根本不懂或懂得太少，如少数民族史、自然科学史、艺术史、哲学史等部门，我都是门外汉，因之，有的说不出来，有的说得肤浅不扼要。
第三，有充裕的时间，才能仔细研究问题，考订史料，而《中国通史简编》的编写，时间却嫌过于仓促。恩格斯说：“即令是唯物的观点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的发展，也是一种需要数年静心研究的科学事业……只有多数经过批判的选择与全部精细研究过的历史史料，才能解决这样一个课题。”按照恩格斯的标准来看《中国通史简编》，真可说是粗滥的作品。
由于上面三个原因，可以得出结论，这本书不可能写好，序言上也已声明这只是一本聊备删削的草稿。这本书既然写得不好，那么是不是可以丢掉？是的，不久就可以丟掉。因为中国已经解放，史学工作者在共同目标下，大家都在努力研究，不久就会写出较好的通史来，代替这个写得不好的《中国通史简编》。不过在目前这一种新型类的书还只好允许它暂时存在，虽然对它很不满意。原因是中国古代史书非常丰富，也有很多不朽的名著，但都属于旧型类，主要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在真正科学的历史书出现以前，只要是尝试着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方法写的历史，总比旧型类的任何历史书要好些。这就是说，运用马列主义不成熟比运用封建主义很成熟的历史书，从人民的需要看来，显然前者比后者合用，即令不是真正合用。有些学者讥笑新型类的历史书说：“考订太不讲究，写历史闹出好多笑话！”照我的看法，尽管笑话很多，急须改正，但既然纠正了旧型类的历史书的某些根本缺点，这就是值得赞扬的。《中国通史简编》也和其他新型类的历史书一样，毛病很多，远远不够科学的水准，可是它比起旧的以封建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观点来写的历史书，却是本质上不同，许多写法在旧型类的历史里从来没有过。
第一，书中肯定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旧型类历史以帝王将相作为主人的观点被否定了。
第二，按照一般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划分中国历史的段落。旧历史写尧舜禹汤文武所处的时代都是一个样，完全是静止的，有的“颂古非今”，什么都是古的好，思想更是反动。试用一般的社会发展原则到具体的中国历史，这是和旧历史完全不同的。
第三，中国是长期延续的封建社会，但三千年来绝不是没有发展，本书把封建社会分成三个时期（应该是四个时期，明以后自为一期），说明它的发展过程（当然，说得很不够，而且也未必说得正确）。从西周起到秦统一定为初期的封建社会。西周为什么是封建社会？今天不是专讲这个题目，无须多说，这里只说一点最简单的理由：根据地下发掘，商朝社会里阶级极显著地存在着，这是断定商朝绝非原始公社的有力证据。贵族死后要用大量财宝和大批人殉葬。一个国王死了，殉葬人竟有多至一千人的。此外，每年祭祀，还要杀若干人同牲畜一样作祭品。一般贵族也起码要有几个人殉葬。至于周朝则截然不同，考古学者发掘了一百五六十个周墓，仅仅发现三个墓葬里共有六个殉葬人。经书记载殉葬事，《诗经》秦风有一条，《左传》有两条（昭公十三年一条不计在内），《礼记》有两条，都是认为“非礼”而予以反对。例如《左传》记晋卿魏武子将死，嘱咐他的儿子魏颗一定要嬖妾殉葬。魏颗不听，说这是“乱命”。又如《礼记》记陈乾昔将死，要求兄弟和儿子尊重他的愿望，给他造一口大棺材，让两个宠婢夹着他。儿子说，殉葬非礼，不能那样做。如果殉葬在周朝是一种制度，死者不必提出要求，儿子也绝不敢反对制度。孟子引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孔子专讲周礼，连俑都反对，足见周朝废除了用人殉葬制度。商与周是前后接连的朝代，但殉葬就有这样的变革，这是什么缘故呢？我以为奴隶制度与封建制度的消息就在于此。奴隶占有制度与封建制度的区别，《联共党史》有如下的规定：“在奴隶占有制度之下，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奴隶主对于生产资料以及对于生产工作者的所有制，这生产工作者就是奴隶主所能当作牲畜一样来买卖屠杀的奴隶”；“在封建制度之下，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封建主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以及对于生产工作者不完全的所有制，这生产工作者就是封建主已经不能屠杀，但是可以买卖的农奴。”根据上述原则，商朝殉葬和作祭品的人就是奴隶，商人信鬼，让死了的国王贵人在天上有奴隶服役（不管是什么种类的奴隶）。周朝废除用人殉葬和用人作祭品，但并不废除用车马财宝殉葬，足见周朝不是因为不信鬼而不用人殉葬，而是因为农奴不能随意屠杀，在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残余的奴隶，活着有较多利益可图了。奴隶是能说话的工具，和牛马一样，要杀就杀，完全没有生命的自主权，给奴隶主工作，吃主人的饭，多余的劳动产物全归主人所有。农奴有点小的分地和小的私有财产，要吃自己的饭，穿自己的衣，养自己的老婆、孩子。《诗经·周颂·载芟》篇说农夫带着家里人去耕公田（“有其馌，思媚其妇，有依其士”）。《良耜》篇描写农夫给封建领主耕地，互相开玩笑说：“或来瞻女，载筐及筥，其馕伊黍。”译意为：“你老婆快来看你了，拿着筐子，盛着好米饭给你吃。”西周初年，天子慰劳农夫给陈米饭吃（“我取其陈，食我农夫”，又“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这里说的黍米饭，当然是农夫自备。《载芟》、《良耜》两诗，说明当时的农夫耕公田吃自己的饭，而且有颇高的劳动兴趣。《小雅·大田》篇说“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注疏家都说这是周朝“太平之时，民心先公之义”，其实不是这样；因为农奴在公田上工作完了以后，才能回到私田来工作，所以希望先下公田上的雨，随后下私田，以便得到时雨的好处。《周颂·臣工》篇“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译意为：“命令我的农夫们准备你们的耕具，还要多准备些割器。”显而易见到公田服役的农夫，要自备生产工具。《资本论》劳动地租篇中说农奴制与奴隶制的基本区别点是“奴隶是用他人所有的生产条件”，农奴除给地主服役耕种外，自己还有一点土地和劳动工具（《大田》篇、《臣工》篇正说明周初农夫有一点土地和劳动工具）。《周颂》中所表现的生产方式，应该是周初的主要生产方式，从《周颂》看来，当时在公田上劳动的人主要是农奴而不是奴隶。这不是说周朝没有奴隶存在，相反，奴隶数量还是很大的，不过不是主要的生产者了。主张西周是奴隶社会的历史学者，其基本论据建立在“重要生产工具，以农业而言便是土地”这个原则上面，依据《联共党史》所昭示，土地与生产工具同列于生产资料之内，土地不能当生产工具。所以用土地并非私有来判断生产工具私有的不存在，因而得出西周仍是奴隶社会的结论，似乎是值得考虑的。至于生产工具制作的变化，在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上，不一定是决定性的。请注意：我不是否认生产工具的作用，只是说，同样的生产工具，在奴隶手中会遭受故意破坏，在“具有某些愿意从事劳动的兴趣”的农奴手中，就会提高生产效力，实际上发生了生产工具的重大作用。列宁《论国家》中说：“剥削形式的变换，把奴隶制度的国家转化为封建制度的国家。这是有极大重要性的。”证以古希腊罗马奴隶社会，曾大量使用铁制生产工具；到罗马帝国崩溃，封建制度开始，农具却十分简陋，主要的生产工具是木犁、木耙等，过了两百年，才使用带铁铧的犁和带铁齿的耙。足见过分拘泥于铜器和铁器，忽视其他许多重要材料，古代历史问题就难得通盘解释。以上所举西周材料，都是从从来无人怀疑的《诗经》里取来的，除非有充足证据证明那些材料出自后人伪造，否则就应该承认西周初年已开始了封建社会。我觉得这是中国历史的极大光荣事件，远在纪元前11世纪，中国社会已进化到封建社会，为什么不引以自豪呢？当然，我们反对虚妄的“自豪”。但证据既确实存在，弃而不用，就未免可惜了。
西周开始时据说有大小国家千余，东周一百数十国兼并为十余大国，至战国只剩七个大国。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从原始的小国割据分裂局面，走向统一，自西周至秦共八百余年，才完成统一。
自秦至南北朝，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二阶段。秦统一中国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大跃进。汉以前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至三国时期，长江上游和中、下游建立起国家，开发经济，提高文化；后来长江流域的南朝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文化超过北朝，经济赶上黄河流域，至隋统一，黄河流域加上长江流域，中国的经济基础大大地扩大并加强了，文化也跟着大进一步。
隋唐至鸦片战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三阶段。由于经济基础的扩大，文化也显著地超过前一阶段。宋朝开发了闽江流域（五代十国时王审知从河南带了很多人和生产工具去）。至元、明，珠江流域也开发起来了。自隋唐迄鸦片战争，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黄河流域加长江流域，再加上闽江、珠江流域。在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正常朝代，一般约三百年，比前一阶段的正常朝代要多一百年（东西汉各二百年），这也可以说明唐以后经济基础确是扩大并加强了。
农民战争胜利的结果，出现了汉、唐、明三个大帝国，也就清楚地划分了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反之，农民战争失败的结果，军阀混战割据，外族乘虚侵入，出现分裂或沦陷的局面。劳动人民的命运就是整个历史的命运，不看清这一件大事，等于忘记了劳动人民是历史主人的原则。
第四，《共产党宣言》告诉我们说“一切至今存在过的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就是用文字传下来的全部历史）。《中国通史简编》写阶级斗争，着重叙述腐化残暴的统治阶级如何压迫农民，和农民如何被迫起义。旧型类历史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骂农民起义是“流寇”、“土匪”，描写成为野蛮人，把所谓“官军”的真正野蛮行为，大都挂到起义军账上。要矫正这种谬见，必须肯定农民起义的作用，同时也要指出农民阶级本身缺乏组织性和觉悟性，因之它只能起着有限度的推动作用。至于异民族侵人，我也着重写了民族英雄和人民群众的英勇抵抗。写农民起义和反抗异族侵略，本意在说明中国人民确有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伟大传统，但没有写好也是事实。
第五，书中注意收集生产斗争的材料，古代的科学发明以及有关农业手工业的知识还是写得不少。例如炼钢、造纸、印刷、火炮的逐步发展，茶叶、早稻、棉花的大量种植。又如南宋江西、浙江有人使用投铁片入胆水，提炼出铜的方法。汉末曹操在冰井台藏石炭数十万斤。汉时高奴县（延安县东）发现石油，北宋用来点灯。唐时航海有大船，宋时航海用指南针定方向。诸如此类，自信在主观上是十分重视的（当然还有不少被遗漏），不过因为知识缺乏，没有能多所解释。
同志们听了我刚才所说的那些话，不要误会以为我在这里自我吹嘘。像我这样一个初学马列主义的人，如果一下子能够写出科学性颇高的中国史来那真是怪事。这好像一个小孩子初学走路，东倒西歪，连跌带爬，不成模样。我们不能要求他一学就会，我们只能要求他不怕闹笑话，加倍努力去学习。
《中国通史简编》有很多缺点和错误，我要写一篇“自我检讨”，希望发表出来，以便让大家知道这并不是中国通史的“定本”，同时也希望引起大家的批评，帮助我改正。我在检讨中所得到的对本书缺点的初步认识，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非历史主义的观点
在中国历史上占据最长时期的封建时代，一方面是包含着许多甚至对于今天的民族生活还起着负作用的沉重遗产；另一方面，也不能认为这段历史时期对于中国民族生活的发展毫无积极作用，毛主席在《论新阶段》里指出：“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新民主主义论》里也指出：“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这正是无产阶级对待历史遗产的正确态度。对于整个封建时代的历史应该采取这种马列主义的历史分析的态度，对于个别的历史人物、个别的历史事件也同样应该采取这种历史的分析态度。如果无分析地一律抹煞或一律颂扬，都是主观主义的，非历史主义观点的表现。在这本书中的有些地方的叙述就有这种非历史主义的缺点。例如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帝王将相，就他们整个阶级地位来说，没有问题是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但是他们中的某一些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确实也起了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如果一律否认或缩小他们对历史的贡献，那是不对的。例如秦始皇嬴政，结束了从西周到秦朝八百多年割据分裂的局面，伟大的中国第一次统一起来。他废侯王，置郡县，兴水利，通河道，筑长城，统一文字，划一度量衡，拆毁国内长城，开发岭南，驱逐匈奴，建立规模弘大空前未有的大帝国。汉朝制度基本上承袭秦制，汉后历代制度又自汉制逐次演变而成，秦在两千年来中国历史上所起的创始作用，有极大的重要性，没有足够的叙述是不对的。汉武帝刘彻是雄才大略的皇帝。至少从殷朝起就侵扰汉民族的匈奴族，到汉武帝时，才打了决定性的大战争，汉族胜利了。当时匈奴还是落后的奴隶制度国家，每年侵入边郡，破坏生产，捕捉汉人去当奴隶，打败匈奴完全合乎汉民族的利益。我对汉武帝的武功，没有着重写他胜利这一面，却着重写了人民所受战争痛苦的一面。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皇帝中出类拨萃的人物。他击灭了侵略中国的突厥族，建立起疆域广大，超越前代的大帝国。汉唐是历史上两个光辉的大朝代，唐朝的强盛又胜过汉朝，我没有着重写击灭突厥的功业，却看作为他父亲李渊报仇雪耻的战争。宋太祖赵匡胤统一五代十国分裂的局面，很有功劳。明太祖朱元璋从元朝异族压迫下恢复汉族政权，也很有功劳，我着重写赵匡胤的官僚政治，朱元璋的专制残暴，他们在历史上的贡献，都没有当作重点显著地写出来。
这本书中又有些地方因“借古说今”而损害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点。本来“借古说今”并不是绝对不可以，但如果简单地借古人古事来类比今人今事，这就不是“一切以条件、地方以及时间为转移”的历史的观察社会现象的态度，而是古今不分，漫谈时事了。例如《中国通史简编》里叙述魏、蜀、吴三国的情形就有这个毛病。三国以前长江流域经济文化都落后于黄河流域，孙权建立吴国，推行北方的耕作方法，开辟耕地，又派朱应、康泰出使南洋诸国，组织一万人的大舰队开展海上交通，长江流域经济、文化比东汉前进了一步，这些功绩是值得重视的。蜀汉在四川、云南，对少数民族不采取残暴镇压的政策，汉族与少数民族一般能和平相处，这在封建时代是很少见的。三国分裂是军阀混战的结果，但三国国内设施，也各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借吴蜀联合拒魏来类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借孙权来类比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统一战线，把孙权描写成几乎是全部黑暗的人物，这是不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的。又如武则天利用特务镇压她的政敌，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争夺。借武则天来斥责特务统治，着重写了特务的残暴，而且把宫庭私事也写了出来，意在增加对特务统治者的鄙视。事实上武则天统治的时候，中国还保持强盛的形势，对人民说来，她不算是属于坏的一类皇帝。
以上就是由于片面地“反封建”和“借古说今”所造成的非历史主义观点的错误。
二、在叙述方法上缺乏分析，头绪紊乱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这种具体的分析，首先要把生产关系划分出来作为说明该社会形态的结构和发展，同时还要到处和经常考察那些适应于这些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物，以血和肉来把骨干包裹起来。但事情还不止于此，马克思说“同一的——就主要的经济条件说是同一的——经济基础，仍可由无数种互相不同的经验上的事情，例如自然条件、种族条件、外来的历史影响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差别来。不分析这种经验上给予的事情，是不能理解这一点的”。马列主义的分析法应用在历史研究上，如此复杂而繁重，丝毫没有其他轻而易举的便宜方法可以代替。《中国通史简编》却采用了一个便宜方法来代替它，那就是现象罗列法，把互相有机系联着的统一的整休，排列成许多各个孤立的现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物，前一时期与后一时期，这一事件与别一事件，同一事件在此时此地与在彼时彼地，说不出或说不清楚它们中间有什么有机的内部联系，结果是头绪紊乱，不相贯通，名为历史，实际上是一本史料汇编。对某些单独的历史事实，也因为缺乏分析，往往不能作出惬当的判断。例如岳飞是抵抗女真侵略的民族英雄，他的行动是代表民族利益的伟大行动。他曾代表地主阶级攻灭洞庭湖旁农民首领杨么，这固然不是好事，但比起抗金来，显然是较小的，没有把事情的轻重说明白，在鉴定岳飞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上，引起了混乱的看法。又如隋炀帝杨广开运河，给当时人民带来了严重的死亡和痛苦，开成以后，北至涿郡，南达余杭，在经济文化的发展上起着重大的作用。杨广以前和以后，历史上不少开运河的人，杨广之所以特别著名，在于他使用民力太急暴，更主要的是他在河上作大规模的游行，为以前以后的人所未有。着重写了杨广残害人民骄奢淫逸，却没有说明开运河还有其积极的意义，显得看问题不够全面。
除了以上所说两方面的问题，其他如使用材料也有错误或欠妥的地方，不少史学工作者，曾经善意地给我指出，我在这里表示感谢。此外没有检讨到的问题当然还有，需要自己更深入地作检讨，找出全部错误来。
我这样想：按照中国目前史学研究的已有成绩，要总结四五千年的全部历史，写出一本比较完好的古代通史来，无疑是困难的，但决不能因此而减损工作的勇气与信心，因为中国史学确实具备了几个决定性的成功条件，相信若干年后，比较完好的中国古代通史一定会出现。第一，毛主席已经指出史学工作者应走的正确道路。第二，中国人民翻了身，反动统治阶级基本上消灭了，革命的实践中已经给“一部廿四史”做了总结，这对于史学工作者，创造了来全面地总结历史的有利条件。第三，全国史学工作者组织起来，分工合作，或研究断代，或研究专史，或研究少数民族，或研究某一专题，局部性的研究愈益深入，综合性的通史也就愈益完好。第四，全国史学工作者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进行批评、自我批评，逐步改进自己的工作。这四个成功条件以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中国人民对史学工作者的期望和鼓励。
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千辛万苦，流血流汗，创造了自己的祖国，创造了自己的历史，既然是自己创造的，产生热爱祖国、热爱历史的心情，也是很自然的。今天人民革命胜利了，劳动人民真正当了自己祖国的家，对自己祖先创造历史的勤劳和伟大，特别感到亲切与尊敬，要求知道创造的全部过程，为的承继历史遗产，从那里吸收珍贵的经验，做更伟大更美好的新创造。历史上，中国劳动人民对自然界作斗争的生产斗争历史，对统治阶级及侵略民族作斗争的阶级的民族的斗争历史，都有非常光辉的成就。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以各个不同的程度，参加这种斗争，全部或部分地符合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在政治经济上，在武力卫国上，在文化思想上作出许多大小事业，给历史以巨大的贡献，这与劳动人民的成就，同样值得人民的永远纪念与学习。把上述丰富的史实综合起来，就会基本上构成古代历史的光明面。当然，正因为中国人民充满着民族自尊心，所以特别愤恨自己的已往的奴隶生活与落后状态，对那些玷污民族名誉，出卖人民祖国，压迫劳苦人民，破坏经济文化，阻碍社会发展，毒害人民思想的暴君民贼及其所代表的反动地主阶级，表现无限仇恨，把他们的罪恶写在历史上，好让人民知道历史不是走的一帆风顺的胜利道路，历史走的是崎岖曲折，艰难困苦的道路。
古代留下来大量历史书籍，一般是地主阶级文士为拥护地主阶级利益而写的，中国人民需要的是人民自己的历史，而现在还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期望和鼓励人民史学工作者努力研究的缘故。我希望和全国史学工作者在一起，依靠四个决定性的胜利条件，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最大决心，同心协力，为写出一本比较完好的中国通史而奋斗。
并野、德远整理，克敏、王综校对
原载《新建设》杂志1951年4卷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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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注：“髲”音应同“壁”。
(2).编注：此句所述内容有误，“活字印刷”应系北宋毕昇发明，始于中国宋代。
(3).编注：即阿拉伯，指阿拉伯半岛。
(4).编注：“斡” 音应同“握”。
(5).原校者注：“广四”疑为“广西”之误。
(6).编注：“拶”音应同“攒”（积攒）。
(7).编注：“聿”音应同“玉”。
(8).原校者注：据《清史稿》卷四《世祖本纪一》，福临为皇太极第九子，而非第三子。
(9).原校者注：“马戛尔尼”，原作“马加特尼”，今用通用译名校改。下文英国官员译名，也依此例改订。